文章 - - wen.org.cn - 文章列表 - 全部

致林毓生先生的一封信 林毓生先生： 你好！ 近日读到你分别于六月六日及六月八日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就汪晖"抄袭"事件发表的谈话，心中有些疑惑，不吐不快。 你在谈话中说到"抄袭行为除了是一种失德的行为以外，它直接破坏了学术秩序。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的疑惑也由此而来。自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在《南方周末》重刊以来，关于汪晖究竟是否涉嫌抄袭之事，国内学界是有争论的。王文发表之后，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学者都发表过看法，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是在被媒体采访的情况下，就事论事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以为可以暂且置之不论。问题是，此后，还有几篇很认真写就的与王文争辩的文字，如钟彪的《驳王彬彬的诬蔑：学术"私律"与莫须有》、舒炜的《"王彬彬式的搅拌"对学术的危害》、魏行的《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这些文章与网络上的许多所谓"倒汪"和"挺汪"的意见和言论有所不同，是严谨的，是对相关材料作了认真研究的，是针对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材料和论据，逐条与王彬彬等人商榷的。本来，我以为这几篇文字出现之后，会有一个虽然激烈但是相当说理的辩论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延至今日并没有出现。我想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其一是，这样一场对汪晖涉嫌"抄袭"的大批判（文革结束以来，这样的场面已经十分罕见），虽然始自《文艺研究》，但发动者和推动者实际上都不是学术刊物，而是大众媒体，对于开展一场具有相当学术性的辩论（诸如对《反抗绝望》一书各版本之间注释异同的繁琐比较），这样的平台显然有其局限性。为此，如何在学术和舆论之间做好沟通和平衡，已经成为当前如何究竟是非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难点。现在，由于你介入这个论辩，我以为有可能形成一个好的转机。为什么？因为你是学界公认的一位严肃的学者，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期盼你的介入是严肃的，公正的，无论对舆论，无论对学界，都会充分表达你的严肃和公正。不过，仔细读过你的相关谈话，以及这些谈话中的意见和结论之后，坦白说，我相当失望。因为，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你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上的言论完全没有提及对汪晖涉嫌"抄袭"还有不同意见，还有辩论，白纸黑字，还有钟、舒、魏诸人的文章，正是这一点使我产生很大的疑惑。我想，虽然你在谈话里最核心的一点意见，是提出清华大学应该组织调查委员会（如果清华大学不这样做，校长就应该下台），但读过你谈话的人，任谁都明白，其实你已经做出汪晖是抄袭者，甚至是个"抢夺"者的结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结论。实际上，经过这几天各种纸媒和网络媒体的散播，你的说法已经对一位目前只是"涉嫌"的学者形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影响他的终生。我还想，以你多年在美国大学执教的经历，应该明白一个学者对自己的一位同行作出这样的指控，都负有什么法律和道义的责任。不过，我这样说并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只想给你一个具体的建议：你能否写一篇文章，针对钟、舒、魏诸人的文章做一次认真的分析和辩驳，看经过这样的辩驳之后，你现有的对汪晖的评判和结论是否还能站得住，是否还能服众。 我想，鉴于汪晖涉嫌抄袭的争辩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事件，我的建议和要求并不过分。"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这不仅是学术界里大家都赞成的，更是所有关心中国学术发展的人都赞成的。写一篇论辩文字可能要花费你一些时间，但是，想到不仅别的人，就是你自己，也应该担起相应的政治与法律的责任，写这样一篇文章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还有一点我想应当在这里提及，你的谈话有一点和近来媒体的言说不同，就是把关于汪晖是否涉嫌"抄袭"问题的辩论边界扩大了，即把汪晖的思想和学术的政治内涵、政治倾向也放了进来。这让我又想起另一件事，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亚洲协会的年会上，加拿大的邱慧芬教授相当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个题为《基本人权和西方民主》的对汪晖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立场进行全面批评的发言（王彬彬的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也是三月二十五日，与这个发言同时，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这个发言最近又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并特别申明"最初的英文发言稿，曾由我的启蒙老师林毓生先生过目，并给与宝贵意见，谨此致谢"。由此我不能不猜想，你对汪晖问题的关切，不只限于"抄袭"，而是有更大的想法，关系到当今中国和世界读书人都在思考和争论的很多大问题。如果我这猜想不差的话，我希望你也就此写出文章，更系统地在学理层面做出详细的阐述，把隐约中的论争表面化，尖锐化。如果有这样的文章开局，我相信定会形成一场意义重大的论争，还相信这论争绝不会仅限于你和汪晖之间，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大狗叫，小狗也叫，百家争鸣，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局面？先生何乐而不为？当然，这样做也有些具体的困难，例如，如何选择最合适的论争平台，就很麻烦。鉴于我们彼此都明白的一些原因，也鉴于中国的大学和学界问题丛生，种种学术腐败已经深入肺腑，为此，选择一个合适做这样活动的平台，并不容易。在这方面，如你赞成这个想法，还希望能提出更好的建议。 大概是九三年初夏（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我和汪晖趁去芝加哥参加一个会议之便，特意弯路到威斯康辛去看你，那时你正筹划写作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政治史，因此，见面之后，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征和性质。我清楚地记得，由于自己是作文学批评的，对你和汪晖的热烈讨论完全外行，插不上嘴，就上楼，到客房睡觉去了；好像是夜里四点多钟，我被你和汪晖大声争辩的声音吵醒，下楼一看，你们二位竟然困意全无，越争越热闹，不禁十分钦佩，更为你的学术热情深深感动。蓦然回首，不觉近二十年的光阴悄然飘过，但一直没听到你的中国政治史出版的消息，也许至今还在写作中？另，听说你已经从威斯康辛大学退休，现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不知写作和研究是否如意？香港是个好地方，宜居，易读书，唯夏日酷热，还望注意身体，劳而逸，逸而劳，则于健康大有益。 顺颂 夏祺！ 李陀 2010年6月9日

虽然哥本哈根会议已经结束，但“哥本哈根协议”仍是一个重大热点。根据大会的决议，在2010年1月31日之前，该协议由各个国家自行决定是否签署。这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必要重溯此次哥本哈根会议，来思考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的国际气候政治。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评估，地球对温室气体排放只有有限的容量，即有限的“排放量预算或碳的收支预算”。据西方一些资深经济学家估计，温室气体排放的年预算在万亿美元的数量级，比如著名的斯特尔报告作者斯特尔爵士就在其新书中断言，温室气体排放权实际价值的年预算保守估计至少1.2万亿美元。据一些在日内瓦长期追踪和参与各类国际谈判的研究机构和组织估计，气候谈判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可能已经超过了世贸谈判。奥巴马的哥本哈根协议2009年12月18日晚上11点，奥巴马在记者会上宣布了哥本哈根协议。更确切地说，这个草案应该叫做“奥巴马提案”，而不是哥本哈根协议，它由奥巴马主持起草，26国首脑或者谈判代表参与。在11点之前，26国之外的国家代表根本没有见到这个文件。于是，我们看到，在奥巴马宣布哥本哈根达成共识的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冲向复印机，复印这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却正被奥巴马宣布为共识，且丹麦主办国告知他们只有一个小时决定是否接受的协议。这种做法不太符合联合国民主机制和各国平等原则。而且，奥巴马的记者招待会时间正好选在G77国闭门会议期间，打断了77国内部的通报和协调，现场不少NGO观察员都怀疑美国是有意为之。在2009年12月19日凌晨3点多开始的讨论中，争论激烈。以美国英国为首力推，想把协议变成共识，而且一再强调只有协议变成共识，许诺的援助才有可能实现。一些被许诺的援助所诱惑的国家附议。明确站出来反对的尽管只有图瓦卢、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古巴代表等几个小国，但他们以减排力度不够或者违反民主规则等原因批评美国提案时，包括“基础四国(BASIC)”等代表团成员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拼命鼓掌。当发达国家占尽上风的时候，基础四国中巴西和南非代表说，这个协议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也可以是进一步谈判的基础。但到最后，当这个协议只是被注意(being noted)， 而不是成为会议共识，这些国家又转了调门，比如南非代表又发言说这个协议是奥巴马总统的提案,尽管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参与帮助了起草，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一定全盘同意和愿意签署。这些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发言，凸显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简单分析一下哥本哈根协议，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该协议的立场差异为何如此之大。比起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发展中国家不断让步，而发达国家责任减少很多。首先，发达国家没有近中期(2013-2020年)量化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整体和国别的减排指标。每个发达国家自行填入承诺减排量，且发展中国家也要将国内减排行动目标和政策填入附件，在同一协议文件下与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一并予以反映。这进一步模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是对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中所一再重申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削弱。而坚持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轨机制，一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原则。第二，发展中国家自我减排(没有任何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的自我减排)每两年通过国家信息通报进行汇报，以此为国际咨询和分析(提供方便)，奥巴马总统在其新闻发布会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尽管也说了国家信息通报要确保国家主权得到尊重，但这也为西方借此提出更多要求开了一个口子。第三，尽管协议把“2度”目标写入，但或许是画饼充饥。发达国家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如此之低(比如美国2020比2005减14-17%，只比1990年减0-4%)，以至于有不同的NGO和科学机构都估计，按这一方案，全球气温升幅将直奔3-4度而去。考量利弊在1月31日之前，由每个国家自己决定是否承认和愿意签署哥本哈根协议。这对于基础四国来说或许是一个两难。在我看来，对于基础四国而言，签的结果是：第一，尽管落实了协议中规定，但是，依然会继续受西方媒体攻击，可能会被欧美当作哥本哈根协议不足之处的替罪羊。在西方生活有年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温良谦恭让不会被感激。这一次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比如，中国拿出最大诚意，提出40%-45%的强度减排目标，其力度之大连许多欧美相关专业人士也赞赏：比如在12月16日的一次讨论会上，英国气候大使John Ashton 就承认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某些方面规划目标已经超过欧盟现有规划。但是，西方一些媒体依然找到种种借口批评中国。第二，基础四国可能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批评，这对下一步谈判不利。本来这些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和基础四国联合要求欧美深度减排，同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和资金援助力度。第三，基础四国本身也会因为西方实际减排量太少而深受其害。事实上，中国和印度都是气候变化十大受害国之一。因为气候变化，喜马拉雅冰川群是世界上消失速度最快的冰川，许多冰川的消融速度之迅速达到了每年15-25米。 随着这些冰川融化甚至消失，水资源减少并且降水变动性的增加，中印两国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已经在恶化中。如果将全球升温限制在两度，但实质上直奔3-4度而去的哥本哈根协议，将使这个问题雪上加霜。第四，欧美可能将会利用基础四国对协议的支持进一步弱化联合国谈判框架，把谈判重点更多转移到双边或者经济大国论坛(MEF)之类更方便其施加强势力量的场合，这同样对基础四国不利。如果不签，那么结果可能是：第一，协议中的让步作废，在墨西哥重新再谈——这未必是坏事，无论是对让步太多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对许多因为减排力度太小而失望的环保主义者。第二，继续受西方谴责，但和签的结果没有本质区别。第三，气候变化受害者的小国和弱势群体，或许会把基础四国和美国分别对待。第四，不失去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盟友。正如南非代表此前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个协议是奥巴马总统的提案，尽管其他国家也参与帮助了起草，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一定全盘同意和愿意签署。这也是谈判现场的事实。如何选择，这是基础四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中国可以做什么？如果西方在气候问题上进一步来指责中国的话，那么中国可以考虑做出以下应对：首先，团结好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坚持气候谈判的民主原则，强调西方减排力度不够，技术和资金转移不足，等等。第二，凸显中国作为气候变化受害者的一面，比如青藏高原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冰川消融草地退化，宁夏等地由半干旱向干旱发展，等等。指出如果发达国家减排力度不够的话，将会极大损害中国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第三，中国可以考虑建立中国气候基金(中国超过两万亿外汇储备中，或许可以考虑拿出其中一部分投资于中国气候基金)，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但本身要大力减排，现在也有能力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一份贡献。同时，这可以帮助中国的低碳技术和企业(风能，太阳能热水器和发电，沼气池，等等)走出去，在资金和技术支援方面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和环保的双重目标。这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赢的路径。中国一方面要有受西方言论指责的思想准备，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改善公关，把我们的立场明确、友善地表达出去，尽量赢得更多支持和共识。欧洲应加强与中国合作美国在气候谈判方面一直以来力图打造G2印象，这不利于中国。本来，在谈判中，中国一直坚持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和原则下的多边谈判，可惜，中国的这个立场被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媒体等刻意误解。哥本哈根进展微小，实质原因是美国毫无减排诚意。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普遍关心的技术转移、资金援助问题被美国阻挠而没有什么进展。可以预见，美国的下一步自然是继续削弱联合国谈判框架，把谈判重点进一步转移到双边或经济大国论坛(MEF)等更有利于美国施加其影响的地方。中国必须对此做出应对，更加清晰地表述对联合国多边原则的支持。这一次，欧洲也有苦难言，其环保和减排诉求被美国大力削弱，尤其是丹麦主办方不得不多次扭曲或违背联合国规则以求迎合美国，丑态百出。欧洲关于哥本哈根有种种不同声音，基本上都承认失败，有批评中国的，批评美国的，也有批评丹麦的。英国作为美国喉舌指责中国，多少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英国的根本利益，究竟是和美国一致，还是和欧盟一致，其自身定位也一直犹豫不决。所幸的是，欧洲其他国家并没有全力跟进。其实，欧洲在过去几年气候政治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严重不足。欧洲作为发达国家减排努力的先行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减排努力的先行者，或许应该考虑通力合作共同向没有减排诚意的美国施压，并由此推动全球的减排行动。这一次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有助于欧洲部分有识之士看清欧洲的失误，反思并调整方向。中国也应该更加明确地反对G2说，这将有利于欧洲心态向有利于中欧合作的方向转化。

王东宾译一、 前言：雅虎！ 马克·诺贝尔（Mark Knobel）是一位毕生与新纳粹主义斗争的法国籍犹太人，这场斗争促使他经常浏览互联网和美国网站。2000年2月，身在法国的诺贝尔，到网上搜索纳粹纪念品。当登陆到雅虎网站的拍卖网页时，他惊讶地发现网页上摆出了大量的党卫军万十字章、SS匕首、集中营照片、纪念复制品，在法国很容易买到这些物品，而服务器却由互联网巨人雅虎设在美国境内。1 早在两年之前，诺贝尔就发现美国在线网站上有纳粹内容，他扬言发动一场公共关系论战。美国在线马上关闭了这些站点，诺贝尔以为这次向雅虎提出类似的威胁也会奏效。但他失算了。事实证明，美国在线是特殊的个案。由于身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在线总是对公共关系、政治和政府权力高度敏感。在屏蔽有争议的内容方面，它比其他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更彻底。 雅虎恰恰相反，它是1990年代硅谷网络泡沫的产物。从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杨致远（Jerry Yang）和大卫·费罗（David Filo）以业余开发雅虎为乐起，到2000年雅虎已经成长为“门户之王”。那时，雅虎的接入用户数比其他任何网站都多，2000年初股票价格达到每股475美元。2拥有百万身家的雅虎领导人杨致远自信且高傲——他“喜欢雅虎的一般定义：‘粗鲁、不谙世故、桀骜不驯’”。3被不断膨胀的市场份额迷惑，他认为政府将保持缄默，言论控制也将无所作为。面对来自遥远国度的活动家关于仇恨言论及触犯法国法律的投诉，雅虎公司只是耸了耸它的高科技肩膀。 诺贝尔并没有退却。2000年4月11日，他代表反种族主义和抵制反犹主义等国际团体，在法国法院起诉雅虎。他提出，雅虎的拍卖触犯了法国禁止纳粹物品在其境内流通的法律。“这些拍卖在美国可能并不违法”，诺贝尔说，“但只要你进入法国国界，就绝对违法”。4法国方面的代理律师罗纳德·凯茨（Ronald Katz）补充说，“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一切的相反是幼稚的。它并没有改变一切。它并没有改变法国法律”。5 雅虎收到来自巴黎地方最高法院(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的传讯，审判由简·雅克·戈迈兹法官（Jean-Jacques Gomez）主持。杨致远对此作出回应，“法国法庭意图在自己并不控制的领土上审判”。6雅虎的公共关系团队提醒人们允许国家政府控制互联网内容将导致的可怕后果。如果法国人的法律适用在美国的网站，那么理应认为德国人或日本人的管制政策同样有效，沙特的或中国的法律亦如此。“如果你每天醒来都不得不问自己‘我该遵守谁的法律’，那么将很难进行商业活动”，雅虎的副总裁希瑟·基伦（Heather Killen）说，“我们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法律，但只有一个互联网”。7 杨致远信奉1990年代的传统理念，认为戈迈兹法官只能在法国合法行使职权，并不能干涉雅虎设在加州的服务器上的内容。他认为，法国政府绝对无权针对美国境内的一台服务器。 对法国官方而言，即使仅限于法国境内禁止纳粹网页也绝非易事。“主权”互联网（“sovereign”Internet）的两位拥护者——大卫·波斯特和大卫·约翰逊评论到，“相对政府当局掌握的资源而言，跨国界的电子通信数量实在太庞大了”。8即使法国官方能识别并阻止违法的离岸网站，同样的信息却可以放在法国境外的镜像站点上。而且，互联网的分布式路由系统，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即使在中转点被屏蔽、损坏、摧毁的情况下，仍可通过点对点传输信息。约翰·吉尔莫（John Gilmore）对此有经典的概括，“网络将审查视作故障，并通过路由绕道而过”。9为了过滤所有的纳粹网页，法国需要关闭境内所有的互联网接入点——这似乎是难以完成的重任。并且法国的铁杆网民可以使用电话线通过国外接入商进入互联网，即便完成这项工作也不会完全奏效。 因此在1990年代，互联网似乎颠覆了个人行为与政府权力间的和谐状态。某些人，如杨致远，对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更多人感到气馁。雅虎案期间，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互联网对传统版权法和税法的威胁。互联网科技正在“消除国界”，并掏空政府权力，他警告，“更严重的麻烦事不断产生，我还没有听到有何良策应对”。10在1990年代晚期，互联网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将削弱民族——国家的实质内涵，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这并不是说法律无足轻重，而是民族——国家丧失了中心地位”，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的创建者和主任说，“互联网”，他总结道，“不可能被规制”。11 这样一来，雅虎在戈迈兹法官面前表现出的无畏精神就合情合理了。按照当时的标准，诺贝尔阻止雅虎违触犯法国法律的努力似乎是过时的、不伦不类的，螳臂挡车、注定要失败的。 巴黎最高法院位于塞纳河上的西岱岛，这个法国现代文明的发源地，离圣母大教堂仅几个街区。它坐落在令人流连忘返的旧时王宫大楼内，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Marie Antoinette）和数千人曾被囚禁于此，直到在另一场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正是在这所古老的建筑中，雅虎的律师们将对抗法兰西的传统与光荣，来捍卫互联网的正统信仰。 戈迈兹法庭的辩论，凸显了对民族国家的衰落并非没有争议。诺贝尔的律师宣称法国拥有保护自身不受来自美国的非法纳粹商品销售侵害的主权，并质问雅虎解释为什么它可以游离于法国法律之外。一名反纳粹律师指出，“法国法律不允许在出版物、电视或广播等媒体上出现种族主义，而我看不到互联网可以不在此列的原因”。12 这段简单的质询已经让雅虎进退维谷。如果雅虎在法国造成伤害，为什么它比其他“真实空间”的跨国公司更能免于制裁？福特汽车公司必须遵守产品销售地国家的各种安全与环境法律。为什么雅虎可以不遵守它进行商业活动国家的法律呢？ 雅虎用“不可能”辩护来回应。如果福特发现遵守法国的环境规制成本很高，它可以在不损害其他市场的情况下撤出法国市场。但雅虎认为它所处的形势不同。它下设了一家法语网站（yahoo.fr），并遵守法国法律。与福特公司不同，雅虎公司没有能力识别用户来自哪里，因此无法控制商品流向何处。如果迫使雅虎遵守法国法律，它必须从美国服务器上撤下所有的纳粹物品，因此雅虎用户不论来自何处都无法购买，这导致法国的法律通行全世界。 2000年5月22日，戈迈兹法官做出判决，在初审基础上，驳回雅虎的辩护。他判决雅虎在美国的网站违法了法国法律，责令雅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来自法国用户的访问，不受Yahoo.com网站上非法纳粹物品拍卖的伤害。13 雅虎拒不服从。杨致远回应，“我们不会改变公司在美国网站上的内容，仅仅是因为法国有人要求这样做”。14案件并没有结束，雅虎按地域过滤其用户的能力成为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雅虎有恃无恐。杨致远说，“要求我们按照用户国籍过滤网站浏览权利，这是非常幼稚的”。15 雅虎的“不可能”辩护反映了世纪之交关于互联网架构的看法。网络并不是按照地理区位因素构建。IP地址（每台电脑的网络身份证），域名（如mcdonalds.com或cnn.com），电子邮件地址，均没有设计成能反映网络中计算机的地理位置。即使域名和电子邮件带有地理信息——如toystore.fr或tonyblair@gov.uk——也是不可信的。那家玩具店的网页可能在德国一台电脑上（数据可能传输到数个国家），或者可能是卖给或转让给法国境外机构。而布莱尔首相，可能在意大利度假或者访问美国时阅读他的邮件。 结构的现实意味着对1990年代的用户而言，互联网技术不能确知他们的邮件和浏览的网页来自何方，因此他们也不知道会触犯哪国的法律。1997年约翰逊和波斯特谈到，“在网络空间上，地理边界不再是提醒人们进入新的法律地区的指示标”。16法国法律适用于雅虎看起来不太合理，一个原因就是雅虎无从得知特定的用户来自何方，亦无从得知他们应遵守哪国的法律。 法国试图规制雅虎公司似乎不合理还另有原因。对互联网公司和用户而言，面对各国不同的法律时，为了避免法律危险，理性选择是遵守它们中最严格的法律。网络国别控制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最不理性政府的暴政。“我们正在触动底线”，科技与民主中心的阿兰·戴维森（Alan Davidson）评论雅虎案时说，“对互联网内容的最严格条件——不论来自国家——对全世界人民都会产生影响”。17 欧洲的一个老笑话恰如其分地点出这个问题。天堂里有法国的厨师，英国的政府，瑞士的火车，意大利的情人。相反，地狱里有法国的政府，意大利的火车，英国厨师，瑞士的情人。互联网的国别管制似乎昭示着类似的场景：一个拥有新加坡言论自由、美国民法、俄罗斯商法、中国民权的世界。 戈迈兹法官限定雅虎两个月内提出如何屏蔽法国冲浪者。休庭期间，希瑞·霍利（Cyril Houri），一家美国新技术公司Inforsplit的创立人，联系了原告律师史蒂芬·里奥提（Stephane Lilti），告知他已经开发出一项新技术，可以基于地理信息基础上识别和屏蔽互联网内容。霍利飞到巴黎，并在里奥提的电脑上掩饰了这项技术。他们被屏幕上显示的信息震惊了。雅虎宣称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服务器，实际上安放在斯德哥尔摩！雅虎在瑞典安装了其美国主站的实时更新镜像站点，以便于欧洲用户更快登陆。18 7月24日再次开庭时，雅虎的律师们再次坚持基于美国的网站识别并过滤法国访问者，在技术上不可能。里奥提在庭上以霍利的地理识别技术来回应。他指出，在法国的雅虎拍卖活动，实际上并不来自美国的服务器。他指出，假设世界各地计算机用户平等地接入任何一个网页，是绝对错误的。如果雅虎可以从瑞典的服务器锁定法国用户，它就可能识别用户的地理位置，并且如果它愿意，也可以屏蔽该用户。 戈迈兹法官谨慎地回应了这份看似鲁莽的断言，并邀请三位互联网专家评估雅虎屏蔽法国用户的技术可能。这三位专家分别是互联网之父文顿·瑟夫（Vinton Cerf），英国互联网专家本·罗瑞（Ben Laurie），法国技术人员佛朗克斯·瓦隆（Francois Wallon）。专家报告对雅虎是灾难性的。它基于2000年底的技术条件——即霍利的身份认证技术和国籍的自我报告技术——得出结论，雅虎能够有效屏蔽90%以上的法国用户。19 基于这份报告，2000年11月20日，戈迈兹法官做出了意义深远的最终判决，再次判决雅虎网站上允许交易纳粹物品触犯了法国法律。20法官断定法国的法院有权处理雅虎公司及其服务器，因为该公司有意将禁止的纳粹拍卖活动指向法国。他指出，法国网民访问美国雅虎网站时，雅虎会出现法语广告。这不仅表明雅虎迎合法国用户制作内容，同时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进行地理位置识别并屏蔽用户。21法庭承认百分之一百的屏蔽不可能，但责令雅虎尽最大努力屏蔽法国用户。22 雅虎仍然非常愤慨。它宣布除非美国法院要求这样做，否则雅虎将无视戈迈兹法官的判决。23判决一个月后，雅虎在美国提起反诉，希望美国法院驳回法国的判决。法国雅虎主管菲利普·纪尧姆（Philippe Guillanton）说，“我们希望美国法院能够确认，非美国法院无权要求一家美国公司如何运营”。24 然而，雅虎面临一个难题。尽管认为法国法院不可能在美国行使权力，但雅虎在法国也拥有资产，包括从法国获得数量可观的补贴收入，这些资产有被查封的危险。25戈迈兹法官警告雅虎，2001年2月前它必须执行判决，否则将面临每天10万法郎（约合13000美金）的罚款。26雅虎经常往返欧洲、受当地法律约束的管理层，开始通盘考虑此事。 2001年1月2日，雅虎突然妥协。它从拍卖网页上撤下所有纳粹物品，声明它“将不再允许与促进或拥护暴力仇恨的团体有关的物品，放置在任何雅虎旗下的商业设施上”。27它力不从心地宣称，此举是因为纳粹物品拍卖带来的社会影响，而非法国的裁决。雅虎发言人声称“社会整体上是反对这类组织的”。28但法国制裁的威胁迫在眉睫，这预示着如不服从，雅虎将被肢解。 戈迈兹法官判决不久，雅虎对按地域屏蔽的抵制开始松解。2001年6月，雅虎宣布与阿卡麦公司（Akamai）达成交易，使用该公司的地理识别技术传输地域相关广告，从而“提高广告的针对性”。29雅虎的一名律师——玛丽·维丝（Mary Wirth）勉为其难地承担后续工作，解释雅虎在地理识别技术上前后矛盾的态度。“我们坚持······法国法院的判决并不是百分百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必须百分之一百地确认法国用户，而这并不可能。[然而], 这项技术却非常适合用于定向广告”。30 后来雅虎进一步开拓业务。1999年，雅虎在新兴市场投资：中国。当雅虎初次进入中国市场时，它宣布雅虎中国将“为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提供便捷的链接，使之享受到雅虎为之量身定做的系列服务”。31但中国政府对公民需要什么有自己的看法。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政府要求雅虎过滤有可能损害或威胁国家统治的内容。实质上中国要求雅虎做政府的互联网审查者。 我们无从得知，做出决定前，雅虎内部是与否有长时间的争论，是否搜寻过他们的自由主义灵魂。但我们知道在2002年，雅虎没有如几年前那样飞扬跋扈和骄傲自负。2002年夏，雅虎的股票跌至9.71美元一股，而在2000年时，股价为475美元一股。32新的更好的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座右铭是“不作恶！(Don’t be evil)”，成为互联网信息检索领域的新宠。雅虎必须有所作为，而中国市场预示着未来。 2002年夏天，雅虎悄然接受中国的要求。它签署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Public Pledge on Self-discipline for China Internet Industry），保证“监控国内外网站的内容”，并“拒绝接入散布有害信息的网站，以保护中国网民免受不良信息的影响”。33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执行董事肯·罗斯（Ken Roth）批评雅虎承诺“识别并阻止传播中国当局或公司反对的任何信息”。34 到2005年，雅虎彻底转向。互联网言论自由运动的宠儿变成了中国政府思想控制的代理人。今日雅虎为中国网民提供一系列审查产品。它的中文搜索引擎并不反馈全部结果，而是屏蔽被认为危害公共秩序的网站。雅虎的大众聊天室装有特征过滤软件，以抓取“多党选举”或“台独”等禁止字段。它同时使用人工或软件监控聊天室的谈话。这些做法导致2004年记者无国界组织给雅虎贴上“中国警察附庸”的标签。35 2005年秋，中国记者师涛向美国一家民主网站发送了一封邮件。在邮件的附件中，他上传了中国政府的保密文件。但师涛犯了一个错误——他使用了雅虎的电子邮件账户发送这份文件。当中国当局在美国网站上发现了这份文件，它要求雅虎公司协助识别发送者。雅虎同意了，师涛被判入狱10年。曾经的互联网自由之王——杨致远，如何解释其公司的新角色呢？“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商业活动，我们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杨致远解释到，“我并不喜欢这件事的结局结果”，他补充到，“但我们必须遵守法律”。36 雅虎的故事集中展现互联网的转变，从抵制国家法律的技术，转变为促进其执行的技术。但互联网对民族国家的挑战，远比雅虎故事展示的深刻，而民族国家的回应也更复杂，有时犹豫不决。为了理解过去二十年间的转变，我们必须从解释缘何这么多人相信互联网会超越主权国家的法律，并荡涤民族国家的腐朽之气。这是本书第一部分的任务。

一 我好几年没见到小崔。 最后一次大概是两年前通电话，他说"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不跟了"。 他扭头转身去做历史。 上周《我的抗战》看片会上，他说为什么离开《实话实说》，"那六年半，我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在场面上做事的时候必须要应对或者说应付，我变得越来越圆滑，天助我，我病了" 心理医生说就干你喜欢的事儿吧，他从小喜欢历史，"假历史也倒背如流，高考能考96分" 等得病了有时间多看资料的时候，他觉得，"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所以他选择"口述历史"，"是谁说的，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他说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在我眼里，这个民族五千年以后，现在我们就能看到结果，基本还是个混的状态。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他打了个比方来解释他要作的事"如果我们能采访孔子呢?" "因为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口述历史)特别有意义。" 二 他成立了一个公司来做这件事，叫"清澈泉"，用六哥的话说"听着象夜总会的名字"，但是一个"可以不用提防，不用担心不交货或者不给钱"的公司。 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超过了二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二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 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他说日本的电视台NHK，"零一年我去了日本，我去那里看，一个小姐在那里操作。她就问你要看什么?看中国啊，上面密密麻麻的。问看中国什么?我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我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9月21日，就看这个。他给我打开了视频，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中国的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经死去，有的正在老，正在失去记忆。 "不能再等了"，他说。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三 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说拍之前他只知道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 "我当时就想我能不能往下做，可下面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直到看到一些事，看了很多书，就像一个一个采访，我们也在做，越了解浑身越颤栗，越颤栗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前，听他爸说了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说，这次采访才发现这些老兵和他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的知道。" 采访完，他和兰晓龙回到酒店之后，相对嚎啕。 "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居然在中国抗战历史上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和一个一个区域，居然你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我们突然知道了我们要做什么，就像你们这样这么多年做的一样。所以，就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不管怎么样，这部戏我放在这里，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四  我和小崔同事十年。 刚来的时候，部里让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小姑娘，很自然地站在后面。 他回头看见我，扶了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前排最中间他的位置，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别人老觉得他幽默，嘲讽，调侃，解构，等他坐在观众席上，听别人讲故事，眼睛一会湿一会儿热的时候，有人说"小崔没意思了，都不说笑话"，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连听一个人讲自己生命的耐心都没有了?" 他曾经对我说，"911之后，好象是国家地理频道，老放一个宣传片，是那个楼倒下的镜头，我每次看见都想，那些死者的家人看见这样的镜头是什么感觉呢?我就想给他们写信，你说我是不是有病?" 所以他说，他后来做节目已经不管什么别的了，"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是真的"。 这次看《我的抗战》的时候，好几个人问有一集节目如果是只放一个故事，可能会更好看一些，为什么要放好几个人的采访。 他说"我们采访老人这么长时间，打搅人家这么长时间，就用几秒钟、几分钟，对不起人家。有时候海若做片子特别苦恼，因为我向他们提很多无理要求，我希望他们片子多出几个人，因为可能再看一个片子，这个人就没了，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在电视台播出，哪怕是中央电视台呢，这也很好。" 五 陈虻的葬礼上，我们见过一面。 他不说话，面色不好，坐在那里。 我坐他边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吞下去了。 我知道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啊"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次看片会上，他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他说"我们做完采访，再做笔录，一校二校三校，当事人校，然后做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片子)。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一辈子不给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想加入组织就不让你进，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在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的事都特别淡" 六 有观众发言，说得很动感情。 他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诧异。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 他说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可能会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十年以后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片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同样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2002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最后他说"我们想让这个时代变化，挺难。我们等着这个时代变化，我们也等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时代在进步，我们自己在发展。就是这样。" 

美國總統奧巴馬最近行情下跌，連帶也使民主黨受累，麻省聯邦參議員補選，共和黨新秀史考特．布朗以52比47的領先，輕鬆拿下這個民主黨甘迺迪家族稱雄已逾半個世紀的鐵票州。在美國政治上，這是頭等大事！因為，美國兩黨各有各的鐵票州，麻省這個鐵票州會輸，等於民主黨在任何州都可能會輸。也正因此，麻省敗選後，奧巴馬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時，遂說出「我寧願做一任好總統，也不願變成當兩任的平庸總統」這句重話。一般人都會認為好總統一定可以連任，但此刻的美國卻不必然。過去將近30年來，美國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放任主義當道，整個政策都是「親市場」「親富人」，金融體系大公司及富人，可以輕而易舉接近政府的資源，而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又使他們可以規避掉賦稅，於是「富者日富，貧者愈貧」之局遂告形成。在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及價值條件下，任何人只要主張政府調控干預，就會被說成是「左派」、「社會主義者」。政府的調控權在美英資本主義體制下，早已被徹底的非法化。而今天的奧巴馬即深陷在這種困境裏，以美國為濫觴的金融海嘯乃是政府長期在調控上棄權所致，為了避免引發大蕭條，政府只得擴大債務來解決流動性危機，而由此印發的鈔票並不會滴漏到實體經濟的下層，它只是圖利了大銀行與大公司，而失業率則始終在10%上下徘徊，而失業者裏有十分之四卻已失業27周以上，這顯示出它已成了一種「結構性失業」。在政府債務擴增，貧富差距日大，而失業居高不下的情下，他又強推可能花費極大的健保，白宮的金改委員會又想抓富人的海外逃漏稅，當然各方都討不到好處。因此，奧巴馬上台之初，受支持度高達七成，現已跌破五成；對他不滿的已由12%增加到44%﹕認為他經濟無能以54%比40%領先。他上台迄今民主黨已輸掉3次補選，今年美國期中選舉，共和黨已以44%比41%領先。這意謂民主黨可能失去眾議院的多數，在參議院也將失去絕對優勢，而州長改選37個，民主黨也可能輸掉很多。因此，奧巴馬之難為，乃是他所面對其實並不只是共和黨而已，而是將近30年來的那個自由放任、政府棄權的傳統。他需要在剩下的3年任期內重建政府調控干預的做法，這是吃力不討好，甚至民主黨內都有很多人反對。他面對的這個局，他不可能做得好，換了共和黨只會更糟。他在接受訪問時說出「寧做一任好總統，也不做兩任平庸總統」，他會講出這種話，足見他的確對自己的處境已有體悟，在他的「國情咨文」報告裏，儘管內容尚不具體，但已可看出他的確有破釜沉舟的決心。世人會對他的話表示肯定，至少已顯示出他確實有擔當的勇氣。奧巴馬的處境，其實與大西洋對岸的英國有相似性。當今英國首相白高敦乃是「舊工黨」轉型為「新工黨」的靈魂人物。而今情改變，他已由偏右而轉回工黨的舊路，包括提高富人稅、增加紅利稅、政革醫保、追查海外帳戶等。問題在於英美皆偏右已久，他最近的許多調控措施，在英國早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不但被扣上「左派」、「社會主義」甚或「斯大林主義」的帽子，他主張的政府調控，更被人用當年霍布士所謂的「利維坦」（指可怕的專制政府）來扣帽子。去年金融海嘯之初，工黨最慘時落後保守黨超過20%，現在仍落後至少10%。今年5月，最遲6月初英國將國會大選，工黨可能失去政權。若工黨失敗，美國今年的期中選舉和2012大選即會跟落敗。美英內政一向連體，這也是人們對美英選舉不容低估的原因。正因奧巴馬說了「寧願只做一任好總統，也不做兩任平庸總統」這種有擔當的話，所以上星期的台灣，遂出現以奧巴馬來嘲諷馬英九的一陣風潮。當然奧巴馬有他的處境，和馬英九完全不同，但兩人卻是很鮮明的對比﹕——奧巴馬氣勢看衰，但他卻態度豪放，表露出堅持立場的毅力；而馬英九行情跌得其實更低，支持度已不到25%，但他卻處心積慮要回頭去擁抱基本盤的群眾。去年就任之初，馬英九棄藍抱綠，現在情勢不妙又回頭抱藍，當領導人缺乏核心價值，只是今天抱這種群眾，明天抱另一種群眾。一切都圍繞想要連任這個問題打轉，這又會有什麼前途！——過去一年多，台灣財經政策持續偏右，因而富者更富，貧者更貧之局早已形成。而馬政府對此絲毫無所用其心，這乃是去年「12．09」和今年「01．05」兩次選舉，國民黨皆大敗的主因。而今「02．27」又將有立委補選，馬政府拚命「抱藍」，即是要為「02．27」做準備。政客只想連任，而對基本的重要問題則不予理會，台灣政治又怎麼可能會有願景？——而真正讓人擔心的，由於目前的台灣已到了「政治再不穩定」的階段，可以想像的是許多大問題也將跟變得不穩定。今年兩岸將商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目前該案仍有極多不確定之處，相信台灣政局的走向對該協議的進展必會有極大的影響。台灣有人說，希望馬英九也能和奧巴馬一樣，講出「寧做一任好總統，不做兩任平庸總統」的豪語，但這有可能嗎？

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发生得如此之快而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中共和他的敌人都始料未及的。无疑，这次令世人震惊的胜利也在革命运动的研究者当中激发了数目惊人的各种分析和争论。大多数的解释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意识形态的层面，认为正是民族主义和土改的实行，或者二者某种程度的结合可以说明共产党人战胜国民党对手从而获得这个令人难忘的胜利的原因。也有一些学者强调共产党的组织优越性，但这种研究的影响要小得多。近来，人们的注意力又指向了一些推动了共产党发展的、由象征和神话所扮演的强大角色。　　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组织机构和政治文化在革命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结构性的因素，例如阶级界限的划分和政府的弱点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述各个维度上具有的共同性大大超出了它们的差异性。两党（都是按照经典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建立的）都信奉民族主义以及孙中山的革命计划，都拥护反抗帝国主义和支持土地改革，都致力于以政府为领导的工业化，也都尊重诸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以及革命历程中其他享有盛名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也都在同样的暴力机器上进行运作。　　虽然说两党的政治术语和组织结构都相当地一致，但是在唤起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情感这方面，却不能说它们是一样的了。野心勃勃的“皈依基督教的委员长”蒋介石和他在卫斯理受教育的妻子即使成为了美国国会和媒体的宠儿，但他们在中国的故事显然与美国人的想象并不一致。在中国，是带着农民朴实气息的毛泽东感动了他的同胞们，人们先是流泪和发泄心中的愤怒，接下来就是诉诸革命行动。　　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显著不同的运动结果，为革命政治的研究者指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事实上，中国的案例确实可以读解为这样一个文本，它阐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　　和蒋介石在公众面前的拘谨相反，毛泽东是一位将激情和政治相结合的大师。不过，我们发现，这种差别并非仅仅存在于领导精英层。两党在实现革命目标的过程中，从上到下对“情感工作”的依赖程度都有显著区别。通过运用“诉苦”、“控诉”、“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手段，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其新成员还是在其骨干中，都强调每个党员对情感工作所负的责任，这一点则和他们的国民党对手完全不同。在反抗日本军队和镇压地主的运动中，这种由于“提高情绪”（emotion raising ）而产生的奉献精神同样是一个关键因素。数百万参加红军的人，很可能并不是由于他们与民族主义或者土地改革原则之间具有某种抽象关系而受到鼓动，而是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　　共产党人是如何成功地鼓动起这种献身精神的呢？究竟什么是他们革命动员手段中持续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呢？本文正是要通过重新审视革命和后革命时期主要的群众运动来检省这一过程。虽然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运动强调的是其意识形态目的，但是这些运动中目击者的现场描述仍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究竟是如何鼓动——实际上是需要——人们公开表达心中的愤怒、恐惧和羞愧等感情的。为了动员情感力量来实现革命的目标，干部手册对其中基本的步骤提供了更多细节性的指导。正如以前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手段创造性地利用了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更强调基于道德基础的集体而非个人。儒家对社会联系和责任的强调，使得集体对于个体的放逐成为情感原则的有效形式。　　虽然中共不可能绝对地维持没收土地（以及处决地主）所需要的情感强度，但是在随后的一些运动中，这种情感又被重新点燃了——尤其是在1949革命的政治胜利之后。这篇论文将描述在战争年代得以确立的这一情感工作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继续存在的诸种方式，以及它在诸如镇压反革命、反右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当中的深刻影响。毛泽东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试图“继续革命”，即把1949年以前所积累的斗争经验运用于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的新目标。即使是在当代的后毛泽东时期，这一历史遗产对理解中国政治的动力线也并非毫无用处。那些在镇压地主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手段，在改变了的后革命情境下却产生了全然不同的后果。　　土地改革　　当然，在群众运动中运用情绪上的热情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在红军成立的好几个世纪以前，农民起义者就会利用一整套来自民间的手段武装自己——武术套路、气功强身法、迷魂术、发誓赌咒以及戏剧化的表演等等——其效果是能够加强参加者感情上的决心。作为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早期领袖，彭湃和毛泽东都高度重视这些农村斗争的土办法，并鼓吹这些传统应该重新指向革命的目的。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以前的起义领导者对“情感模式”在唤起大众热情、从事革命事业这方面的作用是否全然察觉，但是共产党人对这种策略的运用却是经过了充分考虑的。伴随着革命运动的成长，对群众运动中“提高情绪”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戏剧是一种引起情绪反应的有效方式，它被有意识地用于增强群众的责任感。一位江西苏区的宣传工作者回忆起为了发动对红军的支持而临时编排的戏剧表演：　　“当观众们看到高兴的地方哈哈大笑，看到难过的地方低头流泪、或是愤怒地边看边骂那些白匪地主时，我们就知道剧情已深深地打动了观众，获得了宣传效果，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一旦被这些表演感动了，受到鼓舞的农村新战士们就会亲自控诉从前的压迫者。一位东北的宣传工作者写道，“因此我们感到了诉苦对于启发阶级仇恨，提高复仇情绪能起重要作用。……战争的目的明确了，部队情绪提高了。”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会见过经历了史诗般的长征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也突出了共产党运动中戏剧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争取人民的信任。”　　戏剧并不仅仅是一个装满了众多群众运动武器的军火库中的一种策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隐喻。从土地改革一直到今天，凭借舞台上的公开演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在革命中全心全意的形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些情景下所表达的情感一点儿也不真实，或者是虚假的。人类感情的特殊之处正是其矛盾和顺应的共存；中国共产党这一手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充分意识到情感的根本真实性，并对其加以利用。　　如果说共产党人是在江西时期（1928－1934）和随后被迫进行的通向延安的长征途中才意识到“情感工作”的重要性，那么在对日抗战时期（1937－1945）他们就很好地吸取了这一经验教训，开始好好利用“情感工作”。由于土地改革对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建立十分关键，因此，正是通过精心编排的批斗会，农民才认识到了什么是土地改革。正如陈永发详实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土地革命是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戏剧表演而展开的，其目的是调动感情来实现共产党的革命目标。　　“在选定了斗争对象之后，党就召开当地所有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的一个动员会，解释这一决定并安排每一个角色。群众工作者宣布对象，陈述控诉和证据，并试图激发起对这个批斗对象的愤怒。以后工作的分配就形式化了。一位群众工作者分派积极分子担任主席、第一位控诉者、第二位控诉者、卫兵、会议的主持者和书记员，并告诉这些积极分子如何开展他们的工作……有时候积极分子还被特别指定要唤起公众的愤慨之情。　　最后，这一天到了。农民们被动员来参加批斗会。批斗对象被带进会场。主席先对批斗会的意义作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受害者会指控那个迫害他们的人，伸出控诉的手指，叫喊着哭泣。接着，第二个谴责者站起来陈述证词。口号声大大加强着愤怒的气氛。那些对批斗对象心怀不满的农民，本来囿于道德保守或者为死亡的恐惧所压迫，现在也突然感到不能再抑制自己的愤怒了。有了同情的声音和权力的支持，他们开始猛烈地攻击，甚至那些并未心怀不满的人也生发了同情心，并寻找方式来表达这种感情。“　　批斗会的大小是决定会场情感气氛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当会场只有十几个人时，群众工作者通常发现对批斗对象的情感控诉只有引发很少的回应，但是在一个几百人或者上千人都被鼓动起来的群体中，农民们很快就忘了他们的软弱……而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他们变得大胆而无畏。”　　群众的积极参与是毛泽东式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正如毛泽东和他的干部们所理解的那样，大型的、情绪高涨的批斗会很容易失去控制。因此干部培训中重要的一项是防止“左倾冒进”。虽然群众暴力是允许的，甚至有的时候还作为革命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而受到欢迎，但是武装力量也应该有策略地而不是不加区别地使用。　　暴力如果使用得当，通过对权力关系观念的突然颠倒，就能够在释放先前被压制的情感力量方面产生效力。韩丁对长弓村（译者注：长弓村是韩丁对张庄的英文译法，见《翻身》中译本序言注释1，P.1）土地改革满怀同情的描述，揭示了农民们在刚开始时对讲出冤情的迟疑不决，直到一位干部打的一记耳光改变了权力平衡的整个过程：　　“沉默的人群开始向这个罪犯站的地方靠拢过去。……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还没有什么反应。……谁也没有动，谁也没有说话。‘说吧，谁来揭发这家伙犯下的罪？’场内还是一片寂静。新当上副村长的张贵才忍不住了，他蹦起来，给了郭德有一巴掌，说道，‘告诉大伙儿，你偷了多少东西！'这一掌惊动了衣衫褴褛的人群，好像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村里人还没见过农民打村长。……场上的人就像看戏似的都出神了，但他们还是没意识到，若想把戏演下去，他们自己也得上台，要把心里话讲出来。”　　在经过一夜紧张的大会后，“有的人激动得一夜都没睡觉”。韩丁报道了第二天的情况，“成百人的控诉”雪片似地飞来，纷纷揭发党所选出的斗争对象，这些人很快就被带到村子旁边的一块地里，然后就被枪毙了。　　一旦情感斗争的闸门被基层的积极分子打开了，村子里的妇女经常会率先开火。女性的性别使她们习惯于一种富于感情的表达方式，她们带着极端的情绪来痛斥过去的不公平。正如韩丁观察到的，“通过‘忆苦诉苦’，妇女们发现自己所受的苦难比男人们还要多些，一旦有机会当众控诉，她们也会跟自己的父亲和男人一样讲得很好。”　　基层干部在批斗会中并不仅仅关心群众的反应，对于他们来说，对被攻击的目标的选择也需要特别注意。这即是说，那些被挑选出来做群众批斗的牺牲品既不应该是冥顽不化的，也不应该是完全供认不讳的。正像陈永发所解释的那样，“一个顽固分子的违抗可能会导致僵局。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发生，就要求群众工作人员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工作：首先要给予农民们一定的允诺。……又因为一个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批斗会几乎不能唤起农民们的热情，党也告诫不要挑选那些轻易就承认错误的对象。”　　虽然——也许更主要地是因为——批斗会是一种巧妙的表演，但是对参加者的情绪影响显然是强烈的。在鼓舞群众参与的过程中，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的描述是与加强恐惧、苦难、仇恨和报复所具有的净化作用同时发生的。对公平观念的诉求也被置于这一过程的中心。　　无疑，群众运动对共产党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记住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并不是只有共产党才开展了这种运动并自称是中国的解放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在中国大陆，国民党一边对抗共产党，一边发动“消奸运动”，目的是在工业无产阶级中搜出敌对力量。和共产党非常相似的是，国民党当局也宣称“在我们的工人中没有天生的叛徒，只有被叛徒利用的人”。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鼓励跟着共产党跑的人承认自身的错误。但是，和共产党不同的是，国民党领导人不是唤起情感上的谴责，而是致力于培养“品格高尚的个性”和“果敢的意志”。其重点不在情感，而是在伦理学。　　国民党在撤退到台湾之后，发动了另外一些比较明确的群众政治运动。最近在台湾公布了1954年在台北出版的，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写的关于群众运动的干部手册，里面有如何贯彻“反共抗俄民众运动”的详细指导。但是，如果说海峡两岸群众运动的外在形式都惊人地相似，那么它们实行的具体方式却是各不相同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国民党干部手册包括有相当长的意识、政策、组织和领导的各种讨论，——但是并无一词涉及情感。　　镇压反革命运动　　然而，在大陆，革命年代发展起来的情感工作实践在1949年的政治胜利之后被系统化和标准化了。土改过程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现在又被扩展运用到城市的环境中。这样，在朝鲜战争期间席卷中国城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以诉苦和开控诉会的形式展开了，而这一方式长期地代表着农村革命的特征。为了使城市干部熟悉这些过程，内部发行的公报详细记录了组织这些事件的步骤。这些内发行物强调，胜利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战胜“温情主义”，必须使工人们意识到，对反革命分子的宽大就等于对人民的残忍。这些群众大会的目的是，在普通群众当中唤起充分的愤怒感，让他们主动地——实际上是极高兴地——参加到对指定的“阶级敌人”的清算中来。而且，他们被假定为会带着这些热情回到工作和生产中去。　　对工会干部的指导规定，他们的工作必须集中在“提高情绪”和鼓励“大胆控诉”的方面。也就是说，试演和彩排首先都是用来挑选出最令人信服的“苦主”，然后训练这些主角如何最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控诉，叙述应该简洁和有实质内容。最好的苦主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人，他们在被指控的反革命分子手里吃过很多苦。众所周知，苦主很可能把对自己表演的顾虑不安藏在心里，他们害怕冤枉了某个人、混淆了某人与他人的经历、煽动了复仇情绪、丢了面子，或者仅仅成为公开场合下一个可怜的扬声器。无论如何，干部们需要敏感地关注这一切，才能减轻控诉者们的疑惧不安，并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例如，在基督教徒中组织的控诉会，干部们试图克服他们开始时的犹豫不决。让他们扔出的第一块石头，就是通过回忆“忠信”——这一耶稣用过的对法利赛人的控诉方式。那些被选来做苦主的人们在彩排中也被鼓励互相提建议，让他们自己相信，控诉中只有“能激起仇恨”和“鼓动群众情绪”才是具有说服力的。　　在批斗会召开之前，“一切宣传方式”——大字报、广播、娱乐活动、集体当中和个人之间的讨论，诸如此类的方式都被用来在那个场合中为群众的参与做准备。有人建议在靠近会场的地方建立一个展览厅，展示血衣和其他属于受害的控诉者的个人物品，随之展出的也要有行凶者的武器，以及他们罪行的素描和照片。在会场内部，有黑布制成的标语，上面是白色的字和蓝色的边框（使人联想到葬礼的标志），它和描绘罪行的漫画悬挂在一起。据说这种并列效果会立刻创造出一种“严肃而活泼”的气氛。　　最重要的是，入场券要预先发放，要排除掉那些有“反动”关系的人，这样群众在控诉的时候才会没有顾虑。在大会期间，主持人集中注意力于控制会场的气氛。控诉会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十五分钟，这是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沉闷单调。在适当的时候，歌曲（提前已经教给工人们了）也需要高唱起来，以活跃会议进程。这一切都是在预先指派的宣传组成员领导下完成的。另外，党员和共青团员也应该分散在听众中，以坚持喊口号。这些口号一定是短促有力并容易领会的，而那些带头喊口号的人，根据他们嗓音的响亮度以及在群众中所站的位置，也是事先仔细商量好的。要点是要鼓动起情绪，但又不能失去秩序。　　第一位苦主的出场一定是特别戏剧化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一开始就可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既然这样的情绪强度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维持下去，所以随后出场的控诉者也可以稍微不那么吸人入胜。但是，在大会结束以前，为了保证听众们是带着持续的悲愤情感离开的，“再次绷紧”十分必要。一次成功大会的一个标志是它“破除了情面”。一个更好的结果是，由于还有苦主没有陈述完他们的控诉，会议只有改日举行，从而得以保持一种持续的效果。　　那些身体上还留有被拷打痕迹的工人们有幸成为了首先出场的苦主角色。在第六棉纺厂，一位手被批斗对象严重伤害过的工人首先开始控诉。登上台阶后，这位只剩一只手的工人撩起他的衣服，露出他被罪犯摧残后留下的伤疤。在他之后，一些含着泪水的女人们哭喊着控诉罪犯。全体听众都发出啜泣声，开始异口同声地强烈要求立即执行对批斗对象的死刑。　　一次批斗大会的成功还可以用群众在执行指定的处决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程度来衡量。铁路工会非常满意地报道到，在一次群众大会之后，8个反革命分子被宣判死刑，群众是如此愤怒，以至于当执行枪决的小组在附近一个公园里对罪犯处以死刑后，他们还要在死者头上踩上几脚。当看到一些死者的亲属流下了眼泪时，控诉者大声喊道，“哭什么？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讲，一颗子弹让他们死了，就算便宜他们了。如果你们哭，我们就大笑！”据说这样的情绪状态具有让杀戮行为更持久的效果，从而也被视为对生产有益的东西。铁路工会指出，工作的热情在这一灼热事件之后再次显著上升了。　　情感的兴奋在本质上是为了促使群众做出积极的行动，但是它也有内在的危险性。有许多案例表明，被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热情所激发的工人们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麻烦，他们未经政府安全机构的预先许可就可以袭击嫌疑犯。这类群众正义的自发性表达，虽然在理论上说来是可以严格控制的，但在实践中却经常发生骚乱。　　反右倾运动　　群众批判以及在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悔悟后紧随而来的对于他们的公开处决，这一利用情感力量来通达革命终点的方式，虽然行之有效，却又注定只能暂行一时。与此同时，一种公开化程度较小，但是更容易令人接受的方式却得到了实行，它们被用来加强这样一些人的决心：他们向党不断地奉献自身，从而成为了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尤其是那些党员和知识分子。　　在战争时期，伴随着诉苦和控诉大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发现了一个集体的声音，他们用它来公开抨击他们的压迫者，然而，还有另外一些程序则被设计来处理党内的原则问题。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整风运动是在党员干部自身指导下完成的。整风运动在所有的共产党根据地都得到了实行，它需要党员——分成小组，在学习过指定的材料之后——向党交心，详细说明他们各自的思想和行动是如何和党的标准相背离的。起初，自我批评并不是来得那么容易：“对于向党交心的厌恶情绪是普遍的，所以党支部书记不得不想一些办法来减轻参与者的畏惧心理。在整风运动的学习课程中，将党人格化为一个和蔼的父亲使得参与者在袒露他们的内心思想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那些冥顽不化者一方面受到党许下的承诺的鼓励，党承诺对那些坦诚交心的人一律待以父亲般的宽大仁慈；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不得不服从于强大的组织压力，直到他们允诺遵从党的要求。正如马克·赛尔登所说的那样，这一整风运动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心理学原则的精熟掌握：　　“近来对于群体动力学的研究强调群体能够对其成员施以强大的心理力量。特别是，当个体被大家一致认为‘有病’或者精神不正常，从而开始体验群体原则之时，个体由于受到威严的群体压力而不得不屈从于其原则。‘病人’倒是能够挽救他自己，但唯有证明他已经完全接受了群体的价值和原则之后，他才不仅能重新回到组织之中，也才能够恢复他的自尊。这些压力通过包含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小组学习和讨论，而在整风运动中有效地得到了增强。”　　批判大会作为处决地主或者反革命分子的序幕，它所运用的群众批判大会的方式，与使用集体和自我批评方式的整风运动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风运动是关起门来进行的。另外，整风的目的是为了要教育——而不是要消灭——斗争对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前共产主义时期用来清除敌人时是有效的。但是，就像1956年匈牙利叛乱所显示的那样，社会主义也同样产生了自己的矛盾。毛泽东被在布达佩斯（也在华沙）发生的事件深深地震惊了，他号召中国人民实行双百运动，试图消除“官僚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各种弊病。于是，普通老百姓被鼓动起来向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进行揭发，人们相信，受过惩戒的干部就会进行自我反思和改过自新。但是当群众的批判之风越刮越猛，甚至超过了毛的设想之时，双百运动最终让位于反右倾运动，这一运动正是用来反对那些胆敢超越党所设立的权威标准而发表不同意见的人。　　如果双百运动被预期为对整风运动一个相对缓和的重演的话，那么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则是双百运动产下的可怕继子。反右倾运动期间，曾经在整风运动中运用过的集体和自我批判的方法被提炼和详细阐述为一套完整的思想改造的程序（或者被他的当权者们称之为“洗脑”）。虽然其目的是重新树人，但是其过程却是严酷的。　　罗伯特·里符顿，一位耶鲁的精神病学家，他曾经会见过数位思想改造的老手，他这样写到，“由于情感认同将会干扰被改造者完全接受一种新的共产党员身份，所以改造者设计了一种程序用于打破这一情感认同。”通常这个目标都实现了。正如他所看到的，许多能承受住考验的人都“有着深厚的信仰经验。他们把思想改造看作是在集体中纯洁的、道德高贵的和真正的新生。这些狂热的转变者通常都很年青，要么是一个少年，要么是一个青年人。”　　这种有些时候看起来异常成功的过程是怎样得以实现的呢？里符顿强调说，无论是对于俄国人，还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思想改造都不是职业精神病医师脑海中想当然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社会科学家或者医务专业工作人员在发明这些强有力的技术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照里符顿所说，这一方法的准信仰的特点（它强调的是罪恶的感受，这种感受是非常异质于中国传统的）可能来自俄国人，来自于从被判死刑的罪犯身上获取忏悔告解的俄国方法。不过，里符顿强调，中国的思想改造因为坚持再教育的可能性，所以明显地不同于苏联的实践。苏联的罪犯一旦认罪过后就要被枪决，而在中国人们则认为，只要服从思想改造，皈依共产主义，就会获得新生。这一不同显然跟儒家所强调的人的本心的可塑性和完满性有关（而这一点又是与马列主义相一致的）。在中国，人们对于教育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压力而生效的），正是这一观念有助于形成中国共产主义的多样性，从而明显不同于他们的苏联榜样：　　“中国共产主义的即兴创新并不总是得到俄国老师的认可：张［早期共产主义领袖，张国焘］曾经提到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多次被批评为‘受到太多儒家伦理的影响’。但是，强调道德和心理对他们来讲显得非常自然；照张所说，他们是‘非常好的心理分析专家'.虽然国民党在专门的’悔改所‘中用相同的力气来’改造‘共产党员和对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但是他们的努力（按照张和许多其他的观察者所说）是非常笨拙和无效的。”　　虽然为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熟练于这一精神改造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首先，相对于国民党来说，共产党员干部更多地是从一些具有较为下层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他们把自身放置在一个与他们试图去动员的大多数人民更加紧密的位置上（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文化和情感上）。其次，毛泽东自己就非常懂得人性心理学的重要性，并且在很多著作中考察了人性心理学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毛对于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词汇“阶级”的富于个人气质的理解中，他对于可改变的情感身份认同，比对客观经济形势赋予了份量更重的砝码。正如他在1942年整风运动之初写下的：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但是毛并不满意将情感运动仅仅局限于中共党员或者一般的知识分子；他坚持认为全国人民都应当感受到对于革命事业相同程度的热情。毛认为，群众热情不仅对于革命斗争，而且对于显著的经济突破都是必要的。　　大跃进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是为使中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农业的后进国家蛙跳式地跃进为工业化的共产主义而进行的努力。由于盲目地认为群众的热情能够跳跃式地带动停滞的经济，毛夸口说，中国不久将会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然后再超过美国。大跃进的氛围几乎类似于千禧年，毛泽东承诺将领导他的国民实现一个惊人的突破。但是事实证明，在消灭阶级敌人上创造了奇迹的这些方法并不完全适应于经济发展的客观目标。　　没有什么东西比后院里那些预先被注定了命运的炼钢炉更能鲜明地刻画出大跃进的无知了。1958年，一位到中国访问的英国人这样写道：　　“我们穿过稻田向另一个村庄走去，在那里，四个庞大的冒着浓烟的自制炼钢炉已经装配了起来。那是一个狂热的、人声鼎沸的、嘈杂的场面。有的人背着装满矿石的篮子，有的人向大钢炉里添加燃料，有的人驱赶着水牛拉的大车，有的人则把一块块白色的滚烫的金属从大汽锅中倒出来，有的人站在颤巍巍的梯子上向炉子里望着，而有的人则推动着满载粗铁矿石的手推车。——对于我来说，那些从钢炉顶上倾倒下去的材料和刚刚从底下涌出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为了把这一庞大（而浪费）的劳动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成立了。这一新的机构，其名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最终实现，加强了一种信徒式的满含期待的意味。一位农民出身的东南部的中共干部回忆起当时的气氛：　　“在那时，每个人似乎都被社会主义狂热的信仰紧紧地攫住了。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每个人都坚信不疑。当我们建立了乡村人民公社后，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最终阶段，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在党和毛主席的指引下，共产主义的天堂已经实现了。我是一个真诚的信徒，……解放带给了我们新生。”　　事实证明，群众的参与和热情根本无法取代经济基础。但要是经济基础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抵制作用，“上层建筑”会不会更容易被群众革命接纳？在大跃进运动失败后的几年里，毛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质询意识形态和文化——一个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现实的固执偏见。在这一最后的改革运动中，毛主席号召这些最易激动和最易被改造的社会成员——中国的青年们——去擎起革命的火炬。　　文化大革命　　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极其自觉地利用早先曾经使用过的斗争手段。高原（音译）在他的自传性叙述中回忆起自己当红卫兵的经历，当他在学校里发起针对“资本主义走资派”的斗争时，班里的团委书记“建议我们从毛主席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著作中获取灵感，毛的这本书写于1920年代，描写了农民在当地恶霸地主头上戴起了高帽子，让他们游街示众的情景。同样地，乐黛云在她的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中发现，”让敌人游街示众的想法来源于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民工作当中曾经采用过的方法：中共常常让地主排成一排站在他们曾经压迫的农民面前，每个地主都戴着高高的尖帽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罪行。在这一狂乱的时刻，学生们没有时间去做足够的帽子，所以他们干脆用废纸篓代替……“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的方法不仅从乡村而且也从城市的反传统中获取灵感。正如杰弗里？瓦色斯特姆所说，1919年五四运动的学生抗议者组织群众集会，呼喊口号，举行公众游行，在街边发表长篇的攻击性演说，并且张贴谴责性的布告。工厂的工人也从各种各样的、显然仍然适用的斗争遗产中受益良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造反派领导人王洪文曾经工作过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呈现的工人暴力场景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大会非常类似，这显然并不是巧合。发生于1925年的这次工厂事件，工人们诱骗一个可恨的工头参加群众集会，在集会上他受到了公开批判。这个倒霉的工头被逼在人群前跪下，手被绑在背后（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有名的“坐飞机”的姿势），一顶高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胸前则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打倒叛徒和走狗”。这一场景的照片被贴在工厂的大门口以示警告，以免其他没有职位的监工接任他的位置。　　梁恒对他亲眼目睹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大会的描述，表明文革明显地沿用了先前的斗争手段：　　“每天这里都有各式各样的（批判会），有大有小，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种批判会叫做”游街“。这非常像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后对待地主的方式（我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甚至比他们更残忍。　　高音喇叭把我们全都叫了出来，批斗会在几分钟后就开始了。一队造反派领着大家喊“打倒资本主义走资派”和“毛主席思想万岁”。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大约十个年龄较大的“领导干部”，像一条串起来的珠子一样被绑在一起，手也是绑着的。他们都戴着纸做的四角形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是私生子或者我是白痴，他们的脖子上还挂着写有他们名字和罪行的木牌……　　这些资本主义走资派跪在台上，双手被一条长绳子绑在背后……他们不得不背诵攻击他们的大字报。批判会就这样一开又开，而一旦有谁犹豫了一下，就会有人高喊，“让他坐飞机，让他坐飞机”。此时，造反派就会不断摇晃绑着他手臂的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讲堂顶部的一根管子上，于是，他像被绑着翅膀的蜻蜒一样在空中痛苦挣扎。“　　如果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式是对早期革命榜样非常近似地模仿，那么文革在本质上已经非常地不同了。由于文革中大多数政治运动都发生在地主和资本家已经被消灭了的社会语境之中，所以不得不制造出一种主观定义的阶级敌人来。　　文化大革命作为实施这些暴烈行为的催化剂更加依赖情感革命，这一点甚至远远超过了早期群众运动的情况。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据，文化大革命不过试图再一次证明不稳定的和流动的个体感情在群体政治的语境中是如何可能的。当斗争的矛头指向他最喜欢的一位姓李的慈祥的好老师时，曾经当过红卫兵的高原（音译）描写了他矛盾的情感：“我试图将我对李老师的好感放在一边，而只注意他的罪行。最近的一张大字报控诉他想要‘颠覆共产主义天堂’，回到原来的旧时代，从而恢复国民党的统治……当我一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开始恨李老师，虽然我仍然在某些方面喜爱他。”　　人的情感的可塑性和矛盾性，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苦难经历中某些令人更为吃惊的维度。王友琴对红卫兵暴力的研究清醒地指出，仅仅在一夜之间，受人喜爱的老师就可能变成令人厌恶的斗争目标。并且王还指出，一些最为残忍的发生在教室中的酷行往往是一些高干中学里的女孩子们干出来的。这些具有特殊背景的女孩突然间转向暴力，确实令人吃惊，但这并不难理解，少年人的狂暴的情感促成了他们不同寻常的狂热，他们正是以此来完成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　　情感工作从共产主义革命早期就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只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大会上，情感工作才真正达到了它的极限。虽然此时所依赖的是早就存在的大众反抗的传统，但却更进一步将这一实践系统化为有意识的政治和心理学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暴力行为和情感解放之间的联系在革命过程的初期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被指认出来了，或许这正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迷恋无政府主义理念的产物。　　当共产主义者开垦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基础之时，他们就能超越恐怖主义而转向群众运动。他们从来没有觉得使用暴力不重要，但是也从未放弃对于情感工作的责任，这样才能使得令人兴奋的群众激情服务于更高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虽然这些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中共的领导们确实应当感谢那些西方社会学家刚刚才开始懂得的东西：情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非理性的和残余的意识被舍弃；相反，情感的姿态和表达方式，“虽然来源于言说者，然而对于改变言说者”，却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　　结语　　用中共在发展和完善群众运动的艺术中所取得的成就，来解释他们击败国民党的原因，无疑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说服力。并且，它同样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对手之间的主要不同。虽然斯大林满意于依赖秘密警察来实施他的清洗政策，但是毛泽东却坚持需要群众的参与。他认为，这种广泛的参与，对于保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的连续性是必要的。此外，毛泽东也相信，产生于政治运动中的情感热情也能够被应用于经济发展之中。人民群众在接连不断的压制“反革命分子”的浪潮中将会不断地受到鼓舞，从而以新一轮的热情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之中去。情感工作的艺术在毛的时代一次又一次被反复实践，显然，“阶级斗争”并不仅仅作为一个时期的事件而存在，给时代打下烙印的是一个更为随意的经济和政治整合。甚至在后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的遗产继续被用于塑造国家权威和普通公民的行动。　　在当代中国，为了更高的政治目的，承担情感的哀悼仪式继续以新的方式存活着。在1925年的五·一三运动期间，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学生社团的哀悼者（比如天津的跪哭团）就曾经为群众纪念仪式提供帮助，大家一起失声痛哭。　　但是，在使用熟悉的情感动员的手段时，政府并不孤单。国家政策的反对者或许也凭借这一传统来聚集对于官方优先权的反抗。当人类学家景军在一个偏远的西北农村考察近来对政府安置政策不满时，发现了这一现象：　　“在会见这些怀有不满情绪的人时，县里的官员也注意到了其间的讽刺性：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忆苦的传统’，过去是用来唤起农民出身的人的憎恨，以此来反抗前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而现在，这一传统被重新安置下来的村民用于表达他们的冤屈，以此来反抗共产党的官员……一位县级干部这样评论当前农村对这一传统的运用：”当地的群众真正地掌握了我们忆苦的传统。但是谁又会料到他们会用它来反对当前的政府工作人员呢？‘其他干部也有相似的抱怨，他们哀叹道，如果没有那些边哭边骂、急切地想表达她们受了很多苦的老年妇女，他们再也不会视察农村了。“　　在当代中国被用于承担情感的政治仪式所采取的传统手段，由此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能被国家官方，同样也能被那些满腹牢骚的公民支配利用。　　为了充分解释共产主义中国“情感工作”的起源、发展以及它在当代的应用，显然还需要一个更为细致的考察，上述努力只是我最初的尝试。但是，我希望我初步的探讨能够有助于引起对这一令人感兴趣的题目的更加广泛的研究。我未来的工作将是考察为什么这一策略在唤起和支持情感责任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其他方面则不幸失败了。我也想了解情感的诉求和回应通过性别和地区文化的诸种向度而变化的诸种方式。作为或许是世界上最有经验和最有效的群众动员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他以后的继承人无论在中国这一场域之中或者之外，都始终对社会科学保持密切关注。　　强调情感作用在革命动员中的观点并不排斥其他可供选择的对于革命胜利的解释。但是，如果情感模式具有感召普通群众做出革命行动的力量的话，它或许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诸如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符号体系，甚至阶级划分等受到情感影响的多种方式。　　（李寇南、何翔译）原文有脚注

三季度非国有经济主要宏观指标降幅收窄，出现程度不等的回升，但外需空间改善有限，新一轮外部压力接踵而至。投资增幅收窄需要继续关注。非公经济有进有退是商业上的理性选择。中共十五大报告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是：竞争性领域国资"加强重点"和实力国企"加快发展"。是否让"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成为政策性主流词汇，政府要通观历史，慎重选择。"通钢事件"应有交代。

雅与俗，是文学艺术中一对不断发生对立转化关系的概念。它们俩就像生活中的一对欢喜冤家，大家都趋雅避俗，唯恐与俗字沾边，但当大家的雅都扎到了一堆，雅变成了时髦、时尚、大流行的时候，这雅的东西便又显得俗气了。而人们很少顾及的大俗的东西，又变得不俗了。他们二者之间有着扯不清、斩不断的对立转化关系。就书法来讲，当人们看惯了赵、董一路的雅书，便觉得腻，俗。猛然看到北朝粗头乱服的碑刻，或看到傅山、张瑞图的丑书，便觉得生猛麻辣，不俗的很。但当丑书成了书坛的时尚，成了一股潮流，便又成了俗书。随着时代的推移，雅俗会发生逆转，而不同阶层的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会对雅俗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　　近代的书法家和研究者因为与黄庭坚所处时代的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于黄庭坚的书法的认识，而产生了雅与俗的错位，造成了对黄庭坚书法研究的一些误读。譬如，当代有不少书家对黄庭坚的代表作品中由抖擞、振颤、一波三折的笔法而形成的奇崛生涩的风格，认为是他早期取法低下所染上的俗气，而那些笔法平顺，字势平实，章法妥帖的作品，是他晚年经过努力摆脱了早年俗气的雅作，书卷气十足。其实，这种判断，与黄庭坚一生的书法发展过程完全相反。人们认为他晚期的雅作，正是黄庭坚早期的作品，是黄庭坚所认为的非常俗气的作品，而人们认为他所没有摆脱掉某些俗气的代表作，正是他所追求的目标，他所追求的正是笔法的提按顿挫，风格的奇崛生涩与艺术个性的张扬醒目，这正是黄庭坚心目中的不俗，韵味与雅致。　　这一切误读的结果，大都源自于对黄庭　　坚下面这段话断章取义的理解，特别是对“抖擞”一词的误读。　　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黄庭坚《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山谷题跋》卷七 ）　　在这段话中，黄庭坚说他学草书三十年， 入手以周越为师，结果染上了毛病，致使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抖擞”。在许多研究黄庭坚的书法史、论著作中，把“抖擞”一词直观地与黄庭坚强调提按、一波三折的笔法联系起来，把“抖擞”解释为“振颤”、“战掣”，甚至有的理解为“颤抖”、“哆嗦”，认为是一种为“追求涩劲的错误笔法”，而这种“错误的笔法”正是受了周越的影响而染上的“俗气”，直到黄庭坚晚年都难以摆脱。　　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是对黄庭坚的误读。　　首先，从周越现存的小楷墨迹《王著千字文跋》和草书《怀素律公帖跋》、《贺秘监赋》等作品中，字势平实，章法妥帖，笔法平顺，丝毫看不出周越在用笔上有什么“振颤”、“战掣”或者“哆嗦”、“颤抖”的痕迹，更别说是像黄庭坚那样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笔法。启功先生在跋周越的《怀素律公帖跋》中说：“黄庭坚少时曾学越书，后颇不足于少作。世遂耳食以议周氏书风，实皆未见其迹也。”显然，认为黄庭坚用笔上的习气来源于周越是缺乏事实上的根据的。　　而且从黄庭坚的同代人对周越书法的评价看，周越的字也绝无“哆嗦”或“颤抖”的习气。黄庭坚评周越的字，常用“病韵”二字，如《跋周子发（周越）帖》中评论是“劲而病韵”，“子发临书殊劲，但并使古人病韵耳。”如结合黄庭坚的其它书论来看，这里的“病韵”也即黄庭坚心目中的“俗”。朱长文《墨池编》把周越书法列入能品，米芾《海岳书评》中对周越书法评价亦不低，但都没有提到什么“哆嗦”“颤抖”的字眼。　　其次，我们从黄庭坚书风的演变来看，也与上面对黄庭坚的理解正相反，在他早期的书法作品中，基本上见不到这种过分强调提按的笔法与“振颤”的习气，或许偶尔有所流露，但并不明显。如《王长者墓志铭稿》，书于元祐元年(1086)，用笔秀润妩媚，少有顿挫。而随着黄庭坚书风的发展，这种“振颤”的习气才逐渐显露出来，《华严疏》，书于元祐五年(1090)左右，则有意伸长某些笔画，而且注意了用笔的提按，黄庭坚个人大开大合的风格已初露端倪。至黄庭坚晚年（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1105）），个人风格完全成熟，长枪大戟的笔画，中收外放的结体，尤其是提按顿挫的笔法，成为他个性书风的鲜明标志。这些特点在他的代表作《跋东坡书寒食诗》（书于元符三年（1100））中，得到充分地体现。《经伏波神祠诗》书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把这种笔法发展到极至，过分夸张的提按，长画的伸手挂脚，不能不说是带有某些习气。　　这种笔法的演进，在他的草书作品中，也体现出同样的嬗变轨迹。《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于绍圣二年(1095)左右，属于他学习探索期的作品，用笔稚嫩，风格妩媚，与黄庭坚后期成熟的作品，相去甚远。《刘禹锡竹枝词》大致书于绍圣后期至元符年间，显示了黄庭坚出众的熔铸能力，把旭、素、颜、杨融为一炉，沉雄的笔力，曲铁般的线条，醒目的点法，尤其在用笔的顿挫与线条的穿插上，个性特点已比较明显，但与后面老辣生涩的行书跋尾相比，还是显得平和而中庸。《诸上座帖》书于元符三年(1100)左右，《李白忆旧游诗卷》书于崇宁三年(1104)左右，都是他晚年的作品，就其作品的水平来看，无疑是黄庭坚草书的代表作，在自如的使转中处处强调提按顿挫，线条老辣生涩，章法上打破传统大草—泻直下的流动感，当连反断、实断似连，在时间感上形成一种阻断的涩势。个性的过分张扬，也明显地带来一些习气。　　从以上黄庭坚的作品，我们可以直观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黄庭坚笔法与书风的特点是逐渐成熟的，他“振颤”、“抖动”的笔法越到晚年越成熟，由此形成的个性风格，越到晚年越突出，而在黄庭坚早期的作品中，是难以见到的。与周越的作品对比，黄庭坚成熟的笔法与书风特点并不见于周越的作品。　　“抖擞”一词，按我们通常的理解，常用的义项有抖动、振作、奋发等，但这些义项或者不是“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的原义，或与黄庭坚书风演变的实际不合。如果我们对 “抖擞”一词进行一次“考古”的话，会发现它在中古时期有一个最常用的义项：头陀。头陀是梵语，汉语译成抖擞，为滌除宿垢之义。“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之“抖擞”，用的正是此义。黄庭坚书写的《头陀赞》，开头即是“梵语头陀，华言抖擞。净一真心，振三毒垢。”，正可以作为注脚，这里抖擞正是“净”、“振”之义，“振”：除也，弃也。如《左传·昭公十八年》“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注“振，弃也。”。而且抖擞在作这一义项用的时候，往往用作及物动词，后接名词“尘埃”，作抖擞的宾语。例如：　　抖擞辞贫里，归依宿化城。（王维《游化感寺》，《全唐诗》卷127）　　尘劳期抖擞，陟降聊俯偻。（权德舆《早夏青龙寺致斋凭眺感物因书十四韵》《全唐诗》卷325）　　抖擞尘埃衣，谒师见真宗。（孟郊《夏日谒智远禅师》《全唐诗》卷380）　　恐污清泠波，尘缨先抖擞。（白居易《泛春池》《全唐诗》卷431）　　君到高安几日回，一时抖擞旧尘埃。（苏轼《子由在筠作东轩记》《苏轼诗集》卷23）。　　如果结合黄庭坚一生与众多禅师交往的实际情况和他对佛经深入研习的背景来看，“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的“抖擞”一词的意义，正由头陀之义而来。而且，动宾搭配的句型都也一致，“抖擞尘埃”—“抖擞俗气”。“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是说黄庭坚二十年摆脱不掉学习周越书法所染上的“俗气”，这里的“俗气”即“尘埃气”。　　而且，黄庭坚在另一则题跋中也非常明白地告诉了我们“抖擞”的确切含义：　　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故不欲为人书。①　　“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与“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意义、句型完全一致，“抖擞”，“湔祓”也，“湔”，洗涤；“祓”：除垢。湔祓，涤除宿垢。“俗气”，“尘埃气”也。黄庭坚的书论中“俗气”与“尘埃气”常换用：“见杨少师书，然后知徐、沈有尘埃气。”。　　既知抖擞的确切含义，那么黄庭坚学周越所染上的毛病，自然不是什么“错误的笔法”或“习气”，而是黄庭坚竭力涤除的“俗气”。因为“俗”是黄庭坚一生所最忌讳的：“余尝言，士大夫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黄庭坚《书缯卷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那么，黄庭坚所谓的“俗”，在他书法中的表现究竟是什么呢？　　往时王定国道余书不工，书工不工是不足计较事，然余未尝心服。由今日观之，定国之言诚不谬。盖用笔不知禽纵，故字中无笔耳。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岂易言哉！②　　由此可知，他所谓的“俗”，正是宋代初年的流行书风，周越的书法也可以看作是这种流行书风的代表,是俗书的代表,在黄庭坚看来,即笔法上“不知用笔”，具体说来就是“用笔不知禽纵”、“不知起倒”。字中无笔，便没有眼。他常常把 “用笔”与“有眼”联系在一起，“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这句话几乎成了黄庭坚的“口头禅”：　　余尝评西台书，所谓字中有笔者也。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他人闻之瞠若也，惟苏子瞻一闻便欣然耳。③　　黄庭坚诗学杜甫，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拾遗句中有眼”。“有眼”成了他评价诗、书、禅的一个重要标准。禅宗所谓的眼，指他们所参的话头与所斗的机锋中最警策之处，是最值得玩味参悟的那一点，他们可因此而悟道。　　黄庭坚自己认为在黔南时书法尚“意到笔不到”，显然，在他看来都是“字中无眼”。但到戎州后，悟“荡桨拨棹”之法，“辄能用笔”：　　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浆，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④　　黄庭坚一波三折、个性鲜明的笔法，是由“观荡浆、拨棹”而悟得，这正是黄庭坚内心的得意之处，是他风格成熟的表现。　　那么他所谓的“眼”，体现在书法上，即在用笔上强调提按顿挫，夸张的提按，顿挫的强调，形成了战掣涩劲的线条；结构上加强开合的对比，中宫紧收，突出主笔，字势欹侧，长枪大戟，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黄庭坚晚年的作品，那雄健的笔力，豪迈的气魄，鲜明的个性，直可雄视百代。因为有了这样一支点睛之笔，“挂树的死蛇”终于变成了矫健的飞龙。　　由此看来，黄庭坚 “振颤”、“战掣”的笔法也好，习气也好，在他看来并非什么“错误的笔法”，也非受周越的影响而染上的俗气，而正是黄庭坚通过不断的学习古人、感悟生活，摆脱了周越的俗气之后，最后才达到的目标。这正是他为之骄傲和自豪的。黄庭坚晚年将自己与怀素相提并论，以宋代草书第一人自许的心态，也证明了这一点：　　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⑤　　书尾小字，唯余与永州醉僧能之，若亚栖辈见当羞死。……此草字他日上天玉楼中乃可再得尔。⑥　　[注释]　　① 黄庭坚《跋与徐德修草书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② 黄庭坚《自评元祐间字》，《山谷题跋》卷五。　　③ 黄庭坚《题李西台书》，《别集》卷十。　　④ 黄庭坚《跋唐道人编余草稿》，《山谷题跋》卷九。　　⑤ 《跋赠元师此君轩诗》，《文集》卷十一。　　⑥ 《李致尧乞书书卷后》，《文集》卷十一。　　（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 ［宋］ 黄庭坚 花气熏人帖 30.7×43.2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宋］ 黄庭坚 李白忆旧游诗卷 37×392.5cm 纸本 日本京都藤井斋成舍有邻馆收藏 ［宋］ 黄庭坚 苦笋赋 31.7×51.2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宋］ 黄庭坚 松风阁诗卷 32.8×219.2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安东尼·吉登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过去40年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吉登斯再出新著——《气候变化的政治》，并迅速在全球学术和政治界引起广泛关注。4月22日，正在英国从事学术访问的本报特约记者郭忠华，围绕“气候变化的 政治”这一主题对吉登斯进行了专访。 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生，曾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反思；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提出和现代性发展的反思；第三条道路等。目前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 理解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意义 郭忠华：能否首先请您谈谈从事此项研究的背景。我们知道，当今世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核武器、恐怖主义、生态灾难、克隆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等，某种程度上说，其中有些甚至比气候变暖更直接，您为何单独选择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您看来，它有何特殊的意义？ 吉登斯：的确，当今世界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些从表面上看似乎远比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重要。实际上，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主要来源于一本书的主题，那就是《全球时代的欧洲》。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欧洲处于各种政策调整的领先位置，气候变化政策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主题。那本书的写作使我思考欧洲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我本人的学术研究有关。既然我已写作了有关全球化的主题，写作了有关风险的问题，写作了有关欧洲的问题，气候变化主题似乎是把所有这些主题串连在一起的问题。但是，当我真正着手研究这一主题的时候，令人吃惊的是，实际上并不是很多人探讨过这一主题。的确，科学家对这一主题进行过大量的讨论，对技术感兴趣的人们对这一主题进行过大量的讨论，生态主义者和国际组织也对这一主题论述良多。但我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明白气候变化的社会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从科学的角度探讨过气候变化的问题，但迄今为止，没有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探讨过气候变化问题。 这就是我给自己许下的抱负，要理解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意义。《气候变化的政治》即源于此。它不是一本有关“气候变化”的著作，而是一本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的著作。 郭忠华：的确，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需要走上政治的日程，依赖于政府的推动。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您为什么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着一种“吉登斯悖论”。您能否简单地概括一下“吉登斯悖论”的主要内容？ 吉登斯：“吉登斯悖论”主要指这样一种困境：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由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计划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悖论在于，一旦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具体，例如，去年中国发生的大雪灾，它直接与气候变化有关，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一旦处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因为一切都太晚了。相同的情形还出现在印度的气候变暖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种悖论中，我是说如果我们再不把气候变化问题有效地纳入政策议程，那真的将会出现这种悖论的情形。 郭忠华：针对“吉登斯悖论”，您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概念框架，但这一框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维度，请问您对这些概念是否具有一幅总体的图景或者蓝图？能否描述一下这一总体蓝图？ 吉登斯：我想这里面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一个是“政治融合”，另一个是“经济融合”。首先从经济融合讲起吧。经济融合指的是将气候变化的政治与其他经济政策整合在一起，既获得经济上的竞争性，又获得技术革新的动力。在我看来，这是最关键的一种政策。对于政治融合来说情况也一样。不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煤炭工业，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它们都是化石燃料，都是高排放的工业，这种工业对于气候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以汽车为例，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汽车，汽车同样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因素，而且数量众多的汽车看似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实际上还造成交通拥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如果能够形成某种政策，发展高科技的公共交通，那么，它将不仅能够减少排放，而且还可以使交通变得顺畅，方便人们旅行。所以，政府把气候变化政策与公共交通政策融合在一起，不仅能够减少排放，而且还有助于制定长久的政策。气候变化政策尤其需要有长远的思维，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在“非管制化”（deregulation）的阶段，气候变化政策被搁置。我们现在需要有一种长远的思维，需要将政策“打包”在一起，以便使未来气候不至出现灾难性的结果，我们必须在国家、国际层面上将汽车等政策融合在一起。美国总统奥巴马说道，“等着瞧吧，我们将改变美国，我们将创造一种低碳经济，我们将改变经济的性质”。我想这是一种“管制的途径”（regulate approach）。我还可以说，欧盟采取的也是一种管制的方式。这种政策实际上更没有与一般的公民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事情捆绑在一起，进行系统化的考虑，而不只是考虑我们应当如何来发展低碳技术，我们应当如何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我们应当如何来发展风力发电。这些问题尽管重要，但把它们拆开来分析与把它们总合在一起进行系统化考虑，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可以说，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尽管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我没有意思说这就够了，它们能够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因为这里面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强化国家在应对气候方面的作用 郭忠华：“保证型国家”（ensuring state）在气候变化的政治框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您还谈到它不同于“赋权型国家”（enabling state），您能否简单谈谈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保证型国家”主要发挥哪些功能？ 吉登斯：我在《全球时代的欧洲》一书中就曾经使用过“保证型国家”概念。我想，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来说，赋权型国家是一个显得太弱的概念，它的含义是加强各种社会团体在解决集体问题上的能力，这些团体主要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运作。我不否认，当代公民社会的确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帮助老年人方面尤其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社会的自治实际上还是依赖于公民社会本身。但我不认为这个概念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来说足够有力，因为它对于后果问题考虑得很少，它没有看到国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气候变化是一个后果非常严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国家当然不可能把事情全部做好，它依赖于与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国家在这种合作中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它必须监督和检查，必须进行长远的策划，这些是公民社会本身所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保证型国家可以做到这些方面。保证型国家比赋权型国家更强，意思是它履行着更强的功能。例如，它有责任监督公共目标，并且以一种可见和可接受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就拿当前的经济危机来说，保证型国家与赋权型国家的区别同样适用于这一问题。金融市场并不是一个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这就要求国家能够从长远的角度对金融市场进行调节。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保证型国家。当然，我没有意思说我们要迈向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这种自上而下控制的政府在当代世界同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某种实质性的国家调节，甚至是国家计划，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 郭忠华：的确，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我们需要更加强化国家的作用。您认为环保主义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只看到风险的负面作用，而且您也一直强调，风险不完全是负面的，它还有积极的一面。具体到气候变化问题上来，您认为这种人为风险存在着何种积极的因素？ 吉登斯：“预防原则”之所以不可取，在于它的保守性，其内在的含义是“安全总比遗憾好”。在自然方面，这一原则要求不要干预自然，应当采取措施使自然免受潜在的威胁。问题在于，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怎么会不干预自然呢？如果把这一原则用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它产生的是一种极坏的后果。好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但按照预防原则，我们不能采取任何干预措施，这不是反而造成危害了吗？在风险方面，预防原则只看到风险的一面，但问题在于，风险还有积极的一面。不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危害有多么大，根据成本—收益原则计算，它总是具有积极的一面。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必须用另一种“PP原则”取代生态主义的PP原则，那就是“百分比原则”。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来分析各种风险，而不只是一味地预防。当然，在引入这种新的PP原则时，我们不但要普通大众广泛地参与讨论，而且还要认识到所有的风险估计都是情境性的，不是千篇一律、无比准确。 至于你说到的气候变化风险积极面，我想答案非常清楚。解决和防止气候变暖需要有新的技术，这会使环境技术取得进步。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经济融合”和“政治融合”，为了解决气候变暖问题，气候变化政策与经济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融合在一起，这可以使经济获得新的增长点和动力，同时气候问题在以后也可以获得持久的解决。同样的道理还体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这些都是气候变化风险可以产生的积极效果。 郭忠华：好，现在我们具体来谈谈您所提出的新PP原则，即“百分比原则”。在我看来，这一原则至少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气候变暖将会无限地延续下去，因为这一原则压根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暖的意思。二是根据您早年对“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和“行动意外的后果”的强调，具体条件下的理性计算不可能是准确的。出于这种考虑，您能否具体谈谈百分比原则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操作设想。 吉登斯：你不能把“百分比原则”当做是一个具体的计算公式，同时，我也没有要为政府决策提供一个具体的、普遍适用的公式的意思。我的意思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即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总是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进行思考。它仅仅是一种原则，不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的公式。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没有认识到的条件，行动的意外后果，它们都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必然产生作用的因素，有时候它们产生良性的作用，有时候则是负面的作用，但这不妨碍把百分比原则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来使用，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可能根本就无法行动。 促进经济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的整合 郭忠华：关于“发展规范”（development imperative）的问题，您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经济发展的权利，哪怕是这种发展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提高了排放和温室效应。但在我看来，这种发展路径至少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促进者；二是使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气候变坏，治理成本增高。因此，您能否具体谈谈发展规范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呢？ 吉登斯：发展中国家显然不能走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老路，它们要以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经济融合和政治融合的方式谋求发展。发展规范原则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具有经济上取得发展的权利，经济发展是解决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唯一可行之路。没有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使这些国家的气候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尽管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造成者。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的时候，可能会比目前造成更多的排放，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这些国家在发展，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增加。一个经济停滞的国家当然排放会低。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是解决其气候变暖问题的基础。因此我说，发展规范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说哪怕这一发展过程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温室气体的提高，都要谋求贫困国家的发展。 但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形成了某种协作机制，尤其是在科技协作方面， 12月份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也许会取得某些成就。当然，发展中国家在谋求发展的时候，还是必须注意要从一开始就把经济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整合在一起，这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讨论的经济融合问题上来了。融合是一种理想的类型。例如，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的确很快，但是，我也强烈建议它必须充分考虑这种融合。如果从我们的文明的可持续性角度来考虑，我们要发展的也必须是那些低碳经济，促进低碳技术的发展。我很希望看到，在工业化的下一个阶段，中国成为低碳技术的先锋。在这方面，韩国倒是一个先锋，这不是说韩国的科技比中国发达，或者说比中国具有更多的资源，实际上这个非常不幸的国家，是一个造成了环境巨大破坏的国家。但是，韩国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希望这种情况也会突然出现在中国，尤其是在地方层面。中央政府良好的政策目标，在经过层层官僚制过滤之后，不会变成地方经济或者GDP的考虑，而是注意其他一些更加无形、更加惠及子孙后代的气候和环境问题。当然，要改变这种情况不容易，这里也没有什么简单或者普遍的先例可循，但却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其实，现在中国的发展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北京出现了令人吃惊的肺病数量和汽车拥堵等。发展所导致的功能紊乱（disfunction）在中国已经变得非常突出。 在政治上积极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 郭忠华：“前摄适应“（proactive adaptation）概念似乎在气候变化的政治框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来说，本书所有内容都可以看做是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但您早期似乎对“适应”一词非常厌恶，甚至要把“适应”概念从社会科学的词汇表中彻底删除。您现在为什么反过来如此强调“适应”概念了呢？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差别？ 吉登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吉登斯悖论”就针对这一背景。气候变化的政治概念框架所涉及的大部分概念都既适用于“适应”，也适用于“减轻”的情形。前摄适应的含义在于，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在未来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加严重，我们在采取措施减少气候变化的同时，还必须在政治上积极去适应由此将带来的问题。前摄适应要求以一种长远的思维考虑未来气候变化将给我们带来的后果，从而积极采取预防的措施。除气候变化外，积极适应措施可能也适用于其他方面。例如，在住房建设方面，我们可以建立低能源消耗的住房，这种住房在屋顶和正面都安装大阳能面板，使之能充分地利用太阳能，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同时有效地减少火灾。政府在长远政策规划和资金安排上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方面。对于未来十到十五年的潜在风险，政府必须在今天就着手进行预防，尽可能限制可能出现的风险。以中国为例，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依赖于河流，那么，中国政府可以建设更多的水电站以防止水灾频发的问题，这对于中国来说或许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前摄适应的含义在于不是等到风险已经出现以后才着手应对，而是必须有超前和长远的思维，尽早着手，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这一点在应对未来的极端天气状况方面非常必要。 我所使用的“适应”概念与进化论中的“适应”完全不同。后者指人类个体如何适应其生存环境，气候变化政治中的“适应”则更强调技术创新的含义。前者完全忽视了人类个体的能动性，把个体的生活看做与其他动物一样，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活动。我们都知道，人类生活实际上并非如此。行动者具有自己的目的，能够按照自身的目的去改造其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适应”。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使用“适应”这一概念，实际上出于两种理由：一是“适应”在有关气候变化的文献中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的确，你已经无法抛弃这一概念而另创其他概念。另一方面，我所使用的“适应”不像进化论那样，忽视人类个体的能动性，而是非常强调超前思维和主动应对，就像我刚刚讲前摄适应时所强调的那样。适应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事后适应，二是对未来的适应。从我对概念的使用你就可以知道，前摄适应指的是后一种情形，进化论的“适应”则基本上指的是前一种情形。 郭忠华：最后我还想请您谈谈对于中国的看法，您认为在处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中国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吉登斯：我希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能够扮演一个更负责任的角色，作为平等的一员，与美国、欧盟携手并肩，制定更加透明的生态政策，认识到只有这样才是对世界社会的未来作出贡献。但讲句实话，天知道这些愿望如何才能得到实现。但是，正如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的最后一章所说的那样，世界社会最后说不定变成了“索马里”，各个国家围绕着资源在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你经常可以看到，各次峰会，实际上是围绕着非洲等地的丰富资源在进行争夺，世界各主要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则是其中的主角。这也正是我致力于主张“协调政策”的缘故，中国领导人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何承天（公元370～447）是南朝时期的天文历算学家，同时以反佛著称。佛教典籍多次记载了他与僧人讨论天竺历术，并折服于“天竺夏至无影为天地之中”的故事。通过考察不同的故事版本，有理由相信《高僧传》记载有误，故事中僧人的原型并非慧严而是智严，后者曾赴罽宾求法。另一方面，佛国历术故事的出现、流行、隐没及其宣扬的“天竺中心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六朝唐宋佛教中土化过程中的冲突与融合。而唐代开元年间建造的“周公测景台”（俗称“没影台”）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了这则中土佛教故事的影响。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此时，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之争，正掀动着一场波澜。2009年8月，农业部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同年10月，“华恢1号”和“Bt汕优63”出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引来专业人士及民间组织的激烈争辩。　　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发放，意味着转基因稻米向商业化生产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安全证书后，还需通过品种审定，并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　　多年来，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及其商业化问题在国内国际争议不断。中国是水稻的发源地，是世界最大的产稻国，占世界稻米总产量的1/3，具有丰富的野生稻种资源。稻米是中国人一日三餐的主食，有数亿农民以种植水稻为生。　　200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同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外，行政机关应当公开政府信息。对公开的政府信息，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应当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200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以上，给我们观察中国转基因稻米可能发生的商业化过程提供了多维视角，也让我们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科学评估、依法管理”有了更加丰富的理解。□(文/王军)　　《瞭望》文章：转基因稻米之争　　在转基因稻米能否商业化生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云杉陈泽伟　　实习生王楠楠　　2009年10月，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序号分别为第41和42的批准项目是名为“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转基因抗虫水稻。　　农业部日前在致《瞭望》新闻周刊的答复材料中证实，经安委会综合评价，并履行完所有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后，农业部于2009年8月发放了“华恢1号”和“Bt汕优63”在湖北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这意味着转基因水稻，朝着水稻原产国和水稻消费大国——中国的商业化生产大门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农业部的答复材料称，“此次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品种是由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等科研人员培育而成，是高抗鳞翅目害虫转基因水稻品系”，“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安全证书后，还需通过品种审定，并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　　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消息在网站上沉寂了两个月之久，经专业人士和环保组织的质疑，进入公众视野。　　水稻是13亿中国人的主粮。有评论称，在这一事件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　　一些专业人士通过媒体和个人博客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发表不同意见，主要关注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转基因食品问世后，其安全性一直争议不断，而稻米作为中国人的主粮，长期和大量食用会不会对中国人及其后代造成影响？　　其次是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农民的利益。转基因稻米中含有多项外国公司的技术专利，而且转基因稻米不能“留种”，这样跨国公司就可能从根本上控制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国农民的生产利润流入外国跨国集团，国家的命脉受制于人。　　有关学者也质疑转基因稻米优势的不确定性。他们认为，使用转基因稻种，目的在于高产和抗病虫害，但是国内外的许多报告表明，这种预期并不确定，并且会带来更大的副作用。　　他们指出，更大的忧虑在于转基因稻米商业化生产后的不可逆性，也就是大规模生产势必带来稻种污染，一旦人们发现转基因稻米的缺陷，希望改用中国原有稻种的时候，原有稻种可能已经由于污染而不复存在。　　农业部：转基因稻米具有多种优势　　近日，本刊记者就前述问题致电转基因稻米的主管部门农业部和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希望得到解答。　　农业部的答复材料是统一新闻稿件的格式，其中引用研究人员的观点，肯定了转基因水稻，包括转基因棉花的几方面优势：　　一是减轻病虫害危害，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全球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表明，抗虫和抗除草剂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仅在提高农作物产量方面成效显著，而且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方面也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二是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由于转基因新品种在增产、优质优价、低耗等方面的优势，已使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农户累计获得纯经济效益340亿美元，农民增收25%左右。我国棉农也因种植转基因棉花，每亩减支增收130元，累计实现农民增收200多亿元。　　三是拓展产业形态，提高产品附加值。目前，功能性和治疗性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生物能源和环保产品相继研制成功，部分转基因药物上市销售，使转基因品种正在由简单性状改良向复杂性状改良，由农业领域向医药、加工、能源、环保领域拓展等方向发展。　　答复材料显示，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科学规范，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规定，国家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分级、分阶段安全评价和管理。　　答复材料还介绍道，安全评价分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经安委会安全评价和农业部批准，申请单位就转基因水稻分别于1999～2000年开展了中间试验，2001～2002年开展了环境释放，2003～2004年开展了生产性试验。2004年申请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证书。除申请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外，根据安委会的评价意见，2004～2008年，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机构对转基因水稻的分子特征、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的部分指标进行了复核检测。2009年8月发放了“华恢1号”和“Bt汕优63”在湖北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　　作为转基因稻米的培育单位，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称改良实验室)完全肯定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　　改良实验室在给本刊记者的回复中介绍道，“我校转基因水稻品系使用的是专一高效杀虫Bt蛋白。目前发现，只在水稻二化螟、三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的肠壁上有这种蛋白质的结合位点，因而该蛋白能选择性地杀死该类害虫。而人类肠道上没有该蛋白质的结合位点，故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人类认识Bt蛋白的来源生物苏云金芽杆菌已有100余年，安全使用Bt蛋白作生物杀虫剂有70多年，大规模种植和应用Bt作物已超过10年，目前没有过敏性反应的报告”，“实验室和田间试验分析结果表明，在生存能力竞争、基因漂移等方面，该品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安全的”。　　回复称，有人担心长期食用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小鼠灌胃实验”的结论可供参考讨论：该实验按照大鼠体重，每千克用5克抗虫BT蛋白每天两次灌食。8天后，各组动物体重和脏器重量无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华恢1号”稻米中抗虫蛋白含量≤2.5微克/克，要达到5克/千克(抗虫蛋白与体重的比率)的接受试验的剂量，体重60公斤的人需要吃120吨稻米。　　回复称，按照这个实验结果推理，如果按照每天吃500克稻米计算，一个成年人即使吃“华恢1号”转基因稻米657年也应该是安全的。　　关于这样的安全论证方式，回复表示：“这个推理可供大家讨论。”并向本刊记者介绍：“近年来，我们的科研人员长时间试吃了两个品系的大米，口感良好，而且健康状况良好。我们也愿意重申，一旦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后，我们科研人员的米缸里全是转基因水稻，到时候欢迎媒体监督！”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否认了转基因稻米含有多项外国专利的质疑。　　早些时候，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称，“中国研发的转基因Bt水稻涉及至少11~12项国外专利。专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RhonePoulencAgrochimie/拜耳和诺华/先正达公司等。如果转基因Bt水稻的产业化，中国将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的困境。”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表示，这些说法反映出该报告作者既未对这些专利内容认真推敲，也未对我国《专利法》和专利侵权司法实践进行必要的了解。　　回复介绍道，一项发明能否在中国受到专利保护，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中国申请并获得授权。“通过专利授权检索我们发现，该报告指称的12项国外专利，有4项在中国提出了专利申请，1项未获授权……在授权的3项中，1项公告号为CN1263946的‘合成杀虫晶体蛋白基因’发明，将于2009年在中国过期失效。……另2项专利的权利内容，和我国自主研发的Bt转基因抗虫水稻采用的技术、方法、材料完全不同”。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强调，以“华恢1号”为例，该品系所用受体品种为我国已推广多年，目前已处在公共领域的优良恢复系“明恢63”，抗虫基因Cry1Ab/Ac为中国农科院科学家自己修饰并取得专利的融合基因，转基因方法已在我国申请了专利保护。可见，该转基因水稻品系的核心知识产权均属于国内研发单位。目前“华恢1号”已向有关部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如获批准将完全归属于我国研发单位。“Bt汕优63”也是同样。因此，对两个品系的商业化开发不存在中国失去专利“控制权”的问题。　　回复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专利侵权主要有全面覆盖原则和实质等同原则，即在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时，必须得到专利权人的授权许可，或者符合法律的例外规定。但是否是专利产品，专利权人必须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人的产品或者依该方法获得的产品，要么全面覆盖了其申请的专利权利要求，要么与其申请的专利实质等同。换句话说，如果专利权人的权利要求是A，被控侵权人生产的产品完全覆盖了A，当然构成侵权，如果被控侵权人生产的产品是B，但专利权人能够证明A等于B，也会构成侵权。因此，根据相关法律制度，绿色和平组织报告中所列举的专利不会对我国转基因水稻未来的产业化产生知识产权障碍。　　回复说，我国专利法中还有规定的交叉许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我国实施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农民留种豁免制度，以及种子法规定的品种审定推广制度，为我国作物品种的推广和产业化划定了安全线和保护区。因此，即使我国在某些品种的培育中涉及国外的专利技术，也不至于落入外国的“专利陷阱”。　　“外国专利陷阱”是否存在　　方立锋是长期关注和考察国内外转基因生产的学者、农学硕士，现任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组主任。他对本刊记者说，即使有关的专利没有在中国获得授权，专利的持有人同样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实现控制。例如在阿根廷，孟山都公司并没有为其转基因大豆申请专利，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已经完全控制该国的大豆生产，阿根廷99%的大豆都是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的主要控制途径是与阿根廷的种子公司签订专利使用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支付使用费。这种对转基因种子收取额外的技术费，造成了现在转基因种子一般比常规种子贵2~4倍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现在阿根廷几乎无法获取非转基因的种子。　　方立锋说，中国的专利保护范围目前虽然不包括植物、种子及后代，但是仍然包括了转基因植物的方法、技术、基因序列和细胞。而世界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专利调查报告指出的正是Bt转基因水稻所应用的方法、技术和目的基因，它们都在中国专利保护的范围之内，因此，专利持有人完全可以行使其权利。　　另外，正如阿根廷的案例，即使阿根廷并不许可任何大豆专利，专利持有人比如孟山都公司仍然可以从不同的途径获取利益，包括与种子商签署协议，收取费用。　　另一风险是：如果一个产品被出口到另外一个专利范围更广泛的国家，则此产品涉及的专利就可能在进口国的专利保护范围内受到保护。我国是水稻消费大国，同样也出口大量的稻米，如果转基因水稻出口到专利保护更为严格的国家，同样会受到影响。例如，孟山都公司向许多进口阿根廷大豆的欧洲进口商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支付赔偿金，因为孟山都已在欧盟为其转基因大豆申请了专利。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出口上。　　方立锋认为，我国一旦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专利持有人的制约。转基因种子价格的上涨将使得农民的生产成本大增，我国主粮的控制权也会落入他人之手，粮食主权和安全将面临巨大的威胁。　　他指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还将导致中国丰富的水稻基因资源的流失。由于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垄断了基因技术并具有专利，在知识产权体制下，会加快中国资源流失的速度。以阿根廷为例，由于99%以上种植的大豆为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种子不能继续留种，当地农民再也找不到原产地的非转基因种子。转基因大豆品种的单一化，使得基因资源严重减少，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伴随而来的就是病虫害袭击的增多。转基因生物会导致基因资源的流失，同时由于基因漂移，更会引发基因污染。一般来说，导入转基因作物内的外源基因可以逃逸到同一物种的非转基因作物内，会污染当地非转基因品种。另外，基因污染还可能影响野生资源。野生品种往往在抗病虫害、抗逆、优质和高产上具有重要的农艺性状，所以转基因引发的基因污染可能会导致宝贵野生遗传资源的丢失。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这对于满足全人类对粮食的需求，应对粮食危机，将是巨大的损失。　　方立锋说：“2005年湖北省出现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之后，海外市场对中国米制品采取了控制措施，并多次发现中国的米制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实行了产品撤架、召回等措施。由于欧盟和日本等国对中国米制品行业采取的控制措施，我国从事米制品生产和贸易的企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增加了额外的监控成本和长远的经济影响。” 专家称转基因存在三方面不确定性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2月08日15:58 瞭望　　转基因种子优势之疑　　方立锋并不认同农业部在给本刊记者回复中阐述的转基因种子优势。他说，即使以转基因棉花为例，它也使棉农成本上升，收入下降。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会出现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次生害虫频发，农药用量加大。一方面，棉铃虫的抗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江苏沿海地区农研所的调研发现，次生害虫日益严重，并成为棉花的主要虫害。次生害虫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带来持续大量的农药投入，并且使用的农药将越来越多。　　二是其他病害易发，无法应对气候变化。2009年江苏省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实际案例表明，转基因棉花更容易得黄萎病和枯萎病，造成的减产严重。扬州大学的科研小组研究得出，转基因棉花不能更好地应对高温条件。　　据2006年8月4日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所发布消息：中美两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历时7年的联合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　　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的这一项目，是世界第一个对转基因棉花种植状况进行长期跟踪和评估的课题。科学家调查的Bt转基因棉花是第一种投入商业种植的转基因棉花。它因在棉花基因组中插入苏云金杆菌(Bt)基因而得名，能分泌毒素杀死棉田最主要的害虫棉铃虫。早先的一些小规模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提高棉田单产、降低杀虫剂用量，有较好的经济和环保效益，因此已陆续在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多个产棉国推广。　　中美两国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的长期研究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研究人员经过历时7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三年经济效益最大，他们的平均杀虫剂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70%，而收入要高出36%。　　但情况从第四年开始发生逆转。转基因棉花尽管抑制了棉铃虫，但它无法杀死盲蝽等其他害虫，导致盲蝽侵害棉田。当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杀虫剂用量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他们的收入却低了8%。到第七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使棉花种植户的收入大幅下降。　　康奈尔大学教授、这一研究的美方负责人平斯特拉普·安德逊说，早先科学家曾认为Bt转基因棉花可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棉铃虫产生抗药性，但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转基因棉花无法对付的“次生害虫”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他认为，只有尽快开发出抑制其他害虫的方法，才能让Bt转基因棉花产生明显的效益。　　三方面的不确定性　　对于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全球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存在激烈分歧、各国政府对其严格限制的大背景下，转基因水稻真的像农业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专家所声称的那样，“不存在任何风险，可放心食用”，“转基因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唯一可选途径”吗？这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两个“硬伤”。　　蒋高明说，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大米是中国人的主食，每年我国要消费1.7亿吨大米，对其安全性问题绝对不能轻描淡写。就连积极推广转基因的美国也没有将主食批准转基因安全证书，中国科学家凭什么能拍着胸脯说“转基因不存在任何风险”呢？其实，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是该技术难以逾越的障碍，也是根本不可能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转基因进入食物链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他指出，基因交流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大都发生在相同的种或同属的物种之间。植物和微生物之间进行基因交流，在理论上讲是零概率事件，否则，生物进化史上早就有了这种基因交流的事件发生。人类通过生物技术可以实现不同物种，甚至不同生物界(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基因交流，但对于这样的基因转移，人类不可能不付出安全代价。以转基因水稻为例，科学家希望通过Bt基因合成的毒蛋白饿死害虫，但生存是物种最基本的权利，它不吃水稻的叶子，就得吃别的植物叶子，或者庄稼或者杂草。但是，其他作物也都转了基因，杂草也通过基因逃逸带了Bt基因，那么害虫只有加速进化而与人类抗衡。其结果是，人类需加大农药用量而抗虫，这与转基因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昆虫都无法下口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人体就没有害处吗？”蒋高明说，关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对人体的影响，即使老鼠吃了没事，也不能说明人吃了也没事。即使对实验动物，也不是没有问题的。1998年，匈牙利籍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这个实验结果公布后，普斯陶伊教授受到排挤离开了英国罗威特研究所。但他被除名后，很多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英国皇家学会最后组织专家调研，也没有完全推翻他的实验结论。　　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意味着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被永久废除。　　蒋高明认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带头将Bt基因转入13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转基因生物一旦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控制，所转移的基因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可以忽略不计”的增产幅度　　“转基因作物能不能增产，看美国的例子就知道了。”蒋高明说，美国是掌握转基因技术最早、最多的国家，其技术远比中国先进，但该国粮食总产量仅3.63亿吨，远低于中国的5.01亿吨；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耕地还比中国多11亿亩，为什么其粮食无论单产还是总产，反而不如中国呢？答案就在于“人”身上而不在“武器”身上。　　蒋高明说，国内转基因的专家声称，他们的转基因水稻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产量8%，我们不知道他们与什么品种比较，是袁隆平的超级稻吗？如果是普通水稻，这个增产幅度相对于其巨大的生态风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从土壤改良上，增产的潜力很大。据报道，云南省农科院进行的一项新肥料试验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增产效果：9亩水稻增产幅度达21.55%。每亩增加的水稻产量所使用肥料的成分构成中，氮磷钾含量不足10%，但有机质含量丰富，能起到很好的改良土壤效果，而通过土壤改良提高粮食产量并不带来环境危害。　　他具体指出，根据农作物种植的科学法则，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其他要素则以生态和人为因素为主。可见，转基因仅占粮食构成要素的1/8，而非“唯一可行技术”。过去30年来，我国耕地退化程度已远超过去几百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精耕细作。而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专用除草剂的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懒，地越种越瘦，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农作物种植恶性循环。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从过去的300多公斤/亩，提高到700多公斤/亩，现在逼近900公斤/亩，那才是真增产。转基因水稻只是对虫害有所控制而已，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相比并不增产，且连续种植几代后亩产量就会越来越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已覆盖了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7%，即6000万公顷；杂交水稻平均产量为7.2吨/公顷，比常规水稻单产高出1.4吨/公顷。我们放弃推广非常成熟的杂交水稻的优势，而转向风险重重的转基因水稻，实非明智之举。”　　蒋高明指出，刚刚获得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十几项国外专利。而我国正在研发的另外5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每个品系涉及的国外专利至少有10项。这些国外专利的持有人中不乏一些大型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此外，一些转基因水稻由于其原始材料来自国外机构，因此还受到其他国外所有权、法律合同的制约。这些涉嫌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技术用于科研没问题，一旦商业化，就会被索要高昂专利费，这就给我国的粮食主权埋下了“定时炸弹”。　　他认为，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农民种地积极性下降，二是地力下降，三是播种面积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这是转基因技术所不能解决的。对待转基因这项高科技技术，一定要高度警惕其负面影响，科学决策，增加透明度。　　西方未生产作为国民主粮的转基因小麦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对本刊记者说，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和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已有多次报道。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加拿大转基因油菜多年种植后，因发生基因漂移，产生了能够耐受多种除草剂的超级杂草；墨西哥农民种植的美国转基因玉米，其花粉对当地野生玉米发生了基因污染，产生基因重组，破坏了当地野生玉米的遗传结构；此外，转基因玉米花粉能够让北美的珍稀濒危物种——君主蝶大量致死，也是不争的事实。　　有专家认为，目前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普遍使用的目的基因是Bt杀虫基因，由于使用多年，这个基因已证明是比较安全的。对此，薛达元认为，目前安全并不等于若干年后仍然安全，这种基因产生的毒素在人体和动物体内能否累积，尚不清楚。即使Bt基因已证明将来也是安全的，但是并不能表明转基因研究使用的其他目的基因也是安全的，需要逐案进行风险评估，并在研究、田间试验和商业化生产的各个阶段逐步进行风险评估。“事实上，在军事、医学等多个领域都在进行转基因研究，这些领域的许多转基因研究实际上风险很大，研究者常常不敢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不敢公开他们使用的基因，否则公众一定会恐慌。”　　薛达元强调，至今国外对主粮的转基因品种一直不敢商业化生产，美国虽然批准了玉米、大豆的转基因商业化生产，这些主要用于饲料和榨油，而用于主粮的转基因小麦研究虽然早已成功，但是从来没有批准为商业化生产，因为小麦是西方的主粮，相当于中国的水稻。因此，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潜在风险太大，出了问题谁也担不了责任。□　　《瞭望》文章：美国农业科学家：生物技术公司正阻挠对转基因进行深入研究　　一群科学家在发给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份声明中说：“在(有关转基因的)很多关键问题上我们都无法进行真正独立的研究。”环境署正在为下周召开的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科研会议征求公开意见。　　这份声明很可能会声援转基因作物的反对者，包括一些环保组织，他们一直在指责缺乏对转基因作物的深入研究，而这些作物可能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　　上书环境署的26位农作物专家选择了匿名的方式，因为害怕被公司切断研究经费。但还是有少数几位同意公开接受本报采访。　　科学家们指出，农民和其他转基因种子的买家必须签署协议来担保自己会尊重公司的专利权和相关环境条例。但是，问题在于，协议也禁止为了研究目的来种植转基因作物。所以，为了科研，科学家们可以自由购买杀虫剂或者一般的种子，却没有途径买到转基因种子，除非有公司的许可。但科学家们说，或者有时候根本得不到许可，或者有时候公司坚持要先审查科研结果，再来决定能否公诸于世。　　这样的运作已经是个老问题，但科学家们现在决定公开申诉，因为他们已经忍无可忍。　　明尼苏达大学的昆虫学家肯·奥斯特里说：“如果一个公司可以控制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他们就能够减少任何研究可能得出的对己不利的负面结果。”奥斯特里是联合上书环境署的科学家之一。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联合抗议的科学家们声明他们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本身，他们大都来自一些大专院校实力雄厚的农业院系。他们真正反对的是转基因产业对研究的扼杀，使得他们无法给农民提供如何最佳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信息。而且，科学家们也指证，他们提供给政府监管部门的相关信息受到了“不当和严重的限制”。康奈尔大学的昆虫学教授埃尔森·希尔兹教授说，转基因公司“有可能会粉饰数据，而这些数据是要提交给环境署的”。　　威廉·尼布是杜邦公司旗下转基因种子生产巨头——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负责作物研究的副总裁。他为其公司的政策进行了辩护。他说，因为转基因作物受政府监管，所以公司必须仔细监督作物的种植情况。尼布说：“为了维护和政府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对转基因技术实行非常严格的控制措施。”他同时也希望能有机会和科学家们坐在一起来讨论他们的担忧。　　另外两家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和先正达，在周四声明说他们支持科学研究。但和先锋公司一样，两家公司声称之所以要和转基因种子的买家签约，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和向政府兑现监管的义务。　　但是环境署发言人戴尔·卡麦里在周四回应说，政府只要求公司监管转基因作物的抗虫性研发，除此之外相关合同的任何限制都是公司自行添加的。　　先正达公司在和买家的协议中不仅禁止相关的研究，而且特别强调买家不能把先正达的转基因产品和其他任何竞争作物进行比较鉴别。　　明尼苏达大学的奥斯特里博士说，他在2007年得到三家公司的许可来比较各自生产的转基因抗虫玉米对明尼苏达州的根线虫有多少效果。但在2008年，三家公司之一的先正达收回了许可，这项研究不得不中止。　　奥斯特里博士解释说：“先正达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如果再让研究继续下去，就不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　　北达科他州州立大学昆虫学副教授马克·波特尔回忆说，去年当转基因甜菜种子第一次卖给农民之前，他想测试这种新作物对某种杀虫剂有何反应，但是北达科他州州立大学无法和种子的生产商孟山都和先正达就发布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达成协议。　　康奈尔大学的希尔兹博士认为，对农业科研的经费支持已经逐渐由政府公共部门向公司财团转移，这就使得很多科学家不得不依赖大公司来提供经费或者技术合作。“大家都怕上黑名单，”他说，“如果你唯一的研究对象是玉米的害虫，你就需要最新的(转基因抗虫)玉米(来做实验)，而如果公司拒绝提供样本，你就只能一事无成。”□(文/安德鲁·波兰克，林谷摘译自2009年2月19日《纽约时报》)《瞭望》文章：联合国生物安全专家答问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2月08日15:58 瞭望　　《瞭望》文章：联合国生物安全专家答问　　“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需不需要转基因作物来养活地球，而是如果我们继续接受转基因作物和背后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还能不能养活地球？”　　文/《瞭望》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林谷　　拥有美国和新西兰两国国籍的杰克·海勒曼博士(JackHeinemann)，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遗传和分子生物学教授、挪威图森生物安全中心基因生态学高级兼职教授、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员。　　他1993年获得美国微生物学协会青年调查奖，2002年获得新西兰科学家协会研究奖章，2005年被列入联合国生物安全专家名册，受邀为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评估机构撰写报告，并为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我的实验室几乎每天都在制造转基因生物。”他在致《瞭望》新闻周刊的电子邮件中称，“在我20年的职业科学家生涯中，我连一次都没想过要把这些转基因生物商业化。”　　在最近的几封邮件里，他就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安全性及其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回答了《瞭望》新闻周刊的提问。　　“转基因作物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很小”　　《瞭望》：迄今为止，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国际社会究竟有没有达成共识？有一种看法是转基因食品1994年才问世，要对其安全性盖棺定论为时尚早。　　海勒曼：我认为，针对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目前并无定论。但是在2007年到2009年末，由法国科学家吉利-艾瑞克·索拉里尼带领的科研团队在转基因作物的动物实验中发现了相当确凿的对动物有害的证据，他们的发现在国际生物学期刊上发表之前就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研究分为好几种。第一种是人体健康研究，包括用实验来获知某种作物的短期和长期的效用和后果。而这样的研究包括对动物一生的测试这样的长效实验。要完成这样的实验，需要有充足的经费，一支独立于产业利益而又技术精良的研究团队，以及政府的相关法规来确保获得转基因种子和植株作为研究对象。但现实中往往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大公司以专利权保护为由拒绝提供转基因作物的种子来供独立科学家进行安全性研究，这就严重阻碍了开放与独立的科学研究。我相信，如果真正做到这些条件，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早该得出科学的结论了。　　而同样的问题也妨碍到第二种环境安全性研究——经费不足，社会大环境并没有扶植独立和严谨的科研力量，作为实验对象的转基因种子和植株很难获得。有一种傲慢的偏见认为环境测试只能在室外进行，所以不少转基因作物被匆忙投放田间试验。诚然，有些最终问题的确需要甚至更大规模的田间实验，但是，很多令人困扰的问题完全可以更早和更好地在实验室里解决。例如，根据我2004年的研究，在田间试验的规模下将转基因逃逸作为安全性问题来研究完全没有必要。在实验室里研究转基因在自然界何时以及如何逃逸效果会好很多，而且还可以为田间实验提供宝贵的参考和依据。　　最后一类是在社会层面的安全性研究，这主要是指对农业和农业技术的远瞻性战略思考，事关食品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大局。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共同支持的国际农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评估机构已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发现转基因作物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很小。原因或者是由于作物本身的特性，或者在于背后掌控转基因专利权的西方跨国集团。巨大的利润落入了私人公司的腰包，而要全社会来为其风险买单。同时，转基因作物背后由供应商主导的运作已经控制了相当多的资源，这些资源原本可以投入到更为重要的农业技术研发，例如农业生态学、农业资源就地保护，以及扶植有竞争力的农作物种植者的群体。　　“商业资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分化和重组科研团队”　　《瞭望》：如果转基因作物真像其反对者指责的那样威胁食品安全和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主权，并对人体健康有潜在风险，为什么世界上还有不少科学家在进行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利益驱动会是主要的推手吗？　　海勒曼：全世界究竟有多少科学家真正热衷于将遗传工程用于制造转基因作物呢？很多人将下面两类人混为一谈：一类是为数甚多的分子遗传学家，一类是为数较少的在开发转基因产品的科学家，他们受到相关产业资助，有雄厚的资金作后盾。　　我自己就是一个分子遗传学家，我的实验室几乎每天都在制造转基因生物。在我20年的职业科学家生涯中，我连一次都没想过要把这些转基因生物商业化。它们对于解答生命的奥秘至关重要，而这些发现某一天也可能被投入实际运用。许多植物学家将遗传工程用于协助育种或者改良作物，但并没有直接将遗传工程本身商品化。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科学家们从不把制造转基因商品作为我们存在的理由。只要不被专利保护所操控和滥用，也无须推广转基因商品，现代生物技术才真正能为人类造福。　　但不可否认的是，商业资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分化和重组科研团队。根据国际农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评估机构的调查结果，一小部分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农业技术研发上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相应投资的总和，而且比主要发达国家对公共事务的投资还要略高一筹。所以，科学家被顺理成章看作是转基因商品的支持者。而事实上绝大多数遗传学家并不会对转基因作物有太多想法。即便是那些有想法的，也常常不想在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上纠缠太多，因为聪明的做法是：要么迅速支持转基因，要么彻底不闻不问。否则，如果想在转基因问题上保持批判性的职业眼光，就意味着你会很容易得罪公司和政府，自毁前程。　　所以我认为单纯追逐利润只会成为很小一部分科学家参与开发转基因商品的动力，而更大的动力来自事业上的发展机遇和就业的保证。不少政府越来越将研究经费和产业目标挂钩，而一些原本公立的研究机构也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定义成功。面对科研团体和商界之间强有力的结盟，科学家们正在学会保持沉默，或者沦为摇旗呐喊者。　　《瞭望》：如何养活地球上这么多人口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而气候变化让这个问题更为棘手。转基因技术一度被誉为解决上述问题新的“灵丹妙药”，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全球纷纷抢注了针对气候变化的基因专利，也预示着会在已成天文数字的转基因研发投资上再下赌注。转基因真是“灵丹妙药”吗？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更好或者更安全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　　海勒曼：当然有了。科学家早已研究开发了其他多种农业技术，它们绝非出于政治目的而被推出，而是被业界广泛认可，成为远远优于转基因作物的选择。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需不需要转基因作物来养活地球，而是如果我们继续接受转基因作物和背后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还能不能养活地球？假如说没有转基因作物，人们就会挨饿的话，那么今天人类早就该灭绝了。如果想让生物工程技术真正造福于民，我们就必须改变目前利用遗传工程的方式和原因，特别是现有的商业模式。　　为什么美国成了转基因大国　　《瞭望》：美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毫不掩饰优先保护自身利益的价值取向，美国民众也向来珍视自身的健康和生计。如果转基因作物真能被跨国公司用来垄断市场，严重伤害农民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并导致潜在的健康和环境风险，为什么美国反倒成了转基因大国？　　海勒曼：我首先不同意这样的假设：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所以接受转基因作物也必然经历了一个民主的决策过程。我拥有美国和新西兰双重国籍，在美国生活了近32年。但作为一个职业遗传学家，我对美国的转基因产业也知之甚少。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样对此问题没有任何参与讨论和决策的机会，就像历史上绝大多数美国人针对吸烟或饮酒是否有害的议题也未能参与讨论一样。　　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愚笨或者懒惰，而仅仅说明了美国的社会舆论常常推崇商业文化，不少人也想当然地认为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带来福祉与进步。不过，对转基因质疑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拒绝产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而倾向于选择当地原产的和有机的食物。　　《瞭望》：我们的印象是，不少欧洲国家对转基因作物比美国采取了严厉得多的限制措施，包括一系列法律法规，也包括让公众发挥非常积极的监督作用。你是否能就此介绍一下？　　海勒曼：我认为在转基因问题上比较“欧洲人”和“美国人”会误导大家。如果你在街上问一般的美国民众，他们会提出和欧洲人同样的诉求：要求严格标识转基因食品。在对转基因的管理层面，欧洲与美国和加拿大并无二致。　　如果有差别的话，最关键的是，欧洲人在更有效和强硬地呼吁针对转基因标识立法和严格执法，在新闻舆论上推动对转基因的讨论，也在赞助对转基因的安全性研究。而美国还没有法律法规来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尽管在民意测验中他们是支持为转基因标识立法的。　　美国在指责欧洲人利用非关税贸易壁垒来限制进口美国转基因产品。但是，我预测只要美国看到相关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就会毫不犹豫用安全性检测来限制进口产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他国的转基因商品。　　“跨国公司已经准备好将利润凌驾于食品安全之上”　　《瞭望》：反对者指出转基因的关键技术专利已经被少数跨国公司所垄断，所以如果某一个国家决定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跨国公司就会长驱直入，用专利保护权等手段垄断该国市场，使其丧失对该作物的国家控制权和食品安全。这样的指控是否站得住脚？是否已经有类似情况发生？　　海勒曼：我认为这样的指责是成立的。从某些角度而言，转基因作物的开发还处在早期，因为绝大多数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只在一小部分国家生产和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但是阿根廷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整个国家已经严重依赖生产美国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转基因大豆用于出口，国民经济和食品安全因而岌岌可危。但阿根廷并不认可种子专利，孟山都公司在已经从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中获利丰厚之后，还在通过法律手段要求阿根廷大豆的欧洲进口商支付专利赔偿金。转基因专利协议禁止农民保留当年种子，只能在每个播种季节重新购买。而一些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已经明确拒绝向未能履行转基因种子专利条款的发展中国家出售种子。这就意味着跨国公司已经准备好将利润凌驾于食品安全之上。□民生大事该怎样决策2010年02月08日15:58 瞭望　　《瞭望》文章：民生大事该怎样决策　　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机制，使公众能够参与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　　文/李楯　　转基因水稻，已由政府部门准许在湖北试种，但争论并不就此终结。　　反对者首先提出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害，其次是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张者强调中国地少人多，解决吃饭问题，转基因是“唯一”可取技术——当然，主张者，如农业部属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专家还有许多非常“专家”的解释，说：安全管理遵循了科学、个案、熟悉性和逐步完善四项基本原则，安全评价经过了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五个阶段。　　摆在一般人面前的问题是：一件非“专家”谁也搞不懂的事，一件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健康、生命及后代的事，应怎样决策，由谁来决策？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我们所处的时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迷信技术，在市场的名义下迷信金钱；当社会已经分化为利益、主张各不相同的人群时，科学家、专家也会有利益，会成为不同利益、主张的代言人——因此，当我们听到“科学家说”、“专家说”时，我们就必须问，利益在何方的科学家、专家说了，持何种主张的科学家、专家说了。有时，我们能听到的只是持一种主张的科学家、专家的说法，而听不到另一种已被屏蔽了的科学家、专家的意见。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机制，使在事关相当多人的利益时，决策者和公众都能在充分地听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后再作自己的选择；使公众对事关自己利益的重大决策，能够参与。　　“以人为本”，在中国是新设定的一种价值观，新设定的一种执政理念的“核心”(十七大报告)。看重人，看重人的健康、生命，于是才有了在食品、药品等“入口”的东西上的绝对小心谨慎的制度安排：没有充足的、绝对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无害于人的健康的，就不能投入市场。　　历史告诉我们，即使一些人在当初做一件事时是出自“好意”，但世事有些是“始料不及”的，有些恶果一旦形成，就不可逆转。如一些现已禁止使用的药物，现已开始治理的污染，在人体内表现出的毒副作用，在水体、耕地、作为人类食品的动植物以至就是在人体内积聚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影响，近，危害到具体的人的健康、生命；远，则危及到人类的子孙后代。我们今天这样警惕(甚至是害怕)病毒的变异，警惕人畜、人禽交互传播疾病(如SARS、禽流感、疯牛病)，警惕污染的后果和因物种多样性被改变而导致的生态失衡，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习惯于“科技”连用，但科学、技术实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是一种系统化的，按照一定规范，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认识是一个过程，过程中，认识有对有错。而技术，则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把它实践化；由此可以带来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技术是双刃剑，它能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甚至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于是，才有了对从事技术，以至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伦理要求——核物理的研究，核技术的应用，使人类谨慎地对待此问题；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的出现，使人类产生了进一步的忧虑，要求有制度化的制衡。工业革命，带来一种“科学的狂妄”，误认为人类能战胜一切，改造一切，为所欲为；直至提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十七大报告)，才有了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纠错转向的可能。　　由于技术可以带来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技术的应用就不只是个伦理的问题，它更与利益密切相关——每当一个技术被应用时，我们须问：由此带来的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在对谁有利的同时，还可能对哪些人有害？即将在中国湖北试种的转基因水稻有外国公司的多项专利，专利的所有者可在价格等诸多方面拿捏、控制种植者，而购买了这些专利的中国公司、中国技术专家也可能在即将种植，及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中，掌握“股份”或分得红利。这些，在决策前，是否也应明确地让决策者和公众知道呢？　　信息公开乃法治国家通例　　反对者提出：通过遗传工程技术获得在自然界中无法自动生成的转基因水稻与以往我们吃的杂交水稻有本质不同；转基因水稻并非比原来的水稻高产，只是能抗虫(有人说，虫都不敢吃，人敢吃么)；由于转基因水稻仍有繁殖及与近亲交配的能力，它可能改变甚至是灭绝中国原有水稻品种；一些转基因食品引发的事件或事故(如老鼠食用曾导致免疫系统受损或出现肿瘤)，至今没有向公众给出足以说服人的交代；转基因食品作为非自然食物，能否确保人类在食用后不会产生损害健康的影响(如过敏等)，以至是：如果人类长期食用，代代相因，会否导致遗传性状改变，甚至是跨越物种的遗传性状改变？作为极力推进转基因水稻的公司、技术专家是否有责任在决策作出之前，给决策者和公众以清楚而让人听得懂的解释呢？　　至于有专家说给转基因水稻发安全证书和给要结婚的男女发结婚证书一样，没有必要“让大家都知道”，并说农业部的证书“一直是颁发给研发方和申报方，没有对社会公开，这也是我们国家行政审批的一个惯例”。这一点，很难苟同。政府信息公开，是法治国家的通例，而行政审批不公开，只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给我们的坏“惯例”。　　说“地少人多，转基因是唯一可取技术”，恐也不当。我们过去被教导有太多的“必然”，后来知道实非如是——人类于发展中往往有多种选择，而较少有“唯一”。我们过去只知道中国人均耕地少，很晚才知道以色列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倍，人均耕地是中国的45%(另，人均水资源是中国的12%)，荷兰人口密度是中国的3.5倍，人均耕地是中国的55%，它们不但国民的生存质量高于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高于中国)，以色列还在较差的地质、气候条件下盛产粮食、棉花、鲜花、水果、蔬菜，是喷灌、滴灌、无土栽培技术的使用国，荷兰则是世界排名在前的农产品输出国。而政策失误，使中国在有6亿人时，饿死以千万计，现人多了(从1958年的6.5亿增至13亿)，地少了(从1958年的人均2.43亩减至1.37亩)，吃饭早不成问题。可见良好的政策、良好的体制，才是提升国民生存质量的根本，同时，也是在整体上科学发达，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　　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决策　　就世界而言，全世界的转基因作物超过90%都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全世界的转基因作物超过70%的种植面积也在美国，这，除使经营者获利外，也并不能解决今日世界的贫困问题，因为占世界人口15%处于饥饿状态下的穷人不是有钱买不到粮食，而是没有钱买粮食——在今天，所谓“吃饭”问题，如果只问粮食产量，就是个伪问题。　　中国在1995年前为大豆净出口国，自进口转基因大豆后，对外依存度已达80%以上，中国品种的大豆在目前情况下竞争不过转基因大豆，中国的大豆品种面临被淘汰出局而趋于灭绝的情状；而改种植转基因大豆，则须年年购买专利权在外国公司手中的种子，价格难免为人掌控。农民的利益，也是决策需要考虑的。　　关起门来由少数人(哪怕是为多数人利益)决策的时代应成为过去，像转基因食品这样的事的决策，需要做到事先公布“全面、准确、真实”的信息(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充分展现各种不同观点，在公众可以充分参与的情况下，经过长时间的辩驳论争后，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因为它事关人的健康、生命及人类后代。在这里，每个人的知情与选择都是重要的。　　我们应该明确记载和公布批准一项事关民生的大事的官员姓名，明确记载和公布在这种事关民生的大事中为政府决策作证或签署专家意见的专家姓名——特别是当这种事一旦决定、实行，结果即不可逆转时——以使人民在事后评价，可以问责(当然，只是针对官员)，或褒或贬(既针对官员，也针对专家)；由此，使参与决策的官员和专家如中国传统对当政者要求的那样排除私利，秉承公心，在为大众而决策时，“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雅小》)，“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真正尽心尽职，对国民、对人类负起责任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以往，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肯定，还是台湾的反共电影史学家或“四人帮”的否定、以及新时期试图从艺术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电影历史的同志提出的批判性反思，人们的出发点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从政治运动的角度来把握和认识三十年代电影这一点上却呈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特别是当用一种比较狭窄的政治标准评价和衡量具体作品的时候，影片所表达的政治倾向往往也成为人们做出艺术评价的基本参照条件。然而，历史本身实际上比人们所想的要复杂得多。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出现，的确给中国电影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但并不止于此，伴随着政治变革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出现了巨大的艺术变革。把三十年代电影看作是一场艺术变革，便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如何认识和看待这场艺术变革？艺术上的变革与时代的政治变革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正是这篇文章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从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五六年中，中国电影出现了一段空前繁荣的局面。在这短短的几年里，中国电影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传世之作。产生这种变化的基本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状态。这是对创作者和观众的全面影响。它不仅限于思想内容，而且涉及整个电影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批新的艺术家加入到电影创作队伍中来，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电影经验的大规模介绍和有声电影的出现等一系列技术进步，推动了电影艺术技巧的大幅度发展，使影片的外在形式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时代的变革给电影提出了新的创作课题的时候，一大批思想活跃的进步文艺青年在时代的感召下投身于电影。他们身上较少旧电影圈的影响，却带来了以往中国电影界从未有过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经验，这才使他们能冲破旧影圈的陈规陋习，对中国电影的思想和艺术面貌的全面改观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三十年代兴起的左翼电影运动，也是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掀起的一场艺术创新运动。我选择了45个在左翼时期影响较大的影人，对他们的年龄做了个统计，结果如下：三十年代电影主创人员平均年龄：（创作成名的左翼作品时的年龄）导演10人：　　　　平均30.3岁 （除郑正秋，洪深外8人平均27.7岁）编剧、评论10人：　平均25.9岁演员15人：　　　　平均21.06岁 （其中女10人20.7岁，男5人21.8岁）其它创作者10人：　平均26.5岁共计45人：　　　　平均25.4岁 （除郑，洪外43人平均24.7岁）在这45人(注)中左翼前已从影者仅11人，其中以前曾有较大影响者只有6 人，余下的31人平均年龄只有24岁。当然，年龄本身并不说明什么。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它却成了三十年代电影蓬勃的创新活力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些新进入电影的年轻人大多是一些政治倾向进步、艺术思想活跃的文艺青年。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它们在电影创作的思想和艺术表达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在这艰难的探索中他们从稚嫩走向成熟，同时也创造了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辉煌。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发展，是与这些年轻的电影艺术家的成长同步的。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电影基本艺术面貌。三十年代距今已经六十年了，这对一共只有不足百年历史的电影来说无疑已是一个很遥远的时代了。那还是中国电影的童年时期。正如夏衍同志讲过的那样。在今天看来它就象“自己穿着开裆裤、嘬着手指头时的照片”一样充满着稚气。所以我们不能以今天对电影艺术的认识水平来评价那个时代的影片和艺术家做出的探索。在反对以往许多只从政治内容上肯定左翼电影、而忽视了其在艺术上的不成熟的片面看法的同时，我也很不同意那种因其过于政治上的激进和艺术上的浅稚而否认三十年代电影创新的历史地位的看法。在这里，我还想对有的同志只从与世界电影艺术技巧水平的横向比较中看待中国电影历史上的艺术创新的看法提出异议。的确，中国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电影，常规电影的技术和艺术技巧的总体水平也落后于当时世界电影的先进水平。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艺术家的创造性。且不论在苏联电影正热衷于造神，美国电影正热衷于造梦的时候，中国的电影艺术家们却勇敢地高扬起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的现实主义旗帜，这本身便反映着一种先进的艺术观和电影观。外国电影史学家所说的“新现实主义始于中国的三十年代电影”的论断就是由此得出的。就是在艺术探索本身，年轻的左翼电影艺术家们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和创新。我以为，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艺术上的“辉煌”正是来自于这一批年轻艺术家勇敢的探索和创新精神。那是一个广泛探索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成熟收获的时代。这样说丝毫没有小看这一时期大量优秀创作成果的意思，也并不回避大量影片（包括不少优秀影片）中明显存在的政治压倒艺术的问题。与十几年以后的战后电影的创作高潮相比，三十年代电影的确没有出现象《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宏篇巨著，但它无论从题材样式、类型风格和艺术语言等艺术追求的不同方面却都有着中国电影前几十年历史中最多样化的艺术尝试。左翼电影运动是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产生的一场以从政治上变革中国电影为首要目的的电影运动。作为一种以爱国进步为宗旨的艺术统一战线，要争取最大量的艺术家参加，就不能只以共同的艺术旨趣、艺术追求或共同的电影观来划线。何况当时年轻的艺术家中谁也不具备足以在艺术上领导潮流的艺术经验和威望。这造成三十年代影坛一种有趣的现象，左翼影人在政治上锋芒毕露、唇枪舌剑的同时，在艺术方面却对与自己不同的艺术旨趣和追求显示出了极宽容的胸怀。这样，从事左翼电影创作的艺术家们在以爱国主义为主要旗帜的进步艺术思想的前提下形成为一个创作群体，而在艺术上又有着各自不同的顽强追求，从而形成了一个艺术上真正百花齐放的局面。正因为如此，那时不少的优秀影片虽然有的在思想表达上还显得直白浅露、有的在艺术技巧方面还保留着许多粗疏、稚嫩之处，但是其间渗透出的旺盛的创造活力和生机却赋予了它们以不朽的艺术魅力。我认为这正是三十年代电影最动人的地方所在，正是三十年代的“辉煌”所在。年轻的左翼电影艺术家们是在左翼电影的创作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创造电影历史的进程的同时也在造就着他们自己。在此期间，他们艺术探索的方向和对艺术经验的总结，也与左翼电影运动的政治任务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但是艺术的发展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实现的。这也就使得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在政治和艺术的不同方面的发展进程表现出某种不平衡。他们非但并不完全同步，反而呈现出两条几乎截然相反的发展曲线。左翼电影运动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严酷政治局势下发展起来的。这使它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严酷的政治压力也成为一种动力，它逼着进步电影工作者开动脑筋、寻找更巧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也推动着人们对电影的视听艺术潜力的更深入挖掘。这形成了三十年代电影的思想表达和艺术探索的不同领域间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局面。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人民抗日热情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左翼电影迅速兴起，以《狂流》为开端出现了一批思想观点鲜明，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的影片。这些影片使人们耳目一新。它们一改初期电影脱离现实的落后倾向，直接反映了社会现实存在的尖锐矛盾，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姊妹花》、《渔光曲》两部影片分别创下了连映60多天和80多天的记录。在当时轰动一时。所以当时有人把1933年称为“中国电影年”。这是左翼电影的第一个高潮。但是这一时期左翼创作者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思想内容方面的革新，除了《春蚕》、《上海24小时》等少数影片之外，大多数影片缺乏艺术上的精雕细琢。同时由于革命斗争和艺术经验的不足，左冀电影工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斗争形势的严酷性估计不足，不少影片中确实存在着艺术表现相对粗糙稚拙和革命内容表达得过于直露等问题，并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如《女性的呐喊》、《上海24小时》、《中国海的怒潮》等影片，直接表现残酷的阶段压迫，并号召人民以武装斗争进行反抗。结果影片拍出后被当局的电影检查机构百般刁难，删剪得面目全非。面对左翼电影运动高涨的局面，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艺术经验的不足和对影片政治内容和艺术表达之间关系认识的偏差，使得这时的许多影片显得昙花一现。1933年11月，一群暴徒捣毁了拍过一些进步影片的艺华影片公司，并散发反共传单，恫吓进步电影工作者。形势的恶化使电影公司的老板又开始向右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人先后被捕或退出电影公司、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与此同时一些反动文人乘机挤入，大肆鼓吹“软性电影”的主张。左翼电影出现了低潮。但另一方面，严峻形势的压力也促进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成长和成熟。他们开始尝试以更巧妙隐晦的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和视听语言，曲折地宣传反帝抗日思想和隐约地揭示社会的黑暗。通过以同情的笔调深入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热情歌颂积极正直的人生态度的影片来坚持左翼电影阵地。《神女》、《桃李劫》等优秀影片就是在这种形式下拍摄出来的。在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这段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期却成了三十年代电影艺术探索最活跃、成果最辉煌的一个阶段。影片《桃李劫》的结尾原来是一个直接表现陶建平被枪毙的场面，国民党政府的检查机构以刺激性太强为由强令删改。创作者经过反复考虑，改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结尾，即陶建平被带走后，老校长还沉浸在回忆之中。画外传来的枪声把老校长拉回到现实来。他缓缓地走出牢门，陶建平的照片从他手中滑落在地上。在若隐若现的“毕业歌”声中，镜头慢慢推向地上的照片，直到陶建平年轻英俊的面孔占满银幕。新的结尾让反动检查机构抓不住把柄，但却使人更强烈地感受到那黑暗的社会对人的摧残。它无论在思想和艺术表达上无疑都比原来的枪毙场面高明得多了。在这里，政治压力实际上变成了迫使艺术家深入艺术思考，提高创作水平的动力。1935年“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以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人民抗日要求的重新高涨，推动着左翼电影运动也重新转向高涨，出现了“国防电影”的新高潮。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更加成熟、风格样式也更加丰富多彩了。虽然由于反动派的压制，仍不能直接宣传和表现人民的抗日要求，但创作者已有可能更多地尝试寓言式的隐喻方式曲折地进行表现。《联华交响曲》中的《春闺梦断》、《疯人狂想曲》、《小五义》及《狼山喋血记》、《大路》等影片，在形势不允许用写实主义手法直接表现抗日要求时，创作人员进行了运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电影表现手法的尝试。同时，人们在创作探索的实践中也对中国电影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们把几年来对电影表现手段探索与“影戏”主流电影的经验结合在一起，越来越有意识地借鉴进入有声阶段之后的好莱坞戏剧式电影的创作经验，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能为最广大的电影观众所接受。从整体上看，在这时的许多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社会问题影片中，1933年影片中常见的那种直露的激进口号减少了，而思想内容与影片的情节和人物命运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之融为较完整的有机整体。如《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都从不同的侧面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并且有的还在电影艺术技巧方面也达到了较高的成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情欢迎。但是随政治形势的好转也有少数影片重新较直接地喊出了一些进步口号，特别是随着中国电影全面转向有声片之后好莱坞的影响日趋强烈，许多影片中都渗透了对好莱坞电影的照搬和摹仿，这些现象都多少影响着影片的艺术质量，也影响着进入四十年代后电影创作的发展走向。当然，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能够出现这样一场如此巨大的变革，左翼电影运动得以兴起，这首先是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的结果。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也推动着中国电影开始变革。然而，时代的变革不仅提出了新的政治命题，也提出了新的艺术命题。这才使左翼电影运动不仅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同时也成为一场艺术创新运动。“九一八”、特别是“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危机的现实威胁不断加深，使电影的经营者、创作者和观众的心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广大观众厌恶了那些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和武侠神怪影片，向电影界发出了猛醒救国的劝告。这种要求从影院的票房收入上也明显地反映出来。明星公司花费巨款把著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啼笑姻缘》搬上银幕，但上映适值“一·二八”事件之后，影片营业上遭到了出乎老板们意外的惨败，使明星公司经济上陷入严重的危机。其它公司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种形势迫使电影资本家在创作方针上改弦更张。在这种背景下，电影创作人员中也出现了以题材和形式上的创新寻求新出路的愿望。随着改变中国电影现状的主客观条件逐步成熟，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对电影工作关注，着手直接参与和影响电影的创作。左翼电影运动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兴起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之后，针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电影界内部强大的旧势力，有计划地领导从事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从编剧入手努力影响和改造电影创作；组织动员了相当一批年轻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界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参加电影创作，改造电影创作队伍，加强左翼创作力量；有目的地大力介绍了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的经验；积极开展电影理论和批评工作，通过电影评论影响和指导创作和欣赏。这些工作都不仅在政治思想内容方面改变了中国电影的面貌，在电影艺术方面也带来了强烈的新鲜气息，直接影响着中国电影艺术面貌的改观。根据形势的需要，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党的文艺工作者先后以编剧的身份加入电影公司。他们一方面创作了一大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新的优秀剧本，一方面又有目的地与一些导演等创作者交朋友，帮助他们拍出了一批较好的影片。左翼影人介入编剧创作，带来的不仅是新的题材和生活内容，也有新艺术观和叙事风格。在其中以夏衍和田汉的编剧创作和艺术思想带来的影响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在三十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形势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敢不敢，能不能真实地，具体地反映这一现实，这是区别新旧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三十年代电影中的一些优秀作品的成功之处正在于通过电影艺术的手段，具体、细致地把时代生活真实地呈现在银幕上。在这方面，夏衍的电影剧作是反映三十年代现实主义电影成就的典型代表。夏衍的创作的第一部影片《狂流》也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开篇之作。它标志着“中国电影新时代”的开始。这部影片以新的思想、题材和新的内容，形式反映了时代的真实，渗透着强烈的创作激情。《狂流》的意义不仅在思想上，它通过水灾现场的大量新闻片素材的穿插，以艺术上新颖的创作观念震动着习惯于舞台戏剧的影戏式表现手段。作为最初的尝试，《狂流》还保持了许多旧电影的影响痕迹，但是在这部影片中，夏衍的电影剧作创作的那种质朴、严谨、简洁而视觉感鲜明，特别是对环境的视觉表现在剧作中地位的重视等特点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以夏衍为代表的这种带有比较明显的写实倾向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在他1933年根据茅盾的小说改编的《春蚕》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曾无数次经受过《狂流》式的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但《春蚕》式的“丰收成灾”的奇怪悲剧却是头一次领教，这是一场真正的时代的悲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日益加深的中国社会的缩影。在《春蚕》中没有采取戏剧化手段把剥削压迫“物化”为一种具体可见的恶势力，而是还给它以“无形”的本来面目。《春蚕》细腻地展示了平静的生活流程如何悄悄地把人们引向无情的灾难，深刻地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在“公平交易”外衣下的巧取豪夺。影片成功地塑造老通宝一家蚕农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是通过他们注入了全部生活理想的劳动生活过程细致地展现出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影片通过视觉化的细节和环境处理与蒙太奇电影思维的结合在一起，通过富于表现力的电影语言来体现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上海24小时》中，他把蒙太奇的方法运用到电影剧作的整体构思上，有力地揭示了尖锐的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的社会现实。夏衍编剧的另外几部影片，大都是由张石川导演的，张石川相对陈旧的艺术和电影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影片的整体思想艺术质量。但这些影片同样都设计了积极的社会主题。尤其是 1936年创作的《压岁钱》，以独特的艺术构思，通过一块银元在社会上的流转，展现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图景。除了夏衍之外，其它一些进步电影工作者也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着这方面的探索，如《乡愁》、《船家女》、《桃李劫》等影片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这种带写实主义倾向的艺术风格在这一时期夏衍参加创作的一系列影片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已。这类影片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指导下，注意在生活的潜流中反映时代的波澜，它们特别注重对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的追求，不仅追求真实地把握生活中现实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现实，更重要的是追求在电影叙事和造型各个方面都以细腻朴素的手段再现出真实的效果来。例如在电影叙事观念方面，当时夏衍曾强烈主张鉴于电影时空自由的特点，不应沿袭戏剧的叙事经验。他甚至提出象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和心理小说的叙事方法更符合电影的规律。这种比较开放的电影观念，对写实性电影比较灵活的时空结构和朴素的叙述风格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田汉虽然早在二十年代就曾涉足电影，但他那带有现代主义色彩和浪漫风格的艺术追求一直不见容于中国电影界。从二十年代末期他的艺术思想开始转变。他彻底清算了自己过去的艺术观点，转向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鲜明革命倾向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然而，现实主义的追求与艺术家艺术个性的体现并不一定矛盾。田汉那种豪放浪漫的艺术气质在他三十年代的革命作品中仍然得到了清晰的体现。所以他的作品大都选择直接的反帝反封建主题，特别是直接描写抗日和歌颂工人阶级的。它以能在影片中喊出人民想说而不敢说出的话为荣。这在当时许多左翼创作中是很有代表性的。田汉的创作尽管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同时他又是一个有独特创作气质的艺术家，这种艺术个性不可避免地在创作中表现出来。革命现实主义在他的创作中实际上更多地是表现为一种精神而不是具体方法。在艺术观上，他有直面人生的勇气，敢于揭露社会黑暗。但他更强调的是要反映时代前进的方向。所以，他的作品中更多地洋溢着一种充沛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情调。这与他早年注重主观表现的电影观是有一定联系的。这类影片都力图在时代和社会的尖锐冲突中直接展观主题，而不是着力于生活细节的真实描绘，因此其作品戏剧性因素强烈，富于波澜起伏。而且田汉的创作即兴性较强，主要关注的是内容的合理性而不是结构的严谨。描写人物时他也更注重于人物的追求和想往，以火热的生活激情去激动观众。这些特点不仅是田汉一个人的。这在阳翰笙、孙瑜等人当时创作的一系列影片中都有表现。这些创作虽然不如夏衍等人那样擅长艺术描写的细腻和生动，但由于其重视戏剧性因素在创作中的地位和把戏剧性冲突转化为一种政治话语，实际上后来的许多中国电影都表现出与这种风格比较接近的地方。左翼剧作家的电影创作，开始把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带入了中国电影。在摆正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同时，艺术家们也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创作与电影媒介之间的关系，寻找着用电影媒介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在这里，表现社会现实和反映人民的呼声的政治目标并没有成为艺术家表现各自艺术个性的障碍，反而丰富着中国电影艺术家对电影叙事规律和叙事风格的探索。这样，由左翼剧作家介入电影创作而带来的艺术视野的开阔，也带动着其它电影创作部门的创新。　　为了冲破和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封锁和旧电影脱离时代、脱离生活的陈规陋习，左翼电影工作者把电影理论批评看作是改造旧电影、建立新电影的一条重要战线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在左翼电影运动的进程中，理论批评建设也确实在思想和艺术两个领域中都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不仅端正着人们的思想，也拓展着人们的艺术视野，帮助人们探寻创作新路。在党的领导上，进步文艺工作者通过各种方法控制了上海报刊的大部分影评阵地。这些评论不仅揭露和批判有毒素的影片，宣传进步电影;而且在艺术方面也与创作人员互相切磋，认真探讨。聂耳与蔡楚生通过电影批评建立起真挚的友谊曾被传为佳话。它对蔡楚生思想和艺术上的成长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很典型地反映了左翼电影批评的积极功效。当然好的评论必须有相应的思想和理论武装。这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也许要对电影艺术规律自身左翼电影工作者有目的地做了大量介绍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经验的工作。这使的认真学习和研究。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象我们三十年前那样闭目塞听。左翼电影的理论批评建设与对外国电影经验的学习借鉴结合在一起，从而具备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坚实的基础。将苏联选作主要的学习对象，在当时当然首先是出于一种政治的选择。但苏联当时不仅在政治上为中国进步人士所向往，苏联电影在艺术上也的确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进步影人们大量翻译介绍了苏联电影剧本和理论著作等。夏衍、郑伯奇等人先后翻译了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等许多文章。他们不仅从苏联电影学习了表现革命思想的经验，而且学习了蒙太奇的电影思维方法和艺术表现技巧。与此同时，人们对其它外国电影理论（例如好莱坞的技巧理论等）也有所介绍。甚至象刘呐欧那样的反动影人，在与左翼电影工作者宣传苏联电影经验的对抗中，也搬来了先锋派等西方电影理论主张。无论人们原来的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对外国电影理论的译介却大大开阔了中国电影工作者的眼界，这也有益电影工作者的学习和提高。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广泛探索创新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与赖于这种学习和借鉴。这种理论批评与电影创作之间的良性互动，大大促进了三十年代电影的转变和发展。　　随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而进入电影的年轻艺术家不仅限于剧作领域，而是几乎遍及电影创作的所有主要部门。如应云卫、沈西苓、袁牧之、吴印咸等人都在这一阶段先后从戏剧、美术、音乐、摄影等不同的艺术门类加入到了电影创作队伍中来。这些人大多文化程度较高，探索和创新精神较强。他们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电影创作队伍的面貌和素质，对电影艺术上的飞跃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三十年代的主要优秀影片大都出自这批创作人员。他们带来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经验也极大地丰富着中国电影。正是由这样一批富于活力的年轻艺术家形成的新的创作群体，以他们勇敢的创新精神和广泛的艺术探索，促进着中国电影面貌的全面改观。他们在艺术上互相切磋，创作中互相帮助，一起攀登着艺术的高峰。三十年代电影中最优秀的代表作《马路天使》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从构思阶段开始，袁牧之、赵丹等主创人员便在一起集思广议，不断地改进提高。影片试映后，沈西苓还自己动手帮助袁牧之对全片进行大刀阔斧的重新剪辑，将原来全长十二本的影片剪成九本，使之成为一部结构紧凑、节奏明快的电影精品。　　三十年代的这场广泛而深入的电影创新运动，是向中国电影传统继承和向外国电影经验学习借鉴的交织和互动，也是默片视觉艺术的成熟和对有声电影规律的探索的尝试的交织和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左翼艺术家们把共同的思想追求和不同艺术追求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电影世界。　　三十年代电影是中国初期电影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初期电影，特别是其主流“影戏”电影的艺术传统并没有完全割断。它的艺术经验在不少创作者身上得到了继承。他们不仅继承了传统，也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了这一传统。三十年代的电影变革触动着整个中国电影界。不仅新的艺术家和作品不断出现，老艺术家也努力使自己跟上时代潮流，适应形势的新变化。但是，新的电影不仅需要新的社会思想，更需要新的艺术思想。“旧瓶装新酒”是无法真正改变中国电影的面貌的。初期电影中的两员创作主将郑正秋和张石川都曾参加了左翼电影的创作。但他们毕竟是属于上一代的艺术家。他仍难完全摆脱旧思想方法的影响。郑正秋晚期的代表作《姊妹花》就是一个典型。在左翼电影运动影响下，郑正秋的创作思想开始出现转变。他对过去内容模糊的教化社会的主张作了修正，认识到“电影负有时代先驱的责任”。在《姊妹花》中他力图以阶级矛盾代替过去影片中常用的空洞的善恶冲突。它尽管在艺术上日益成熟了，但已定型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手法，已使他无法对电影观念进行全面的反省和改造了，而只能仍然沿袭旧“影戏”的一套创作经验。以张石川为代表的商业电影创作更明显地表现出延续旧“影戏”电影的倾向。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们往往也在影片中加进一些进步色彩的东西，但在反动压力下又把政治棱角磨平，以保持平衡。在艺术上则全盘延续了影戏的基本方法。张石川拍了夏衍编剧的几部影片。不仅表现形式上仍延用老一套，有的在情节上也按老套子作了改动，从而大大削弱了影片的思想内容表现和艺术感染力。即使内容上有新意也被形式上的陈旧所掩盖了。例如，张石川导演由夏衍编剧的《脂粉市场》时，对影片结尾做的改动，在他看来只是使情节在结构上更完整、更合理些，而事实上大大削弱了影片的批判力量。《压岁钱》中大量的歌舞和噱头穿插等，也得到了类似的效果。在其他不少旧影人的影片中，这种现象也表现得同样突出。最有代表性的如《恶邻》(任彭年导演)，把一个隐喻抗日的故事拍成了一个十分拙劣的武侠片。　　事实证明，即使是在继承中国主流电影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左翼创作，也同样需要艺术观和电影观的革新。这个任务也同样新一代艺术家来完成。　　在继承影戏传统的基本方向上，作出了较大的突破和创新，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成就的电影创作者应当首推蔡楚生了。蔡楚生虽曾从郑正秋身上学习了很多“影戏”电影的创作经验，但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蔡楚生有不少与郑正秋等老一代人不同的艺术思想。在参加左翼电影创作之前，他在影片的形式探索上已经明显地显露出了其独特的艺术才华。在艺术处理上，他非常注意吸收郑正秋等前辈创作中适应观众欣赏习惯的经验，把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与新的电影表现手段结合起来。影片中既有严谨的情节线索和强烈的戏剧冲突，又不乏精彩的电影语言的运用。如《南国之春》中离别场面中纵深式的场面调度和《粉红色的梦》中携女寻妻的蒙太奇剪接段落，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然而，艺术上的新鲜气息并不能完全掩盖这两部影片内容上的贫乏，它们受到一些有进步思想的朋友们的尖锐批评。形势迫使蔡楚生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应走的创作道路。在左翼电影工作者的帮助下，蔡楚生对自己以前的创作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踏上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使三十年代成为他创作的一个丰收期。在艺术上他也开始寻求建立自己的表现风格。与其它创作人员相比他更注重中国电影的叙事传统，形成一种通俗、幽默的叙述风格。他讲究故事性和趣味性，同时又能注意尽量抛弃不必要的舞台化因素，电影化地叙述故事。因此他的影片给人以既新鲜，又不陌生的感觉。在《渔光曲》中 ，他以两个渔家孩子经历为线索，展现了旧中国农村和城市非常广泛的社会生活图景。把这样广泛的生活内容编织进一个篇幅不长、但严谨完整、曲折生动、而又线索鲜明的戏剧性故事之中。这种表现内容的开放性和叙事结构的严谨性的结合，成为中国电影中极具代表性的艺术手法。它把真实细腻和曲折动人较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在叙事手法方面与影戏传统保持了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在电影化的表现和感受方面，又大大地进步了。银幕上优美的视觉形象及歌曲的音乐形象，大大加强了情节所提供的表现能力。在这几年里，蔡楚生先后拍摄的《都会的早晨》、《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都有力地展现了不同阶层人民的现实生活状况，而且大部分影片都透着衰怨、苦涩的幽默情调，情节设计都相当巧妙，给人以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之感。蔡楚生的影片以情节曲折、结构完整，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而见长。同时在具体的叙事和时空结构处理上他又比初期影戏更注重剪裁，使节奏的起伏张驰有致。在以叙事为主要的手段的早期电影中，故事情节和人物是两个最主要的支柱，蔡楚生对这两方面都比较重视。较之初期“影戏”，蔡楚生在注意以各种手段鲜明地刻划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方面作出了较好的成绩。　　以蔡楚生的这一类创作为代表，反映了三十年代电影对初期影戏传统继承的基本方向。即在创作中更多贯注鲜明的进步倾向和时代精神，在注重市民观众的欣赏趣味和剧作/叙事经验方面继承影戏传统的主要方面， 而在技巧表现的层次上则大量吸收蒙太奇的思维方法和艺术技巧，使创作更具电影的艺术特色。　　三十年代电影中的另一些创作者从另一个角度探索着电影与民族文化传统结合的途径。他们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宁静、幽远、恬淡的审美意境渗入到影片创作中来。这比之初期影戏只着重于借鉴戏曲和说唱艺术的通俗文化传统就深入了一步，开始涉及到靠从叙事和造型的不同方面结合的综合效果尝试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蕴的表现。在这方面，吴永刚的《神女》作出的探索是很具代表性的。《神女》无论是题材、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形式的表现方面，都渗透出浓郁的民族情趣，形成一种委婉、含蓄的艺术风格。影片能创造出这种不同于侧重传奇性的影戏传统的民族审美意境，一方面在于其善于适当地淡化外部冲突，对于一些影戏中常一笔代过的地方，却用非常细腻的细写描写和刻画强化出来，把较强烈的思想和情绪起伏通过较平易的地方叙述出来，于平易处见波澜。另一方面在于其追求再现与抒情的统一。《神女》在真实朴素的叙述风格的基础上，比较注意把画面，镜头和蒙太奇的表现功能、抒情功能与再现功能、叙述功能结合起来，提供一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叙事层面本身的韵味，使影片渗透出一种诗情。《神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还不仅体现在其表现形式上与文人诗画情趣的接近，它同样体现在其对世界、对生活的观照和表达的方式方面。从表面上看，《神女》与其它一些左翼电影有很大的不同，其中的时代背景表现比之同时许多进步影片要淡化得多。它没有具体的社会动荡和社会事件，也较少直接表现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甚至神女所受的歧视也大部来自周围的普通市民。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社会对作为人的她生存权利的一种畸型蔑视和否定。整个影片基本上是以母子关系为中心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神女》体现的首先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主题，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主题。但是影片又通过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时代和那个时代中人际关系的不合理，实际上是以中国艺术常用的隐喻和换喻方式点明了《神女》的悲剧意义不仅是这对母子的命运悲剧，而且是时代的历史悲剧。实际上，在三十年代的电影中有不少以往被我们排除在左翼电影之外的影片也可以理解为艺术家是在以这种曲折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关注的。例如曾被批判为反动影片的《浪淘沙》似乎并不应理解为在宣扬无原则的和平主义，它更象是反映了人们在大敌当前危及着民族生存的形势下期望能停止内战、共同为生存而抗争的要求。《到自然去》似乎也可理解为在告诫人们尝过自由滋味的人是不能容忍重新沦为奴隶的。它们与《狼山喋血记》等影片所作的政治隐喻相比，只是存在艺术方法和风格追求的不同，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这一时代，其它一些创作人员也在进行着类似的创作探索。《艺海风光》中的《话剧团》、《联华交响曲》中的《春闺梦断》、《月下小景》，甚至朱石麟的《慈母曲》和费穆的《天伦》、《人生》、《香雪海》等不少影片在艺术上都有相通之处。有的影片的社会政治色彩更淡，但在以平实含蓄的艺术风格创造诗情画意的艺术情境，在叙事与造型的结合、再现与抒情的结合等方面都做出了有一定意义的探索。象《神女》这样的影片在三十年代电影中为数并不多，但它们却拓展了中国电影向自己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学习的视野，为艺术家以电影的手段进行情绪和情感的表达开拓了新的思路。在向传统继承的同时，艺术家们也在努力通过学习和了解外国电影经验寻找和开拓新的创作道路。三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广泛创新和大幅度发展的时期。这种成绩的取得与电影创作者努力学习和了解国外的先进电影经验，并在创作实践中努力的探索分不开的。外国影片和外国电影理论的介绍对许多中国电影艺术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都给中国电影带来了相当的冲击，也推动着电影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变革。。在这当中，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和苏联的蒙太奇电影理论对中国影人的影响最为突出。在孙瑜和沈西苓三十年代的电影创作的中可以很有代表性地反映出这种学习和借鉴。　　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成长起来的。电影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外来的影响更显得重要。由于在旧中国的电影市场中，好莱坞电影占着绝对的优势。它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尽管不少创作者也曾企图摆脱其影响，但实际上好莱坞的许多创作经验和原则早已渗入了许多创作者心灵的深处, 并在他们的创作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这种文化渗透在孙瑜的电影创作便明显地反映出来。　　作为一个在美国受过专业电影教育的艺术家，孙瑜在早年拍摄武侠神怪片时就明显地表现出他明显地受到美国某些类型影片的影响，有的影片的构思甚至直接脱胎于某部好莱坞影片。有人说孙瑜的影片创作带有一种浪漫的诗情。与其它不少左翼影人不同，孙瑜的注意力不放在求真，而在于求善求美。他的作品往往较少揭露性，而是富于主观的理想和憧憬，常常透露出一种欧文、傅立叶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他想往乡亲邻里间互济互爱的和谐生活，热情地歌颂这种生活方式，抨击战争对这种和谐生活的破坏，以此来表达他自己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而《大路》结尾主人公想象中的再生，更使人直接联想到好莱坞影片《西线无战事》的结尾处理。这种诗情实际上带着一种好莱坞式的梦幻色彩，当中也多少反映了某种好莱坞式的观照生活的方式的影子（这一点在王尘无关于《天明》的评论中也曾指出）。孙瑜作为三十年代一位有影响的电影艺术家，更重要的一面可能还在于其清新流畅的艺术风格。他是最早把好莱坞电影叙事和剪技技巧等经验较好地运用到自己电影创作中的一位中国导演。这对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艺术上的发展有着特殊意义。孙瑜影片中时空的段落感不象某些国产片那样突出，叙事的情节结构和剪接技巧都比较流畅。这在《小玩意》中表现得相当明显。美国电影中时空表现的镜头剪接技巧经验对孙瑜影片的镜语构成有很大帮助，使他的影片具有比较流畅的视觉感受。同时他对镜头的造型美感及其表现作用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孙瑜在学习外国经验的同时，也比较注重把这种经验与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结合，在两种文化思想的融汇中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这在他的叙事风格的建立方面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他的影片并不追求冷静的客观风格，而是把作者的评价和情绪直接贯注进去，探索一种带有作者主观色彩的叙事方法。他尝试在影片故事之外，蒙上一层热烈的情绪色彩。有时穿插一些与叙事联系不太紧的，抒情性段落，有时甚至企图以情绪线索贯穿全片。这在今天看来不少地方显得幼稚牵强，但在当时的确给人以新鲜感。　　当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中，受到好莱坞电影影响的远不止孙瑜一个人。相比之下，孙瑜还是比较自觉地努力对好莱坞电影经验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态度的一个艺术家。而其他更多的人则明显地把好莱坞电影中的商业性因素引入影片中，使之对中国电影产生了更多的负面影响。但是，作为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商业电影，好莱坞电影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的电影观众的欣赏习惯和欣赏趣味，也影响着电影创作者的电影经验的形成。因此，越到三十年代的中后期，无论是左翼电影还是其他商业电影中，好莱坞电影中的一套创作方法与经验，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影片之中，成了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在主要接受好莱坞影响的中国电影传统中，到了三十年代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因素--苏联电影的影响。与好莱坞相比，苏联电影在艺术上的影响在三十年代电影中远没有那样突出，但它又是不能忽视的。三十年代处于艺术上先锋地位的创作人员，大都是左翼人员，他们怀着较高的热情关注着苏联电影的经验，努力地学习这种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蒙太奇作为一个时代的思维方法和电影观念的集中代表，在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中占了统治地位。这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对各种冲突、对立和撞击的关注反映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反映在影片上，无论是内容上的贫与富、正义与邪恶，爱国与卖国，还是形式上对声画之间不同镜头、段落或形象之间的冲突和撞击的表现，成了这一时期电影的最显著特征。蒙太奇观念的核心，即其所强调的不同部分之间的组合和碰撞中产生出新的意义和力量。在三十年代电影中，这种爱森斯坦意义上的蒙太奇观念，作为一种观照和把握生活的思维方式对新一代电影创作人员的影响，比作为一种技巧理论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很难看到苏联电影，为直接从影片学习增加了困难，苏联的电影理论成果得到更多的注意。这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中国影人是在自己电影传统和对好莱坞电影经验理解的基础上接受苏联的蒙太奇理论的。对苏联经验的学习也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而有所取舍。爱森斯坦本人的理论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介绍甚少，他那种超越叙事地让镜头间的配合产生新含义的作法似乎与中国人已形成的电影观念相距太远，还不能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在中国译介最多、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的是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的理论。在电影创作方面也是如此。大部分创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蒙太奇思维方法的影响，但是创作上更多地是把它与好莱坞电影经验结合起来，注重叙事蒙太奇技巧的应用。在探索和借鉴苏联电影蒙太奇经验方面，沈西苓比他的同时代人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在将蒙太奇经验与好莱坞技巧的借鉴溶合在一起方面，沈西苓也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沈西苓是在参加了大量左翼戏剧和美术工作后开始电影创作的。在他与夏衍合作的《女性的呐喊》和《上海24小时》两部最初的电影创作尝试中，很集中地反映了它们试图将苏联电影创作经验引入中国革命电影的努力，也明显地表露出了沈西苓的思想锋芒和艺术才华。他既把镜头的蒙太奇构成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同时又赋予其某种隐喻和象征意义，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影片中不少部分的艺术处理巧妙地发挥了电影蒙太奇镜头间的对比和冲突的巨大表现力，不仅突出了工人生活那种紧张压抑的情绪气氛，而且也具有一定隐喻象征的意义。在描写包身工恶劣的生活条件时，沈西苓把工人拥挤的宿舍与鸟笼的镜头穿插，暗示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处境；在拍工人抢着吃饭时插入一群鸡啄米的镜头，隐喻了她们的非人生活。影片结尾女主人公处于迷惘的境地时，并没有在情节上直接表现她的觉悟和重新振奋，而是由汽笛轰鸣的镜头插入。表现了主人公精神上的升华。《上海24小时》中蒙太奇思维更被运用到了剧作整体的范围上。影片的基本构思就是用24小时内同时发生在工人和资本家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之间的强烈对比，来揭示当时社会的尖锐阶级矛盾。这部影片通过一个童工受伤身亡的事件，生动而深刻地展开了一幅内容异常丰富的三十年代都市生活的画卷。作者把不同情节线索之间的冲突和对比，以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电影蒙太奇手段表现出来，取得了动人的艺术效果。这种对比有情节性的，也有视觉性的，强烈的情绪和节奏的效果，也通过蒙太奇的手段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和强化。女工们疲惫地下班的时候，资本家的太太却刚睡眼惺忪地醒来; 太太泼在地上的鸡汁与童工受伤留在地上的鲜血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工人一家为没钱请医生而一愁莫展时，买办太太却随意地付给了宠物狗的兽医二十两银子；工人阶级家庭中的穷苦贫困与上流社会舞厅里的骄奢淫逸相接，轰鸣喧嚣的车间和幽沉静穆的公馆相映……这种对比蒙太奇的广泛采用，实际上是作者对于社会现实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和矛盾的一种思想认识。他把这种认识倾注到具体的蒙太奇构成中体现出来。《上海24小时》完成试映时，得到了人们热情激动的首肯。老导演郑正秋称赞“这是一部国产影片中具有世界性的作品”。在此后的沈西苓的创作在思想上日渐成熟，风格由激越逐渐转向深沉，以含蓄感人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尖锐的社会主题。对蒙太奇表现手段的运用也日益娴熟。在开始有声电影的创作尝试时，他又执着地探索着把蒙太奇的方法运用到电影视听形象的整体构成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乡愁》中瞎眼的老母亲因楼下打牌的喧闹声而回想起战乱的精彩的声画蒙太奇段落，表现女主人公面对洋场阔少们花天酒地的狂欢却难忘被敌人占领的家乡时分割银幕的画面处理；《船家女》开头那个讽喻上流社会的男人们高喊妇女解放的虚伪面目的非叙事蒙太奇段落，影片中宁静优美的西湖风光与在这里发生着的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对比……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需要说的一句题外话是《乡愁》和《船家女》的出现，并不象有些电影史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沈西苓在反动势力的巨大压力下苦恼和消沉的反映。相反，它们正说明了沈西苓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长和成熟，并为他后来的创作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在沈西苓的影片创作中，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影片是1937年完成的《十字街头》。这部影片反映了作者独特的艺术视角和精巧的艺术构思。它截取了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在“一板之隔”的饶有趣味的戏剧情境中，通过一批知识青年形象，通过他们之间富于情趣的矛盾和生活，展示了很广阔的生活图景。《十字街头》的主题是十分严肃的。片名本身就表现出了对于知识青年生活方式和出路前途的深沉思考。但是影片却使这种严肃的历史思索与轻喜剧的艺术风格得到了和谐和统一，十分注重在诙谐的细节描写中展示人物和人物关系，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这部影片里，沈西苓较好地把对苏联蒙太奇经验和好莱坞叙事剪接技巧的借鉴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视觉效果流畅而又轻快、明朗的镜头节奏。在左翼电影发展的历史中，《十字街头》成为一个重要代表，不仅在于其本身取得的高度思想和艺术成就，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它把对蒙太奇的学习借鉴溶入了向好莱坞的学习借鉴，这典型地反映了其后十几年中国进步电影所做出的艺术选择。　　当然，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工作者曾对蒙太奇做了不少介绍，一些创作人员也努力尝试着将其运用于影片创作，但是象沈西苓那样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蒙太奇作为电影思维和整体艺术构思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如此重视对比、隐喻和象征等运用的现象却并不十分普遍。大多数人对于用蒙太奇手段丰富叙事技巧都比较重视，对蒙太奇方法的运用也大多集中于与叙事有较紧密联系的方面。这种现象与理论上对普多夫金的广泛介绍和实践中和好莱坞的融合的发展趋势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左翼电影运动不仅造就着多样化的风格探索，同时也推动着对电影艺术规律和艺术表现手段把握的不断深入。二十至三十年代之交正是世界电影艺术飞跃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是无声电影发展成熟，电影的视觉表现能力大大加强; 另一方面是有声电影出现，声音这一新因素的加入更丰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能力。由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薄弱落后的经济技术基础，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转变起步较晚，经历的时间也较长。三十年代正值中国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转变发展的历史时期。于此同时，初期中国电影对于电影的视觉艺术的探索又比较薄弱，许多任务实际上到三十年代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这就形成了三十年代对无声电影视觉规律的深入探索与对有声电影的初步尝试同步发展的局面。在这两方面的探索中，年轻的左翼电影艺术家们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默片艺术的成熟，与新一代电影创作者的出现有很大关系。中国电影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摸索，但是由于舞台戏剧经验的深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对视觉表现力的发掘。进入三十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电影从无声向有声转变的完成，他们将大批在当地已无商业价值的默片转销第三世界市场。这也给中国影人一个了解外国无声电影经验的新机会。这时开始在电影创作领域中展露头角的一批年轻的左翼影人比较敏锐地感受到了国外晚期默片的新经验，并努力在自己的创作中学习和运用。同时由于这些人年轻，而且所拍摄的影片主题上都要担一定的风险，而当时拍摄有声片又需要很大投资。因此开始这些青年导演的进步影片大都拍的是从默片开始起步的。但是他们在默片拍摄过程中，不甘心默守旧“影戏”的那一套陈规，而是勇敢地探索创新，在学习国外默片经验的基础上，对电影的视觉表现力进行了有力的探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初期“影戏”视觉艺术手段探索不足的缺陷。他们创作的许多优秀影片，对电影视觉艺术潜力进行了深入探寻，在时空结构、造型表现力、蒙太奇运用等不少方面，都初步摆脱了初期电影中普遍存在的严重舞台化影响的痕迹，运用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进行叙事，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春蚕》、《小玩意》中以视觉手段完成的细腻的人物刻画和那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的优美的环境表现；《女性的呐喊》、《上海24 小时》那简洁明快、含义丰富的视觉蒙太奇段落；都为中国电影的视觉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神女》能成为中国无声电影的高峰之作，不仅由于其内容方面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精湛的艺术质量。这是一部重视电影的视觉艺术因素，运用得也相当成功和影片。在这部影片中，银幕的视觉形象不仅作为一种形象化的叙事手段出现，而且本身也具有较强的电影美感。《神女》的视觉造型虽保留了早期电影的基本风格，但与此时的大量影片比，仍透露出一种真实，朴素的清新气息，吴永刚很注意环境和人物造型的融洽自然，反对脱离剧情和人物片面追求造型的形式美。同时他又很注重画面造型与电影的剪接和蒙太奇的运用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使简洁鲜明的画面形象成为影片叙事和表现中的有力手段。并且还在某些地方大胆试用了一些不做完整的空间交待的处理方法，尝试直接以最有表现力的画面展开段落，造成较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影片对于光影、构图等手段的某些有明显戏剧性目的的应用，也大大增强了画面的表现力。影片创造的一种真实朴素而又凝炼鲜明的视觉风格，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这些艺术家在无声片拍摄中积累的视觉表现经验，也为进入有声电影创作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的转变，起步比西方先进国家晚得多，也经历了更长得多的时间。它从第一次在影片中配放蜡盘录音的歌曲，到完全停拍无声片，时间长达七年之久，经过从蜡盘发音到片上发音，从部分段落有声，到只配音乐、音响、歌唱而无对白的配音片，最后再到完全的有声电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年轻的左翼艺术家由于其在电影生产中的特殊地位，曾拍摄了大量无对白的部分或全部配音影片。这一切都使中国电影在声音艺术的探索方面表现了自己的某种特殊性。　　声音这一新现象在电影中刚刚出现，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影人的注意。在爱森斯坦等人发表“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著名声明仅仅几个月后，洪深就将其译为中文发表了。左翼文艺工作者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新事物。早在左翼电影运动兴起的两年以前，左翼文艺刊物《艺术》杂志就曾进行过关于有声电影问题的讨论。许多后来成为左翼电影主将的左翼文化人都热情地欢呼有声电影这一新事物的诞生，并期望其能成为进步思想宣传的有力工具。　　然而，从世界电影的历史来看，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的转变本来就首先是作为一种商业现象而出现的。在中国也是如此，最初的声音在电影中出现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一种由新技术造成的新噱头而已，声音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招徕观众的新招数，其意义也首先主要体现在商业方面。由于最初中国不具备开发有声电影设备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也没有相应的艺术经验。中国最初的一批有声片连录音师都是请的外国人。这样，拍摄一部有声影片的投资比无声片要高得多。所以，在最初的几年里，有权拍有声片的多是公司老板或一些资深导演，他们由于自己艺术观念和艺术经验的局限，实际上主要只是利用声音来弥补默片缺乏语言手段的缺陷和提供更好的商业前景。对有声电影的艺术规律并未进行认真的探索。这也是最早的电影声音大多是歌曲的原因之一。因此，象在无声片中穿插歌曲一样，中国电影中最早出现的声音运用也是始于歌曲，这正是沿着上述方法的道路上发展而来的。　　从《野草闲花》到《歌女红牡丹》、《歌场春色》等影片在对电影录音作了最初的技术尝试的同时，仍是以音乐和演唱为核心内容的。声音和视觉因素的表现之间没有真正地结合在一起。由于技术条件等的限制，最初一段时间的有声片中一方面声音质量还无法达到真实再现的水平，另一方面每当声音一出现，画面的视觉表现便停滞下来，仅成为提供声源的场所。　　另外，由于最早的有声片制作者多属于艺术经验倾向于“影戏”传统的老一代影人，他们对声音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方面便很自然地集中于戏剧式的台词的应用，使有声电影中的台词语言在声音中占了突出的地位。这一类作法在《啼笑因缘》和《姊妹花》等影片中都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六集长片《啼笑因缘》出于商业性目的在每一集中穿插了两本彩色片和两本有声片，其中有声片部分基本都是主人公在各种场合歌唱的情节，其中许多歌曲都严重脱离了影片的情节和节奏表达的需要，而纯粹是为了向观众一展女影星胡蝶的歌喉而硬塞进去的。而《姊妹花》中冗长的戏剧式台词更成了影片内容的基本表达手段。整部影片几乎没有一点音乐和音响，而且场景集中、镜头呆板，视觉表现力非常薄弱。这种现象多少显示出旧“影戏”虽然热烈地期待着声音的到来，但是在这种电影观念的局限之下运用声音，却很难发挥电影声音真正的艺术潜力。真正对开始有声电影艺术规律进行比较深入的探索还是在1933年以后年轻一代创作者开始拍有声片之后。刚刚步入影坛不久的左翼青年艺术家们开始拍摄有声片时，如同从默片开始一样，老板们自然不愿把过多的资金投在题材既有政治风险、创作者艺术资历又不深的影片上。所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这种以配音乐和歌唱为主，而无有声语言对白的影片开始的。这类影片除了歌曲部分之外，大多无需昂贵的同期录音，并对画面的视觉表现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一些。这种特点对于那些年轻创作人员们进行艺术探索提供了某种方便。这样，在此后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利用这些配音片对电影声音表现的可能性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并且产生出了不少优秀的影片，如《春蚕》、《渔光曲》、《大路》、《乡愁》等。这些影片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默片视觉艺术的发展成熟与有声电影规律的探索同时进行的历史特点和进程。这时，国外有声电影已出现多年。国外初期有声片遇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好莱坞歌舞片和“百分之百对白片”的一些弊病，已经引起了中国影人的一定注意。人们期望沿着保持无声电影视觉艺术美感的路子发展有声电影。在前面提到过的《艺术》杂志关于有声电影的讨论中就有人写道：“有声电影的危机，是在乎破坏了银幕上的‘静的表情’……银幕艺术本来就是凭视觉来接触人的灵感的艺术……这种美妙的艺术的接受，完全是幽潜的、静的，如我们见幕中人在一个月夜里男女彼此诉露爱情，深深一吻，这种情调是我们深深领会得到的。若在这里用粗暴的声音发出‘我爱你’这类的话，就未免太露骨、太不调和了。”因而，他们认为 “要使用有声电影去补充某种表情和境地、更使观众感受到加强印象与感触，这才是有声电影的重大任务。”这种看法反映了中国初期有声电影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倾向。由于这种种认识，加上当时充斥市场的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以及中国电影所面临的经济和技术条件等等限制，这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都影响到中国初期有声电影探索的某些特点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人们对声音的真实感和环境展现等方面并不十分重视和强调，而把较多注意力放在声音在剧作中起的作用和表现性应用方面。中国初期的有声片中虽然也有大量摹仿好莱坞初期有声片的对白片和歌舞片，但在创作上较有特点和成就的有声片中，大多数恰恰是把重点放在声音的剧作和表现功能上。在这里，声音首先是被作为一种蒙太奇因素来看待的。这与这些创作者在默片后期对视觉因素的探索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春蚕》是较早的一部配音影片，也是一部基本上完全按照无声片的创作规律拍摄的影片。它虽然在视觉表现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就，但是对声音规律却还几乎没有什么认识。影片中的音乐和音响所起到的只是一种声音背景的作用。但稍后的一些左翼有声电影很快就努力改变着这种状况。《渔光曲》中声音便开始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有目的地加以利用，特别是在歌曲与情节叙事之间的联系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大路》则是以音乐和歌曲作为影片构成的重要基础之一，在表现情绪和推进情节发展上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歌曲为主的抒情性段落成了影片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织部分。另外，这部影片在音响效果的音乐化处理方面进行的尝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乡愁》是配音影片中声音艺术运用得比较成熟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的声音构思比以前要完整得多。声音已经能作为一种蒙太奇因素在叙事和情绪表现的许多方面娴熟地加以运用了。它反映出创作者已经对有声电影的艺术规律有了较深入的认识。虽然这部影片的音乐也象初期大批有声电影一样，基本上是选配的现成的外国音乐。但是它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许多影片音乐运用的盲目性，使之能密切结合影片的整体思想和艺术表达的需要。这部影片在声音运用上的另一大进步就是创作者有意识地“把人声，拟音和音乐协奏起来，使之成功为一种新的节奏”(沈西苓语)。如老母亲因楼下打麻将的嘈杂声而联想战乱中家破人亡时情景一段，可算作中国初期有声电影中声画蒙太奇运用的经典性段落。因战乱而家破人亡的女主人公杨瑛陪着瞎眼的老母亲逃难到上海，寄住在一间小阁楼上。楼下的喧闹声在老人的幻觉中渐渐地演变成战争中的枪炮声和人们的哭喊声，画面上也随之出现了老人的丈夫和儿孙被炸死时的情景。老人惊悸中失声呼喊着丈夫，惊动了楼下的人们。他们奔到楼上，看到杨瑛为了安抚母亲，正头戴父亲的帽子、用尘拂放在颌下让老人摸，从而引起人们一阵哄笑。在这里，声音不仅起到了引导和连接画面场景变化的桥梁作用，而且作为一种有力的蒙太奇因素展示了战争给主人公造成的巨大心灵创伤，也抨击了那些对民族危机视而不见的小市民的麻木和短视。配音片作为无声向有声电影过渡时期的一种影片样式，其出现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和技术原因很难迅速普及全部由同时声拍摄的对白影片。因此人们不得不暂时放弃对白部分，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音乐和音响的艺术表现力方面进行发掘。但是这种配音影片一旦出现，便必然地影响到创作者们的电影声音观，由于对白与其它声音因素的分离，声音就无法成为一种创造真实幻觉的手段。这种现象使得人们在从事有声电影的创作时，并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追求声音质量本身的真实性，而更多地倾向于把它看作一种表现性的因素来加以运用。一旦这种意识建立，到了拍摄完全的有声片也仍然有所继承，这对中国电影声音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然而于此同时也由于配音片离开了对白因素，而较少使画面受台词语言节奏的限制，这也有助于它较多地保持了默片的视觉艺术经验。这些经验在其后的有声电影中的无对白的过渡性或抒情性段落中较多地继承下来。这种追求对后来长期的中国电影创作也起到了某种间接的影响作用。特别是与中国电影中广泛存在的以戏剧性表演和台词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叙事性段落和以视听表现力见长的抒情性段落的功能性区分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1934年，第一家专拍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公司成立，并拍摄了《桃李劫》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有声影片，使左翼艺术家对电影声音艺术的探索又深入了一步。从这时到1936年前后，有声电影完全取代默片，完全的有声片也逐渐取代了配音片。对有声电影艺术的探索也更多地集中到了声画蒙太奇的结合方面。在这方面做出了较突出贡献的也大多是左翼的电影工作者。《桃李劫》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历史中第一次较全面地有意识按照有声电影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的影片。它利用声音和画面的不同结合方式，对扩展画面空间感、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情绪及增强影片艺术表现力的许多不同方面都作出了很多较成功的探索。特别是在运用环境音响，在再现的基础上进行有目的艺术表现方面做出的有益尝试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影片里主人公陶建平沦落后劳动的工厂和雨夜弃婴等场景中环境音响的运用等，在早期中国有声电影创作中都是很具经典性的。《都市风光》作为一部音乐讽刺喜剧，在有声电影的新风格样式上作了尝试。这部影片一改早期中国有声电影广泛采用现成音乐的习惯，其中的乐曲大都是专门请了当时的一些著名作曲家专门为这部影片创作的。这样使音乐与影片内容的要求得以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大大增强了声音因素在影片艺术表现中的地位和作用。《夜半歌声》还尝试了以音乐和歌曲结构和贯穿影片的整体叙事构成。《马路天使》在有声电影艺术上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声画诸因素之间的组合方式更丰富了，它们从不同方面帮助着影片内容的揭示。声音的再现与表现性地运用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熟练了，特别是在声音的表现性应用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部影片中，对白、音响、音乐和歌曲等声音构成的诸因素之间已能在较完整的艺术构思统帅下结合成有效的表现手段。在声音和画面的蒙太奇组合关系上也有不少精彩的地方。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个精彩的声画蒙太奇段落，用灵活的镜头组接和巧妙的声音处理结合在一起，展现了一支半中半西、半古半洋的迎亲队伍。它不仅有条不紊的介绍出了影片的主人公们，而且还直接讽喻了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和社会的荒唐与丑陋。所有这一切对中国有声电影的发展都有所贡献。左翼电影工作者对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创作及探索音乐和歌曲与影片整体的思想和艺术表达间的关系方面也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尤其是在电影歌曲的运用方面显得更加突出。在中国早期有声片创作中，许多影片都从不作曲，只是临时挑选几张唱片凑数配上、常有配得很不合适的时候。《都市风光》等左翼的有声片在音乐运用上做了不少尝试，它们努力使音乐符合剧情要求，在推动剧情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在《马路天使》等较晚的影片中，某些电影音乐作为影片中具有表意功能的成分表现得比较突出。这种运用音乐进行表意的尝试在《都市风光》中也用得很多。所以司徒慧敏曾说:“《都市风光》的摄制，是有建立电影音乐的企图”。歌曲作为电影音乐的一部分，在三十年代许多影片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渔光曲》中的“渔光曲”，《马路天使》中的“天涯歌”等，它们都是影片创作整体构思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推进情节，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马路天使》中的“天涯歌”在影片中三次出现，每次的情绪和节奏的设置都根据剧情需要而做出了不同的处理，产生了动人的效果。在左翼电影中，歌曲的作用和意义往往还不仅在于其在影片叙事中所占的地位。电影常常也成为一种传播歌曲的裁体。这些歌曲本身有他们相对独立的不完全等同于其在剧中地位的功能。如《桃李劫》中的“毕业歌”，《风云儿女》中的“义勇军进行曲”。它们都从影片插曲变为在群众中广泛流行的演唱歌曲，在抗日革命宣传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艺术上都全面地改变着中国电影的面貌，创造了中国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左翼电影开辟了中国电影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产生了一大批无愧于生活的优秀影片。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当然也留下了某些历史的遗憾。这些经验和遗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其后中国电影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左翼电影运动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形势下兴起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批年轻的进步艺术家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繁荣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其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创作者们能够把火热的创作激情与严肃的创作态度结合在一起，广泛学习、勇于探索，力避偏狭。无论是政治的变革还是艺术的变革都同样的需要思想的活力和勇气。在高扬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旗帜的同时，左翼电影艺术家们也以同样的热情和勇气对待他们所从事的电影艺术事业，它们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进行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探索。电影艺术家们以自己独特眼光与手法观察和表现生活，努力结合各自的条件、充分发挥各自的艺术才华，做出了独特思想和艺术的尝试，体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因此这一时代是电影艺术家们个人风格空前发展的时期。这是一个创作人员的成长和影片的创作都取得丰收的时期。他们虽然难免稚嫩，但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创新的生命力却比许多技巧娴熟、四平八稳的东西更可爱。然而也正是由于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是这样一场由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在以政治变革为首要目标的前提下掀起的全面的电影变革，其所留下的历史遗憾也正根殖于这各种因素间的互相制约。左翼电影所留下的历史遗憾中有些是由于艺术发展水平不高和某些受初期影戏和当时时代的审美情趣影响而出现的缺陷，但更明显的，对中国电影发展影响较长远的，却是在处理艺术与时代，生活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开辟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是三十年代电影的最大贡献。但是又确有过分强调电影与时代、与生活的直接联系的倾向。以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或者过多地强调影片革命的思想内容的表达、而不够重视细致的艺术处理的现象也的确相当普遍。其中也的确不乏以教条式的口号宣传革命的思想，但艺术观念陈旧，艺术处理粗糙而且简单化的作品。这种过分注重政治功利的现象表现在理论批评方面更为突出。这种明显的政治功利主义目的，也影响到影片创作的艺术风格追求。为了揭示社会上尖锐阶级对立的现实，使得尖锐的戏剧式冲突成了许多影片普遍采用的创作原则。这做为一种风格样式本无可厚非，但对冲突的过分注意而削弱了电影视觉所应提供的真实感的现象也的确存在。特别是为了尽可能地扩大左翼电影的革命宣传效果，就必须适应最广大的中国电影观众的欣赏趣味和期望。这从另一个角度又逐渐将左翼电影的广泛的艺术风格样式的探索，最终仍引向了向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技巧的全面学习，对于形成和加强一种电影思维方法对以后的创作的长期影响是难以忽视的。左翼电影对于后来的中国电影产生的影响是十分长远的，也是多方面的。这些影响中是积极和消极两者并存的。对它们的了解和认识可能会使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少走不少弯路。回顾左翼电影运动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场由政治目的引发的艺术创新运动。年轻的左翼电影艺术家们的政治热情和艺术探索精神相辅相成，共同创建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离开了艺术家们艰辛的艺术探索所创造的丰硕成果，左翼电影是不可能冲破国民党反动派严酷的文化围剿，产生如此重大的政治影响的。左翼电影的历史经验对我们如何冲出中国电影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否可以有所启示呢？我想回答无疑应当是肯定的。1993年10月………………………………(注) 做此统计所选人员有：导演：郑正秋、洪深、史东山、沈西苓、应云卫、袁牧之、孙瑜、蔡楚生、吴永刚、司徒慧敏；编剧、评论：夏衍、田汉、阳翰笙、阿英、王尘无、石凌鹤、鲁思、袁文殊、陈鲤庭、于伶；演员：金焰、赵丹、金山、田方、郑君里、白杨、周璇、阮玲玉、王人美、陈波儿、王莹、吴茵、黎莉莉、赵慧琛、舒绣文；摄影：吴印咸、吴蔚云、黄绍芬、薛伯青；录音：何兆璋；剪辑：陈祥兴；音乐：任光、聂耳、冼星海、贺绿汀

清中叶自乾隆六年（1741）到咸丰元年（1851）的111年间，是清代有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人口统计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空前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对于近代人口史的研究来说，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口发展规模的基础以及人口分布的基本态势，都在此时得以确立，还因为这一时期不断增长的巨大人口本身，业已成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人们迄今对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仍有不少误解和歧见，因此有必要结合当时的人口统计制度加以进一步的申论和辨析。本文的考察即由此入手。 一、言人人殊的清代人口统计 清代是离我们时代最近的一个封建专制朝代，保存至今的人口统计资料也远比此前的朝代为多。但这为数众多的统计资料，向我们展示的却是一幅不可思议的人口增长画面：根据《清实录》的记载，顺治八年（1651）时，全国统计的“人丁户口”为1063万余，以后虽迭有增加，但在顺治、康熙两朝的大部分时间内，人数增长极为有限，几呈零增长的状态（一度还出现负增长），直到80余年后的雍正十二年（1734），统计的“人丁户口”仅增至2641万余，即使加上所谓“永不加赋滋生人丁”仍只有2735万余。但再过7年后的乾隆六年（1741），所统计的“民数”便一举突破1亿大关，达到14341万人，为1734年统计数的5倍多。乾隆末年（18世纪末）的“民数”更高达3亿以上，为康熙年间统计数的10余倍。 不少人据此认为，乾隆朝，亦即18世纪的中后叶，是清代人口飞速增长的时期。而最初得出这一结论的，正是乾隆皇帝本人。1793年，已入耄耋之年的皇帝在一份“上谕”中说： 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1710）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①]。 乾隆帝为人口不断的增长而忧心忡忡，但他的上述结论却是错误的。虽然从统计数字本身来看，1792年的“民数”是1710年的“人丁户口”的13.19倍，但这只是将不同的统计对象作比较而产生的一种假象。可是，皇帝“金口”一开，清人不便再作辨析，后人亦以讹传讹。时至今日，竟仍有人用乾、嘉、道时期的“民数”与顺、康、雍时期的“人丁户口”相较，以印证其有关清代人口增长过速的结论[②]。 也有人因此而对清代人口统计抱彻底否定的态度。王亚南就曾把包括清代在内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都讥为“一笔糊涂帐”，并断言不能从这些具体的数字中去发现中国的人口问题[③]。 其实，只要我们略加分辨就可发现，清代前期的“人丁户口”的统计与清中叶以后的“民数”统计，已分属两种统计册报体系，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尤应注意的是，近年的一些研究指出：所谓的“人丁户口”并不是“成丁”，即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性人口的统计，而是一种纳税“法人”单位的汇总。由于它的总数往往是预定的，所以区别于正常的人口统计；又由于它必须转化为具体的人户姓名，即落实到具体人头，所以又不是丁赋本身。清代前期对“人丁户口”的编审，实质上就是由州县地方政府核准、登记或变更这种纳税“法人”单位的过程。“人丁户口”的统计，与人口的实际增长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不能按一定的比例（即所谓“丁口比”）折合成人口[④]。 乾隆六年（1741）以后的“民数”统计，按《清实录》的用语是“会计天下民数，各省通共大小男妇若干名口”，从原则上说，已属于人口统计的范围。所谓“天下民数”，实际上只是指各直省的汉族人口以及部分已入编氓的少数民族人口，但由于这部分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将其近似地看作全国人口的统计还是可以的。 即便如此，对1741—1851年间人口统计做进一步辨析，仍很有必要。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的“民数”统计中，也存在一些按正常的人口发展规律所无法解释的现象。根据《清实录》的原有记载和户部《汇奏各省民数谷数清册》[⑤]所作的补充、修正，我们可以把1741一1851年历年的民数统计（参见文后的“附录”。利用这一统计，可以很容易地制成人口变动曲线）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考察： 1．1741一1774年（乾隆六年一三十九年），民数由14341万人增加到22103万人。这一阶段中，1742年比1741年增加1600余万人，造成人口增幅过大（增长率高达114‰），其后则大体以较为平缓的速率逐年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10.2‰，或每年增加190多万人。 2．1775—1794年（乾隆四十年一五十九年），民数由26456万人增加到31328万人。这一阶段因1775年比1774年猛增4000多万人口（年增长率高达197‰）而与第一阶段形成一个“陡坎”。但本阶段其后各年的增长也相当平缓，即大体保持在年增长率8．9‰，或每年增加250多万人的势头（唯一的例外是1778年，因比上年少2790万人而形成一个明显的统计“缺口”）。 3．1794—1812年（乾隆五十九年一嘉庆十七年），民数由31328万人增加到36169万人。这一阶段的统计“缺口”较多。由于这一期间的户部《清册》现已大部缺失，《清实录》的记载又过于简略，我们无法准确判断造成这些统计“缺口”的具体原因。据现存的道光朝的《清册》推断，不外乎由于灾荒或战事而影响到有关地区未能及时将人口查报（这也可以解释第二阶段中1778年的统计“缺口”）。如果排除这些缺口的干扰，则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民数的变动基本上仍是平滑上升的增长曲线：平均年增长率约为8‰，或每年增加近270万人。 4．1812—1851年（嘉庆十七年一咸丰元年），民数由36169万人增加到43189万人。这一阶段增长速率已明显减缓。由于鸦片战争和灾荒，部分地区民数缺报。虽然按规定，这些地区事后都必须补造（补造民数附于上报之年的《清册》之中，而不再对原《清册》进行订正），但因《清册》的残缺，我们无法将缺失的统计一一修订补全。根据业经修补校正的数据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仍呈上升的趋势，但平均年增长率已下降到4.6‰，或每年仅递增180万人。 曾对近代中国人口研究作出重大努力的美国人柔克义（Rockhill, William Woodwille, 1854—1914，美国外交家、汉学家，曾任驻华公使），考察过这一时期的人口资料，并计算了1743—1783年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由于统计数据不全、不准，加之计算中的一些错误，各相邻年代组的增长率表现为无规则的大幅度上下波动。柔克义对此困惑不解，从而对整个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报告的价值感到“完全失望”。他最后是只取1741年的数据，而将后继各年的数据全部割弃了。其理由是，1741年前的中国政府“强大而明智，它的政令比其后任何时候都得到更为忠实准确的执行。且帝国享受着完全的和平”[⑥]。其实这一理由同样适用于1741年后乾隆治下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柔克义采用这一数据的真实原因不过在于清政府于此年第一次借编审之机清查了全国人口。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已在1741年查报了自己的全部“土著”人口。方志材料向我们显示，一些县分是在1741年以后的几年中，如江苏省震泽县就是直到乾隆九年（1744）才逐户清查人口并有准确数字上报的[⑦]。这一事实表明：1741年后的几年间人口统计数据的大幅度上升，并不是实际人口突然飞跃增长，而是各地陆续清查人口并将其上报的结果。柔克义彻底否定1741年后的民数统计的做法显然不妥。 一些研究中国近代人口的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1775年统计人口的大增长之上。 俄国人杂哈劳（Zakharov, Ivan Illich, 1814—1885，俄国领事官，汉学家）于1848年指出：1775年人口大增长，是疆吏们为迎合皇帝的意愿故意多报四千万人口，在随后历年编造的户口统计中，可能也未及时将这些虚报数字删去。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口学者陈长蘅对杂氏之说深信不疑。在他所作的关于近代人口的估计中，对1775年以后历年的人口数都向下作了大幅度调整[⑧]。 罗尔纲和何炳棣等人的意见正好与此相反。罗尔纲援引乾隆皇帝1775年批评湖北应山等地不以实际人数上报的“上谕”，认为1776年人口数字（引者按：实为1775年统计数字，展期到第二年上报）是可靠的，因为这是皇帝加以“严切的整顿”的结果[⑨]。何炳棣则进一步指出：1741—1775年间的人口统计是不完全的；而1776年以后，因为保甲功能的健全，统计数字相对来说要可靠得多[⑩]。可是仍有人对何炳棣的结论性意见表示怀疑。因为就在他所认为的统计数据可靠的1775一1851年期问（按何的分期是1776—1850年），统计报告中人为编造的现象极为严重。对这一时期，特别是期末的人口总数，也有人认为偏高，而予以删削[11]。 无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都为问题的最终解决作出了贡献。为使有关的研究能进一步深化，对乾隆年间所确立的“民数”统计制度进行一番动态的考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乾隆初年对人口统计制度的变革 18世纪初，康熙皇帝在多次巡视南方以后，觉察到所谓“人丁户口”的统计不能反映实际的人口，并感到有必要对“人丁”的实数加以确查，这导致了康熙五十一年二月（1712年4月）有关“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上谕”的发布。为贯彻这一“上谕”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没有使皇帝达到其了解“人丁”实数的初衷，但促进了丁赋征收制度的变革，为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准备了条件。这一发展变化又导致了沿袭已久的人丁编审制度与赋税征收的分离，终于为乾隆年间人口统计制度的根本变革打下了基础。 与康熙皇帝强调了解“人丁”实数的意愿不同，乾隆皇帝上台伊始就下决心掌握全体“民数”。《清实录》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末，第一次没有按惯例登载是年的“人丁户口”及“永不加赋滋生人丁”。这一状况持续了6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第7年即乾隆六年，正届五年一举的人丁编审之期，年轻的皇帝提前于乾隆五年冬正式下令清查全国户口。为了顺利完成由清查“人手”（人丁）到清查“人口”（民数）的转变，皇帝看来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援引早已成为经典的“周官之法”，并特地选定在冬至月的朔日发布了“上谕”，从而使得这一变革显得极其庄严神圣，符合古制而无可非议。“上谕”指出： 周官之法，岁祭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非独冢宰据之以制国用之通，凡授田兴锄，赒急平兴，以及岁有灾祲，移民通财，薄征散利，皆必于民数谷数若烛照数计，而后可斟酌调剂焉。 “上谕”抨击了秦汉以降的户口统计，唯对唐代贞观之初评价甚高。在回顾了康熙、雍正时“新增人户，不另加丁赋”，“勤恤民隐，广储仓谷”等周渥德意之后，又痛斥各省虽有五年编审之规，州县常平仓亦有岁终稽核之法，而奉行者仅“于登耗散敛之间，循职式之旧，殊不知政治之施设，实本于此”。“上谕”要求“自今以后，每岁仲冬，该督抚将各府州县户口减增、仓谷存用，一一详悉奏闻”，“各省具奏户口数目，著于编审后举行”。具体措施，则由户部议奏[12]。 17天后，户部提出了原则方案： 查定例，五年编审人丁，每年奏销仓谷。今特降谕旨，欲周知其数，以通计熟筹而为之备。请嗣后编审奏销仍照旧办理外，应令各督抚，即于辛酉年（1741）编审后，将各府州县人丁，按户清查，及户内大小各口，一并造报，……俱于每岁十一月缮写黄册奏闻。[13] 何炳棣对户部的方案极为赞赏，评论说：“如果户部的建议能毫无保留地被采用的话，中国很可能从1741年起就有了人口普查制度了。”[14]其实，户部的规定有其含混和不切实际的地方，如五年编审之外每年再清查户口的规定，实际上就是行不通的。以农立国的中国似乎也注定了自己不能成为近代第一个实施人口普查的国家[15]。户部的方案虽得到乾隆帝批准，但出台后不久就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御史苏霖渤在奏疏中明确指出： 户部议行岁查民数一事，止可验生息之蕃，难据作施行之用。盖向例五年编审，只系按户定丁。其借粜散赈，皆临时清查，无从据此民数办理。且小民散处乡僻，若令赴署听点，则民不能堪；若官自下乡查验，则官不能堪；仍不过委之吏胥而已。况商旅往来莫定．流民工役，聚散不常，以及番疆苗界，多未便清查之处，请降旨即行停止。[16] 除了技术上的困难外，他特别强调了吏胥借清查而扰民的可能严重后果： 事本烦重，则借口之需索多端；地复辽阔，则乘便之贪求无厌。重则入室搜查，生端挟诈；轻则册费路费．坐索无休。至敛钱之乡保人等，就中分肥，皆属情所不免……是小民未及沾惠，先已耗财不赀矣。 而且从编查的结果看，似乎也不值得为此大动干戈： 迨至汇册奏闻，仍仅得其大略，究非确数。而小民滋累业不可以数计也。[17] 标榜爱民的皇帝对此意见自然十分重视，他下令大学士与九卿会议。讨论的结果是： 查各省户口殷繁，若每岁清查，诚多纷扰。应俟辛酉年编审后，户口业有成数，令各督抚于每岁仲冬，除去流寓人等，及番苗处所，将该省户口总数与谷数一并造报，毋庸逐户挨查。 皇帝对此又“从之”。[18] 户部的方案被否决了。这既有技术上的困难，更有政治上的考虑。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廷臣们并不认为实施人口普查对维护统治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们所见到的户部的最后规定是这样的： 造报民数，每岁举行，为时既近，而自通都大邑以及穷乡僻壤，户口殷繁。若每年皆照编审造报，诚恐纷烦滋扰。直省各州县设立保甲门牌，土著流寓，一切胪列，原有册籍可稽。若除去流寓，将土著造报，即可得其数目。令该督抚于每年仲冬将户口实数与谷数一并造报，以免纷扰。至番疆苗界，向来不入编审，不必造报。[19] 这一规定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清政府无意利用五年一举的人丁编审制度为清查全体人口服务； 第二，人口造报不是在重新确查人口实数的基础上进行，而只是利用现成的保甲册籍； 第三，实际造报的人口，不仅不包括向来不入编审的“番疆苗界”，甚至也不是保甲册籍上的全部人口，而仅是将“流寓”（即外来的移民人口）除外的所谓“土著”人口。 可见这一规定本身缺陷不少。只报“土著”不报“流寓”的规定，必然使上报人口大大低于实际人口，有违皇帝要求掌握民数的初衷。不仅如此，当时的保甲制度还远没有完善到足以承担全国户口查报的任务，原本为丁赋征收服务的人丁编审也仍照旧如期举行。但新的原则既已确立，两者的最终命运也就因此而被决定了。 三、保甲制度的完善与人丁编审的废止 和以往历代的统治者一样，清政府很重视作为人口管理的重要设施的保甲组织。顺治元年（1644），清廷入关伊始，即下令“制编置户口保甲之法”[20]。康熙四十七年（1708），再次令部臣议奏，“申行保甲之法”。具体规定是： 一州一县城关各若干户，四乡村落各若干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客店立簿稽查，寺庙亦给纸牌。 雍正四年（1726），鉴于人丁编审制度在户口清查职能上的名不副实，直隶总督李绂提议以严密的保甲制度取而代之。但在当时，摊丁入地尚未全面摊开，李绂建议的重点也只在编查实在人丁（即成年男子），人丁编审并未因此而废除。廷臣们议定，由户部重新议定保甲条例，经批准后“严饬立行”。 同年，定棚民、寮民照保甲之例，对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棚民、广东省寮民加强了管理。七年，准广东疍民登岸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八年，准江南常、昭丐户削除丐籍，“同列编氓”；九年，令甘肃回民“通编保甲”；十一年，又对台湾府流寓人口编排保甲作了具体规定。 总之，雍正一朝对人口的管理加强了，保甲制度更完善了。这就为乾隆年间利用保甲清查户口创造了条件。 但乾隆初年对保甲的设置比雍正时的雷厉风行有所倒退。乾隆元年（1736），江西省一些“穷乡僻处”尚未编设保甲。清廷对该省的指示是“令州县官详酌形势，妥善办理，勿任吏胥夤缘为奸，扰累户民。”至于其他各省，“均听各省督抚自行酌量办理”。 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廷臣们议准保甲条例15条，开始对人口管理全面立法。条例对“绅衿之家”、“旗民杂处”、“吏民杂处”、“客民在内地贸易，或置有产业者”，都强调与齐民“一体编列”。对“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对盐厂井灶、矿厂、煤窑乃至山居棚民、寮民、商船、渔只、寺观僧道、流丐等，也都有具体的编查规定。四川迁入人口最多，条例于此还特别强调“川省客民，同土著一例编查”。这才真正为全面推行保甲制度，并以此查报人口提供了决定性的保证。而此时上距各直省初次查报民数已有16年之久了。 从1741年第一次查报“民数”，到1772年“永停编审”之前，由于保甲制度的不健全，一些地区的人口造报，是利用编审的机会进行的。从表面上看，自从康熙末年“永不加赋”及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地”以后，五年一举的人丁编审已渐失其为征收丁赋服务的职能，似已无存在的必要。而实际上，正因为丁赋征收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才使得编审有可能彻底摆脱赋税的影响，真正做到“与一定之丁银全无关涉”（李绂语），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人口统计的职能。如据湖北襄阳府的记载：“乾隆二十一年编审，一州六县民户共106 334，口431 382，内随粮成丁26 134，滋生不加赋成丁6 371，土著不成丁大男女264 670，小男女134 207。”[21]显然，这届编审查造了除“流寓”外的全部“土著”的大小男女人口。另有一些地区，如前引江苏省震泽县，虽未利用五年编审之期，却也是由知县“逐户清查”才得人口实数。可见，编审的形式对查报人口来说，是有生命力的。 然而，随着赋税制度的改革，五年编审人丁之举渐失其财政意义，因而最终还是遭到了“永行停止”的厄运。 乾隆十一年（1746），皇帝首先下令停止了江西省对妇女的编审。谕令指出： 向来江西省每逢编审之年，丁男之外，又有妇女。盖缘从前有盐钞一项，分给小户计口纳钞。既有妇女应征之项，则不得不稽其存亡增减，是以入于编审之内也。……今盐钞既已摊入地粮之内，则是妇女已无可征之项。何必存此编审虚名，徒滋扰累！嗣后编审，妇女著停止。[22] 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于摊丁入地的基本实现，皇帝下。令永停编审： 编审人口旧例，原因生齿繁滋，恐有漏户避差之弊，是以每届五年查编造册，以备考核。今丁银既皆摊入地粮，而滋生人户，又钦遵康熙五十二年皇祖恩旨，永不加赋。则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无裨实政。况各省民谷细数，俱经该督抚于年底专折奏报，户部核实具题，付之史馆记载。是户口之岁增繁盛，俱可按籍而稽，而无藉五年一次，另行查办。嗣后编审之例，著永行停止。[23] 编审在乾隆六年（1741）以后，又举行过六屈，即“永行停止”了。此后的人口查报便走上了专倚保甲册籍的道路。后人对这一转变褒贬不一。光绪《畿辅通志》的编者认为： 旧志止载丁数，所以重编审，亦以稽徭银也。自雍正二年丁银摊入地粮，而雍正志仍载人丁，不计户口，于义为疏。至乾隆二［三］十六年停止编审，清查户口，实合古者民数为重之意。[24] 这看来是就编审只载人丁，不以实际户口统计上报的这一面讲的。而湖北《襄阳府志》的编者却认为： 自停止编审后，州县户口不足为据……若胥吏以意增减之为，固无取焉。[25] 这却是对编审停止后，胥吏得“以意增减”，造成州县户口册籍“不足为据”进行了抨击。 两种看法正好反映了乾隆时期新的人口统计制度在确立过程中的两重性发展：一方面，由编审人丁到清查民数，统计上报的对象扩大（或更确切地说，是转变）为全体人口，使人口统计更接近于实际，这是它肯定的、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由直接的面对面的“按户定丁”改为间接的按册籍上报，不仅在统计对象的准确性上打了折扣，也为吏胥的任意编造提供了可能，这又是它消极、落后的一面。而这一面很快就得到了暴露。 四、全面清查及补苴罅漏 乾隆四十年（1775），亦即下令停止编审刚刚3年之后，皇帝就因地方州县人口造报的不实而大感震怒。事情是由湖北巡抚陈辉祖的奏报而引起的。奏报提及一些州县的民数册籍中，每年滋生人口过少而与实际情形不符的现象。如应城一县，每年止报滋生8口。应山、枣阳止报20余口或数口，而且每年滋生数目，一律雷同，等等。乾隆帝认为此事“实属荒唐可笑”。他指出： 各省岁报民数，用以验盛世闾阎繁庶之征，自当按年确核。岂有一县之大，每岁仅报滋生数口之理？可见地方有司向竟视为具文，而历任督抚，亦任其随意填造，不复加察，似此率略相沿，成何事体！[26] 措辞严厉的“上谕”对“率略相沿”的各省督抚无疑是极大的震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乾隆帝废止了“编审”这一清查形式，但各地为了贯彻谕旨，还是不得不展开了对人口的全面清查。我们在江苏《溧水县志》中找到了有关在乾隆四十年（1775）“奉旨饬查确实民数上之于朝”的记载[27]。而这次全面清查的结果，便是1775年全国民数统计的猛增。从绝对数看，该年的民数比上年增加4000多万，增长率高达20％。 能否因为统计数字的猛增便断言各省疆吏“多报人数迎合上意”呢？不能。事实上，所谓的“上意”只是要求各地造报人口实数，而不允许“约略开造”。1775年的民数（展期到次年造报）是建立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之上，应是可信的。但为什么各地“奉旨饬查确实民数”的结果竟造成了统计数字的猛增且增幅如此之大呢？内中的原因必须认真探究。 皇帝所指摘的“约略开造”现象，应是造成统计偏差的原因之一，但并非主要原因。所谓“约略开造”实际是地方当局对当地人口状况的一种估计，一般必须建立在某次编审或其他形式的人口清查的基础之上（即所谓“户口业有成数”）。因此它所产生的误差，主要是人口绝对数的不准确。除非完全是闭门造车，它所反映的人口大致规模，不可能有太大出入。但1775年统计数如此大幅度的猛增，却不是用所谓“约略开造”就能解释得了的。“约略开造”不可能产生在全国范围内平均高达20％的统计偏差。 表1 1771—1776年各直省统计人口的增长 地 区 1771年人口 a 1776年人口 b 增长人口 c =b－a 增长率 d =c／a ×% 总 计 214 647 251 268 238 182 53 590 931 24.97 奉天（含吉林） 750 896 839 071 88 175 11.74 直 隶 16 770 283 20 567 175 3 796 892 22.64 安 徽 23 683 500 27 566 929 3 883 429 16.40 江 苏 24 277 755 28 807 628 4 529 873 18.66 江 西 11 745 196 16 848 905 5 103 709 43.45 浙 江 17 092 323 19 364 620 2 272 297 13.29 福 建 8 170 630 11 219 887 3 049 257 37.32 湖 北 8 532 187 14 815 128 6 282 941 73.64 湖 南 9 082 046 14 989 777 5 907 731 65.05 山 东 25 999 599 21 497 430 －4 502 169 －17.32 河 南 16 678 506 19 858 053 3 179 547 19.06 山 西 10 626 448 12 503 415 1 876 967 17.66 陕 西 7 425 445 8 193 059 767 614 10.34 甘 肃 13 215 891 15 068 473 1 852 582 14.02 四 川 3 068 199 7 789 791 4 721 592 153.89 广 东 7 068 191 14 820 732 7 752 533 109.68 广 西 4 794 493 5 381 984 587 491 12.25 云 南 2 207 650 3 102 948 895 298 40.55 贵 州 3 458 005 5 003 177 1 545 172 44.68 资料来源：《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一》。 利用表1的分省统计（因无1774、75两年的分省统计，改用1771、76两年的数据），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统计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首先，不难发现，各省的增幅是很不相同的。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四川省，从307万人增加到779万人，增长率高达154％，其次为广东、湖北、湖南等省。增长幅度最小的是陕西省，从743万人增加到819万人，增长率为10％，其次为奉天（含吉林）、广西、浙江等省或地方。甚至还有出现负增长的：山东省由2600万人降到2150万人，增长率为-17％。值得指出的是，各省人口增幅的大小，与各省移民人口（即“流寓”）的多少密切相关：人口增幅最大的几省，都是清初以来有大量移民迁入的省份；而出现负增长的山东，恰正是一个移民人口迁出大省。 其次，再考查乾隆皇帝的“上谕”（参见下文所引的同年的另一“上谕”及第二年编纂的《户部则例》条文），可发现与1741年的规定有很大差异：1741年的规定明确要求各地上报民数时将“流寓”人口除外，1775年的谕旨却强调必须将“实在民数”通核上报。显然，这种由“本籍主义”向“现住主义”指导原则的改变，才是造成1775年统计人口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或者换一角度，我们毋宁说：正是1741年将“流寓”人口除外的所谓“本籍主义”的规定，造成了1741—1775年间统计人口对实际人口的较大幅度的偏低。 像1775年这样的全国规模的人口清查，直到1851年没再举行过。乾隆帝寄希望于地方官员平日对保甲编查的尽心职守之上。仍是在1775年，他在另一份“上谕”中指出： 现今直省通查保甲所在户口人数，俱稽考成编，无难按籍而计。嗣后各督抚饬所属，具实在民数上之督抚，督抚汇折上之于朝。朕以时披览，即可悉亿兆阜成之概，而直省编查保甲之尽心与否，即于此可察焉。其敬体而力行之，毋忽！[28] 这真是一个妙想。在他看来也许是一举两得：因为若要上报准确的人口数字，必须尽心编查保甲册籍；而保甲编查的尽心与否，又可根据上报数字的准确程度来检验。可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怎样才能得知上报民数的准确性呢？显然应该有一个参照系，即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制度——对人口的普查。不过，要求一个刚因“扰民”而废除了五年一举的编审的皇帝这样做，是不可能的。1776年编纂的《户部则例》的有关条款，集中体现了皇帝的这一指导思想： 令督抚统饬所属各州县查具实在民数，于每岁十月内同谷数一并造册咨部汇题。若造报不实，予以议处。凡州县造报每岁民数，令各按现行保甲门牌底册核计汇总，无庸挨户细查花名。若藉端滋扰或科派者参究，若奏报逾限者即行查参。至从前五年一次编审增益人丁造册奏报之处，永行停止。[29] 在乾隆帝治下的最后二十年间，清廷未再对保甲查报人口的制度作任何实质性的变动。一些新规定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 乾隆四十九年（1784）规定： 各州县编查保甲，即注明每户口数。每年造册送臬司查核。至外来雇工杂项人等姓名，各胪列本户之下……[30] 这一规定的贯彻也在地方志中得到了反映。据陕西《洛川县志》，该县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共18 605户，90 293口。记载说明： 此据保甲册。流寓、客商、兵丁、军流、雇工、僧道等，一例编入。实在土著、寄籍为87 510口，往来无常者2 783口。较上届民数减2户，添男妇大小4口。[31] 不仅定居的全部土著、寄籍人口，连短期逗留的所谓“往来无常者”也在统计之列了。 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谕令则对统计人口的截止时限作了规定： 各省年终汇奏事件毋庸陆续具奏，著于每年十月内截数，咨报军机处，仍交部分别核议、具题。[32] 至此，乾隆初年开始形成的建立在保甲体系基础上的人口统计制度，在形式上已臻于完备，以致乾隆帝的后继者们，没有对此作任何进一步的规定。 几十年后，当西方人的足迹越来越多地印上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时候，他们起先是为中国的众多人口而震惊，并怀疑人口统计的正确性。但当他们在对中国的人口统计制度作了进一步了解后，认识到：中国在人口统计方面享有西方所没有的种种方便，而最主要的就是利用了组织严密的保甲制度。中国人是完全可以得到可靠的人口数字的[33]。当时中国自己的政论家们也认为“理户口之法，莫善于保甲”[34]。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官员们是否还力行保甲，并据以上报民数。因为“法久必怠，怠久必弊”。 事实上，嘉庆、道光两朝的统治者把相当多的精力花在对保甲制度的整顿上。这首先当然是社会治安的需要，但同样也反映了统治者要求掌握人口实数的愿望。如嘉庆十五年（1810）的一份“上谕”指出： 每岁编户审丁汇册报部，间遇水旱偏灾，发帑赈恤，按册而稽，自不至于浮冒，立法最为详密。乃奉行既久，竟同具文。……偶遇偏灾散赈，则奸吏蠹胥浮开户口，较岁报丁册往往增多，任意弊混，殊不成事体。[35] 嘉庆十四年（1809），皇帝曾亲自过问发生在江苏省淮安府的一起地方官员乘赈灾多报户口，并毒害察访委员的案件。谋杀委员的山阳县令被处斩，包庇他的知府被处绞，两江总督以下多位要员被革职[36]。 道光皇帝即位之初，也曾着力抓过保甲户口的编查工作。[37]道光十二年（1832），皇帝过问了一起地方官员上报户口失实的案件。凑巧，这事也发生在江苏省淮安府。不过这次的当事者，盐城县知县孔昭杰被指控故意少报户口。道光帝下令两江总督陶澍等人查明有无情弊。经江宁布政使等实地调查证明，这位知县并不是故意少报人口，而是因为县境被灾甚重，下乡挨查时，“必须见户见人始行入册”。而当时全县逃荒在外人口太多，“是以造册时每一户一、二口者居多，每户数口者较少。”陶澍等人的结论是：“该县孔昭杰办理稍涉拘泥，系为预防冒混起见，尚非故意从刻，不能认真之比。”原来是这位知县办事太认真了。皇帝对此自然无话可说，朱批“知道了”完事[38]。 此事说明，迟至道光中叶，像江苏这样的人口大省，对人口的统计和管理还是相当严密的（尤其是因天灾人祸需要重新清理以便赈济的地区）。此时的户部《清册》中，凡因战乱灾荒等天灾人祸而缺报的地区，基本上都在事后作了补造，亦可为之佐证。 五、统计人口与实际人口 在上述对人口统计制度考察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就1741—1851年间，即乾、嘉、道三朝的统计人口对实际人口的偏离程度作一大概的估量，并依此估算当时实际应有的人口规模。 对于1741—1774年间的统计人口，我们不难作出判别。因其不包括所谓“流寓”人口在内，很显然，是一个比实际人口有较大幅度偏低的不完全统计。 但对1775—1851年间的统计人口，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却要困难得多。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看，这一时期的统计人口仍较实际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偏离，而越到后期，偏离的程度可能更大些。总的趋向则是偏低，这和迄今的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统计人口偏高的印象正好相反。 首先，统计报告中“人为编造”现象愈益严重，是造成统计人口愈益偏差的主要原因。人口统计中所谓“人为编造”的现象，亦即乾隆帝在1775年所批评过的“约略开造”。正如前文所述，这其实是州县地方当局对本地人口的一种估计。这种估计一般必须建立在某次对保甲人口编查的基础之上。由于这种编查（亦即对人口的清查）实际上不可能每年举行，由地方官员或吏胥对当地人口及其变动状况进行估计后上报，就成了经常的、普遍的现象。人口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性，只要没有突发性事件，如天灾人祸等造成较大的人口变动，由地方当局作出的这种估计一般不会偏离实际太远。而一旦有较大的变动时，对人口的重新清查、册籍的重造、核实等工作也就开始了。因此，册报人口对实际人口的偏离程度，取决于各地方当局对人口清查的频度和认真程度：如两次清查间隔时间短，州县工作认真，其偏离程度就要相应小一些；反之，就要大一些。如清查的时间间隔过大，或干脆无清查，就会造成统计人口失实。从各地册报的情形看，统计失实大体有两种表现形式；一、长期沿袭同一册报数字。如四川省泸州，嘉庆十六年（1811）上报户口为148 470户，446 055口，而道光三年（1823）该州册报数据竟与此完全一样。与沪州情形相同的还有石砫、太平二直隶厅。而四川其余府州统计人口在这12年间都有程度不等的增长，增幅大者可达40％[39]。不过这种表现形式较为少见，更多的是二、长期沿袭同一（或保持大体相同的）增长数字，其结果造成平均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这在道光年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道光年间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下降，首先仍是建立在道光初年对保甲编查的整顿清理之上，即建立在一定的事实依据之上的）。 其次，统计报告中少报、漏报、缺报等现象相当严重。 一些边远省份存在着大批保甲编查未到的地方。西南诸省，如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居住或与汉族混居。这些人口，或是完全没有上报，或是严重缺报。据美籍学者李中清的估计，1850年前后，仅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地区，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没有登记造报[40]。东三省是满族发祥之地，曾严禁汉人移居，但“禁之亦不能止”，“以至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41]大量汉族人口，因系非法移居，也无法以正常渠道清查上报。另外，一些省份的边远山区，如广东、福建、江西、浙江、安徽以及湖北、陕西，四川等省边界毗邻山区，都有大批棚民、寮民居住，对这些人口的查报，也有相当的困难。 即使人口比较稠密，保甲编查较严的地区，缺户、漏口（尤其是妇女、儿童）也是常事。乾隆时代的官僚陈宏谋曾经建议：保甲编查可将妇女、儿童排除在外[42]。这一建议遭到清廷否决。但各地的人口造报中，实际注重的，往往仍是成年男子。江苏各地在乾隆以后编纂的方志中，很多仍只载男丁数。《嘉庆一统志》中，江苏宁属4府2州的所谓人口数，实际只是男丁的统计。有些地方人口虽然男女并造，但妇女、儿童遗漏很多。如广州府新宁县1828年人口统计，男子为128 863人，女子仅为68 109人，性比例高达189[43]。江苏如皋县自1775年到1804年的人口统计中，性比例竟持续30年高达145左右[44]。广东东莞县1786—1796年间的人口统计，性比例更持续高达令人无法置信的190左右[45]。 江苏青浦县地处江南，“女子城中勤针黹然脂夜作，村居则芸耨纺绩，靡事不为”[46]，妇女因劳动创收多，社会地位较高。据表2显示，成人的性比例尚属正常，但女性儿童所占比例太低，显然是少报了。如儿童性比例也按成人的114计，仅少报的幼女人口一项，即可达总人口的10％以上。 表2 嘉庆二十一年（1816）青浦县人口、性比例及儿童占总人口比重 大小男妇 男丁 妇女 幼童 幼女 209 094 82 898 72 854 40 456 12 886 性比例 成人 114 儿童 314 儿童占总人口比重（%） 25.3 资料来源：光绪《青浦县志》卷6。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清政府对人口统计数字进行汇总的过程中，常有部分地区人口缺报。虽然在户部《清册》中这些缺报地区都有明确记载，但在《清实录》等文献中却往往得不到反映，一般研究者也往往忽略。如福建台湾府，自嘉庆十七年（1812）起，一直未造报人口。而该府嘉庆十六年（1811）时，汉族人口即已超过200万人，光绪十三年建省时更高达320余万人[47]。可见这种因地区缺报而造成的人口统计上的短缺，数目也相当可观。 最后，我们不可忘记，不在民数统计之中的满清宗室贵族、八旗、绿营兵籍人口、蒙、藏等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虽然不多，但始终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定的比例。 将上述各因素都考虑在内，我们可以得出1850年前后统计人口的偏低程度，取一保守的估计，不妨定为5％左右。如此，则1850年前后的实际人口至少应达到4.5亿左右。 至于1741—1774年间的统计人口，则应先将“流寓”人口所占的比例考虑在内。这可按1775年统计人口的增长幅度即约20％进行推导。如此，则期初，即1740年前后包括“流寓”人口在内的民数，应不少于1.9亿（这里不取1741年过于偏低的数据，而按1742年的1.6亿进行推计）。再加上5％的误差修正，则1740年前后全国实际人口，可能已达2亿左右。 罗尔纲先生曾判断，1680年代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到1730年代，是清代人口发展最快亦即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期。这一判断是有说服力的[48]。而本文的考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18世纪中后叶，即乾隆年间人口增长最速的错误印象。 六、简短的结论 清中叶所确立的建立在保甲编查基础之上的人口统计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对于清代前期实行的人丁编审制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从名不副实的所谓“人丁户口”的统计，发展到对全体“民数”的统计，是一根本性的转变。它使得中国的人口统计第一次彻底地摆脱了赋税的束缚，从而能够较为真确地反映人口变动的实际。以组织严密的保甲制度作为人口造报的基础，是清代统治者对人口统计的一大贡献。它使得地方政府部门可以得到相当准确的分门别类的人口统计，也使得一个数亿人口大国（有人认为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的统治者可随时对全国的人口规模和分布做到胸中有数。这在世界人口统计史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但由于统计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首先是缺乏定期人口普查的制度上的保证）以及其他种种原因，统计人口与实际人口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离，而从总体上说，是偏低而不是偏高。这可以修正我们既有的对清代人口发展的错误印象。 附录 1741—1851年历年人口统计 年 度 公元（年） 民 数 校 正 数 乾隆六年 1741 143 411 559 乾隆七年 1742 159 801 551 乾隆八年 1743 164 454 416 乾隆九年 1744 166 808 604 乾隆十年 1745 169 922 127 乾隆十一年 1746 171 896 773 乾隆十二年 1747 171 896 773 乾隆十三年 1748 177 495 039 乾隆十四年 1749 177 495 039 177 538 796 乾隆十五年 1750 179 538 540 乾隆十六年 1751 181 811 359 乾隆十七年 1752 182 857 277 乾隆十八年 1753 183 678 259 乾隆十九年 1754 184 504 493 乾隆二十年 1755 185 612 881 乾隆二十一年 1756 186 615 514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190 348 328 乾隆二十三年 1758 191 672 808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194 791 859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196 837 977 乾隆二十六年 1761 198 214 555 198 214 553 乾隆二十七年 1762 200 472 461 201 013 344 乾隆二十八年 1763 204 299 828 乾隆二十九年 1764 205 591 017 乾隆三十年 1765 206 993 224 乾隆三十一年 1766 208 095 796 乾隆三十二年 1767 209 839 546 209 749 547 乾隆三十三年 1768 210 837 502 乾隆三十四年 1769 212 023 042 乾隆三十五年 1770 213 613 163 乾隆三十六年 1771 214 600 356 214 647 251 乾隆三十七年 1772 216 467 258 乾隆三十八年 1773 218 743 315 乾隆三十九年 1774 221 027 224 乾隆四十年 1775 264 561 355 乾隆四十一年 1776 268 238 181 268 238 182 乾隆四十二年 1777 270 863 760 乾隆四十三年 1778 242 965 618 乾隆四十四年 1779 275 042 916 乾隆四十五年 1780 277 554 431 乾隆四十六年 1781 279 816 070 乾隆四十七年 1782 281 822 675 乾隆四十八年 1783 284 033 785 284 033 805 乾隆四十九年 1784 286 331 307 乾隆五十年 1785 288 863 974 乾隆五十一年 1786 291 102 486 乾隆五十二年 1787 292 429 018 乾隆五十三年 1788 294 852 089 294 852 189 乾隆五十四年 1789 297 717 496 乾隆五十五年 1790 301 487 115 301 487 114 乾隆五十六年 1791 304 354 110 304 354 160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307 467 279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310 497 210 乾隆五十九年 1794 313 281 795 313 281 295 乾隆六十年 1795 296 968 968 嘉庆元年 1796 275 662 044 嘉庆二年 1797 271 333 544 嘉庆三年 1798 290 982 980 嘉庆四年 1799 293 283 179 嘉庆五年 1800 295 237 311 嘉庆六年 1801 297 501 548 嘉庆七年 1802 299 749 770 嘉庆八年 1803 302 250 673 嘉庆九年 1804 304 461 284 嘉庆十年 1805 332 181 403 嘉庆十一年 1806 335 369 469 嘉庆十二年 1807 338 062 439 嘉庆十三年 1808 350 291 724 嘉庆十四年 1809 352 900 024 嘉庆十五年 1810 345 717 214 嘉庆十六年 1811 358 610 039 嘉庆十七年 1812 333 700 560 363 695 492 嘉庆十八年 1813 336 451 672 嘉庆十九年 1814 316 574 895 嘉庆二十年 1815 326 574 895 嘉庆二十一年 1816 328 814 957 嘉庆二十二年 1817 331 330 433 嘉庆二十三年 1818 348 20 037 嘉庆二十四年 1819 301 260 545 371 580 173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353 377 694 373 773 394 道光元年 1821 355 540 258 道光二年 1822 372 457 539 道光三年 1823 375 153 122 380 619 569 道光四年 1824 374 601 132 382 439 631 道光五年 1825 379 885 340 387 026 888 道光六年 1826 380 287 007 386 081 958 道光七年 1827 383 696 095 388 608 215 道光八年 1828 386 531 513 390 755 718 道光九年 1829 390 500 650 道光十年 1830 394 784 681 道光十一年 1831 395 821 092 道光十二年 1832 397 132 659 道光十三年 1833 398 924 036 道光十四年 1834 401 008 574 道光十五年 1835 401 767 053 403 052 086 道光十六年 1836 404 901 448 道光十七年 1837 405 923 174 406 984 114 道光十八年 1838 409 038 799 道光十九年 1839 410 850 639 道光二十年 1840 412 814 828 道光二十一年 1841 413 457 311 道光二十二年 1842 414 686 994 416 118 189 道光二十三年 1843 417 239 097 道光二十四年 1844 419 441 336 道光二十五年 1845 421 342 730 道光二十六年 1846 423 121 129 道光二十七年 1847 424 938 009 425 106 201 道光二十八年 1848 426 737 016 426 928 854 道光二十九年 1849 412 986 649 428 420 667 道光三十年 1850 414 493 899 429 931 034 咸丰元年 1851 432 164 047 431 894 047 资料来源：民数据《清实录》历年有关各卷卷末。“校正数”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汇奏各省民数谷数清册》。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经作者校订）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41，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②] 参见《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序言中有关闽、粤二省人口增长的论述，中华书局，1985年版。[③] 王亚南：《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4页。[④] 参见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1959，Chap. Ⅱ；潘喆等《论清代的人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1期；姜涛《1741年前的清代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2期。[⑤] 按：此类《清册》按年编纂，一式二份，是《清实录》民数统计的依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1787—1898年间较为完整的《清册》。[⑥] W. W. Rockhill, An Inquiry into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05, pp. 665, 673. [⑦] 参见乾隆《震泽县志》（光绪重刊本），卷4。[⑧] 陈长蘅：《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55、81页。[⑨] 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8卷1期，1949年，第26—29页。[⑩] Pingti Ho，前引书，第三、四章。[11] 参见Irene B. Taeuber and Nai-Chi Wang, Population Reports in the Ch’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 No. 4 (August) pp. 403-417；［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译本），附录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12] 《清高宗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戊辰朔。[13] 《清高宗实录》卷131，乾隆五年十一月乙酉。[14] Pingti Ho, 前引书，第37页。[15] 按：现在国际上公认，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是近代人口普查的开端。[16] 《清高宗实录》卷133，乾隆五年十二月丙辰。[17] 苏霖渤：《请编审仍照旧规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0。[18] 《清高宗实录》卷133，乾隆五年十二月丙辰。[19] 《皇朝政典类纂》，席裕福等辑，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图书集成局，第5册《户役》，第5页。[20]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户役》。以下有关保甲制度的材料源于此者，即不再注明。[21] 光绪《襄阳府志》，卷10。[22]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17-18页。[23]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6页。[24] 光绪《畿辅通志》卷96。[25] 光绪《襄阳府志》卷10。[26] 《清高宗实录》卷995，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丙寅。[27] 光绪《溧水县志》卷6。[28]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6页。[29] 《户部则例》，乾隆四十一年编，卷3，第1页。[30]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33页。[31] 民国《洛川县志》卷6。[32] 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户部历年《汇造各省民数谷数清册》卷首。[33] 参见王士达《近代中国人口的估计》（抽印合订本）上，第75—78，80—86，122—125页。[34] 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7页。[35] 《皇朝政典类纂》第5册，第8、34页。[36] 《清仁宗实录》卷215—217，嘉庆十四年七—八月。[37] 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保警类；《清宣宗实录》卷11，等。[38]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赈济类；并参见《清宣宗实录》卷204，道光十二年正月甲寅。[39] 参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四川统部》与嘉庆《四川通志》卷65。[40] 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清史论丛》第5辑（1984），第70—71页。参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5；Pingti Ho，前引书，第51页。[41] 《清高宗圣训》卷82，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壬子谕；《清仁宗实录》卷236，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壬子朔谕。[42] 《皇清奏议》卷51。[43] 光绪《广州府志》，第70页。[44] 嘉庆《如皋县志》，卷2。[45] 宣统《东莞县志》，第22页。[46] 光绪《青浦县志》卷2《风俗》。[47] 参见连横：《台湾通史·户役志》，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48] 详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

真正的斗争是在牲口和人之间。　　 －－奥威尔：《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言 　　　　　　 奥威尔是一种现象，不是开始，不是结束。他的《动物农场》是一部成人童话，对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左右冀很有帮助，对理解当下的左右冀也很有帮助。下面是我的读书笔记，有点长。我先把故事讲一遍。　　　　 一、解题 　　　　 书题（Animal Farm）有三种译法，“动物庄园”、“动物农场”和“动物农庄”，傅惟慈翻成“动物农场”最好。在故事中，它是与“庄园农场”（Manor Farm）相对。一九三六年，奥威尔和爱琳结婚，一度搬到赫特福德郡北白尔多克镇以东的沃灵顿村居住，在那儿养了些牲口。这个村子离伦敦不远，即故事所托。　　 Manor Farm，Manor的本义是贵族庄园、领主庄园。傅惟慈翻成“庄园农场”最好。张毅、高孝先把Animal Farm翻成“动物庄园”，Farm作“庄园”，这里总不好再叫“庄园庄园”，故取音译翻成“曼纳庄园”。其实，Manor Farm是与Animal Farm相对，指的是人类农场。人类农场是人类管理动物，动物农场是动物管理动物，这是根本区别。　　 作者以“动物农场”和“人类农场”相对，代表冲突之两极。“动物”是受侮辱受压迫起而反抗的一方，“人类”是他们的对立面，试图围剿和消灭他们的一方。“动物农场”指社会主义国家，“人类农场”指资本主义国家。　　 过去，叶德辉（著名保守派文人，一九二七年被杀）骂农运，有个对联，上联是“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下联是“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批是“斌尖卡傀”，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但这里，“动物”不是用来侮辱动物。有人把Animal Farm翻成“兽园”，不好。作者从小害怕老鼠讨厌猪，但对广大动物群众，并无贱视之义。他是用“动物”指社会主义，不是用“动物”骂社会主义。　　 英文中的animal，是有别于人类和植物的一切活物。动物农场的动物，主体是“驯化动物”（domestic animal），即我们中国人讲的“六畜”，通常也叫“畜牲”。他们是家养动物或人化动物（这里，我用拟人的“他们”，而不用“它们”，下同），比其他动物更接近人类，因而不满自己的动物处境。造反的起因是，人类太不拿他们当人，只当畜牲，或连畜牲都不如。　　 我们从动物立场看问题，造反确实有理。　　 动物都是“同志”。但“野生动物”（wild animal），比如老鼠、兔子和狐狸，算不算“同志”？动物大会表决，算。还有鸟类，比如栖息农场的鸽子、乌鸦还有麻雀等小鸟，它们算不算？也算。雪球同志（详下）的定义是，只要是四条腿或两条腿而长翅膀的，都算“同志”。有人怀疑，“野生动物”是象征工人阶级以外的农民或其他成分的落后群众，但动物农场中还有很多家养动物，更像这类群众。他们比野生动物更容易接受人类，不够落后，不够原始。　　　　 我看，真正的“野生动物”是少数民族、亚非拉。　　 二、角色　　 　 我们先介绍人类：　　 一）琼斯先生（Mr. Jones），庄园农场的场主。他整天喝酒，醉醺醺，对手下的工人疏于管理。他们光挤奶，不喂草，引起母牛闹事。其他动物群起响应，把琼斯赶走。琼斯流亡在外，住在威灵顿（Willington，英格兰有这个地名），整天泡在红狮酒吧（the taproom of Red Lion）中。威灵顿是人类居住的中心，当指伦敦。伦敦有个红狮街。琼斯失去农场，绝不甘心，勾结弗里德利克和皮尔京顿（详下），攻打动物农场，不成功，最后死在醉汉收容所中。俄国人爱酗酒。作者把他描写成酒鬼，以他象征十月革命推翻的沙俄统治者。此人绝非俄皇，乃指白俄。尼古拉二世是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不是喝酒喝死的。革命，群情激愤不能已，送暴君上断头台，乃欧洲传统，不自俄国始，不自法国始，而是从英国开的头，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二）弗里德利克先生（Mr. Frederick），狭地农场（Pinchfield Farm）的场主，指希特勒。他的特点，是“精明、强悍，成年累月同别人打官司”，“遇事斤斤计较，一点亏也不肯吃”。Pinchfield，字面含义是受挤压的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是战败国，割地赔款，领土受挤压。原书说，它“面积不大，但是经营得较好”。Frederick是德国姓氏，德语作Friederich，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或译“弗里德里希大帝”、“腓特烈大帝”）就姓这个姓。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最有名的皇帝，希特勒是大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的元首。他以第一帝国的继承者自居，所以有这种比喻。　　 三）皮尔京顿先生（Mr. Pilkington），狸林农场（Foxwood Farm）的场主。Pilkington是英国姓氏。Foxwood是狐狸出没的野树林。英国人喜欢猎狐。原书说，它“是个经营不善的老式大农场，长满了一丛丛小树，牧场荒芜，树篱东倒西歪”，当指大英帝国代表的殖民体系。此人指谁？有人说是丘吉尔和罗斯福，我看是丘吉尔。罗斯福治下的国家，不像是“经营不善的老式大农场”。原书说，“皮尔京顿同弗里德利克两人谁都看不起谁”，但都害怕“动物革命”。他俩是一伙，但有矛盾。　　 四）温佩尔先生（Mr. Whymper），住在威灵顿的律师。他是拿破仑（详下）在动物农场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第一个为动物农场和人类农场牵线搭桥，促成其贸易往来的经纪人。此人当指美国企业家哈默（Armand Hammer）。一九二一年，他到苏联救济灾民，后来在苏联开过铅笔厂。一九三○年，他返回美国，从苏联买走大批珍宝名画。这四个“人”，琼斯是酒囊饭袋老废物，弗里德利克和皮尔京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都不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我们再介绍动物。　　 （一）猪。　　 动物农场中的猪，分种猪和肉猪。种猪是未经阉割专供配种的猪；肉猪是供屠宰吃肉的猪。猪最聪明，借口管理，不干体力活。他们是动物农场的领导阶层，吉拉斯（或译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人类的遗产，琼斯先生留下的东西，都被他们霸占，他们是“没有琼斯的琼斯先生”，动物农场的真正利益集团。　　 一）老少校（Old Major），是动物造反的鼻祖。在故事中，他是一头得过奖的灰白色大公猪，号称“威灵顿美人”（Willington Beauty）。共产主义领袖，马克思、恩格斯，都在伦敦长期居住，在西方名气很大。此名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恩格斯是第二国际创始人，当过兵，打过仗，好写军事评论，有“将军”的绰号。恩格斯死后，第二国际分裂，伯恩斯坦、考茨基强调议会道路，是保守派；列宁强调武装夺权，是激进派。两派都源于恩格斯。　　 二）拿破仑（Napoleon），是农场中唯一的一头伯克夏种猪，动物农场的三巨头之一。原书说他有“军人风度”（第五章）。第十章，拿破仑会见皮尔京顿，他口叼烟斗，上身穿黑外套，下身穿打猎的马裤（ratcatcher breeches，傅惟慈译为“怪里怪气的猪裤”），腿上打皮绑腿（leather leggings，指马靴），扮相酷似斯大林。论者往往把斯大林叫“共产主义波拿巴”，小说中的拿破仑无疑指斯大林。欧洲传统，王很多，帝很少，帝号源出罗马，日耳曼和斯拉夫系的国家，多称恺撒（caesar）。我们说的沙皇（tsar）就是俄语的恺撒。此书最初译成法文，害怕激怒法国人，曾把“拿破仑”改成“恺撒”。　　 三）雪球（Snowball），也是一头种猪，动物农场的三巨头之一。在“牛棚战役”中，因保卫动物农场有功，曾获“一级动物英雄”勋章。但他与拿破仑政见相左，导致破裂。在动物大会上，拿破仑纵恶犬，赶走雪球。雪球即托洛茨基。十月革命，他是主要领袖，地位和影响，仅次于列宁。内战时期，他是红军创始人，也有赫赫战功。但列宁死后，被斯大林排挤：一九二五年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二六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二八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境，一九四○年被苏联特工暗杀。　　 四）尖噪（Squealer），是一头口才很好的小肉猪，动物农场的三巨头之一，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有人猜，这是指布哈林及其后继者（如日丹诺夫类的理论家），不一定，恐怕还是泛指斯大林的支持者。　　 五）四口小肉猪（four young porkers），当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拿破仑赶走雪球，取消动物大会，他们想发表不同意见，引起拿破仑反感。后来，被逼承认，与雪球同伙，被恶犬咬死。苏联大清洗，杀革命功臣，最著名的死难者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斯大林先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盟，排挤托洛茨基，再和布哈林、李可夫结盟，排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死于一九三六年的第一次大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死于一九三七年的第二次大审判，布哈林、李可夫死于一九三八年的第三次大审判。　　 六）诗人小不点儿（the poet, Minimus），是为拿破仑唱赞歌的小肉猪，当指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的创始人）等人。第一章，老少校教动物唱《英格兰畜牲之歌》（Beasts of England），当指《国际歌》。十月革命后，苏联废除沙俄时代的国歌《上帝保佑沙皇》，用《国际歌》代替它。Beasts of England，或译“英格兰兽”，不好。Beast有畜牲之义，从故事看，显然指动物农场中的畜牲，而不是虎狼一类野兽。傅本译“英格兰畜牲”，更合适。第七章，拿破仑禁唱《英格兰畜牲之歌》，小不点儿作了一首新歌代替它。新歌是指一九四四年的苏联新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亚历山大罗夫作曲，米哈尔科夫、列基斯坦作词）。它只唱祖国，不唱国际。后来，小不点儿还创作了《拿破仑同志》，则指亚历山大罗夫等人创作的《斯大林颂》。八）粉红眼（Pinkeye），也是小肉猪，负责为拿破仑品尝食品，以防下毒。　　 （二）狗。　　 象征秘密警察，地位仅次于猪。　　 一）蓝铃花（Bluebell），一种植物，这里是母狗的名字。　　 二）杰西（Jessie），本来是女子名，这里是母狗的名字。　　 三）品彻尔（Pincher）。意思是钳子，这里是公狗的名字。　　 四）九条巨犬（nine enormous dogs），分别出于蓝铃花和杰西。小狗刚一断奶，就被拿破仑抱走，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阁楼上。后来，拿破仑赶走雪球，在动物农场搞大清洗，就是靠这些恶犬。老乡教我养狗，说最凶的狗，都是从小不见人的狗（见拙作《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拿破仑的狗就是这么养出来的。　　 这些狗，一）至三）是老狗，参加过仲夏暴动，身上有捷尔仁斯基的影子。捷尔仁斯基是契卡的创始人。四）是一）至三）所生，指契卡、安全局、内务部、安全部一类组织（克格勃的前身）。　　 （三）马。　　 一）拳击手（Boxer），是匹挽重的公马，代表真正的工人阶级。他参加过动物农场的所有革命活动，是个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但被拿破仑愚弄、欺骗和出卖。拳击手常说的两句话是“我要努力干活儿”和“拿破仑永远正确”，对革命忠心耿耿，但临近退休，却被拿破仑送进屠宰场。死后，他这两句话，被拿破仑一伙利用，当做愚弄动物的口号。有人说，奥威尔笔下的拳击手是以他参加西班牙内战时的指挥官乔治•柯普为原型，但我觉得，他身上也有作者本人的影子。　　 二）苜蓿（Clover），是匹挽重的母马，总是和拳击手在一起。她也参加过动物农场的所有革命活动，是拳击手的亲密战友。她的身上似乎有爱琳的影子（奥威尔的第一个妻子，她曾在西班牙陪伴奥威尔）。　　 三）茉莉（Molie），是给琼斯驾车的小白母马，喜欢吃糖，臭美，爱打扮，经常逃避集体劳动，代表奴性不改、怀念旧社会的人。“牛棚战役”后，茉莉叛逃威灵顿，给一家酒馆的老板驾车。Molie是Mary的爱称。有人说，奥威尔笔下的茉莉是以他的遗孀索妮亚为原型，不知是否可靠。索妮亚长得很漂亮。　　 （四）奶牛。　　 无名，疑指农民和普通劳动者。　　 （五）绵羊。　　 无名，疑指最愚昧的群众，特点是驯服和盲从。例如他们总是动不动就狂呼口号“四条腿好，两条腿坏”（雪球发明的阶级斗争口号）。　　 （六）山羊。　　 穆瑞尔（Muriel），是一头白山羊，常和本杰明在一起，没什么突出表现。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有沃灵顿村的影子。他在沃灵顿村养过一头母山羊，就叫这个名。　　 （七）毛驴。本杰明（Benjamin），男子名，源出希伯来语，意思是“幸运儿”。他是动物农场中年龄最大、脾气最坏、冷眼旁观、喜欢说怪话、看笑话的家伙。他的口头禅是“驴子活得长”（意思是，看谁活得长）。有人说，作者是以他比自己，不合适。奥威尔喜欢马而不是驴。他身体特差，根本活不长。　　 （八）老猫。无名，在书中是二流子和落后分子的象征。他好吃懒做，不劳动，经常逃会，干事的时候瞅不见他，但动物农场成立野生同志再教育委员会，他却积极报名，想借职务之便，抓点麻雀、老鼠吃。动物中有所谓宠物（pet），猫、狗是这一类。猫和狗还不一样。狗还帮助狩猎，看家护院。猫，除了抓耗子，啥都不干，特爱睡懒觉（如果有吃有喝，就连耗子都不抓）。　　 （九）鸽子。无名，和乌鸦相反，不是传播宗教，而是向其他支物农场传播革命思想。五十年代，毕加索的和平鸽（作于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很流行，北京展览馆（初名苏联殿览馆）的高塔上有，邮票上也印。左翼当红的一九四四年，他加入过共产党。　　 （十）乌鸦。摩西（Moses），是琼斯先生养的一只乌鸦。他什么活儿都不干，专卖口舌，说云端后面有座糖果山（Sugarcandy Mountain），人死了都要到那儿去。糖果山每天都是休息日，苜蓿一年四季常青，篱笆上长满方糖和亚麻子饼。革命前，为了唤醒动物的革命意识，猪给所有动物做工作，叫他们不要相信摩西的说教。仲夏暴动，摩西逃跑。动物共和国成立后，摩西又飞回来。摩西本是《圣经》中的犹太领袖，出埃及，立十诫。这里指俄国的东正教。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曾限制东正教。一九四三年，为了支持对德战争，苏联政府与东正教达成和解，东正教才重新活跃起来。　　 （十一）鸡、鸭、鹅。无名，代表最无知的一般群众。　　 （十二）麻雀、老鼠、兔子、狐狸。这些是野生动物。　　 三、故事梗概　　 这部童话等于一部压缩版的“联共布党史”（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三）。故事的场景虽被安排在英格兰，但讽刺对象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奥威尔说，他的故事是取自苏联，但对内容作了压缩处理，代年次序有所颠倒。原书共十章，无标题，这里试加提示性的小标题，做一点历史解读。　　 第一章，《老少校的梦》，是讲动物造反的起因。老少校年纪大，临死前，在大谷仓召集动物大会，把他的造反之梦讲给动物听。他说，英格兰有足够的食物，可以让所有动物都过上好日子，但不劳而获的人类却巧取豪夺，把全部剩余榨光。他劝他们，千万不要相信，人类富裕，动物也会繁荣，只有造反是唯一出路。他教他们唱《英格兰畜牲之歌》。造反之梦即共产主义，《英格兰畜牲之歌》即国际歌。　　 第二章，《赶走琼斯》，是讲动物造反。老少校死后，猪把老少校的教导总结成“动物主义”。造反比所有动物期望的日子都来得早。仲夏日（Midsummer Day，六月二十四日，约翰施洗节），母牛暴动，引起所有动物造反。动物占领琼斯家，惊其豪富，一致决定，谁也不许入住，保持原样，办博物馆。猪把“动物主义”简化为“七戒”，获得一致通过。故事这一段，是指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国际歌》成为苏联国歌。　　 第三章，《自己管理自己》，是讲革命后，动物组织生产自救、设置各种管理机构和开展识字运动。动物当家作主，干活很卖力，特别是拳击手和苜蓿。猪是管理阶层，不劳动，光呼口号，为动物加油。每星期日，动物在大谷仓开动物大会，会前要升旗。雪球为动物农场设计旗子，旗是绿旗，图案是牛的白蹄子和白犄角。学文化，羊和鸡、鸭太笨，背不下“七戒”，雪球把它简化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拿破仑跟雪球处处唱反调。他对雪球组织的各种委员会毫无兴趣，更关心养狗，专门培养看家护院的狗崽子。牛奶和苹果被猪霸占，引起不满，尖噪说，猪为大家操劳，理应如此，不然，琼斯就会复辟。他拿琼斯吓唬动物。故事这一段，相当十月革命后到一九一八年初。牛蹄牛角旗是暗示镰刀斧头旗（苏联国旗）。　　 第四章，《牛棚战役》，是讲动物农场打败人类的武装干涉。动物农场是全英格兰唯一由动物自己管理自己的农场。他们的成功，鼓舞了其他农场的动物。这一年，农村各地，不断掀起造反的浪潮。人类的代表，弗里德利克和皮尔京顿，感到大恐慌，勾结琼斯，对动物农场进行武装干涉。在雪球的英明指挥下，动物击退了人类的进攻，是为“牛棚战役”。雪球和拳击手，战功卓著，获“一级动物英雄”勋章。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即苏联的内战时期。一九二○年十一月，苏联战胜欧洲列强的武装干涉（有十四个国家参加）和白军叛乱。　　 第五章，《放逐雪球》，是讲拿破仑赶走雪球。雪球和拿破仑有两大分歧，一是先建风车发电，减轻劳动，每周工作三天，还是先抓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二是先武装自己，还是先放出鸽子，鼓动其他农场造反。他们的争吵，把农场分裂成两派。关键时刻，拿破仑放出恶犬（悄悄养大的狗崽子），赶走雪球，成立特别委员会，取消动物大会，用铁的纪律代替动物民主。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主要讲苏共党内的激烈争论。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斯大林开始迫害托洛茨基，驱逐托洛茨基，掀起反托派的运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有两大分歧，一是先工业化还是先集体化，二是一国取胜还是世界革命。十月革命，谁也没料到，突然爆发，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说，不合法，必失败。列宁说，孩子已经生出来了，难道还要到资产阶级那里领出生证？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竖守阵地，等待援军。他曾希望俄国革命会引发西方革命（如德国革命），不得已，才把目光转向落后的东方（如中国革命）。他始终相信，只有世界革命才能挽救社会主义。托洛茨基站在列宁左边，说没有世界革命，也要制造革命；斯大林站在列宁右边，只问苏联“一国”如何，建成建不成，守住守不住。他说，没有世界革命，苏联也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三阶段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是两阶段论（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合并成一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指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为了镇压旧势力的反抗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临时采取的强硬手段，他们从不把无产阶级专政叫社会主义。　　 第六章，《同人类做买卖》，是讲拿破仑的新经济政策。上一章，雪球被逐之后，拿破仑继续造风车，说造风车本来就是他的主意。建造风车，造成物资短缺，拿破仑发现，必须同人做买卖。他不但以温佩尔为经纪人，进行公开贸易，还同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分别签订贸易协定，私下往来。此事同“七诫”发生矛盾，动物想不通：革命是同人类决裂，怎么可以同人类做买卖？尖噪给他们做工作，向大家保证，动物农场从来都没这道禁令。猪搬进琼斯家，睡在人的床上。动物记得，这也违反“七戒”的第四条。尖噪篡改“七戒”，说过去的规定，并不是说动物不可睡床，而是说不可睡铺床单的床，只要撤床单，换毯子，就合理合法。最后，眼看风车就要建成，却突然倒塌。拿破仑诬称，风车是被雪球破坏。从此，代替琼斯，雪球成了吓唬动物的法宝。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即苏联推行国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时期。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这段故事值得玩味。大家别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中苏交恶、中美建交为契机。现在，我们悔恨自责，怎么没早点开放，却忘了当时的环境：封闭是因为封锁，不是自己做个“铁幕”把自己关在里面。当年，“敌军围困万千重”，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怎么发财？怎么搞民主？　　 第七章，《屠杀同类》，是讲动物农场的刑讯逼供、血腥杀戮。风车倒塌后，经济形势严峻，为了履行向人类出售鸡蛋的合同，尖噪下令，鸡蛋必须全部上缴，引起母鸡造反。拿破仑和尖噪继续用雪球吓人：跟弗里德利克做买卖，就说雪球勾结皮尔京顿；跟皮尔京顿做买卖，就说雪球勾结弗里德利克。他们甚至造谣，说雪球勾结老鼠，在内部搞破坏，以雪球为借口，杀害同类：如造反的母鸡，表示不同意见的四口小肉猪，偷吃粮食的鹅，往饮水池撒尿的山羊，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讲心里话。在此基础上，尖噪宣布，造反结束，内外敌人都被消灭，《英格兰畜牲之歌》已失去意义，从此不许唱。代替它的是小不点儿创作的新歌，歌颂农场新秩序的赞歌。故事这一段，相当苏联的大清洗时期（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苏联改国歌，用《牢不可破的联盟》代替《国际歌》是在一九四四年。注意：苏联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自己抢自己，大清洗是自己杀自己。这些悲剧，都和四面围堵没有安全有关。　　 第八章，《风车战役》，是讲动物农场打败弗里德利克发动的战争。动物大清洗是对“七戒”第六条的背叛。尖噪篡改这一条，把“一切动物都不许杀害其他动物”改成“一切动物不许无缘无故杀害其他动物”。拿破仑建立个人崇拜，小不点儿创作《拿破仑同志》。拿破仑利用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的矛盾，既同皮尔京顿维持友好关系，又与弗里德利克达成秘密协议。不料，弗里德利克悍然入侵动物农场，打破三角平衡。皮尔京顿幸灾乐祸，希望就此消灭动物农场。但同样让人想不到的是，在拿破仑演说的号召下，拳击手和所有动物，浴血奋战，打败了弗里德利克。这场战役，是为保卫重新建成的风车，所以被命名为“风车之役”，但风车却被弗里德利克炸毁。“风车之役”指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风车”指工业化。战后，拿破仑一面严令禁酒，不许其他动物喝酒，一面暗中酿酒，只供自己喝。喝酒，是继承琼斯先生（暗示苏联继承了沙俄帝国）。尖噪篡改“七戒”，被大家发现，他把禁止动物喝酒的第五条改成“一切动物不许饮酒过量”。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当时，英、法希望德国打败俄国，俄国希望德国打英、法，都想靠移祸他国，保全自己。一九三九年，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但一九四一年，德国还是选择东进，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小不点儿创作的《拿破仑同志》，指亚历山大罗夫创作的《斯大林颂》。　　 第九章，《拳击手之死》，是讲拳击手被诱骗，惨遭杀害。“风车之役”后，动物欢庆胜利，成立动物共和国。摩西返回，继续讲他的糖果山，虽然猪们不相信糖果山，却破例允许摩西不参加劳动，享受啤酒津贴，帮助他们愚弄群众，安抚群众，稳定他们对其他动物的统治。相反，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拳击手，却被送进威灵顿的屠宰场，谎称他在那里得到精心治疗。死后，为了欺骗动物，还为他开追悼会，要大家学习这位先烈。故事这一段，相当德国战败之后。　　 第十章，《革命把猪变成人》，是讲拿破仑与皮尔京顿和解。这一章是最后一章，当年参加造反的动物，老的老，死的死，革命被遗忘。“七戒”的最后一条也被修正，“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被改成“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动物农场的上层，猪狗先富起来，其他动物还是老样子。最后一幕，猪穿上人的衣服，像人一样，站起来了。他们备好酒筵，与皮尔京顿为首的人类欢聚一堂，举杯同庆，庆祝他们的全面和解。皮尔京顿说，猪和人，从来就没有利害冲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对付下等动物。拿破仑宣布，废除“同志”之称，把老少校的骷髅埋掉，牛蹄牛角旗换成没有图像的旗，农场的名字也改回去，仍叫“庄园农场”。窗外的动物目瞪口呆，再也分不清谁是动物谁是人。这是指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与英、美瓜分世界，揭开冷战时代的序幕。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牛棚战役”、“风车战役”，武力消灭动物农场，不容易。西方入侵，只有一个效果，就是把苏联变成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国富民穷的国家（农业为工业、工业为国防的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战时体制）。苏联不是被外部的武力所消灭，而是被它所养的党员所消灭。他们，很多都是白眼狼，特别是身居要职的党员，更是“共产主义掘墓人”。他们把苏联积攒的财富分光吃尽，然后宣布“告别革命”，摇身一变，号称自由主义者。从“政左经左”至“政左经右”到“政右经右”，是其演变的一般轨迹。　　 故事的最后一幕，据奥威尔本人说，是指一九四三年，世界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欢聚一堂，通过《德黑兰宣言》（一九四三），商定日后的“三家分晋”。小说出版于一九四五年。这一年，《雅尔塔协议》决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世界被英、美和苏联重新瓜分，就像一次大战一样。　　 其实，讲到这里，故事并没完，斯大林去世，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中苏论战，越南战争，中美建交，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柏林墙倒塌，前苏联和东欧易帜，全在他死后的五十年里。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看到的事情，接着奥威尔的故事。　　 最后，我把恩格斯的一段话抄在下面。他似乎已经预言到了共产主义运动可能遭受的挫折：　　 …… 这一次我们可以直接从《宣言》开始，这也特别是由于科伦案件，在这次案件中德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勒泽尔身上）经受住了毕业考试。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和往常一样，将不得不限于首先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留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做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了先进的革命，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一有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来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做历史的辩护。（《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三年四月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587-588页）　　　　　　　　　　李零：读《动物农场》（二）　　 　　 我在一九三六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　　　　在我看来，人们只有一视同仁地坚持要英国结束在印度不受欢迎的统治，才能去谴责发生在波兰、南斯拉夫等国的犯罪。我属于左派，因而必须在左派内部工作，尽管我十分憎恨俄罗斯的极权主义及其在我们国家的恶劣影响。　　 （奥威尔：《致阿索尔女公爵》）　　　　《动物农场》是奥威尔的代表作，现在已被译成六十多种文字，销量超过四千万册。出版前，他就担心，此书可能正中保守派的下怀。情况果然如此。它的出版，立刻引起了丘吉尔的极大兴趣，英国女王也马上派人买书。　　　　 这本书，很敏感。冷战时期，英美夸，苏联骂，骂和夸，都是拿它当“反共宣言”。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英国人改编，美国中央情报局掏钱，拍成动画片《动物农场》，故事的结尾被篡改：“人猪大团圆”，人去掉，光剩猪，完全变味儿。冷战氛围下的阅读趣味，决定了奥威尔的命运。他是被保守主义捧起来的。　　　　苏联和前东欧，还有咱们中国，大家初读此书，都很震憾。很多人都问自己：他怎么比我们还理解我们。正因为有强烈共鸣，读者很容易相信，甚至比西方读者更容易相信，这是一部反苏反共的右翼作品。　　　　但他们读错了，不管有意无意，他们只是读出了他们想听的东西，而不是奥威尔想说的东西。　　　　一、奥威尔是左翼　　　　欲知民主，先知左右。传统意义上的右翼是西方议会中的保守派，左翼是西方议会中的民主派和激进派。右翼多半和遗老遗少、王公贵族和宗教势力有关，而左翼则代表新兴势力，如各种民主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夹处激进、保守之间，往往是中间派。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极右翼，托派和无政府主义是极左翼。这是大致的划分，情况经常变。现在，左右两翼不断分化，有所谓新左新右。很多玩经济、玩选举、玩战争的，都是右翼的变种。很多玩理论、玩环保、玩人权的（还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同性恋等等），都是左翼的变种。现在的左翼，避实就虚，避重就轻，一盘散沙，经常往右转。　　　　奥威尔的立场是左翼民主派的社会主义，他既恨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又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英国的保守派，他也反对。　　　　阅读此书，知人论世很重要。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九○三~一九五○）是英国左翼作家。他的特点是痛恨暴政，同情弱者。他始终同情劳苦大众和被压迫民族，对英国式的傲慢与偏见有深刻反省。他既反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反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可惜，现在的读者只记住了他的最后一反，却忘记了他的初衷：他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才批判斯大林主义，批判斯大林主义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为被压迫者和受害者说话。　　　　奥威尔是个瘦骨嶙峋，腼腆敏感，喜欢自讨苦吃，喜欢冷眼旁观，为生活写作，为写作生活的人。临死前，他立下遗嘱：死后不要给他写传记。为什么不要？因为他很重视生活体验，也很追求文字完美。既要真，也要美。他的小说，大多取自亲身经历。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过得很糟糕”），绝不想自曝其丑（“自传只有在披露了某些丢脸之事时才可信”）。他追求的真是一种夸张的逼真，既有写实性，又有文学性，亦真亦幻。他宁愿把他的书当自己的传记。　　　　他的早期作品，本身就是自传或半自传性的东西。《缅甸岁月》（一九三四）是取自他在缅甸当警察的经历。他对英国在印缅地区的统治充满负罪感，因此辞职不干，放弃优厚的薪水，立志当作家。回到英国后，他深入社会底层，当了流浪汉。《巴黎伦敦落魄记》（一九三三）就是写他和流浪汉、乞丐、罪犯、娼妓相处的“赤贫之乐”。《牧师的女儿》（一九三五）和《保持叶兰茂盛》（一九三六）是他在伦敦当中学老师和书店店员时所写，主题是“穷”，大写金钱的压力。最后，他还到英国北部调查煤矿工人的生活，写成《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一九三七）。他在大英帝国治下的殖民地生活过，在英国社会的底层生活过，目睹大萧条下的社会贫困，使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起码在感情上，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他的书就是他的传记。这个人很复杂，也很简单。　　　　第一，他不是理论家，只是文学家，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政治文学家。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立场，宣称自己的文学是纯文学。虽然，在《一九八四》中，他也使用过当下时髦的“做爱解构政治”的手法（“腰部以下的叛逆”），但他绝不把这叫做“纯文学”，像港台的文学评论家那样。通常所谓的“奥威尔风格”就是政治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他是凭生活经验和直接感受，用最简洁明快的语言说出大实话的人，并不在乎读者的好恶。这种语言很有穿透力，有所谓“窗玻璃”之誉。　　　　第二，他是左翼，但不是共产党员。左翼派别很多，大致有三种：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人说他是托派分子，不对；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对。他是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要说接近，也是社会民主主义。他是英国独立工党的支持者，是接近工党立场的社会主义者。当时，左翼走红，入党很时髦。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多少大学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纷纷加入共产党。共产党是左翼中流，但左翼不等于共产党。他对追随苏共的左翼，总是冷嘲热讽，是个非常孤立的人。　　　　第三，他只活了四十六岁，生当二十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还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一九五○年，他就走了。他是个前冷战时期的人物。真正的冷战，他只看到个头。但他预言了冷战时期。他的影响，生前不如身后。当时的右翼，有普通右翼（如英国的保守党）和极右翼（如德、意法西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他不属于这个阵营。他骂苏联，是骂苏联变质，勾结英国保守党，跟德国和日本示好，背叛本国革命、出卖他国革命（如出卖西班牙革命），不是骂社会主义。　　　　他是左翼，不是右翼，这点毫无疑问。　　　 二、当左翼，不容易　　　　奥威尔的书，是左翼批左翼。左翼批左翼，右翼当然高兴。但他毕竟是左翼。　　　　革命是件高尚的事，也是件残酷的事。鲁迅译过《毁灭》。他早就讲过，革命都是沾血带污。　　　　当左翼，不容易。穷人，没钱，没文化，没有军事训练的政治经验，相当激进，相当暴烈，不怕凶，就怕穷。左翼知识分子相反，最怕最怕，是个人不自由，还有破坏文化（海涅和杰克•伦敦都有这种恐惧）。他们和穷人闹革命，难免格格不入。这是左翼的最大困惑。　　　　历史上的造反起义，经常都是腹背受敌，前怕狼，后怕虎，“杀敌一千，自杀三千”，很多人都死在自己人手里。参加革命，这也是考验。　　　　奥威尔曾向往革命，但革命对他很遥远。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远离欧洲大陆，远离真正的革命，要想体会革命，难。　　　　但奥威尔的时代，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整个欧洲，到处充满火药味。他还是体验过革命。　　　　西班牙内战是二次大战的序幕，也是欧洲各派政治势力殊死搏斗的缩影。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是死了五十多万人。这是二次大战的彩排。右翼背后有德、意法西斯，左翼背后有苏联，英、美看热闹。这场战争，不仅包括左右翼之间的斗争，也包括左翼内部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奥威尔投身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军一方，同法西斯作战（海明威和白求恩也参加了）。他本以为，战争会带来伟大的社会变革，但结果却是一场悲剧。革命被革命出卖，自己人杀自己人，输掉了这场战争。　　　　当时的左翼，主流是苏共支持的共和派。他想加入国际联队的正规军，被拒绝，因而参加马统工党（POUM）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可怜的奥威尔，他吃过法西斯的枪子，却被当作托派同情者，被苏共下令追杀。为了讨好英、美，马统工党被苏共取缔和追杀。他的很多战友被关被杀，自己是死里逃生。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九三八）就是写这一段。　　　　他目睹了左翼杀左翼的残酷场面，体会了自己人背后开枪的滋味。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理创伤。他没到过苏联，但体会过自己人杀自己人。　　　　我们的前辈，有类似经历。　　　　一九六六年冬，在大别山区，有位解甲归田的老红军跟我讲过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我还记得，他是坐在一间黑咕隆咚的老屋中，烧树墩取暖，满屋都是烟，什么都看不清。我第一次听说，那么多的革命者都是死在革命的刀下。　　　　这两年，我到湖北监利县和洪湖市跑过，调查湘鄂西苏区的四次肃反。我到过当年杀害红军将士的地点，参观过当地的博物馆。展馆中陈放着地下出土的遗物：纽扣、绳索、手铐和银元。那里有长长的烈士名单：段德昌、段玉林、王鹤、王一鸣、孙德清、旷继勋、柳直荀、李剑如……红六军和红三军的将领，几乎所有，全被夏曦他们杀掉了（旷继勋是在长征途中被张国焘杀害）。　　　　在洪湖市的瞿家湾，我看到了段德昌的烈士证。他是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却惨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证书是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字零零零壹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烈士证：　　　　查段德昌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革命”加在“烈士”前面，二字很沉重。　　　　三、革命的悲剧　　　　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奥威尔在摩洛哥养病，写成《上来透口气》。他很压抑，怀念过去（童年时代的英国），不满现在，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对未来充满恐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三九——一九四五），是当时的“三国演义”。英美、苏联和德国是世界的三极，就像中国的抗战，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也是三极。三极变两极，都是敌人之中选朋友。这就是政治。　　　　奥威尔的选择是什么？　　　　最初，奥威尔是个和平主义者，不希望英、德交战，然而，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反抗纳粹没商量。　　　　战争期间，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东方部工作，服务于英国的战时宣传。这期间，他写过不少评论和随笔。有人说，他的文章比书更漂亮。战争结束前，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二月，他写了《动物农场》。　　　　这本书，说出了作者最深的忧虑。　　　　奥威尔相信，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但法西斯主义不是出路，苏联的极权主义也不是出路。他害怕，德国战败后，左翼风潮席卷欧洲，苏联模式将控制世界。尽管很多左翼人士认为，他不应该在苏军攻克柏林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刻出版此书（此书出版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德国投降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有战时的媒体管制，他们顾及与苏联的同盟关系，也给他施压。但他却说，恰恰是这一时刻，他要警告大家。　　　　作者的寓言，为我们揭露了苏联变质的全过程。　　　　这一过程是围绕着“七戒”的改变。　　　　什么是“七戒”？请看小说第二章：　　　　一曰“凡用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二曰“凡用四条腿走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三曰“一切动物都不许穿衣裳”，四曰“一切动物都不许睡床铺”，五曰“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六曰“一切动物都不许杀害其他动物”，七曰“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　　　　头两条，很关键。动物中的傻瓜，背不下这两条，雪球把它简化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最后，这两条被修正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第十章）。　　　　第三至第五条，动物为了防止部分动物搞特殊化，宁肯拒绝人类的遗产。但奶牛的乳房涨了、树上的苹果熟了怎么办？总得有人吃喝。猪不但霸占了牛奶和苹果，还搬进琼斯的豪宅，睡在琼斯的床上，穿琼斯夫妇留下的衣裳，甚至在留给动物老同志养老的专用牧地上种大麦，准备酿酒，还到人类的农场买酒，自个儿偷着喝。他们把第四条改成“任何动物不许在铺被单的床上睡觉”（第六章），把第五条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过量”（第八章）。　　　　第六条，禁止动物杀害动物，也被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无缘无故杀害其他动物”（第八章）。　　　　第七条，所有动物平等，也被改成“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第十章）。　　　　小说开头，老少校说，人类剥削动物，压迫动物，不合理，动物要翻身，造反是唯一出路。他的说法很合理。　　　　但问题是，他们赶走人类，人类的遗产将如何处置？如果同人决裂，岂不是又回到了畜牲？如果同自己决裂，又由谁来当畜牲（不管本国，还是他国，总得有人当畜牲）？　　　　所以造反的结果是，只有一部分动物先富起来。革命把猪变成人，其他动物还是过着悲惨的生活。　　　　读《动物农场》，要看一头一尾，特别是结尾。　　　　答案很清楚，这是悲剧。　　　　四、奥威尔的恐惧　　　　《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是什么关系？附带说一下。　　　　《一九八四》是《动物农场》的续作。“一九八四”是把一九四八年的“四八”倒过来读，即从我出生那一年，展望三四十年后的情景。他所预言的时代恰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时代，即所谓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欧美是围剿的一方，苏联、中国是被围剿的一方。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读这本书，都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联想，觉得这就是早期的《古拉格群岛》。他们更喜欢《一九八四》，以为此书后出，更能代表奥威尔的思想，故事还是讽刺苏联，这个理解并不对。　　　　很多奥威尔的评论家都认为，从文学角度讲，此书不如《动物农场》。奥威尔本人也承认，过度渲染折磨场景，是此书缺点。　　　　一九八四》分三部分，从真理部到旧货铺到友爱部，写的是无奈——做爱——出卖。我印象最深是第二部的最后一章。这章的短歌，非常感伤，掩卷遐思，总是盘旋在心头。　　　　事实上，奥威尔的恐惧是从《动物农场》发端，问题集中在动物农场。《一九八四》只是其恐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放大。他的害怕，当然和苏联有关，但故事的场景却不在苏联，而在英国。他害怕的是苏联模式席卷欧美，英国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染上这种病，引起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极权化（即右翼所谓的“赤化”），他的祖国也不能幸免。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采用的不是寓言，而是预言（很多作家都想象过未来的强权社会，如杰克•伦敦的《铁蹄》，奥威尔只是其中之一），恐怖气氛很突出，读起来令人压抑。《动物农场》是写苏联，《一九八四》是写英国和以英国为叙事中心的整个世界。　　　　故事把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年的世界分成三个超级大国——欧亚国、大洋国和东亚国。欧亚国是俄国（苏联）吞并欧洲的结果，范围是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一九八四年时已经存在。与它并存的大洋国是美国吞并英国和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结果，范围是南北美、英伦三岛、大洋洲和南部非洲。东亚国是“又经过十年混战以后出现的”，比前两个超级大国要晚十年，范围是中国、日本、蒙古和东南亚。北非、西亚、中亚和南亚是争夺地带。　　　　这三个国家，都有核武器，拉一派打一派，彼此冲突不断，但并不真打，只是成心折磨这个可怜的世界。这是写什么？这是写冷战。　　　　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是由“英社”（Ingsoc，意思是“英格兰社会主义”）控制的极权国家。它的权力机构下设四个部：真理部管宣传，仁爱部管司法，和平部管军事，富足部管经济。党的口号全是指鹿为马：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这个社会是金字塔结构，顶端坐着的是老大哥（Big Brother，简称BB，不可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苏联老大哥”），老大哥下面是核心党，核心党下面是外围党，外围党下面是无产者。　　　　原书说，上等人（核心党）也可能被中等人（外围党）赶走，中等人有可能变成“新的上等人”，但受苦的永远是下等人。作者是站在下等人一边。　　　　他批判大国之间的冷战（“战争即和平”），批判种族歧视、等级特权和不平等（“自由即奴役”），批判用谎言篡改历史（“无知即力量”）。他不相信“党”，无论是核心党，还是外围党，但他相信“未来属于无产者”，“希望在无产者身上”。“无产者”的概念，是他的道义所在——尽管在他死后，英国的“无产者”已经面目全非，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也成了“上等人”，战争与革命，工业与污染，动乱与贫穷，全都送到了落后地区，但“下等人”的概念，还是到处存在。　　　　即使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反对的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他痛恨的伪社会主义。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 / 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 / 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 / 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但党却不歌唱。”　　　　在奥威尔的感伤词句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结实的不可打垮的身影”——在全世界各地。　　　　“他们的觉醒终有一天会来到。可能要等一千年。”　　　　难道我们还没有读出他心中的“社会主义”吗？　　　　奥威尔的预言，有些是对的，比如美、苏称霸的两极世界，还有年代稍晚的东亚崛起（他在世时已略见端倪），但有些并不如此，比如苏联吞并欧洲，英、美成为苏联式的国家。他说，他并不相信，小说中的社会一定会到来；这部小说的地点放在英国，只是为了强调英语民族并不先天优越，同样可能面临极权主义的威胁。　　　　大洋国家究竟像谁？左翼、右翼有争论，有趣的是，很多左翼都认为，这明明就是自己的国家。更何况，先富的“上等人”欺负后富的“下等人”，还是以富国为源头。　　　　这里有趣的是，故事反复提到“电屏”，也就是老大哥监视整个社会的那个无所不在的设备。这个发明，现在使用很普遍。监视器、摄像头，哪儿哪儿都安——除了厕所（有人甚至提议，特殊情况也可安，比如有人在厕所里交换毒品，经公安部门批准），特别是在“自由世界”，特别是在反恐战争愈演愈烈的现在。　　　　学者多已指出，奥威尔是把他在BBC的工作经历写进了这部小说。他很清楚，战争宣传总是充满谎言（后来的冷战也不例外），他想讲真话。故事中的真理部，原型是什么？很多读者想不到，其实就是BBC的东方部。那是一个蜂窝式的办公场所。BBC的名称本身，也使我联想，它就是老大哥（BB）的公司（C）。　　　　福柯曾把“监视”当做“规训”（社会对人的强制驯化）的一环。老板监视员工，校长监视教员，警察监视犯罪分子嫌疑人，“电屏”很有用。反过来，不可能。反恐提高了“电屏”的地位。　　　　工程，可以用直升机监视。天上还有卫星，可以监视一切。有人吹，卫星可以看见地面上的一张的报纸。还有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那时的窃听，也转回来了。对恐怖分子可不可以拷打，也被布什拿出来讨论（其实已经用了，据说“很有用”）。　　　　说起办公室，我会想起托夫勒。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单位组织大家学《第三次浪潮》。老托说，革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变成古董。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技术万能。不但革命不可能，就连足球也将消亡，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庄——全都散伙。当时，有个朋友办了份报纸。我问他，你们的办公地点在哪里？他说，哎呀！你真老土，连这都不知道，人家托夫勒说了，有了电脑，就不用上班。现在怎么样？电脑倒是有了，更得上班。都不上班，老板怎么当？　　　　即使民主社会，民主也不是至高无上。国家，上有上帝，下有老板。老板可以世袭，有如君王。　　　　打卡，格子间加电脑，这是标准的办公场所。　　　　我们是这样“走向未来”（当时有套丛书叫这个名）。　　　　五、创作灵感：小孩和马　　　　一九四七年三月，奥威尔为《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写了个序言。他向俄语读者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讲了此书的创作缘起。　　　　第一，他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不是出于什么理论上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于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他是目睹了缅甸的殖民地生活才痛恨帝国主义，目睹了英国北部矿工的困苦无告才拥护社会主义。当时，他还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　　　　第二，他说，他反对苏联的极权主义，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在西班牙内战中是被苏共当托派分子追杀，很多朋友被关押和枪决，罪名是与法西斯主义者共谋。这一大搜捕与苏联国内的大清洗是同时发生，是大清洗的补充。当时，苏共是左翼中流，很多知识分子都相信苏共的谎言，他认为，作为幸存者，他必须揭露这些谎言。　　　　第三，他说，他从没有去过俄罗斯，他对苏联的了解是通过书报的介绍，仅仅是个旁观者。“即使我有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苏联内部事务：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最后这段话，值得玩味）。　　　　奥威尔说，“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坚信，如果我们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打破苏联神话是必要的。”他从西班牙回到英国，一直想用一个故事来实现这一目的。有一天，在他居住的乡间（沃灵顿），他“看到一个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孩子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结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很多年前，我也想过这类问题，买过点讲动物的书，想写《畜牲人类学》。我觉得，古今统治术，全靠驯化——人类驯化人类。基于生物学原理的奴隶制和种姓制，并不纯粹是古代的事情。正如共产主义可以回溯到原始社会，整个人类文明也可追到奴隶制。从此，人和人的差别，要比人和动物的差别还大。这是真正的分岔口（美洲，晚到十九世纪末才废奴。印度，至今仍有种姓）。　　 《动物农场》是以动物与人类决裂始，动物与人类和解终。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奥威尔特别指出：“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它以猪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场。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来是要在一种很不谐和的高音符上结束，因为我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马上写的，大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到哪里去……”　　 在奥威尔的笔下，“和解”并不是好词。　　　　二次大战前，苏联为了向英、美示好，宁肯放弃西班牙革命；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曾修好德、日。二次大战后，苏联和英、美瓜分世界，也与它的安全战略有关。　　　　这些都受到奥威尔的谴责，让他觉得，和帝国主义没两样。　　　　但是，如果我们从苏联的角度考虑一下，苏联不这么办，又有什么选择？　　　　弱肉强食：强才欺人，不强被人欺，是列强的游戏规则。　　　　不被人欺，也不欺负人，难。　　　　六、矛盾的奥威尔　　　　很多左派，都是叶公好龙，既盼望革命又害怕革命，既同情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又害怕他们的愚昧和暴烈。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政治环境，往往都是“洪桐县里无好人”。　　　　上面说过，奥威尔生活的时代，有三股政治势力，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落实到国家，就是英美、德国和苏联。它们都是互相利用，互相拆台，握手翻脸随时来。　　　　反对决定立场：有些人，因为苏联发生了斯大林的清洗，宁肯和法西斯主义合作；有些人，因为害怕法西斯主义暴政，也不去谴责苏联的不义。只有奥威尔说，他都反对。　　　　奥威尔的早年，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七年，主要是痛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一九三七年，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回国后为英国广播电台服务，则是反抗法西斯主义。一九四五年，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他又害怕极权主义会控制世界。　　　　他是个“三反分子”，什么都反。但他所反，互相都反，主要矛盾里面有主要矛盾方面，你到底以哪个为主？毋庸讳言，奥威尔的晚年，他的心病，主要是苏联的极权主义，确切地说，是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吓跑了西方的左翼。　　　　奥威尔辞世前，曾出过一个“黑名单事件”。他有一位女友，西莉娅•佩吉，在英国外交部的情报研究处（IRD）工作。这个部门设立于一九四八年，目标是全球性的反苏反共宣传。一九四九年三月，情报研究处派西莉娅看望奥威尔，想请他为他们写东西或推荐他人写东西。他有个笔记本，上面有一百三十五个人的名字，包括演员、记者和作家。他向西莉娅提供了其中的三十五个人（其中有卓别林、萧伯纳等人），说明哪些人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或支持者，“不应被委以宣传之任”。一九九一年，这个名单被部分公布，引起很大争议。有人指责他是告密者，也有人替他辩解，说他只是不同意请这些人写东西，并没有叫当局抓这些人。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奥威尔的天平毕竟是倾向于英、美，他很难掩饰自己对苏共的恐惧。这是后来左翼纷纷向右转的原因（注意：现在的西方左翼，在很多问题上比右翼还右）。　　　　在《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的序言中，他把苏联和英国做了对比。他说：　　　　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极大的阶级特权和（即使在现在，在一场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极大的贫富悬殊。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人民生活了好几百年而没有发生内战的国家，法律相对来说是公正的，官方的新闻和统计数字可以几乎一概信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气氛中，像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的……　　　　奥威尔是个社会主义者，但在他的价值体系中，自由和民主压倒了一切。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　　　　他反对法西斯主义，西方主流社会也反；他反对极权主义，西方主流社会也反。自由民主是欧洲走出中世纪反教权、反君权的产物，这是西方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苏联抛弃这份遗产，他无法接受。　　　　那么，他又怎样区别于他反对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呢？　　　　这才是问题所在。　　　　　　　　　　李零：读《动物农场》（三）　　 　　 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 　　 （奥威尔：《鲁德亚德•吉卜林》）　　 冷战时期，曾让太多人感到绝望，特别是夹处于美、苏之间的欧洲人。比如英国的"愤青"（愤怒的青年）愤什么？就是二次大战的"英雄"还霸占着这个世界。　　 （奥斯本：《愤怒的回顾》）。　　 现在，老一代的"英雄"差不多都已离去。他们留下的遗产是什么？一是战争，二是革命。它们的变奏，构成了《动物农场》的主题。 　　 　　一、必也正名乎？　　 奥威尔的书，《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共同主题是批判极权主义。什么叫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在西方的政治词汇中，有两组词，黑白分明，最能体现西方的价值观：　　 （一）好词　　 一）freedom（自由），和下面的词是同义词。只不过，liberty是借自法语，freedom才是英语本身的说法。　　 二）liberty（自由），有"解放"之义，我们常说的"解放"，其实就是"自由"。美国的"自由女神"是"解放女神"。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其中的"自由"（liberté）就是相当这个词。一般说，摆脱奴役才有自由，自由是解放的结果，但英美革命的继承人却喜欢说，解放是自由的结果——守法即自由，没有规矩的自由是不自由。　　　　 三）equality（平等），主要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其中的"平等"（egalité）就是相当这个词。《礼记•礼运》的"大同"、《墨子•尚同》的"同"，庶几近之。　　 四）fraternity（博爱），意思是手足之情、兄弟之情。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其中的"博爱"（fraternité）就是相当这个词。孔子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庶几近之。　　　　 五）democracy（民主），是希腊老词，本义是人民统治。欧洲政体，古典时代是分为三类六种：君主制（monarchy）和僭主制（tyranny）是一人统治，贵族制（aristocracy）和寡头制（oligarchy）是少数统治，共和制（republic）和民主制（democracy）是多数统治。亚里士多德说，这三组词，都是前边好，后边坏：君主制最好，贵族制其次、共和制又其次；民主制是暴民政治，寡头制和僭主制是暴君政治，都不好。可是现代政体，流行的却是民主制。即使君主立宪，也是虚君共和，有没有君主无所谓，关键是不能没有议会。 ( http://www.tecn.cn )　　 （二）坏词　　 一） autocracy（独裁），是从autocrat来的。autocrat是独裁者（auto是自己，crat是统治）。我国帝王，称孤道寡，唯我独尊，西周时期，叫"余一人"，最像这个词。这种一人说了算的统治者，在我国，那是司空见惯，并不都叫暴君。中国的暴君，那得"独"到一意孤行、谁劝都不听、随便杀人、近乎虐待狂的分儿上。如武王伐纣，把纣叫"独夫"，就是这种暴君。 ( http://www.tecn.cn )　　 二）dictatorship（独裁），来源于dictator。dictator，本来是罗马共和国的民选执政官，通常有两名，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从大权独揽的执政官发展而来，后来引申为"独裁者"。卓别林的《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就是用这个词指希特勒。过去，我们常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独裁"。马、恩和列宁认为，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为了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如此。专政是过渡手段，下一段才是社会主义。 ( http://www.tecn.cn ) 　　 三）despotism（专制主义），despot是暴君。暴君哪儿都有，没什么新鲜。比如希腊的僭主，还有某些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和尼禄），就是西人常说的暴君。他们的传统是小国传统，对暴君很敏感。我国，秦以后的皇帝，以武力取天下，没有贵族出身，有点像僭主。春秋的赵简子和陈成子，汉魏的王莽和曹操，权力很大，也像僭主，但我们不叫暴君，只叫"乱臣贼子"或"乱世奸雄"。 ( http://www.tecn.cn )　　 四）absolutism（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学者多把这个词翻成"专制主义"，如中文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就这么翻。我国常说的"专制主义"，是个没有历史概念的混沌。其实，absolutism这个词，和despotism还不完全一样，它是专指资本主义前夜，高度集权的君主制。这种君主制，是和等级君主制相对，是和权力分散的封建制相对。它在欧洲，兴起和衰亡，时间不一样，主要在十六至十九世纪这一段（俄国拖到一九一七年）。如法国的路易十四、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国的彼得大帝，都属于这类君主。欧洲各国，绝对主义越发达，革命越激烈，法国和俄国就是如此。　　　　 absolute的意思是绝对的。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就是这种绝对主义。最近，刘北成、龚晓庄翻译了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就是介绍这类国家。 ( 五）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才创造的新词。极权概念的发明者是意大利哲学家秦梯利（Giovanni )　　 Gentile，或译金梯利，一九四四年被意大利共产党杀掉）。上世纪二十年代，极权的概念经墨索里尼宣传，广为人知。这个词是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 　　 total的意思是全面的或总体的。它强调的是党国至上、集体主义、绝对服从和军事化。totalitarian是全面控制社会的大独裁者。它的特点是全面控制：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个人，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更加专制，董乐山主张译为"全面权力主义"。汉娜•阿伦特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九五一），三联书店已经出了译本。 　　 　　 二、层层剥笋　　 上面的好词，全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欧洲革命的遗产；坏词，除极权主义晚出，全是前资本主义概念。它们彼此相反，有如尧、舜与桀、纣。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小国传统。世界各大文明，早期都有这一段。　　 西方人讲民主，老爱搬希腊城邦。其实，希腊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侵略和奴役之上。　　 希腊依山傍海，利于海外贸易，利于海外扩张，玉帛女子，可从外边抢，像骑马民族一样。他们的城邦全是小国，去古未远，古风犹存，还保留民主制。但即使希腊，也有六种政体，不光民主制。古希腊，一堆小国，松散联合，居然打败比他们强大的波斯帝国，很让欧洲人自豪。亚历山大征波斯，横跨欧亚，建立庞大帝国，犹"小邦周克大邑商"，是希腊的顶峰，西人特爱吹，叫"希腊化时期"。但他一死，土崩瓦解。　　 同样，罗马早期也有民主制。他们摆脱共和，走向帝国，也是顺理成章。罗马帝国，后来居上，更庞大，更发达，但即使走向帝国，也还保留城市自治，国家依然很松散，难以控制各地的反叛和阻挡北方蛮族的入侵。 　　 中世纪南下的蛮族，类似我国的匈奴、鲜卑，本来也很民主。他们的入侵，也是"小邦周克大邑商"。庞大的罗马帝国，让他们一冲，也土崩瓦解。他们的占领，不像我们的西周封建，是归同一个王来领导，更像五胡十六国。今天的欧洲，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就是承受这份遗产。 　　 欧洲，大地域国家不发达，小国寡民的记忆特别深。即便现代大国，也多半是靠海外殖民复制的联合体，很像城邦自治的古典时代。文艺复兴，他们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宁肯认同希腊、罗马，好像特民主。但他们也热衷过专制，不止一次。　　 欧洲走出中世纪，一度提倡专制：抬君权，压教权，抬专制，压封建。十八世纪，他们还羡慕过我们的专制。　　 当然，这种专制，早已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专制，而是上面说的绝对主义。好听的说法是"开明专制"。绝对君主制取代等级君主制，权力太大，威胁市民社会，引起反弹，才有后来的革命，申民权，抑君权，再掉过头来反专制。 　　 他们是反封建在前，反专制在后，专制是封建的对立面。　　 欧洲的君主制，上有教权（宗教大一统），下有封建（国家多元化），王是小王，帝非常制。他们的帝，源出罗马，拉丁系的国家叫皇帝（imperator，原义是得胜的将军），日耳曼和斯拉夫系的国家叫恺撒（caesar）。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沙俄帝国，是欧洲的三大帝国，帝号多出罗马，一般要由教皇封。法西斯主义源出意大利和德国，这不是偶然。意大利的前身是古罗马，德国的前身是神圣罗马帝国。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一种插着战斧的笞棒）是复罗马之古，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是继承神圣罗马帝国。他们都是托梦于罗马。罗马是帝制的象征。 　　 西方民主，是专制的对立面。但现代民主，中间隔着中世纪，并不来自希腊。它是欧洲革命的产物（西方有一种说法，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如果是这样，民主只有六十多岁了）。民主革命的理想是破旧立新，革命的结果是折中新旧。 　　 革命，是个意向纷纭的怪物，民主也是如此。革命，既有王冠落地，也有王权复辟。民主，也是既有英国立宪传统和洛克的影响，也有法国启蒙运动和卢梭的影响。民权挑战君权和教权，结果往往是三权妥协。革命后的欧洲，不但教皇还在，九个国家还保留了王室。 　　 极权主义不是欧洲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而是个非常现代的概念。　　 法西斯主义是一次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当时的欧洲，很不景气，到处弥漫着对民主和进步的绝望，权力意志的鼓吹甚嚣尘上。大家希望，强者出面，收拾乱局，哪怕权力大一点。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概念，不但和罗马无关，跟中世纪也没什么关系。 　　 极权主义是意大利法西斯的发明，纯属右翼概念，所有左翼都反对。但右翼骂左翼，也用这个词。社会主义好一点，至少可以和民主挂在一起，欧洲左翼政党，很多都是讲社会民主的党，甚至还是执政党。共产主义就不行。他们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样，也是党国至上，暴君加暴民，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典型的西方话语。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大局已定，所有国家，站队画线，壁垒分明，维持的叫民主国家，反对的叫极权国家（现在指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国家（现在多以恐怖主义称之）。绝大多数国家，欧美和日本以外的国家，都属于后两类。这种划分很霸道。 　　 可惜的是，奥威尔无法区别于上述话语。对左翼来说，这是难逃的困境。　　 奥威尔说，他天生憎恨权威，但权威反不掉（参看恩格斯：《论权威》）。暴君对他，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他的噩梦分两种，一种是法西斯主义，一种是斯大林主义。他把两种都叫极权主义。我们只有理解当时的气氛，才能理解他的恐惧。当时的世界太野蛮——反对野蛮的，同样很野蛮。　　 社会主义苏联和法西斯德国，一左一右，都挑战过世界格局。它们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产物：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备尝屈辱；俄国革命，强敌环伺，也被围困。它们有同样的创伤，同样的困境。贫困和战争，扭曲了这两个国家，二者颇具对称性。可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正在格局本身。 　　 凡尔赛和约，埋下二次大战的种子；雅尔塔协议，也是冷战的根源。在这种格局下，苏联的一切都是围绕安全转，对内对外，造成种种问题，很多战略考虑，都被帝国主义化。这是革命的不幸。但只有站在格局的立场你才会说，它和法西斯德国是一家。 　　 我们不要忘记，法西斯德国是最最反共的国家。他们和英、美的矛盾是由"瓜分"而引起，在"反共大业，同仇敌忾"上，他们和英、美是一家。　　 苏联的卫国战争，写进《动物农场》，叫"风车战役"。我们都还记得，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是真正的一伙。当弗里德利克悍然攻打动物农场时，皮尔京顿说"活该"，他希望的是，弗里德利克替他消灭动物农场。　　 奥威尔绝不会同意，弗里德利克和动物农场是同一拨儿。这就像西班牙内战，他虽痛诋左翼，恨其自相残杀，但绝不会分不清左右翼。　　 他说，"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为了抵抗德国，苏联人民付出了最大牺牲（不光死人，还有制度上的牺牲）。　　 我们不能把苏联红军和德国法西斯混为一谈，就像我们不能把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混为一谈。　　 　　 三、说"东方专制主义"　　 　　西方和东方的对立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古典时代。笼统的"东方"是由笼统的"西方"制造。"普世价值"是基督教话语。　　早在古典时代，欧洲人就有一种说法，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文明人"，他们的北边，他们的东边，都是"野蛮人"。中世纪，北欧和南欧成为同一个基督教世界，但异教的东方还是属于"野蛮人"的世界。　　 古典作家说，西方特民主，东方特专制；欧洲人酷爱自由，亚洲人奴性十足。他们说的西方是希腊城邦，东方是波斯帝国。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偏见。　　 最近，美国拍了"样板戏"，《亚历山大》、《三百壮士》，就是再现这种偏见。亚述、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是最伟大的文明。波斯（现在的伊朗）继承了这两个文明，包括他们的地盘。它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行政效率很高的大地域国家，所有考古发现和文献史料都证明，希腊比不了。古典作家嘲笑波斯，正如由余入秦嘲笑秦，自豪的不过是戎狄的蛮风。 　　 换位思考，亚历山大征波斯，其实也是蛮族入侵。欧洲历史，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总是落后征服先进，后来的罗马，后来的日耳曼，都是如此。　　 古代东方有很多大国，没错。这些大国很专制，也没错。但很长时间里，欧洲历史学家对这些文明古国，少所见，多所怪，以为只有他们的小国寡民才叫文明，以为只有他们的松散联合才叫文明，这是颠倒黑白。　　 近代欧洲，他们的地理知识有长进，但文化偏见没有变。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家沿袭了古典时代的偏见。他们把西方炮舰所及的整个东方，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从古老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国，全都装进同一概念。这一概念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十足的历史混沌，它是一堆既模糊又混乱的印象：土地国有制和村社组织，大河灌溉和水利社会，绝对专制和普遍奴隶制，没有法律，没有贵族，还有早熟、停滞等等。　　 黑格尔使用了这类概念。他把整个东方，叫做"暴政的舞台"。　　 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也使用了这一概念，虽然他更关心的并不是"暴政"。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正式提出是在《经济学手稿》（一八五七——一八五八）中。但这一概念，在他第一次讲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中就已存在。对比二书，我们不难发现，他当年使用的"部落所有制"一词，就是相当这一概念。他把"部落所有制"（相当亚细亚）排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相当希腊、罗马）、"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相当日耳曼）之前。在他眼里，这种形态更古老。所以，他还保留了黑格尔爱用的"儿童"一词——和欧洲相比，我们只是早产的小儿！ 　　 今天，我们都已知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陈旧过时的概念，既不能概括东方各国的共性，也不能反映东方各国的差异，很多"特点"似是而非，很多"特点"不能成立。这一概念，经过近百年的研究，"日凿一窍混沌死"，已经寿终正寝。　　 专制主义只是东方的特点吗？并不是。东方，很多国家，早就是大地域国家。这不能叫野蛮，只能叫文明。更何况，西方大国有专制，东方小国有民主，双方都是既有民主，也有专制。西方民主、东方专制的历史虚构是不能成立的。　　 我国近代反专制，说我们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这是误用西方的概念。　　 我的朋友，刘北成先生，他是治欧洲思想史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提出，人家欧洲，"专制"的反面是"封建"，这两个词怎么可以搁一块儿？最近，他再申此论（见他为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写的中译者序言），讲得更清楚，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它要反的是"绝对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更不是"封建主义"。过去，我们把absolutism译为"专制主义"已经不太合适，理解成"封建专制主义"就更加荒唐。 　　 研究中国历史，同期比较很危险。我们要知道，中国和欧洲，从起点上就很不同，它们在时间上有很大错位。　　 第一，中国从很早就是大地域国家，君主制很发达。早期民主制，很难查考，没有，不必找。要找，只能到蛮荒之地。蛮夷列传诸蕃志，汉族以外的地区倒是有。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好像很重视民，但这是"事后诸葛亮"，越是大讲"民贵君轻"，越是说明民太轻。现代民主制，不管资本主义代议制，还是社会主义代议制，都是外来。两千多年来，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中国只有君主制，没有民主制。 　　 第二，中国从很早就是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种大一统，两千多年不变，每个王朝都是二三百年的连续体，和欧洲对比很强烈。西周时期，我们也有封建，但不同于欧洲封建。朝代和朝代之间，有异族征服，异族多被汉族同化，接受的是汉族制度，也不一样。中国有专制可反，无封建可反。　　 第三，我国的帝制，从一开始，皇帝就有绝对权力。他把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众多民族（ethnic groups）纳入同一个版图，类似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政教分离，宗教被国家控制，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也类似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国家。这样的国家，有君权可反，无教权可反。　　 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亚历山大的帝国和罗马帝国没法比，中古时期的帝国也没法比。它更像欧洲历史上的绝对君主制。欧洲绝对主义，高峰是十八世纪。难怪当时，欧洲各国，群拜康、乾为榜样。这段蜜月期，很让国人自豪，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随着他们崛起，我们衰落，反被他们骂，就连老学生日本都骂（日本的现代化是个例外，它是从封建制直接进入现代国家，欧美特喜欢）。　　 近代中国是在骂声中长大。别人骂，我们自己也骂。　　 我还记得，"文革"后，中国的志士仁人痛感中国落后，对"封建专制主义"曾力加挞伐。他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极权主义等同于绝对主义，把绝对主义等同于历史上的暴君，老是分不清古代和现在，放着眼前说天边。当时的大家，真是骂昏了头，明明是眼跟前儿的事，什么都赖秦始皇。现在倒好，自从有了盛世感，康、乾又成香饽饽，大家特别健忘。 　　 长期以来，"专制一锅粥"，"民主一锅粥"，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特别是，他们对西方的民主神话深信不疑，还以为专制主义是中国特有的传统。　　 这个酒劲儿应该醒醒了。　　 　　 四、我为革命说几句话　　 　　 我们这一代是生活在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就是奥威尔讲的"和解"。这种"和解"，其实是和而不解，就像电影中的场面：两人同时拔出枪，冷枪顶着热脑门，谁也不肯放下。 　　 冷战的结局是什么？是同时开枪，同归于尽？还是同时扔掉枪，实现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枪，被对方打死或束手就擒？还是拿枪的逼扔枪的重新捡起，继续玩前面的游戏？ 　　 目前我们看到的，不是前两种，而是后两种。　　 这个时期，现在叫"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战时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战是冷战的延续，我们只是看见个头。　　 革命正在被遗忘，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变成荒诞的故事。今天重读奥威尔，我想为革命说几句话。　　 （一）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阿伦特说，战争是老词，革命是新概念（《论革命》）。"革命"曾经是个神圣的字眼儿，不仅是二十世纪，也是十七至十九世纪。 　　 回首二十世纪，前后两半，对比很强烈：上一半，世界只发生过两件大事，两次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翼风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战改变世界，世界告别革命，右翼卷土重来。　　 有人说，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还有什么合法？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战争与革命有不解之缘。　　 阿伦特说，"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论革命》）。革命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她说对了。尽管，她关注的是两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给人类造成太多灾难，让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她是德籍犹太人，避祸逃美，思考原点是反犹主义）。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DNA。西方的军事传统，不但有五百年的一贯逻辑，还保留了古典时代的野蛮（穷兵黩武，奴隶比例最高）。这是他们的祖坟。　　 革命是战争的解毒剂——虽然革命也有毒，它们都沾血带污。　　 抗日战争，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斗法，缠绕纠结，纷纷纭纭，绝非书生所能解，但抗日战争成就了中国革命，这点毫无问题。 　　 （三）要骂革命，先骂战争。　　 近五百年的西方战争史，绝对是一部罪恶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战争，基本方式不变，基本逻辑不变，特点就是霸道（参看拙作：《读〈剑桥战争史〉》）。　　 战后的美国，打仗成瘾，不打仗不能活（民主、共和两党都打，所有总统都打，除了越战结束后的卡特）。一九九○年到现在，这十八年里，美国一口气打过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到最后一步，大家想不起越南战争（当年，无论左右，谁都反）。　　 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过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就像希腊公民，以为战争是民主的延伸（战争与民主有不解之缘），正像奥威尔说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几乎毁掉了这个世界。　　 这四次战争，没有一个干净。反战是唯一的正义。　　 （四）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　　 中国历史，专制主义很发达，梦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专制；北伐战争，打倒军阀，统一南北，是反专制；抗战胜利，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是反专制；现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专制。一切都顺理成章。虽然，反和被反，经常具有对称性，我们的反专制，老是用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仿佛交叉感染。这是由残酷的环境所决定。 　　 （五）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要特别声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利。欧洲革命后，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复辟活动发生，保守势力也有长期的延续。专制主义，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变种，包括革命的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南北对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复辟势力和武夫当国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势力；南方是国共两党，代表革命势力。由于新旧势力找不到妥协的办法，所有政治势力，全都诉诸武力和强权，被人称为"武化革命"（许倬云）。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反专制，不能没有集权，特别是过渡时期。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来，起码要分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头一段就是专制。马克思讲三阶段，头一段也是专制。　　 革命也会造成专制，有什么奇怪？法国革命革出一个拿破仑，中国革命也革出一个袁世凯，道理一样。陈伯达写过《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是历史上的王莽吗？不是。他和蒋介石一样吗？也不一样。当时，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来当皇帝。　　 拿破仑是个复杂人物，他是个"革命皇帝"——革命革出个皇帝，太讽刺。拿破仑的专制，一般叫"波拿巴主义"，这就是革命的专制主义。当时，"极权主义"的概念还不存在。 　　 革命的专制主义也要反。　　 （六）革命是为了什么？　　 西方革命，有个深入人心的概念，革命是为了自由。阿伦特说，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标准（《论革命》）。她说的革命，太干净，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专制，这样的革命哪儿找？　　 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说，英国革命好，美国革命更好，法国革命糟，俄国革命更糟。美国远离欧洲大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们干苦活，独立之后，什么君权教权、阶级矛盾，全都可以绕过去，多好。但这是特例，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阿伦特说，革命不是造反叛乱、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国革命，无法无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国；美国学英国，光荣革命不流血，先为自由立规矩（与保守势力妥协），所以没有混乱，没有导致新专制。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从语源上考证，革命的本义就是复辟（《论革命》）。一句话，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 　　 有趣的是，中国的革命之父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溥仪的英国老师）闻之，大惑不解（《紫禁城下的黄昏》）。他为什么不解？就是因为有上面的定义。 　　 孙中山说的自由，是清室逊位后，中国面临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没有权威，不能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我国的革命，用阿伦特的标准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这样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专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远离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战争类似。没有高度集权（哪怕是由议会授权），就没有战争。没有高度集权，也没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战争，好是好，就是太少（认真讲，是根本没有）。 　　 权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吗？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福利国家的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镇压敌对势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大部分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把所有的集权都搅成一锅粥，统称为极权主义，特别是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统称为"民族主义"，他们的逻辑是，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虽然在欧洲革命的谱系中，这种革命没有位置，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统而观之，通而观之，仍然很伟大。这不是国共两党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功过问题，整个上一代人的功过问题（功过往往在一块儿，人不是蛋糕，没法拿刀切）。 　　 （八）中国革命，不容诋毁。　　 当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有个共同体会，让他们刻骨铭心：西方列强一向操纵落后国家的政变和内战（今天也如此，特别是美国）。它们支持的都是"弱国中的强者"，认定强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这是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强者经常换，但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各国的保守势力。　　 革命的老师并不支持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一边倒"，道理很简单：北伐，只有苏联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苏联支持。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长达四年，英、美都在看热闹。 　　 早在抗战胜利前，美国就已看出国民党的腐败（他们考察过延安，有对比）。战后，机会均等，命运的天平更倾向国民党，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自己丢了天下，为什么？ 　　 一九五○年，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曾抱怨，"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s.o.b.（狗崽子，son of bitch的缩写）合作？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　　 其实，这不是什么谜团。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从巴蒂斯塔、吴庭艳到本•拉登和萨达姆，向来如此。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另一种解读。　　 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天文学史是研究人类认识宇宙的历史、探索天文学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天文学分支学科，是科学技术史的组成部分。天文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最活跃、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有关史料浩如烟海，其内涵丰富多彩，包括有历法、天文仪器与台站、关于宇宙的理论、天体测量及星图与星表、天象观测与记录、星占术、天文学家传记、少数民族天文学、天文学起源、天文学社会史与中外交流史等诸多论题。1 沿革、组织与规模　　从1911年前后开始，一批由海外学成归来的天文学家刘师培、高鲁、高均(高平子)、朱文鑫、常福元、竺可桢、张钰哲、陈遵妫等人用全新的眼光审视中外天文学的历史发展，在《国粹学报》、《观象丛报》、《中国天文学会会务年报》、《宇宙》等刊物上陆续发表阐述或介绍中外天文学的文章。朱文鑫还先后出版了多种论著，对中国古代历法、有关天象记录、恒星位置、天文仪器等作专题研究。另有一些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如董作宾、刘朝阳、钱宝琮等人，对殷墟甲骨文、周代金文等的历日资料进行研究，讨论殷商、周代的历法问题；或对汉代以后的若干历法作校勘、补遗与研究。所有这些，都开启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40年代以前，对天文学史的研究大多是一些学者的个人兴趣；自50年代以后，这项研究工作受到了国家的重视。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天文学史研究是该委员会首先开展的工作之一。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5年又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内设天文学史组(后与数学史组合并为天文和数学史研究室)，从此到60年代前半期。形成了专业研究队伍(约有10人)与业余研究者相结合的新格局。推动天文学史研究全面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1955)、钱宝琮的《授时历法略论》(1956)、李俨的《中算家的内插法研究》(1957)、严敦杰的《中国古代的黄赤道差计算法》(1958)、钱宝琮的《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1960)、薄树人的《中国古代的恒星观测》(1960)、王应伟的《中国古历通解》(1962，油印本)、席泽宗、薄树人的《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史的意义》(1965)等论著的发表，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态势。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则一度中止了这种发展的势头。　　1974年，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整理研究祖国天文学规划座谈会，制定了一项比较长期的研究计划，并成立了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代管，同时成立了天象资料组，而且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云南天文台和南京大学或成立天文学史研究小组，或确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由此组成了约250人参加的普查与整理古代天象纪录的队伍，和近40人的研究队伍，开始形成天文学史研究的热潮。在此后数年中，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规模较大的研究成果交流会(1975、1976、1979年)，共提交论文140余篇，每次出席者均在i00人左右。完成了《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简史》、《天文学史话》和《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汇》等4种论著和另外4册论文集。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于1979年冬开始酝酿编著16卷本《中国天文学史大系》的计划，1984年小组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后宣布解散。　　在1978年复会的中国天文学会和在198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均设有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成为负责协调各单位之间的分工、推动非专业人员的业余研究、进行学术交流的组织，参加该委员会者约有70人，委员会大约2—3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自1993年始，还与日本、韩国同行一起，大约每两年举行一次东方天文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保持着十分活跃和有成效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直是开展天文学史研究的重点单位，上述诸天文台的天文学史研究小组大多在90年代不复存在，但还保留了一些资深学者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些专业研究者连同主要分布于大专院校的研究者共有40余名。形成精干、稳定的研究力量，且不断有天文学史硕士、博士参加其中，使天文学史研究后继有人。2 20世纪出版的天文学史论著　　据初步统计，20世纪正式出版的天文学史著作(包括专著与论文集)不少于150种。其中主要著作可罗列于次(以出版年代为序)：　　冯徵著《春秋日食集证》(1929)　　朱文鑫著《恒星图考》(1927)、《天文考古录》(1933)、《历法通志》(1934)、《历代日食考》(1934)、《天文学小史》(1935)　　崔朝庆著《中国人之宇宙观》(1934)　　董作宾著《殷历谱》(1945)　　陈遵妫著《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1955)　　丁福保、周云青编著《四部总录天文编》(1956)　　李俨著《中算家的内插法研究》(1957)　　高均著《学历散论》(1969)　　郑文光、席泽宗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1975)　　薄树人、刘金沂等主编《科技史文集·天文学史专辑》第1—4辑(1978、1980、1983、1992)　　薄树人、刘金沂、徐振韬、王立兴、李竞等主编《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l—6集(1978、1981、1984、1986、1989、1994)　　郑文光著《中国天文学源流》(1979)　　席泽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天文学史部分(1980)　　陈遵妫著《中国天文学史》第1—4册(1980、1982、1984、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1980)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1981)　　伊世同著《中西对照·恒星图表1950。0》(1981)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著《彝族天文学史》(1984)　　张培瑜著《中国先秦史历表》(1987)　　陈久金、黄明信等《藏历的原理与实践》(1987)　　《高平子天文历学论著选》(1987)　　庄威风、王立兴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1988)　　潘鼐著《中国恒星观测史》(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1989)　　徐振韬、蒋窈窕著《中国古代太阳黑子研究与现代应用》(1990)　　席泽宗主编《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天文学家》1—2(1990、1994)　　张培瑜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1990)　　　华同旭著《中国漏刻》(1991)　　江晓原著《天学真原》(1991)　　宣焕灿编《天文学史》(1992)　　陈久金著《陈久金集》(1993)　　崔振华、陈丹编著《世界天文学史》(1993)　　陈美东主编《自然科学发展大事记·天文卷》(1994)　　曲安京、纪志刚、王荣彬著《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探析》(1994)　　陈美东著《古历新探》(1995)　　江晓原著《历史上的星占学》(1995)　　陈久金著《回回天文学史研究》(1996)　　陈美东主编《中国古星图》(1996)　　邓文宽编《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1996)　　崔振华、张书才主编《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1997)　　孙小淳、基斯特梅科著《中国星空研究》英文本(1997)　　李志超著《水运仪象志一一中国古代天文钟的历史》(1997)　　王应伟著《中国古历通解》(1998)　　薄树人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8卷(1998)　　张柏春著《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2000)。　　　出版的天文学史论著几乎涉及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所有方面，且大多见于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正反映了天文学史研究从20年代开启，到50、60年代发展，到80年代以后鼎盛的基本状况。3 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　　对考古文物中天文、历法资料的整理：30—40年代，董作宾、刘朝阳等人对殷墟甲骨文中的天象和历日资料作了整理、研究，70年代，席泽宗等对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帛书中的天文资料的整理、研究；80年代，徐苹芳等对天文文物的全面收集，以及施萍亭、邓文宽、席泽宗等对敦煌卷子中的天文、历法资料的整理、研究；90年代，黄一农对唐代碑刻中历日资料的整理，以及罗见今等对汉简历日的系列整理等等。　　1975—1976年，中华书局将经由严敦杰等专家校点的《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10册)单独出版，大大方便了研究工作。　　1988年，庄威风、王立兴总编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是对中国古代一系列天象记录系统全面进行整理的重要成果。　　　1977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合作，由崔振华、张书才主编的《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的出版，对清代钦天监、礼部等的天文工作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1998年，薄树入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是卷帙众多的天文学文献集粹，共收录99种天文学名著，计一万零一百余页。八百余万字，对每一种著作均撰有“提要”一篇，主要论述其要点、意义等，是一部进行天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文献。4 天体测量和星图、星表研究　　高均、朱文鑫在30年代，特别是陈美东在80、90年代的论著中，对历法中一系列天文数据(朔望月、回归年长度等)和天文表格(月离表、日躔表等)的论述，是对古代历法家关于日、月、五星等天体测量工作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恒星观测、大地测量和航海天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于恒星观测，包括对新星、超新星、变星等的观测和恒星位置的测量，首先是对作为天象坐标系统的二十八宿体系的研究，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有诸多研究论文发表，高鲁的《二十八宿考》(1917)，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时代与地点》(1944)，钱宝琮的《论二十八宿之来历》(1947)，夏鼐的《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1976)等，他们都认为起源于中国，但在具体时间等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　　1962年，薄树人的《中国古代的恒星观测》一文，是对这一论题的简明归纳，1982年，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中对传统三垣二十八宿星官体系作了全面的疏解与证认，而1989年潘鼐的《中国恒星观测史》一书，则是对此论题的全面深入的阐述。书中也论及二十八宿的起源问题，并认为对二十八宿距度的测量不晚于公元前6世纪，《石氏星经》中的一部分恒星测量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另一部分恒星则测量于公元170年左右，还对宋代《杨惟德星表》和元代《郭守敬星表》，以及东吴陈卓星官、隋唐《步天歌》、敦煌星图、宋代苏颂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和明代《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等作了详细的考析。　　关于《石氏星经》成书的年代，孙小淳的《汉代石氏星官研究》(1994)认为其为一次测定于公元前78年左右，而胡维佳的《唐籍所载二十八宿星度及“石氏”星表研究》(1998)则指出前人所用数量方法对《石氏星经》的断代研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文献的考察，该星表当成于唐代稍前的年代。　　对星图、星表等的研究工作早年有：常福元的《中西对照恒星录》(1921)；朱文鑫的《恒星图考》(1927)；高鲁的《星象统笺》(1933)；陈遵妫的《恒星图表》(1936)。60年代以来有：席泽宗关于敦煌星图(1966)和马王堆帛书彗星图(1978)；夏鼐关于河北省宣化辽墓星图(1976)；伊世同关于晚唐墓天文图(1979)；杜升云关于苏州石刻天文图(1980)；伊世同关于中西对照恒星图表(1981)；潘鼐和王德昌关于宋《周琮星表》(1981)；陈鹰关于《郭守敬星表》(1986)；伊世同和潘鼐关于北京隆福寺星图(1989)；王德昌等关于江苏省常熟石刻天文图(1989)；陈美东关于陈卓星官(1989)和苏颂星图(1991)；冯时(1990)、伊世同(1996)等关于河南濮阳出土的距今六千余年的龙、虎、北斗图；钟万劢等关于西安出土的西汉古墓星图(1991)；孙小淳关于《崇祯历书》星图和星表(1995)的研究，1996年，孙小淳认为，所谓《郭守敬星表》其实应是明代初年的观测成果，等等，均各具特色。1996年，在陈美东主编的《中国古星图》一书中，共收录古代各类星图150余幅，薄树人、陈美东分别对中国历代和明代星图的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进行了综述，孙小淳、徐风先、段异兵、景冰等则着重对新发现的《天文节侯躔次全图》等明代星图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孙小淳和基斯特梅科合著的《中国星空研究》一书(1997)，是第一部用英文写成的论述中国星空的构成及其社会背景和详论石氏星经成书年代的专著。梁宗巨(1959)、陕西天文台天文史整理研究小组(1976)对于唐代一行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的研究，厉国青等对元代纬度测量的探究(1977)，严敦杰的《牵星术一一我国明代航海天文知识一瞥》(1966)，航海天文调研小组的《我国古代的航海天文》(1977和1978)等文章的发表，是这两方面研究工作进展的反映。5 天文仪器与台站的整修、复原及研究　　关于圭表，高均的《论圭表测景》(1937)，对圭表构造及其测影精度作了很好的论述。潘鼐、向英(1980)和伊世同(1984)先后对元代4丈高表、8尺圭表和景符、窥几等部件作了成功的复原研究。1983年，郭盛炽、全和钧、张家泰、靳世信发表他们在河南登封周公测景台进行数日晷影测量的结果，是仿古测量的重要尝试。陈美东在70、80年代对历代，特别是对宋代周琮和元代郭守敬的晷影测量成果作了精度分析。1985—1986年，崔石竹，李东生在北京古观象台进行了整一年的仿古晷影测量，取得重要成果。　　刘仙洲的《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1956)对古代计时器(包括水漏、沙漏等)的结构与演变作了系统的探讨。李广申的《漏刻的迟疾与液体粘滞性》(1963)对漏壶流量问题作了重要的理论探讨。1980年，陈美东对古人关于影响漏壶流量诸要素的理论思考和所采取的技术措施，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并提出。了宋代沈括漏壶的复原设想。李志超(1978)和伊世同(1992)也先后提出了各自的复原设想。1991年，华同旭的《中国漏刻》一书，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古代水漏刻的历史发展，从文献考察、复原制作和模拟试验三个方面人手，融考证、复制、试验、分析于一炉，对各种类型的水漏刻的构造、型制和精度作了探析，70年代，严敦杰关于宋代(辊)弹漏刻的发现，阎林山、全和钧对计时仪器和时刻制度的研究(1980)，李迪和白尚恕对北京故宫所藏清代一种特殊结构的漏刻的论述(1983)，王立兴关于民间计时仪器漏盂(1983)、陈起元漏刻(1986)和香漏(1989)的复原研究，陈美东对数件西汉漏壶的考察(1989)，以及李强(1990)、薄树人和郭盛炽(1995)关于马上漏刻的讨论，等等。　　1959年，在王振铎的主持下，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成功大型浑仪和浑象以及宋代苏颂、韩公廉的水运仪象台(为原大的l／5)，王振铎又著图文(1958)详论水运仪象台的结构、型制、尺度等等，揭开了破解水运仪象台之谜的序幕。王振铎还对苏颂、韩公廉的假天仪作了复原研究工作(1962)。此后，1988年，陈延杭、陈晓复原得原大1／15的水运仪象台；管成学等对水运仪象台作文献学上的研究(1991)；大致在这一时期台湾省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郭美芳等复原成原大的水运仪象台；而胡维佳(1994)和李志超(1997)从原理和结构等方面重加考察，把对水运仪象台的复原研究引向深入。此外，徐振韬关于先秦浑仪的推测(1976)；李志超、陈宇对张衡水运浑象(1993)及李志超对唐代一行、梁令瓒黄道游仪和宋代熙宁浑仪的研究和复原(1987)；潘鼐对现存南京紫金山的明代仿元浑仪的考证(1983)；特别是由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等单位承担的，自1983年开始历时8年对现存紫金山天文台的元、明漏刻、明制圭表、明代仿元浑仪和简仪等全面研究工作，并成功地实施了修复工程，这些都把相关研究推进一步。对元代郭守敬创制的其他天文仪器的研究亦获进展，薄树人的《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1982)；伊世同对于仰仪的复原研究(1986)等，均属此类。　　关于北京古观象台上的8件清代天文仪器的研究和修复工作，自常福元的《北京观象台仪器残缺记》(1919)、《天文仪器志略》(1921)，到陈遵妫的《清代天文仪器解说》(1956)，已对这些仪器作了基本论述。1995年，北京天文馆在研究的基础上，对这8件仪器进行丁大修，在大修的过程中，又深化了对这些仪器结构、尺度等的了解。　　80年代，河南登封周公测景台和北京古观象台重新对外开放，是对现存最重要的古天文台站整修、研究的结果。此外，河南省偃师县东汉国家天文台一一灵台遗址的发现(1974)，伊世同等提出的元代国家天文台一一太史院的复原方案(1981)，薄树人、谢志杰等关于一地方天文台一一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谯楼的研究(1995)等，也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进展。6 天文学思想和宇宙论的研究　　对于汉代盖天、宣夜、浑天三家谈天学说及其源流的研究，备受学者关注。钱宝琮的《盖天说源流考》(1958)，席泽宗的《盖天说和浑天说》(1960)及《宜夜说的形成和发展》(1975)，唐如川的《张衡等浑天家的天圆地平说》(1962)，陈久金的《浑天说的发展历史新探》(1978)等等，是先期的研究成果。随后，在盖天说与浑天说孰优孰劣，和浑天说主地平抑或地圆两个问题上有过热烈的讨论。80年代金祖孟发表不少文章，力主盖天优于浑天，及中国古代不存在地圆之说；宋正海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地球观是地平大地观(1986)；王立兴认为浑天家均主地平观(1986)；薄树人认为“盖天说不如浑天说进步”(1989)，陈美东认为中国古代地平观占统治地位，但也不乏地圆思想的明确论述(1996)；程贞一和席泽宗《陈子模型和早期对于太阳的测量》(1991)一文认为，《周髀算经》中的陈子，能用数学把观测和理论结起来，从而构造出一个模型以解释自然现象，在方法上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江晓原则对盖天说的宇宙结构模型作了新阐释(1996)。这些讨论，无疑有助于认识的深化。　　关于古代宇宙起源和深化思想的探究，亦获进展。席泽宗的《朱熹的天体演化思想》(1963)和《中国古代的宇宙论》(1976)，于首奎的《试论(淮南子)的宇宙观》(1979)；孙述沂、宣焕灿的《论汉代的天地起源说》(1984)，陈美东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膨胀说》(1994)，等等，均有新意。　　陈美东关于观测实践对古代历法的决定性作用的论述(1983)；席泽宗关于“气”的思想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1984)；徐凤先关于古代异常天象观的探究(1994)；石云里关于地有四游说的研究(1995);陈美东关于日月五星右旋说与左旋论争的评述(1997)，等等，是对古代有关天文学思想作深入的讨论。　　　郑文光、席泽宗的《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1975)，可视为本论题早期的具代表性的著作。　7 天文学家的研究　　对于古代天文学家的生平、成就、治学方法、思想品质的研究，也成绩斐然。孙文青的《张衡年谱》(1935)；李希泌《郭守敬》(1964)；李迪的《唐代天文学家张遂(一行)》(1964)、《郭守敬》(1966)、《祖冲之》(1977)和《梅文鼎》(1988)；张家驹的《沈括》(1978)；赖家度的《张衡》(1979)；潘鼐、向英的《郭守敬》(1980)，等等。均为篇幅不同的专著。而较深入的研究论文，则有席泽宗关于清代王锡阐(1963)；薄树人关于明代徐光启(1963)、汉代司马迁(1981)与张衡(1992)、元代札马鲁丁(1986)；严敦杰关于唐代一行(1984)；陈久金关于汉代张衡(1981)、唐代瞿昙悉达(1985)、元代马德鲁丁父子(1989)、战国甘德、刘宋何承天、唐代李淳风与曹士芳(1992)；陈美东关于汉代刘洪(1986)与张衡(1989)、北齐张子信、隋代刘焯与张冑玄、唐代一行与边冈(1992)和元代郭守敬(1993)；杜石然关于明代徐光启、清代梅文鼎、王锡阐(1989)、刘宋祖冲之(1992)；江晓原关于王锡阐(1989)；管成学等关于宋代苏颂(1991)；颜中其、苏克主的《苏颂年谱》(1993)；河北省邢台市郭守敬纪念馆编的《郭守敬及其师友研究论文集》(1996)；冯锦荣关于明代熊明遇(1997)；陈美东主编的《王锡阐研究文集》(2000)等等，可见，除了对若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深入研究以外，研究向更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此外，在80年代关于张衡的研究中出现的讨论显得更加生动：陈久金认为《浑天仪注》非张衡所著，而是西晋一无名氏所作，其主要依据是《浑天仪注》文末提及的冬至点位置值，当测于西晋；陈美东指出，该冬至点位置值是《浑天仪注》讨论黄赤道变换问题而得的结果，故《浑天仪注》应为张衡所著。薄树人也认为它应是张衡原作。这一讨论，对于认识的深化是有益的。8 天文学起源、天文学社会史和中外交流史的研究　　关于天文学的起源，郑文光的《中国天文学源流》(1979)一书，作了较全面的探讨，从对神话传说的分析，到对早期观象授时的考察，到对二十八宿、土圭之法与璇玑玉衡等的讨论，阐述了后世得到发展的天文学内涵的初胚。陈久金也论及历法的起源(1978)，认为十月太阳历是最早的历法之一(1982)，阴阳五行和八卦的起源亦与十月太阳历有关(1986)，天干十日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时节(1988)，四象概念的形成源于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1992)，等等，提出了诸多耐人寻味的见解。吕子方对《山海经》所载有关神话的探析，也多涉及中国天文学起源的论题(1984)。江晓原则对中国天文学的本土起源说和西源说进行评述，论证了本土起源与间或接受外来影响的状况(1991)。程贞一、席泽宗和铙宗颐合写的《曾侯乙编钟时代之前中国和巴比伦音律和天文学的比较研究》(1992)认为，两方面都是平行发展，没有关系。　　天文学社会史的研究是关于天文学与社会诸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席泽宗的《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1987)和《天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1989)，开始论及这个问题。黄一农对于古代荧惑守心纪录的剖析(1991)，表明这类天象纪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说明天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关于清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其废存争执的个案分析(1993)，也说明同样的问题。江晓原的《天学真原》一书(1991)，对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作了深入的考察，强调指出它与王权、政治观念与运作、道德教化、文化，乃至建筑与墓葬等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古代星占学的理论与方法也作了概要的论述。该书的另一重点是讨论中外天文学的比较与交流。对巴比伦古代天文学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主要源于古印度的七曜术在中国的流行，以及若干古印度天文学家在华的工作等，作了较深入的探析，是一部难得力作。此外，陈美东关于古代中心差计算(1986)和胡铁珠关于古代五星运动计算(1990)的论文中，也对中印古代天文学做了有益的比较研究。　　对明末以后耶稣会士传人的西方天文学知识的研究，也有进展。严敦杰关于伽利略的天文学说(1964)；席泽宗、严敦杰等关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1973)；薄树人关于《崇祯历书》(1980)、《历象考成》(1981)；《历象考成后编》中的开普勒方程(1984)；郭永芳关于牛顿学说(1983)；伊世同等关于《仪象考成后编》星表中的增星(1984)；江晓原关于开普勒的天体引力思想(1987)；水晶球体系(1987)、托勒密和第谷的天文学说(1989、1991)；林文照关于望远镜(1989)；胡铁珠关于《历学会通》中的宇宙模式(1992)；石云里关于《寰有诠》和月面图(1994、1991)；鲁大龙关于《历象考成后编》与牛顿的月亮运动理论之间关系的发现(1997)等，都是相当深入的研究成果。　　陈层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1985，油印本)、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4册，都对中国近现代天文学史作了重要的论述，他们是诸多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其论述尤其珍贵。此外，阎林山关于余山天文台(1984)；朱楞关于徐家汇天文台(1986)；吴美霞关于中国天文学会(1989)；丁蔚关于余青松(1996)的研究，等等，也都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参 考 文 献][1]姜丽蓉。中国科学技术史。论著索引卷[M]。北京；科学出版杜，2001原载。6—11出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南宁)，2004。1，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基于过去发生的国际案例分析，国外专利对国家的粮食安全、粮食主权、农民生计以及粮食价格等问题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孟山都所持专利的转基因大豆在过去12年中几乎成功垄断了美国和阿根廷的大豆生产，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最终给环境、人类和粮食安全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阿克苏等地区是摩尼教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摩尼教消亡的时间约为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此前,有关维吾尔族15世纪末便已实现了全民伊斯兰化的观点应予以纠正。

一 　　 　　省亲作为一种社会伦理行为，是从唐代开始兴起的。唐代诗人孟浩然的《送王五昆季省觐》诗写道：“公子恋庭闱，劳歌涉海涯。水乘舟楫去，亲望老莱归。斜日催乌鸟，清江照彩农。平生急难意，遥仰鶺鸰飞。”诗题中的“省觐”，是省亲的同义词，诗中使用了老莱子的典故，表达对父母的孝敬感情。权德舆《送卢评事婺州省觐》也有“知向东阳去，晨装见彩农。客愁青眼别，家喜玉人归”之句。这些作品都表达了山门在外的游子即将同家探亲时的心情。《新庸书》记载：中唐时儒士阳城做国子司业时，“引诸生告之曰：‘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有久不省亲者乎?’明日谒城还养者二十辈，有二年不归侍者，斥之。”阳城认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忠孝之情，七子不能冈为在外学习而忘记孝道，因此，那些二年没有回家探望父母的学生，遭到他的斥责。 　　明人丘浚曾引述过阳城的那段话，评论说：“阳城为此言以告诸生，则是唐无归省之令。我朝学规，每三年一次归省，著在令甲，一日不容过，则是我祖宗以孝为训，前代所不及也。”丘浚的说法有道理，即明朝时，官员和学子定期省亲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但认为这种情况前代没有，到了明代才有，则有不确之处。世俗省亲制度应该是唐宋时期即形成了，与南宋同时的金朝，也明确将省亲作为官府和学校的一种请假制度。据《金史》记载：“(泰和三年(1203年))甲子，定诸职官省亲、拜墓给假例。”《金史》还记载：“(太学生)遇旬休、节辰皆有假，病则给假，省亲远行则给程。”这表明金朝对省亲的重视，并将其制度化，这是金朝全面接受儒家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元史》中也有一条关于省亲制度的重要记载：(至顺二年(1331年)十二月)癸丑，河南、河北道廉访副使僧嘉努言： 　　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今官于朝十年不省觐者有之，非无思亲之心，实由 　　朝廷无给假省亲之制，而有擅离官次之禁。古律，诸职官父母在三百里，于三年听 　　一给定省假二十日；无父母者，五年听一给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 　　以至万里，宜计道里远近，定立假期。其应省觐而不省觐者坐以罪；若诈冒假期， 　　规避以掩其罪，与诈奔丧者同科。这里指出“古律”的做法，表明元代之前即有省亲制度，所指应为唐、宋、金时期。到明清时期，省亲制度已经确立，史料记载颇多，兹不赘述。 　　正如清代叶方蔼、张英监修的《钦定孝经衍义》卷一所说：“亲之一字，乃仁之根柢。唐虞以来，不言仁而仁之全体火用已发露丁亲之一字矣。”儒家所讲的仁义忠孝等等，其根基即为一个“亲”字。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更重视亲情，把孝道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文引证了金、元、清三朝的史料，这三个朝代，最高统治者都不是汉族，但是，其建国后的治国方略，却无一不是走向崇儒，在某些方面，他们对儒家的推崇甚至超过汉族政权。省亲制度的形成便说明了这一点。 　　 　　二 　　 　　在佛教中，“省觐”或“归省”有两个含义，一是出家人回到自己最早出家、受戒的寺院拜谒受业师父，继续参求佛法；二是同到自己的俗家，礼拜、奉养生身父母，通常使用“省亲”这个概念，来表示第二个含义，本文讨论的也是第二种含义上的僧人省觐行为。 　　释子归家省亲也是从唐代开始出现的。值得关注的是中唐时期柳宗元的《送墙上人归淮南觐省序》和《送元师序》两文。在第一篇中，柳宗元指出：“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其有修整观行，尊严法容，以仪范于后学者，以为持律之宗焉。上人穷讨秘义，发明上乘，奉威仪三千”云云，可知这位上人应属律宗僧人。第二篇中，柳宗元指出：“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今元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末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终其心。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欤?”“两文站在儒家立场，对能够归家省亲或为父母安葬的释子给予赞扬，认为他们是“释之知道者”，并肯定儒、佛在孝道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这是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诗人姚合也有《送僧默然》诗，其中有“出家侍母前，至孝自通禅”句，也流露出对出家僧人归家孝养父母之举的赞赏，并认为孝道是通于禅法的。 　　但是有庸一代，无论是儒家还是佛教，对这个问题是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的。按照佛教的根本教义，人是五蕴和合而成，贪恋于亲情正是烦恼根本出家人是要“永辞宗族”、“永违二亲”的，尽管出家之时，也是乍悲乍欣，但一旦出家，就要“邈尔绝俗，超出埃尘”，不能“更染俗因”。出家人对世俗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得度广济，普蒙福禄”上，这应是唐代大多数僧人所持的看法，唐代僧人省亲也是中唐之后随着禅宗的兴起而增多的。 　　这种情况在宋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宋代写僧人省亲的作品多了起来，而且火部分是僧人所写，这一方面表明宋代僧人省亲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事，一方面表明他们对此的态度非常明确和肯定。以下所举几篇宋代僧人作品，对出家人归省行为作出赞扬，从一个侧面代表着宋代儒佛统合和僧人士人夫化的状况。宋代著名诗僧惠洪有《送觉海大师还庐陵省亲》： 　　老踪沧海珠，道价压千古。莫年还东吴，岂不以亲故?……怀亲不能休，饮食 　　忘匙箸。醉翁乡里贤，安角诵翁语。人老尚康健，春寒与秋暑。念之凭高楼，白云 　　入瞻顾。浩然有归兴，掣肘径驰去。遥知到螺江，杜林闻布谷。迎门一调笑，极 　　但摩拊。童头想怀橘，衣椹应戏舞。聊用慰其心，高追古人步。此诗语散缓，细读 　　有奇趣。譬如食橄榄，入口便酸苦。勿示痴道人，被骂吾累汝。诗中“怀亲不能休，饮食忘匙箸”，“念之凭高楼，白云入瞻顾”，写山了一个出家人对父母的思念之情；“浩然有归兴，掣肘径驰去”，则写其毅然决定归家探亲。后面则是想象其归家后与父母亲朋相见时的情景。最后说，“勿示痴道人，被骂吾累汝”，可能是意识到出家人有这种感情是与佛理相违背的，所以很可能受到一些僧人的责骂。纵观全诗，对觉海出家却没有忘怀亲情这一点，是持高度赞赏态度的，这首诗在古代僧诗中，确属“有奇趣”的。其实，宋代僧人这样的作品是为数不少的，如： 　　佛眼清远禅师的《送常侍者两归省亲》写道：“本从绵竹过南方，依前归入绵竹去。井舍犹为旧日居，山川不改当时处。邻人见之莫惊愕，亲里欢迎断思虑。有问南方所得时，瘦藤为我聊轻据。”松源崇岳的《送谦侍者还乡省亲》则说：“有句无句藤倚树，铁壁银山没同互。三千里外面尊堂，一毫头上全体露。”这是两位高僧送其侍者回乡省亲之作，诗中同样对世俗感情非常肯定。“邻人见之莫惊愕，亲里欢迎断思虑”是说世人不要看到一个和尚回家省亲感到惊讶，亲友的欢迎断除了僧人的思虑；出家学禅本来就是为断除思虑，现在在外面整天思念父母，反而增添了障碍，同家一趟就可以断除这种思虑。这是一种诗歌的翻案手法，翻案之中，见出了哲理上的新意。“三千里外面尊堂，一毫头上全体露”一句很富有禅味，是说同家见到父母，就仿佛见到佛身，表现了“父母即佛”这样一种典型的中国化的观念。 　　丹霞子淳的《送环知客归省亲》谓：“清风明月秋光半，环禅别我云南归。当堂子母相逢日，妙圆孰敢分离微。咦!拨转吾家向上机，同头触处生光辉。”更是将归省视为一种修行途径：母子相见之时，可以“拨转吾家向上机”，这里提倡的是一种孝心感应，笔者以为，我国宋元之后出现的极力宣扬孝道感应说的《二十四孝》等作品，与佛教观念的渗入是分不开的，这种孝道的宣扬已经并非单纯来自儒家思想。石溪心月的《送超禅人归省亲》：“参玄曾未造玄微，肯学新丰十不归。归举清凉答佛话，教娘知有祖师机。”写僧人归家后可向母亲传授佛法，因此省亲也算是一种方便说法的门径。 　　曹洞宗著名禅师宏智正觉的《送僧归豫章省亲》写得非常富有文采： 　　宾茧风枝梦不宁，夜堂思对老人星。一心归去事萱草，千里相求呜鹊钨。树树 　　丹枫金堕叶，丛丛黄苇雪浮汀。西山秀骨濯秋雨，窗户卷帘分远青。传统佛教中通常所谓“归去”，是指超脱尘世俗缘的牵累，但这位僧人却是“一心归去事萱草”，萱草指母亲，其感情与一个在外做官、求学的世俗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而宏智正觉对这种感情丝毫没有给予否定，整首诗也写得相当动情，毫无竹笋气。 　　宋代僧人诗偈中的这些题材和描写都是很独特的。在此之前，我们很少见到僧人作品中有此类感情的流露，但宋代僧人对此却毫不掩饰。史料记载晦堂祖心追述其师说“先师进止严重，见者敬畏。衲子因事请假，多峻拒弗从，惟闻省侍亲老，气色穆然，见于颜面，尽礼津遣，其爱人恭孝如此。”僧徒冈其他事请假，师父都严词拒绝，惟有省亲一事，不但不拒绝，而且备上礼品，让弟子带同家。宋代佛教典籍中，对僧人省亲行为作出比较深入分析的是南宋痴绝禅师道冲。《痴绝和尚语录》卷F《示巽升维那》谓： 　　巽升维那，吾蜀英伟之士。久处丛林，浩然有归省之志。……余尝患今之学 　　者，父母不供甘旨，丛林中行脚，大事邈不加意，甘为明教罪人，真可怜悯。今子 　　非特了行脚大事，又且切切于归省，是可嘉也。因记得圆悟禅师示众云：生身父母 　　居堂上，从本爷娘在顶门。且道如何是从本爷娘?试以子在浙翁炉锤之下，如爆龟 　　纹，爆则成兆底时节考之，则娘生面目，遍界难藏。昔日视亲，庭奉甘旨，昏定晨 　　省，冬温夏清，而不为亲。及乎别亲庭，游江海，涉山川，寻师择友，参禅访道， 　　而不为疏。而今归省也，脚才跨门，母念子之心，子宁亲之意，啐啄同时，默默相 　　契，语言不及，融融泄泄，和气霭然于一堂之上，不知与当时在浙翁炉锤之下爆底 　　时节，为同为异? 　　在宋代禅僧看来，亲情并非烦恼的根源，而可以是悟道的一种机缘，一个出家人在外行脚和归家省亲，一个出家者见到亲身父母所获得的顿悟与在寺院接受师父的教诲，是具有相通之处的。　三 　　 　　按照正统佛教观念，家庭、人伦关系是修道的障碍，是贪欲、无明的根源，出家意味着要斩断世俗亲情，出家人不应该对世俗的一切有所留恋，否则是修不成正果的。佛教的这种观念，在重视世俗伦理的中国遇到了挑战。从佛教传入中国之时起，围绕着这一点就展开了激烈的思想冲突。大凡反对佛教的人所持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出家人不事二亲、败坏人伦，所谓“不顾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等等。对丁在中国处于强势话语的宗法思想，佛教从来没有否定过，相反，它总是提出各种理由，证明出家人并非不孝，而是要突破世俗的小孝达到真正的大孝。 　　东晋高僧慧远所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指出学佛者有两大类型，“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前者无疑要做到忠孝仁义，奉上尊亲：后者则要隐居求志，变俗达道。出家人尽管在形式上“内乖天属之重”，“外阙奉主之恭”，但实质上是为了“道洽六亲，泽流天下”，间接起到“协契皇极，火庇生民”的作用。慧远确立的这种区分出家、在家或“方内”、“方外”有所不同的修行原则，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体现得比较充分。出家僧众无疑是住持佛教的主体，由此产生了隋唐的宗派佛教。尽管此期在家修行者也为数不少，但很少能够进入佛教宗派的核心，而是处于边缘状态。这一时期，具体尽孝道的实践者仍然主要由在家佛徒承担，而不是出家人自身，因此并没有彻底解决佛教与传统孝道之间的矛盾。 　　宋代佛教在这方面的认识大为改变。北宋僧人契嵩在其所著的《孝论》中，依据《梵网经》“孝名为戒”的思想，将孝道直接视为佛教戒律的根本，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一个创造： 　　佛子情可正，而亲不可遗也。子亦闻吾先圣人，其始振也，为大戒即日“孝名 　　为戒”。盖以孝而为戒之端也，子与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 　　也。戒也者，众善之所生也。……故经日：使我疾成于无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 　　也。 　　中国佛教教权与于权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发生在唐玄宗时期。日本学者腾善氏指出：唐高宗以前，佛教教团对于拜君亲制的猛烈抵制，到玄宗朝后终结了，以前接受父母尊长礼拜的僧尼们，不得不反过来按照常礼向他们礼拜，这对于研究佛教教团的质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形而上来说，这意味着印度因素的消灭，佛教放弃了逸民的性格，完全屈服于世俗法规。但根据砺波护的研究，唐代的情况并非如腾善氏说的那么简单，至少在上元年间，义出现过反复，即废除了要求出家人拜君亲的规定。但这种情况在宋代已不再成为争论的焦点，佛教几乎是无条性地向儒家复归了。本文所举僧人归家省亲的诗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本文意在说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宗法观念对禅宗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唐代中期之后，随着禅宗特别是以洪州禅为代表的南宗禅的兴起，佛教内部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平常心是道”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到了宋代，禅诗越来越向在家生活靠拢，佛教的入世观念更加鲜明和突出。随着士人大阶层地位的提高利整个社会禅悦风气的流行，在家人的修行逐渐占据主体地位。不但居士可以作为禅宗法统的传承者，甚至多有僧人向居士求法、问法的情况。宋人观念中的禅悦也不仅仅是深山中独自参禅打坐的境界，而是包括了家庭生活、政治生活等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看待家庭、亲情，比较一下唐宋两位著名居十的两首诗偈，或许能说明些问题。 　　唐代著名的庞居士写过一首诗偈：“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圆头，共说无生话。”这里说的是著名的庞居士一家过着一种“在家而出家”的生活，他的一子一女皆不婚嫁，其女儿更是与庞居士一起坐化。宋代著名的无为居十杨杰则针锋相对地写过一偈：“男大须婚，女人须嫁，讨甚闲工夫，更说无生话?”据说此诗为杨杰的开悟偈，当时影响很大。假如依照禅宗南宗判定神秀、慧能二偈优劣的观点，庞居七的偈子似乎只能算北宗境界，尽管他曾亲自拜在马祖门下；而杨杰的偈子才是南宗风范，后者更鲜明地体现了“平常心是道”的观念；前者多少有悖于自然，而后者是真正的随顺自然。南北宋之交的临济宗高僧宗在其《人慧普觉禅师语录》中引述过杨杰这首诗偈并给予赞赏。 　　总之，本文涉及的宋代僧人省亲的作品是宋代三教合一思潮的重要表现。宋代僧人对出家者的归家省亲，不再视为修道的障碍，而是给予了颇具人情味和禅意的充分肯定，甚至认为归省本身也是一种修行的途径，这意味着佛教对中华伦理观念的全面接受。宋代佛教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佛教都具有更鲜明的人间化特征。

封面选题：欲望中国的价值想象

2002 年 11 月 14 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在“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地图展”上，展出了一张非洲轮廓依稀可见的中国古地图摹本，从而引发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正如国民议会议长费琳·金瓦拉女士在开幕式上说：“这么做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被别人强加给我们去信服的东西所束缚。”她言外之意，是在说对欧洲人最早发现非洲大陆之说法有了怀疑。2002 年 11 月底，笔者在网上（网址：www.pmpsa.gov.za/maps/maps_japan34.html）看到了南非展出的这幅中国古地图摹本。12 月中旬，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郑锡煌先生的帮助，得到了该图的复制件。借此机会，再次将这幅地图展现在观众眼前，供大家赏析。该图名称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而《北京青年报》于 2003 年 2 月 18 日和 3 月 4 日两次报道, 南非展出的中国古地图摹本,原图是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明混一图》。如此看来，或许南非展出的中国古地图摹本不是一张，而是两幅。名称分别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大明混一图》。而这两幅地图，其内容截然不同。前者原图为元代绘本，后者原图为明代制作。因而，在此重点鉴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之摹本。《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公元 1402 年朝鲜人依据中国元代舆地图所绘制。展现在眼前的这幅彩绘《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纵 158.5 ㎝，横 168.0 ㎝，现存日本东京龙谷大学图书馆。图上方划一线，篆额有“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十个字。下划一线，有权近题跋，跋文载：“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皆率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右政丞丹阳李公（即李茂——作者注）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校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作者注）其辽水以东，及本国之图，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从跋文可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绘制经过及资料底图来源于：建文元年（1399）明惠帝登极时，朝鲜贺使金士衡在中国见到了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并将这两幅图的复本带回国，至建文四年（1402）经金士衡和李茂进行研究，由李荟更加详校后合为一图。又由权近增加了朝鲜和日本，合成新图，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其文字记载十分清楚，这幅疆理图除日本和朝鲜部分外，其它内容都是来源于李泽民和清浚的舆图。并告之，天下至广，中外不知其几千万里，绘于图很难详细，惟有李泽民的地图颇为详备。而清浚地图的特点是，中国国内历代国都沿革较细。海外部分（包括非洲），必然取自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后来李泽民和清浚的舆图也已失传。关于这两幅图的详细内容以及李泽民和清浚的事迹，也就鲜为人知了。当今《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仍保存着元代绘制舆地总图的艺术风格。其内容、绘图风格及水平一目了然。该图所绘范围：东自朝鲜和日本列岛；东南绘出了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绘有浡泥（今婆罗乃）、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等；正西绘出了三角形的非洲大陆及北部地区；北面已绘到大泽（今贝加尔湖）以北一线。从地图内容上看，尽管未画出元代疆域界线，而元朝各行省及所属各路、府、州等行政名称均用汉文标出，十分详细。图上所有山脉用形象符号表示，大小河流采用双曲线画出。长城如同一条飞腾的巨龙，形象逼真。海洋之水绘有波纹。显然这均是中国宋、元时期古地图的传统画法。无论是中国大地，还是诸蕃异域，陆地、山川、河流及海中岛屿，绘制如此之详，范围之广，是中国古代舆地图前所未有的。尽管这幅舆图是摹绘本，也实属罕见。它的传世，不仅体现了元朝绘制舆地图的科学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早在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出现之前，中国人已对亚洲、非洲等地有了很清楚的认识。这幅包含东南亚、南亚广阔海域及整个非洲大陆和部分欧洲在内的大半个世界的地图，早在十四世纪初，已出现在世界绘图史上。这是中国人的荣耀，是中国地图史上的一大突破。虽然目前还未发现有史料记载《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母本——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中有关非洲大陆是怎样绘制出来的，但在中国元代，李泽民是完全能够绘制出这样精细的地图的。众所周知，早在公元三世纪，中国商船已越过印度，出现于波斯湾头， 1 到了唐代，中国与印度洋各国的海上贸易已相当可观，宋朝时达到了顶点。同时，中国对非洲的贸易，仅仅是与阿拉伯各国巨大贸易的一个分支，并对非洲几十个国家，已有了深刻的了解。如：南宋赵汝适在他所著的《诸蕃志》一书中，就记载了非洲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国家概况，而他的资料一部分来源于周去非在公元 1178 年写成的《岭外代答》 2。书中对非洲西南大岛——“马达加斯加”描述如下：“昆仑层期国，在西南海上，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飞，蔽日移晷。有野骆驼，大鹏遇则吞之。或拾鹏翅，截其管，可作水桶。土产大象牙、犀角。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给大食国为奴，获价甚厚。托以管钥，谓其无亲属之恋也。”对埃及的记载，有一处叫迷斯篱（Misria 即埃及）的地方。他谈到那条大的河流：“有江水，极清甘，莫知水源所出。岁旱，诸国江水皆消减，唯此水如常。田畴充足，农民籍以耕种，岁率如此，人至有七八十岁不识雨者。”文中提到位于河岸的城市“憩野”即开罗。书中还叙述中国至埃及的航线：“从泉州出发，四十余日到兰里（亚齐），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可至迷斯篱（即埃及）。又如，元朝汪大渊，江西南昌人。生于 1309 年，20 岁时，附舶出洋。到过非洲 99 个国家和地区，回国后撰《岛夷志略》。尽管目前还未见到元代李泽民如何了解非洲大陆的确切记载，但大量史料证明，唐、宋、元以来，中国与非洲交往增多，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日益丰富，为中国人绘制比较准确的非洲地图提供了条件。可想而知，元代李泽民能绘出含有非洲大陆全貌的《声教广被图》并不是奇怪之事。从另一方面讲，自从李泽民的地图起，非洲被画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大陆，在国内外影响极大。明朝初年，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还在国内广泛流传，受到政府官员及地理学者的重视，在绘制全国地图时，也不放过对非洲及外域世界的认识并绘制于图上。而今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彩绘本《大明混一图》和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明罗洪先嘉靖三十四年舆图·西南海夷图》 3 均绘有非洲大陆及沙特阿拉伯半岛，形状均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非洲大，陆画法大致相同。换言之，这些非洲资料无不来源于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在国外，直到十五世纪，欧洲人绘制的地图才有类似的画法。如公元 1842 年希腊人托勒密绘出了包括非洲在内的非亚大陆地图——俗称《托勒密世界地图》 4 展示了西起大西洋，东至印度洋的大片，区域。从十五世纪初起，葡萄牙人开始沿西非海岸缓慢南下。1496 年，探险家达·伽马（Da·Gama）绕过非洲到印度，才开通驶往东方的新航线。由于宋、 明时，元、中国有大量含亚、非洲地理知识的古地图传世，有机会收集到亚、非地图资料，并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编辑成《坤舆万国全图》识传播到世界各国。到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最早了解非洲大陆的是中国人。张果清：原国家图书馆古籍舆图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