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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系列第二篇

几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在中国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接受了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的专访。他说，他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不是用几内亚丰富的矿产来换取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就一些西方国家批评中国的非洲政策，他回应说，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

199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华盛顿共识”出来以后，拉美搞了十年的大规模结构改革。改革的十年间比前三十年经济增长率要低40%左右，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颇为兴盛，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但在文学界却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视野，

2011年以来，苏格兰独立运动势头高涨，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回应甚至让步。2012年10月1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苏格兰首席大臣签署了关于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的《爱丁堡协议》。该协议的签署意味着公投已获准正式启动，苏格兰将迎来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三次全民公投。

孫歌的真正的結論是她要和我們一起當「台社人」，共同在這個沒有機會看到立即成果的知識實踐中，沒有終極保證，甚至沒有安慰地，一步一步前行，徬徨地前行。當然，在這個前行的隊伍中，我們還可以辨認出魯迅與陳映真的身影。

记者：您曾经撰文反思过美国的大国强权政治，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美关系？乔姆斯基：我认为，非常明显，中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提升和美国的关系，至少美国的战略分析家是这么理解的。举个例子吧，美国有一份关于文学和科学研究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在美国是比较受推崇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战略分析家约翰·史坦布兰诺两年前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警告美国政府，尤其是当政的布什政府，军事侵略政策最终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个观点得到了一群严肃的战略分析家的普遍认同。他们认为，应该由中国领导联合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同美国的军国主义相抗衡，而不能由欧洲领导，因为欧洲是美国的同盟。记者：为什么这么说？如果由中国牵头与美国军国主义抗衡，会不会正给了某些人"中国威胁论"的口实？乔姆斯基：原因就在于核武器。在军事发展和行动上，中国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克制。事实上在这个时候，面对美国军事侵略政策不断扩张，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已经建立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战略分析家选择中国的原因，就是看到了中国在联合国为推进和平开发外太空而做出的不懈的努力。试图通过中国来加强遭受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反对的，约束力还并不强大的条约。但是情势正在改变，布什政府的军事侵略直接或间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军事状况。破坏《核不扩散条约》就是如此，这个条约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条约限制，全球将陷入严重的危机。布什政府拒绝执行这个条约，最近印度的核事件给了《核不扩散条约》严重一击。条约体系中的一部分规定，就是控制向发展核武器的非成员国提供核的相关材料，但是美国无视这一规定，向印度提供了核技术，本质上同意了印度发展核计划。接着中国表示抗议。情势非常微妙，一连串的波浪效应危及到了这个条约的基本生存。事实上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破坏了这个条约，尤其是美国，其他国家也是。条约中规定了他们的义务是逐渐消除核武器，并受国际法庭检验。《核不扩散条约》遭受了美国最恶劣的破坏，其约束力目前变得非常弱。记者：那您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事业是否起了稳定作用？乔姆斯基：我想，没有人会真的认为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说到"威胁"也只是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或是所谓的"稳定"。稳定是个科学术语，但这里"稳定"的意思是由美国来定义的。所以如果你看了昨天出版的《贝克－汉密尔顿报告》，就可以发现"稳定"这个词出现了不下500次。报告中每一个"稳定"的真实含义都是：美国霸权。例如：叙利亚和伊朗被控告干涉伊拉克国内事务。即使是火星人看到这个，肯定都会崩溃。只有被军事占领的国家才能控诉某国干涉本国国内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都意识不到这点。由于多年来庞大宣传机器的运作，霸权心理在西方文化里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偷换概念是非常荒谬的。记者：除了政治上的微妙关系，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往来也非常值得关注。乔姆斯基：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美国大公司的利益。对大多数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可以提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招来年轻的农村妇女工作，并且他们不用承担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在中国他们获取了巨大的财富，所以这些美国公司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出口平台，同时还可以借此压低美国工人的薪水。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对于美国是有价值的。同时，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笔巨款目前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中国是入不敷出的美国的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债权国），由于美元连年疲软贬值，这显然不是中国最佳的投资选择。有朝一日中国决定投资多样化，将这笔钱投向别处，这对美国的金融将是致命的打击。从这点来看，美国商界是非常赞成加强中美关系的。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这并不是开玩笑，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比如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交保护费，又没有方法胁迫他就范，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美国挥舞着拳头对欧洲扬言：停止在伊朗投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很顺从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国偏要加强在伊朗的投资。中国才不看美国的脸色，中国的态度就是：我们在这里待了3000多年，用得着看野蛮人的脸色么？这种态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记者：您的观察很有意思。乔姆斯基：我再说一个细节。去年春天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布什政府决定用国家午宴取代国家晚宴，结果胡主席非常平静地用完午宴，然后直接飞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沙特阿拉伯是美国主要的石油国和军事武器输入国，一直是握在美国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在利雅得，胡主席受到了最尊贵的接待，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等于向美国宣告：你少我一顿晚宴，我会加倍拿回来。我就要从美国你这个老虎口里拔下利雅得这颗牙。这件事一举震惊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让美国丧失了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如果你看了美国内政报告，就能了解美国是多么地想控制这些拉美国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拉美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而且因为美国相信，如果连自家后花园的拉丁美洲都不能控制，又怎么能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呢？其实中国对此并不很在意，目前主要是在努力增加贸易往来和投资。面对充满敌意的美国政府，委内瑞拉出口部分产品到中国，拉美其他主要的出口国，如巴西、智利、秘鲁也纷纷向中国示好，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开始让他们获得利润，这些贸易挖了美国的墙角。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希望发展更厉害的防御武器，就因为美国威胁不了中国，这么简单的原因。记者：作为一个关注国际政治，且时刻保持在激活状态的学者，您对今日中国的大致印象是怎样的？乔姆斯基：虽然任何印象一定有其局限性，但是我对中国仍有一些大致的印象：比如说，很明显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严重的副作用，这对大部分人甚至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利的，乡村田园被严重破坏，人们失去了传统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居住在贫民窟中，最终死于工作。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腐败事件，这是一个混杂体。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但在这个城市里也隐藏着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上海的经济在惊人地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也混杂着其他的东西：很多出口公司是由外国人经营的，海外华人或者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人一样不断地向更高端前进发展。同时，发展中的中国让大量的工程师去发展本土产业，或许还能接管自己的工业，我想中国比印度更有希望做到这点。记者：就您分析，这种混杂，这种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问题的高速产生，会不会对社会带来潜在的危险？乔姆斯基：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和他的比利时同事约翰曾做过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研究中，有一部分是已知的，另一部分是未知的。在研究中，他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国家：从印度独立的1947年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1979年，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这段时期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饥荒，数百万的印度人民不断死于饥饿，但是印度独立后，饥荒就停止了。阿马蒂亚·森他们把这个归功于民主政治，完全不同于英国统治下的政府。如果处于民主政治中的印度有什么地方发生了灾难，大量消息将会传播出去，只有消息传到中央政府，政府才能够对此做出反应，减轻饥荒的影响。1958－196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饥荒，他们把这场饥荒同样归因于政治体制，当政府发现一场大饥荒爆发时，做什么都太迟了。这就是研究中已知的那部分，这一部分获得了诺贝尔奖。阿马蒂亚·森他们研究中的另一半你们也不能错过。他们比较了1947－1979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 印度由于信息的相对畅通，没有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范围饥荒。但由于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普及，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较印度快了许多。结果是，30年来中国比印度少死了1亿人之多。即使在今天，印度仍以发达的软件产业和生物实验室闻名。他们确实很棒，和麻省理工学院一样优秀。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就在几英里之外的乡村，印度农民自杀率不断上升，因为政府把用于农村人口、灌溉以及国家信贷等的国家资金投入到高科技产业中。事实上，印度在1991年改革时，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24位，虽然改革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科技，但改革后，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却降至127位。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根本不是美国！记者：您是一名语言学家，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语言这一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您所表达的言论却在美国遭到了最广泛的误解和攻击，这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乔姆斯基：失落？就像我今天看到外面在下雨一样失落。呵呵。受到误解和攻击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享有特权和权力的人面对批评就是这种反应。他们不愿接受独立的质疑，即使是出于善意的，这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变得思维独立，思想自主，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是一心想控制人心的精英层最不愿见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富裕强大的国家里，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选举权。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在富裕强大的一向号称人民享有民主的国家，反而没有真正的选举么？乔姆斯基：我们来看一下西半球，如果你比较最富有的美国和南美最贫穷的国家玻利维亚，过去几年中两国都有总统选举，你认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答案可能会让包括中国朋友在内的所有朋友大跌眼镜。事实上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根本不是美国！在玻利维亚，绝大部分人不只是在选举日参加选举，他们一直在关注并参与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比如他们如何接受世界银行的充满附加条件的贷款，并使之私有化？玻利维亚是否控制它的财力？或是把它们放任给外企？大部分印地土著人是否应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自从大约500年前玻利维亚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时就被剥夺了。这些问题对民众来说非常重要，人们每天为此争论，选举日到来时，人民选出了来自自己阶层的人作为领袖。而美国则不同，两个候选人都来自富裕和政治权贵的家庭，都享有特权，进同样的名校（耶鲁大学），参加相同的秘密俱乐部，该俱乐部旨在培养未来的统治阶级--实际上他们背后都有相同的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候选人都有基本类似的计划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的选举是由公共关系那套理论运作的，他们像推销牙膏一样宣传候选人。他们让那些问题远离选举议程，人们永远也弄不清楚候选人在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公共医疗制度就是美国人民关心的重要问题，美国的公共医疗制度问题重重，有45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因为私有化造成了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低、官僚化甚至不作为。但是有普通百姓能指出约翰·克里（200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么？没有人。选民不是傻瓜，可选举就是设计好了让人们弄不清候选人的立场。在西方发达国家， 越来越多的权势集中控制着选举，广大人民却被排除得越来越远。  记者：您如何看待美国在萨达姆事件上的态度？乔姆斯基：我曾经说过，布什和布莱尔都应该被战争法庭审判，就是在海牙，审判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那个国际法庭。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阴谋，轰炸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米洛舍维奇去做一些大规模的破坏性事件作为报复。轰炸了以后，米洛舍维奇做出了报复，正好给他定罪。如果你看一看英国的议会所进行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是直到1999年1月，大部分的战争罪行是由KLA游击队犯下的，而不是米洛舍维奇犯下的。萨达姆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恶魔，但是现在控告他的是他在1982年杀害143个什叶派人士。当时什叶派试图来谋杀他，谋杀的计划失败了，他作为报复杀掉了143个什叶派的人。198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根把伊拉克从恐怖政府名单中拿掉了，所以美国可以向他们的好朋友萨达姆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不仅包括经济援助，还包括帮助他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是针对伊朗的。这些武器由美国来提供，还有英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既然美国和英国当时是支持伊拉克的，对伊拉克扩张的野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为什么他们不和萨达姆一起接受审判？记者：您年轻时就写过一篇小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请问您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乔姆斯基：我惟一能说的就是真理。 有的知识分子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注解来装饰真理。其实真理无庸多言，就像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一样是常识。从基本面上，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特权赋予责任。如果你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一生都在为温饱挣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但如果你享有特权，拥有丰富的资源，并受过训练，等等，你能做的就更多，你的责任也就更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

也许纽约电影节太成熟、太完善了，已过于经典化和体制化，俨然是个权威机构。我对这一年精选的影片很失望，虽然入选的导演个个是驾驭电影语言的高手，片子制作得精致、“艺术”，不乏涉及当下热点问题的作品，例如信仰冲突、次贷金融危机和网络文化等，但理念大多中庸，中规中矩，多少带着陈腐气。

“第三财政”和国资对“微型企业”的资本金补助，可以被理解为广义的公有资产的“社会分红”的一种形式，提高了群众来自公有财产的收入。

作者认为：分拆铁道部以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方案取而代之，并未削弱中国铁路在国家大交通格局中不可替代的强势地位，也没有损害中国铁路军民一体的交通战略格局。铁路政企分开后，中国铁路管理和铁路建设运营的行政体制、公益和准公益性质反而得到了必须的强化和巩固。附作者2011年文章：中国铁路的功能决定体制

新中国社会学五十年

张开济是建设部于１９９０年第一批公布的国家级建筑大师，也是获得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的建筑大师之一。他主持设计了革命历史博士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北京科普展览馆四大馆，还有天安门观礼台等。张开济以天地为背景，以砖瓦、水泥、石头、土木为材料，完成了一件件宏伟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延续着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智慧，他的灵魂，乃至他的生命。面对已年近９０的张开济也许你不由会问，在这些建筑设计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个呢？

根据1930年代左翼作家叶紫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星火》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创造了收视率的高峰。一部193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的作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2006年底，《星火》总编剧韩毓海先生就中国现代史和农民革命，叶紫的创作以及“三农”等问题，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杨凯的访谈，以下是访谈主要内容。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贺萧（Gail B. Hershatter，美国加州大学三塔克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北大英语系韩敏中教授、社科院外文所盛宁教授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10月。

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领域给予了一定地关注和探讨，但是由于相关文献的缺佚和第一手资料的零散性导致了目前的研究明显不足，可以说该领域仍存在许多学术空白点。

二战期间建立起来的中印关系是真诚与互惠的。但印度独立以后，中印友好关系的表层之下潜伏着边界争端、民族归属等众多不利因素

《盛京时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最初在字里行间及具体技术手段的运用上显现出为日本侵略行径进行辩解的意图；之后则逐渐加大对国民政府的丑化和批评，以及对国际舆论的片面性宣传。这种具有倾向性和选择性的报道，使该报失去了作为新闻媒介本应有的基本特征；而对国民政府应对无力的批评则契合了国人心态，由此形成强大的负面舆论影响，使《盛京时报》成为配合日本侵华活动有效的舆论宣传工具。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分成员国在2011年3月17日后发起的针对利比亚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超出了《第1973( 2011) 号决议》授权范围, 违反了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以及国际人道法的有关规定, 属于国际不法行为。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如果上微博，很可能会加入"辟谣联盟"。这位被查尔斯王子称作"可怕的伊格尔顿"的大学者当然不会在意诸如"北京地铁迷药案"之类狗血流言，他毕生针对的都是文化领域里那些关于马克思理论的流言和偏见。新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几乎就是辟谣体--归纳出十条当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偏见，然后逐一驳斥。每条偏见两百字左右，最短一条（译成中文）一百六十五字，稍稍缩减就是一条微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马克思相信存在某种任何凡人都无法抗拒的历史规律。封建主义注定将孕育出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总有一天也必将为社会主义让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不过是世俗版的天命论。它和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统治的国家一样，都是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冒犯。其他九条归纳一下，大约两条微博也能装下：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理想，马克思完全忽视了人性天生自私好斗。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违背多元主义。唯物论者轻视精神、道德、宗教，更是崇尚暴力革命，崇尚国家，反对市场，消灭个人自由。马克思理论一旦付诸实践就会带来恐怖、独裁和暴政。工厂林立的时代过去了，社会流动性增强了，阶级消亡了。新的政治激进主义诸如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等都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总之，马克思过时了。是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处境。马克思曾经宣称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降临欧洲，如今马克思主义自己变成了幽灵。国际共运惨败，逢凶化吉的资本主义可以狠狠嘲笑失败者，何况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犯罪。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被遗忘，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被封印。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在1960年代曾经满怀痛苦地为马克思鸣不平："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如果没有马克思和工人运动，也许工人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八小时工作制，女店员也不会享有能够自由自在喝咖啡的礼拜天，但是女店员宁可在床头挂满各种明星相片而对马克思不屑一顾。伯尔的观点在伊格尔顿的新书里获得了形象的比喻：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拿着手术刀的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想找医生，病好了就赶紧摆脱。医生深知这一点，但还是尽心竭力救治病人。资本主义的病情不会被永远治愈，伊格尔顿说，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又开始召唤马克思大夫的幽灵了。 看得出来，伊格尔顿是在对善良的常人说话：你们只是好了伤忘了痛，错误不在于你们，而在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偏见。所以伊格尔顿开始釜底抽薪、厚积薄发，逐条收拾这些偏见。就像微博上一样，谣言的转发率总是十倍于辟谣，而辟谣的功夫必须要百倍于谣言才行。伊格尔顿功力深厚，洋洋洒洒写了十多万字，好在体贴易读，其中不乏许多长度在一百四十字之内的精辟之言，很适合"转发"几条：如果真是宿命论，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要为政治斗争而大声疾呼呢？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是无论如何都会来的，我们只需坐等社会主义到来就好了。任何事情都存在一定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是不同于宿命论的。就连自由主义者也相信死亡的必然性。伊格尔顿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到卡尔·波普尔。他在具有当代自由主义圣经地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开篇，即通过对黑格尔的曲解来认定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宿命论或者目的论。对黑格尔的如此曲解同样出现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里，罗素嘲笑道：仿佛宇宙在渐渐学习黑格尔的理论从而不断进化为绝对精神。二位流行思想家的信徒也就跟着相信：一代宗师黑格尔真会笨到看不出来精神根本不会自动发展。意志当然不会自动上升到能够代表进步的"绝对精神"，必须努力去争取。这就好比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动升入名牌大学，你必须积极努力才有可能。黑格尔实际上在提倡"杰出"意志。伊格尔顿则说："如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或者大体上可以预判的趋势，所谓'有的放矢'就根本无从谈起。这并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除了不变的铁律与纯粹的混乱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选择。""马克思是个人自由的明确拥护者，并且一直热衷于讨论人如何超越历史的局限，选择不同的道路。"说到道路，伊格尔顿说革命当然不是唯一道路，但革命往往是被既得利益集团逼出来的。"时下，无疑多数西方人声称自己的立场是反对革命的。这其实意味着他们反对某些形式的革命，却偏爱另一些形式的革命......这些人大都会无条件赞成美国独立战争。"他认为泛泛地反对一切革命、暴力和权力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一点中国读者想必深有体会，如今许多爱心人士阻止不了凶手的暴力，就转而阻止法律对凶手行使暴力。伊格尔顿说，"和众多自由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并不反感权力。为了安慰弱者，告诉他们'权力是个坏东西'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尤其是那些手握强权的人更不应如此。"弱者反对一切权力的结果是：权力不会消失，只会更容易被不反对的人得到。这就是清高的恶果。伊格尔顿狠狠批评了假清高的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不需要像砌砖工那样劳作，他们就可以认为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思想是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而存在的，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话的意思是，那些宣称自己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往往就是意识形态分子。在一个几乎人人都自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这样的话该多么逆耳。如果说马克思是医生，那么伊格尔顿就是药。伊格尔顿完全支持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他要提醒：思想与实践都不可脱离现实基础，轻浮任性的自由不值得追求。伊格尔顿把"经济决定论"这项指责还给了对手--"在经济上奉行还原论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资本家唯利是图，根据经济利益衡量一切，他们的理论家更是热衷于用"经济理性人"这个概念解释一切人类行为，但他们却责怪马克思主义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当然，有钱又有闲的人可以去学学插花、瑜伽、古琴，念念国学念念佛，显得自己很多元，很丰富。可是伊格尔顿对此不依不饶："富有者往往把精神问题视为高高在上地俯视日常生活的独立领域，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远离自身的粗鄙物质主义的藏身之处。这样看来，麦当娜这样的拜金女郎会被犹太教的神秘哲学所吸引，也在情理之中。""马克思认为快乐是一种实践活动，而非心理状态。"看到这样的话，那些扎堆念经或者参加各种心理修炼班的高级白领、富二代们会不会败兴？会不会不爽？先别不爽，听出来了吗，不爽的是伊格尔顿自己。眼见那么多似是而非的谬论横行，大学者不吐槽都不行了。不过既然选择了进入吐槽世界，就要能忍受别人的吐槽。吐槽的逻辑是，你吐你的，我吐我的，管你吐啥。自由主义者当然率先吐了，Libertarian Papers上有位美国的文学研究生批评伊格尔顿随机杜撰了十条偏见，却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位美国青年大约相当于我们的豆瓣青年--立刻祭出米塞斯与哈耶克，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老话再讲一遍，宣布马克思主义已死（马克思主义被宣布已死很多次了）。这位青年还举了例子：工会运动要求增加工资，而增发纸面工资的结果是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所以工人抗争结果反而对自己不利，不如做顺民接受低工资，这样资本就愿意雇用更多工人，增加生产，造福大家。看，多么有条理的歪理，但这只能证明他对马克思一窍不通。混淆纸面工资与实际工资这档子事是蒲鲁东干的，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里就嘲笑了蒲鲁东要用"劳动券"代替货币的想法。马克思明白工人要的不是废纸，而是真正分享剩余价值和政治权力。美国《国家评论》的副主编威廉森写了篇《伊格尔顿为什么是错的》，干脆宣称气得读不下去伊的书。我觉得生气是好事，因为一生气就会"妙"语迭出。他宣称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恰恰就是之前美国政府在房产方面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政策。如此混淆资本帝国的国家政策与社会主义经济构想不要紧，只可怜美国被他说成了苏联第二！伊格尔顿确实没有仔细谈论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只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明确提出"计划经济"这个词，他更多谈论由生产者代替资本家来掌控生产。有人说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但是辩证法从来不单独肯定或者否定某件事物，而是看到其中的矛盾因素与积极因素。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评价不低，伊格尔顿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蕴藏了丰富的可能，并提到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多种有待完善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只有心死的人才拒绝去发掘。威廉森接着宣布："在本质上，社会主义是无知和贪婪的结合体。""第一次给他们机会就是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给世界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屠杀和苦难。"就好像当初协约国的干涉和资本国家对工人的镇压还不够残酷似的。"资本主义的恐怖是未能执行资本主义原则造成的人类罪恶，但社会主义的恐怖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这话逻辑完全克隆"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后者说过："罗马尼亚公有制经济出现问题是因为未能彻底贯彻公有化。"我是多么希望这些活着的死了的都能来中国的微博吐槽啊，一定能鸡飞狗跳吵成一锅粥。威廉森虽然控制不住情绪，但至少保持了言辞文明。中国的译者可就毫不伪装了，很开心地把他笔下的no sense译作"屁话"，把fossilized remains译作"残渣余孽"。吐槽，还是中国人强。中国人更强的是"钓鱼"，微博上有人故意把这本书英文名Why Marx Was Right翻译成"马克思为什么是右派"，立刻被小资们开开心心转发了几百次。我们的时代至少已经进步到这样一种程度：浅薄要以渊博的面目出现，无耻要以良心的面目出现，迷信要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专横要以自由的面目出现......相反，严肃深刻则要以媚俗肤浅的面目出现才可能钓到读者。伊格尔顿谆谆教导，循循善诱，面向小资大众说话。但是教育小资可不容易，要会哄才行。比如，伊格尔顿是否了解中国小资的国情？中国的学生从小到大被政治思想课所折磨，不知有多少学生考研栽在政治科上。说起来马克思和鲁迅这些伟人也够冤的，中学课本上的也就是一点皮毛，可是年年看月月看，再好的东西也会烦。一大批知识青年常常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讨厌课本还是讨厌马克思，和那位美国研究生一样，常把马克思所批评的东西当作马克思自己的东西加以埋汰。比如某位以讲段子著称的意见领袖就斥责马克思辩证法总是说事情一方面怎样，另一方面又怎样，所以都是废话。天地良心，这是连中学课本都没学好，根本不理解辩证法为何物。难怪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要称赞美国的思想教育办法--无需专门的政治课和教导员，思想教育就隐藏在日常生活里，隐藏在大片里，润物无声，中毒犹深。所以，在中国说"马克思是对的"阻力会很大，但潜力也会很大，取决于沉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们能否被现实再度唤醒。相比较伊格尔顿的真诚，科耶夫就圆猾多了。这位法兰西国师级学者1970年代也曾做过"马克思是对的"之演说，但他没心情对小资们说这些，而是对着一群跨国公司老板上课：马克思之所以预言错了，恰恰是因为他的理论对了。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危机促使资本家们按照他的提醒重建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重新分配了剩余价值，使得工人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来维持经济运行，从而避免了马克思的预言。但眼下殖民地的贫困就像当初工人的贫困一样威胁法兰西帝国非洲领地的稳定和忠诚，所以各位要继续听马克思的话，向非洲多分配一些剩余价值......资本家如果听得进去，那么马克思也算是种瓜得豆。世道如此，一门原本是无产者养料的学说反倒成了资产者的健康手册。心眼明白的精英在小心翼翼地吸收马克思，聪明善感的小资却被引导着排斥马克思。越来越多的科耶夫式所谓帝王师只顾对精英说话，越来越多普世的意见领袖只忙着哗众取宠，像伊格尔顿这样愿意费力不讨好的还真稀有。不过，马克思作为幽灵是挥之不去的，只要我们无法完全欺骗自身的正义感、历史感和智力水准，他就会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无论被怎样曲解、贬损、遗忘，他都会不屈不挠地"爱特"我们。当无法掩盖的世界真相不断刺穿我们的感官外壳，我们也会不断地去"爱特"马克思，去探寻和传播现实的真理。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235页，30.00元

王叔岷号慕庐，四川简阳人。193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汤用彤先生。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63年后，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1973年，自中研院史语所及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仍担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及中国文哲所筹备处咨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