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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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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朱苏力：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
    法律 2011/03/13 | 阅读: 4670
    西方学者对这部文学经典有很多法理学的或有法理学意义的解释，在当代中国比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三种。
  2. 赵刚：在2010台湾社会住宅论坛上的发言
    社会 2011/03/05 | 阅读: 1682
    住屋权利是包括了工作权、健康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等都可谓之「社会权」的一项，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项。对这些领域，尤其是住屋，我当然是外行。 我今天的发言与其说是针对社会住宅这一特定问题，不如说是针对更高一个抽象层次的社会权问题。 这也是我为何应邀来这个我其实完全并没有发言权的场子来说话的原因。
  3.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
    人文 2011/03/02 | 阅读: 1643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是在2008年7月由境外抢救人藏的。从那时开始进行的竹简保护整理工作，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  自竹简入藏到2008年10月举行“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是第一阶段，中心工作是简的清理保护和鉴定。同年11月清华工作人员赴各地有关单位学 习保护经验，同时着手拍照，到2009年1月拍照初告段落，是第二阶段，中心工作是简的进一步保护和拍照。2009年3月到6月，我们利用简的数码照片， 对全部有字简作了试读，以更多了解这批简的性质和内容，是第三阶段”。[1]    在浏览了全部简的基础上，2009年暑期以后，我们开展了简的缀合、编排和分篇工作。和上述三个阶段一样，这个新阶段的工作相当困难繁重。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现在可以初步估计清华简包含书籍63篇。这个数日不是最后的，今后通过深入释读研究，肯定会有调整。    我们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对已缀合、编排好的简，逐篇进行隶定和读释。业已选出的第一批，有书9篇，暂名为《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表一；封二）：以下根据我个人的认识，对这9篇简作一简要介绍。    表一　　竹简编号对照表  篇名 序号 原简编号  《尹至》　 一正 2234  《尹诰》 四正 1530+1494  《程寤》　 八正 1540+1508+1482  《保训》 一正 131  《耆夜》 十四背 1345+1390+0808  《金縢》 十四背 2254  《皇门》 八正 664  《祭公》 二十一正 813  《楚居》 十五正 1736      一、《尹至》    《尹至》共简4支，简长45厘米，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    简文内容是伊尹见汤时的对话，体裁属于今传本《尚口》中的《商书》。篇内伊尹称“尹”，也或称“镊”按清代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伊尹系“伊氏，尹 字，名挚”[2]，名“挚”见《孙子·用间》、《墨子·尚贤中》及《楚辞·离骚》、《天问》等，这里的“执”是“执”字繁写，就是“挚”。    《尹至》开头说：“惟尹自夏虘（徂）白（亳）”，句例与《国语·楚语上》武丁“自河徂亳”一致。简文两见“白”这一地名，都读为“亳”，古音均属并母铎部。    伊尹见汤，“汤曰：格”，句例同于《尚书·商书》中《汤誓》“王曰：格”和《盘庚》“王若曰：格”。    简文伊尹说到夏的民众怨恨其后（即桀），云“余及汝皆亡”，这句话也见于《汤誓》，《孟子·梁惠王上》曾经引用。    关于夏后（桀）的罪恶，伊尹特别举出“龙（宠）二玉”。按古本《竹书纪年》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或作爱）二女，无 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3]上博简《容成氏》也说桀“不量其力之不足，起师以伐岷山氏，取其两女琬、琰”[4]。所谓“宠二玉”即指 宠爱琬、琰而言。    上引《纪年》还说桀“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国语·晋语一》则说“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 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吕氏春秋·慎大》又云“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妹喜或说受宠，或说被弃，这些传说都不见于《尹至》。  简中还提到夏民发生疾病，“隹酨（灾）蠹（虐）惠（极）瘰（暴）艟（瘴）”，这和上博简《容成氏》所说夏“虐疾始生，于是乎喑聋跛□瘿窠偻始起”相似[5]。      二、《尹诰》    《尹诰》共简5支，简长和字的风格均与《尹至》相同，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    《尹诰》是《尚书》佚篇，或称《咸有一德》。大家知道，《礼记》中的《缁衣》传系孔子之孙子思所作，里面有两章引有《尹吉》。其一章云：“《尹吉》 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郭店 简、上博简都有《缁衣》，相当的地方正作《尹诰》，证实了郑注的灼见[6]。    “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这一句，郭店、上博简作“惟尹允及汤（上博简作康）咸有一德”。清华简《尹诰》这乃是首句，作“惟尹既及（及）汤咸有一德”，说明简文即是《尹诰》。    《礼记·缁衣》另有一章引有：“《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尹吉》’，亦《尹诰》也。……‘见’或为 ‘败’，‘邑’或为‘予’。”这句在清华简《尹诰》中是“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败”字与郑注或本相应。至于“自周有终”等，注疏都讲不通，简文没有，或 许是后来阑人。    《尹诰》的体裁与其他《尚书》相似，值得注意的是篇内有一句是“今其女（如）制（台）”，传世《商书》常见类似语句：    《汤誓》：夏罪其如台。  《盘庚》：卜稽曰其如台。  《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  《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  “如台”自《史记》以来都解释为“奈何”。    据《尚书·尧典》孔颖达《正义》，西汉时曲阜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里便有《咸有一德》，也就是《尹诰》，至汉末郑玄时业已佚失[7]。东晋时立于学 官的《孔传》本《尚书》的《咸有一德》是后人伪作，自宋代以来历经学者讨论，已成定谳。现在清华简里重新发现了这篇古文《尚书》，实在是值得高兴的事。    《尹至》、《尹诰》在简中是两篇，但应有密切关系。对照《吕氏春秋·慎大》，可知两篇都曾为《慎大》作者所见，并且引为叙事的依据。      三、《程寤》    《程寤》共简9支，简长44．5厘米，原无篇题，没有次序编号。    《程寤》是《逸周书》中的一篇，次于《程典》之后。《逸周书》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书》七十一篇，当时就应有《程寤》，所以东汉王符的《潜夫 论》、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与张华的《博物志》等都曾征引过。后来此篇佚失，只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保存了一些文字[8]。现在对照清华简完整的篇 文，所保存的仅是很小的一部分。    篇中讲的是，周文王之妃“太姒梦见商廷惟梀（棘），廼小子发（后来的武王）取周廷杍（梓）梪（树）于氒（阙）间，譌（化）为松柏棫柞”，认为是周将代 商的吉兆，于是“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这个传说可能与文王受命之说有关。周人常说文王受命，如《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君 爽》“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金文也有类似的话，如何尊“肆文王受兹大命”，大盂鼎“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都可印证。    我过去曾谈到，《逸周书》各篇来源不一，其中“《度训》、《命训》等多篇文例相似，可视为一组，而《左传》、《战国策》所载春秋时苟息、狼瞫、魏绛等 所引《武称》、《大匡》、《程典》等篇，皆属于这一组。由此足见在书中占较大比例的这一组，时代也不很迟[9]。《程寤》便是属于这一组的。《大开武》篇 所云“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即暗指《程寤》。  《程寤》简文还有若干有特色的语句，例如“何监非时，何务（务）非和，何愄（褢）非文，何保非道，何爱非身，何力非人”，同样的句例多见于《逸周书》 上面说的那一组。特别是《小开》的“何监非时，何务非德”，更与简文相类。这种特殊的句例，也见于《尚书·吕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 度非及”，还有“今往何监非德”。《孑L传》解释前者说：“在今尔安百姓兆民之道，当何所择，非惟吉人乎？当何所敬，非惟五刑乎？当何所度，非惟及世轻重 所宜乎？”已经把这种句例的读法讲清楚了。由此也可看出，《程寤》的成篇不会太晚。      四、《保训》    《保训》共简11支，简长28．6厘米，原无篇题及次序编号。第2简上半残失。    关于《保训》简，我们已经作过介绍”[10]，当时曾以简文最后的“日不足惟宿不羕（详）”[11]与《逸周书》一些篇末的文句对比，说明是训诫文体的一种习用语。现在看到，清华简《程寤》也有这样的文句，不妨放在一起再对照一下：    《程寤》：人怨（谋）疆（竞）不可以寱（藏）后，后戒人用女（汝），毋爱日不足（足）。  《保训》：日不足惟宿不羕（详）。  《逸周书·大开》：戒后人其用汝谋，维宿不悉日不足。  《酆保》：戒后人，复戒后人其用汝谋。  《小开》：后戒后戒，宿不悉日不足。  《小开武》：日正余不足。  《寤儆》：后戒，维宿。  《文儆》：后戒后戒，谋念勿择（斁）。  《武穆》：余夙夜求之无射（斁）。    我觉得，尽管在篇末用语上有这样的相似性，还不能认为《保训》与《逸周书》各篇同出一源，因为我已经指出，《诗经》的《天保》也有“维日不足”之句。 同时，《周书序》云“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变，作《文儆》；文王告武正以序德之行，作《文传》。”《逸周书》现存的《文儆》、《文传》两篇，已经是文 王末年的口气。《文传》篇首云“文王受命之九年”，《帝王世纪》即以为文王的卒年，所谓“文传”就是遗命的意思”[12]，所以不会又容纳一篇《保训》 了。      五、《耆夜》    《耆夜》共简14支，简长45厘米，最末简背有篇题“郎夜”。最后4支简上部残损。    对于《耆夜》，我也写过一篇短文介绍”[13]，其中有几点可以在这里作一些引申。    简文中的“旨”是商末诸侯国，即文献中的“耆”，或写作“黎”、“墅”、“饥”、“阢”，在今山西壶关（或说黎城）。“夜”是与饮酒的礼仪有关的词， 我认为当渎为《尚书·顾命》的“咤”，“夜”古音喻母铎部，“咤”则为端母铎部，《说文》作“诧”，云“奠酒爵也”。这个读法，自然还有待考虑，所以篇题 暂时还只作“夜”字。《尚书·西伯戡黎》云：“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纣）。”这个“西伯”，《尚书大传》、《史记》等都以为是周文王，不过黎也 就是耆这个地方迫近纣都，说文王已征伐到那里似不合情理，因而宋代胡宏《皇王大纪》以来，不少著作认为应该是武王”[14]。现在简文说“武王八年征伐 旨，大戢（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正合于胡宏等家之说：    《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成王时的鲤方鼎记：“惟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尃古（蒲姑），咸哉（捷），公 归，紫于周庙：戊辰，酓臻；”谭戒甫先生指出就是饮至”[15]，是很对的。周原甲骨文也有“命秦”，“秦”也当如谭说读作训“至”的“臻”[16]。    简文云这次饮至，除武王亲临外，“縪（毕）公高为客，邵公保睾（爽）为夹，周公叔旦为命，辛公姬虖（甲）为立（位），作策（册）逸为东尚（堂）之客， 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17]周公、毕公系武王之弟，召公传说也是文王庶子，辛公甲、作册逸是周太史，而吕尚父就是太公望” [18]。    《耆夜》的内容，主要是记述这次饮至时武王和周公所作的诗。武王醻毕公诗，题为《乐乐旨酒》；醻周公诗，题为《鞧（辅）乘》：周公醻毕公诗，题为《贔 贔（英英）》；祝颂武王诗，则题为《明明上帝》。最后，还有周公因闻蟋蟀声而作的诗《蟋蟀》，寓有劝戒之意，文句类同于《诗经》中的《唐风·蟋蟀》。  六、《金縢》    《金縢》简共14支，简长45厘米，第14简简背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简背有次序编号。按《尚书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简文则不用《金縢》篇题，可能表明没有见到《书序》。    简文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没有传世《尚书·金滕》中涉及占卜的文句，而《史记·鲁世家》所引该篇是有那些内容的。由此看来，清华简与传世本《金縢》应分属于不同的传流系统。    简文有不少与传世本有别的异文，有的非常重要。例如传世本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 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史记·鲁世家》解“辟”为“避”，“居东”为东征；《尚书》孔传解“辟”为讨罪，也以“居东”为 东征；马融、郑玄则解“辟”为“避”，而“以下文‘居东’为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而谓‘罪人斯得’为成王收捕公之属党”[19]；《尚书》蔡沈传 又讲“罪人斯得”是周公始知流言出于管蔡[20]。种种异说，都是由于《金滕》“居东二年”与《诗·东山》所云周公东征三年不合。现在清华简的这一句不是 “二年”而是“三年”，就恰与东征一致了。    像《金縢》这样有传世本可资对照的简文，在研究上还有一种特别的益处，就是使大家易于识出许多过去不识或者误识的古文字。如传世本《金縢》“予冲人” 的“冲”字，简文作“酋”，从“沈”声。“沈”是定母侵部字，“冲”则届定母冬部，侵冬两部关系密切[21]，故相通用，这是前此难于想到的。      七、《皇门》    《皇门》共简13支，简长45厘米．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    传世《逸周书》中有《皇门》，清代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曾说该篇“大似今文《尚书》，非伪古文所能仿佛”[22]，但篇文充满讹脱，难于通读。现在对看简文，传世本的种种问题便一一澄清了，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乃是一篇极关重要的文献。    传世本开头说“维正月庚午，周公格于左闳门”，《周书序》也说“周公会群臣于闳门”，简文则作“惟正[月]庚午，公各（格）才（在）耇门”，这电有两处异文，值得注意。    首先自然是简文没有“周”字，从而篇中的“公”是什么人就成了问题。这一点有待深入讨是周公，因为《皇门》这一篇是西周的，而当时只有周公才能在篇文中表现出与周壬一样的身份：    第一，简文云“公若曰”，在《尚书》的《周书》各篇中，除“王若曰”外，只有《君奭》、《立政》有“周公若曰”[23]。  第二，简文的公自称“朕莐（冲）人”，《周书》的《金滕》、《大诰》有“予冲人”，系成王自称。  第三，简文公又自称“予一人”，这同样是正的口吻，过去胡厚宣先生曾详细讨论[24]。    再有传世本的“闳门”，孔晁注云：“路寝左门曰皇门，‘闳’音‘皇’也。”朱右曾已指出“末详所据”[25]。“闳”的意思是巷门，这位公为什么在左 巷门会群臣，是很难理解的。简文作“耇门”，“耇”字从“古”声，属见母鱼部，可读为溪母鱼部的“库”，库门是周制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的第二 道门[26]，这也表明公的地位。    如果以上想法不错，《皇门》可能属于周公摄政时期。看简文，公自云“朕寡邑小邦”，与《大诰》称“我小邦周”和《多士》称“我小国”彼此相似，都是周初那个时期的口气，篇中所说要求“父兄、荩臣”帮助的话，也正符合其时的形势。      八、《祭公》    《祭公》共简21支，简长45厘米，第21简正面末端有篇题“慧（祭）公之寡（顾）命”，简背有次序编号。  和《皇门》一样，《祭公》也有传世本收入《逸周书》。《礼记·缁衣》引此篇，题为《叶公之顾命》，我曾说明，“祭字古音为精母月部，叶字从枼声，而枼 又从世声，世字为书母月部，从世声的字多在心母月部，都与祭音近，因此祭与叶仍是通假的关系”[27]。这样看来，清华简的篇题同《缁衣》是一致的。    郭店简、上博简《缁衣》，这个字写作“彗”，字形有些像“晋”，然而同篇就有显然有别的“晋”。我以为这个字从“彗”省，《说文》云“彗”，“从又持 牲”，“彗”声的字或为精母月部，或为心母月部，故与“祭”通假[28]。至于清华简这个字，应分析为从“邑”，“彗”省声，“丯”为附加声符，“丯”属 见母月部。  《祭公》的词浯文例足以表明是一篇西周文字，不少地方还可与金文对比[29]，现在有了清华简本，这一点便更清楚了。简文与传世本简有不少异文，例如简文有“乃诏（诏）縪（毕）垣、井（井）利、毛班”，传世本讹作“乃诏毕桓于黎民般”，自孔晁注以下都不能通解。    毕垣、井利、毛班，据简文是穆王当时的三公。西晋时汲冢发现的战国简《穆天子传》，有井利、毛班，两人见于金文，井利即穆公簋盖和师遽方彝的宰利，毛 班即班簋的班。过去总觉得《穆天子传》是战国人作的“小说”，不明白其中人名怎么会与金文相合，现在知道很可能就是本于《祭公》这篇文字。附带说一下， 《穆天子传》还有人名毕矩，“矩”字与“躯”有些相像，也不无可能是同一人。      九、《楚居》    《楚居》共简16支，简长47．5厘米，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  简文内容是叙述历代楚君居处建都之地，体例近似《世本》的《居篇》。由于是以“居”为主，所记楚国世系并非十分完全，但与传世文献比较，还是有不少优胜的地方。  《史记·楚世家》以现存于《大戴礼记》的《帝系》和《世本》为依据，说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颛顼生称，称生卷章（老童，字形之误），卷章生重黎，重黎弟吴回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6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楚居》简文正是从季连开始的。  季连，简文作“季銮”，从“孪”省声。按《楚世家》推断，陆终生季连是帝喾时的事情，在简文中他则是以神的身份出现的“季銮初降于隈山”，可对比《国 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祝融）降于崇山”。隈山应即騩山，见于《山海经·西山经》，云“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郭璞注：“耆童，老童，颛 顼之子”，正是与楚国先祖传说有关的地方。  《世家》说“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 丽”。《帝系》则说“季连产什祖氏，什祖氏产内熊，九世至于渠娄鲧出”，“内熊”为“穴熊”之讹，“渠娄鲧出”注释不解。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云：“鬻 熊即穴熊，声读之异，史误分之。穴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孙以熊为氏，是为熊丽，历熊狂、熊绎、熊艾、熊黚、熊胜、熊杨，到熊渠，凡九世也。”这是一个非常 聪明的洞见。近年一系列楚简，特别是新蔡葛陵简的出现，已使学者注意到所祀“楚先”鬻熊、穴熊是同一人[30]。清华简《楚居》在“穴酓（熊）”之后是 “侸叔、丽季”，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楚居》对楚君居处之地的记载十分详细，多可与过去发现的楚简和器铭对应，也有若干前所未知，其时代下限是楚肃王时。这对于研究楚国历史地理，以及楚文化考古工作，无疑有重大价值。    [文本OCR处理，先秦史论坛，子居]  ————————————————————————————————————　　  [1]李学勤《清华简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5期。  [2]《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第544～545页，中华书局，1982年。  [3]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17～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4]李守奎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第813页，作家出版社，2007年。  [5]同[4]。  [6]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132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7]《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118页，中华书局，1980年。  [8]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1141—11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9]同[8]，李学勤序言，第3页。  [10]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李学勤《清华简（保训）释读补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1]“羕”读为“详”，训作“悉”，或说读为“永”。  112]参看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第86页，中华书局，1964年。  [13]李学勤《清华简（旨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3日。  [14]顾颉刚、刘起纡《尚书校释译论》，第1006—1067页，中华书局，2005年。  [15]谭戒甫《西周过鼎铭文研究》，《考古》1963年第12期。  [16]李学勤《周易溯源》，第184页，巴蜀书社，2006年。  [17]参看马楠《清华简（旨夜）礼制小札》，《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咖年第5期。  [18]《殷周金文集成》2830师靓鼎铭有“公上父”，可能也是太公望。  [19]杨筠如《尚书核诂》，第2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20]蔡沈《书经集传》，第81—82页，收入《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  [21]参看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第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2]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目录第11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  [23]参看董作宾《王若曰古义》，《说文月刊》第4卷合订本，1944年。  [24]胡厚宣《重论“余一人”问题》，《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  [25]同[22]，第79页。  [26]李学勤《小盂鼎与西周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271李学勤《重写学术史》，第4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8]同[27]，第43页。  [29]参看李学勤《古文献论丛》，第75—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又《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51～5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0]贾连敏《新蔡竹简中的楚先祖名》，《华学》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李缙云） 
  4. 张承志：求知乃是活着的一项目的——与编辑就《你的微笑》的问答
    文学 2011/03/02 | 阅读: 1726
    编前9月25日下午，著名作家张承志携其全新散文集——《你的微笑》于兰州广场书城进行现场签售。作为张先生精神主场的临夏始终是他关注的地方，在全集34篇作品中有3篇作品与临夏有关，还有10多幅图片反映临夏风土人情。据张承志先生介绍：“《你的微笑》辑入了自2007年出版《聋子的耳朵》以后的所有未曾结集的新散文。忆旧、抒发、学术、思绪，都在其中。无须表白，读者自会知道。在我的作品中，增加的只是篇什、技法、领域和知识；书背后的我，并无一丝本质的改变。”谈及这部散文集时，张承志先生曾这样说，“这是一篇耗时十几年的作业，是我最后提交给大西北的汇报。我想强调：它包括了我对今日世界的观察。”《你的微笑》一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张承志先生与该书责任编辑、青海人民出版社戴发望进行了一个问答式的采访，该问答经张先生同意，本刊有幸在全国媒体中首先刊登这一问答。1、散文集《你的微笑》责任编辑、青海人民出版社戴发望（下称编辑）：     张老师，首先向你表示祝贺。今年对你是个丰收的一年，不只这本全新散文集《你的微笑》顺利出版，而且不久前你获得了首届“朱自清散文奖”、第八届“华语文学奖散文奖”。另外，你的散文《大河家》被设为今年全国高考语文卷的题目。衷心为你感到高兴。     张承志（下称张）：对我来说，这一年只是巡回生命中、流水般的一年，没有任何特别。这样的年头去而复始，早已是自己生命的形式。和往常一样，我不过继续在如此的生存中，吮吸活力、发掘营养、学习开拓，把感悟纳入到某种文学或者学术的形式里。新书的出版，如孩子降生使人忍不住喜悦。但是若说到誉毁奖惩，就不值得那么激动了：它们提交社会的结论并不公正，于我的评介更似是而非，所以大可忽略不计。     2010年对我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本积累数年的新散文集。     活在剧烈的时代动荡之中，内心的冲动日日积累。宣泄的渴望，冲撞着寻找出口，如径自扑向自己的天命。它凝结并堆积，变作了这本《你的微笑》。     至于其他——无论中伤，无论获奖，于我无关紧要。如今泥沙鱼龙沐猴而冠的所谓文学奖，并不具备给中国文学以评价的资格。无独有偶，还可以说：包括大盘头彩的诺贝尔奖，愈来愈显现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愈来愈只是傲慢与偏执的西方心理展示。从中国到土耳其，只要面对东方，很少例外，有时它简直像特意在颁给可笑的劣等品。文学奖，在如今这个以不公平为特征的时代，经常是侮辱人心的工具。     体制豢养的“评委”，不懂得什么叫放弃“功名利禄”。他们不懂：一片山河与人民的喜爱与接纳，才是对一名作家的价比千金的奖掖。     2、编辑：就内容而言，这本书是难以归类的，涉及了多个文明地域和多方面的知识。这正是你不懈探索，拓展视域的结果。应该说这本书反映了你近年来的思考和求知。     张：话语环境的压力，逼迫一支笔要饱蘸文化的墨汁。既然很难一吐为快，那么我们便营造丰满的语言。好在我们背靠着伟大的山河和悠久的文明，其中的蕴含宝藏，足以提供矛与盾、弹药与掩护。本来是寻求思想的突围，但坚持的结果，居然是自己的提升。     这使我喜出望外；我尝到了学习的甜蜜，懂得了“求知要从摇篮直到坟墓”的意义。后来，学科的游击变成了迷恋的目标；在努力发掘一个又一个蒙古、日本、阿拉伯、西班牙的词语张力与文化内涵，把一篇两千字散文挥洒到两个文明三个国度、让它们形成美好的意味对仗、互角的力学支撑——之后，我真实地体会到：求知乃是活着的一项目的。     忍不住快乐我在《你的微笑后记》中这么写道——“如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它打磨掉旧有的毛病，指示了限制中的创造，它拨转着文章的形式，赐予了人原先不敢想象的能力。”     3、编辑：多年来你的足迹遍及欧洲、拉美、亚洲的许多国家，同时也没放    弃在国内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持续求知。你很早就与青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部散文集中你反复涉及到青海，书中提出：“凡生命尽予收容”，这是你持续观察青海这块土地得出的生动结论吧？     张：近年来视线被引向青海，也许是三十年来深入大西北黄土高原的、长旅尽头的一个总结？当然也包括了近十年来在外国——在西班牙、日本、阿拉伯一角，印第安美洲——的感悟心得。     我只觉得：《凡生命尽予收容》一文并不是一篇对从祁连山到积石山之间土地的文化观察。它不是一篇学术文章，而是自己对半个世界的一次归纳，是自己对西北热土的一篇献辞。它也是一个立场的宣言；在习惯了大地母亲悲天悯人的胸怀之后，我们也决心要求自己、这样对待他人。     这是一篇耗时十几年的作业，是我最后提交给大西北的汇报。我想强调：它包括了我对今日世界的观察，也包括了我对穆斯林未来的思考。     说多了会更不好懂么？这一观点，不仅使得我与在体制的豢养下孪生的知识分子一划两界，更是我与“躲在帝国主义裤裆里高喊民主的斗士、扭捏于西方价值粪便里作艺术态的诗人”的对立宣言。     4、编辑：你以往的著作，书名照应内容都提示着鲜明的文化立场，而最新的这部著作却以“你的微笑”这样温和的字眼为题，是另有寓意吗？     张：“微笑”——是儿子依偎着母亲时，满心赞美与享受的神色；也是战士蔑视骄狂的敌人时，不由自主的表情流露。     它温和而成熟，但更充满挑战的决意。  5、编辑：在对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文化考察中，你坚持站在“文明主人的立场”发言。这一文化视角有什么深刻的含义？     张：因为自上一个世纪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随着殖民主义的全盛应运而生的一些情报调查类学科，什么人类学或社会学、民族学或民俗学、地理学或博物学——就在侵犯文明主人权利、为帝国主义提供统治建议、长久置文明主体于奴隶地位——的过程中，发展了一些学术技巧及所谓科学。    我出身于不仅讲究实证、而且追求物证的考古学。我较多从事过史前遗址的发掘，以及蒙古和中亚历史的研究。因着这一学科出自，我早就对上述信息收集类学科怀着质疑——说得痛快点，他们的学科方法论，与特务盗窃军事经济情报、和贼娃子偷东西之间，若离若即，非常接近。     然而我们不仅生活于二十一世纪，更生活于清算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当我目击到：在一派清算资本主义学术、扫除侵犯文明主体的“东方主义”的历史大潮中，居然横行着把从殖民主义的死尸上剥下的褴褛当做大旗，吹吹打打招摇过市，在祖国大地上实行“二次东方主义”的冒犯——我当然要表达异议。     远在1998年我在主编一份被扼杀了的《人文地理》杂志时，我就在学理上提出过这一问题（《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收于散文集《以笔为旗》，2002）。这一问题的严峻，当然远不止学术一隅。     我关心的不是那些枯肠弄句的小人物。一旦批判的扫荡来临，他们不仅会作鸟兽散而且会跳到对立面振振有词。我关心的是自己的行为轨迹。我以尊重土地主人——他们乃是文明的主体和文化主权的拥有者——的一切语言、权利、心情的原则，规范了自己一生的文笔。     这样的自律，甚至不需要主人的赞美或知情。须知我阑入的是一些不凡的土地。我正脚踏着一片热土上的人心。我要尊重他们，绝不加入冒犯。天地是辽阔无垠的，人能获得其间的自由。这样的写作与追求，才是文学的目的。我说不尽她的魅力与包容。     6、编辑：你非常欣赏日本作家堀田善衞“文明的享受能力”的提法，你是被这句话所蕴含的善良的情感和正义的态度所感染吗？是否具备“文明的享受能力”，可以被作为是否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文明人的分界吧？     张：这是一个深有意味的问题。堀田善衞当然也是一块他山之石，虽然我对他的能力（熟谙中文、法语、西班牙语，锐利地意识到西班牙在世界大局中的特殊位置，对弱小国家以及穆斯林文明的自发热爱与同情）非常看重，但是最要紧的，还    是他使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新鲜的榜样：“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并下决心实践纠正自己这一毛病。     中国人，尤其中国大学的教授们，多是对自己严重欠缺文明享受能力的气质，毫无感觉的愚钝的人。所以他们至今还破琴老调地呱噪，言必称挂星条旗的希腊，浑然自以为是自由民主的卫道士。他们污染着学校，日渐病入膏肓。     但幸好中国尚有文学的传统！人们自古不多相信鹦鹉学舌的讲义，而喜欢寻找于活泼有趣的文学。这便是我努力企图把堀田善衞和布雷南、西海固与西班牙、喀什噶尔及乌珠穆沁，都一股脑努力塞进读者脑袋的原因。     可别以为我们谈论的文明享受能力，与炫富的下流旅游是一回事！它们正是尖锐对立的两极。换言之，昨天惯于哭穷的国人，今天流行的正是炫富。他们乔装打扮，穿红戴绿，一路作态，追随着他们的作秀先驱。他们淫声浪语进行着的，是对文明的冒犯。     我们努力的一切终极目的，唯有唤起人们对文明的尊重。是的，他者的文明、他者的心情、他者的权利——乃是我们在“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之后，要抵达的目标。你说得对：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的人，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文明人。     7、编辑：你是一位备受知识界关注的作家，但对你做评价和归纳是件困难的事，用下列词语勾勒你的形象你会同意吗？孤绝的气质、正义的立场、不懈的求知、敏锐的文化认知力、广阔的文化视域。     张：前边说的，读着太累。干脆说点轻松的？你列举的词汇太沉重了，也未必准确。我想随手编两句，开个玩笑——     老百姓的学生，“叫兽”的眼中钉。     抓不着证据的嫌犯，查色盲的红绿灯。    8、编辑：你已年过花甲，但你的文字至今没有暮气，相反保持着一贯的蓬勃生命力。你何以做到这一点？     张：我想引用前不久我在北大一次演讲时说的话：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决心不侮辱自己的生命、决心做具备尊严的知识分子的一些人的——追求真理的问题。”     我只是不想“侮辱自己的生命”——如此而已，并无其他。     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因着自己的天性，更仰仗了环境的支撑。没有我经常嘲笑的、满目疮痍的文学界，没有有形无形读者的存在，我得不到这一生的磨炼，也不能成为这一个自己。     大西北，它的山河与民族对我的接纳和错爱，是千万作家中，唯我才能获得的一种大奖。我一直暗暗掂量着它，因为它，我学会了感悟世事的平衡，努力地求学与实践。     做为大西北农民的儿子，你们目击了这喜爱与接纳，你们清楚这奖励的宝贵。所以在此借一角纸，我要再次向成就了我的大西北，表达由衷的感激。
  5. 《经略》2011年第1期（创刊号）
    期刊专递 2011/02/22 | 阅读: 1608
    陆游诗曰：位卑未敢忘忧国。《经略》本着这一精神来到世间。 自己来办一本电子杂志，这个想法来自于发起者们对2010年发生的诸多事件的观察和反思。我们发现，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正逐渐被一张大幕笼罩，而这张大幕就是舆论一致的媒体。报刊、电视、网络，不同形式、不同背景的媒体，不仅设置...
  6. 乔姆斯基：“阿拉伯世界失火了”--论埃及危机
    社会 2011/02/09 | 阅读: 3500
    乔姆斯基认为，埃及事件与1989年的俄罗斯有重大差异。华盛顿和它的同盟奉行着一个源远流长的原则--民主只有在符合策略与经济追求时才是可行的：在敌人的领地，某种程度的民主一点没问题，不过在自家后院，那还是先让民主乖乖听话再说。
  7. 李安山：中国没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
    经济 2011/02/07 | 阅读: 1592
    我的整体印象是，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正面影响比负面影响要大的多。非洲的中国企业中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是国企，而国企的投资，不只是贡献税收，在很多方面都有正面影响，所以现在很多非洲国家非常希望和中国合作。
  8. 张巍、刘小枫、甘阳：如何建设中国的西方古典学（三人谈）
    人文 2011/01/31 | 阅读: 2410
    张巍（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古典学博士）：古典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甘阳（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 ：中国人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张巍老师不同意现在中国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古典学；刘小枫、甘阳则主张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古典学。 张巍：古典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如今，国内学界呼吁建设古典学的声音时有耳闻。有人提出，我们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其豪迈之气自然赢得一阵喝彩之声。可是且慢，国人对于西方古典学的深厚传统究竟了解多少？是否有绕过这个传统的捷径，把我们引入所谓“中国特色”的胜境？窃以为古典学乃西学之一部分，系西方学问的精华所在，我们必须首先充分理清两百多年来现代古典学诞生以后的各种脉络，对其中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形成整体性的把握。这应该是今后几代中国学者以踏实的学风共同努力的首要任务，亦是本文小议古典学基本研究范式的微旨所寄。古典学之“古典”汉语学界近年开始流行的“古典学”一词，当译自英语的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这里所包含的形容词classic或classical则源自拉丁文里的classicus。相传古罗马的第六位国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Servius Tullius， 公元前578—前535年）按照财产多少把罗马公民分成五个等级，其中最高最富有的等级被称作classicus。后来的罗马作家借用此词来指称“等级最高、最优秀的希腊作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用拉丁语写作的学者沿用该词来称呼所有的古希腊罗马作家。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相关条目的考证，classic一词于1613年首次在英语里出现，意思是“第一流的”。从17世纪到当代英语，classic或classical一词出现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泛指所有“第一流的、经典的、可作典范的”事物，而狭义上则指的是整个古希腊罗马文化，这是汉语“古典学”所取之义。在这个含义之下，还有着古典学内部所使用的更特定的含义，特指两个古典时期，即公元前480—前323年的古希腊与奥古斯都时期的古罗马（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从classic或classical一词的语义演变来看，其含义经历了从“典范性”向“描述性”的摇摆。在古罗马，古典希腊是值得模仿的最高典范，文艺复兴及以后，古典希腊（以及罗马）又多次被重新作为典范发现。只是到了二战前后，古典希腊和罗马才逐步失去其典范性。在今日的西方，作为古典学对象的“古典”一词更多地具有描述性，即特指古希腊罗马文明，但并不强调其高于其他文明的典范性。现代西方古典学在诞生以来的两百多年里可以说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从18世纪末到二战的第一阶段，以及从二战到当今的第二阶段。我们面对当代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形形色色的流派，需要意识到它们都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其基本的研究范式是由第一阶段，即19世纪德国的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确立的。因此，如果不弄清该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与根本精神而一味追逐所谓后现代的古典学研究时尚，势必令我们要在中国建设的古典学（而非“中国特色的古典学”）成为无根之浮萍。“古典理想”兴起于18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为古典学的诞生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有别于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偏重古罗马的古典主义，德国的新古典主义以古希腊为典范。对古希腊的理想化成为后起的德意志民族文化建构自身的重要手段，以便与当时以法兰西为代表的拉丁文化相抗衡。对于古典学的诞生而言，德国新古典主义思潮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温克尔曼（J.J.Winckelmann）。这位于1764年出版了其代表作《古代艺术史》的学者，一方面缔造了现代古典学的第一个分支，即古典考古学与艺术史，另一方面把该学科所追寻的目标即“古典理想”活生生地展现在同时期的德国公众面前，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包括赫尔德、莱辛、歌德和席勒在内的大批德国思想领袖。温克尔曼坚信，艺术最本质、最直观地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精神本质，而体现在古希腊艺术作品尤其是雕塑和建筑当中的精神本质可以用“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来概括。这就是古希腊人所创造的“古典理想”。它既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希腊的古典时期）的产物，因此需要通过对古希腊艺术的兴起与衰落进行历史性的重构才能充分理解，同时它又是一种“理想”，是现代人模仿的最高典范。因此，在温克尔曼为德国新古典主义所塑造的“古典理想”那里，“历史性”与“典范性”这两种互相制约的因素已经成为一条隐伏的线索。古典学的诞生正当高举“古典理想”旗帜的新古典主义迅速席卷整个德国思想界的时候，古典学应运而生了。1777年4月，一名年方十八的青年学生到哥廷根大学注册入学，要求学习“古典语文学”（studiosus philologiae）。校方反对说，“古典语文学”并非现有的四个系科之一，如果他将来想当一名教师，应该注册学习神学，但这名学生坚持己见，学校无奈之下只得破天荒头一遭以“古典语文学”的名义为其注册。这名青年学生就是后来被视为德国古典学之父的沃尔夫（F. A. Wolf），1777年也因此被认为对于古典学的诞生具有象征性的意味。不过，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把1795年，也就是沃尔夫发表其名著《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的那年，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学的诞生年份，因为这部著作以现代方式重新提出了“荷马问题”，对该问题的探究持续了两百多年直至今日，并且对整个古典学领域的研究影响深远。沃尔夫的另一大贡献是发明了Altertumswissenschaft这个词，在他所给出的定义里，Altertum（即古代）是作为整体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但其中希腊人的地位又高于罗马人，因为前者更完美地体现了真正的人性特征，是人类存在的理想范本，而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目标正是通过对整个古代世界的重构来寻回古希腊人的精神。在沃尔夫之后，19世纪的德国古典学渐渐分成两个阵营。一方面是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里奇尔（Friedrich Ritschl）、拉赫曼（Karl Lachmann）等人所代表的以语言文字为研究重心的“语言派”（Sprachphilologie），另一方面是伯克（August Bckh）、缪勒（K.O.Müller）、雅恩（Otto Jahn）等人所代表的以文化为研究重心的“文化派”（Sachphilologie）。到了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德国Altertumswissenschaft的集大成者维拉莫维茨（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试图重新联合这两个阵营，恢复古典学研究的整体性。维拉莫维茨及其弟子包括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弗兰克尔（Hermann Frankel）、弗里特兰德（Paul Friedlander）、耶格尔（Werner Jaeger）等成为德国Altertumswissenschaft最后一代耀眼的群星。尤其是耶格尔，在1921年接任了当时全德国地位最高的古典学教席，即维拉莫维茨在柏林大学的教席之后，大力倡导“第三次人文主义”（前两次分别为文艺复兴和德国新古典主义），试图让古典学的学术研究再一次服务于“古典理想”的教育功能。耶格尔的代表作，三卷本《教化》（Paideia）的主要目的也正是展现“古典理想”在古希腊文化中的历史进程。可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大批的古典学者流亡海外，耶格尔的“第三次人文主义”终于成为绝响，德国Altertumswissenschaft的辉煌世纪也宣告终结。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研究范式就在从柏林大学的教席退休的那一年，维拉莫维茨发表了总结19世纪德国Altertumswissenschaft的名著《古典学术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该书的开篇对古典学的性质和任务作出了如下的定义：“古典学术的对象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及其存在的每一个方面。该学科的任务是用学术的方法来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 这个定义概况了德国的Altertumswissenschaft作为古典学研究范式所具备的最重要的特征。首先，Altertumswissenschaft的基础与核心是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 philologie），它是通达“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的最根本途径。古典语文学的训练包括古典语言，涉及语法、词汇、方言、格律等方面，以及文献学，包括校勘、考证、作品真赝、创作年代、作者身份等等。只有经过了这样的基本训练，古典学者才有能力从事经典文本的阐释。其次，经典文本的阐释必须置于其所从属的历史与文化情境。这就要求古典学者对于文本产生于其中的历史、文化与思想背景有全面的掌握，也就是维拉莫维茨所谓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存在的每一个方面”。纵观整个19世纪的德国古典学，非常强调在学者身上培养一种“百科全书精神”。德国大学的古典学专业都有开设“古典学百科大全”课程的传统，包括沃尔夫、里奇尔、尼采、伯克在内的古典学者都在各自任教的大学开设此类课程，传授有关构成古代世界整体的方方面面的广博知识。这种精神最完美的体现是堪称19世纪德国Altertumswissenschaft的学术丰碑，即《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klop 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为该书撰写词条的作者囊括了几乎所有的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学者，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终于在近一百年之后出齐（1893—1978），目前仍以皇皇85卷的巨大身影傲立于古典学术之林。最后，要实现“用学术的方法来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古典学里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必须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人文精神的典范作用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历史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古典精神的本质必须历史地加以把握；而反过来，历史精神的运用需帮助我们“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而所谓“复活”，其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某种“古典理想”在古典学者身上的复活，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古典理想”的精神内涵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化。 刘小枫：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这次论坛的题目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我们都知道，我国学界很难说已经有“古典西学”。也许，正因为我们还没有“古典西学”，我们需要开这样的学术研讨会。 　　 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设“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呼声，有人说，这种呼吁与我国的“和平崛起”同步。其实，即便不考虑“和平崛起”的政治异象，开科设教从来就是文明国家文教制度的基要问题。我国大学文科一级学科建制早已屡遭诟病，如今的确到了必须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时候。 　　 “国学”这个名称出现于晚清时期，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最早叫“汉学”（同文馆中设“汉学馆”），然后是“中学”这一提法。显然，这个学科名称的出现，为的是应对我国政制面临的大变局，使得我国文教制度不至于因西学入华而支离破碎。国学或“中学”与“西学”对举，无不表明，当时对中西方文教关系的认识基于中西之争。我们都知道，所谓“国学”或“中学”指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和，但与此相对的“西学”概念，却并非西方传统学术的总和——我们所谓的“西学”实际指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并不包括西方的古典学术。这里就隐含着一个重大问题：西方学术就总体而言包含着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就国学指中国学术不绝若线的传统而言，“国学”与“西学”对举，恰恰表明我们欠缺对西方学术中所包含的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一意识背景下展开对传统中国学术的讨伐。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章太炎曾撰《国故论衡》和《国学略说》，国学被等同于“国故”，意味着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成了“国故”，与此相对应的“西学”仅仅是西方“现代”的学术，而现代同时意味着“进步”。在这一学术政治格局中，“国学”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不断申辩。 　　 另一个例子是：如所周知，我们的大学要么是西方传教士兴办的，要么是国人学着西方人兴办的，大学的主体无不是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就此而言，中国的大学就是西方现代大学的移植，我国古代（晚清以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大学”。我们的大学发展到今天，科学院士或工程院士几乎成了大学校长的当然资格——洋务派的理念到今天才最终实现。那么，中国文明及其学术传统的传承在哪里？文明传统以语文及其经典作品为基础，我国的中学生一律要学语文（中文）课，但中学语文讲授的我国古代经典作品仍然非常有限，现代语文占据了相当份额——升大学后，学生分赴各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不再会有机会、也不再有义务习读古代经典作品。 　　 如果文教是大学中的核心要件，那么，在如今的大学中，文教所占的份额实际相当小，就此而言，文教显而易见已经不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文教以语文为基础，语文不是当下正在说的“言语”，而是历史上已经成文的经典。在我国的大学中，中国语文学系（中文系）的规模远不如西方语文学系（英语系）——如果还加上俄、法、德、日、西、意语系，任何一个大学的外语学院的规模都远远超过中文学院，但这些国家的语文至多不过五、六百年上下的历史，而且这些语文学系偏重的并非语文，而是语言，从而是实用性学科，不然就不会出现哪个国家强势或有生意要做，就开设哪个语种。 　　 十分明显，现代大学的建设首先考虑的是实用、实利需要，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我们的大学开科设教的视界最终受到的是现代国族竞争眼前利益的牵制——鉴于晚清以来我国屡遭外国列强欺诈掠夺，办大学必须从国家的经济、军事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因此，开设种种实用技术学科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传统的文教是否也要变成实用、实利的学科，也要接受技术科学原则的指导——事实上，晚近二十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技术科学指导人文学科的原则和制度。 　　 因此如今我们必须问：国学在哪里？西方的古典学术在哪里？ 　　 如今“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由于文史哲这种划分本来就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产物，“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无异于被现代西方学术观念切割得七零八落（中文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学”涉及古典文教，哲学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哲学”专门涉及中国古典文明）。加之，如今的文、史、哲三系无不以现/当代“西学”为体，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无不以西方现代的各种时髦理论为导向和基础——“国学”在历史系所占份额最大，但历史学接受西方现代理论的洗礼恰恰最彻底（晚近十年几乎全盘人类学化就是证明）——即便想要保有中国伦理传统的当代儒学，也几乎无不依傍西方的种种现代论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之一，乃是我们对西方的古典学非常陌生，没有建立起古典的视野，从而不清楚西方现代科学的底线。 　　 晚清以降，中国文教制度面临的基本处境即是西学入华后道术分崩离析的局面，新中国如何与传统中国保持血脉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学人没法避开的问题——洋务运动时期，卫道士们拒绝实用技术科学，其结果是国家被列强切割；如今，以实用技术科学统领文教，其结果是自我了断自家文明传统。由于我们高等教育的学科建制中迄今没有专门研究（传承）我国传统文明的一级学科，晚清学人第一次真正面对西方文明时的关切和抱负迄今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不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制度问题的关键，“中学为体”最终只是一句空话，变成实际上的“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现代西学本身问题多多，我们与国际接轨必然是接种病菌，这恰是我们当今文教制度改革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实用技术人才，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无可非议，但如果以教育品质的败坏为代价，那么，这一代价就高得无以复加了。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荣誉，国家的品质如何同样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晚近十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大学文科的实用取向有增无减。 　　 为了葆有教育的教养品质，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必须得到平衡——倘若如此，似乎唯有采取两种方式：要么把实用技术学科从大学中切割出来，根据市场需要多办职业技术学院，不按市场需要而是按计划少办精办大学；要么在大学中建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让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能接受两年素质教育。施行前一种方式的机会早已经一去不复，施行后一种方式的机会则正在眼前。然而，保养大学的教养品质必须依靠文科，否则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难以推行（大量师资就无源无本）；但如今的文科即便脱去实用取向，也依然是现代品质的，因为，如今大学文科的基础并非古典文明，而是现代化的漩涡。 　　 倘若要平衡现代化大学不可避免的实用技术取向必须凭靠设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大学文科：既然现有文科各一级学科无不是现代取向的，则唯一在大学中为古典学术划出独立地盘才可望达成古今平衡——我们无需全盘否弃实用技术学科，而是以教养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教育品质不致败坏，同样，我们也无需全盘否弃文科的现代取向，而是以古典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文科品质不致败坏。十九世纪末期的尼采已经看到，如果要遏制现代大学教育的败坏，必须好好经营古典学。古典学在现代文教制度中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必须起“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所谓“不合时宜的作用”指以“抵制现时代”的方式“作用于现时代”，从而有益于未来的时代。（参见《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前言）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教面临重新命名的问题，如今，中国传统文教面临再次重新命名的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古典学，以取代“五四”以来流行的“国学”。“国学”这个名称其实很难对外沟通：日本、韩国高校都有庞大、扎实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学人，日本称“支那学”，韩国称“中国学”，西方则称“汉学”——如果以“古典学”来命名中国的传统学术，不仅可避免名称上沟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得以从中西之争回到古今之争。在我国少数高等院校建设一级学科的古典学，不说是当务之急，至少也是被耽误了近百年的拖欠“工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实际指的是现代西方文化——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冒出来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但这些现代国家的经典作家无不受古希腊—罗马文明经典的滋养，迄今为止，这些国家的招牌大学中的古典学系实际起着共同的文明纽带作用。不仅如此，当今的强势西方民族国家有意无意高标自己才是西方文明大传统的担纲者，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势与该国大学中古典学的强势往往同步（请看美国的例子），西方的古典学教育从人文中学开始——西方名牌高中以开设古典学课程为指标（必须有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程），我国名牌高中以升学率而非以偏重中国古典学课程为指标，相比之下，谈何文明抱负。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再次学习西方、模仿西方大学中的古典学系来建立我们的古典学？决非如此！ 　　 尼采主张绷紧古今之间张力，通过展开古典学术使得现代文教制度中的现代因素得到平衡，因为，“与人类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势力已惊人衰落，道德感又变得如此精细和高高在上，以至于它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随风消逝。因此，我们这些后来者，要想获得关于道德起源的真知灼见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得到，也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因为它们听来粗鄙。”（《朝霞》，第9条）可是，西方学界百年来尖起耳朵听的是尼采关于“超人”的说辞，而非关于古典学的教诲。事实上，在西方高等教育界，作为西方古典学术的古希腊—罗马文教传统大多龟缩在古典学系，不仅变成“故纸”研究，而且在经过现代学术的人类学和语言学“洗礼”后，按尼采的说法已经变得“忘祖忘宗”——“我们的古典教师是如此狂妄无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古代，并把这种狂妄无知传给他们的学生，同时还传给他们一种轻蔑，让他们觉得，这样一种了解对人类的幸福毫无帮助，只对那些可怜的、痴呆的、不可救药的老书虫很有用。”（《朝霞》，第195条）的确，如今最有活力的西方古典学在美国，然而，美国的古典学活力恰恰不在古典学系，而在打破文史哲学科划分、以传授古典文明为学业的本科制人文学院和通识教育制度，这意味着，古典学必须走出现代学术为其划定的狭窄地域，成为现代大学文科的基础性学科，从而使得古典学术获得现实活力——办古典学本科主要不是为古典学硕士、博士提供人才，而是为现代取向的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人才。 　　 因此，建立中国的“古典学”（Clasical Studies），绝不可与西方主流大学的古典学专业接轨，而是要立足中国古典文明自立以传授古典文明为学业、消弭文史哲分割的本科建制。就我们的教育体制而言，就是要建立作为一级学科的古典学——从名称上讲，当然最好名为“古典文明系”（简称古典系），因为，如尼采所说，古典学的使命就是保养古典文明。在这一学科建制中，中国古典文明（所谓“国学”）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同为二级学科，尽管各校可以有所侧重。 　　 发展有中国自己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最终是要以此开科设教完成晚清以来中国学界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教育大业——营构坚实的高等教育基础，使得我国的担纲性人才培养不致荒废：立足本土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如今，中国的“崛起”使得我们面临的仅仅是又一次机遇：国体增强不等于文明恢复元气，过去三十年的成功不担保未来三十年一定成功。每个时代都不会缺少才俊，但从来不会遍地是才俊，如何使得为数不多的“江山才俊”不致于都成了高级白领，而是成为“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文明担纲者，乃是建设中国的古典学的根本意义所在。 甘阳：中国人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我们这次论坛的题目叫“古典西学在中国”，虽然题目是“古典西学在中国”，背后的真正潜台词是希望古典中学的复兴，或者更明确点讲，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做古典西学的人主要是为在中国做古典中学的人服务的，也就是为中国古典学问提供一些来自西方的参考与借鉴。所以，中国的“古典西学”并不是西方的“古典西学”的一部分，而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部分。如果这个位置不搞清楚的话，中国的“古典西学”会不知道方向所在。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点我想讲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提出一个古典西学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从晚清以来的基本思想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想一想，我们中国人老说中国是这样这样这样，你背后都有一个西方是那样那样那样，你头脑里有一个西方，然后你用西方来对照这个中国，无论是怎么一个对比。这是中国人的思想在近百年来的非常大的一个特点。西方人不会说他头脑里先有一个中国，然后再说西方怎么怎么样。如果我们每天都抱怨也好，评论也好，说中国是这样这样，你背后都有一个西方。所以近百年来，中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对西方的认识所规定，也就是对西方的每一次认识的改变，会带来我们对中国认识的一个改变。甚至我们可以说，近百年来，任何一次对中国问题以及中国本身的认识的重大改变，背后一定首先有一个对西学观念的突破。这是西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场景下所具有的比较特殊的含义。 　　 我们回想一下，近百年来的中西比较，不管是比较学术的，或者是比较日常的，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不对称的比较，也就是说他的比较基本上是以一个近现代的西方来比较一个传统的中国。这是因为晚清以来中国在衰弱，到晚清末年，中国文明已完全、完整地瓦解，所以中国人有一种焦虑的心情，他事先蕴含着一个问题，就是要到西方去，也就是认为西方是比中国好，中国是向西方学习的。但在这样一个焦虑的比较背景下，很多问题实际上都被忽略了，比方说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比较过传统的西方和传统的中国。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比较，不对称的比较。不对称的比较往往使我们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变成一个相当片面的看法，我们先天地判定了中国文明的落后性，愚昧性，这样一来就导致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心越来越不足。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获得了其他的一些基本问题，比方说，近现代西方本身和西方古典的关系是什么？它是断裂的关系？是延续的关系？今天西方所谓现代化和工业化道路是从西方文明源头上就已经规定是如此，还是它是和西方传统本身的断裂所造成？这些问题在我们中国都没有得到重视和研究。 　　 我现在的看法是，随着中国文明在今天这个发展状态的推进，上述所有问题都需要有一个重新的想法。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的这个论坛谈的是“古典西学在中国”，但它的目的是促进中国古典研究的复兴和发达，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做西学的人应该摆脱一种形态，即好像我们又要去制造一个西学的高峰，又要去找一个新的大师。我认为这样一个时代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中国人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应该从全球化下的中国文明去重新看待，这也会重新看到中国文明以往到底是如何。换言之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包括她从古以来的很多问题，也就是说近百年来我们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是带有偏见的，有片面性的，而这个片面性偏见是由一定的实在所造成的。今天重新回到古典西学，重新回到古典中学，我想它本身是中国文明复兴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想说虽然今天我们谈的是“古典西学在中国”，但背后的整个大的问题首先是看中国文明在当今世界上，在全球化的世界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我最近几年经常讲的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文明的外在崛起和中国人的内在心态很不相符。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即对中国文明目前达到的一个状况和对世界文明今后可能的影响并不清楚。 　　 最近，我们香港大学请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西方学者来做演讲，我说小有名气，因为西方人文科学现在没有大家，都是比较普通的学者，这个人叫 Jems Airsh，他是研究中国转型的，他在港大的演讲题目叫做：“西方衰落，东方兴起？”他的副标题是“五百年来的挑战”。我们中国人会记得晚清有一句所有士大夫都会说的话，叫做“三千年未有之变迁”，也就是说西方文明从外在上打败中国，而从内在上从思想文化上则完全是中国士大夫对自己文明失去信心，是中国三千年以来，有文明以来最大的变迁。在香港，一个普遍的感觉是西方文明挣扎于五百年没有之变迁。五百年没有之变迁是说近五百年来西方文明一直对整个世界进行实际的殖民地的统治，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人的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影响。最近以来，西方研究中国有比较明确的变化，即以往西方研究中国基本上都是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我曾经一再说，在西方，相当长的时间内研究中国的人不会是西方第一流的头脑，因为他这个地位在整个学科里面是从属性的，他的问题意识是西方对宏观性总体的看法下然后影响到做局部的区域研究的部门。最近以来，在西方研究中国的人之中，比较特别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而是西方本身的研究宏观问题、总体问题的越来越多。这个当然表明中国在整个世界的逐渐崛起。我在这里顺便介绍一本今年出版的书，一个英国人写的书，题目叫做What does China Think？（中国人在想什么、中国人怎么想）。这个人叫做Mark Liona，一个非常年轻的英国新生代的国际战略分析家，原先是英国前首相Bulair所建立的智库——欧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个人的第一本书比较有名，题目叫做：为什么欧洲能领导二十一世纪？主要内容是比较美国和欧洲，他认为在冷战结束以后，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有两个主要模式，一个是美国的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他论证说欧洲的模式要比美国的模式对于今后的发展更具有吸引力，而美国的模式会逐渐地衰落。他的论据相当多，比方说欧洲是主张多边主义，美国是主张单边主义；欧洲比较主张用外交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全球化的一些争议和分端，而美国越来越倾向或者始终比较强烈地倾向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些争端。所以他这本书在2005年出版，在欧洲影响非常大，对美国有一定影响。他在2005年写完这本书以后突然发现，这本书的全部论据、出发点都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本书的论据很显然就是他仍然认为西方的模式将主导、塑造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和世界的发展。他的基本出发点，他的基本的对世界的整个图景仍然是西方的。这本书出版完了以后他突然发现基本前提受到挑战，因为他突然发觉一个非常庞大的中国在崛起。这是他2005年的这本书结束以后开始跑中国的原因。开始跑中国的时候，一开始他也像很多西方人一样认为中国很简单，就去个两三趟，两个短期旅行基本上就可以搞清楚。结果他后来发现越来越复杂，他大概2005年来找我的时候我跟他开了个玩笑，他说他要研究中国，我说你中文又不懂怎么研究中国，他说，很幸运你们都懂英文。当时是因为他非常年轻，他现在只有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但是他是西方新生代的国际战略家，他从西方和欧洲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世界。所以，他这本书2008年在伦敦和纽约两地出版以后，受到西方国际战略界、金融界的人特别的重视，包括索罗斯等都是他的主要推荐人，就是认为他这本书是所有要了解二十一世纪的人的必读书。但他基本上陷入了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态。他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比我们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还要多一点，他访谈了200多个人，从政界到商界。他认为我们中国人已经形成了一套我们自己的中国的全球化图景。他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我们中国人可以翻译成“有墙的世界”。这些人都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只是这些人都是原先是代表西方对全球问题看法的一些人物，都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形成了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一个实践。Mark Liona这本书很有意思，它开头就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可能发生很多事情，但是等你死了以后绝大多数事情都不重要，他说，我相信我死了以后“9•11”这种事情今天看起来很大而以后不会很重大，只有一件事情是重大的，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可以与世界历史含义中的罗马的兴衰、图尔曼帝国的兴衰这样的世界大事相比拟。这是他对整个世界的一个看法。基本上他对中国当然还是批评，他们认为这个并不符合西方的模式。但他这本书本身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中国在想什么？他认为以往的西方并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西方人不需要想非西方人在想什么，因为西方一般而言对非西方国家有两个看法，你只有两条路，或者你照我们想的去做，或者你灭亡，包括苏联的灭亡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Mark Liona之所以把他这本书名命名为：中国在想什么，就是说现在你必须想中国在想什么，因为第一，中国不会照你西方的去想；第二，中国不会灭亡。我觉得这个心理状态在弥漫，你们可以看很多西方的所谓战略家，包括小布什背后的战略家，都在提这样的问题。因为从前他不需要讲这个问题，从前他讲的很简单，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不需要想非西方文明非西方现在想什么，It doesn’t matter，这并不重要，你如果不照我们的想，你一定会完蛋。但是，现在碰到中国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我觉得一个中国人不管研究中国还是研究西方，不管做哪一个具体研究，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当宏观的图景在我们自己心中，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是什么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它是一个具有世界文明史意义的问题。当然，谁也不敢说，中国今后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在心理上并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表现出来对我们文明的信心度，可能远比别人估计的要低得多。这个大概就是今后三十年五十年我们特别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刚才讲，对中国的具体研究，在西方，是以西方的总体意识对世界整体的看法为转移的，他并不是中国研究。我们现在可以想一下，随着中国文明的崛起，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包括对历史的研究，包括古希腊和对中国先秦的研究，现在已经有苗头了。我相信古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的比较研究，在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会成为西方的一个热潮。以往的很多研究在今天已经不重要。若今天谁再来问为什么中国落后，这些问题恐怕不会再有很大的兴趣，因为它已经过去了。所以，所有的问题会随着这个整体氛围的变化而变化，而我对中国学者自己的问题意识的跟进，并不感到满意，也就是说我们对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变化而可能导致的大学术的产生，我们敏感度不足。我们经常还听到一些非常传统的、古老的甚至在一个比较有训练的人看来是非常幼稚的问题，在不断地重复，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打个比方讲，五四运动的时候，你急着打倒孔家店，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可能表面是思想解放，你今天还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我相信只能表明你思想僵化，你没有重新去想新的问题。因为那些之所以要批判的理由、原因和要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不是百年以前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也不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中国，我们要想的是下面的10年20年30年50年。 　　 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古典西学在中国”，中国人可能会认为，古典西学的研究当然应该以西方为准。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西方人研究中国并不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一定比他们强啊，他们凭借他们独特的问题意识，他们在中国研究方面往往做出比我们更好的研究。我相信，如果中国文明真正崛起，它下面带来的问题，今后的中国人在做西方的古典研究，包括古希腊罗马的那个时候，有理由做得比西方更好，因为他会带着中国人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的信心，我们会发觉你对中国文明复兴的所有期望实际上都是空的，你的起点实际上是很低的。而这样，我们可能就要检讨为什么现在到处都在谈中国文明复兴，它的想象点仍然很低，比如说很少有人敢想我们中国人研究古希腊会比西方人研究古希腊强。虽然现在可能是达不到，以后，你敢不敢想这样的问题？你敢不敢想以后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大家都在谈一流大学，我曾经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什么叫一流大学？如果明天北京大学所有的教授副教授都是美国拿的博士，是不是表明一流大学？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流大学。这个叫三流大学！如果北京大学以后所有的教授、副教授、讲师都必须是美国的博士，而且年复一年，这叫什么？这当然就叫三流大学。为什么？什么叫大学？大学最重要的产品是人！是最高素质的人！如果你这个大学不能够生产出最好的博士生，而是你所有的教授都要从外面进口，那表明你就是个三流大学。从我们现在很多想问题的一些基本想法，都可以看出它对中国文明自我期许的起点是非常低的。但这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如此低？我们现在经常讲文化创造，但所有的人都会感到我们的底气不足。底气不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近百年来我们在不断地诋毁、摧毁中国自己的文明传统，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传统没有一个基本的敬意。我们做的西学研究，或者说中西比较，往往做一些非常简单性的比较，它的目的已经是事先确定的，就是它要证明西方文明比中国强，而这样的比较，往往是由一些对西方学术了解非常浅的人做的，因为对西方文明了解越深的人越不会这样去做。这是我基本的一个经验概括。 　　 “古典西学在中国”这样一个题目，其背后的文化冲动，背后的问题我想仍然是一个中国崛起的问题。中国崛起现在已是一个在经济层面上、在外在层面上、在国际政治层面上的基本事实，但中国的崛起在文化上至多现在才刚刚开始。尤其是我觉得在所有的学术研究当中，有一个重新调整的问题，重新调整自我立场，重新去看，不要把我们以往形成的东西认为已经懂了，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都还不懂。我们以往所接受下来的无论是对中国的看法还是对西方的看法，只能说是大有问题，包括对西方古典的看法。所以，做古典西学的人必须明白，你不要觉得我在做古典西学，我是搞希腊的，这都不是你炫耀的地方，否则就表明你无见识，表明你是不成气候的人。有气候的人应自觉地把古典西学的研究服务于一个比较强的问题，也就是说去重新看待中国，去重新看待西方。有很多问题，从前没有问的，必须现在问，比方说西方的古典和西方的现代是什么关系？中国的古典和中国的现代又是什么关系？ 　　 西方的古典在现代以后，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不断被激活的状态。几乎西方的每一次思想转变，都会看到这些思想家的主要的方向是在重新介绍他们的古典，西方所有比较有原创力的思想家的一个运行方式是不断地返回原处，他们始终认为这是他们在去获取新的思想和学术灵感，去重新看待他们自己的文明。看罗尔斯搞的哲学史，他首先把西方的古代和西方的现代做一个截然的区分，认为古代和我们没有关系，他直接从西方的现代讲。这是他的一个取向，他对西方的古代和现代做出一个截然的了断，也就是西方的古代和我们基本上没有关系，也就是西方的古代和现代是一个断裂的关系，这是他背后隐含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去看后果，整个美国八十年代政治学界的基本讨论是所谓群体和社会主义的变更，那么，整个返回到哪里呢？就是又返回到古希腊，整个一个回顾点是回到亚里士多德的问题。而在经过这场辩论以后的主流自由派的，就是西方自由派的政治的基本问题变成一个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也就是说用亚里士多德去补康德，这样的一个基本路线是用亚里士多德来批判康德到现在。每个人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可能都不同，但始终在用他们的源头来研究这些方面。整体来说，西方在古典和现代讨论的背后有一个基本问题，觉得现代是问题。这和我们中国人对现代的看法很不相同，西方的现代性始终伴随着对现代的批判，始终在检讨现代的东西，而在这个检讨当中，古典的传统往往成为批判性的支点。我们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现代社会，但是我们对现代社会本身的认识是什么，实际上缺少比较强有力的研究。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基本上把现代社会简化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问题，而忽视了现代社会极端复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对现代看法与西方不太相同，当然也可以理解原因，就是在相当长时间里，现代是一种我们所向往所追求的东西。这样一种对现代和现代社会的看法是错误的，而且会导致我们对从现代出来的很多问题束手无策。包括我们九十年代以来的辩论，很多都不能阐述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了解现代社会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就表明，现代社会在不断地产生它自己的问题。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一个真正的差别就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问题越来越多，而不是问题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在几十年改革当中形成了一种预设，就是我们老觉得，我们现在有问题是因为我们以往的传统知识还没有消除，这样会导致我们对现代社会认识的很多偏差。比方说，九十年代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人们不愿意承认市场经济本身是产生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往往倾向于把我们现在不平等的问题归因为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是因为以往的种种制度问题。这样一种看法，我认为是不适合于现代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考虑古典和现代的时候，基本有两个可能性的选择，一个当然是比较主流的即基本上否定中国的古典，否定中国人的传统。另外还有一个是简单地把中国的古典尽可能解释得符合现代。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些先天的弱点，它可能忽视了中国文明本身的特性，因为他先天性地认定了现代社会是好的，它导致了我们的现代社会没有一种像在西方那样具有相当深度的批判力的事情。 　　 真正地去读古典的话，应该要求我们对现代本身有一个批判性的看法。现代本身是有很多很多问题的。所以我就回到今天我们的题目，虽然是“古典西学在中国”，但是背后隐含的问题仍然是中国文明在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文明当中，我们如何整体性去看待中国文明的基本取向和它的基本发展，这是我今天想讲的引言。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9. 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历史 2011/01/20 | 阅读: 2615
     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正如中国边疆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本世纪到来之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至少已有2000年以上的发展史，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遗产。进入20世纪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逐渐实现由近代发展阶段向现代发展阶段的过渡后，又出现了始于20年代末的边疆史地研究新的发展高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指导思想的转变、研究重点的转移、研究成果的分布和某些研究禁区的形成等方面均出现了新的局面；80年代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百花齐放已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本文将依据近百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脉络，分别予以概述。至于1949年以后，台湾省史学界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资料收集与整理，在并不理想的客观环境制约的条件下，沿着前辈学者开创的边政研究的格局，有所前进，有所发展，他们的众多成果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总成果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当另文阐述。一在内忧外患的压力和寻求强国富民的动力交相推动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20世纪前半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向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演进的阶段，以下四个方面是应予重视的。（一）在爱国救亡运动中发展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20世纪前半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则在包括边疆研究工作者在内的全民爱国救亡运动中得到了发展。从中国边疆整体角度观察研究问题是本时期中国边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突出体现。华企云著《中国边疆》（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出版），是较全面地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第一本专著，该书上篇综述边疆之沿革与现况，边疆之勘界与失地，边疆邻接各地之地理概况与最近民族运动之鸟瞰，边疆邻接各地之对华历史与受治帝国主义之经过和边疆铁路之沿革与现状；下篇则分别论述国际角逐下之东三省、外蒙之独立、新疆之三大问题，英人侵略下之西藏和云南之界务问题。该书的撰写与出版在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从国家兴亡考虑到边事盛衰，从研讨边疆全局大势到考察边疆局部问题，从分析国内边疆问题联系到中国周边及世界格局，在论述以上诸多问题时，又兼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等诸多领域，并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历史问题，这样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即被明确地推上其自身应有的独立地位。这一时期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著作还有：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引擎出版社，1937年）、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西尊《边疆问题与国防》（曲江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1942年）、蒋君章等《中国边疆地理》（重庆文信书局，1944年）等。而同一时期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论文数量则更多。对于各个主要边疆地区的研究著作，东北地区有刘瑞麟、孙凤翔和赵崇荫辑《东三省交涉辑要》（常州刘氏，1910年）、吴廷燮《东三省沿革表》（天津徐氏退耕堂，1911年）、徐世昌《东三省政略》（1911年）、傅斯年等《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1933年）、卞宗孟《东北史研究纲要》（东北大学，1938年）、金毓黻《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等；北部地区有：姚明辉《蒙古志》（中国图书公司，1907年）、卓宏谋《蒙古鉴》（1919年）、陈崇祖编《外蒙古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华企云《蒙古问题》（上海黎明书局，1930年）、谢彬《蒙古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西北地区有：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议考证》（上海藻文书局，1902年）、阚凤楼《新疆大记》（1907年）、华企云《新疆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2年）、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蒋君毅《新疆经营论》（重庆正中书局，1939年）等；西藏地区有：许光世、蔡晋成编《西藏新志》（上海自治编辑社，1911年）、白眉初《西藏始末纪要》（北平建设图书馆，1930年）、谢彬《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华企云《西藏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雅安建康日报社，1942年）等；滇桂地区有：华企云《云南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云南边地问题研究》（1933年）、陈碧笙《滇边经营论》（1938年）、孟森《广西边事旁记》（商务印书馆，1905年）、吴■《广西边务沿革史》（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38年）等；台湾地区有：王子毅《台湾》（重庆自由出版社，1944年）、李震明《台湾史》（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等。上述众多著作出版的时代几乎遍布20世纪前半叶的50年间，但以30年代最为集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的研究高潮。19世纪后期的边疆研究以对西北地区的研究最为突出，50年代后边疆研究的各地区分布格局虽较前一段有所均衡，但北重南轻的格局尚未突破，特别是对海疆的研究就更薄弱了。进入20世纪以后，大量研究论文的涌现是中国边疆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标志。现代学术期刊的问世是中国学术研究步入现代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文稿作为刊物主要或重要内容的学术期刊即诞生于20世纪初，发展壮大于20世纪前半叶。创刊于1910年由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和创刊于1934年由禹贡学会主办的《禹贡》半月刊在其间占了突出的地位。30至40年代又相继出刊了一批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专业刊物，这批刊物包括：《新亚细亚》（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社，1930年创刊）、《边政》（川康边防总指挥部编，1931年创刊）、《边事研究》（南京边事研究会编译组编，1934年创刊）、《边疆》（南京边疆半月刊编辑部，1936年创刊）、《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月刊社北平总社，1937年创刊）、《边疆研究季刊》（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1940年创刊）、《边政公论》（边政公论社，1941年创刊）、《边疆研究论丛》（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年创刊）、《边疆周刊》（中国边疆学会成都分会，1942年创刊）、《边疆研究通讯》（成都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研究室，1942年创刊）、《边疆通讯》（蒙藏委员会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1942年创刊）、《边疆人文》（昆明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1943年创刊）、《边疆建设》（东北边疆问题研究社，1946年创刊）、《中国边疆》（北平中国边疆月刊社，1948年创刊）等。这批刊物的组织背景是较复杂的，其中既有官方政府组织，也有文化教育单位和社会团体。各刊存在时间与社会影响大小也各不相同，其中《边政公论》从1941年8月创刊至1948年12月出刊期间，其办刊有目标、有体系，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二）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群体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新的群体逐步形成，研究活动已不再仅仅是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十分明确。1909年9月28日（清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一个基础广泛、与中国边疆局势及边疆研究密切相关的现代学术团体诞生了，这就是中国地学会。中国地学会是成立于清代仅有的三个科学团体之一，除抗日战争时期学会被迫停止活动外，一直存在到1950年汇入新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学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学科基础，其成员包括了一大批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有地理学家张相文、白眉初、黄国璋、王成祖，历史学家陈垣、张星、聂崇岐，教育家张伯苓、蔡元培，地质学家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邝荣光，水利专家武同举等。兴地学研究，以救国图强是学会活动的宗旨；唤起公众关心国家的安危与发展，促进地学各领域的学术进步，并使之普及于大众，就成为学会活动的始终目标。此时如此众多的学者自愿地组织起来，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以前常见的师生、门派、亲友关系，是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学术领域使他们集合于一个开放性的现代学术社会团体之中。这种团体在中国的出现反映了现代社会意识和现代学术活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学会有组织的活动不但扩大了学者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声音，且因加强学术交流而促进了学科发展。禹贡学会是继中国地学会以后成立的又一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筹备处成立于1934年2月中旬，正式成立于1936年5月24日。禹贡学会与中国地学会一样，主要活动地点在北平，但与后者广纳各界人士参加不同，前者主要为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三校历史系师生组成。禹贡学会的发起与倡导者是顾颉刚和谭其骧，而顾颉刚则为学会最重要的组织者。禹贡学会先后吸纳了许多著名学者，他们包括钱穆、冯家癉、唐兰、王庸、徐炳旭、刘节、黄文弼、张星、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顾廷龙、朱士嘉、韩儒林、张政、翁独健、吴丰培、苏秉琦、商鸿逵、王光玮、冯世五、侯仁之等等。《禹贡学会会章》明确宣布：“本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为宗旨”，而学会的工作范围“为搜集文书材料”，并实地调查，从事编辑中国民族史、地理沿革史、各代疆域图、各省分县图、文化统计表、地名辞典等图书1。学会虽然制定了较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但由于社会形势的发展和众多学者的努力，学会活动领域有了越来越宽广的发展，正如顾颉刚在《禹贡月刊发刊词》中指出，“扩充范围乃于民俗史、边疆史、内地移民史、中外交通史、方志学等方面，蔚为‘历史的地理’之总集”2。禹贡学会存在并开展活动的时间是很短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禹贡学会工作被迫停顿下来，至1946年3月10日，学会复原第一次会议召开，学会工作又延续了很短时间。内战爆发后，学会工作再陷停顿。1952年2月，在顾颉刚主持下禹贡学会结束了业务活动。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功与成绩，主要得益于学会有效且有特色的组织工作，而这又首先体现于学会拥有一流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和一批学有专长的学术带头人及骨干；其次学会制定了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趋势，又具有较强可行性的工作计划。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功与成绩，又是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长足发展分不开的。学会拥有数百名以燕京、北京、辅仁三所著名大学师生为基础的基本学术队伍，进而拥有一批一流的学术骨干。随着现代高等教育事业在全国各地逐渐普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队伍也由北京等少数大城市逐步遍及到各地，这一动向不但成为发展的趋势，而且有着较为稳定的特征，随之而来的则是发展中的现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新格局。最突出的事例就是随着云南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方国瑜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云南大学等高校为主要基地，较为稳定地开展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要为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进而使原本较北部边疆研究明显滞后的西南边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有利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整体布局和进步。20世纪前半叶（特别是30、40年代），一批官方或半官方的中国边疆研究团体也先后成立并开展活动（如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下属的研究机构等），对于这些团体的评价就比较复杂了。成立官办团体的首要目的是要为现政权的统治服务的，而显然当时的政府并未选对一条能使中国繁荣昌盛的正确之路；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其下属研究机构的每一具体举措都是不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安全与发展的。因此，对于这些团体的作用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三）在拓宽中国边疆研究视野过程中发展的边疆考察活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边疆实地考察有了比较广泛的开展，在传统的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考察继续得到发展的同时，对西南边疆——主要是云南、西藏地区的考察亦有相当进展，但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则是新疆地区的考察和研究。新疆地大物博，多民族聚居一处，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20世纪前半叶，这里政局动荡，外来势力介入。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德国人格伦威尔德和勒柯克、日本人大谷光瑞等纷纷进入新疆活动。他们虽然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他们中有些人无视中国主权，滥挖遗址并偷盗文物，这就使他们在华活动的性质变为一种强盗侵略行为。国人对新疆的实地调查与考察，大致有官方组织、学术团体组织和个人活动三类3。清末对新疆进行个人游历性考察的成果有：1906年赴疆的方希孟《西征续录》（郑树荣抄本）、1907年赴疆的裴景福《河海昆仑录》4卷（河海昆仑客署本）、1910年赴疆的袁大化《抚新记程》（新疆官报印书局宣统三年刊本）和1910年赴疆的温世霖《昆仑旅行日记》（1941年铅印本）等。辛亥革命后不久，北洋政府亦派人赴疆考察，以求治新之策。1915年冬林竞赴疆考察，历时9个月，作考察报告《新疆纪略》（天山学会1918年4月铅印本），重点提出修通道路和移民实边的对策。1916年谢彬赴疆考察，历时14个月，在对天山南北进行广泛考察后，重点提出开发新疆、发展经济、便利交通的对策。20年代至30年代，对新疆的考察以中国和瑞典联合主办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最为著名。1927年4月26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签订协议，共同组团进行地质、地磁、气象、天文、考古、人类、民族、民俗等方面的考察。中方团长为徐旭生（炳昶），团员有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詹蕃勋等共10人。从1928年2月14日抵哈密至1929年1月27日徐旭生等离开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次综合性科学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近世以来，中国人在维护主权的条件下与外国学者平等地开展较大规模的边疆考察工作，也从一侧面反映了中国知识界的团结与日趋成熟。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学者对新疆的考察成果最丰的是考古学家黄文弼对新疆的三次考察（即1928—1930年、1933年和1943年）。黄文弼考察工作的重要成果有《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当首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业绩。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前身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文献部成立于1925年。在其后的24年里，档案文献的编辑出版始终得到特别的重视。与中国边疆问题有关的档案文献集有：《筹办夷务始末》、《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朝鲜国王来书》、《清代外交史料（嘉庆、道光朝）》、《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初中日交涉史料》、《广西沿边各营驻防中越交界对汛法屯距界远近图》、《故宫俄文史料》等。文献馆还出版了《掌故丛编》、《史料旬刊》。上述档案文献的刊布，对于近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尤其是与界务交涉有关的近代中外关系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但是，如果从档案文献编纂学角度来审视，当时史料编纂工作尚存在较大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选题、选材的随意性，较多注意史料的新鲜趣味性，所以题材比较芜杂，材料也未经全面搜集，基本上是采取编者随手捡来，难求完整系统。在编辑加工方面，文献一般不加标题，也无标点分段，有的甚至没有目录，也没有编例或编者说明。 在跨越了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近半个世纪里，由于连年内乱、社会动荡，总的来看，边疆地区的方志编纂显得冷落，所成诸志，精心之作不多，但“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边疆方志中仍保存了一些社会历史实录。晚清的方志编纂中，乡土志的撰写工作尚有建树。191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又催促各县编修乡土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统计，现存全国乡土志493种，其中陆疆省区编存乡土志列表如下：            完成于清朝末年 完成于民国年间       黑龙江   3              2       吉林     18             14       辽宁     29             2       蒙古     无             无       新疆     39             无       西藏     无             无       云南     12             1       广西     2              2  将有关图书编辑在一起做成丛书既方便读者查阅，又扩大了原书的影响，这对选题比较分散的中国边疆史地古籍而言就更有意义了。从20世纪初起，不断有新的丛书问世：金匮浦氏编《皇朝藩属舆地丛书》6集28种（上海书局，1903年）、胡思敬编《问影楼舆地丛书》10册15种（1908年）、丁谦撰《蓬莱轩地理学丛书》28册（1915年）、中国地学会编《地学丛书》（1921年）、李季等主编《中国内乱外祸史丛书》（1936年）、吴丰培、顾廷龙编校《边疆丛书甲集》6种（1936—1937年）、吴丰培编《边疆丛书续编》6种（1946年）等。除了综合性边疆研究丛书，还有地区性边疆研究丛书问世，较著名的有：金毓黻编《辽海丛书》87种（1933—1936年）、赵藩和陈荣昌编《云南丛书》152种（1914年）。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实际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文革前17年和文革动乱10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仅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理论的准绳，同时也成为指导中国人民日常思维和生活的准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不仅仅是当时知识分子（包括已是学问家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时尚，而且是真心实意地在科研工作中实践着。从史学研究领域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它不仅超过了具有优良传统和丰硕成果的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也大大超过了1919年至1949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中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具体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是前人无法企及的，尽管走过的路不是平坦的。但我们必须坦率地指出，所有这一切变化，从总体上看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开展，并未带来太多实际的推动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总体性、完整性和重要性尚未为研究者所认识，即使是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遭到冷落。可是事物的发展是复杂的，在50年代以降特定社会条件下，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密切相关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却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一）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的兴旺帝国主义侵华史在这一时期史学研究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这与当时时代背景有关。此时研究内容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澄清史实，恢复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掠权割地的历史本来面目；二是揭露帝国主义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此时研究的重点国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尤其是美国侵华历史的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和卿汝辑《美国侵华史》（三联书店，第一卷1952年，第二卷1956年）是此时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代表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揭露英国侵华的著作，有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该书集中阐论了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英国对西藏地区侵略的全过程。其他如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65年）和牟安世《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凌大《法帝侵华史》（新潮出版社，1951年），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等，则是对英、法、日等国发动侵华战争的个案研究。对列强侵华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是丁名楠、余绳武、张振、沈自敏、贾维诚、康右铭、李明仁等学者合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1961年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起迄时间是1840—1895年，是书第二卷在中断20余年后于1985年出版，写到1919年。全书虽未告成，但仅就一二卷而言，已是迄今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最引人注目的成果。50年代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中，对于沙皇俄国侵华活动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大片中国领土的历史更是噤若寒蝉。随着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沙俄侵华史研究才日益为政治家所倡导。1969年中苏两国重开边界谈判，某些苏联学者为了替苏联政府的扩张主义立场制造根据，大量歪曲中俄边界形成史，公然为沙俄侵占中国领土辩护的论著不断出版。这就使得主要从事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不能不发表自己的研究论著，以澄清历史真相。此时除发表了大量有关中俄关系的论文外，还出版了几本沙俄侵华简史。这些论著与文章，依据历史事实，驳斥苏联学者的错误观点，既为揭露霸权主义作出了贡献，也打破了建国以来中俄关系史研究的禁区，同时也表明，即使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直学者的良知仍显示出其灼人的光辉！与近代界务交涉有关的资料编辑出版，当时由于受到种种规定的限制，仅有中国史学会主持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鸦片战争》（1—6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中法战争》（1—7册，神州国光社，1955年）、《中日战争》（1—7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中有所涉及。（二）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崛起在民族史研究开创阶段，民族调查的开展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建国初期为摸清我国各民族情况，国家组织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进行少数民族识别工作。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社会形态、文化习俗的综合调查，初步弄清了各地群众的族属问题。1956年，在综合调查基础上，确定了我国51个少数民族（后增加到55个）。1956年，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蓬勃开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急剧变化。根据党中央指示，在人大民委领导下，调动全国有关力量，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抢救民族地区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和农奴制度下的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资料，包括文献、口碑和影片资料，并提出了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的任务。经过几年努力，调查组调查搜集了几千万字的资料，还搜集了历史文献、档案资料近两千万字，摄制了十几部保留三种社会形态的民族科学纪录影片。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工作至1962年，在作为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的初稿基础上，都写出了修改稿或征求意见稿，并于1964年内部铅印成书。在国家的倡导、支持和民族调查蓬勃开展的推动下，民族史研究工作也有较大进展。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民族史专著，如马长寿的《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余元《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陶克涛《内蒙古发展概述》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7年）、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白寿彝《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民族出版社，1957年）。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等。再版了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华书局，1957年）等。在当时的研究群体及众多研究成果中，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尤其引人注目。早在1951年，为了贯彻国家的民族平等和团结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集中了一大批各民族专家、学者。至1958年6月，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正在开展的全国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实践证明，上述两个部门（实际上是具有雄厚实力的研究群体）在民族研究的开创阶段所起的主导、推动作用和聚集人才、培养人才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其实两个机构有着密切的延承关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之初的基本研究力量即是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移植的。民族研究所建所之初拥有30年代即享誉史坛的一批著名学者如冯家癉、陈述、王静如等，原来即是研究部的成员。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冯家癉等编著《维吾尔族史料汇编》上、下册（1955年铅印，1958年民族出版社出了上册）等，在当时都是学术上乘之作。有关这一领域的资料编辑与出版，较重要的有：翦伯赞等编《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第一编，第二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1959年），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1—4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编《柔然资料辑录》（中华书局，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其制约因素，如下四端应是最重要的：1、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发展现状不可能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开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客观环境；或者说，现实社会生活还没有向学术界提出迫切开展中国边疆研究的呼声。2、立国之初，外患未消，帝国主义阵营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禁运、封锁，迫使新中国在外交上实施“一边倒”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加之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过分真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外交政策、民族政策，以及诸如边界走向等敏感问题，研究禁区大量存在，政府决策与学术研究两者界限严重混淆。所有这一切，大大制约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正常展开。 3、继承学术遗产上的简单化倾向，造成当时对本世纪上半叶中国边政研究采取简单否定、摈弃的态度，加之上半叶有相当一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都有旧政权形式不同的政治背景，这就造成在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学术研究中鲜被提及，大量边疆史地研究成果或因其作者的政治身份，或因其学科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不是被批判，就是不再为研究者提及。4、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冲击，缺少可以进行正常学术探讨的外部条件。建国后迅速膨胀的“左”的政治路线，日渐压挤学术民主。特别是1958年后的“史学革命”、“拔白旗”运动，实使研究屈从于政治。基于上述原因，50年代以降造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相对停滞的局面。三1976年10月，神州从“文革”噩梦中惊醒，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旋律。中国历史学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历史科学领域的拨乱反正斗争中，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克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思想和方法。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历史学家的视野不断扩大。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密切相关的中外关系史、中国民族史，以及断代史、历史地理、边疆考古诸研究领域得到蓬勃发展。正是在这学术大潮的推动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开始了自己新的起步。新的起步标志之一，是198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它是建国以来第一个以中国边疆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提出，近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应着重研究下述三个方面：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关系，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其研究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是一个带全局性的研究课题。今天我们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前提出发，撰写中国疆域史和开展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中国历代边疆管辖制度等课题研究，新研究课题的提出以及这些课题周缘的扩展，必将不断拓宽研究者的视野。开展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40余年来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地方史等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及研究已达到的广度与深度，为深化近代边界变迁史研究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当前，除应积极编撰多卷本的《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外，还应开展多界面、多层次的专题研究，诸如地区性的边界变迁史，近代不平等条约与边界问题，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与中外诸方对策，近代边疆危机与边疆社会变化，等等。总之，这一领域关系到近30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与有关各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民族等方方面面。从史学史角度系统收集与评述本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成果，是一件值得下大力气的工作。要了解20年代至40年代边疆史地研究全貌，有待进一步做细致的工作，当时活跃于这领域的学人、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受人注意的刊物，犹如灿烂群星。可以说在相对集中时间里，出现了这么一批研究群体的本身，就是发展的明显标志。只是这些学人、团体和刊物，近半个世纪来由于种种原因被人们遗忘了，只要我们拂去边疆史地研究果实上的历史尘埃，它们仍能被我们今日研究所借鉴。追寻20年代至40年代研究发展的轨迹的工作很多。在宏观上，我们可以总体评述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在微观上，可以研究学者、学术团体等个体的学术活动的成败得失。对研究个体、研究群体的评述尤应重视，因为从个体到群体的过渡和群体的形成是学科发展的标志和保证。就个体而言，应花大力气总结每个学人的学术成就与不足，调查20年代至40年代边疆史地学工作者的学术生涯，从中获得生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使我们对学人的评述更完整、更富立体感。至于国外研究的进展更不可忽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唯有知人之长，才可补己之短，加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当然，上述三大研究系列，并不能包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全部内涵，诸如边界理论的研究，边疆史地研究与法学、外交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的关系，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疆学的内涵与外延、对象与方法等等，都应成为学者们求索的对象。 1987年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栏和编印出版了多种期刊、丛书、丛刊，成为当代中国史坛刊发以中国边疆史地为研究客体的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其中在《西北史地》上开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专栏（1987年9月至1989年12月，出刊10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8年至1990年，出刊16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87年至1993年，出刊17期），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创刊），至1995年，5年多时间，共刊发各类文章461篇，基本体现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提倡的研究重点的宗旨，如此集中发表有关中国古代疆域史、近代边界史、边疆研究史和当代边疆问题的研究论文，在本世纪尚无先例。尤其是中国近代边界史的研究，涉及几乎所有近代以来的边界问题，这是中国学者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发扬，也是对长期以来这一研究领域有形无形禁区的一次大冲击，其深远意义作如何估价也不为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推动边疆史地研究，为研究者提供更宽阔的园地，自1988年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出版界的支持关心下，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至1995年底已出版专著和资料集45种47册。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开始出版，至1995年第一批选题8种已出版了7种，它们是《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马汝衍、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赵云田著），《辽代经营和开发北部边疆》（林荣贵著），《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袁森坡著），《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潘志平著）。《顾颉刚中国边疆与民族论说》（顾潮编）已编就。总字数达300万字。2、“边疆史地丛书”。1990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开始出版，至1995年底已出版了19种，总字数近500万字。这套丛书选目除专著外，还包括译著和资料集，其内涵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要丰富。已出版19种是：《中国边疆史地论集》（吕一燃主编），《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吕一燃著），《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马大正著），《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张羽新著），《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吕一燃主编），《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李大龙著），《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吕光天、古清尧著），《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卢明辉主编），《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部边政研究》（薛宗正著），《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华立著），《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刘民声、孟宪章、步平编），《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苏〕克利亚什托尔内著，李佩娟译），《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日〕若松宽著，马大正等译编），《1898—1903年美国对满洲的政策与“门户开放”主义》（〔苏〕戈列里克著，高鸿志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陈春华译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吕一燃编）。3、“中国边疆史地文库”。1993年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至1995年底已出版了4种，它们是：《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薛衔天著），《中国边防史》（郑汕主编），《南海诸岛史地研究》（韩振华著），《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上、下册（萧德浩等编）。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自1988年出版第一种《清代边疆史地论者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这套丛书主要是出版有关论著索引的工具书。研究索引工具书还有《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刘戈、黄咸阳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海南及南海诸岛史地论著资料索引》（李国强、寇俊敏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其他选题还有《中国边疆古籍题解》（范秀传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刘美崧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5、“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该丛书以收集中国边疆史地古籍中罕见的稿本、抄本和刻本为主，兼收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汉译文。丛书依中国边疆地区立卷，1988年至1995年已出版6卷9种10册。它们是：综合卷2种，《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赵云田编）、《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蒙古卷2种，《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成崇德、申晓亭译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吴丰培编）；新疆卷2种，《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马大正编）、《新疆乡土志稿》（马大正、黄国政、苏凤兰编）；东北卷1种，《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上、下册（杜春和编）；西藏卷1种，《达赖喇嘛三世四世传》（陈庆英、马连龙译编），滇桂卷1种，《苍梧总督军门志》（何林夏编）。1983年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还编印、出版了未列入上述丛书、丛刊的专著和资料，主要有：《西藏学研究在俄国和苏联》（房建昌编），《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王其榘编），《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王其榘编），《壬辰之战史料汇集》上、下册（吴丰培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牛平汉、吴元丰、阿尔亚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牛平汉主编）等。有关著作还有：马大正、华立《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马大正、王嵘、杨镰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邢玉林、林世田《探险家斯文赫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上述著作的出版，大大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有助于推动边疆史地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有助于促进人才培养和在全国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成果绝不仅仅上述所举的这一些。中国学者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众多领域进行了探索，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取得了喜人成绩：1、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理性思考；2、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研究；3、中国封建王朝边疆政策研究；4、中国封建王朝民族统治政策研究；5、近代中国边患与边界问题研究；6、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潮、群体、学者和著作研究4。因篇幅有限，仅对其中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研究和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潮、群体、学者和著作研究略作介绍。（一）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研究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一直为中国史学家所关注和研究。50年代初，白寿彝针对当时史学工作者“似乎都还在历代皇朝的疆域里兜圈子”的现状，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提出处理我国历史上国土的两个办法：“一个办法，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又一个办法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作者认为：“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5”30年后，作者又在《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中重申并补充了自己的认识，指出在处理中国历史疆域时，“不只是说当时王朝的统治地域怎么样，也要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来看待疆域问题，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比过去朝代大得多了，好多地区不属于当时的王朝，而是属于当时的好多兄弟民族活动的区域。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不承认他们属于中国，这些兄弟民族自己也不一定就说他们是哪一国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这些兄弟民族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他们居住的地区，就是他们自古以来活动的地区。”所以作者认为要讲中国疆域，“就要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基础，不应把过去王朝的统治地区来作为咱们中国的疆域”6。杨建新在《沙俄最早侵占的中国领土和历史上的中国疆域问题》中对如何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标准提出：“中国历史上的秦、两汉、隋唐、元、明、清这些朝代，都是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统一的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干，这些时期的疆域，也是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主要标志”，他认为“行政管辖对确定历史上的疆域范围，是个主要的因素，而一个国家对自己领土和人民的管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形式，是不能强求一律的”7。同一作者在《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中补充了关于行政管辖的内涵，指出，那种认为只有汉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的行政管辖权所达到的地区才是当时中国的疆域，是片面的，“中国民族政权行政管辖所达到的地区，当然也是当时中国的领土”，并进一步阐述了确定中国历史上疆域应遵循的原则，即应当“从当前中国的疆域出发”，“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出发”，“从历史实际出发”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由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阐述更为完整，其基本点可归结为以下5点：1、“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第79页）。2、“这个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汉族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地理范围。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第79页）。3、“这个疆域，是国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但并不包含某些民族外国成员的活动在内，这是因为有些民族是跨国境的，我们只写这些民族在我们国境内的这部分人的活动，一般不写这些民族在国外的那一部分人的活动。”对于历史上曾显赫一时但后来已消失的民族，对于见于古老传说的记载，但弄不清他们跟现在国内民族的关系，“对于这些民族也要写，因为他们都曾在这块广大的国土上生存过，活动过”（第79—80页）。4、关于疆域问题应完全摆脱皇朝疆域的圈子。历史工作者“就殷周史说殷周史，就春秋战国史说春秋战国史，就秦汉隋唐的版图说秦汉隋唐的版图，这都是对的。但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这是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第80—81页）。5、总之，在研究历史上中国疆域时，“我们既要注意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族人民密切联系，也要注意到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关系”（第81页）。谭其骧在《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一文中着重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这是两个不同（以下缺）_______________________1.《禹贡》第5卷第7期。2.《禹贡周刊》第1期，载1946年3月21日《国民新报》。3.参阅马大正《20世纪新疆考察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4.参阅马大正、刘逖《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5.1951年5月5日《光明日报》。6.《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7.《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8.《兰州学刊》1986年第1期。马大正，1938年生于上海，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研究生毕业。著有《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合著）、《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合著）、《天山问穹庐》、《海角寻古今》等及论文百余篇。主编“中国边疆探察丛书”、“边地文化探踪丛书”等。
  10. 阎步克：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
    历史 2011/01/09 | 阅读: 1333
    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11. 汪晖：亚洲想象的政治
    社会 2012/09/16 | 阅读: 8230
    亚洲问题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问题。对"亚洲历史"的再思考既是对19世纪欧洲"世界历史"的重构，也是突破21世纪"新帝国"秩序及其逻辑的尝试。
  12. 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人文 2010/12/15 | 阅读: 1828
    周叔弢先生曾这么评价赵万里先生的成就：“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至伟。”早就想写点什么，纪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去年至清华服务，大表哥赵深见示大舅遗稿《天宝遗事诸宫调》曲集遗文，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大舅是1980年6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时我在昆明上学，母亲赶去了北京，是父亲写信告知的。父亲的信，平常多是回复我提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因我要去访他的老友，叮嘱几句。那一次却写了一页大舅与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及古籍善本保护的事，是要我牢记的意思。后来，母亲依我的建议，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忆大舅和清华生活的。还编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订，增补了内容，交我润色。课余，遂根据年表翻阅资料，钩稽故实，渐有收获。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说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随手记下的片断。　　　　一　　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幅导师与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录了。前排三位导师，即王观堂、梁任公、赵元任，并讲师李济；后排三个助教，名字标作（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这照片最初登在《清华年刊》（1925-1926年卷），1926年夏出版。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来家中与母亲聊天。某日，谈到清华研究院往事，说：那张照片的说明弄错了，陆维钊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后排中央站着的是斐云。不久我回国讲学，母亲嘱查一下，说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陆先生。陆先生是母亲在松江女中的老师，他年轻时的相貌神态，母亲是记得的。戴老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从观堂习金文与甲骨文，故与大舅相熟；对老师的学术、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实，皆有探究。1960年1月，清华大学迁观堂棺于福田公墓，1985年树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书丹）。他的讲法应是可靠的。　　查《王国维年谱新编》（孙敦恒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925年8月：“赵万里北来受业于王国维，王命馆于其家，适巧研究院原聘助教陆维钊以事辞，主任吴宓命赵万里补其缺，为王国维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　　《追忆王国维》载海宁蒋复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说，因研究院主任吴雨僧（宓）先生来自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灿担任，其余助教皆东大毕业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君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页119）慰堂1923 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其时在清华兼课，任讲师，住古月堂。观堂入居清华园后，他常去请益，曾协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参见下文）。但“陆君因病”不确，或属误记；陆先生“不能赶到”的缘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书另有观堂的女长公子东明先生的回忆，与戴老相同：“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万里］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页412）　　综上，若大舅补缺为助教是在8月，即清华研究院开学之前，则合影后排居中者便可确定是他，而非陆先生。因为细看那照片，七个人都身着秋衣（夹袄或薄棉衣），不是夏天的模样。　　看来，《清华年刊》的文字说明是错了，诚如戴老所言。只是《年谱》跟知情人的回忆文字少些细节，而考证似应使用更直接的第一手的证据。但工作一忙，这疑问就搁下了。　　今年10月末内子抵京，一同至观堂先生纪念碑凭吊，忽又想起。于是上清华校史研究室网站检索，读到孟凡茂《关于陆维钊——任职助教，何时离校》一文，终于有了答案。　　孟文的考证干净利索。首先作一判断，照片据人物衣着，当摄于1925年秋或1926年春。但李济先生1926年春赴山西做考古调查，则拍摄日期就只能在1925年秋了。然后，从《吴宓日记》（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1998年）查雨僧为三位导师聘助教的记载及各人到校日期，即可证明，合影时陆先生不在清华。我请学生帮忙，借了《日记》（1925-1927年卷）来逐条核对，确实孟先生解决了问题。雨僧是先师李赋宁先生的老师，两家为世交，所以《日记》读来饶有兴味，每每让我想起两位先生的旧事——那是题外话了。　　七人当中，观堂最早迁入清华，1925年4月18日：“晨，王国维先生搬来居住。”之前，4月3日：“See Pr. on As. Bdg.”（为助教及房舍事谒校长。）4月15日：“上午，见Pr.”，括号“梁廷灿”等。孟文推测，雨僧这两趟见校长曹云祥，跟观堂和任公聘助教有关。　　8月1日：“赵元任来，拟用其内侄为助教。逾日，决用章昭煌，企孙荐也。”8月4日：“作函致章昭煌聘为赵元任先生助教，月薪60元……宓函由赵寄叶企孙转交。”可知助教人选，皆由雨僧与导师商量后决定，且着意提携东大学子，如慰堂所述。次年陈寅恪先生到任，所请助教也是东大人，即大舅的挚友浦江清先生。　　8月31日（星期一）：“赵万里到校，代陆维钊。”9月1日：“见校长……以赵万里代陆维钊职务，批准。”　　9月5日及6日，新生入校，报到注册。9月8日，雨僧在工字厅设宴，招待观堂、任公、梁漱溟（讲师）、赵元任、李济、“戴元龄、赵万里、卫士生、周光午”。注明：助教梁廷灿、章昭煌“未到”。“下午……在宓室，开研究院第一次教务会议。”9月9日：“十时，至大礼堂，行开学礼。”9月13日： “十时，至琉璃厂文友堂，晤王静安先生及赵万里君，为校中购书。”观堂“请在青云阁玉壶春午饭，进果面”。9月14日（星期一）研究院开始上课：上午听观堂讲《古史新证》。“晚赵万里来，细述陆维钊之身世情形。决即永远留赵，命陆不必来此。所谓两全其美也。”　　10月1日：“章昭煌欲移居古月堂或学务处”，请吴先生帮助安排。10月20日：“梁廷灿昨日到校。”直到这时，照片里的人方才到齐，而陆先生请假回乡，早在开学之前。故孟文认定，合影摄于1925年10月下旬至11月间，后排中央观堂的助教，只能是大舅无疑。二　　陆维钊（微昭）先生在东大与大舅同级，也是从吴瞿安（梅）、柳翼谋（诒徵）二位老师研习词曲。但大舅十六岁上的大学，比陆先生小了六岁。如果陆先生毕业后曾经北上，应在6月下旬或7月间。或许抵京不久，未及就任，便因祖父病重或亡故而告假回了平湖。雨僧《日记》未提陆先生到校，只记了临开学由大舅代职，校长批准，旋即正式聘任。其命陆先生“不必来此”，似指后者须在家乡守孝，无法履职，故谓“两全其美”。　　守孝期满，陆先生到秀州中学教书，继而受聘至松江女中，成了我二姨的国文老师。当时，松江女中的师资可谓人才济济，有徐声越（震愕）、施蛰存、王季思、丰之恺等，皆一时之选。徐先生是母亲的国文老师，课外另教她世界语，放了暑假便用世界语通信，给她改错，还译了她一篇作文（写小蚂蚁过年的童话），登在匈牙利的世界语刊物《文学世界》上。徐、施二位解放后执教于华东师大，徐先生且是近邻，可说是看着我长大的。　　陆先生多才多艺，尤擅书法，松江女中的校匾是他的字，校歌则是他作的词。抗战后移席浙江大学，1952年院系合并，转为浙江师院（后更名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0年，潘天寿先生出面，调至浙江美院国画系任书法篆刻科主任，从此成了专业的书法家。　　二姨和姨夫留学英国，1947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回浙大服务，便成了陆先生的同事，直至他调离杭大。此外，他跟姨夫在民盟与省政协也是多年的同仁，加之重为表哥（二姨的长子）学画，所以陆先生的字画，我自幼即有印象。“文革”中，我在云南边疆自学外语，作业寄姨夫批改。每年回沪，先在杭州下车，到道古桥杭大新村二姨家住几日。有一次外出，路过陆先生家，二姨说进去看看老先生，但那天的细节，他们聊点什么，已淡忘了。　　据说，陆先生对未能问学于观堂，是终生抱憾的。然而他书画双绝，“蜾扁体”独树一帜，并有诗词传世，育才无数，如此成果斐然，实非常人可比。　　　　三　　岔开去谈谈幼和先生。他虽是清华研究院第二期学生，1926年秋入学，《吴宓日记》却有更早的记载。1925年6月23日：“下午五时，戴家祥持胡适致校长荐函来，准报考。”也许他因故未考，或没被录取，8月29日：“见戴家祥，求为旁听生，未准。”9月1日，又记“戴家祥来”。如此，戴老同大舅相识，很可能在1925年8、9月间。　　1951年，华东师大成立筹备组，戴老因好友中文系主任许杰先生相邀而“加盟”，先任中文系教授，次年转历史系，主讲历史文选、中国通史。 1957年反右，先生耿介敢言，被人在万人大会上栽赃诬陷，打成右派。遂不许教书，放在资料室做一个资料员。但先生毫不灰心，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收集拓片，准备编撰《金文大字典》。不想“文革”起，复遭残酷批斗，打断腿骨。数十年辛勤考证金文、甲骨文所做的卡片和书稿，红卫兵抄家付之一炬。“文革”结束，他以耄耋之年，积十六载之功，终于完成三大卷《金文大字典》，于1995年出版。同时，还校勘了他姨公、晚清大学者孙诒让的《名原》、《古籀馀论》和《籀庼述林》。十六年间，戴老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科研经费；直到项目列为上海市“六五”重点，编撰组才获得四千五百元拨款，用于购置图书资料。据戴老的得意门生王文耀先生记述，同事和领导曾多次劝戴老申请补助，“老师却执意不肯。结果他自己垫入抄写费近万元”。如此勤俭治学，学生助手都学他的榜样，初稿用废旧纸，资料袋手工制作，去出版社送取稿件，“靠手提肩驮，从不搭出租车”（《戴家祥学述》，王文耀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4）。比比当今学界的排场、挥霍跟造假，真是判若云泥。　　幼和先生1998年逝世，享寿九十三。王文耀先生整理出版了《戴家祥学述》，题赠母亲一本，我拿了来美国。书里夹有一纸，是母亲所记幼和先生讲的几件事，及他提供的资料出处。老先生家住师大一村进校园的先锋路近旁，我陪母亲出门，常见他戴着袖套，手提一把竹扫帚，在路口扫落叶或清理布告栏；那是他每天的公益劳动。母亲便上前问安，他总是乐呵呵的，对我说：回来啦，这一趟居几日啊……　　　　四　　《吴宓日记》率真生动，处处流露性情，足可媲美英人皮普斯（Samuel Pepys）日记。1927年有数条提及大舅的婚事，不啻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4月25日：“又夕，赵万里偕周光午来，商赵万里结婚之办法，并拟请宓为证婚人云。”5月24日：“夕，与陈寅恪、赵万里、周光午散步，并至寅恪家中坐谈。赵万里不日结婚，本已约定宓为证婚人，旋以寅恪言，改请梅贻琦。盖以职位之关系云。”　　6月5日（星期天）：“下午二时半，微雨。偕心一、学淑，至报子街聚贤堂，赵万里与张劲先女士婚礼。宓代王先生（静安）为介绍人之一，并演说。略谓古今文学家，皆有美人以引其情而助成其诗文著作。欲知今日新郎新娘之恋爱订婚以迄结婚之历史者，请俟赵万里君所作词集《夕阳琴语》出版，取一册读之，便知其详云云。旋即入席。宓与梅贻琦、陈寅恪等同桌，食半饱。”　　过一周，陈、吴二位宴请新郎新娘及诸友。6月12日：“夕赵万里，偕其新夫人张劲先来。”6月13日：“晚八时，至寅恪宅，而彼等来拜。旋即赴小桥食社，寅恪及宓为主人（每人费六元二角，合十二元四角）。客如下：赵及其新夫人张，新夫人之姊张愚亭女士，周光午、浦江清、王庸、杨时逢、侯厚培（夫人未到）。席散后，又同至宓室中茗叙。九时半散。”　　大舅妈的姐姐名智扬，愚亭大约是字。她是北京女师大毕业，夫君李芳馥先生也是我国图书馆界的翘楚，解放初负责筹建上海图书馆，为第一任馆长。　　大舅与大舅妈是表兄妹。据母亲的文章，大舅妈的父亲（即母亲的舅舅）名张励石，是前清举人，曾在外地做官，民国初年任《浙江日报》主笔，笔锋锐利。他思想开明，反对缠足。家人给大妹缠足，只要他看到，就一把将妹妹抢下，不许再缠。但小妹即我的外婆缠足时他不在家，因而外婆的脚就成了“三寸金莲”。他为两个女儿取名智扬、劲先，意在鼓励与男儿一样力争上游，独立生活。稍长，即带去杭州读书；中学毕业，又远送北京。智扬进北京女师大读书，劲先则当了孔德中学的教员。　　大舅同表妹原先没见过面，是到了北京才相识的。之前，父母给他订过一门亲事，女方是同邑（海宁城区）一士绅家的姑娘。双方交换了照片，家长看了都觉得满意。那年大舅十八岁，正在南京上学，相片是在乾隆朝大学士陈阁老的私家花园啸园的九曲桥上拍的，“长衫马褂，西式分头，眉清目秀，翩翩一少年” （母亲语）。他同表妹时常往来，两人就恋爱了，不久即写信回家，提出解除婚约。这事让父母大伤脑筋。起初对方坚决不同意，认为解约有损女儿的名誉。后来托人居中调解，商定男方出钱在女方家门前修一条路，这才避免了一场纠纷。五　　大舅拜观堂为师，听母亲说是瞿安先生写信推荐的。好像华东师大历史系研究观堂的刘寅生先生曾告诉她，见过原信。拜师的时间，按蒋慰堂先生回忆，在1925年7月：　　[民国]十四年七月，我回到北平，同乡张树棠先生，亦是曲友，他与赵万里君的尊人是结拜朋友，说在海宁接洽过的，赵万里是东南大学读完二年级，本从吴瞿安（梅）先生治曲学的，要到北平来从静安先生读书，因他不认识静安先生，托我介绍进谒。于是我陪赵万里君至王家晋见，拿了两条大前门香烟，进门就叩头行礼。（《追忆王国维》[增订本]，陈平原、王风编，北京三联，2009年，页119）　　慰堂出身海宁大户，是民国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的堂侄，徐志摩的表弟。表兄弟俩兴趣相投，徐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便是表弟帮他编的。慰堂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先驱，其事业始于任公创办的松坡图书馆，继而做北平图书馆编纂，负责中文图书编目。遂有志于改革中国图书分类，几经探索，创立了一套新的编目与分类法。抗战期间出任中央图书馆馆长，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胜利，回上海接收日伪资产，最著名的一桩功劳，是逼迫军统头子戴笠交出私吞的国宝毛公鼎。迁台后，仍主持图书馆工作，并应蒋介石之请，筹建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首任院长。　　但蒋先生说大舅只“读完二年级”，却是误会，或是看年龄作的推测（当时大舅刚满二十）。又，观堂与大舅实为姻娅，关系是这样的：观堂的元配莫氏因产褥热去世，续弦娶潘氏。潘夫人为莫夫人表甥女，是我外婆的表妹；故大舅应叫潘夫人表姨母，称观堂表姨夫。不过两家虽同在海宁，只是葭莩之亲，平时并无交往（参见《追忆王国维》，页412）。所以为郑重起见，大舅虽有瞿安先生的推荐，仍请了蒋先生“介绍进谒”。　　大舅拜见观堂的情景，东明先生有生动的描绘（同上）：　　民国十四年冬天，我到清华不久，赵先生即到职了，想到第一天他见父亲的情形，我们谈起来还要失笑，他毕恭毕敬远远的站在父亲面前，身体成一百五十度的向前躬着，两手贴身靠拢，父亲说一句，他答一句“是！”问他什么话，他轻声回答，在远处根本不知他说些什么？话说完了，倒退着出来，头也不抬一下，我想这个情形，大概就是所谓“执礼甚恭”吧。他对母亲不称表姨母而称师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　　东明先生自谓，是“阴历十一月中旬”“严冬季节”到清华的（同上，页405）；如上文所述，那时大舅已做了将近一个学期的助教。因此，她说的 “第一天”晋谒，恐怕不是慰堂领来拜师那一回。但也许这让人失笑的“毕恭毕敬”，确是拜师的场面，只是东明先生年幼，还在家乡，并无目睹，是事后听家人告诉的。讲得多了，在记忆中，便成了自己的经历。　　东明先生在清华园，没有上成志小学或另请老师，而是由父亲亲自施教，念《孟子》《论语》。次年6月，观堂沉湖，潘夫人悲痛欲绝，曾有轻生的念头，悄悄写了遗书，被东明发现，几个人哀求苦劝，才打消了死志，说：“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同上，页410）。东明因为不放心母亲，就没敢去上学，潘夫人遂请大舅教女儿古文：　　赵先生与我，又有一年的师生之谊……他替我准备了一部《古文观止》，先选读较易懂的，再读较艰深的。他讲解得很清楚，每次教一篇，第二天要背、要回讲。他上课时板着脸，我怕在外人面前失面子，因此用心听讲，用功熟读，直到有了把握，才放心去玩。记得有一次念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竟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这表示我已能全心的投入了。　　赵先生有一位贤内助，是硖石张氏名门才女，写得一手好字，凡是赵先生的稿件，都是她誊写的。当他们离开清华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子。（同上，页413）　　大舅妈的字确实漂亮。大舅的字，照外公的说法，是抄书抄坏了的——成天抄珍本抄碑文而不讲究书法气韵，因此不如大舅妈。《天宝遗事诸宫调》遗稿中，有十来页不是大舅工整的墨迹，字体娟秀而饱满，便是大舅妈誊写的部分。　　　　六　　有一则大舅教书的趣闻，大约最早出自吴组缃先生一次访谈。说是大舅二十五岁时，回清华讲版本目录学，一日在课堂上说：不是吹牛，某书某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却有两个学生即钱锺书跟吴晗议论：只有他见过吗？我们也见过呀，而且同他介绍的不一样。大舅那门课，原“计划讲十个题目，第一个题目落下这个笑话后，就留下七八个题目请钱锺书和吴晗讲”。吴先生说，大舅的学问很了不起，但有这样的雅量，更令人佩服。（李洪岩《吴组缃畅谈钱锺书》，载《人物》1/1992）　　这故事我当初读到，也觉得挺风雅的，颇似《世说新语》里那些风流人物的隽永旷达，也是老清华永久的魅力所在。　　然而，钱先生郑重否认了：在清华从未选修版本目录学，“看书[也]不讲求版本，于版本既无所知，亦无兴趣，哪里会那样充内行呢？！”还说， “吴晗是燕京转学到清华历史系的，我已在三年级，从没和他同上过任何课程。”（舒展《钱锺书怎样对待“钱锺书神话”》，载《北京日报》2002.6.3）　　查大舅年表，观堂弃世次年（1928），大舅由陈寅恪先生介绍，离开清华研究院加入北平图书馆（原名京师图书馆），任中文采访组和善本考订组组长，兼任馆刊主编。其时采访部主任为徐森玉（鸿宝）先生，大舅在徐先生指导下工作，日日浸淫于宋元旧刻、精校名抄之间，又时常求教于前辈藏书家如傅增湘、周叔弢、张允亮等先生，与之亦师亦友，相互切磋。并在各地藏书楼访书，开始了《永乐大典》的辑遗校注工作。又次年（二十四岁），受聘在北大兼课，讲授 “词史”，讲义《词概》和《词学通论》由北大出版部印行。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特约及通讯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并文献馆专门委员。清华兼课，则始于1933年9月（二十八岁），在国文系讲“金石学”，讲义《中国金石学》由清华出版部印行。或许也开过版本目录学，但钱先生是1933年从外文系毕业，正好同大舅在清华错开。所以，上述钱先生的澄清是可信的。　　那么，会不会是吴晗先生一个人代的课呢？也不太可能。吴先生1934年毕业，选过大舅的“金石学”。大舅说，他极用功，但常缺课，期末交来一篇论文，跟课程内容无关，是他自己正做着的题目。大舅读了，颇为欣赏，就让他以论文代替考试。也许这论文代考，便是那安在钱先生头上的趣闻的原型吧。　　当然，后人一般的心理，是不妨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的。任何一所有点历史的大学，倘使没有一堆名教授的趣事与传说，还能称得上名牌么？　　吴先生小大舅四岁，对老师非常尊敬，时有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即使建国后当了北京市的领导，仍不时到北图善本部查阅古书，直至姚文元发难，批他的《海瑞罢官》。不久，“文革”抄家，那些信便成了罪证，审查者要大舅交待，与吴先生究竟什么关系。大舅的回答却也富于历史意味，说：关系不复杂，是前后两段。起先我在台上讲，他坐在下面听，我是他的老师；后来他在台上讲，我坐在下面听，他是我的领导。审查遂不了了之。吴先生1969年10月殁于北京狱中，死因不明，距今已四十一年了。他内心始终是一个诚恳而执著的学者。七　　我小时候是圆脸，舅舅阿姨都说长得像大舅，同辈中又是唯一喜欢文科的，虽然调皮，不甚用功，后来读了西学而非国学。但对大舅，便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情。脑海中的大舅，至今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来上海那几回，一身呢子中山装，神采奕奕的样子。他通常是受文化部委派，到闽、浙、苏、皖一带访书，或是考查地方戏曲、文物保护，或是去港澳替国家收购宋元明珍本。最后一次大概是1963年，回家同丁阿姨谈起——上海的旧事，我一向仰赖她的记忆和化作诸暨成语字字珠玑的描摹——她还记得。说是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鱼虾烤鸭，大舅吃了，赞不绝口，回到北京对父亲说：宝麟啊，你真有福气，丁阿姨烧的一手好菜！那一年父亲调去了中央机关，参加写跟苏共论战的“九评”。丁阿姨说，大舅到父亲的书房里待了一会儿，出来说，那两架线装书无收藏价值——他还想着寻访古籍呢。　　“文革”中再见大舅时，他已经瘫痪在床，基本上不能言语了。大舅妈把我领进里屋，他苍白的脸上绽出了笑容，嘴唇翕动着，吃力地想说什么。大舅妈俯身去听，替他“翻译”，我心里一阵酸楚，悲哀得说不出话来。他是在北图的“牛棚”管制劳动期间，由于扔掉一块没吃完的窝窝头，而招惹的灾祸。批斗者强迫老人把那块捡回来的已经发霉的东西，当众吞下，导致他肠胃严重感染，高烧、吐泻、失水、神志不清，最后深度昏迷。送到医院抢救，那几个丧心病狂的还日夜监视，命医生将“此人有政治问题”记入病历。刚刚苏醒，即停止治疗，赶出医院。大舅曾有多少事情计划了要做，多少古籍还等着他整理保护，多少宝贵的知识经验，甚而瘫痪之后他还想着要著书传授。他一生的心血全给了北图，而北图竟这样待他。　　那是我初访北京。待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大读研究生，便成了北观场胡同那座四合院的常客。大舅妈看我来了，总是让我陪着走出巷子，到王府井买点素鹅或别的熟食，再让姥姥炒一盘白菜肉丝。聊起旧人旧事，大舅妈有说不完的好听的故事。这也不奇怪，她就生活在“故事”之中。屋子里几样旧家具，还是1928年潘夫人举家南迁时留下的，如一家人吃饭的方桌、靠椅、孙儿的书桌，都是观堂的遗物。问及大舅的藏书，大表哥说，两册《永乐大典》，“文革”前就捐了国家（入藏北图）。“文革”抄家，则不知拿走多少。“文革”后平反，归还抄家物品，北图来人说，希望捐献其中十九种古籍。大舅看了清单，表示同意，但唯有一件一定要归还。那是他当年在清华研究院所临观堂亲校的明刻《水经注笺》（朱王孙本），书末有观堂的长跋并两方钤印，乃是恩师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　　……门人赵斐云酷嗜校书，见余有此校，乃觅购朱王孙本，照临一过，并嘱识其颠末……然则斐云以数月之力，为余校本留此副墨，亦未始非尘劫中一段因缘也。丁卯二月十八日雪霁后观堂书。　　周叔弢先生在给黄裳先生的信里，曾这么评价大舅的成就：“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至伟。库中之书，绝大部分是斐云亲自采访和收集，可以说无斐云即无北图善本书库，不为过誉。斐云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其爱书之笃，不亚其访书之勤。尝谓余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及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是的，其志甚壮，其言甚哀。大舅对历史上无数珍藏的损毁散失，文化的衰败，风雨飘摇，太了解了。那年6月，观堂先生自沉昆明湖，去得如此“平静、从容、高峻”（王文耀先生语）——那天，他曾四处找寻；而后，整理出版恩师的遗著，编撰年谱，一步步走来，不负其厚望。观堂的志与哀，又何尝不是他的志与哀呢？ ■ 赵万里（1905—1980） 中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字韭云，别号芸庵、舜庵。1905年5月7日生于浙江海宁。1980年6月25日卒于北京。1921年入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从吴梅习词学。1925年毕业后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助教，得王国维指导，在文史、戏曲、金石、版本、目录、校勘等学科打下坚实基础。1928年转往北海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分馆前身，)工作，历任中文采访组组长、善本考订组组长、编纂委员、善本部主任，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特约及通讯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中国雕版史、中国戏曲史、中国俗文学史、词史等课程。1949年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 赵万里在北京图书馆从事善本采访、编目、保存工作长达50余年。1949年后积极访求、征集到大量名家的藏书和稿本，包括搜购流散国内的敦煌写卷，鉴定、购入一批港澳收藏家的珍本，图书馆使北京图书馆的善本收藏更为丰富。他主持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和《永乐六典》的辑佚工作，举办《中国印本书籍》等善本专题展览，为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讲授应用目录学，还多次参加国内一些重要文物图书的调查鉴定工作，为宏扬民族文化，保存、整理古籍做出许多贡献。他由于工作中接触到大量宋元珍本和名家抄校本，又和当代藏书家傅增湘等经常切磋研究，获得丰富的版本学经验和学识，研究精深。撰写了《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魏宗室东阳王元荣与敦煌写经》等论文。他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1960年初版，1961年增订)在版刻资料的搜集和考订上都超过了前人；还主编有善本目录《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31)、《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1959)、《海宁王静安遗书》等。辑释有《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956)。他还从《永乐六典》辑出了《元一统志》(1966)、《析津志辑佚》(1983)。（资料来源：中华古籍网 http://www.guji.cn/openzjml.php?id=13）
  13. 迈克尔·赫勒（Michael Heller）：《困局经济学》选读--前言和第一章“反公地悲剧”
    经济 2010/11/25 | 阅读: 2450
    《困局经济学》的前言和第一章。1998年，迈克尔·赫勒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反公地悲剧：从马克思到市场转型中的产权》一文，正式从学术的视角和高度提出了“反公地悲剧”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之前创造的“公地悲剧”虽然很好地说明了公共资源被过度利用的恶果——哈丁在《公共悲剧》中写道：“在一个信奉任意享用公有资源的社会，人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毁灭是其必然的命运。任意享用公有资源会带来毁灭。”但哈丁却忽视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或称“使用不足”）的可能性，而这所导致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收益减少的情况更是严重。于是，便发生了“反公地悲剧”。
  14. 任焰、潘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
    经济 政治 2010/07/12 | 阅读: 2174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匮乏状态再加上长期的低工资低保障，不仅导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过渡性、边缘性以及流动性，并且加剧了原本就在经济、政治、司法、教育、社会等领域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其结果既造成了农民工在劳动与生活层面上的"双重异化"、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圈地"以及模糊而混乱的身份认同政治，同时也导致这一劳动主体无法完全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阶级，并一直停留（更确切地说是流动）在"半产业工人化"这种特殊的状态之下。这一方面影响着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城市中不断发生的农民工集体行动无疑是具有政治性的，它们是这一劳动主体对其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国家缺位所导致的集体性消费资料匮乏状态所发出的。
  15. 褚静涛：美国与二二八事件
    历史 2011/02/28 | 阅读: 3367
    经珍珠港事件的重创，美国开始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并有托管台湾的设想，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经中国政府的力争，《开罗宣言》承诺台湾属于中国，美国支持中国在日本战败后收复台湾，但想获取台湾的军事设防权。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步履艰难，美方觉得有机可乘，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的流言。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策动部分台籍士绅请愿，要求联合国托管，图谋台湾脱离中国版图。美方的舆论夸大二二八事件的规模与死伤人数，揭露国民党政权的残暴，为染指台湾制造依据。中央情报局支持廖氏兄弟请愿，操纵台独活动。
  16. 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
    历史 2010/01/03 | 阅读: 2396
    侯旭东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想象出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夸大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过高估计了否定专制说者的影响；在没有进行历史学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得出有悖史实的结论。事实上，“中国古代专制说”并非如侯文所说是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也并非没有经过中国人的事实论证。这一学说既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基础，也经过众多学者长期的和深入的研究，符合中国历史的特征。接受和传播“中国古代专制说”并不是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而是中国人为了改造传统社会去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侯文所做的知识考古不够完全，这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将此项工作引向深入。
  17. 恩道尔：世卫组织猪流感专家因利益冲突被调查
    医卫 2009/12/16 | 阅读: 1295
    原文地址：http://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 ... lu/Flu_Pope/flu_pope.htmlF. W．Engdahl 荷兰的调查记者发现，荷兰鹿特丹伊拉兹马斯大学(Erasmus)绰号为“流感博士”的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教授（Albert Osterhaus），是全世界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大恐慌中的中心人物。欧斯特豪思不仅是被称为“制药业黑手党”网络中的核心人物，还是世卫组织（WHO）大流感事务的首席顾问，他和“H1N1疫苗”的生产体系有极密切的私人关系，并从价值数十亿欧元的疫苗产销利润里获利。 今年早些时候，荷兰议会的上议院就展开了对大名鼎鼎的欧斯特豪思的调查，追究其严重违背公众利益的行为和资金使用不当。在荷兰本国和荷兰媒体之外，只有在权威的英国《科学》杂志上，简短地提到了这项对欧斯特豪思商业行为的轰动性调查。欧斯特豪思在自己专业范围里的知识和经验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他和那些大公司利益上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公司从猪流感大流行中获取暴利。在2009年10月16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刊登了这样一段简短的文字：“六个月以来，在荷兰只要打开电视，人们就一定能看见大名鼎鼎的病毒猎手——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的面孔，他大谈特谈猪流感流行这个问题。欧斯特豪思在伊拉兹马斯大学医药中心主持一个病毒实验室，他是流感博士。不过从上周以来，他的名声一落千丈，他被指控爆炒流行病恐慌，目的是让他自己经营的疫苗买卖更加赚钱。《科学》杂志的文章流传到媒体后，荷兰的众议院甚至为此事召开过紧急会议。”（注1）2009年11月3日， 《科学》杂志网站更新过的博客文章中说，“荷兰众议院今日拒绝了一项动议，即切断政府与鹿特丹伊拉兹马斯大学医药中心的病毒学家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的一切关系，他是政府顾问，目前受到违反公众利益的指控。荷兰卫生大臣艾伯·科林克同时宣布了一项‘阳光法案’，强制科学家们公布他们与公司之间的金钱关系。”（注2）卫生大臣艾伯·科林克被指为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的私人朋友（注3），他随后在卫生部网站发布了一项声明，称欧斯特豪思只不过是众多科学顾问之一，卫生部对欧斯特豪思的商业利益是“知情”的（注4）。所以呢，这里只有科学的追求和公共健康，没有发生什么出格的事件。 只要再仔细研究一下欧斯特豪思事件，我们就能看到，这位全球知名的荷兰病毒学家大概是站在一个数十亿欧元之巨的流行病欺诈事件的中心，人类被当作试验室里的小白鼠，未经彻底检验的疫苗注射到大批人身上，目前已经出现了死亡、严重的麻痹和其他伤害事件。 鸟粪大骗局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决不是一条小鱼。十年以来，在每一场重大的全球病毒性疾病发生的时候，他都站在枢纽中心，其中包括神秘的香港“非典”，陈冯富珍正是从那次事件中开始了她从地方卫生官员走向WHO总干事的仕途。从欧盟的欧斯特豪思官方简历上看，他从2003年4月“非典”流行期间开始介入，调查香港呼吸道传染病的爆发。欧盟的报告说：“他再一次表现出快速行动、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在三周之内就发现了一种新的寄生于灵猫类及其他肉食与鼠类动物体内的冠状病毒。”（注5）当“非典”病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欧斯特豪思的工作是向公众散布被他称为H5N1的“禽流感”的危险性。从1997年以来，欧斯特豪思一直在用一个三岁男孩的死亡病例发出警报，他说他了解到这个孩子和鸟类有过直接的接触。欧斯特豪思在荷兰和欧盟大力游说，高调宣称禽流感病毒发生了变异，并且传染到人类，因此必须采取重大行动。他声称自己是证明了H5N1能够转移到人类身上的第一个科学家。（注6）2005年在一次英国广播公司（BBS）关于禽流感的危险性的采访中，欧斯特豪思宣布，“假如病毒确实发生这样的变异，即能够实现人际传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场大流行也许已经开始了。” 他还说，“有这样一种真实的可能性：这种病毒被飞鸟一直带到欧洲去。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现在无法估计其中的风险，因为我们还没有做过实验。”（注7）变异还未出现，但是他已经准备好“做实验”了，想来必定要有大笔的研究经费才能做吧。为了铺垫他恐怖的流行病大爆发图景、建构起更加科学的观点，欧斯特豪思和他在鹿特丹的实验室助手开始不辞辛苦地收集和冷冻样本——鸟粪！他宣布，在某个时刻，欧洲所有的鸟类中有30%以上携带着致命的禽流感病毒：H5N1。他还说，饲养肉鸡和雏鸡的农民都暴露在病毒面前了。很负责任的记者把欧斯特豪思的警告认真记录下来。政治家们也警觉起来。欧斯特豪思写文章，指出由他定名的H5N1致命病毒虽远在亚洲，但是会随着染病肉鸡的鸡翅或者内脏来到欧洲。他宣称，在德国最大的岛屿Rügen和乌克兰一带的候鸟，也携带这种致命的病毒。（注8）但是他很轻易地忽略掉了一个事实：候鸟迁徙的路线不是东西向，而是南北向的。2003年当一位荷兰兽医生病死亡后，欧斯特豪思的禽流感游说活动开始升级。欧斯特豪思说那位兽医死于H5N1病毒。他说服了荷兰政府扑杀成百万只家禽。可是我们没有发现过第二个同样感染所谓的H5N1死亡的病例。欧斯特豪思说，这正好证明了提前扑杀家禽是有效的。（注9）欧斯特豪思说鸟粪是传染源，而且是空降下来落到人身上、落到其他禽类身上进行传染的。他坚持说致命的新的亚洲禽流感H5N1病毒就是这样传播的。在欧斯特豪思的研究所里，从欧斯特豪思和他的同事们收集和冰冻的巨量鸟类排泄物中，至今没有分离出任何一例H5N1病毒——这是他们面临的唯一的麻烦。在世界动物卫生协会（OIE）2006年5月的大会上，欧斯特豪思和他的伊拉兹马斯大学的同事们被迫承认，他们在检验过的10万份样本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份中存在H5N1病毒。（注10）在维也纳召开的2008年WHO“人－动物界面上的禽流感”大会上，欧斯特豪思的发言承认，“在现有的信息基础上，要对H5N1病毒做恰当的风险评估是做不到的。”他的面前是科学界的同行，而不是易受恐慌情绪感染的普通大众。（注11）不过在那个时刻，他的思路已经牢牢地盯住别的流行病触发点，他要在流行病大流行的时候做疫苗。 猪流感和世卫组织的腐败 禽流感并没有造成人类的大量死亡。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储存了大量“达菲”等被报告没有效果但是有危险的副作用的抗病毒药物。生产“达菲”的罗氏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公司等获取了几十亿美元的利润之后，欧斯特豪思和WHO的其他顾问们现在把眼光投向了“水草肥美的牧场”——更加有利可图的地方和事件。2009年4月，他们的研究由于一个很小的墨西哥村庄，位于佛拉克鲁兹的拉格洛里亚村发生的疫情而“获奖”。那个地方报告说，一个小男孩被诊断染上了“猪流感”，或者叫H1N1。日内瓦的WHO的宣传机构连面子都不顾上了，他们匆忙披挂上阵，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宣布，一场全球性大流行即将发生。陈冯富珍如此不负责任地宣布“全球可能进入一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注12）。在一个网络媒体上，对拉格洛里亚村后来发生的病情是这样描述的：“急性呼吸道感染‘奇怪’地发生，随后一些儿科病人可能导致支气管肺炎。根据一位当地居民所说，症状是发烧、剧咳、多痰。”（注13）必须注意的是，对于这些症状的描述，必须同拉格洛里亚村旁边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生猪饲养场这一点联系起来，才能让人理解。这个养猪工厂是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的，当地居民盯住这个史密斯菲尔德农场在墨西哥的生产点，抗议由于村边巨大的猪粪便泻湖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但是很显然，欧斯特豪思和世卫组织对这个小村庄拉格洛里亚发生疫病的真正原因并没有什么兴趣。自从欧斯特豪思2003年介入了中国广东的“非典”以来，他们一直在寻找、等待已久的“大流行病”，终于被他们找到了。世卫组织的陈冯富珍总干事于2009年6月11日宣布了最高级——第六级“流行病紧急状态”，原因是H1N1流感的扩散。让人很好奇的是，当她宣布六级警报的时候，她说，“目前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病人的症状很温和，通常在没有治疗的条件下可以迅速彻底康复。” 她还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死亡的人数很少。我们并不预期重症或者致命病例数量会突然大量增加。”我们事后得知，世卫组织内部对此有白热化的争论。陈冯富珍是根据“圣贤”（SAGE）“战略咨询专家小组”的建议而行动的，组里当时有一位专家，正是“流感博士”欧斯特豪思医生，现在他还是。诱导了恐慌的世卫组织在宣布 “流行病紧急状态”时，欧斯特豪思是它的最关键的推手。不仅如此，他还是最重要的那个私人的“欧洲流感科学工作小组”（ESWI）的主席，那个小组给自己的定位是“对流感提供多学科的关键性评价”的领导者，以“抗击传染病和大流行性感冒为目标”。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个由欧斯特豪思领导的“欧洲流感科学工作小组”是一个连接枢纽，把“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在柏林的罗伯特·科赫的研究所和美国的康涅狄格大学”连接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个“欧洲流感科学工作小组”（ESWI）的全部经费，都来自制药业黑手党——制药巨头公司，全球各国政府在世卫组织宣布进入“流行病紧急状态”时，不得不大批购买和储藏它们生产的疫苗，因此正是它们在紧急状态中闷声大发横财。在“欧洲流感科学工作小组”（ESWI）的资金资助者中，包括H1N1疫苗的生产者诺华制药，“达菲”的销售商霍夫曼－勒－罗氏公司、百特疫苗（厂）、MedImmune、葛兰素史克、赛诺菲巴斯德（Sanofi Pasteur），等等。 我们必须看清，就是这个领衔全球的病毒学家、英国和荷兰的政府顾问、鹿特丹伊拉兹马斯医学院的欧斯特豪思博士，同时还当着世卫组织的专家咨询小组专家，还是制药公司全额资助的ESWI的主席，就是他力主采取巨大的行动，给全世界都注射疫苗，抵抗他们所说的和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同样凶险的大流感。 华尔街银行——JP摩根，是这样估计的：世卫组织决定宣布流行病紧急状态的最大的结果是，赞助欧斯特豪思的那些制药巨头的利润，规模可以达到75～100亿欧元（注14）。世卫组织的“圣贤”专家咨询小组还有一位成员是弗里德里希·海顿博士，他同时服务于英国的“服务者信托基金”（Wellcom Trust）。据传说，他是欧斯特豪思的密友，他同时也为罗氏公司、葛兰素史克公司提供有偿的“咨询服务”，那不就是生产H1N1疫苗的公司吗？任世卫组织“圣贤”专家咨询小组成员的是另一位英国科学家、英国卫生部的大卫·萨力斯伯里教授，他同时还领导着世卫组织的甲流咨询小组。萨力斯伯里是制药业的坚定的捍卫者。英国健康市民组织“点击”（One Click）曾经指责他掩盖疫苗接种和婴儿自闭症发生率急剧上升之间的关联，还指责他掩盖疫苗“Gardasil”导致瘫痪甚至死亡的事情。（注15）在这一切发生后，2009年9月28日，这位萨力斯伯里说，“科学界的观点非常明确，添加硫柳汞没有任何风险。”在英国用于H1N1流感的疫苗绝大部分是葛兰素史克生产的，其中起保鲜作用的汞制剂，正是硫柳汞。在美国，由于发现硫柳汞可能导致儿童自闭症，美国儿科学会和美国公共卫生署在1999年已经提出，把这种成分从疫苗中剔除掉。（注16）在世卫组织中还有一位“圣贤”专家咨询组成员，阿诺德.芒托博士，他也是疫苗生产者MedImmune、葛兰素史克和ViroPharma公司付费的咨询专家，所以他也在从自己为世卫组织提出的建议中赚钱。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圣贤”专家咨询组的“独立”科学家们开会时，到会的还有“观察员”，这些观察员都是疫苗生产者：葛兰素史克公司、诺华制药公司、百特公司的人！我们是否应该问一下，“圣贤”专家咨询组是否是流感的真正的全球领军科学家，他们开会为何要请疫苗生产者前来？十年来，世卫组织为了自己手中有更多可用的钱，开创了一种“公－私伙伴”新关系。世卫组织现在不仅从联合国会员国得到会费——这是最初的安排，这个机构今天还收取各种研究资助和资金支持，其数量是联合国拨的常规经费的两倍还要多，全是来自私营企业。什么企业呢？就是那些能够从2009年H1N1流行病紧急状态决定中受益的那些企业。作为世卫组织的资助者，这些制药业黑手党在日内瓦可以享受到“开放式红地毯的待遇”。（注17） 流行病学家汤姆·杰弗逊博士（服务于对流感研究进行独立的科学评估的“柯克兰协会”），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的时候指出，世卫组织私营化和卫生事业商业化的真实含义：“此次流感最大特征之一，同时也是整个大流感传奇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人在年复一年地做出预测，而且预测一年比一年更严重。可是至今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那些人还是在那里发布他们的预测。比如说，可能会让一切人都致命的那个禽流感，到底带来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可是这还不能让那些发布预测的人罢手。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行业在那里等着流行病爆发。”《明镜》：你指的是谁？是世界卫生组织吗？杰弗逊：世界卫生组织和公共卫生官员、病毒学家和制药公司。他们围绕所谓正在迫近的流行病，把一台机器开动起来。在这里要涉及好多的金钱，名望，个人仕途，还有整个体系！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种病毒发生变异，机器马上就可以启动和运转……”（注18）当被问到世界卫生组织是否为了创造出一个巨大的H1N1疫苗市场，而刻意宣布流行病紧急状态时，杰弗逊回答说：难道你不认为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事实上WHO改变了它对流行病的定义？过去的定义是出现一种新的病毒，发生了迅速的传播，人体还没有免疫力，并且造成了大量发病和大量死亡。现在后面的两条被去掉了，猪流感就这么变成了大流行病了。（注19）世界卫生组织不早不晚，恰好在2009年4月发布了新的“疾病大流行”定义，刚好能够让它的“圣贤”专家咨询组以及“流感博士”欧斯特豪斯和大卫·萨力斯伯里他们，非常方便地利用本质上很温和的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宣布了大流感紧急状态。（注20）《华盛顿邮报》12月8日在一篇文章中，对全世界H1N1甲型流感的严重性（或者说缺失的严重性）的一个注脚中这样报告：“美国H1N1传染的第二波过去了，著名流行病学家们正在预测，这次大流行最终可能被列为自从现代医学开始记录流感以来最温和的一次爆发。”(注21) 俄罗斯议员、国家杜马主席伊戈尔·巴林诺向俄罗斯驻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发出指示，要求对越来越明显的世卫组织和制药巨头之间的大规模腐败提起一项正式调查。巴林诺说：“对世卫组织内部的严重腐败提出了大量严重的指控。需要立即组成国际性的调查委员会。”（注22）
  18. 郑鸿生：台湾思想转型的年代
    文学 2009/11/11 | 阅读: 2650
    杨逵的《送报夫》1972年当我就读台湾大学哲学系时，中国已经进入联合国，中美开始重建友好关系。我曾参与其间的台大学生保卫钓鱼台运动，及其激发出来的校园民主潮，也已到了被收拾的阶段。我照例在寒暑假回南台湾老家的途中，路过台中大度山上的东海大学去找我中学时代的老友。老友向来会带着我在大度山上四处寻幽，而这次他则兴奋地带着我去寻访附近一处新发现的花园。花园主人是一位老者，独守着一栋老旧农舍，在一块硗薄的土地上栽植一方花草。他并非陶渊明式的隐者，躲在山上采菊东篱下以度余生。他可是为了糊口度日，种的花是运到山下市场去卖的。这位老农既非山中隐士，也非一般花农，他是杨逵──台湾在日据时期的小说家及抗日农民运动的组织者。杨逵这名字在当时对我们后生晚辈是陌生的，他在1949年因为一篇反内战的《和平宣言》而被当局投狱十多年之后，就未出现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了。出狱数年后他终于在大度山上觅得一块地做起花农来，而我们来访的这一年，他已经67岁。我们这些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当然无从知道这么一号人物，也无知于台湾在日据时期曾有过的抗日运动，更不可能去读到他那篇描写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著名短篇小说《送报夫》。这篇小说，老友给我一份手抄本，令我读得热血沸腾。我又得知这篇发表于1934年的小说原是以日文书写的，日文是我父母那一辈如杨逵者所能掌握的现代语言。然而我却又发现手上拿着的中文版翻译者竟是大陆的胡风，心里更是惊喜万分。为了追寻前辈的足迹，老友开始探讨台湾历史与文学，挖掘杨逵那代人的历史。此后杨逵遂再度为台湾的知识界所知，重新与当时台湾的文化知识圈挂了钩。而他所代表的历史意义也重被肯定，在70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是乡土派作家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等人可以回溯的文学源头。1972年的台湾，大家有机会重新读到杨逵的《送报夫》，有着很重大的现实意义。那是个台湾的知识青年在各种历史断裂中，重新寻找任何弥补可能的时代。台湾战后新生代直到那时还是基本无知于台湾日据时期在文学、思想与政治上的各种抗日活动，因为教科书与历史书在这方面是空白的，而我们也不曾从父祖辈得知。这样的噤声状态主要由于当局在50年代对左翼人士的全面镇压，台湾日据时期抗日运动的基本力量正是像杨逵那样的左翼分子，这些人在1950年代自然成了国民党镇压肃清的对象，而劫后余生者也就只能噤声无语。这对我们而言是个巨大的历史断裂，而也只能等70年代各种条件成熟后，才能将这条中国历史传承的线索重新串起。《西潮》与《阿Q正传》过了50年代这段思想荒疏、精神压抑的白色恐怖时期后，思想逐渐解放。1966年我上高中，一位初中时的国文老师给了我一本书，让我废寝忘食地啃读，那是前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西潮》。这本五四时代人物的自传，作者以其亲身经历铺陈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第一次让我能超越教科书里对五四的教条叙述，而直接从参与者口中来认识五四那个年代前前后后的社会巨变。其实1966年前后的台湾新生代就曾多方面重新排演了四五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而我那年读到的《西潮》不过是其中一段插曲。台湾在度过严厉的50年代后，60年代有个出版的荣景。不仅冒出许多新出版社像文星、水牛、志文等，更有很多大陆迁台的老出版社，如商务、世界、中华等，也将大陆时期的旧书大批翻印。其中尤其是商务的人人文库，涵盖了大陆时期那二三十年的各种思潮与论战。这些新旧出版物不仅让青年学子大开眼界，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补课。这个对五四的补课不只限于阅读，甚至还以思想论战的方式实际操作了一次，这是李敖以《文星》杂志为基地所点燃的"中西文化论战"。李敖当时以"全盘西化派"的姿态及其泼辣的文笔挑战对手，他们所争论的观点与视野虽没超过大陆时期，却无损于是一次中国现代化议题的论辩，也无损于是一次台湾迟来的五四的重演，即使这些补课与排演都必须限制在当时亲美反共的思想框框之内，只能触及有着丰富意义的五四的有限面向。这些翻版的大陆旧书，及与此论战相关的各种论述与翻译，包括李敖与殷海光的一系列著作，构成了60年代在台湾成长的知识青年的思想背景。在这论战高潮的1966年，我那位初中老师不仅介绍我读蒋梦麟的《西潮》，提供我得以了解这场论战的一些历史背景，他还塞给我一本小书，竟是鲁迅《阿Q正传》的手抄本。鲁迅这名字在台湾当时的主导论述中是归于"附匪文人"之类的，而一般人对"30年代左翼文学"更是闻所未闻。然而随着60年代这么一次小小的文艺复兴，鲁迅以及其它的左翼文学也随之挣出地面，但大半都在一些旧书店的隐晦角落。而我手中拿到的这本《阿Q正传》竟是师母的笔迹，那时没有复印机，不知已如此传抄几手了。虽然鲁迅是左翼文学巨擘，而蒋梦麟则是随着国民党到台湾的亲美派，但我当时读《阿Q正传》的心情却完全接得上读《西潮》的心情，因为他们都提供了异于教科书的中国历史信息。1966年大陆爆发"文革"，台湾则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个"文化复兴"除了用来加强思想管制外，只能流于口号，而不像对岸"文革"那般引发实质的冲撞。"文革"不管牵涉多少复杂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打倒官僚"与"破四旧"的主张在台湾的知识青年中却能引发一些遐想，因为台湾的知识圈就在那时才经历过那场延续五四的中西文化论战，而且还以全盘西化派占上风。60年代后半期大陆进入"文革"的疯狂状态，血淋淋的现实当然就成为当局现成的反共教材。但是其中的一些理想性主张，竟还隐隐然接得上那时台湾知识青年的心境。陈映真与张爱玲处于这种诡谲的局势，1968年我读高二时曾参加一个同学组成的读书会。那时升学联考制度已开始笼罩台湾青年学生的一切活动，而我们这些胆敢搞读书会、读课外书的，自然就是较为叛逆的，不仅无视于联考对个人前途的重要性，也不甩思想的管制。这个读书会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讨论的两篇小说：张爱玲的《留情》与陈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我们不只把这些当作小说来读，还要读出其背后所蕴含的时代意义。我们不仅读书，也看法国的前卫电影，听Joan Baez与Bob Dylan的抗议歌曲，开始汲取美国民权与反战运动的养分，而陈映真作品中极为浓厚的社会意识也在我们之间传播。陈映真在1968年入狱前的小说与论述，对那一代的知识青年有着巨大的冲击。从《我的弟弟康雄》开始，他笔下市镇小知识分子苍白而缺乏行动能力的自我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相互映照，一直触动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敏感心灵。旧俄小说也在60年代的台湾风行，大陆时期翻译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随着那时的出版潮纷纷翻印出来，为60年代的台湾补足了30年代的大陆氛围。从19世纪末的旧俄知青，到30年代的大陆知青，最后是60年代面对威权体制的台湾知青，那种心境似是一脉相传。而陈映真充满深刻内省的作品，似乎就在直接呼应这个时代传承，深深吸引了心中有所觉悟，但现实上却几乎无能的台湾青年学子。而张爱玲写于40年代初沦陷区上海的小说，在60年代台湾的重现，成了文艺青年捧读再三的文学作品，则令人有着从天而降的感觉。除了夏济安与夏志清兄弟的引介所起的关键作用外，她是如何与台湾的现实处境扣得上呢？我手上还留着当年在一家旧书店找到的《张爱玲创作小说集》，1960年台湾翻印，原版来自1954年的香港。张爱玲在《自序》里提到"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或许就是这个哀矜勿喜的普世内涵，让她的小说在60年代的台湾流行起来，甚至进到我们这个小读书会的书单里，与陈映真的作品一起捧读。后来张爱玲的作品在台湾的正式发行全部经由皇冠出版社，《皇冠》杂志是60年代台湾最风行的大众文学刊物，其中最著名的作者就是琼瑶。琼瑶的爱情小说，就像武侠小说一样几乎成了当时男女青少年在成长时期的必读，同一个报纸副刊版面可能同时连载卧龙生的《飘花令》与琼瑶的《菟丝花》。在70年代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之前，男女关系与爱情主题一直是大学校园刊物的重要论题。在这个背景下，张爱玲的流行确实与知识圈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同的背景，而与皇冠的各种大众文艺构成了60年代台湾的另一番风景。因此张爱玲与陈映真的作品会在1968年同时出现在我们那个读书会，是有着上述这两个层次的交错影响的。然而就文学作为时代思潮的艺术呈现而言，却还是陈映真这一脉络的作品更能吸引住知识青年。陈映真于1967年写的小说《唐倩的喜剧》就很经典地描绘了60年代台湾的两大思潮──逻辑实证论与存在主义，在台湾文化圈的风行景致。小说描述女主角如何游移于文化圈的两位青年思想大师之间，其中一个搞存在主义，另一个则是搞逻辑实证论。《思想与方法》与《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当我在1970年来到台大哲学系时，逻辑实证论与存在主义还是系里的两大思想主流。逻辑实证论在60年代台湾知识圈的风行，离不开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殷海光与李敖等人在60年代的台湾，为我们这些战后出身，活在反共教育阴影与威权体制精神困境下的知识青年，极为关键地引发了思想启蒙与精神解放的作用。这套发源于上个世纪初欧陆维也纳学圈，而后在英国与美国发扬光大的逻辑实证论，就像其它哲学派别一样有其霸道的一面。其所衍生出来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与科学哲学，企图取消西方传统哲学的各种命题，认为这些命题若非语意上无意义，就是科学上不可验证。这么一套全盘性的思维十分投合当时知识青年用来反抗以文化道统自居的威权当局，何况这套哲学流行所在的英美等国又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典范所在。殷海光不仅引介逻辑实证论，写了《思想与方法》一书，还大力推介自由市场派大师哈耶克。维也纳学圈的另一名闯将波普的开放社会论同时风行，而这套哲学理论的早期开拓者罗素的传记也及时有了译本。这个结合政治、经济与哲学于一炉的思想体系，竟能在台湾的知识青年中成为显学，其复杂的内涵是否真被读者所理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拿来当作批判的武器。作为批判的武器，存在主义也成了当时台湾知识圈的另一门显学。存在主义从"存在先于本质"的立论出发，反对任何先验理念加诸人具体存在的种种束缚。这套与逻辑实证论并不搭调的欧陆哲学，先在文艺圈作为一种苦闷时代的文学思潮而流行，英年早夭的医学生王尚义的散文集《野鸽子的黄昏》与《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就风靡了不少文艺青年。存在主义在台湾虽然大半以文艺创作来呈现，但也少不了哲学界的参与，譬如台大哲学系的陈鼓应。而陈鼓应竟然也是殷海光的弟子，陪着他走完生命的最后阶段。殷海光与陈鼓应的亲密师生关系，可以用来理解这两套格格不入的哲学理论，在当时台湾被用作思想武器的同构型。这个同构型又可由当局在1973年开始，对台大哲学系展开清除殷海光残余影响的整肃行动，来加以确认。在这个史称"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大大小小行动当中，有一位教语言哲学的美籍客座教授被当成"匪谍"而不能入境，存在主义也曾一度被官方当成共产主义的同义词来对待。对于当局，这两套哲学思想都有"反动"的成分在内，对于知识青年，这两套东西也确实都提供了批判的养分。《战报》与《天雠》如果说思想主要是被当成现实的工具，那这两套流行思潮在70年代的退潮就很可以理解了。这时对岸"文革"热潮已过，越战基本结束，欧美青年的反对运动也达到了基本目的而开始收尾，但台湾都还能感觉到外头这些运动的残余热度。因此虽然60年代的反叛旗手都已不在，陈映真在1968年身陷囹圄，殷海光在1969年去世，李敖被软禁，接着在1971年也步入牢笼，很多摇旗呐喊的也都出国或躲入学院里，但台湾却已积蓄了足够的典范转型能量。或许这些人的消失是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新的时代以一个政治运动来开始，保卫钓鱼台运动在1971年同时爆发于台湾与美国的大学校园。这是一次纯粹的政治行动，学生重提五四口号"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要求当局在钓鱼台列屿的问题上不能屈服于美日强权。而留学生在美国办的保钓刊物，像刘大任的《战报》突破了台湾的言论禁忌，也纷纷流入台湾的大学校园。总的说，过去只能在文学与哲学上寻求精神出路的知识青年，如今转而要在政治上找出路，60年代所累积的能量都汇聚到保钓运动及其衍生的政治行动上了。这个转向还来自于两岸形势的变化。1971年夏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访问北京，年底国府退出联合国。两岸形势的巨变也迫使台湾的知青在钓运之后进一步走上政治诉求之路，台大学生接着进行校园民主抗争，在美国的留学生则促成了中国统一运动。这些政治运动补足了五四在台湾重演的完整性，毕竟五四是以一个外抗强权的政治运动开始的。然而这却是一个倒着走的五四，政治运动不是它的开始，而是它的尾声，因为接着而来的台大哲学系事件基本清除了还带着五四风范的殷海光在台湾知识界的影响。不论是在台湾还是海外，它都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由台湾来代表的"中国"的结束。在这样的新时代里，大陆的形象也起着变化。"文革"前大陆的形象在当局管制下十分刻板。然而"文革"之乱却也带来信息的溢流，尤以来到台湾的几名前红卫兵更具冲击力。其中一位王朝天，在1968年时巡回台湾的中学演说，而令当时台湾中学生震惊的不只是他的演说内容，更是他那能言善道的便给口才，是我们同龄的台湾青年所难望其项背的。那时台湾的教育十分传统保守，不多言是美德。王朝天或许就因言多必失，后来就被软禁在外岛了。再来又有一位就读台大的前红卫兵，在1972年以凌耿为笔名写了《天雠》一书，叙述他的"文革"经验。其中描写到他"文革"前在厦门成长的日子，家里有钢琴，早餐喝牛奶，条件完全不输台湾的中产阶级。这些细腻描写也让台湾的读者开了眼界，原来大陆同胞并未如当局所宣传的那样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本书畅销一时，透露不少大陆"文革"实况。再加上当时保钓运动与海外统一运动带来的效应，知识青年遂开始有了重新认识中国的想望。这个想望曾在1972年底的台大校园，引发了论及义和团历史意义的民族主义论战，而最后汇聚到70年代中期出刊的《夏潮》杂志上。《台湾社会力分析》与现代化理论如此，保钓运动所企图重燃的五四香火，抗日老作家杨逵的出土，以及重新认识左翼中国的努力，后来就由《夏潮》杂志延续，并表现在70年代末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上。但是这个传承比起铺天盖地而来的另一个力量，却显得脆弱而逐渐边缘化了，这力量是紧接中西文化论战全盘西化论而来的"现代化理论"。1972年，当我们惊喜地读到杨逵的《送报夫》时，一本名为《台湾社会力分析》的小书已在台湾知识界风行。"社会力"一词，读者很快就理解到其实就是"阶级"之谓。就是说这本书是在对当时的台湾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只是因为当时阶级一词在台湾较为敏感，而以社会力代之。对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向来是左翼的职志所在，但这不仅不是一本以左翼立场出发的书，甚至可说是偏右的。在4个联名作者里有两位是企业界人士，另两位则后来成了民进党的创党者──许信良与张俊宏。许张两人当时却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属于培养中的青年才俊，尚未加入反对运动。由这些背景的人来进行台湾的阶级分析，当然不会从左翼立场出发，从他们分析的结果也清楚揭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台湾的中产阶级在6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已经壮大，而这将是带领政治革新的新兴力量。这本书由与国民党有关的人来撰写，与当时蒋经国以革新之名全面掌权的政治局面，当然是有关连的。但是它又是整个时代潮流的反映，在60年代全盘西化派在中西文化论战占了上风之后，以英美为标杆的现代化理论开始风行。这是个不再局限于文学与哲学，而踏足于政治与社会的思潮，具体地谈到政治制度与社会改革。而其中的一面大纛金耀基在1967年出了《从传统到现代》之后，到了70年代更是屡屡在《大学杂志》为文。这本杂志后来成了以现代化理论来推动政治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聚集之处，包括撰写《台湾社会力分析》的4位作者。而这本书也的确吸引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注意，不再局限于知识文化圈，也在企业界的少壮精英中传阅，成为后来中产精英支持党外运动的思想武器。此后介入政治的刊物遂成为光点所在，从《大学杂志》开始，接着是1975年的《台湾政论》，而在70年代末的《美丽岛》达到高潮，然而都摆脱不了这个"美国现代性"的阴影。如今回首，六七十年代之交台湾的思想交锋，竟是今日当道思想的滥觞。那真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以中产阶级现代化为诉求的思潮，取代了早期雷震、殷海光等人对自由与民主的素朴诉求。五四所代表的种种争论，到此竟汇流成以英美为师的单一面向现代化方案。正如陈映真的小说《唐倩的喜剧》的结局，唐倩最后的归宿只能是一位在美国大军火公司工作的华人科学家，什么逻辑实证论，什么存在主义，最后竟都抵不过美国的全球化大企业，及其背后的现代化理论。
  19. 孙郁：陈独秀旧事
    文学 2009/11/10 | 阅读: 1952
    1 　　 　　时间在1917年，当陈独秀应邀来北大的时候，敏感的钱玄同便在1月6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已任文科学长矣，足庆得人，第陈君不久将往上海专办新青年杂志及经营群益书社事业，至多不过担任三月，颇闻陈君之后蔡君拟自兼文科学长，此亦可慰之事。” 　　此后的日记不断有对陈独秀的记载： 　　“日前独秀谓我，近人中如吴趼人、李伯元二君，其文学价值实远在吴挚甫之上。吾谓就文学美文之价值而言陈独秀此论诚当矣。”(1917.1.23) 　　“检阅独秀所撰梅特尼廓甫之科学思想篇(新青年二之一)，觉其立论精美绝伦。其论道德尤属颠扑不破之论。”(1917.1.25) 　　钱玄同向来狂放孤傲，很少如此佩服别人，这能看出陈独秀当年的诱力。我有时翻看五四前后文人的日记、尺牍，深味那一代人的气象。其卓绝之态为先前所罕有。自然，没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也许还要推迟许久也未可知。在那些有趣的人中，陈独秀扮演的角色，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1917年的陈独秀正血气方刚，事业上正如日中天，成了中国耀眼的明星。他到北大，是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以及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所荐。汤尔和与沈尹默颇为赏识陈独秀的才华，以为欲振兴北大，非陈独秀这样的智者不可。蔡元培信以为然，便很快将陈氏召来。陈独秀来京后，颇感同人甚少，觉得需有新人加入进来，遂向蔡元培力荐胡适，以此扩大人马。那一年元月他致信远在美国的胡适。透露了心曲：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为约弟为文科学长，北荐兄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一边是劝胡适归国，一边扩大自己的作者队伍。这一年为《新青年》写稿的有：吴虞、恽代英、胡适、刘半农、蔡元培、李次山、章士钊、陶履恭、陈嘏、刘廷陵等。到了1918年，队伍忽地扩大了。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鲁迅、沈尹默、常惠、沈兼士、陈衡哲、欧阳予倩等新人加入进来了。不过新入的作者，大多是谈学理，言时态，搞翻译，唯有鲁迅，搞的是创作，既有小说，又有新诗，别的作者，虽也有搞新诗的，不过凑凑热闹。创作上独步文坛者，唯鲁迅一人。所以那面目，就不同于众人，陈氏本人，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新青年》最初创刊，格调便不同于前人，它的出现，似乎证明康、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办刊，态度是明朗的，欲创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文章、作者。都是些新的面孔。气韵也大异于别路人等。杂志起初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易名《新青年》。既然名之为“新青年”，陈独秀便注重它的色调。比如作者多为青年，栏目多有新意，每卷以译介域外思想为重点，加之时事评论、思想品评，像初春的风，吹来股股暖意。一百年来，中国文化风潮更迭起伏，很少有《新青年》那么风驰电掣，气象阔大，且摧枯拉朽。如今思之，真是让人神往不已。 　　陈独秀办刊，有两个特点值得回味。一是对域外的文化思潮敏感，引介颇得分寸；二是问题意识明确。看到了国内急欲解决的难题。他组的文章，或输入欧美的学理，如高一涵的《乐利主义与人生》，刘叔雅的《柏格森之哲学》、《美国人之自由精神》，马君武的《赫克尔一元哲学》等，或对旧文明的抨击，如陈氏自己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再论孔教问题》，李大钊的《青春》，吴虞《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等。文章多有文采，慷慨激昂。又本乎学理，不是意气用事，是颇有张力的。前期的杂志以论述、评介为主，到了1918年，创作渐渐多了，有了新诗，有了小说。还有编者与读者的通讯，整个感觉是动的、新的、深的。诸多篇目，系着那一代人的心魂，动人的文字一时难以述尽。 　　读《新青年》，陈独秀的性格历历在目。几乎没有温吞的文章，精神是开阔的。他特别喜欢引介域外思想，译了大量文章，常常有着针对性，对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良药。他译法国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介绍现代欧洲文艺史，推荐欧洲科学家的思想，气度上颇似梁启超，然而境界却高远得很，内蕴更为丰厚。陈氏看中国问题时，一语中的。爽言爽语，我以为是有了域外文明作参照的缘故。他熟悉日、英诸国文字，对政治学、文艺学、科学史、法律等均有兴趣，文章自然通体明亮，博杂丰富。他后来搞起政党建设，投身社会运动，与他的知识兴趣，很有关系。《新青年》较之于后来出现的《语丝》、《沉钟》、《骆驼草》等，气象阔大。非别人可以比肩。原因自然是包罗了诸种人文学说，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文艺层面，都高耸于社会之上。后人至今仰视，其间不乏对这位主编的赞佩。 　　他性格里有种论辩气，不喜宁静致远的笔法。《新青年》屡屡引起论争，题目不说惊世骇俗，亦可谓奇气四溢。他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偶像破坏论》篇篇引人注目，有的甚或引起争议，质疑者当不在少数。相比于他的友人，陈氏似乎更喜欢将问题推至极端，如晴空响雷，滚动于人们的心头。不同于陈氏的是，胡适有点温文尔雅，周作人沉着平淡，鲁迅峻急、苍冷。钱玄同虽有凌厉之气，但不及陈氏明快多致，精神的维度唯有陈独秀让人刮目，你看他的《偶像破坏论》，多么迅猛激越，有刚烈之风： 　　“世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这般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为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自己，非是偶像自身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细看作者的文字，有些武断的一面，对后世影响可谓深矣。文章类似口号的罗列，不容置疑。这是在传统压迫下的呐喊，乃反叛的声音，对那时的青年，不能说不是一种鼓动。但那叙述的模式，思维的逻辑，都过于简化，不及胡适、周作人绵密，亦无鲁迅的深邃，文本上的价值，就要打一点儿折扣。我喜欢他述学、谈史的文字，对宣言体，有一点别扭。因为缺少温情，人性的维度过小，于是易流于新的八股。其实后来文人，每每喜用此类腔调，差不多也落入独断主义的旧路，让人觉得面目冷酷。独断主义是独断文化的产物。陈独秀自然不能逃脱旧路。他在反叛自己的祖先文明时，又不得不带有祖先文明的烙印。不仅是他，胡适、周作人、鲁迅，都有一些的，那是没有办法的。 　　 　　2 　　 　　草创时期的新文化应是什么样子，陈独秀也只是朦胧的猜想。那时候他把目光投射在外，很少回到自身。似乎曙色只能挂在天边，己身是渺小的。《新青年》时代的作品几乎都是述理的，是对域外文明的引介和对旧的传统的解析，自己却隐到学理的背后。与鲁迅不同，陈氏似乎不愿意把已身的磨难告诉别人，他关心的不是怎样转化自己的苦楚，而是如何转化和改变旧的外部环境。后世的编辑家编写文学类的作品，很少搜求陈独秀的墨迹，人们把他看成政治家而非学者、诗人，这或许是政治观过强的缘故。他太看重对外部世界的变革，而恰恰少谈自己的经验，文章自然就少了“我”的色泽，好像与读者有一点儿距离了。 　　查陈氏文章，谈学术者多，谈政治者多，谈伦理者多。虽也是谈文学，有过《文学革命论》这样的宏文，但也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与周氏兄弟的目光是有区别的。陈独秀不是学业单一的人物，他对许多学科颇有兴趣。科学思想史、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文字学、文学等方面，均有涉足。每每著文，均出语不凡，有着特别的见识。他看待事物的眼光，有人本的一面，又有现代科学的一面，进化论、人道主义、平民意识，都闪现在他的世界里，给人的印象是五光十色，斑斓多致。不过，他思想的大致脉络是，先关注学术的更新，继而看重政治改革，再后来专心于伦理的革命。这里，都没有文学的位置。他后来提倡文学革命，不过是为伦理建设服务罢了。在他看来，伦理上的革命一旦成功，文化的问题就可解决了。 　　《新青年》初期，在思想上能与陈氏并肩的人物没有几个。钱玄同、周氏兄弟和他还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人物更着重于新文学建设。出发点与陈氏略有一些区别。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观，也带有他个人的政治梦想，即通过平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文学与贵族的、古典的、山林的文学对立。那对立的根本就是为政治革命服务。《文学革命论》云：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穹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把文学的变革与政治变革连在一体，就显得境界较为高大，不像唯艺术而唯艺术者那么单调。胡适看到了《文学革命论》，就兴奋致函于陈氏：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此期内有通信数则，略及适所主张。惟此诸书，似皆根据适寄足下最初一书(见第二号)，故未免多误会鄙意之处。今吾所主张之八事，已各有详论(见第五号)，则此诸书，当不须一一答复。中惟钱玄同先生一书，乃已第五号之文而作者。此后或尚有继钱先生而讨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以胡适的眼光，陈独秀的观点不容置疑，但亦不可自以为是，理论毕竟是理论，尚未经由实践的检验。不过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他们的新思想是建立在对域外历史与本土文明考察的基本点上的，可谓带有一点儿学人的特点。即都对社会与文学间的关系过于敏感，思考的尚不是人本的问题。陈独秀写过诸多精彩的文章，但多以长者自居，像个将领，语气是断然的，不可错的。这反而不及胡适、周作人等亲切。倒是钱玄同与他“嗅味相同”，癫狂独行，有狂人之风，比如陈氏说，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根本要义，而到了钱玄同那里，伦理改革固然重要，根本点是要推翻汉字，废掉书法。此类狂言，比陈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真真是骇人听闻。 　　陈独秀对钱玄同颇为欣赏，两人的通信有着默契的地方。从钱氏的独白里，陈独秀也看到了狂士的力量。但鲁迅的文章在《新青年》登出后，二人不禁暗自狂呼，天底下还有比二人更为卓绝的人物。《狂人日记》的一声咏叹，仿佛来自天边山响雷，震塌了半边天空，若说振聋发聩，鲁迅君便算是一位的。钱玄同曾以赞佩的口吻说：“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肪宴，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钱氏的看法与陈独秀颇为相近，他们眼里的鲁迅，自有别人难及之处。至少是生命深处的热力，给人的辐射是巨大的。文学一旦进入灵魂的内部，它升腾的力量绝不亚于政治家的鼓动。 　　但是，倘若不是政治家的鼓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便不会有更大的范围和力量。陈独秀在那时，是一个吹号的人，发出的是抗俗的声音，至于那号的大与小，质量如何，他并不在意，而是旨在唤起国人能够真正醒悟，不再躺在古老的旧床上久温着古梦。《新青年》如果只谈文学，对知识界的影响不会很大，正因了广谈政治，抨击时政，译介西洋学术，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谈到无神论。从西洋教育讲至中国的学界，才引起了读者的文学注意。而这里，陈独秀高远的眼光，是起了相当的作用的。我现在偶读他那时的文章，就觉得真诚专致，毫无伪态，有着相当可爱的一面。中国后来的政论家，不知怎么驱走了陈氏的真挚，他们抨击别人时，常常像个道学家，给人的感觉并不舒服。陈独秀的文章之所以还可以让后人激动，一方面是一个中正的学人，另一方面呢，是个难得的真人。后来专吃政治饭的人，把这两点大多已丢掉了。 　　 　　3 　　 　　我一直奇怪的是，他的同代人很少回忆其生平细节，相关的资料很少，晚年的行踪多亦难寻。知识界对他一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否定者多，喜爱的有限。初见他的，对其身上的气质印象颇深，和一般儒雅的读书人是不同的。鲁迅、胡适等人是喜欢他的，观点也许不同，至少他身上的个性是有趣的。鲁迅的同学朱希祖之子朱契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 　　“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我家吃过饭。父亲请他上坐，谈着办《新青年》的事情。母亲偷偷地去看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客人走了以后，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的。你怎么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 　　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得出如此初步的印象，那也可见陈独秀在一般百姓眼里的形象。陈氏没有留下什么生活照片，关于他的一切，大多只能从其文字里寻找。他的文章柔婉的地方少。气脉是宏阔的，连记趣的篇什也殊难看到。胡适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位《新青年》主编是一个老革命党，此外便没有什么形容词了。在五四文人留下的一些回忆录里。对他的描述都很简单。一看就有些类型化。人们不说或很少去说，大概和后来的政治气候有关。陈独秀是个四面不讨好的人，所谓“国民公敌”者正是，但也有正派的学者说过一些公正的话，对其的评语很是贴切。1934年王森然先生出版了一本《近代二十家评传》，就写到了陈氏。视点是高的。作者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出现一个陈独秀是不易的。向来中庸、老气的民族如果没有一两个斗士出现，那是悲哀的事情。有趣的是，文中也写到了日常生活的陈独秀，其形貌跃然纸上： 　　“先生本为旧家子，早岁读书有声，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辙不见容于人。先生在沪与章秋桐、张博泉、谢晓石公立国民日日报。与秋桐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秋桐见其黑色袒衣，自物星星。密不可计。秋桐骇然曰：仲甫!何也?先生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上述材料大概受了章士钊回忆文字的影响。它问世的时候，陈氏还活着。想必是可信的。陈独秀的不拘小节，乃朋友的共识。关于他有许多传言，有的近乎漫画。他没有胡适那么典雅，也不像鲁迅那样内敛，言与行是一致的。以温和闻世的胡适对他有过难为情的时候，觉得遇事不好处理。大概是没有回旋的余地。陈氏身边的人，能欣赏他的尚可，否则大多要分道扬镳的。他的个性甚至让人难堪，这是许多回忆文章中都提到的特点。 　　在胡适和周作人的日记，陈独秀的名字频繁出现，并无别人所说的恶魔气。周作人晚年写到老友时甚至还有些感慨。《新青年》的同人是认可他的。你看他从北京狱中出来时人们欢迎的态度，大概就可以看出些什么。但在一些外人眼里，就有一点儿怪气，甚至有点儿妖魔化了。林纾的文章里，陈氏就并非好人，简直有点儿可恶了。陈独秀所有的照片都没有微笑的，是一副金刚怒目的架势。这其实只是一种外表，心性的东西怎么能一下子看出来呢?历来关于他的文章。都不太往作家那里靠，似乎只是个政治中人，混在学界里。那其实是不对的。陈独秀不仅关联着一个沉重的政治史，也和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紧密交织着。和鲁迅一样，他在中国写下了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我有时读他的书，便这样想，假如他用心地写作或从事研究，也许关于他会有更多的话题。可惜他将自己的精力大多用到政治中去了，而且收获的却是失败。可是后来渐渐接触史料。才恍然感到，用文人和学者的眼光要求他，是大错的。他是中国极其特别的存在，既不同于鲁迅，又有别于胡适。他开启了文化的新路径，将一种可能昭示了出来，了解他，是需要接受刺激和挑战的。 　　 　　4 　　 　　陈独秀一生受挫多多，自己却视之无事，并不在意身外之物。他很小就中了秀才，在别人看来是怎生了得。1897年，他到南京参加分试。却名落孙山。这一次落第，大概也改变了他的思想，决定不再走科举之路。其实就那时的文章而言。他算是一个高手，出笔不凡，多见奇气，又见识深远，是一般读书人所不及的。我读他年轻时的文章，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有一种别样的气韵，不被士大夫的迁气所绕。他大概是个很会读书的人，在文章中能嗅出真伪之气。《实庵自传》里就写到了他自己如何不喜欢八股文，能从性灵化的文字里呼应些什么。我想是天性里有一种诗性的因素吧?他和鲁迅一样，很早就失去了父亲，又生活在一个严厉的家庭中，早期教育自然要好于一般的百姓。陈独秀自称少年时代有三个人起了很大作用：“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祖父的严厉大概传染给他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母亲的善良暗示了悲悯之心。直到晚年，他的诗文里也依稀可以辨别出来的。至于他的大哥传染给了他什么，不太好说，但总可以说是中国的良知，或是别的什么，他很早就显示了精神的坦白，作文时亦能自嘲己身，不像别人那么一本正经。1904年，还是在办《安徽俗话报》时，就写过多篇文章，内中有诸多剖白。那语气也让我想起鲁迅的几篇忆旧之作，精神深处，有着些许逻辑上的联系。比如在《说国家》一文中，他就坦言：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 　　后来有人讥讽他刚愎自用，盛气凌人，那其实只是看到了一面。实则也有诸多谦逊的地方，只不过是隐得过深。很少表白罢了。在他的遗稿里，我们能读出他性格的动人一面。他惊人的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内心真相。比如对女人的态度，对庸人的看法，都别于他人。《实庵自传》写到自己南京应试的生活片断，都是惊人的笔触。不知为何，许多晚清应试的描写，看过即忘，然而陈独秀的只言片语，却让人深刻于心。那文字鲜活、深切，场景驳杂。他写人身上的恶气入木三分，连一点儿余地也不留。你在他的文字里绝读不到典雅与悠然。那里是心性的写实，也有乡俗的点染。故乡与都市里的浊气几乎充塞着一切，他多年以后赞美鲁迅的小说，我想是相同的经验起了作用。对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实在是笑不起来的。 　　读着他的文章。看到对丑陋场景的描写，你能感叹他的叛逆性，不陷于虚妄，直面着恶俗，在审美态度上，与士大夫之流的附庸风雅是不同的。在《实庵自传》的结尾，陈氏有一段小说般的传神之笔，写了科举生活的可笑，那文章说：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客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座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此类笔法，已显示了切实的意识，睁着双眼打量世界，写作乃是一种坦露，绝非自我的逃避。那个世界裹着缕缕寒气，哪有什么冲淡和宁静?他的文章从不去讨好读者，有时甚至用文不雅训的语体刺激别人，并不在意喜欢与否。细想一下他的思路，是有一点儿野性的，以丑为快的东西的。如若发展下去。大约有点儿拉伯雷式的遗风，以恶心与粗俗颠覆着雅人的世界。自己呢，也一路狂欢地走着，亵渎着种种神灵。陈独秀身上其实已折射出了一种精神的可能。那就是以非正经的语体，洗涮一个古老的神话，弄脏它，戏弄它，直到久远的灵光从那里消失。许多年之后，当王小波出现在文坛时，才有了真正意义黑色幽默的文学。以一种玩笑和戏仿的姿态嘲讽身边的世界时，那神情是洒脱的。我在王小波文字里看到了与陈独秀的某一点点相通处。所不同的是，陈氏还残留着士大夫的某些痛感。传统文人的忧患之心，还是很浓很浓的。 　　 　　5 　　 　　直到我后来读到他的诗，尤其是旧体诗，才发现流行的看法存有一点问题。陈独秀给人的假象太多，好似无情无义之人，且冷面铁心。那是皮毛之见。他其实是有许多朋友的，在知识界同道者甚广。与人相交时，亦挚诚可感，甚至还带点儿玩童之态。他与汪希颜、何梅士、章士钊、苏曼殊、沈尹默、胡适、台静农、魏建功，有着非同一般的友情，有的终生如一。看他的遗作，感时伤世之文泪血相交，甚或有文人的凄楚，每每读之，心为所动，气韵有唐人特点，刚劲之后亦有柔婉，是流着文人本色的。 　　这个发现也让我联想起与鲁迅的差异。在旧诗文里，鲁迅是没有多少士大夫气的，感伤的东西很少，不太爱写己身的泪水。陈独秀则不掩饰儿女情长，所遇所感，每有凄苦，辄援笔书之，和政论文中的形象很有距离。你在这里亦可感到内心的柔情，男儿的温和也掩饰不住的。《哭汪希颜三首》、《哭何梅士》、《挽大姊》等诗，都无横眉之状。且看《哭何梅士》的韵致是多么隶杀： 　　海上一为别，沧桑已万重。 　　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 　　星界微尘里，吾生弹指中。 　　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 　　此诗最早以由己的名字发表于1904年4月15日的《警钟日报》。据《陈独秀诗存》注释，发表此诗时亦附有章士钊的诗与注，可看出陈氏与章士钊那时的情形，彼此的性情亦流露此间： 　　“二月十六日。福建何梅士，以脚气病死于东京，盖吾党中，又失去一健卒矣，余闻而痛极，然非知何梅士者，亦不知所以为痛也。余与梅士居上海，形影相属者，半年有余，无一日不促膝至漏尽。安徽陈由已，亦与余及梅士同享友朋之乐者也。何梅士之立志与行事，由己知之亦详。梅士之死也，由己方卧病淮南，余驰书告之，余得由己报书，谓梅士之交，使我病已加剧，人生朝露，为欢几何，对此弗能自悲，哭诗一首，惨不成句矣……” 　　章士钊的注释透露了这样两个信息：一是陈独秀有绿林之风，善于交友，且情笃者多。二是重于友情，不免有感伤情怀。病中闻友人去世，是雪上加霜，遂有“人生朝露，为欢几何”之叹。看陈氏之诗。有凡人的苦乐，加之佛教的影子，通篇哀凉，泪光涟涟。自有高古气，是格高气爽的。这一情怀，即便是经历了人间挫折，久浸政治苦海，仍未泯去。直到晚年，阅读到类似的诗文，文人气是一看即明的。 　　了解他的性格，在旧诗里能找到许多线索。那些都是各类史料中难见的。比如交友之道，就率直无伪，不忘旧情。五四之前，他居杭州时，曾与沈士远、沈兼士、沈尹默三兄弟相识，和沈士远、沈兼士过从甚密。写过一些赠诗，都非“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之语，有一点江湖格调。再加之行文清峻，唐人行迹宛然在目。《寄士远长安》云： 　　自君别湖水，天地失清秋。 　　影着孤山树，心随江汉流。 　　转蓬俱异域，诗酒各拘囚。 　　未及祖龙死。咸阳不可留。 　　三沈当中，沈士远是厚道之人，人缘颇好。但论才气和声名，沈二先生尹默，则高于诸兄弟。陈独秀与之关系很密，一直保持着友情。看年轻时代陈氏写给他的诗，当见情谊之深。那一首《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有孤雁叫群秋更哀的味道。如今读它，不可想象出自陈氏之手，内倾与伤神之处，隐隐可见。台静农晚年披露过陈独秀暮岁时寄沈尹默绝句四首，能看出千秋挚意。真真是让人叹之又叹的好诗：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忱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陈氏晚岁怀念旧友，诗中意绪万端。遥忆当年。在西子湖畔把酒论书，后又逢于北京大学，共编《新青年》杂志，能不感而慨之?陈独秀去北大教书，乃沈尹默所荐。陈氏不忘旧情，于诗中咏之，拳拳之忱，动人耳目。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均盛赞于他，那也证明其为人的磊落之处。了解这个人物，大概是要顾及于此的。近代以来，大凡提及陈氏。只从政治行迹入手，谈其文化得失。而个性中冷热之处言之很少。精神的全貌就不了然了。我们看他与章士钊、苏曼殊、刘季平的手足之情，读他与《新青年》同人的信件，也依稀可以觉出言行举止的可爱。在其眼里，人无高低贵贱之分，编刊时亦与人平等对话，有信必复，且不装腔作势，确是有真人之风。蔡元培后来和他相识，对其印象很好。他觉得陈氏第一有学识，第二有毅力与责任心，第三呢，是有一种向心力。1933年，蔡元培为《独秀文存》作序时特别夸赞了他与胡适、沈尹默、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的友情，以为与“诸君甚相得”。这看似是一句普通的话，实则是大的夸赞。在那样一个时代能与如此优秀的人相处。改写了人们的记忆，是大不易的。 　　 　　6 　　 　　有关陈独秀的生活片断的描写，都是支离破碎的。和鲁迅的浩繁的回忆录比，他显得那么清冷。许多弥足珍贵的形影，都消散在历史的空洞里。后人已不复知之。在现存的零碎的片断里，我隐隐地感到他的气色：冷峻、沉着、机警而又迅急。他大概是性格外露的人，没有谁说他口蜜腹剑，或风或雨。而是光明磊落的。文坛上的人骂鲁迅、章太炎是疯子。没有谁这样称呼他。大概因为形影均露于外，黑白俱明，毫不隐晦。罗章龙有一本《椿园载记》，写过对陈独秀的印象，是难得的文字。书中只记经过，没有形象的描述，而人物的特征也显示出来。罗氏说陈独秀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么如此看来，他与那些逢场作戏的八面玲珑者是大不相同的。书中说： 　　我进北大时，陈先生已在执教了。在中学时，我就是《新青年》的热情读者，尤爱署名陈独秀的文章。进校初期，又听到有关陈先生的许多传闻，对他是很敬仰的。但我认识陈先生，却是很偶然的。 　　当时，我所在的德文班有三四十人，彼此学历很不一样，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大多是外交官的子弟，随家在德国学习，回国后又转入北大继续升学；一部分是在青岛大学读完两年以后，转入北大重读预科的，青岛大学为德国人所办，用德语授课，德文水平较高；再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在中学学过四年德语。这个班由于程度参差不齐，老师授课颇感困难。同学们学习进展也不一致，对学习进度不免意见分歧。为此，我们开了几次班会，进行协商，最后确定向学校交涉，请求解决。班里决定从三个程度不同的同学中各推一名代表主持此事。我是代表之一，和其余两位同去见文科学长陈独秀。事先我们还拟了一个书面报告，由年长的一位代表面呈陈先生。陈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说：“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申述来意后，提出分班的要求。陈先生听后说：“分班?办不到，日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 　　我们接着提出：“是否可采用甄别的方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先生听到这里，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为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我们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先生听后便有些光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声调越说越高，语气失和。同学也不耐烦，起身就走，结果不欢而散。 　　陈先生送我们出门时，似有悔意。我在班上年纪较轻，在申述理由时，越次发言颇多，出门时走在后面，陈先生边走边对我问道：“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他听后点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我留下后，陈先生问我：“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我回答：“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点点头。我又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有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先生若有所思地又点了点头。我谈完意见就告辞走了。 　　代表们回去报告交涉的经过后，果然，大家不以为然。经过讨论，又派我们三人再去找陈先生。这次陈答应了，同意向学校反映，设法分班。并说，提前毕业事还要经教育部核准。一场风波得以解决了。经过这件事后，我认识了陈先生，此后，我和他的交往逐渐多起来了，印象也逐步深入了。 　　北大时期的故事，还有一些，比如许德珩的那篇《我和陈独秀》，也有趣得很，亦称得上难得的资料。许氏是北大学生，听过陈独秀的课，他讲的那个故事，差不多把陈独秀的性格写活了： 　　“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弛。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 　　从处理事情的简单化的一面看，他实在不会协调人际关系。后来创建共产党，每每与周围人发生冲突，证明其书生的本色，老于世故的那些手段与之是无缘的。陈独秀的特长应是编刊物，搞学问，做政治领袖则少有计谋。可偏偏扔掉所长，用之所短，这在他是一个损失，不过细细说来。他和鲁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在做知其不可而为的事情，内心燃着火，对别人坦诚交流着。《新青年》创刊不久，因了影响之故，青年人的信雪片般地飞到编辑部，那时候是热情回答各类问题的。看读者的信，以及与他们的交流，则可见性格的一斑：细致、严格、庄重。陈独秀不是草草做事的人。想问题都很深，解答疑团又颇为耐心，读者通过刊物与回信，也看出主编的心理，其可感之处是很多的。记得有位叫毕云程的读者就发现了陈独秀内心苦楚和悲壮的情怀，可谓一语中的。在致陈氏的信中说： 　　“读大志，敬悉先生‘最反对悲观主义’。甚佩甚幸。惟以仆之愚，窃见先生之于悲观。心虽非之，然以先生识见之高卓，而视普通社会之卑污龊龌，苟安旦夕，自不觉悲观之念，油然而生。此非仆之妄言，试观先生自谓‘仆无状，执笔本志将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此数语，盖为先生悲观之念之泉源也。” 　　毕云程在信的后部分温和地批评了陈氏的急躁，以为大可不必悲观，世间总会进化的。陈独秀看过此信，大概是动了感情，在复信里自省在“烈火焚居，及于眉睫”之时，说话不免“急不择语”。用今人的话说，是匆匆为之。此类心态在那时的知识界是常见的。鲁迅后来不就说过对民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吗?《新青年》自创刊始，就一直裹在一种焦虑里，众人的文章不免亦有火气。 那时候陈独秀已快到中年了，然而文字却毫无暮气，如燃烧的干柴，照着惨烈的世界。用一种暴烈的语言，散出了缕缕温情。在遥远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冲荡的热力，而这，将一个漫长的夜，终于指示到了尽头。 　　 　　7 　　 　　能够真正提示陈氏精神内涵，且带有参照意味的人，是胡适。 　　胡适与陈独秀的结识，当在1916年前后，据说二人的通信，是由他们共同的老乡汪孟邹牵线的。1916年，《新青年》刚创刊不久，陈独秀正热情地投入到自己的编刊事业里。一向桀骜不驯的他，忽觉得自己的朋友资源有限，不禁有点儿焦急。胡适的出现，让其眼前一亮，仿佛找到了知音。那时胡适远在美国，正在写博士论文。但偶尔也写些短文和译一点作品。登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上。与章士钊颇好的陈独秀，从《甲寅》上看过胡适的作品，那是得到过章氏的好评的。陈独秀关注胡适，大约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远在美国，有诸多信息；二是文章清新，有锐气；三是精神的兴奋点相近，均有改造旧物，欲创造新的文明的冲动。其实胡适当时的心态与陈独秀并不一样。美国校园里的沉想有一点思乡之情，加之文化的梦想，对故园的思念里也带着哀其不幸的苍凉，根底不过是改良之心为主，并无“革命”的奢望。然而陈独秀则以内心的痛感和彻骨的体味，反感于周边的世界，要做的正是摧枯拉朽的大事。在没有见到这位留学美国的朋友之前，他大概将自己的情绪也外化到别人身上，总以为与自己是相同的。而当看到胡适清秀的笔迹和叛逆的意识时，我们的主编不禁为之一动。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表现了尊强者，谦逊为怀的一面。这在他一生中是很少有的。他1916年8月致胡适的信。整个语调是中肯的，绝无别人印象中的杀气。要了解他的为人，这样的文字很难得，是不能不读的。在大量的遗稿中，类似的语调殊少，偶一闪动中也能看出心里的和善。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陈独秀的形象多年被定格在一点上，他热情、厚道的一面很少被提及，若是能看到他人格的这一面，也就理解其个性的迷人之处了吧。 　　在后来与人的交往里，除了与托洛茨基的通信有过如此尊敬的口气外，他很少以类似的口吻说话。如此看来，能将《新青年》办得那么红火，与主编的甘做人梯，以及虚心的态度不无关系。胡适从美国回国，到北大任教，也是陈独秀的引荐，对一个思想界新星，他是敬重的，并不在意能否超过自己。1917年1月，在致胡适的信中，透露了他的心愿：即让其速速到北大任教。许多年后，当二人各行其路，不在同一营垒的时候。胡适仍念旧情，还到南京监狱里见过老友。《新青年》的共同生活与北大时的友谊，怎么能一下子忘掉呢?在我的推测看来，胡适与他只有友情而无深情。原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文化背景不同。一个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信徒，一个系法国与俄国大革命的崇尚者，哲学的脉络属于两个世界。其次是性格相距甚远。宽容与易怒，冲淡与竣急是难以兼容的。晚年的时候，有人写信与胡适，欲整理陈氏遗书，他的回答是：没有什么价值，大多是无用的。胡适觉得，陈独秀早年思想很浅薄，是杂凑的东西。后来又染有党八股气，亦不足为观。只是“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只喜欢从学术层面打量人生的胡适，自然是漠视了旧友的意义。昔日《新青年》主编的良苦用心，并未被这位同路人所认识。 　　但是胡适确实看到了陈独秀致命的弱点。比如吧，对实验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陈氏就混乱得很。胡适是将二者严格分开来的，陈氏则以为能合而为一用之，都是域外文明，为什么不能造一条阵线呢?胡适指出，辩证法来自于黑格尔哲学。那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之前的形而上学。而实验主义是后来的事，它诞生于生物进化论之后。属于科学的方法。两种思想自然就造成两种人生观。调和是无用的。陈独秀对这些背景，以及历史的景观了解有限。用胡适的话说，“未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他对这位《新青年》主编的评价，远不及对鲁迅那么高。鲁夫子创作上的成就与学术上的功底，在胡适看来是难以企及的。鲁迅那么讽刺他，却从不还手，大度为怀是一个因素，实在是钦佩，也是不能够排除的。 　　令胡适难堪和无可奈何的是，陈独秀的独断性和急躁性，是毁坏《新青年》以及新文人友谊的根由。他觉得这是难以接受的情感方式，也是知识群落里的痼疾。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后人也未必站在胡适的一边。不过回首当年，看那一段时光里的过客与隐士，难说陈氏的选择没有道理。用象牙塔里的公理，是不能量出尘世的一切是非的。只是在胡适的眼光里，令人视之，也有动人之处吧?1925年，在致陈独秀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沉痛的话，现在重读，好像依然新鲜。也照出了陈独秀的性格特点，在那一封信的背后，现代文化尴尬的一幕也历历在目：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诬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以自由主义眼光看世的胡适，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后世的普遍赞扬，认为确有君子之风，非文化的独断主义。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上，排他与偏激易，包容则很难。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陈独秀也好，胡适也罢，他们的那些文化之梦，都不大行得通，当两人冲突的时候，他们没有料到，那些话语那么无力，几乎影响不了现实，彼此还都是“国民公敌”，百姓和他们还是陌生的。 　　 　　8 　　 　　鲁迅对陈独秀，全然没有胡适这样的感觉，或许接触少，或许没有什么关注，总之，没有为之捏汗的负面看法。周作人当年曾因信教自由与否，和陈独秀有过交锋，不同意陈氏非难基督教的思想。那是1922年，周作人与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幼渔等签名发表宣言，对陈独秀武断干涉宗教自由的行为殊为不满。鲁迅没有在宣言上表态，不知道何以未曾列名其中。他和周作人还住在一起，对一些事情是知道的。在鲁迅眼里，宗教确有文化上的意义，可是让人去膜拜，就有些问题，自己是不信它们的。我猜想，对陈独秀的观点，他未必不同意，支持也谈不上。在那样破败的环境下，纯粹的学理固然重要，而更为迫切的，却是造一批斗士，向黑色的王国进击。那时中国缺少的，恰是这类的人物。所以在评价这类现象时，不能不有一点儿踌躇的。欲言不行，不言又无可奈何，也许只有这样的沉默，才是一个交代吧? 　　有一次和钱理群先生谈天，讲到对陈独秀的评价时，他说：鲁迅一生对几件事没有表态，一是“新村运动”，二是陈独秀的非基督教活动问题，三是陈独秀入狱事件，四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几个事件都是引人注意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进去。鲁迅为什么对此保持沉默，是有别的顾虑或别的什么?钱理群以为研究此一现象，或许能看出更深的问题。鲁迅精神某些难言之处，也保留在这里。这一发现是重要的。我粗浅的看法是，在鲁迅的对面，有诸多无法言说的世界，在打量它们的时候，传统的话语失去了力量。这也就是《野草》题词的那句话：“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知识群落自以为热点的地方，我们有时看不到他的影子，反而消失了。那个热闹的世界不属于他。对陈独秀，用赞佩和否定的话都没有效力。鲁迅知道，自己和这位昔日的同人，各自存有精神的盲区。谁都不是圣人。但于中国最缺少的，却是这样的孟浪之士。鲁迅曾坦言，政治自己是不懂的，对不懂的，便不好发言。在某个层面上说，他不喜欢从事政治事业。那和自己的爱好、性情相距甚远。只不过喜欢借着文学，表达一下政治层面的看法，至于那其间的风风雨雨，知之甚少。瞿秋白和他交往时，联系二人的主要是文坛上的因素，并无政治上的热情，那些明暗相间的烟云只是一闪，便从视线上消失了。根底还是具有文学家的情趣，它占了上风。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他坚守的是以文学的方式说话。而不是相反。有时候想一想，两人在许多方面，并无可比性。在现代史上，他们的各自存在都是有着不可兼容的地方。 　　只是在一篇文章中，鲁迅为陈独秀画了一幅画像，其中都是形容词，精神的特色跃然纸上，无言之语尽在墨中。那篇文章是悼念刘半农的，其中说了些佩服的话，语言不多，意思是明了的。 　　鲁迅很少对《新青年》同人进行总体的描述。这里却透露出了一些信息，至少对陈独秀，不是亲密的关系。他坦言只是“佩服”，心里不能说没有保留。对《新青年》这位主编的性格的感受是深切的，长处与短处尽在眼中。文中与胡适的对比，颇为有趣。较之于胡适，陈氏毕竟有可爱之处，他心直口快与朗然的风格，虽不免有造势之嫌，但一切历历在目，并无杂质。鲁迅自认自己内心的黑暗，他憎恨这些，又挥之不去。在《新青年》别的编者中，是看不到这些的。似乎没有人像他这样含有如此多的毒素，那是被古老的鬼气缠绕过的。在昏暗的屋子里，有过慢慢待死的绝望，并无走出的渴念。他知道一切都会重归于死灭，挣扎不过是挣扎，光明终要隐于暗夜里。这样的时候，有几个像陈独秀、胡适式的人出来，佩服是有的，却并非样样认同。这是怎样的清冷与凄苦!一个人的存在与另一个人的对照，相关着又隔膜着。后人对此，仅能体味，却难理清，当回望他们的时候，我的感受仅此而已。要说清其间的故事，是难之又难的。 　　 　　9 　　 　　“革命”一词，今人已不太喜欢碰它，那与“文革”的灰色记忆有关吧?海外早有人喊出“告别革命”，那是对旧有的遗存的一次叛逆。但“告别革命”很有一点儿马后炮的意味，要是细究，也与五四学人告别孔家店一样，内在的逻辑是，推倒重来，不再走昨天的路。“告别革命”与“全盘西化”在理论的深层上是同一种思维，从境界上而言，难说有什么新意。不过这个口号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陈独秀那代人开始的革命，是否必要?在历史的进化中，精神上的突变、断裂，究竟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因素多呢，还是益处多? 　　谈到“革命”这个词，不由得想起《易经》里的一段话：“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晚清之后，留日的学生从日文中重新发现了该词，但那是日本人对英文revolution的翻译，内蕴与汤武的流血历史稍稍有别。晚清的文人。曾以谈“革命”为时髦，党人之中尤钟情于此类话题，且津津乐道。那时的文人面临的议题是“排满”，办法呢，自然不是和平主义，大多主张血与火的解放。章太炎《排满平议》云： 　　“近世革命军兴，所诛将校什九是汉人；尔游侠刺客之所为。复不以满人、汉人为别。徐锡麟以间谍官于安庆，适安徽巡抚为恩铭，故弹丸注于满人之腹。令汉人为巡抚。可得曲为赦宥耶?吴樾所判满人、汉人则相半，谁谓汉官之暴横者，吾侪当曲以相容乎?然而必以排满为名者，今之所排，既在满洲政府，虽诛夷汉吏，亦以其为满洲政府所用而诛夷之，非泛以其为吏而诛夷之。是故诛夷汉吏。亦不出排满之域也。或日：若政府巳返于汉族，而有癸辛恒灵之君，林甫俊臣之吏，其遂置诸?应之曰：是亦革命而已。” 　　章太炎的弟子中，有许多是喜谈革命的。周氏兄弟就主张“思想革命”，钱玄同有“文字革命”的狂言，吴承仕呢，直接变成了马克思的信徒，比老师走得还要远。不过，在章氏圈子之外诸多高举旗帜的人中，陈独秀大约是最有革命气节的人，说其一生献身革命，也不为过的。文章中，以革命为题的甚众，其中《文学革命论》、《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革命与作乱》、《革命与制度》等等，都杀气腾腾，绝无温良恭俭让的柔弱之气。陈氏相信革命之伟力，非“汤武”时代的，他将此视之为“犹古之遗也”。在他眼里，欧洲的近世文明所以能够出现，与法兰西的革命有关。倘不是法兰西人的涤荡旧物，废除君主贵族统治，欧洲大约还在旧的暗影中徘徊。陈氏不太喜欢日本式的改良，虽多次赴日，却并不欣赏东方主义的情调，倒是对法国式的变革颇感兴趣。法国之外，让他激动的还有俄国的社会革命，他以为其中“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也”。较之章太炎、周氏兄弟，陈独秀并不满足于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他注重的是制约文学与思想的社会的转化，晚清的文人大多相信进化论，但言及社会问题，进化论就上升到革命话题上，这好似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五四前后，陈独秀每每谈到革命，就有些兴奋，甚至对该词有崇仰之态。《文学革命论》开篇就说：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主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法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可以将这一段话，视为陈氏精神逻辑的核心点。治学也好，治党也好，均以洗心革面之态为之。那是他的不与别人相同的地方。陈独秀的文章大多是讲道理的，非学术的陈述。他的悟性颇佳，看问题点到为止，不甚追究。比如描绘中国社会落后的根由，几乎针针见血，有惊世骇俗之论。可是讲到域外文明，只是提纲式的、感悟武的，显得并不严密。托洛茨基说陈氏不是理论家，可说点明了其身上的特点。不过“革命”一词，后来被世人用得过滥，凡事皆云“革命无罪”，便渐渐走到了反面。后世学者，讨论“文革”灾难，以及民族虚无主义的形成，每每将陈氏那代人的理念视为源头，或许也有些道理。在我看来，陈独秀的革命观，有其特有的内涵，那本质上的，还是人道的、开放的、现实的东西。不过，后来的革命何以演成民族的悲剧，那是另一个问题，现在将恶果都算在他那一代人的身上，大概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10 　　 　　中国的现代，用一位日本学人的看法，是“被现代”的过程。并非自然而然地与传统分离。西方的科学、民主来了，日本的上下，中国的朝野，便有了生存的压力，不走西方的路，那结果只能是沦为附庸，或被远远地抛在后面。陈独秀早年同情“康党”，继而排满，后来搞起文学革命，都有西方的学术背景。不过陈氏的知识积累，给人的印象是散发状的，并不系统。接受的只是西方人的结论，并不是思想演变的过程。用洋人的现成的学说来看中国，自然照出其闻的千疮百孔。《新青年》中发表的文章，有一些是击中要害的。我以为他的重要特点是点击了国人的病态肌体，将政治上、文化上、民风上的陋习一一点出，文章的气脉直逼人心。细看陈氏的文章，逻辑前后有些凌乱，没有章太炎的丰满，亦无胡适的缜密，和周氏兄弟觉悟沉郁深远的文字比，有些直白，过于裸露。陈独秀不屑于写悠然自得、诗意盎然的文章。他的古诗其实也有情调，不过文章则迅急孟浪，将士大夫的雅趣驱走了。他的可爱在于，与旧的传统断然决裂，毫无精神上的留恋。后来在政党风云里。不唯上，敢直面问题，都是此种精神使然。不过他的思想跳跃过大，有时也失之偏颇。比如谈到“民主”，他就前后概念有别，姜义华先生认为，这种前后的变化，表明了“中国启蒙运动经常徘徊、彷徨于理性及非理性之间这一重要特征”。他说： 　　“《新青年》对民主的内涵作了多重阐发，但是，大多目标明确，如何实现却常常流于空洞化。《新青年》要求人们能够确立‘自主自由之人格’，却未指明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打破家族宗法制度的枷锁，如何切实改变落后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新青年》要求人们都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却未指明如何使人们摆脱愚昧状况，能够思想，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新青年》要求通过选举与多数裁决体现和保障多数人的意志，却未指明在中国地域、人口、发展水准等实际条件下，如何保障选举与多数裁决不为少数军人、政客、财阀所控制；《新青年》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实行宪法权威下的法治民权力制衡，却同样未指明如何使这一切不流于形式，而取得实效。结果，一阵阵摇旗呐喊。虽然造成了浓厚的空气，思想上的解放却并未带来它所追求的政治的民治主义、民权的民治主义、社会的民治主义及生计的民治主义的实际。” 　　姜义华的看法颇具有代表性，大约是看到了那一代启蒙主义者内在的欠缺。不过在那样一个时代，房子未得建成先搭上帐篷，也未尝不是救急的办法。可后来的革命者满足于帐篷，不屑于在思想上和哲学上苦苦探索，于是便使几代的“理论家”大多犯了陈独秀式的错误，重结论而少过程，偏豪言而远独思，直到“文革”时期，我们看左派的文章，大多沿着此条路径滑行，后世学者每每批判五四学人的简单化和理性的孱弱，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陈独秀毕竟是心口一致，言行统一的人物。他一生五次入狱。失败了还战，不做别人的奴隶，且坚守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立场，终于使其成了旷世英雄。他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只有人间的豪杰与狂放之士，才会写出此种文字。我记得胡适等人，都曾对此发出感慨，那是在黑暗与绝境中不满于人生的人才有的感叹。而其实，他一生就是在监狱与研究室间度过，其生命的本身，就与革命与学问连在一起的。 　　古罗马时代有个哲人叫路吉阿诺斯，他写过一本厚厚的对话录，上究苍穹，下诘名士，将古往今来的哲人佛人大大地诋毁了一遍。路吉阿诺斯是个极端孤傲的辩士，看他讥刺柏拉图和宙斯，就让人想起天马行空的狂人。尼采的身上，就有些此类特征。陈独秀、鲁迅也庶几近之。有趣的是，这本书的汉文译者，竟是周作人，看来五四那代人，对存有英雄气节的人，是有着神往的一面吧?参与过《新青年》的人，性情里都有激进的因素，向以平和中正自居的胡适、周作人，也都说过和陈独秀类似的话。但前者最终退到了研究室，后者却成了监狱里的常客，几陷囹圄。你难说哪一种选择是对是错，但对后人而言。那却是一个长长的话题。在一个旧传统顽固至极点的国度，革命有它的合理性。没有精神的撞击和社会的大规模改造。不会在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革命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那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对此，研究得还远远不够。 　　 　　11 　　 　　对于陈独秀而言，坐牢与杀头并不可怕。他一生几陷绝境，险遭暗算，却并不惊恐。那英雄之举，是鲁迅、胡适等人自叹弗如的。鲁迅向来不喜欢赤膊上阵，以为那样牺牲过大，对己对人，都是不小的损失。当国民党当局通缉他时，选择的办法是逃逸，躲到租界地里。熟悉鲁迅史料的人，大约都能领略其思想的个性。他的躲避冷箭，也可以说是积蓄力量，和对手进行长久的周旋。但陈独秀则不然，他直面着敌人，就那么走过去，遭到监禁，则是必然的。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6月，陈独秀竟像学生一样走到街头，在大庭广众间散发传单，后被抓住入狱，其举止让知识界为之一叹。关于那个事件，后人描述甚多，每每回味，都让人为之感叹。徐承伦曾有《陈独秀的被捕及其营救》一文，系统介绍陈氏几次入狱之事，浩大的气魄跃然纸上。陈氏在狱中，照例慷慨激昂，毫无面临绝境的惊恐。著书、诟世，甚至性活动，照常如旧，真真让世人瞠目结舌。陈独秀的几次入狱倒让人想起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其中的胆识、勇气，让当局无可奈何。因为《新青年》传播思想的威力，陈氏那时名声远扬，入狱反而加大了自己的影响力。革命不都是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章太炎如此，邹容如此，陈独秀亦如此。营救陈独秀，在当时成为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连一些和他学术观点不同的人也对其伸出援助之手。现在看那些文件资料，令人感到一种温暖，李大钊后来在《欢迎独秀出狱》一诗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教里。 　　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那个时代的坐牢，今人已难解其环境的状况，好似罩上了一层英雄的光环。其实查民国初的档案资料，亦可见境况之险恶。文人的坐牢，大多面对不讲道理的军痞，其状之苦也非外人可知。陈独秀是个有信仰的入，军阀与政客均不在他的眼里。他那时主张青年与政府作对，直接张扬暴力，对青年的鼓动不言而喻，其实五四运动的爆发，就与他深有关系。罗章龙后来写回忆文章，就讲到了陈氏的诱力： 　　陈先生当时确具革命领导者的品质。他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目光敏锐，敢说敢干，与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倾心于美式民主、宣扬实用主义的胡适相反，他常向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向往。他常说，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并以“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豪言与我们青年共勉。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紧亦趋团结在他周围。正是在他的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 　　用暴力、流血的方式进行抗争，在今天已被诟为恐怖行径，殊不可取。但那个时代，却被视为应有之举，乃正义的行为。蔡元培当年也主张暗杀活动，这与其彬彬君子之态并不吻合。面你看李大钊敦厚慈善的目光，哪能与武装起义联系起来?在社会不能渐进到民主公平的时代，革命情结便易在知识阶层滋长。所以在李大钊以及北大青年学子的眼里，陈独秀的赴汤蹈火，实在有点英雄气概。王观泉先生将其视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也是一种仰观后的感叹。中国的知识群落，纸上谈兵皆有本领，待到现实选择时，大多不敢以身殉道。陈氏的言行一致，且一生不改此志，至死亦持故态，确让人肃然起敬。选择的不是舒适、荣华，而是清贫、寒苦，那就有点清教徒的特点。在哲学的层面看，他不属颇生而行的人，乃逆性而上的怪杰。所谓逆性，并非禁欲，而是与世风相违，做他人难做的事。比如放着教授、显达之路不走，偏偏受苦；本能跻身社会上层，如胡适那样成为党国的贵客，但却只身流亡，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现代文人中，此类异端很少，真真是为真理殉难之人。难怪毛泽东在1919年听到陈独秀入狱的消息，在《湘江评论》上赞美他是“思想界的明星”，且长叹“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五四前后的青年多少都感受到了他的光泽。比之于章太炎、梁启超等社会名流，陈氏与青年学子在思想与情感上贴得更近，绝无学者的超级大国气与枯涩。知识分子一旦走下讲台，到民间去，那感召之力，则非象牙塔里的任何硕儒可以比肩了。 　　 　　12 　　 　　留意《新青年》时期鲁迅、陈独秀诸人的文章，发现他们隐隐地有着悲观的感觉。鲁迅的灰色大家是公认的，陈独秀在压力之下，也有一丝无奈的哀叹。这哀叹虽很小，不经意里偶尔吐出，但那也能让人反复地去想，他后来走上政治之路，高谈革命，实在是对青年与大众绝望的缘故，《新青年》六卷一号上，陈氏有一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云：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元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法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革命乃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古老的旧势力拦在那儿，青年们懵懵懂懂，于是只剩下了激进的选择。1919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传来。马克思主义学说渐渐在知识界流行，李大钊、陈独秀便把目光投向共产主义一脉。陈独秀等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无什么思想准备。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号出现了马克思专号，一年多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那时候没有几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对知识阶层而言，不是精深读解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实践的问题。革命乃唤起大众，一同推翻旧世界。李大钊在谈到青年对待现实的态度时，就颇为赞佩陈独秀的观点，以为今天的我应与昨天的我不同，就是说，要自己革自己的命。至于对社会问题，自然就是到民间去。他引用马克思的观点，以为旧的制度终究要消亡，而消亡的途径自然离不开革命云云。 　　陈独秀一提起革命的话题，便有兴奋之状。他后来尤其倾向于俄国革命的模仿，以为那里有中国人可借鉴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成立初，苏联派来的联络员曾得到了陈独秀的热情接待。他在那些友人身上，似乎也感受到了新的气息。俄国革命的诱人之处，是贫苦的百姓翻身解放，下层人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一点对中国人而言，是自古未有之事。比之于辛亥革命，俄国革命似乎更为决然，在根本上异于旧的制度。陈氏对此，是颇为神往的。因为先前他就觉得，中国虽已进入了共和时代，可人们的精神还停留在过去，和明清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他曾说： 　　“现在人心大交了。马上就要和从前两样。所以欧、美、日本连政府也都在那里赶紧讲究什么贫民生计、保护劳工、劳工组合、劳工教育、分配公平、遗产归公等等政策，好预防那社会革命。 　　我们中国的文武官，还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兴高采烈地用那造孽的钱，预备一辈子享用。他们哪里知道什么社会革命!他们哪里听见什么贫民的哭声!” 　　从百姓的哭声里，悟到社会革命的必要，进而进入社会主义，这在陈氏那里有着逻辑的联系。后来，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手段思路几交，前后略有差异，但基本的思路是以民为本，倡明人道的价值。这是他思想中动人的地方。多少年来一以贯之，毫不动摇。我们于此能嗅出早期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 　　五四初，陈独秀看重的是思想启蒙的问题，后来他发现，现存的制度下，思想启蒙的任务殊难完成，会流于纸上的空谈。改变人的精神，重要的途径是要改变这个社会，唯有社会结构变了，人的精神才会相应有所变化。这个思路，应当说是俄国人带来的。在俄国革命的选择里，陈氏与李大钊诸人，都看到了一种纯粹精神外化到现实中的可能性。他追求的恰恰就是纯粹。1933年，他在狱中所作的《辩诉状》里，有过这样一段话，道出了内中的本原： 　　“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绝非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的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读斯短章，看出了作者的一片痴情。为人为己，绝不伪态。所选之路，险而多阻且临难不悔，或许其中亦有乌托邦的形象，空幻的内涵，但真与诚。慈与悲历历在目，有浩气当空之感。如今翻检陈氏旧作。便生出丝丝慨叹：最初的信徒，往往以身殉教，有真气于斯。而后来的子孙，往往坐而论道，坦然“吃教”，变成了鲁迅所云的“做事的虚无党”。这大概是陈独秀那代人未必料到的。 　　 　　13 　　 　　我们这个民族，说起来有着诸多悲剧的性格。鲁迅在自己的文章里，已多次谈及于此。陈独秀的存在，照出了这个民族深切的痼疾。他的生与死，与周围的环境，多有不合。如果打一个比方，就可以看出其间的景象：鲁迅像一个摸脉的人，觉出了其问的重病，且将其说了出来；陈独秀呢，就像操着手术刀的人，真的动起了剪子。动了剪子，就要流血，生死难卜，是件冒险而又必做的事。所以这后者。更严峻、更残酷、更惊心动魄。我有时想，陈独秀的文章，远不及其一生的故事感人。鲁迅是靠文字与思想而立于世间的，那其间的奇气与智慧。让人心魄牵绕。陈独秀是以生命的血与火书写自我的，他的几起几落，大开大阖，比他的文字要有魅力，写着人间的真义。陈氏在义理上独成一家。空想的东西有时束缚了手脚，一些看法难以操作，后人对此已有着不同的看法。不过在思想的深与气节的高这两点上，亦为世人所公认，非同代一些人可以相提并论。试问，一生为信仰所驱，不昧良知，不趋权贵，甘为平民的斗士有多少呢? 　　近来一些狂妄之士，每每讥刺陈独秀、鲁迅，以为他们是唯能激愤，只会破坏，不能反思自己，其实是一大谬论。陈氏诸人谈自由，并不强奸民意，言公平之时，倒是反对泯灭个性的。他们的个人解放，非放纵式的，用鲁迅的话说，是“自他两利”。五四那代人，很懂自由的界限，并不是极端的虚无主义。有一些话看似过激。实则是悟道之言。向以中庸、平和自居的读书人，每每绕过此域，不屑一顾，那实则是一个不小的盲区。倘若不是陈独秀等人披甲上阵，与旧物作对，国人的旧梦，不知还要多久呢。且看陈氏在抗战时的一篇讲演，将激进与自由讲得何等明澈： 　　“思想是人类心灵即智慧之内在的活动，一受束缚便阻碍了它的发展，其发展无论至何程度，都无碍于他人，所以应该是绝无限制的；至于涉及行动，在公德上，自由仍不应限制，因为它的对象，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在私德上，在国际法上，便不然了。个人的自由，应以他人的自由为限，一国的自由，应以别国的自由为限，过了此限，在个人为强暴，在国家为侵略，强暴与侵略，都对于人类整个的自由，加了伤害，这是应该罅的。譬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因受了别国的压迫，他们为自由而战，是正当的，现在他们为侵略中国而战，为侵犯中国自由而战，便不正当；中国对日本抗战，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则是正当的了。所以中国对日抗战，并不只是要收复失地，而是要争取整个的民族自由。日本从前曾提过中日亲善的说法，我们并不反对中日亲善，可是他所谓亲善，乃是要他坐着，中国人对他跪着的亲善，我们便不得不为自由而战了。” 　　人被奴役了，为什么不去抗争呢?抗争的目的，不是自己再做了主子，重新奴役着别人。陈独秀对此十分清醒。后来一些奢谈革命的人，大都没有陈氏的境界，倒是阿Q一班人，革命不过是为己身捞到一点儿好处。近代以来，革命的发起者与他的追随者，大多呈现着背离的状态。遥想孙中山的一生追求和他的继任者间的差异，当可见革命的经文的不同版本。鲁迅在1927年的血腥里，就看到了重新做了奴隶的悲苦。陈独秀的内心，也是如此吧? 　　晚年的时候，陈氏不断与各类人物论战，几陷险境，其实隐含着一个本质，即对非奴隶又非奴隶主的新人的生活的渴望。看他在报刊上所写的文章，以及与友人的交往，其态颇有斗士之风，未能与流俗共语。我们看台静农对他的追忆，就有别样的气韵。他在政治舞台奔波数载，且末染一丝市侩之风，用郑超麟的话说，是个不会搞阴谋的人。五四学人中，至死仍保持个人独立者，唯陈氏与鲁迅而已，胡适做了名流，周作人成了隐士，而他们二人却在沙漠里独自前行着，从未有歇息的清闲，中国的知识群落，面对他们，当感惭愧的。 　　 　　14 　　 　　台静农先生曾以“洒旗风暖少年狂”为题，写陈独秀晚年的壮烈之气，真是让人动情。陈独秀的伟岸的形影，一一在目，传神之处多多。台氏的回忆文章，言学术活动较多，几乎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可陈氏的风范里依有狂傲的因素，那是令读书人钦佩的。比如在一封致台静农的信中，表达了学术的看法，那其中，依有《新青年》风采，豪放的影子亦在： 　　“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 　　晚年的陈独秀寓到学术之中，想的是《新青年》末竟事业，那里隐含着对政党政治上的绝望吧?政党政治需成千上万的人齐心合力去做。但在他而言是殊难之事，可说碰得头破血流，但学问之道，系个人的事情，不必受别人的暗示，大可以自由往来，以己乐为乐。比之于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诸人，陈氏一生未改年轻狂态，至死犹抱革命情怀，是鲁迅所肯定的那类人物。我常常想，《新青年》同人分裂后，鲁迅对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均有过微词，和沈尹默、刘半农也十分疏远。唯独未去抨击陈独秀，这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章太炎、梁启超的晚年喜谈学术。但对社会变革兴致已减。周作人、钱玄同做了“隐士”，血性内敛在心里，不被外人明了。鲁迅对此是失望的。陈独秀的晚年，入了监狱，仍不减锐气，是轰动一时的事件。那时候鲁迅所加入的“自由运动大同盟”曾派杨杏佛调查过此事。后未果。鲁迅对营救陈独秀的态度如何，因无资料，遂不得而知。但我据他追悼章太炎的文章推测，对陈氏的抗争到底的选择，是会欣赏、赞佩的吧?那篇写章太炎的文章，就有这样一段话，颇有余韵：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自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八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上述的短论。倘细细分析，财可看鲁迅的看人的标准。学问固然重要，但做一个斗士，一个不被外物所累的革命者，肯至死不渝，那才有着真的人生。他在评论刘半农时，也有类似的态度，喜欢其在《新青年》时代与旧物作对的洒脱，而厌恶后来的学者腔、教授态等等。托洛茨基曾有“不断革命”之说，那指的是社会变革之事。而鲁迅、陈独秀则是不断抗争的人，既与旧的势力对峙，又与旧我挣脱，在人格的层面，可说是罕有之人，也可说是“不断革命”的。唐宝林的《陈独秀传》写其晚年生活，看到了陈氏“终身反对派”的悲烈，多有传神之笔，或许代表了后世学者的普遍看法。大凡深入陈氏的世界，倘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看其精神，都会有所感动。陈氏一生，论敢多矣：旧文人、官僚、军阀、教授、国民党、左翼文人、中国托派……几乎所有的阶层、团体都与之格格不入，说他是国民公敌，也不为过。他的看事看人，亦有偏颇走眼之处，一生的失误可说不少。可是大而言之，乃为了社会，小而见之，并非有丝毫的私心。考其晚年形状，于贫困潦倒之中，仍不甘于沉沦。自省己身，其情其状，惊世骇俗。若说有真正革命气节者，当非他莫属。 　　鲁迅曾主张，倘谈革命，言与行，当不可分裂。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一生，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因于此，我们说他的身上，写了现代中国的隐秘，揭示了革命的明暗、曲直、利弊、忠邪，那是不错的。若谈文学的演化，鲁迅的文本自然是一个标本；可是要讲政治革命的悲喜，陈氏则含有深广的隐喻。一个失败了的英雄提供的意象，有时远比得志者要丰富、辽远。可是对于这样一个落难的英杰，人们现在似乎已不愿谈论他了。个中原因，真是让人思之再思。
  20. 黄宗智：中国的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
    历史 2009/11/07 | 阅读: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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