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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出，我国目前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单纯靠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者收入是非常困难的。当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要做的是恢复乡村、小城镇的活力。

这是一篇特别的文章，并非通常发表的那种。我以为无法用任何一门西语在三千字以内写出概述西方艺术理论主要潮流的文章。一本叫做《简明艺术史导论》（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o Art History）的书有三万字，还有一些艺术术语词典。在英语世界里，人们使用《艺术史关键词》（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即便它没有收录任何亚洲艺术批评的词条而受到日本学者Shigemi Inaga的批评。[2]学生们可以查阅几本词典，它们提供一些专有名词的释义，诸如符号学、精神分析批评和性别研究等，但并不是艺术史意义上的。[3]现如今没有这样一篇文章面世，其基本原因或许是，没有人会信任任何一个单独作者所写的东西。所以如果本文不够准确，请读者谅解。但我希望它至少有所帮助。     在这篇文章早一点的版本里，我把20以及21世纪的艺术理论分成8个运动。此次我选择了17个标题。我本无意写成名单的形式，但是事实上西方艺术理论像一棵树一样生长着：它有许多分支，所有的分支都延伸至当下。 因此以名单来介绍是一个好办法。除了前两个标题，15个标题并没有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因为人们还在以不同的方式运用它们。     1. 现代主义：始于不同的欧洲国家而面貌各异。例如在英格兰，现代主义始于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以及围绕着弗吉妮亚·伍尔夫的圈子。在法国始于阿波利奈尔、雅克·里维特，以及其他了解立体派及达达派艺术家的作者。[4]现代主义不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理论，而是影响了盛期现代主义批评的一套概念。我列在这里，是因为它是盛期现代主义批评的背景，仍被艺术史沿用。[5]     2. 盛期现代主义批评：在西欧和北美艺术理论界，它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有关，也经常与哈洛德·罗森伯格、托马斯·海斯及其他秉持格林伯格形式主义的批评家联系在一起。迈克尔·弗雷德在许多方面扩展了格林伯格的工作，尽管他更多地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同时运用不同的后结构主义模式。（他的《库尔贝的现实主义》[Courbet's Realism]与《写实主义、写作及畸形》[Realism, Writing, and Disfiguration]对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及其他后结构主义思潮下了很深的功夫。）盛期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对艺术作品的视觉效果以及它产生的迅疾而自发的视觉冲击感兴趣；一般来说他们较少着力于政治、性别、身份、社会背景以及许多作为对盛期现代主义的反应而涌现出来的关注。（这些关注在本文剩下的部分列出。）盛期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并不总是由盛期现代主义批评家构建出来--是它对清晰的论辩的承诺。弗雷德和格林伯格都善于发表可供争辩的言论，而早期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却只能提供笼统的描述或暗示。需重点指出的是，格林伯格对世界范围的许多地方很少或没有影响力，包括中南美洲、南欧（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中东、俄罗斯和非洲。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弗雷德与艺术史是脱节的，他与这个学科内的许多潮流都没有关联。[6]     现代主义与盛期现代主义批评是近30年使用的艺术史理论的起点，因为许多理论都可以被理解为对现代主义的回应。然而我在下面率先列出的4种艺术史理论并不直接或专门针对现代主义或盛期现代主义批评。而之后到本文结束的理论按惯例都被理解为对现代主义或盛期现代主义批评的回应。     3. 女性主义（批评）经常被分为三波"浪潮"：第一波女性主义者是指最初那些想争取女性权利（包括投票权）的人。第二波女性主义始于1970年代早期，在艺术史中则包括琳达·诺克林和格丽塞尔达·波洛克。诺克林的文章《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在艺术史上经常被认为是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起点。这篇文章指出整个社会系统地将女性排除在艺术训练和艺术事业之外；诺克林的文章之后，许多响应把她的抗辩延伸到了艺术史，它们诘问"为什么艺术史课堂里只有极少的女性艺术家"？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从1990年代开始，有两个与艺术史相关的趋势：艺术上的实践包括接受并赞颂从前被认为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害的女性画像（比如使用时尚摄影的艺术作品)；批评上的实践则包括接受矛盾复杂的关于女性的观念，作为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被察觉到的本质化倾向的规避方式。艺术史上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影响已见于对各种表征（包括色情文学）的评论文章。[7]     4. "批判理论"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8]狭义上它表示由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发展而来的理论，它们因旨在人的"解放"而具有"批判性"：亦即，通过使民众对那些控制他们的思想获得更为清醒的觉悟，从而将他们从社会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在广义上，"批判理论"指的是那些有意识地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并将它们运用到现代艺术中去的艺术史。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理论家们强调前卫艺术的持久的重要性；重视复杂大胆又具有野心的艺术作品，重视那些在艺术史中定位自己，因而能对其媒介的过去作出回应，且试图将过去推向未来的艺术作品。相反，批判理论家较少研究那些平凡的、一般的、大众化的、容易理解的或娱乐性的艺术作品。这些评价源自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作者们，但是有时也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因此批判理论家也关注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以及我列于此的其他学派。     5. 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同。大多数北美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拥有大学教席，政治上并不特别积极。事实上有些人在事业上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住豪宅，拿丰厚的薪水，这使得美国艺术批评家达夫·海奇声称他要写一本叫做《马克思主义教授们的豪宅》（Fabulous Mansions of Marxist Professors）的书。马克思主义批评是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艺术史中仍被广泛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批评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热衷于一系列批评家（包括弗洛伊德、尼采、哈贝马斯及其他关注批判理论的人），而从批判理论中分离出来。一个意欲标识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艺术史家往往喜欢指出支撑艺术实践的社会结构，证明包含在艺术作品生产和接受当中的阶级构成，并揭示作品的政治背景如何助产其意义。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揭示社会形态表面上的"自然性"，便成了首要的关切，而在这样的作品里遭到驱逐的"幻象"之一，则这是样一个信念：艺术品拥有内在的审美品质。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优秀范例是卡尔·魏克迈斯特的《保罗·克利的画家生涯》。他还用德语写过一本书叫做《美学的终结》（1971）。     6. 社会艺术史于1940年代与现代主义一同兴起，但是"社会艺术史"这个概念的表述通常与1960年代开始做研究的一代艺术史家联系起来，特别是T·J·克拉克。社会艺术史有多种样式，而且没有一致的意见表明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大体上，一个社会艺术史学者认为艺术作品的社会环境给它提供了一个必要和充分的说明，因此不需要其他的批评标准，尤其是偏好古典艺术史的标准（不只是盛期现代主义，还有较早的艺术史学者如沃尔夫林式的风格分析、形式主义批评与鉴赏）。可以说社会艺术史有三种基本模式：（a）艺术作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塑造，因此对其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的研究可以阐明作品的意义；（b）艺术作品影响和塑造了社会环境，因而对追随（follow）作品的社会状况的研究，倒过来可以解释作品的含义；(c)艺术作品影响社会环境同时也受它影响，进而一个艺术史家的工作是致力于艺术、社会与政治之间丰富的交互作用的研究。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艺术史家研究艺术家的社会网络和政治现实的细节，这样的社会艺术史学或许是所有当代艺术史研究都默认的方法。当然，艺术史的解释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除非艺术史家能够成功地获得对艺术家身处其中的社会的理解。这对于西方学者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也同样有效，比如谢柏柯对李华生的研究，或柯律格对文征明的研究。这两本可效仿的书值得像西方学界对西方艺术家的研究那样被翻译成中文。[9]     7. 后结构主义：1960年代与诸如德里达和罗兰·巴特这样的理论家一起兴起于法国。1970和80年代在艺术界散播开来；德里达从1970年代开始艺术方面的写作，还有其他一批法国哲学家及艺术史家。许多法国理论家还在继续从事视觉艺术方面的研究，比如凯瑟琳·马拉葆和海伦·西苏，两位都是德里达的学生。一些最好的代表有让-克劳德·莱贲茨津、路易·马林、让·路易·舍法尔和于伯特·达弥施。书写、声音、物质性以及对历史构架的认识都在这些浸淫于后结构主义思想的艺术史家的普遍关切之内。此外，许多人对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发展感兴趣。马林对阅读绘画的欲求--好像画是书写形式一般--以及对绘画的"声音"或典故的类似兴趣做出了富有思想性的分析。舍法尔是一位独特的评论家和艺术史学家，他的著作有时充满试验性，以至不符合语法规则，几乎无法卒读：他的目的是要对视觉艺术作品的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做出回应。达弥施就视觉艺术的结构与其材料性质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者与其艺术史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写了一些复杂难懂的评论；他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对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两方面的解构式批评。马拉葆眼下的兴趣是视觉的科学理论与艺术品的物质属性的整合。既然解构的意图是如此这般--大体上讲，是揭示使其他批评话语看似完整和有说服力的某些内在缺陷与盲点，对后结构主义感兴趣的艺术史家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团体，这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8. 符号学艺术史有过几次复兴，但也有几个被弃用的时期。1930年代它首先由布拉格学派创立，1970年代由迈耶·夏皮罗再次提起。第三和第四次符号学的复兴包含了从前两次符号学艺术史中多次被引用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向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转换。皮尔斯成为1980年代由诺曼·布列逊所领导的，以及2000年代由一批研究行为艺术和录像艺术的史学家所领导的符号学复兴的主要来源。一种普通的符号学在当下持续流行，主要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法国和拉丁美洲。但它并不专门针对艺术史，而是一种将所有经验理解为一个符号体系的科学的、系统的尝试。符号学的前两次复兴不是对现代主义或盛期现代主义批评的回应，然而第三和第四次却可以这样去理解。在艺术史中，对符号学的关注源于将艺术品视为一个符号系统，而对符号种类及其关系的阐明则建立起了一种关于艺术品的充分的解读方式。关注皮尔斯的艺术史家倾向于避免那种系统结构的分析，他们倾向于关注符号的易变性，以及它们那种根据观看的语境而改变意义的倾向性。布列逊特别运用皮尔士式符号的假定的易变性，作为追求艺术作品的政治阐释的通道。符号学在英语艺术史中并不纯粹，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有把艺术作品视为符号结构的纯粹分析。[10]     9. 反现代主义：我从《1900年以来的艺术》这本书里借用了这个术语，不过我并没有将它用于艺术实践，而是用它来指写那本书的作者的部分写作。罗莎琳·克劳斯、哈尔·福斯特和其他一些以特别方式反对格林伯格的一代人，某种意义上比后结构主义者更加反对现代主义。《十月》杂志和《艺术文本》两份期刊遭到了批评，因为它们似乎不追求原创性思路，相反却专门陈述早已存在于盛期现代主义中的概念的对立面--《十月》和格林伯格仿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哈尔·福斯特有部文选叫《反美学》（1980年出版），是一本批评著作。自此许多事情有了改变，但是美学实践（即现代主义与盛期现代主义批评）和反美学实践（包括极简主义、激浪派、反艺术、概念艺术）之间的基本选择，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部分反现代主义的研究对象包括故意胡闹的艺术作品，包含身体功能与感觉，而非视觉的作品（而视觉乃是格林伯格所特许的东西），从达达与超现实主义观念而来的艺术品（此为格林伯格所恶），以及运用摄影、电影和录像的作品（格林伯格不感兴趣的媒介）。[11]     10. 体制批评：它和马塞尔·布鲁泰尔斯、汉斯·哈克、丹尼尔·布伦、拉切尔·怀特里德和安德里亚·法拉斯尔等艺术家联系在一起。在艺术理论领域里，它主要以本雅明·布赫劳的著作，更多的是以包括托马斯·克洛这样致力于政治批评的批评家及史学家的著作为例证。（少有作家会称自己的著作为"体制批评"；那是给艺术实践的命名。）体制批评试图通过分析艺术体制赋予自身以意义：这个观念就是艺术的价值常常，或者主要地被体制构建起来，它在其中被生产、宣传和解释：博物馆（策展人、广告人、讲解员、赞助人、管理者、经纪人委员会），画廊（鉴定家、商人、投机资本家），画展（组织人、艺术明星、广告赞助人），以及大学（学者、管理人、教学委员会、学生）。艺术体制的批评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概念，不再有效，但它还没有遭到决定性的批判。（体制批评迥异于乔治·狄冀提出的艺术的惯例论，他可能是阿瑟·丹托之后最有影响的美学家。）     11. 社会学艺术史属于少数人的兴趣，不过已经吸引许多年轻艺术史学者的注意力。它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和体制批评有关（三者相互重叠），不过社会学艺术史通常都会涉及布尔迪厄，他的主要观点是，艺术的价值是"文化资本"的一种效应，是一种在有教养的公众--包括我在上文中提到的艺术家、收藏家、画廊主人等等中--交易与积累的非金钱性的价值。文化资本可以包括"客观化的"资本，指的是艺术作品，还可以是知识资本--包括艺术作品的实际移位（策展人有权如是做），触摸作品（保管人有权如是做），或是在知识上拥有它们（艺术史家有权如是做）。社会学的艺术史学试图将艺术的意义理解为这类资本的运作的效应。     12. 经济学艺术史同样较少引起注意。有几十个关心艺术的微观经济交易的艺术史家在从事这种研究。例如汉斯·凡·梅格罗泰亚斯研究17世纪在尼德兰制作油画复制品，面向国内和国外销售的"工厂"。同样还有一定数量的人就当代艺术市场进行研究，也有一些对市场价值感兴趣的财经记者在作这方面的研究。     13. 一种更冷僻的艺术理论是利用自然科学来理解艺术。有接近一打艺术史家活动在这个领域且各不相同。约翰·奥涅斯是最突出的；他的书《神经艺术史》（Neuroarthistory）试图将艺术发展理解为一种基于艺术家经验之上的感知神经变化的结果。例如马萨乔的透视画，就可以归因于脑部的心理-神经变化。他童年时来到了矗立着石头建筑物的意大利小镇，那些石头形成了精确的平行水平线的"道路"，以至当年轻的马萨乔眺望街道时，可以看到线条都退向一个消失点。拉迪斯拉夫·凯斯纳尔以更先进的认知科学和神经学来更新贡布里希的理论；巴巴拉·史塔福德已经构建起的理论则认为当代艺术一定程度上是大脑"自动的"（自我运转的）神经功能的产物。其他关注这个领域的人包括沃姆伯格、凡·达姆、艾伦·狄莎那雅克和大卫·弗里德伯格。     14. 述行批评：这是我给这个理论取的名字。它关注两件事：一些视觉艺术，特别是行为艺术的短暂性；艺术家的身体在一些行为艺术中的重要性。述行批评可以被理解为试图通过写作来对某些艺术作出回应，这些艺术既能表达作品临时的、基于时间的短暂性（这是第一要点），也能表达作品主观的、身体的性质（第二要点）。因此，这样的写作不是一种单纯地解释艺术作品或对其作出断言的努力，而是一项实验，以一种临时的、主观的、讽刺的、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表现（performing）那些解释或断言。述行批评受到法国理论与写作中的某些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梅洛-庞蒂。写作中涉及这些观念的作者有艾米莉亚·琼斯、伊丽特·鲁格夫和盖文·巴特；这方面一本有趣的书是《批评之后》（After Criticism）。[12]     15. 关系美学：由尼古拉斯·鲍里德提出，它认为艺术并不是美学或反美学的东西，而是发掘新的关系、交往途径的方法。1990年代受关系美学影响的艺术家在人群与艺术，或艺术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例如通过把艺术画廊的后室（包括咖啡机和档案柜）移至展厅，而把艺术品移至其后室。这些关系本身就是艺术。鲍里德的理论已经在《十月》杂志及其他地方被完整地探讨过，目前他正做着其他项目。但是关系美学仍是当前艺术生产和艺术理论的一种策略。     16. 接受史由伊瑟尔（他以德语称之为"Rezeptionsästhetik"，意即"接受美学"）和姚斯（他发展了"Rezeptionsgeschichte"，即接受史）开创。它也被用于文学批评、考古学和其他领域。接受史致力于研究艺术品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始于艺术家在创作中可能想象得到的第一批虚构的观看者，包括艺术作品所暗示的那种虚构的观看者；还有第一批实际的观看者，第一批评论家及其读者，然后是作品在其后的艺术史当中的接受过程。艺术史研究中的接受史局限在一个较小却颇具影响的艺术史家圈子，包括安妮·霍莉；在其更为笼统的意义上，艺术史总是关心作品的接受的，但在其最初的意义上（包括虚构的、投射的、理想的和实际的观看者），接受史却不是艺术史的中心部分。     17. 自从弗洛伊德写出论莱奥纳多和米开朗琪罗的文章以来，精神分析一直有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但它现今的理论构架更多地归功于拉康，而不是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模式的艺术理论家，其代表有哈尔·福斯特、米格农·尼克松、乔治·迪迪-于伯曼和米歇尔·莱雅--这个名单可以被轻易地加以扩充，把大多数北美艺术史家和理论家以及许多欧洲的理论家包括进去。精神分析批评可以被列在这份总名单的第一个或者中间任意处，因为精神分析模式如果不为大多数、也为许多美国及欧洲艺术史家所使用。要详细说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不同程度的效忠，以及他们所引用过的作者与概念，会大大超过这篇文章的规模。这样说就够了，对于相当比例的艺术史家来说，精神分析，或者也许只是它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无意识--位于阐释的最深层面，因而能够解读其他任何理论所无法解读的现象。[13]     在这份短名单里有许多东西都省去了。西方读者看到的话，会注意到我省去了后殖民理论、区域研究、性别理论和酷儿理论。我的排序和描述只是自己的看法：我怀疑有人会同意我写的东西的大部分，或者哪怕是一半。但我希望这份名单能有所帮助，而且，我已经暗示了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当代艺术史家不采用这种或那种艺术理论。   注释：[1] 这篇文章是写给沈语冰（Shen Yubing）的。基于2009年7月一个一千字的版本。眼下这个版本2010年1月22日完成于丹麦哥本哈根。 [2] 此批评见于《艺术史是全球性的吗？》（Is Art History Global?）。 [3] 还有关于单个艺术史家的参考书目的资源。一个是www.dictionaryofarthistorians.org，不过它会有一些异见，且参考书目不完整。Grove Art Online (www.oxfordartonline)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百科全书，由超过7600名艺术史学者参与编写。（起初印刷版叫MacMillan Dictionary of Art，然后叫Grove Dictionary of Art，Oxford Dictionary of Art，现在则是Grove Art Online,收了Oxford Art Online上大量的文章在内。）但是它只有一些关于1970年以后艺术的理论文章，如"接受理论"。其他一般的资源有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和Oxford Companion to Western Art。有关"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和像Erwin Panofsky这样的艺术史家的评论在两处都能找到，以及Oxford Art Online上。这三种资源都有"艺术理论"的文章，但指的是评论家撰写的从古希腊至今的理论，且非供艺术史家使用的理论。Grove Art Online 在介绍理论方面特别守旧：它大体上属于一种更陈旧的理解艺术史学科的方式，这种理解方式认为研究独特的理论概念的特别文章是没有必要的。所有这些资源都要付费。免费的在线资源里，最好的是德语维基百科，较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维基百科远为深入和广泛。研究生可以从以下几篇文章中查找搜寻近三十年的艺术理论：Donald Preziosi在《艺术史的艺术》（The Art of Art History: A Critical Anthology）中的介绍性文字，但是麻烦在于Preziosi 有一种基于1980年代解构主义的挑剔看法，而他对艺术史又有不同于多数艺术史家的个人感觉。同时研究生们还可查阅《1900年以来的艺术》（Art Since 1900）一书的导论，分别由四位与后现代主义有联系的主流艺术史家撰写。我想在下文讨论那本书。这四篇导论出名的难读：里面有两篇或三篇实际是写给了解并研究（艺术）理论的人看的，而所有四篇文章都有些偏颇和不全面处。 [4] 这方面一个不错的资源是哈里森编的《艺术理论1900-2000》（Art in Theory, 1900-2000）。 [5] 校译者注：现代主义理论与批评的经典文献，译成中文的有：罗杰·弗莱《视觉与设计》，易英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罗杰·弗莱《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即将出版；克莱夫·贝尔：《艺术》，薛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论艺术》，李玉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 校译者注：盛期现代主义理论与批评的经典文献，译成中文的有：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迈克尔·弗雷德：《艺术与物性》，沈语冰、张晓剑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即将出版。 [7] 校译者注：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经典文献，译成中文的有：琳达·诺克林《女性，艺术与权力》、《现代生活的英雄：论现实主义》、《视觉的政治：19世纪艺术与社会散论》，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8] "狭义"的概念引自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里的条目，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免费在线资源，plato.stanford.edu。"广义的理论"则没有按照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条目给出的意思。 [9] 校译者注：社会艺术史的经典文本，译成中文的有：T·J·克拉克《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笔下的巴黎》、《告别现代性》、《死神的一瞥》，均收入沈语冰主编"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2010-11年，陆续出版。 [10] 校译者注：符号学艺术史的经典文本，译成中文的有诺曼•布列逊《语词与图像：旧王朝时期的法国绘画》，王之光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1年版；诺曼•布列逊《注视被忽视的事物（静物画四论）》，丁宁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诺曼•布列逊《视觉与绘画：注视的逻辑》，郭杨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诺曼•布列逊：《传统与欲望：从大卫到德拉克罗瓦》，丁宁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11] 校译者注：反现代主义艺术批评代表作家为《1900年以来的艺术》一书所撰写的四篇导论，已全部译成中文，收入沈语冰主编《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即将出版。 [12] 校译者注：述行批评代表性文献，盖文·巴特编《批评之后》，李龙等译，已由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 [13] 校译者注：精神分析的经典文献，我们已有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的译著。但采用精神分析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批评家文献，中译本尚不多。一本值得参考的论文集是格里塞尔达·波洛克编《精神分析与图像》，赵泉泉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詹姆斯·艾尔金斯（作者），芝加哥艺术学院教授     陶铮（译者），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研究生     沈语冰（校者），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提到自由主义的宪政理论，人们经常使用"英美宪政"(Anglo-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这个概念。这一方面在于强调英国宪法与美国宪法在自由问题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于强调英美宪法背后共同的普通法传统,以至于出现了"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说法。但这两种观点都需要深究。

本文突出经验与理论的连接问题，由此回顾西方现代主义下一些无视经验证据的偏激理论倾向，特别是近年美国新保守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下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及其高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

附作者研究班课程大纲，基本设想是把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设计的博士课程核心内容压缩到一年之内，主要分三部分：首先是阅读方法和习惯，然后是经验证据和概念的联系，包括学术理论的掌握、运用和建造，最后是具体研究计划的设计和研究成果的写作和讨论。

吉登斯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努力探索，应该从积极的方面予以肯定。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 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 “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 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 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从 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通车。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 70%的公司离破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为什么世界显得如此不安全？是不安全的因素真的增加了？还是只不过是信息技术发达导致的灾难事件的传播放大？（文章阅读链接）

对于全球经济形势，我的基本观点是：当前世界表现出来的危机是在欧洲，未来世界重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于美国。

谈论国学者，首先应该意识到，不仅“国学”是一个现代概念，以“国学”的名义从事教学、科研和文化宣教活动，也是到清末民国时期才有的历史现象。

2000年后车头镇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农村中间阶层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是中国高速发展中农村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

当前中国的国际形势，有点类似当年的三大战役之前，只是要决定的，已是世界经济的主导权。资源、产业、金融三方面的大角逐，已是西方的"最后防线"，这是新的三大战役。

在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当下，所谓的"有机食品"让惶惶不安的消费者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但这根稻草并不那么可靠。

徘徊在“人民”和“人口”两个不同的概念中*——最低生活保障的实地调查研究 一、引言 2006年8月，我第一次去哈东，那里曾经是中国东北部城市哈尔滨的一个工人村。社区（Community）{1}主任红梅{2}给我看了一份厚厚的关于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文件的卷宗。其中一份是享受政府低保福利家庭的名单。名单上附有一些照片，全都是严重残障人士。红梅称这些人为“典型的低保户”。照片中那些手捧政府供应的大米或穿着政府发放的夹克的“典型低保户”，或是聋哑人，或是先天残障人士。我问红梅：“这些低保户里，应该有不少下岗工人吧？”我满以为会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因为我看到哈东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从附近一家工厂下岗的工人。然而，红梅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她说：“没有。我们社区几乎没有还能工作的低保户。” 　　之后，我从统计数据{3}中得知，自1997年低保政策在哈尔滨实施以来，哈东的低保人数曾在2001年急剧增加，而到了2003年之后则出现大幅的减少（见图1和图2）。{4} 　　现在，哈东80%的低保户都是因残障或疾病无法工作的人。而大多数被拒的申请人都是还未到退休年龄的下岗工人。居民们常常抱怨说：“如果你不是残疾或得了癌症，去申请低保肯定没戏。” 　　这种情况令人匪夷所思，因为政府官员早就将城市下岗工人视作低保的主要对象。而且，考虑到政府长期以来强调对扶贫工作进行“动态管理”，因此，将下岗工人排除在低保体系之外也不合乎情理。政府强调监管部门应对领取低保福利的家庭进行追踪调查，因为他们的收入状况会不断变化。假如低保是一个“动态”体系，受助对象因其收入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何下岗工人这一特定人群中的绝大多数会被拒于低保门外。2003年申请低保被拒的城市下岗工人在其后的几年里，很少有重新申请成功的。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因此放弃了重新申请低保的机会，用他们中一位的话来说，“除非（他们）得了癌症，否则当官的根本不会管（他们）”。我遇见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学者将哈东低保人口减少——尤其是下岗工人接受低保福利的人数下降——视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通过这样的发展，国家的政策将逐步走向“规范化”，即逐步制定更为统一协调的全国性低保分配标准和分配程序。然而，如果当地居民关于低保的所言（若非残障人士或癌症病患者则无法申请到低保）属实，那么靠强调“规范化”来解决低保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本文根据我在2006年至2008年间所做的实地调查研究，主要探讨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党和政府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主要政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低保制度是如何实际运作的。我主要在哈东进行调查研究。哈东地处中国东北部城市哈尔滨的边缘地带，是原凤凰工厂几个破败的家属区中的一个。{5}凤凰工厂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业绩下滑后，于2005年12月正式宣布破产。从此，哈东不再是一个“工人村”，而变成了一个“贫民窟”。在这里生活的两万多依靠微薄退休金、临时工作或政府救济勉强度日的人中，大多数是退休人员、下岗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本文旨在通过对哈东城市贫困救助管理的观察，探究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为何低保制度的主要扶助对象——城市下岗工人—— 一步步地被排除在哈东的低保项目之外？{6}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近一步讨论当地贫困居民反对政府试图将贫困问题弱化为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做法，如何适得其反地恶化了他们的处境。 　　我们可以通过先前大量的关于低保和其他扶贫政策的研究，了解到一些中国在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过程中所出现的纰漏、弊端和矛盾。{7}这些研究所揭示的问题包括：政策目标的界定含糊不清、救助活动的戏剧化和碎片化、中央统一政策和地方实施过程中所作调整之间的差距，等等。先前的研究和数据主要来自于官方文件或正式采访，而本文的调查则重在了解基层干部与当地居民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揭示低保发放的实际运作状况，本文的研究也触及到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管理背后所存在的一些矛盾。就本文涉及的范围而言，矛盾的实质在于究竟该把城市贫困群体作为“人民”来对待，还是作为“统计人口”来对待。{8}提倡应该从“人民”的角度考虑解决贫困人口问题的观点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它既表明工人享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观念，同时也突出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紧密关系（常常为家长式的），显示国家在解决曾经是社会主义代表的工人所遭遇的贫困问题上所起的主导作用。与之相反，主张采用“人口”视角的论点则通过种种计算手段把这些工人“转换”成脱离了历史条件的各种“数据”。这样的做法既强调了贫困的普遍性，又由于将下岗工人与其他贫困人口相提并论，而抹杀了城市工人的历史性和他们的政治立场。 　　低保实际上来回摇摆于两种不同的理论中，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术语来说，即徘徊在含有政治理念的“人民”和只具有数学意义的“人口”概念之间。{9}但“人民”的理念并没有完全被“人口”的理念所取代，而是与之糅合在了一起。在下文我将通过分析低保政策的起源、各级政府官员之间的分歧以及地方居民的反对等问题来说明这一点。对于低保新方案，贫困居民表示反对，声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是“人民”，即国家的主人，并表示政府的做法可能会引发动乱，就像计划经济时代发生的那样。然而，他们的反对却最终加剧了自身处境的艰难。借鉴治理方面探讨主体形成内在分歧的研究{10}，本文得以进一步研究在当代中国，在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错综复杂关系的影响下，治理是如何得到实施的。本文认为，这种治理既不是仅仅通过把被管理者塑造成便于管理的群体，也不是仅仅透过他们对管理机制、手段的反对来实现的。只有了解实际的运作情况和管理过程，才可能了解中国的行政管理最终是如何“作用”的。{11} 　　本文探讨哈东低保运作实况的同时，也常常会涉及中国的整体情况。文章的第一部分简要地分析了作为中国解决城市贫困问题而制定的新政策——低保，为何最初针对的是城市下岗工人，而非泛义上的贫民。第二部分分析了在低保政策中把下岗工人从工人阶级划归到贫困群体的原因。接下来的一部分详细讨论了困扰低保申请人和低保户的问题所在，并对下岗工人和制定实施低保的机构这两方面对社会问题看法上的差异作了深入的分析。最后一部分分析了不满低保实施方式的当地居民如何通过打出“人民”的口号来对此进行反对，以及这一做法如何导致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拒于哈东低保门外这样始料未及的后果。   二、贫困问题何时引起注意？   　　低保制度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那时，国家实行了许多强硬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大量出售国有企业和国企裁员而造成大批工人下岗，并随之而来日益严重的城市居民间的贫富分化。这种情况在1997年十五大召开之后变得更为严重。低保制度早在1993年由上海率先实施，但直到90年代末才成为全国范围的城市扶贫重点计划。1997年2月（时间应为1997年9月——译注），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随后于1999年9月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计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国符合低保条件的人数从1996年的85万猛增至1999年的266万。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达2330万。{12} 　　值得注意的是，低保人数的猛增并不一定表示一般性的城市贫困人口突然激增，而是贫困人口当中的特定部分，即城市下岗工人人数剧增。事实上，主流历史研究显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城市之中始终存在着大量的弱势群体。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多季节工、临时工和合同工都不能像国企正式职工那样充分享受劳动保护待遇。{13}他们大多是农村户口，在城市无稳定生活，并且没有保障。此外，城市里还有很多无依无靠的孤寡残障人士。他们中一些靠政府发放有限的救济金生活，是所谓的城市“三无”人群。{14}更为严重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少有1亿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他们中一些人的生活条件还远远不如城市的贫困居民。虽然多种类别的城镇贫困问题长期存在，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国企大量裁员的问题，低保计划才得以全面成型。 　　1997年国务院发布的《通知》把低保对象确定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非农村户口城（镇）居民”，并进一步规定了3个方面的获保条件：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二是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三是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15}以上人群中的第一类是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救助的主要对象，其他两类是政府救济方案中的新增人群。这反映了国家对于城市下岗工人以及其他在市场转型时期“掉队”人群的高度重视。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本世纪头几年政府低保预算的大幅增加方面。当时，因大量裁员而不断引发的劳资纠纷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之一。{16}政府低保预算总额从2000年的22亿人民币{17}猛增至2001年的42亿人民币，2002年又大幅度提高到109亿人民币{18}。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贫困问题研究员是这样分析背后的原因的：       　　政治因素毋庸置疑对2001年和2002年增加低保预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政府高级官员感到社会的压力——人们期待失业和下岗问题可以，并且应该在几个月内得到解决。他们对保持城市社会稳定高度重视。{19}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贫困人口，城市下岗工人不仅曾经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受益者。自1949年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宣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和农民都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代表“人民”的位置。然而事实上，由于政府过分重视城市重工业，因此只有工人享受到了社会经济利益。从事中国劳工研究的学者指出，城市下岗工人正是通过引述党和政府当年颂扬工人阶级的语言反对地方政府和他们所在单位的做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当年计划经济的东北老工业区，工人们搬出了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20}这一概念的论述及实践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处于贫困中的城市下岗工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以便加强社会主义政权的合理性和稳定性。然而，低保政策的历史起源与它在设计上忽略历史造成了明显的不协调。低保的设计基于一种新的理念，那就是从一般的“人口”意义上来定义从前的这些工人，而不是按我的一些访谈对象所指出的，要考虑他们作为社会主义的工人所做出的贡献。     三、从“工人阶级”到“城市贫困居民”   　　低保制度的构想有赖于一种新的理念，下岗工人据此被重新定义为米歇尔·福柯所称的“人口”。{21}在福柯看来，“人口”是“生命权力”（bio-power）的一种形式，意即“一整套将具有基本生物特性的人类变为政治策略实施对象的机制”。用他的话来说，“人口”指的不是个人，而是类总体。这种有机体“充满了生命机理，并在生物进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2}因此，要将人民作为“人口”来管理，就意味着不能采用管理许许多多个体的方式，而要通过对大量尚未经区分的人群进行分类和量化处理的方式来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代，把贫困人口作为特殊群体进行区别对待既不必要，也不妥当。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普遍经济困难的背景下，“贫困人口”对大家而言几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大多数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哈东人都把“贫民”和“老百姓”这两个词作为可以互换的同义词。社会救助的对象都有特定的名称，比如，按照中央政府的说法叫“救济户”，按照工作单位的说法叫“困难户”或者“特困户”。然而，居民们很少注意到这些名称，这不仅是因为受助人数和受助金额极为有限，也是因为受助者和其他工人之间的生活水平鲜有差别。 　　市场经济时代的城市扶贫政策促生了一个新的管理体制，按照这一体制，贫困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而“城市贫困人口”不仅成为政策实施，而且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贫困已成为一个“新问题化的对象”{23}，意即贫困问题以具有可知性和可管理性的新形式呈现，便于政府进行程序管理。在这样的体系下，城市下岗工人成为落实低保政策的首要对象。这与从前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对于应受到爱护的“人民”给予特殊照顾。然而，按照这一套新的体系，作为“人民”的一员，其含义已不再相同。成为一名低保户就意味着成为了贫困人口的一部分——它不再代表政治身份，而代表了维护社会稳定需要管理的某一类别的人。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救助不同，在改革之后的中国，低保是以“贫困人口”这样的概念来对待下岗工人的贫困问题的。而这种新的“贫困”概念包括以下4个层面。 　　第一，低保对贫困的定义从一种对历史的诠释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界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将其涉及到的群体仅仅看作一系列的变量。其中，收入是决定低保分配的最重要的变量，即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见《条例》第2条）。依据这一政策，先前未曾就职于任何单位的人与曾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无私奉献”的下岗工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决定一个人是否享受低保和享受多少完全取决于家庭总收入、病残程度、子女人数和现有住房面积。{24}因此，低保体制实际上引入了贫困可以量化这一概念。 　　第二，低保制度不仅使下岗工人的贫困问题变为冷冰冰的数字，而且还促成了所谓“值得救助的贫民”的提法，即指那些遵纪守法且生活节俭的人。根据哈尔滨政府出台的一项地方性条例，即使人均（月）收入低于城市低保标准的家庭，只要不符合其中规定的条件之一，仍无法享受低保待遇，如：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却未缴纳罚款的；家庭成员中有吸毒、赌博、酗酒且不悔改的；家庭成员自费择校的；两年内购置或装修过住房的；拥有汽车、摩托车、空调等非必需生活消费品或房子有高档装修的；有投资股票等行为的。{26}此项条例使官员有权审查受保对象的行为，并决定哪些要求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对于贫困户来说，不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的消费要求也受到调查。虽然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是这种地方性限制在中国其他城市也非常普遍。如多萝西·索林格（Dorothy Solinger）指出，对低保户的这些限制使得他们难以改变“边缘化”的状态，因为束缚了那些可能有助于他们走出贫困和愿望的行为。{26} 　　第三，低保在执行上摒弃我称之为“戏剧化”的方式，即面对面的具体接触，而是强调在操作中实行规范化和标准化。与实行这些低保政策形成对照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家长式管理，那时地方政府官员或单位干部会经常探望贫困家庭，和他们促膝谈心。在中国，现有低保制度因从原先单一化且非专业的道义性救助形式转变为目前更加制度化、全面化以及科学化的形式而受到广大知识分子及专业阶层的欢迎。除了在健康、教育和住房方面对低保户进行救助{27}，低保制度同时也对生物属性的生命，即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28}行使着管理权。鉴于有了细致的救助分类体系，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感情联系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最后，低保制度既萌生于又反过来促进了人们对如何消除危险型贫困、维护社会安定以及使之“适应市场经济”{29}的认识。近几年关于低保的研究深深地受到国际组织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的影响。研究人员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机构学到全球普遍采纳的“科学”方法。{30}对就业危机和养老金危机的研究已被纳入“全球共同”探讨的大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都不再出现。如今的讨论已不再引发为什么在中国“失业”一词对人们来说相当陌生，为什么当年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极其微薄的工人所得的养老金是一种公平的补偿这一类的争议。 　　至此，我对低保制度如何从概念上把贫困工人转化为“人口”进行了分析。然而，那些直接受影响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一制度的？低保制度所采取的历史的、可量化的新方法对贫困的劳动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低保政策使用了“科学”和“客观”的语言，使社会主义的过去，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隐入背景，但地方的官员和老百姓不但熟悉用以界定“人口”的种种数字指标，而且了解“人民”所生活的政治舞台。当基层干部直接面对贫困居民时，这种矛盾常常会激发双方产生冲突。接下来我将通过哈东说明为什么对低保的实施来说，将“人民”转化为通用的“人口”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管理方式改变了，但变成了“数字”的下岗工人仍然在街头巷尾发表观点，以此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心声。     四、“量化机制”所面临的困境   　　在哈东，我发现低保户最难接受的是叫做“动态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如果说贫困是可以被量化的，那么它同样也是可变的。所有我遇到的政府官员都强调，因为受保对象的收入是会变动的，所以低保并非永久性福利。当被问及低保制度与先前的社会救助系统有何不同时，一位原黑龙江省民政厅的官员强调了低保制度在新的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低保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学会适应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下，频繁的失业与再就业十分常见。今天你失业了，就成了低保户。而一旦你找到了新的工作，也就是你适应了市场经济，适应了这种变化之后，你甚至可能作公司的老板！{31}   　　对贫困的动态管理是低保制度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动态管理的合理化是基于以下的理由：贫困是暂时性的，风雨过后是阳光。的确，每个人生活都可能会起起落落，然而，由于低保所预设的极大的灵活性与现实生活中贫困相对长时间持续之间存在着无法消弭的差距，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哈东地区李梅一家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2006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李梅，当时她24岁。她家从2004年起接受低保救济。李梅的父亲由于所在的凤凰工厂不景气，没活儿干，所以“放了长假”一样被迫休息了快十年。李梅的母亲在不同季节从事不同的工作。从春天到秋天，她作为城郊农民在地里种菜。到了冬天，她每天会去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型塑料厂打12个小时的工。李梅因为患有过敏性哮喘，10年前便已辍学在家。她有时会把母亲种的菜拿出去卖，有时会在附近的网吧做兼职收银员，但这些都因为她哮喘而干不长。李梅和父母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供弟弟读书上，他当时正在准备高考。2006年，李梅家每月能得到哈尔滨政府发放的160元低保金。其中包括：从8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费（人均200元的低保费 × 4人）中扣除700元家庭总收入（此数据由政府计算所得）后所得的100元，以及用于教育、供暖和医疗方面的60元额外补助。 　　然而2007年1月，政府开展了新一轮“动态管理”落实行动，这使李梅一家突然失去了受保资格。一位社区干部告诉我：“李梅的父亲又回凤凰工厂工作了。他现在每月有500多元的收入。而李梅也已过了18岁（18岁为法定最低工作年龄）。她的那份假定收入{32}早就应该计算进去了，不过我知道她有病在身。”因为失去了低保福利，尽管李梅父亲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她家的贫困状况却并未改变。而且，由于工厂的效益时好时坏，李梅父亲也并不总能拿到超过500元的工资。按说李梅是应该参加工作，但因为哮喘反复发作，一直无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不仅如此，李梅的弟弟因为要参加高考补习班，需要花更多的钱交学费，这让原本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由此可见，“灵活”变动的并非这个家庭的贫困状况，而是政府的管理手段。政府的贫困动态解决方案与当地居民所经历的相当长时期无法摆脱的贫困是相矛盾的。 　　然而，由于当地居民和低保运作各自的不同环境，缺乏共同语言，双方不能有效沟通，所以当地居民很难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造成他们对低保越来越不满。如前文所述，低保制度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贫困是可以被量化的。也就是说，低保制度像一个超精密“量化机制”{33}，而低保户的家庭收入通过它所进行的大量精细、神秘莫测的计算，即便当地居民对其结果感到不公，也无法对这个操作过程进行干预。居民们通常无法理解官方的术语，而作为“量化机制”的低保制度却对贫困家庭关于自身状况的描述置若罔闻，比如昂贵的学费、破旧的住房、身体的疾患，甚至饥饿。 　　超精密量化机制甚至也给当地的政府官员，特别是社区干部，造成了困扰。{34}哈东地区的社区干部大都是中年下岗女工。他们中除了正副主任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以外，其余的都是依照国家有关填补“公益性岗位”{35}的政策聘用的。 　　在我参加的所有有关低保制度的会议上，每场都能听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批评那些与当地居民一样面临着各种经济困难的社区干部，指责他们在描述住户的贫困状况时，没有使用官方用语。2007年1月，新上任的哈东地区街道办事处低保负责人于建华通知社区干部，日后必须严格参照《非正规工作收入指南》来进行收入计算。之前，社区干部只知道有这份文件，几乎没有读过，更不用说具体应用在工作中。她说：“如果低保申请人拿不出工资证明，那你就应该参考这份指南{36}。你必须记住这份指南里的每一个细节！”社区干部戴洪华对于建华强烈的口气没有在意，开始讲述一位居民的情况：“我们管辖区有个住户，有两个患重病的孩子。丈夫过世以后，就一直靠捡破烂维生。”于建华颇为恼火地回应道：“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啊？你知不知道收废品的收入有多高啊（依据指南所列标准）？人均800到2500元啊！没人能改变这个标准。这是国家规定的！”戴洪华不停地嘟哝着：“800到2500元！怎么可能！”从理发业（人均收入500至1500元）到路边小吃摊（人均收入500至2000元），该表格囊括了70类非正规工作的收入预测。这些预测的上限，甚至有时候下限，其实成为了政府减少开支的借口。常常有居民因为申请遭到拒绝或救济福利被降低而去找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甚至区政府，要求他们帮助解决问题。政府官员总是搬出法律和政策，来证明他们计算所得的贫困程度的公正性，希望以此平息事态。如此，政府通过数字化使一个概念变得无可争议和拥有权威性，同时也使居民的不满和要求成为没有结果的诉求。一位名叫孙红的低保户告诉我：“为什么保费数目差别那么大？凤凰工厂破产之后，大家的生活都一样困难。为什么我的邻居能拿200元的低保费，而我却只有120元？”当年，她所在工厂的工人如果遇到困难，都会直接找厂里的干部沟通解决，因而照她看来，用低保这样的量化办法是莫名其妙的，因为“神秘莫测”的数字造成了普通居民与党和国家之间的距离。 　　如果量化机制妨碍了贫困居民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途径可以用来表达心声？他们如何摆脱这一困境？贫困居民试图通过重申人所皆知的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人民”的论述来帮助他们摆脱这一困境。     五、“人民”的威慑力   　　民间和官方话语之间不同的表述，削弱了政府官员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交流上的障碍导致愤怒的居民开始抨击社区干部的道德作风。他们对低保制度的抱怨声变成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传言，诸如“低保福利给了那些偷偷在外赚大钱的人”，“某某拿到低保是因为她（他）跟社区干部关系好”，“我没拿到低保是因为我朝中无人”的传言不绝于耳。不论这些传言是否属实，它们都给社区干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尽管低保制度强调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但社会救助应该接受群众监督的社会主义原则并没有完全被摒弃。一位名叫蒋俊的退休工人强调，在计划经济时代，群众的意见在评定他家成为厂里“特困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单位过去会张贴我家的生活情况，并且内容很详细，包括我有6个孩子，我父亲得了癌症。每个人都有权审核我的情况是否属实。我从不敢撒谎，因为撒谎会被扣工资，甚至可能会被永远开除。那个时候，即使你只养了1只鸡，都会被扣上有资本思想的帽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种用于单位同事之间的监督系统，在低保制度下以“张榜公布”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政府采用公示的办法表明在低保量化的实施中并没有完全脱离“人民”路线。《条例》第9条规定：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由政府机关以户为单位张榜公布，以接受群众监督。事实上，张榜公布不仅意味着人民群众被赋予了监督政府决策的权利，而且有权利反映低保分配中出现的任何问题。社区干部必须以户为单位，张榜公布所管辖范围内各小区低保申请家庭的详细资料，内容包括受保人姓名、受保金额以及受保原因，而且张榜日期不得少于7天。政府通过让群众介入审议各项福利决议，使他们就周围邻居是否符合低保条件做出判断。如有不符合法定条件者，一经群众举报，政府工作人员将重新予以核查。 　　张榜公布政策引起了地方干部的担忧，他们担心居民的举报会使他们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甚至会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纰漏而受到纪律处分。2006年12月18日，街道办事处就是否张榜公布低保申请人情况召开会议。会议一开始，于建华就批评了一些没有张榜公布低保户资料的社区干部：“你们不知道张榜公布有多重要吗？必须把公告张贴出来。如果群众对某个决定有异议，这不关你们的事。但如果因为没有公示而出了麻烦，你们该怎么办？张榜公布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接着，年纪最大的社区干部徐英对制度提出意见：“你知道，我们社区有个住户，都不能动了，完全瘫痪，也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我是不是应该因为群众反对，取消他的申请资格？”于建华强烈反对这样做，她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老廖。当然，我承认他日子过得很苦。但如果得不到别人同意，他又怎么能够成为低保户呢？低保的经费是共产党给的，不是你想给谁就给谁的。要记住，当你想去救助某个人的时候，还有其他4到5个有类似情况的人等着你去救助。他们可能会造反的！”{37} 　　“造反”一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流行语。当时，和工人阶级一样，红卫兵之间也普遍存在着“左”“右”两派的斗争。通常来说，“左派”是由新中国成立后被剥夺原权益的阶层所组成，而“右派”则由维护政治现状的较特权阶层组成。{38}然而，这种对立并非只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它有着更为广泛的现实基础。{39}“文革”时期的哈东，常常在同一学校、同一工厂甚至同一家庭里，人们会为了是不是该支持政府，谁会保卫凤凰工厂，或者谁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拥护者分成两派。而“造反派”一词被广泛地用来指称任何挑战权威的人，并非与派系斗争直接有关。蒋俊在指责当前一些官员贪污腐败时这样对我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哪有干部敢挪用即便是100元公款的？谁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贪污腐败？人民会反你！‘我们人民群众’会贴你‘大字报’，对你进行批斗。”蒋俊所言，与其说是对“事实”的陈述，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共识”{40}。 　　尽管“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和普遍的批斗早已不复存在，低保制度也有严格的规定，但“造反”一词仍然阴魂不散，时时困扰着基层官员和社区干部。如果在甄选受保对象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比如有人去区政府或市政府举报甄选过程存在不公平现象，那么这将间接导致地方官员被上级政府革职，因为上级政府非常关注社会稳定。在我实地调查的这段时间里，很少见到当地居民通过有组织的行动表达他们对低保的不满。尽管如此，不少居民会单独或相约几个人一起去找地方官员，令他们难堪，甚至感到不安。例如，曾经有个醉酒的下岗工人突然闯入街道办事处的会场，高声叫骂道：“你们是在为人民服务吗？根本不是，你们只是在为人民币服务！”一名申请低保被拒的中年男子对声称自己无权做主的社区主任威胁道：“如果你不负责，那到底谁负责？难道要我去找 × × × （领导人）不成吗？”这位男子难平怒气，又继续上街叫骂起来：“如果在毛泽东执政那会儿，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当官的被拉去批斗了！”虽然他和许多像他这样的居民跟人们通常说的“反民”不沾边，然而与“造反”有关的集体记忆造成了地方官员和居民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低保制度也因此被视为酿成愤怒和恐惧的温床，而非“最后一道安全网”。这样，基于收入水平的量化管理方法也就问题重重。任何一个基层官员也许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怎样做才能安抚民众对低保制度的不满，从而保住自己的饭碗？ 　　在哈东，因为受到来自贫困人群以及媒体和学界的普遍指责，地方政府官员逐渐开始强调将“劳动”作为受保资格的重要标准。相比官方标准，以“劳动能力”为依据的评判标准更容易为地方官员和居民所接受。热爱劳动是计划经济时代无产阶级首要的道德准则。{41}哈东大多数成年人至今还记得诸如《劳动最光荣》这样的老歌或“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样的口号。毛泽东本人也从不掩饰他对贫困群众产生依赖心理的担忧：“不要提‘开仓济贫’这样的口号。不要让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42}逐渐，“劳动能力”取代了“收入”成为实施低保的实际标准，得到原本熟悉社会主义重视“劳动者”这一原则的居民的认同。在执行假定收入标准方面，地方官员对尚在工作年龄范围内的群众（女性45岁为上限，男性55岁为上限）较为严格。此外，地方官员甚至经常劝阻他们申请低保，告诉他们“低保不是为尚处于工作年龄范围的人设的”。{43}因此在地方上，身处工作年龄范围内的人很少获得低保待遇，除非是身有残疾或患重病。在哈东，低保家庭的数量从2001年的1100户减少到了2006年的796户，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大都来自下岗工人中相对较年轻的家庭。地方官员对此的解释是“动态管理的正常结果”。     六、结束语   　　本文旨在通过调查，探究为何当地贫困居民反对政府试图将贫困问题量化的做法，却适得其反地恶化了他们的处境。新的城市扶贫政策忽视了贫困问题的历史发展，仅仅将贫困问题作为随市场经济“起起落落”而变化的问题对待，成为了一种引入新式管理概念的量化机制。贫困居民试图与这一令人费解的机制进行沟通，却最终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了扶贫政策的保护。换言之，中国新的扶贫管理模式，实际上形成于贫困居民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而非把贫困居民视作“贫困人口”的机制之上。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要提一个重要的问题：低保制度的初衷在于通过对城市下岗工人这一特定贫困居民的保护，缓解因其收入减少而给社会稳定造成的潜在威胁，但实际上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却最终被排除在这一制度之外，那么政府将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并如何避免他们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舞台化”，即视特殊情况而定的、面对面的一种可见辅助手段被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法沿用至今。尽管这种手法被广泛地批评为一种既“不科学”又“不严谨”的毛泽东时代的产物{44}，但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党和政府与工人以家长式的方式进行面对面交流，舞台化形式的应用使双方的考虑、意见都得到公开表达。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是，目前采用舞台化形式解决问题时，是把下岗工人看作“弱势群体”——政府用来定义这一群体的新名词——来考虑问题的。这个词剥夺了这些工人作为“人民”曾拥有的政治权力，并因其“临时性”救助无保障可言而不受居民欢迎。综上所述，下述例子揭示了舞台化是如何作为政府低保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而被继续沿用。 　　2006年秋，哈东一名年近五十的男子自杀身亡。自被凤凰工厂解雇之后，该男子终日饮酒，并与妻子离了婚。他16岁的女儿在他死后来到街道办事处，哭着对一名政府官员说：“我爸爸因为被政府取消了低保资格而上吊自杀了。”这位官员却强调说：“并不是所有的贫困居民都符合低保要求。低保制度有它自己的硬性规定。”尽管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官员还为自己的“客观公正”行为进行辩护，然而，当这件事被传播出去，并最终引起了市政府的注意之后，事情便开始变得复杂了。事发1周以后，听闻此事的哈尔滨市负责低保工作的官员立即造访了当地政府机构。这位负责人极为恼怒，下令将此事作为紧急情况处理。他的到访以及随后其他几个上级领导的来电，使得哈东地方机构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要考虑的已不再是合法性的问题了。除了捐赠现金，哈东的地方官员还自掏腰包给死者的女儿买了衣服，甚至承担了死者的丧葬费用。街道办事处的一位官员在与社区干部的周例会上宣布该事件结束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此事件上做出的巨大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上级领导也对我们的工作予以了肯定……她（死者的女儿）对我们的努力深表感谢。我告诉她的爷爷，我们对她的帮助，全是出于同情。因此就这次事件而言，政府不会再采取进一步措施了。尽管有了这次突发事件，但你们要记住，我们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来执行低保政策。   　　事实上，此类“紧急措施”已经变得十分常见，因为每当出现低保制度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舞台化”的措施便会被用作应急之法。     　　*感谢哈东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居民一直以来对我的热情招待。感谢James Ferguson， Li Zhang， Matthew Kohrman， Sylvia Yanagisako， Haijie Yin， Kevin O’Neill， Tania Ahmad 和Ju Hyung Shim敏锐的指导。本文源自2006年至2008年我对哈尔滨实地调查研究的学位论文。本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温纳·格伦基金会以及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东亚研究中心、人文研究中心和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支持。本文原载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1（2010）， pp. 20-37。   　　（陈达微 / 译） 【注释】  {1}当代中国，社区（Community）一词既指城市地方政府的最低划分级别，也指行政当局管辖下的地理区域或居民区。文中大写的字母“C”表示社区一级的行政机关，以此与居民区的社区概念相区分。 {2}文中出现的地名，除哈尔滨、哈东这样较大的区域，其余均用假名。 {3}取自哈东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的内部材料。 {4}虽然哈尔滨早在1997年就已启动低保制度，但其真正全面推行始于2001年。哈尔滨的低保人数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307003人），随后逐年减少，到2006年时，人数减至202556人。全国的低保人数统计却并未显示出类似人数急剧减少的情况。21世纪初，全国性失业危机的到来使得全国的低保人数从1997年的87.9万人大幅增加到了2001年的1170万人。2002年以来，低保人数维持在2200万人左右。然而，2002年至2005年间，城市下岗职工的人数（失业和下岗人数的统计数字总和）减少了8.6%，即从913万人减至841万人。但在同一时间，收益于低保政策的“三无”人员（无家庭、无工作、无生活来源。这些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社会救济的唯一目标人群）数量却上升了4.2%，从92万人增至95.8万人。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998 ~ 2006），http：//www.stats.gov.cn。本文无意于依据哈东地区的数据资料来推断全国层面上的减贫模式。文章集中通过地方关于贫困管理的实际运作，来揭示国家与城市下岗职工之间的关系。 {5}出于对被调查对象的尊重，文章避免提及此工厂的产品。 {6}其他一些非哈东自身的因素，也可能是导致许多潜在低保对象被拒的原因。一些政府官员曾告诉我主要原因在于财政预算的限制。在哈尔滨，市政府和区政府分别承担低保开支的60%和40%。这意味着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将会影响低保户的选择。然而，这一推测无法解释为何相对年轻的下岗工人成为了第一批被低保计划拒之门外的人。 {7}关于这些研究，仅举如下几例：Antoine Kernen and Jean-Louis Rocca， “Social Responses to Unemployment and the ‘New Urban Poor’： Case Study in Shenyang City and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Perspectives，Vol. 27 （2000）， pp. 35-51；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洪大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Dorothy J. Solinger， “The Dibao Recipients：Mollified Anti-emblem of Urban Modernization，” China Perspectives，No. 4 （2008）， pp. 36-46； Dorothy J. Solinger， “A Question of Confidence： State Legitimacy and the New Urban Poor，” in Peter H. Gries and Stanley Rosen（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Dorothy J. Solinger， “The Phase-out of the Unfit： Keeping the Unworthy out of Work，” in Lisa A. Keister （ed.）， Work and Occupations in China：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forthcoming）。 {8} Paul Rabinow， “Beyond Ethnography： Anthropology as Nominalism，”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3， No. 4 （1988）， p. 360. {9}Michel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in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87-104. {10}关于这些研究，仅举如下几例：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基于中国历史的奖学金例子引自Li Zhang and Aihwa Ong （eds.），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James Ferguson，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 13. {12}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http：//www.stats.gov.cn。 {13}Martin King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Xiaobo Lü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14}Linda J. Wong， Marginaliz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13. {15}唐均等所著《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关于“《通知》”的英文版本，见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Vol. 36， Nos. 2-3 （2003-2004）， pp. 115-16. {16}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eds.）， Chinese Society：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 New York， 2nd ed. 2003. {17}2009年1月，100元人民币约合14.60美元。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编）：《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19}采访日期为2008年2月19日。 {20}Ching Kwan Lee，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Vol. 1， No. 2 （2000）， pp. 217-237； William Hurst， “Understanding Contentious Collective Action by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9， No. 2 （2004）， pp. 94-120； Ching Kwan Lee，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William Hurst，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1}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New York： Palgrave， 2007， p. 1. {22}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p. 139. {23}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 {24}取自《哈东低保户统计表》（街道办事处内部资料）。此表中，除了收入的标准是由国家制定的，其余项目均以哈尔滨地方官员修订的内容为基础。 {25}哈尔滨市政府2007年7月11日第161号文件《关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标准计划的方案》。 {26}Dorothy J. Solinger， “The Dibao Recipients： Mollified Anti-emblem of Urban Modernization，” China Perspectives， No. 4 （2008），p. 44. {27}有关哈尔滨的具体事例，参见哈尔滨市民政局官网，http：//www.hrbmzj.gov.cn。 {28}同注{21}，第140 ～ 145页。 {29}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30}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Shi Li， “Urban Poverty Research in China： Poverty Lines and Methodology，” World Economy & China， Vol. 4 （2000）， pp. 50-58；Aiguo Lu and Manuel F. Montes， Pover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2；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31}采访时间为2007年7月18日。 {32}假定收入是基于假定尚在工作年龄内的人，在拥有一份全职工作时所能获得收入的标准。尽管假定收入遭到了学者们的批评，被认为是与中央政府用于实际收入计算要求相悖的计算方式，但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却一直使用这种收入计算方式用以评定受保资格。洪大用所著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一书第123页中提到，2007年7月哈尔滨市的假定收入为人民币439元。 {33}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34}社区以及它的前身居民委员会被政府部门归为自治基层实体。虽然在原文中，作者将社区干部归为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区事实上已成为了真正的最底层的国家机构。尽管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越来越关注社区的自治能力，但执行国家政策仍是社区的首要职责。 {35}史卫民：《社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载白钢（主编）：《城市基层权力重组：社区建设探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6年版，第109页。 {36}2004年3月15日哈尔滨市民政局第29号文件《个体工商户或流动工作者收入标准》。 {37}此处对话表明了当地机关在管理居民贫困问题方面，经常徘徊于“人民”和“人口”的边缘。 {38}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Jonathan Unger，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39}Elizabeth J. Perry and Xun Li，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p. 64. {40}Ching Kwan Lee，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Vol. 1， No. 2 （2000）， p. 228. {41}John E. Dixon， The Chinese Welfare System， 1949-1979， New York：Praeger， 1981， p. 12. {42}毛泽东：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1948年4月8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http：//www.marxists.org。 {43}索林格也在他的A Question of Confidence一书中提及过类似的内容，他指出个人是如何被假定在其工作年龄内拥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44}洪大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4 ～ 78页。  

2007年9月15－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何秉孟同志率团在德国和瑞典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期间在德国波恩的艾伯特基金会总部访问了德国著名学者、德国社民党重要理论智囊人物托马斯·迈尔教授，就德国社民党新纲领草案及其当前的理论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我们要建立的只是以受社会约束为内在要求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我们需要的是内在于市场经济中的社会调节，这样我们就有了覆盖全社会的福利国家。何秉孟：我们非常感谢迈尔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同我们座谈。用您曾在一篇文章中的话说，就是"修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动态。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善于理论思维的民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纲领创新方面也有着不平凡的历史。我们中国理论界，包括中国社科院，对德国社民党理论研究的进展情况一直非常关注。据我们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近些年来就推动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迈尔教授是德国社民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的系统、独到见解，所以今天能在一起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及其转型问题进行探讨，我们非常高兴。姜辉：迈尔教授，大约五六年前，我读过您的中文版著作《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您在书中提供了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党的历史、战略和未来的丰富资料及深刻评述。从那本书的德文版出版到现在，几乎有近十年的时间了。在这期间，无论是欧洲还是整个世界，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各国社会民主党，都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那么，当前您对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纲领、战略等有哪些新的研究和思考呢？托马斯·迈尔：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著《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分上下两卷，一卷有750页，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另一卷有500页，则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战略的。在书中，我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模式进行了比较。首先，我先谈谈关于社会民主主义讨论的理论框架。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对自由民主制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理解，即从基本权利意义上看，对民主的类型或法治下的民主的不同理解。一种是美国的类型，也被称为唯自由论的民主（libertarian democracy），这是典型美国式的，崇尚自由的市场，自由的私人财产权，不承认经济社会的基本权利的存在。而欧洲的民主类型，我们可称之为社会的民主（social democracy），是公平得多的民主类型，它承认基本权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权利。这就是美国的民主类型同欧洲的民主类型的主要区别。何秉孟：我赞同您在关于民主问题上对美国类型与欧洲类型所作的区分。美国式的、崇尚自由市场的唯自由论的民主，我们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而欧洲的社会的民主，在社会经济制度层面上，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托马斯·迈尔：是的。这样的区分，意味着我们要如何更好地组织一个社会，特别是在政治、经济上来组织社会的问题。所以，我们这里要建立的只是以受社会约束为内在要求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我们需要的是内在于市场经济中的社会调节，这样我们就有了覆盖全社会的福利国家。社会保护就是一种社会权利，这是以社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为前提。美国式的民主和欧洲式的民主对待市场的态度的确不同。就全球化经济来说，持唯自由论民主立场的人认为，全球化市场本身就是处理全球事务的最好调节者，而持社会民主立场的人则认为，全球化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调节和治理，需要正确处理政治机构的全球调节作用与全球化市场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保护人们的社会经济基本权利负责。这是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也是详细阐释社会民主主义原则和理论的基础。姜辉：那么，德国社民党的新党纲草案是如何反映这样的立场和观点的呢？托马斯·迈尔：这样的立场和观点在德国社民党的基本政策和新党纲草案中得到了接受。目前党内正广泛讨论这个新党纲草案，我是学术领域方面的一位起草成员和顾问，这个周末还在开会讨论。正如你们已了解到的，该草案的讨论到十月底结束，那时要在汉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通过新的纲领，届时我们便有了新的《汉堡纲领》。姜辉：在德国社民党的历史上，有几个具有广泛影响和标志性的纲领，比如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1989年的《柏林纲领》等，这些纲领都代表着德国社民党的时代特征和重要转折。我们知道，21世纪伊始，德国社民党就酝酿制定一份适应时代和形势变化的新党纲，并为此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辩论和讨论。今天在新的纲领已经成熟并即将通过的时候，您能否介绍一下，从具体特征和内容来看，德国社民党新的党纲与其此前的几个党纲有哪些不同和新颖之处呢？托马斯·迈尔：这里我简要说明一下这个即将产生的《汉堡纲领》要解决的问题。同此前的几个纲领相比，现在我们的观点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方法来组织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这是因为，虽然欧洲的许多国家仍然一直在致力于实践社会民主主义，但是现在它们是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实践和运作，这是非常不同的情况。一些国家做得较好，比如瑞典、芬兰和丹麦，从社会发展来看，它们有较低的失业率，较高的社会公平程度，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方面也做得很好。尽管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实行非常慷慨的福利国家制度，但它们的情况看来很好，虽然也存在着问题。而其他一些国家，虽然处于与瑞典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但相比来说做得并不怎样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我们的新党纲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张顺洪：按照您的说法，看来德国社民党在制定新党纲和政策调整过程中要向瑞典等北欧国家学习借鉴一些东西了？托马斯·迈尔：因为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完全掌握真理，所以我们向外面看，观察别的国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怎么取得的成就，采用怎样的制度和政策，这就需要新的方法。在过去大约八年的时间里，我们就试图探索新的方法。像中国和越南等国的许多政党也是这样，把目光投向国外，看其他国家在做什么，试图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些东西，探求新的方法。这对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东西，因为此前它们多是关注自身，现在都不得不相互学习和借鉴。大体上你们可以看到，德国社民党的新党纲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学习。它们虽然也同样处于全球化条件下，但能够证明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可以成功，在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方面做得很好。我们对它们采取的政策和方法非常感兴趣。这就是我最便捷地、也是最简单地描述德国社民党《汉堡纲领》的一个新颖之处。何秉孟：您刚才说，相比较而言，北欧的瑞典、芬兰、丹麦的社民党实践社会民主主义比较成功。这也就是说，在欧洲诸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调整变革过程中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类型。在您看来，大致有几种类型？托马斯·迈尔：总的来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反思、变革和调整中出现了三种类型的政党：第一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称之为传统主义的（traditionalist）类型，它们坚持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较多，这包括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第二种类型以英国工党为代表，它们形成了自由主义化的（liberalized）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种类型也包括爱尔兰和荷兰的社会民主党。第三种是现代化的（modernized）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它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目标，但是逐渐地改变了方法和手段，这种类型包括瑞典和丹麦的社会民主党。何秉孟：作这样的类型划分，主要依据是哪些标准呢？托马斯·迈尔：这里用"传统主义的"、"自由主义化的"和"现代化的"概念来描述，是基于一定的标准：那些既坚持传统目标又坚持传统手段的政党，是传统主义的；那些既改变了传统的目标又改变了传统手段的政党，是自由主义化的；那些坚持传统的目标但改变了传统手段，试图用新的途径和方法实现传统目标的政党，是现代化的。这就是上述三者的区别。比较来说，显然现代化类型的政党是最为成功的，例如瑞典社民党；传统类型的政党，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不是很成功；自由主义类型的政党，在经济上可以说是成功的，但在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保障方面不是很成功。所以，要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手段现代化，意味着坚持并重新描述或阐释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偏离传统的目标，同时寻求在今天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的途径和工具。我们所做的，就是继续坚持以往的社会民主主义目标，同时也向最为成功的政党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党学习。这是制定新的党纲时应坚持的原则。姜辉：那么，除了这样的原则和框架之外，具体来看，德国社民党新党纲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托马斯·迈尔：大体上说，有四个方面的主要思想，体现了新党纲同此前德国社民党《柏林纲领》等文件的不同。第一，公平的全球化和社会的欧洲。这意味着在国际政治领域和全球市场中要有合理的、有秩序的国家间多边关系，这要通过各种有效的管理和协调手段来实现，诸如金融控制等。在欧盟，成员国要在整体的社会层面来行动，彼此之间协调一致，使欧洲成为全球化过程中有预先行为能力的、积极的主体。第二，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在生态和社会方面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使生态与经济之间相互协调。这主要包括通过采用新的生态技术，高效节约使用能源，在能源开发领域发现新材料和发明新工艺，等等。这不仅仅是具体的技术和行动，而且还要改变投资战略，使之朝着有利于节约能源和资源的方向发展。第三，也是在德国讨论最多的，是我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吸收借鉴的政策，这就是"预防性福利国家"（preventive welfare state）。第四，也是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中借鉴的，即帮助人们在市场经济风险下免于贫穷的最好方法，不仅是福利国家为人们提供收入支持，而且要大规模投资到教育，把学前三或四年的教育阶段纳入到新的教育体制中，实行全面、全日制的教育。欧洲最好的教育制度在芬兰。在知识经济中运作最好的国家，是使更多的人有工作能力，较少的人缺乏就业机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教育上的成就是好的，德国在教育方面的表现不是很好。我们要实行的是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在这种政策下，那些没有工作的人会被迫去做任何能做的事情，以尽快回到劳动市场上来。在失业者和就业机构之间有一种协议，其中就要规定再教育的内容，以使失业人员重新获得进入劳动市场的能力。如果失业者不愿意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要受到惩罚，比如减少其福利收入支持。国家通过政府行为来进行调节，市场通过货币来进行调节，公民社会则通过团结互助（solidarity）和社会资本来协调。这种三角形的调节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所需要的，目前欧洲的政治科学也在研究和探索这种机制。何秉孟：我们此前已了解到德国社民党新纲领草案中，专门论述了"预防性福利国家"，这一概念究竟表示什么意义和政策呢？托马斯·迈尔：预防性福利国家意味着，一方面，福利的社会保障一直是而且应继续是根据全方位覆盖的原则来组织，每个公民都有受保护的权利，一生中的所有风险都能有担保。这种全面的社会保障涵盖所有的公民和所有的风险，不论是失业的、疾病的，还是年老的、贫穷的人，等等，每位公民都有权利获得这样的社会保障，这被称为社会的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是作为一种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最近大量的周期性经验调查和比较社会研究，对不同的福利国家进行比较以观察其在效果上的不同，即成功与不成功之处。这些研究成果发现，那些主要通过普遍的税收政策（general taxes）的福利国家比那些采取劳动相关的税收政策（labor－related contributions）的福利国家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运作得好。我们德国就是后一种类型，这里主要通过采取劳动相关的税收政策和保险制度，也就是说，雇员和雇主都要把总收入的6%－7％的份额作为社会保险税交纳。这种制度使劳动力成本很昂贵，而且造成这样的情况，即那些在劳动市场活跃的工人要交税，而那些不工作的人却对税收没有贡献。我们在过去的十五年里通过统计调查研究发现，德国的这种福利和社会保险政策在全球化条件下有许多不利之处，它使劳动力成本昂贵。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中，每一个公民都要交纳社会保障税，而不是特别地与劳动力成本相关。这种制度使企业具有生产率，在全球市场上也比较活跃。所以，德国社民党新党纲就主张采取这种通过普遍税制支持的预防性福利国家制度。张顺洪：这是否意味着国家要对经济和福利政策进行较多的干预和调节？托马斯·迈尔：预防性福利国家包括政治管理和调节的内容。有趣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一个观点是（也许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调节或管理一个社会，最好的办法是运用国家的行动。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做任何事情。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在理论讨论中被称为是"国家主义"（etatism）。现在人们则认为，这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在复杂的社会中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管理，是通过形成三种调节主体之间的平衡来实现的：一是国家。国家（政府）是最终的保护者和保障者，但不是国家（政府）本身去做每一件事情，有时要通过代理或代表实现其保障功能。二是市场。市场在复杂的经济中是有效的调节主体，但要与国家的调节相协调，市场在国家的监管下运行。三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个主体可以控制市场后果，可以控制经济权力，也可以有助于对社会进行政治调节。这就形成了三角形的调节主体关系模式：国家通过政府行为来进行调节，市场通过货币来进行调节，公民社会则通过团结互助（solidarity）和社会资本来协调。这种三角形的调节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所需要的，目前欧洲的政治科学也在研究和探索这种机制。现在政治科学研究的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过去一般认为国家和政府行为是一种垄断权力，而现在则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国家权力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权力，这种国家管理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和基本权利。这就是一种不同的国家哲学。在德国社民党的新党纲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它旨在探求一种现代化的、有效的管理和调节的体制与机制。在我们的新党纲中，不再坚持那种在生产资料社会化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我们的原则与方法的基础就是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我们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经济基本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姜辉：我想问一个关于新党纲和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的问题。从1959年德国社民党《哥德斯堡纲领》开始的所有党纲，都把"自由、公正和团结"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而写入。但是其他政党，包括右翼政党，也经常把这些词汇写入自己的党纲。那么，怎样把社会民主党同其他政党区别开来呢？托马斯·迈尔：您说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我们知道，相同的概念或词汇在实际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说的"公正"，同基民盟等其他保守党或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公正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实际运用中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如"自由"这个概念，在政治和哲学的讨论中，自由的含义就是不同的。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和"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的问题。"消极自由"的含义是，我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免于受到外界的侵犯和干涉，按照一般的法律，任何人无权对我造成侵害和干扰。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概念是"资产阶级的概念"。如果你有资源的话，你就能够受保护而避免他人的侵扰。但是，如果你没有资源的话，你也就没有行为的能力。这不是说你去侵扰他人，而是你缺少保护自己的行动资源。问题就在这里，这是唯自由主义的或消极的自由概念。而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还倡导"积极自由"，即保证你有采取行为的资源和能力，这是通过教育、收入或社会保障而获得的。我们讲自由，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免于外界非法侵扰的自由，另一方面有利用资源采取行动的自由。这是我们同右翼政党不同的自由概念。我们谈到"公正"，也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当唯自由论者说起公平的时候，其含义是机会的平等，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它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地进入市场，有权利和机会在市场上竞争。但是我们所说的公平，含义却非常不同，它意味着自由的平等，是在积极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我想这甚至也是卡尔·马克思曾经论述的观点。总之，这就是我们对这些基本价值的界定和看法。但是，我个人的方法，正如在我的著作《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中所表达的，是根据基本权利来理解三个基本价值概念的，因为每个人都被授权实现自己的基本权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等各方面基本权利，也包括受教育、获得保障和行动资源的权利，这些正是积极自由的表现。这就是我对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的理解。我的方法也许与别人不同，我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访问时发现，各国中有很多人（不同肤色的人）都认为这种方法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经济社会的基本权利是国际法根本的、有力的基础。何秉孟：我们通过一些资料了解到，德国社民党曾经就"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使用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我们也知道您是倾向于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那么，您是怎样看待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的？您是不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目前对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已经过时了？托马斯·迈尔：是的，我现在倾向于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我要说的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也喜欢"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是自从1989年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我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不可能准确地描述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这并不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法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而主要是因为政治主题发生了改变。在我们的新党纲中，不再坚持那种在生产资料社会化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我们的原则与方法的基础就是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我们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经济基本权利为基础的民主。但是，如果今天你说："我非常喜欢社会主义"，那么，你说它的时候也许只用一分钟，但你却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解释你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现在"社会主义"这个词已不是一个表达希望的概念，而是一个表示疑惑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意义已被滥用，你使用了它，你就会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就不得不去解释：我说的不是俄国的那种，不是这里的那种，等等。所以，各种原因都表明，现在已不适宜使用"社会主义"的概念姜辉：正在讨论的德国社民党新党纲草案里出现了一次"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按你这里所说的，新党纲中又是在什么意义上出现了这个你认为不再适用的概念呢？托马斯·迈尔：新的党纲草案在某种意义上也会有各种观点相互妥协，其中也许有这样类似的表达：150年来我们为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而现在我们是在社会民主主义旗帜下继续奋斗。是的，里面的确有诸如此类的文字表述。张顺洪：在今天的欧洲政治舞台上，左翼和右翼政党有许多趋同的现象，往往在同一个问题上表达相同的观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是否认为左右翼的划分已经过时了？您是不是喜欢采用其他的划分标准来讨论问题呢？托马斯·迈尔：我的意见是，今天你当然可以继续使用左翼和右翼这两个概念，但是我一般使用"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和"现代化论者"（modernizer）这两个概念。这两对概念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所以有时候你会有疑问：为什么有的传统主义者不像是左翼人士，而是保守的右翼人士？很清楚，传统主义者认为，既定的目标和手段应该保存下去。而现代化论者则认为，旧的手段应该抛弃，而应有新的手段和方法。"第三条道路"是试图找到一种方法，以把新的动力纳入到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中来，以适应全球化下的环境和条件。它还试图建立起政治领导人与学术界之间的联系，以及世界各地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何秉孟：在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理论在欧洲很流行。2004年我和姜辉教授访问英国，就"第三条道路"问题同英国学者座谈时，不少英国学者认为，"第三条道路"不过是一个争取中间选民的竞选口号。而且在我看来，布莱尔借口推行"第三条道路"，向右，即向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靠得太多，招致不少批评。而在今天，则很少看到"第三条道路"这个词汇被人们使用了。是不是"第三条道路"理论被证明是不适用的？托马斯·迈尔：我认为"第三条道路"是试图找到一种方法，以把新的动力纳入到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中来，以适应全球化下的环境和条件。它还试图建立起政治领导人与学术界之间的联系，以及世界各地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条道路"的尝试是成功的，至少在提出后的5－6年时间里是这样。但从另一方面讲，"第三条道路"理论显得非常个人化，带有克林顿和布莱尔两人的浓厚个人色彩，特别是克林顿。具体地说，是美国白宫的智囊顾问们首先倡导的，主要是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他和克林顿一起引发了一场新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然后被英国的托尼·吉登斯和布莱尔吸收采用了。后来因为这个概念同布莱尔本人及英国传统联系得太紧密了，以致被现代化论者所拒绝，因为它同自由主义化联系得紧密，而不是更多地同现代化联系起来。另外，由于布莱尔支持美国布什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而声誉降低，也促使"第三条道路"逐渐不被人们讨论了。张顺洪：德国社民党2007年的新党纲草案在什么意义上说是基于德国阶级结构变化的？托马斯·迈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欧洲的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般认为以阶级结构为基础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已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阶级结构变得非常不清晰。"阶级结构"这个概念后来被"阶层"（layers）和分层（Stratification）所取代。但这也不够充分，现在我们分析我们所处的社会，根据的是法国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场域"（Social Economic Milieus）的概念。根据这样的划分，德国社会包括十个场域：三个上层场域，三个中层场域，三个下层场域，还有一个最下层场域。这些场域中的人群，根据其阶层地位、收入、职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彼此区分开来，同时他们在思想、文化、态度和习惯（habitus）方面也彼此不同。我们就是根据这样的方法来进行社会分析。现在，我们还对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社会人群进行分析。我们有个研究题目是"变革过程中的社会场域"，认为还存在一个占社会人口8％的人群，可被称之为"被隔离的无产阶层"（Detached Proletariat），这个人群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外，就像过去被马克思称为"流氓无产者阶级"（lumpen proletariat）的群体，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经济上等方面，都是与主流社会不同的，这是另一个下层社会群体。总之，这样的"社会场域"概念就是当前我们进行社会分析依据的一种重要方法。人物介绍何秉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顺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任德国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任，艾伯特基金会政治教育学院院长，兼任多特蒙德大学教授。他是1989年德国社民党《柏林纲领》和即将形成的2007年《汉堡纲领》的主要起草人和顾问之一。他是欧洲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著名学者，曾经出版的《民主社会主义导论》（1980年）及其增补版《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导论》（1991年），《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1998年），《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2007年）等，在理论界和欧洲政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与俄罗斯，都曾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上个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却有着不同的转型策略和基本进程，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在对转型的最终目标定位上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 

适用于大富阶层的"低税收、低约束、高激励"，也极大强化了他们的脱嵌冲动，没有谁不想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铁律"。政治后果，正如亚当·斯密所断言必须警惕的，他们手中的经济购买力总是倾向于转化成政治支配力，伤害普通大众。

综述

为什么这么一份重要的历史和宪法性文件却在漫长的一个多世纪里从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反而是英国人丁乐梅和日本人有贺长雄首先意识到了其真正的意义，实在值得我们的反思。

原标题“天外来客”徐冰专访：寻找“世界语”的历程。

国有经济主要从事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利润较低的采矿、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大量廉价的燃料、动力、原材料以及基础设施的服务，实际上把巨额利润让渡给私营企业（浙江、江苏、广东省更是如此）。私营企业还享受鼓励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

范文澜与胡适之间，没有学术上的近谊与远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