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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邀请，笔者自2009年9月23日至10月4日赴德国进行学术访问暨考察德国联邦议会大选。9月27日，德国第17届联邦议会大选落下帷幕，对各参选政党的考验也随之落幕。结果，执政4年的大联合政府走向终结，此前被不少学者看好的第二届大联合政府未能出现，由联盟党和自民党组成的新一届黑黄政府浮出水面。　　德国社会民主党惨遭滑铁卢　　在此次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仅为23%，是该党自1949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记录（社民党此前的最差记录是1953年的28.8%）。选举日当晚，初步统计结果公布之时，时任联邦外长的社民党候选人施泰因迈尔面对镜头，不得不承认，“对于社民党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日子”。许多德国学者都用了“灾难”一词来形容这一结果。23%的支持率，使得社民党似乎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全民党了。　　那么，这个自19世纪60年代起发展至今的德国最古老的政党，这个曾经的德国最大政党，这个自新世纪更迭之际起连续执政11年的政党到底怎么了？是什么原因使德国社民党沦落至此？社民党该如何面对如此惨痛的失败？　　政策右转是失利主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社民党走到今天这一步，绝非一时一事之结果。追根寻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首先，德国社民党的指导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起向右转，提出“新中间”路线。二战以后，德国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伴随着经济腾飞和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传统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萎缩，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成为雇员队伍的主体。从前工人阶级子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改革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进而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环境，进入主流社会，成为所谓新中间阶层的主体，传统的阶级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　　1999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发表的纲领性文件，即被广泛宣扬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第三条道路在德国则被更多地称为“新中间道路”。“新中间道路”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务实性，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施罗德自称既非左亦非右，认为什么政策能产生最佳效果就用什么政策。“新中间”就是将社民党的选民重点定位于所谓的新中间阶层，不再完全依赖传统的产业工人。这种调整部分适应了德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但重心的转移也在事实上抛弃了社会最下层的民众，致使这部分民众或是退出政治生活，不参加选举投票，或是转而支持其他政党。　　其次，施罗德在第二次总理任期内实施了较为激进的社会福利改革——“2010规划”。谈到社民党此次大选失利的原因，似乎不能不提“2010规划”。这是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于2003年提出的社会福利改革方案，涉及劳动力市场、税收、医疗、科研和养老金等各个方面，其核心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并辅之以一系列强力措施。其中，削减养老金和失业补贴、削减失业者的福利、拒绝接受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的工作机会的失业者将受到惩罚等等改革措施，触动了社会福利国家的一些根本特性，在社民党内部及全德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一场右翼政党长期想做而不敢做，最终由左翼政党推行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比德国传统保守派的主张更加自由化，因而遭到公众的抗议和来自党内的批评，并引发了社民党内改革派精英与基层党员、传统选民的分裂，使社民党深陷于身份认同的危机。　　“2010规划”改革方案遭到的最强烈反抗来自工会。2005年1月22日，反对“2010规划”的德国西部工会人士和社民党人在哥廷根成立了一个“站在社民党左侧”的新的左翼组织——“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WASG）。2005年大选前夕，“选举替代”和民社党组成参选的共同名单，最终获得8.7%的得票率。2007年6月16日，德国民社党和“选举替代”合并，成立了德国左翼党，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版图，对德国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2010规划”对社民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18万名党员退党，左翼党成立，大选得票下降几乎一半。　　德国社民党在理论和政策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和变革，在力图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危机。结果，在此次大选中，数百万社民党的传统选民在9月27日大选当天选择了呆在家里，而没有选择去投票给社民党。此外，还有200多万人选择投票给其他政党。这样，大选结果就有利于出现黑黄联盟。社民党此次共减少选票640万张，其中有280万是未投票的选民，另有161万张选票流向绿党，96万张流向左翼党，56万张流向自民党，42万张流向联盟党。　　在这个意义上说，给社民党造成重创的是众多传统选民选择了沉默。所以，社民党目前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是社会转型、阶级结构转型导致的方向危机，进而引发了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和领袖危机。　　“重孙一代”何去何从　　毫无疑问，在遭受重创之后，德国社民党必须重新定位，重新找寻自己，需要更换领袖。如何总结、评价、反思过去11年的执政经验，是社民党从现在起就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社民党此次大选失败，标志着联邦德国前总理社民党人勃兰特的“孙子一代”曲终人散、“重孙一代”粉墨登场。20世纪90年代初，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社民党人开始进入党的领导层，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奥斯卡·拉封丹、鲁道夫·沙尔平、格哈德·施罗德等。这些人曾被称作勃兰特的“孙子一代”，他们主导了社民党最近20年的发展历程。而拉封丹和施罗德两人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前者更强调传统价值和传统选民基础，而后者则强调现代化和新中间——最终分道扬镳，拉封丹于2005年6月宣布退出社民党，并在后来成为德国左翼党的主席之一。“2010规划”是施罗德所领导的社民党进行改革的最终成果，它在部分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加剧了德国的贫富分化，增强了中下层民众的不安定感。虽然施罗德自2005年大选之后就淡出政治舞台，但他的政策仍在延续，直到此次大选之后，社民党丧失执政地位，施罗德时代才真正终结。　　目前，社民党已经提名西格马尔·加布里尔担任社民党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担任社民党总书记，这两人都是新生代，被视为勃兰特的“重孙一代”。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之后，重孙一代能否率领社民党收拾残局，重塑形象，提振信心，找回迷失的自我，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候任总书记纳勒斯是社民党内左翼力量的领袖，她曾于今年春天提出一个旨在替代第三条道路的新纲领性文件——《美好社会》。纳勒斯即将出任总书记自然使各方对社民党的路线向左转、回归传统有所期待。　　是否能够打破禁忌，同左翼党合作，也关系到社民党未来的发展。德国左翼党对于社民党来说是一个禁忌。自从左翼党成立以来，社民党内就在争论如何处理与左翼党的关系：是针锋相对地与其进行斗争，抑或考虑与其合作，共同对抗联盟党。如果选择与左翼党进行合作，就意味着承认社民党以往政策的失误，可能使左翼党更加壮大，结果反而伤及社民党自身；如果选择与左翼党进行斗争，则意味着可能永远失去从前支持社民党、现在支持左翼党的那部分选民，从而削弱社民党自身的选民基础，进一步丧失其全民党的地位。可以说，如何处理同左翼党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社民党。在实践上，社民党只允许该党在德国东部与左翼党进行合作，因为左翼党在德国东部是主流政党，离开左翼党，社民党很可能无法在东部各州执政。但在德国西部，社民党一直拒绝与左翼党发生关系。　　本次大选之后，这种状况很可能发生改变——执政11年之后，社民党再度成为反对党，若想重整旗鼓，就不能忽视左翼党，而左翼党若想扩大活动空间，也必须向社民党妥协，所以双方在未来接近的可能性很大。

文章主要通过具体案例来探讨台湾社会问题。

“贞节”在“后五四”时期仍是一个突出问题，这时传统社会的贞节观念受到五四新思潮的侵蚀，出现了若干松动的迹象。五四时期严峻的社会现实批判逐渐让位于“后五四”时期深入的历史追溯与理论探讨。潘光旦在这个学术、思想潮流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结合西方优生学、性心理学的视角与知识，阐释了传统贞节观背后蕴涵的重视子嗣的性道德观念；改造了传统禁欲的“守节”观念，使之与霭理士中庸克己的人文主义性道德观相一致。

"托莱多在穆斯林手中治理了近4个世纪之后，基督徒于1085年重新夺取了这座城市，而这座古代西哥特人的都城，不久就成为欧洲人翻译穆斯林科学，并且将科学向北方传播的理想之地。整个12世纪早期托莱多都是当时科学的热点，吸引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学者与翻译家."

王绍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2000年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

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的两难

闻一多欣赏浪漫、唯美的诗歌，他把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比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令何兆武有些吃惊：这首诗有虚无颓废的味道，人生观不是很积极健康，与闻一多斗士的形象似乎不是很一致。

洪子诚先生主编的教材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多样化到了“延安讲话”后形成一个大断裂，导致了“一体化”。然后经历了从“文革”时的“高度一体化”再到80年代的“多样化”的过程。我的叙述与此不同。我认为中国新文学虽然道路曲折，但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从“五四”到革命文学、到“讲话”，更深刻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曲折历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深刻历程，更体现了这种连续性。

当代历史的叙述过去有一个缺点，看起来就好像是后一任总是看不起前一任，后人总是要通过否定前人来抬高自己，以为历史总是从自己、从当下才开始。不单作家是这样，甚至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社会的普遍认识也是这样。就好像说孙中山排斥了孔夫子，毛泽东否定孙中山，1980年代开始就必须排斥毛泽东，一代一代下来都情不自禁要这样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乃至变态的当代历史叙述模式。

提出反对“新蒙昧主义”。

据全国法定报告甲乙类传染病疫情，2005年全年甲乙类传染病死亡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肺结核、狂犬病、艾滋病、乙型肝炎、新生儿破伤风，占甲乙类传染病死亡总数的89．40％，艾滋病跃居第三。2006年3月1日，温家宝签署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由卫生部发布并实施。

女权，似乎就是平等的同义。在西方的学术视野里，伊斯兰永远是穆斯林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八十年代以来，乍一伸头从书斋中看去，总有些大吃一惊。原来，民间信仰已经如此兴盛，仿佛历史变成了一条暗河，几十年潜入地下，如今又重新漫到地上，中间几十年"破除迷信"仿佛留下的只是淡淡的回忆，于是，进香的黄布包再次在清明节的山路上蔚为壮观，村长再一次成为公祭龙王的"祭司"，好容易积攒的剩余价值供奉到了神灵的桌前，没办法的人们不再寻求政府的权威而宁可找鬼神帮助。”

作者从“建筑艺术”的文化性和中外文化的不同，论述了中国建筑应立足于本国文化土壤之上，慎言与西方的“接轨”；从建筑的双重性和建筑艺术的层级性、公众性，论述了“建筑艺术”只是指称建筑中的“艺术性”。“建筑”作为整体，不可能是纯艺术，仍应以满足包括功能在内的物质性为其首要的追求，慎言“艺术”。

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 ），是法国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也是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之一。正如《纽约时报》所说，他是“一位安静的革命者，以传统的方式拍摄最不传统的电影”。1959年，他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四百下》，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大奖，以及纽约影评人奖年度最佳外语片等一系列荣誉。之后，他又相继拍摄了一些同样获得高度赞誉的作品，拍摄速度几乎一年一部。 除了当编剧和导演之外，他还经常自己出演电影。同时，他也继续撰写电影评论，并完成了《希区柯克》和《我生命中的电影》两本著作，后者是他的影评自选集。
书中分为六个部分：“大秘密”、“有声片时代：美国人”、“有声片时代：法国人”、“为日本电影喝彩 、一些局外人”、“我在新浪潮的朋友们”。特吕弗笔下那些电影大师的名字就像天上的群星缭绕在他的周围，他描述了这些大师如何默片时代入行，在有声片时代继续创作的导演，以及他们身上的特别之处，读来感人肺腑。另外，书中还收录了弗朗索瓦·特吕弗亲自挑选的一些影评。特吕弗以自己对电影的巨大热情，写下了对电影的独特见解，堪称是一部电影发展史。在这部书里，能看到特吕弗如何从一个犀利乃至有些刻薄的影评人，转变成一个成熟但又不拘泥于传统条条框框的导演。同时，还能体会到他和新浪潮一代在电影发展史中的历史推动作用。中文译本2008年1月出版。

九十年代实现民主化转型以来，台湾岛上基层的黑金政治一直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这个问题不仅让今天的台湾人倍感头痛，对于其它正在走向社会转型地区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借鉴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个问题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台湾的社会结构和民风在世界各个国家及地区中，与中国大陆是最为接近的。特别是在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实现了村民直选，正在就要不要进一步推动和扩大基层民主进行讨论之际，台湾民主转型中出现的问题绝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奥巴马大胜，还帮助民主党巩固国会多数，新兴网上媒体Politico的头条即以「奥巴马革命」来形容11月4日发生的一切。

布莱希特和中国戏剧、戏曲，不知多少人写了多少文章，但还是觉得意犹未尽。

中国清真寺建筑分为两大体系：一类是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属于中国特有的建筑型制；另一类则更多地保留了阿拉伯的建筑形式和风格。

中国对环保的重视始于1978年，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中国应制定环境保护法；1982年，中国将“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写入了《宪法》；1984年，中央将环保提到了“基本国策”的地位；1994年，中国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1997年，《刑法》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2003年，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发展，环保越来越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样就还要回到格瓦拉。数十年过去了﹐祇能承认﹐还是格瓦拉的语言最传神。他说﹕他一族的血统记号﹐是每逢出现不义就愤慨得发抖 －－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的话是萨依德的先导。确实﹐民族和亲戚﹐就应该如此划分。我懂了格瓦拉的魅力为什么经久不衰﹐他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 留意着他人苦痛而生活的人。

其实这是一件简单的事。祇是由于精英们都选择了不吃亏的阳关大路﹐所以实践它﹐需要罕见的学识和勇气。在河这边﹐人们早就放弃了幻想和等待﹐已经很难看见谁还在翘首盼望。这时路上出现了人影 －－ 也许我看花了眼﹐但这确是王小强新着给人的印象。对岸突然亮起一道焰火﹐沉默的人感到了喜悦。那个影子的背后会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么﹖人们彼此问着﹐心里又点燃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