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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始于1911年，其后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一些代表人物、研究成果，形成了不同的特点。文中对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进行了概述，并加以简短的评介，对了解日本的伊斯兰研究有一定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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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中国电影在欧美还基本不构成一个学术研究领域。80年代中期的几件事，促成了中国电影研究的兴起。首先，1985年4月，《黄土地》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大获好评，象征着中国电影已经成熟，中国电影从此不断进军世界，80年代末起一一获取西方国际电影节的大奖。其次，1982—1984年间几次空前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也大大激发了西方观众的兴趣，把中国电影推到了世界电影舞台的中心。再次，1983年秋，中国电影学者程季华、陈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首次开课，标志着中国电影正式进入了美国大学课程。此后，中国电影逐渐在美国确立了自己作为专题学科的地位。但是，要历史地了解中国电影在欧美的发展，我们还必须回到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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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体制的建立, 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它也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学科体制的影响下, 中国服饰史研究沿着分科化道路不断发展,同时始终带有鲜明的跨学科研究特征。通过二者的互相促进,中国服饰史研究日益繁荣。中国服饰史研究发展的这一特点, 典型地反映了学科体制下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分科化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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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犹如一个巨大的容器，贾樟柯将自己对于当下现实充满警觉的观察和复杂思考一股脑儿地装了进去。在《世界》中，贾樟柯式的诡异辩证法比比皆是，令人目眩，也发人深省：外地人与北京；地域中国与世界图景；真实与虚假；封闭性与开放性；纪录与虚构；具体和抽象。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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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盲井》以写实手法通过群众演员的本色表演，冷静平实的语调，讲述了一个巨变中的国家被损害的底层人民的生活。比较让人难过的是，中国年轻一代有希望的导演都在谈拍商业片的问题，或者可以说有一种希望通过拍摄商业片也证明某种能力的想法，这种想法或者是对当下观众喜好、消费风气的一种无奈回应，但是从长远来看，对某种带着个人特色的创作方式的坚持应该会带来更多成就。－－Humaniti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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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叙述和分析20 世纪20、30 年代兴起的礼俗调查，通过对从事调查者人员构成、调查方
法、调查目的等问题的类型分析，探讨现代改造在中国展开的复杂历程。当拯救愚昧贫弱的民众成为现代主义者眼中具有客观进步意义的象征事件，礼俗调查无疑也是服务于这一现代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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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乌最近著作《萨科齐的意义》(”The Meaning of Sarkozy”)主要探讨法国总统萨科齐上台的原因，以及对法国当今的政治生态所代表的意义，在法国甫出版即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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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社会
2009/01/23
| 阅读: 240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而北方土改的主要革命对象也相应地锁定为乡村中的“封建”代表——地主阶级。然而，1946年中共决心“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后，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在“民主”的革命旗帜下，群众运动的烈火也烧向了自己的乡村政权基础。共产党控制下的乡村地区，一些基层干部平素作风不好，乃至为非作歹，早已被群众视为“新封建”。而在执行土改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区乡干部滥用职权，占好地、好房窑，“窃夺果实，与民争利”，从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因此，土改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呼声，乃至发生打干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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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文学
2009/01/27
| 阅读: 2396
1945年12月5日，毕加索画了一组11张关于牛的画，这11张画从一张写实主义版画开始，逐渐消去细节和形态，留下神质，发展成抽象线条，可以说这是庖丁解牛的另一种诠释。－－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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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2006年是莫扎特诞辰二百五十周年，特在此贴发这篇长文，以致纪念。在汉语文化界，似乎仍然有必要继续加深对莫扎特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认识——因为我们不断在专业人士的行文和爱乐者的谈吐中听到，莫扎特的音乐是“优雅、明亮、舒畅、动听”的代表。朗的这篇通论以雄辩而内行的笔调驳斥了这种被“洛可可－浪漫主义的有色眼镜”所歪曲的莫扎特“形象”。译者曾写过一篇短文“听莫扎特三境”（载《文汇报》2002年5月28日），分析了倾听莫扎特和理解莫扎特的三重境界，结论是，“甚至可以认为，莫扎特音乐的内在性质其实比贝多芬更加‘现代’。因为莫扎特对人性的态度更加暧昧、更加多变，也更加复杂。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像贝多芬那样‘势不可挡’，其骨子里很多时候充满了无奈和阴影。但另一方面，莫扎特即便在对生活产生怀疑的时候，也从来不会陷入绝望或走向暴怒。因为说到底，莫扎特毕竟是启蒙运动的儿子。他的某些精神特质与‘现代人’有缘，但‘现代人’再也不可能具有莫扎特般的宽容、睿智、超脱和达观。”应该承认，朗的论述对笔者的莫扎特理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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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小资产阶级。“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今天仍然占据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确实远高于“旧”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只占中国社会的较小比例。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低收入的旧小资产阶级，加上低收入的工人阶级，明显占绝大多数；也就是说，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仍然是金字塔型，而不是橄榄型，并且将比较长时期如此，绝对不应混淆于美国模式。但如果从政治意义上来考虑，中国社会则确实具有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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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一手握剑一手持经”也好，一代狷介文人的盖棺论定也好，世间的思想探求，并无禁忌。但是回头反顾，从大川周明到大川周明的辩护者，从旧式的亚细亚主义“者”到当今的亚细亚主义“家”，曲折一条轨迹中，隐现的警示诱人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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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我们或许还是应该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更多地发掘和分析其作为学术制度内部所存在的紧张性乃至矛盾性，而不要把目光仅仅盯在其貌似同一，实则不然的 “批判的理论命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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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现代性”近年来成了一个话题，引起了许多争论，这本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一个尚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country）能否产生自己的“现代”文学，是否产生过这样一种文学，这可以说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评判面临的最大困惑之一。但令人遗憾，这些争论至今既没有充分深入到历史的、写作的具体研究层次，又未在反“西方中心”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形成有特殊意义的理论话语。不久前重读了张爱玲的作品，从她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看法和写作角度中得到了许多启示。（我是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看成一个开放的写作领域的。至于西方关于“现代性”的种种界定，我以为不过是—种曾经获得了话语权威的“现代观”。）她的作品使我们有可能把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具体化为一种现代文学写作的研究，即：如何以“现代”这样一种尚待实现的、抽象的历史时间价值去创造“中国”的空间形象，如何使一段“未完成”的历史中的中国生活体验作新的，现代的叙事想象力。” 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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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理论对错的系统梳理，说明中国农业过去的内卷以及今天的可能出路，提出从农业本身挖掘出路以及后工业化“小农经济”的设想。同时说明作者提倡的从经验实际出发来提炼理论概念——而不是从脱离实际的前提信念出发来推断理论——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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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力量几乎无关。美国的霸权也不在其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极力渲染其军事技术的高超，但自二战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南斯拉夫没有被美军打败，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科索沃之战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出胜负的。“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和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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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经济
2008/12/06
| 阅读: 2277
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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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书评
2006/12/13
| 阅读: 2270
杨燕迪评休伊特Ivan Hewett《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与后现代状况》。休伊特的文章都比较接近大众，常在报纸上写写苹果的ipod为什么不适合古典音乐等等，这和他强调古典音乐的生命力来自民众参与一致。当然他的民众参与肯定不是指全世界华人的子女大多在儿童时代逼着当上琴童的现象。有些观点还不错，比如曾经在文章中批评“a world full of globalised aural soup”一个充满了全球化的声音杂碎汤的世界”。－－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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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火炬在全球的传递以及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的回应，吸引观察者将问题聚焦于中国和西方的冲突和对话之上。如何在了解中西冲突和对话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把握西藏现代变迁进程中呈现的问题，对于关心中国前景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汪晖。相关采访情况，可参见本报4月28日第三版时评《多元民族一体并存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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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现称昆剧,起源于元朝末年的昆山,而盛行于苏州。它起初称为昆山腔,与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杭州腔并称为南戏五大声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