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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学庆:学科体制对20世纪中国服饰史研究发展的影响

樊学庆:学科体制对20世纪中国服饰史研究发展的影响

汉墓服色

《装饰》2005年03期
学科体制的建立, 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它也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学科体制的影响下, 中国服饰史研究沿着分科化道路不断发展,同时始终带有鲜明的跨学科研究特征。通过二者的互相促进,中国服饰史研究日益繁荣。中国服饰史研究发展的这一特点, 典型地反映了学科体制下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分科化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的特点。
西式学科体制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它也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百年来中国服饰史研究发展的历程,展示其在学科体制影响下的发展特点,并由此反映出学科体制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

一、传统史学的近代化与20世纪初的服饰史研究

清末民初,随着经学的式微,史学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1903年,清政府开始在新式学堂中实行西式分科教育体制。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学堂的普及,西式教育体制也普及开来,使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迅速扩大,为以史学为主的中国学术向近代西方学术体系的过渡奠定了基础。这使当时传统史学下的中国服饰史研究,或多或少带上了一些西学色彩。

1907年,沈维钟发表《服物考》一文,在史学考据中参以博物学,讨论了中国古代以麻为原料的绢、、缯等衣料。⑴1916年,管明发表《男子发制考》,对中国古代到民初的男子发式进行考证,又运用生理学分析了发式与健康的关系。⑵这两篇文章,虽然还是传统的读书札记式的考据文章,但它们都在传统史学考证中掺加了西学知识。

1911年,张亮采出版了《中国风俗史》。该书的主旨仍是本着中国历代“视风俗之考察,为政治上必要之端”和“去奢崇俭,教忠教孝,为改良风俗之先著”的观念,力图通过观历代奢俭以为今日镜鉴,达到保存和发扬国粹,“正风俗以正人心”的目的。⑶在方法上,该书也仍旧是文献考证,但在体例上采用了章节体,改变了以往读书札记式的写作形式,并在各章中专列《衣服》一节,对上古至明代的历代服饰状况进行了初步梳理,这使它成为20世纪第一本涉及服饰史研究的著作。

二、学科体制的建立与服饰史研究的分科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西方学术体系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研究的整理国故运动盛极一时,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分化,近代历史学的学科概念和学科体制开始确立。同时,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从传统史学中独立出来,西方近代学科体制在中国逐步建立。1928年,江绍原出版了《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一书。该书运用英国功能派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发须爪迷信的记载进行了分析。⑷与同时期其他中国学者仍局限于依靠传统考据法考证史料、叙述史实不同,江绍原运用西方学术方法分析中国材料,并尝试用西方理论对其做出解释、说明,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随着20 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和发展,该书被认为是中国早期民俗学研究的代表之作。而该书在方法论方面,也为20世纪中国服饰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1937年,程溯洛发表《女真辫发考》,从研究金代文化史的角度,探寻汉初以来女真辫发习俗的历史,及其与汉族文化接触后所起的演变,并兼及元、清两代的辫发问题。⑸这篇文章大量引用了中、日、俄、英等文字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并采用了西式的引文、注释体例,是一篇严格按照西式学术规范进行研究的史学专题论文。

清末民初,殷墟甲骨文的出土,疑古思潮兴起,以及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引入,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5年,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 于纸上之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⑹这一方法直接影响了后来沈从文的服饰史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的考古材料也不断发现,童书业等人运用考古材料对唐代服饰做了一系列研究。⑺这样,随着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式学科体制在中国的逐步建立,服饰史成为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服饰史研究也摆脱了传统史学的笼罩,进入了分科研究阶段。同时,由于在学科体制建立过程中各学科共同的史学渊源,使各学科在建立伊始,就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上互相参考、借鉴。而学科体制本身的西学背景,则使学科间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的借鉴,不再局限于传统国学的知识体系,开始较完整地吸收、运用人类学方法等西学知识体系的内容。

三、多学科参与与服饰史研究的繁荣

学科体制的不断发展,使学科体系日益完备,也使更多的学科参与服饰史研究,共同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服饰史研究的繁荣。

1. 艺术史与服饰史研究的繁荣

1949年后,由于新设立的舞台美术专业急需服装史课程教材,周锡保于1956年在上海开始《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编纂。到1984年,该书终于出版,成为大陆地区第一部服饰通史。该书以文献记载为基础,较系统地叙述了从上古直至民国历代服饰的形制和相关的生活仪俗。同时,作者又广泛参考造像、俑像、画像砖石、墓窟壁画等考古资料,绘制了大量图稿,与文献材料互相印证、说明。该书的这些特点,使其在研究方法,以及编纂体例和基本内容上,为此后大陆地区的服饰史研究,尤其是服饰通史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

比周锡保的工作稍晚,1964年春夏,根据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沈从文在北京也开始进行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香港首版,成为大陆学者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服饰史研究专书。该书主要围绕具体的实物图像做专题研究,对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服饰制度的发展沿革,及其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不过,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其研究方法。作者认为,以往关于中国服饰的文字材料虽多,但和具体问题差距大,纯粹由文字出发而作出的说明和图解,所得知识实难全面。例如,汉代以来各正史的《舆服志》,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统治者朝会、郊祀、燕享和官僚集团的朝服、官服,记载虽十分详尽,但多辗转沿袭,并不实用。私人著述虽多,又多近于小说家言,多神话和附会,难于落实征信。考古学的方法也不完全可靠,因为墓葬中出土的各种人形俑,其时代的真实性只能相对而言。因此,与过去服饰史研究中“以文献为主的史部学研究方法”不同,作者采用了其称之为“文物学”的方法, 即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⑻可以看出,沈从文的这种方法,首先得益于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没有考古发掘的大量新材料,摆脱文献资料的束缚就难于做到;其次,这种方法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继承和发展。它和“二重证据法”一样都强调以实物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但与王国维不同的是,沈从文更强调依靠实物,以文献为辅,而不是像王国维那样是以地下实物去考证、补充地上的文献资料。总之,该书的研究方法,以及其对中国历代服饰深入、扎实的专题研究,使其成为中国服饰史研究中的又一典范。

到20世纪90年代,艺术史界在服饰史研究中已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推动服饰史研究繁荣的主要力量。其中仅大陆艺术史界就已出版了至少10种服饰通史、工具书和研究专著,一部分著作还在香港、台湾地区出版发行。在大陆史学界社会史、文化史研究重新兴起后,一部分艺术史界的服饰史研究成果又被直接纳入各种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成果中。 ⑼

2. 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与服饰史研究的繁荣

20世纪20年代后期,民族学在中国确立。50年代,大陆民族学界进行了少数民族识别工作,对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历史等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开始陆续编制各民族的服饰资料。文革开始后,对各少数民族的介绍工作仍旧继续。到70年代末,又出版了约27个少数民族的服饰资料。8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服饰史专著也开始陆续出版。⑽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继续发展,关于古代服饰的考古材料也不断发现。但是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考古报告中,关于服饰史的专论并不多见。石璋如在《殷代头饰举例》中分析了十余种殷代的头饰,李济在《笄型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中对殷墟出土的笄的类型、文饰及其演变做了分析。 20世纪90年代,孙机在《中国古舆服论丛》中对唐代袱头等服饰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⑾此外,考古学的材料和成果也广泛地为艺术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所利用。⑿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在大陆史学界重新兴起。以社会生活史研究为中心,先后出版了数种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风俗史丛书以及断代研究著作,涉及了包括服饰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在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下,文化史研究也开始涉足服饰等社会文化方面。⒀这些研究成果中,很多都参考,甚至直接采纳了艺术史、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成果。⒁

总之,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艺术史、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在各自领域内的发展,服饰史研究在整体上呈现出繁荣景象。通过这一繁荣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艺术史对考古材料、考古方法的利用,历史学对民族学、考古学在研究材料和成果上的借鉴,以及社会史、文化史对艺术史研究成果的直接移植,是推动服饰史研究繁荣的重要原因。这表明,各学科间在研究材料、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上的互相参考、移植,已经成为推动服饰史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多学科融合与服饰史研究的新视角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术界掀起了跨学科研究热潮,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学科学术理论的融合日益成为学术研究发展的趋势。受此影响,中国服饰史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

经过20世纪60年代末的“族群研究革命”,西方民族学者在民族研究中不再注重服饰等客观文化特征,转而结合历史人类学或社会记忆理论,对民族的形成过程及社会意义进行动态研究。80年代后,西方学者又将解构理论用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提出了“传统”事实上是近代的创造,民族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想象群体 ”等观点。借鉴西方民族理论的这些发展,台湾民族学者王明珂提出,将服饰视为一种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的反映,“透过以服饰来展示人群间的区分,以及透过口述与书写对服饰的记忆、失忆与诠释,一个人群不断的被重新定义与分类。”王明珂将这一观点用于分析20世纪羌族妇女服饰鲜明化、特色化的变化过程,指出这一变化是“民族化”的结果与反映,反过来它也强化“民族化”所造就的各种认同与区分。而这一“民族化”过程,就是在20世纪汉族创造中华民族的“国族想象 ”中,过去模糊浮动的汉与非汉族群边缘,被清晰明确的民族界线取代的过程。⒂澳籍学者黎志刚从这一思路出发,试图通过近代维新分子和革命党人提出的种种发型变革方案,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发型的变迁与国族营造的关系。⒃

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学者王尔敏受美、日史学界影响,开始关注近代文化变迁问题。1982年,他写成《断发易服改元——变法论之象征旨趣》一文,结合政治史、思想史的讨论,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断发、易服、改元等言论的源流及其象征意义进行了梳理、分析。⒄

20世纪70年代后,人群生命史(医疗社会史)成为台湾“新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林富士从医学史入手,在江绍原对发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汉唐之间医学文献记载的梳理,讨论传统中国社会对于头发的医学认知和由此产生的相关习俗,并试图借此对1911年台湾汉族人改变发式的种种原因做出解答。⒅

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学者刘志琴等人,开始倡导综合性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试图将清末以来的服饰变迁看作“非文本的社会思潮史”,通过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展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历程。 ⒆上述服饰史研究新视角的形成,显示出服饰史研究中,在民族学、历史学、医学等学科之间出现了不同学科知识体系的交叉,和学术术语、学术概念上的相互通用、渗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各学科间学术理论的互相融合。前一点在历史学和医学两种文、理不同门类的学科间表现突出,后一点在民族学和历史学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较之各学科间仅限于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的互相借鉴,研究成果的互相移植,并基本仍局限于本学科范围内分别研究,上述研究新视角中多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表明中国服饰史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各学科领域内的分别发展,而是出现了突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综合研究的趋势。这些新的研究视角,不仅拓展了服饰史研究的材料范围和研究视野,而且体现了服饰史研究的新趋向。

回顾百年来的中国服饰史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初,传统史学对服饰史的研究中,对西学知识就已经有所借鉴;西式学科体制的建立,使服饰史研究进入分科化发展阶段,同时,各门学科间出现了在研究材料、方法和成果上的互相参考、移植,二者共同推动了各学科内部服饰史研究的发展,使服饰史研究在整体上走向繁荣;在西方学术研究多学科综合、多学术理论融合趋势的影响下,中国服饰史研究也出现了突破学科界限,在研究术语、学术理论层次上的互相渗透、融合,并形成一系列新的研究视角和发展方向。这些现象表明,在西式学科体制建立后,中国服饰史研究一方面沿着分科化道路不断发展,一方面始终带有鲜明的跨学科研究的特征。正是借助于二者的互相促进,推动了中国服饰史研究不断地发展、繁荣。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一部分,中国服饰史研究的这一特点,也典型地反映了在学科体制影响下,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分科化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的特点。

*本文论述中,涉及跨学科研究概念的使用问题,由于目前跨学科研究的概念还存在颇多争议,本文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倾向于从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界定。《跨学科研究引论》一书中,分析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三种形成模式:方法的移植、渗透和融合。本文以此为参照。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北京,1997,第70-81页。

注释:

⑴ 沈维钟:“服物考”,《国粹学报》,1907,第33—34页。/⑵ 管明:“男子发制考”,《大中华杂志》,1916.2,第12页。/⑶ 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序例》,东方出版社,上海,1996,第2页。/⑷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第141页。 /⑸程溯洛:“女真辫发考”,《史学集刊》1937,第241—265页。/⑹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1996,第2页。 /⑺童书业:“唐代妇女的围巾‘巾皮帛’考”,《文物周刊》,1947,第56页。/⑻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1页。/⑼ 其中包括: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 (中国风俗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88;《中国历代妇女妆饰》,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8;高春明:《中国古代的平民服装 (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北京,1997; 周汛、高春明编著: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黄能馥、陈娟娟编著:《中国历代服饰艺术》中国旅游出版社,北京,1999。/⑽如:王云英:《清代满族服饰》,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85。 /⑾ 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1957,第611—670页;李济:“笄型八类及其文饰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上),1959,第454—517页;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北京,1993。/⑿社会生活史研究对考古材料和成果的利用,如宋镇豪 :《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4。 /⒀ 如:冯尔康等:《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前引宋镇豪书;郑师渠主编:《中国文化通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2000。 /⒁ 参见注(9)、注(12)。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邀集大陆地区的多名专家,集体撰写了一部150万字的《中国服饰通史》。该书综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侧重制度对服饰变化的影响,论述了自原始社会末期直至民国时期中国服饰的发展演变,并单列一章专门论述少数民族服饰。这是第一部由史学界编写的服饰通史,也可以看作是对 20世纪最后20年大陆地区服饰史研究的一个总结。陈高华、徐吉军主编:《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 /⒂ 王明珂:“羌族妇女服饰:一个‘民族化’过程的例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四分),1998,第841—885页。/⒃ 黎志刚:“想象与营造国族:近代中国的发型问题”,《思与言》,1998,36(1),第99—118页。/⒄王尔敏:“断发易服改元——变法论之象征旨趣”, 《中国近代的维新运动——变法与立宪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82,第59—73页。 /⒅ 林富士:“头发、疾病与医疗——以中国汉唐之间的医学文献为主的初步探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一分册),2000,第67 —127页。/⒆刘志琴:“服饰变迁——非文本的社会思潮史”,《东方文化》,2000.6。

樊学庆
中山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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