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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欧语系语言学研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曾经纠缠于人类起源问题，最终导致宗教史观与科学史观的对立。英国殖民者语言与印度被殖民者语言之间存在相似性的发现将印欧语言研究引向人种学。但是，对于印欧语言发源地的研究也促进了对生活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并且证明游牧民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印欧语言学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历朝历代入侵、占领农业地区的民族并非只有印欧民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 国共两党捐弃前嫌, 再度合作, 共同抗日。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之下, 新闻 界有什么样的反应? 媒体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 持什么样的态度?

林兹是当今学界最系统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学者之一。在数十年的从教生涯和学术探索中，林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化研究路径和学术体系。林兹的研究主要涵盖了对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内涵的界定和特征的分析，对民主政体崩溃的过程和原因的探讨，对民主的巩固所需条件的概括，以及对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比较。本文在简要介绍上述主题的同时也对相关问题予以了简要评价，以期通过对林兹的简要介绍而为国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有所助益。

一问：救市方案为何一波三折？
二问：谁制造了华尔街金融危机？
三问：救市方案会成为“拐点”吗？
四问：这场金融危机将向何处发展？
五问：全球经济衰退会出现吗？

目前，下面这些意见似乎是普遍的看法：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累积形成的外汇占款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美国国债危机和可能进一步的量化宽松给中国外汇资产的安全性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对策则应该是人民币汇率走向市场调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大海外投资规模。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余永定先生认为，中国为了摆脱美元陷阱，中国央行必须停止买入美元，尽快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中国早就应该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在短期内，中国必须在升值和增加外汇储备之间做出选择。长期来看，中国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本文认为，上述看法没有完全理解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这件事的含义。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累积是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中国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的结果，是中国因素和美国因素叠加的结果。解决中国外储问题，离不开中国政府主动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这一关键环节。考虑到汇率决定机制的复杂性和中国的经济安全，价格机制至少在相当时期内不可引入汇率的形成当中，资本进出需要严格管制。使用外汇储备与其让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如让外资企业退出去。"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意义不明，本文以为，建立"主权信贷搞建设，地租与资本社会化"经济体制才能真正克服资本短缺、消费不足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应该累积任何外汇储备（包括黄金在内）。 本文的逻辑需要从头说起。 外汇储备累积的原因与解决办法 经济的成长需要货币的相应增加。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表明，仅仅是贵金属货币供应量增加，就促进了贸易量扩大和经济发展，货币的流出往往制造"钱紧"，引起经济萧条。金属货币时代，通过采掘矿藏，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使得货币供应满足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但终究有致命的弱点，根据凯恩斯的总结，坚持货币金属论，存在三个无法克服的问题，影响经济发展：1、 金属货币生产弹性很小，近似为0，无法扩大供应，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从而导致生产扩大受货币供应量制约。2、 金属货币的替换弹性近似为0，同样导致供应量难以扩大。3、 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具有周转灵活性和流动性，人们乐意储藏，需求旺盛，带来实际流通数量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表明，金本位时代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频率反而高于纸币时代。 主权货币乃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制度发明。避免了以前贵金属货币的一些弱点，可以随时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随时增发货币，主权货币的发明，等于一国央行有一个米粒大小的神奇空间，其中可以取出无量金银，可以储藏无量金银。当然，政府乱发货币也会剥削人民，它是一把双刃剑。 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需要不断地给经济注入基础货币。假如美联储直接向美国财政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由于美国财政部通常以新债还旧债，因此只要美联储持续、稳定地购买国债，则美国财政部就可以永远维持相应的债券融资额度，这些基础货币也就会永远保持流通，不被美联储回笼。所谓美国国债，是国债形式下伪装的美元基础货币发行而已。经济全球化下，美国政府供应贸易货币美元，美国国债就必须增加。无论是央行购买国债还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债务，因为这些债务一般情况下只能持续扩大。 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经过几项看起来是政策性的改革措施塑造的。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学校、医院等社会组织的改革，这是私有化、市场化的主要领域，在整个过程中大批量地消灭了资本社会化企业组织；更关键的是中国进行了货币体制改革，从1993年开始，为了加入WTO，我国大幅段降低关税并无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经过房地产制度改革，在城市建立了类似于香港的土地制度。93年宏观调控和94年外汇体制改革，是根本转折点。至中国加入WTO，转变基本完成。后面就是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急剧恶化的10年，是房价高涨的10年，是外汇储备跃进到三万亿的10年，是少数人财富爆炸性增长的10年。这些政策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中国放弃了运用主权信贷发展经济，财政不能向央行透支，转而利用外资；一个是形成了所谓制度性内需不足问题，由于分配的极度不均和社会保障缺失，中国内部形成严重产能过剩。 当前，中国的货币运转，主要是通过两个中介进行的，一个是美元，一个是土地。简单来说就是，进口美元以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抵押土地以完成人民币信贷资金投放。 主权信贷原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印钞搞经济建设。经济体中，从微观角度发现了经济机会，此时万事俱备，只欠资金，那么企业组织就在银行申请贷款。银行的意义在于能够扩张信用，银行信用的源头在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所以最终而言是印钞搞建设。其过程不是印钞在先，而是经济发展的潜力逼出印钞，经济发展的潜力催生了资本，而不是资本促进了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是不合适的，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增加基础货币。中央政府向央行发行国债难道是真的借钱？这只是一种公平的基础货币发行办法。周其仁称上述银行法为一项意义深远的制度安排，是关闭了政府主动超发货币之门。同时又指出，在主动超发货币之门被关上之后，又开出了一个被动超发货币的口子。我国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 由于关上了自主增加基础货币的渠道，由于没有重视银行、企业等组织建设，同时社会资本和信任机制流失，中国面临制度性资本短缺，所以只能利用外资，通过美元流入来发行基础货币。 主权信贷搞建设能促进资本社会化企业的成长。经济发展主权信贷起主要作用，意味企业资本的社会化、意味着内需的强大，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资本社会化企业有利于技术的累积和成长，同时劳动者成为强有力的消费者；相反，外资主导、银行成为土地当铺、企业成为项目而资本完全私人化、非本土化，内需必定不振。由于资本特别是外资崇拜，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特别是房地产改革形成土地资本化和"攒钱买地"，社会保障不到位，中国形成了制度性内需不足。 中国不能印钞搞建设既是资本短缺又是内需不足的原因，土地资本化也同时是资本短缺和内需不振的原因。从个体来看，土地资本化可以获得资金，但从整个社会看，土地资本化却造成资本短缺。土地资本化的前提是地租和土地增值收益归占有者。地价是社会财富的耗散，掠取地租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内耗，高地价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良性发展的桎梏。我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存在是地价存在的基础，而地价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对于通过购买土地而发展成自耕农的农民来说，地价占去了他们一个相当可观的财富，而这部分财富本来是可以用于生产垫支的。希望上升为自耕农的佃农，也会把一定的经济力量储备起来，以便支付地价，从而减少了他们的生产垫支。地价的较早出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个经济上的浪费现象（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97页）。当土地信贷为主时，中小型实体企业必然发生极度资金紧张的情形，只有银根极度宽松，发生大水漫坝，资金才流入实体企业；银根稍紧，紧缩的就是实体中小企业。由于社会成员普遍需要攒钱买地，所以内需更加不振。 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需要同时是地租、资本社会化的过程，否则只能陷入攒钱买地的锁死状态当中或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唐朝中叶之后，进入土地食利和高利贷的恶性市场经济，"攒钱买地、读书做官"成为一般性的社会活动，其危机逻辑可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分析，但后果恶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因为连工业化都无从诞生，只有周期性大规模社会毁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中国内需不足，乃是地租的私人竞争性占有和资本私有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个经济体制，需要同时解决信息问题（多中心决策的市场经济）、激励问题（按劳分配）、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地租与资本的社会化）。在制度空间中，存在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经济体制，迷信于小岗范式与资本崇拜的中国经济学家却不进行任何探索。 内需不振、生产过剩有个短期的解决办法，就是印钞消费。由央行买国债，国债搞社会福利和公共工程增加中下层群众的消费资金。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主张发行没有储备物的纸币，政府干预经济，解决消费不足问题。战后西方意识到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的不平衡，自觉利用无成本的纸币发行机制，解决消费不足问题。中国的做法是出口拉动经济，实际上也是印钞消费，不过是美国人印钞消费中国。因此，美国的预算平衡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句话总结，出口创汇挣美元，和中国人自己印一些人民币发给中国的老百姓让企业来挣，是同一逻辑而更惠及中国人民。米尔顿•弗里德曼设想用直升机撒钱，只是这个钱撒在美国而已。本文主张的中国外储问题短期解决办法之一，也是这个逻辑，只是钱撒在中国，国家级贫困县要多撒一些。 今天，中国外汇储备累积到3万多亿美元，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消费不振，因此需要美国人印钞雇佣中国，美国人印钞消费中国。制度问题造成美国人不印钞，我们的经济就要停摆。中国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外汇占款是一个恶性的信用膨胀过程。因为基础货币的增加不能完全对应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输出物质财富和让渡股权，白白对外交上一笔铸币税。只要中国不能解决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问题，则外汇储备的累积不可避免，调整汇率不能起什么作用。外汇储备花不出去，变成美国国债或美元资产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在这个链条中，外汇储备只有不断累积，才能实现中美贸易过程中资本的利润，外汇储备就是中国过剩产能的货币表现，就是中国制度性资本短缺的货币表现。 当下中国的经济困局表现的所谓通货膨胀，并非是政府直接印刷基础货币"重敛于民"，而是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美联储成了中美联合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它是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最终提供者；因为中国内需严重不足，因为美国人社会福利降不下来，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人印钱消费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是中国经济政策和美元地位、美国政策自然而然的结果。 外汇储备之累积是中国经济在目前制度下能够运转的条件，改变这个困局，长期看，在于认识到主权货币和生产过剩的原理，花大力气进行社会组织建设和法制体系建设，以主权信贷取代外资（包括并购外资企业）；通过地租与资本的社会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来根本改变内需不足的问题，无需美国印钞来雇佣和消费中国。短期来看，中国解决其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依赖美国印钞消费。中国需要大幅度降低或根本取消出口退税，用节余的中央财政资金投资水利、环保、中西部卫生教育；废除人民银行法29条，中央财政向央行发行国债，所产生之基础货币用于按人发放、社会保障建设等来扩大中下层群众的消费能力，以中国内部凯恩斯主义取代国际凯恩斯主义（美国印钞给大众来消费）。当然，印钞消费只是一个临时措施，不能长期使用。总的来说是主动发行基础货币替代原来靠外汇占款发行的那部分，以平衡的方式挤压热钱、外资出境，这样逐步使外汇储备降低和消灭，做到降低外汇储备的同时国内就业状况不恶化同时收入分配趋向平等。 中国目前的数量型货币紧缩，实际配合了美国将印钞作为财政手段的恶性信用膨胀。中国正确方式货币数量宽松，实施的是第一种印钞，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外储，遏制美国不遵守财经纪律的行为。如果连两种印钞行为的实质都分不清，却株守货币主义教条来控制所谓的通胀，只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更深的伤害。 中国现在能够采取措施：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废除其29条，然后央行购买长期国债1万亿，宣布国债用于大众医疗、教育，但万不可用于投资。看市场各方反应如何，看是否还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是否还要涌入，加息空间是否可以打开？ 中国外汇储备不可能完全靠贸易逆差消化，与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如回购外资企业，对美元投资者来说，当年，你们是带着美元来的，现在，你们带着美元走吧，咱们两不相欠。这是一个换血工程，换血完成后，中国经济体将恢复健康。 思议可思议之事，不思议不可思议之事。汇率、通胀、GDP为不可思议或难以思议之事，失业率、劳动者恩格尔系数、居民基尼系数、各项商品比价，为可思议之事。中美汇率固定如1:7，则比较名义汇率下中国美国社会生活之各项成本--衣食住行工排，工为雇工或购买人力服务，排为制造负外部性--这些为可思议之事，中国唯技工和服务员工资不可思议地低廉，做坏事给他人和后代制造祸害代价则更低，住房价则太高，因此当分别调整各项以使两国接近而不是调整汇率，使中国工价大升、排价暴升、房价降，这是可以思议之事。汇率宜固定，唯有分别调整各项以使汇率合理，此即为卢麒元先生讲的以税制汇，取消出口退税，收资源、环保税，此为可思议之经济政策也。 我国目前的汇率改变牵扯到一种利益调整的问题，哪些人会取得利益？进一步来说哪些钱是流动的，哪些人是需要跨境进行移动的，有需求变成一种美元回到美国或回到其他地方去？老百姓的钱没有这个要求，只有套利的资金、热钱、海外的资本、国内的贪腐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升值了的人民币去对兑换更多的美元，然后才流出境外。目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只能导致外汇储备更多。只有改变升值预期，才能阻止热钱流入。 解决外汇储备巨额累积问题只能是经济政策的调整，其关键则在于中国货币主权的恢复与收入分配大幅度向劳动者倾斜的措施，汇率云云都是浮云，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更是风险巨大之举。 为什么不是国际化而是封闭自主的人民币体系 黄奇帆作为深通经济的高级官员，他的看法具有代表性：面对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中国、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巨额增长的局面，我们应从三方面使力：一是建立多层次的外汇储备体系，藏汇于民。国家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存量可保持不变，新增的外汇储备应转为企业储备、家庭储备。二是坚持"走小步、不停步"，适当加大汇率调整力度，既可使国内企业逐步适应，又可平衡进出口，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三是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促使全球市场和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配置格局的形成作出贡献。 本文看来，即使美国国债没有违约风险，美元不是一直在缩水，中国也不应该积累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仅满足日常进口机动即可。本文甚至主张，即使世界货币体系恢复了金本位体制，中国都不应该积累黄金储备，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应该累积外汇储备。对于中国而言，外汇储备归零应该是其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其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无论我们面临的是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还是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都应该坚决维持独立自主的人民币主权信用货币体系。 经济全球化格局下，中国必须坚持货币主权、坚持资本流动的严格管制。中国资本走出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原因有两个：一是走出去不是培养中国诞生的跨国私人资本，他们与中国人民利益无干，失去了国家控制的海外圈地，发生粮食危机他们也只会把粮食运给买得起的人；二是海外资源投资不能仅仅遵循商业逻辑。促使全球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配置不能落入殖民主义的老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年，外国资本跑到我们的土地上，收购我们的资源，我们很愤怒，今天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里面，为什么他们就要欢迎我们？因此，不要忘记我们的光荣传统，堕落到和西方人一样，要坚持公平合理地取得资源，使得当地人民受惠而不是感觉被剥削。 人民币国际化今天似乎很大程度上成为共识，但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开放资本市场、汇率自由浮动。本文则认为，审慎地考虑需要大踏步后退，走向金融锁国，建立自主封闭的人民币货币体系。原因如下： 人民币完全介入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无非是成为日元、英镑那样的角色。但是，日本、英国、巴西都遭遇金融危机，英国和日本、巴西也是美国国债的大额持有者，仍然累积巨额外汇储备。民族国家、主权货币和资本自由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有严重的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不需要参与这样一个坏游戏、愚蠢的游戏。为什么不能笑看国际货币体系风云变幻，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货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比如英语和蒙古语间的关系。语言的使用情况是这样，用的越多则使用的人就会更多，使用的人更多就导致所有的人都使用它；如果一个语言使用的人越少，那就使用的人更少，就会只有极少数的人使用它，最后导致无人使用。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持有美元的原因，是因为别人也在用美元。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汇率，不要说一般商品，就是和投资品的市场价格机制都很不一样。当今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价格机制是汇率的决定或形成机制这个观点是荒谬的，因为价格机制和汇率的决定因素可能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比如，A国战败，A国生产的鞋子并不降价，A国首都的投资性住房也不见得降价，但A国货币可能化为废纸。 人民币和美元自由兑换，意味着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化导致资金可以大进大出，人民币基础货币随之大增大减，杠杆方式（倍增方式）导致商业信贷资金之成倍宽松与紧缩。设想一下资金运动之潮起潮落之情形，资金进来，发生资产泡沫，由于土地彻底资本化，商业银行的土地金融机制根本上只能是制造而非防止金融风险，放贷的原因是已经放贷。资金潮退，则必然发生大规模坏账，沙滩上充满了裸泳者。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日本、香港、东南亚、美国的实践，都说明金融危机就是这么来的。 人民币货币体系，必须隔绝于强势美元的扰乱，才可运转。人民币闭关守城有余、攻城野战则不足。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同美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陷入战斗当中，到时怕连原有的中国地盘也可能丧失。中国货币战略应该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即金融锁国，严厉限制外资；"广积粮"即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和高端、完备的工业生产能力，"缓称王"即不要过早国际化和美元直接冲突。 世界没有大同，资本不必自由。资本自由要和居民的迁徙自由相匹配，经济全球化需要政治全球化同步。美欧之乱象，无非是资本走出去的结果，中国不能重蹈美国覆辙。资本进出都要管制，自由经济合理的一面也只在主权国家内部有效。控制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为了保护本国劳动者，要考虑资本外流对内部和谐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整合的影响。同时，中国企业要谨慎走出去。不要试图做第三世界人民的地主、矿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矿主、地主的财产，没有炮舰也不会安全。中国当以技术立国，而非以金融立国，依靠科技创新与高端生产能力而随时从外部换得资源和能源。 早在19世纪末期，韦伯就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危险，韦伯写道：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外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起来反对民族的未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马克思•韦伯 著，甘阳、李强等译 ，三联出版社，1997年。）针对当时德国东部的农民问题，即德国东部农民受到外来的波兰劳工的竞争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波兰农民在德国东部日益坐大，波兰农民凭借着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韦伯提出的建议是关闭东部边界、国有化东部土地。 作为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文明共同体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规模最大的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应该最先反思资本自由流动货币自由兑换的经济全球化，反思其对民族国家政治能力和权威的根本危害。对国家来说，政治逻辑必须压倒资本逻辑，人民主权必须驾驭资本。我们当不为浮言所惑，自主建立保护中华民族共同体之稳固团结、保护大多数人福祉的金融体制。所谓金融锁国，目的在此，其细节可以讨论。

女性在性生活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阴道润滑不足”(3.1%)“性交疼痛”(4.4%)，也不是“性生活无快乐”(10.3%)、“性生活无高潮”(11.6%)，而是“对性生活不感兴趣”(24%)，一直对性生活有兴趣的女性仅仅占到19.1%。

　过去十几年的中国经济，有点像一位“异常亢奋的长跑运动员”，快跑了个三、五千米，既不出汗，也不喘气。如果过去“超高速、低通胀”的格局是一种不正常，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就是要开始向着一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回归，开始摆脱“异常”。

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在社会剧烈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南京大屠杀是如何被记忆和传递的。

收视率是一种"行业货币"，主要用于电视台、广告商、广告主等各方之间的利益交换。收视率进入中国，从一开始便伴随着各种争议。

湖南农村青年生活状态调查。

通过对7省34村的质性访谈而获得的1980-2009年间604例农民自杀死亡案例的数据分析，本文认为当前农村自杀率仍呈显著上升态势。青年人自杀率的显著下降与老年人自杀率的急速上升并行不悖地运行于当下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显著下降拉低了青年人整体自杀率并使之向下运行

本文根据笔者在鲁中杜庄的田野调查经验，从征借国家与复制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民间信仰为获致自身合法生存的具体机制。文章认为民间信仰既是与国家及民间社会有着紧密联系但同时又相对独立于国家与民间社会的领域，对于国家，民间信仰需要获得其认可，对于民间社会，民间信仰需要获得其承认，征借国家与复制社会即是民间信仰为获致认可与承认而具体运作的策略。理解民间信仰的合法生存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利用民间信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本文中将使用的“语文学”一词是对西文philologia的并不理想的翻译。

关于新书《六个字母的解法》访谈：“剑桥左翼科学家在知识趣味上常不拘一格，他们有点像二十世纪的文艺复兴人。”

新媒体——通常也叫数码媒体(digital media)——可以说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为人类文明带来的又一次巨大变革的技术。由於我们目前正身处於这场变革的漩涡之中，由於技术发明的意义总是会超越科技本身，为此，今天所有的人都不能不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互联网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传媒以及社交和日常生活带来的迅速和广泛的冲击。可以预计，传统的纸媒、影像和其他信息的储存和传播方式，即使在近期内不被取而代之，也必定会在新媒体的整合之下改头换面，获得新的功能和新的意义。我们还可以预计，这样的变化将对文学写作和艺术想像带来什么样难以估量的冲击，具体到诗人、作家和学者，电脑和互联网的到来意味着写作本身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从写什么到怎样写，如何面对新的受众，以及传统作家式的创作与网络参与式的写作之间将会形成怎样的社会空间等等，都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理论和实践因素。本期“新媒体专辑”收入的五篇文章，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新媒体对当代文明提出的一系列机遇和挑战。这些文章无论其提出并探讨的问题，还是其理论和学术的观点、方法，不仅都很新颖，而且非常扎实，可以说，作者都是身处在各自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的学者。其中有四篇，是为我们这个专辑特地翻译成中文的。中文世界的读者若想了解当前国外新媒体和相关理论的发展状况如何，相信这一组专辑文章会为大家打开一个思想的窗口。莫格勒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有趣的戏仿，他的《网络共产党宣言》一文指出，新数码社会中的自由信息共享与知识产权法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检视自由信息的幽灵如何在跨国资本主义中间游荡，如何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创造出新的阶级。他认为，只有废除知识产权，废除资本对於思想的私人占有，才能做到知识的自由流通，重新让文化成为人类共享的公地。《御宅族文化经济》的作者拉马尔，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对粉丝文化所创造的价值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作者以日本的御宅族文化为例，对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有关“生产”和“消费”等重要概念，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和检讨。他指出，网络时代的资本主义不仅创造出了信息产业，而且还创造出一个新普罗大众的(precariat)阶级，这个新阶级的构成即是各国的信息工作者。拉马尔的研究对二战后兴起的文化研究及其近些年的发展作了细致的回顾，并进行了重要修正。不仅如此，他还为如何思考资本主义的价值理论、生产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和空间，对大家认识和面对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杨国斌的《中国互联网》一文，则重点探讨当代的网络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作者回顾了互联网进入中国前后的媒体生态，比如《今天》等民刊杂志早期的运作，这些民办杂志与目前互联网上普遍流行的自创、自编、自我表达的文学和其他写作，有许多共通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媒介的文化形态，因此，网络在此是个广义的概念。作者对中国互联网的考察，让读者对网民的情感和观念表达，网络的符号生产、网络事件的形成，网络管制等，能够获得多方位的了解。克鲁维尔的文章《国际关系中的新媒体逻辑》则从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对新媒体的功用和局限性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分析。人们普遍认为，网络将会弥补传统媒体在提供政治资讯方面的不足，以创造新的政治力量，甚至有助於建设民主的空间。克鲁维尔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尤其是中美关系的角度，重新检验这一逻辑。对比新媒体和印刷文字、广播、电影等传统媒体在建立敍述框架的能力上，以及资料库功能等方面各自具有的特点，他认为，虽然新媒体资料库提供的服务具有新的优势，很有价值，但它本质上并不趋向民主化。其主要原因是，使用者很难分辨出噪音与真正有用的资讯，而真正有用的资讯还是由权威的管理者或部门把握和提供的。这一批评精神在罗多维克对电影的虚拟生命(virtual life)的思考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本专辑最后一篇文章《我们如何历史地思考虚拟性》中，罗多维克对大家普遍接受的模拟式(analog)和数码式(digital)之区别，提出深刻的怀疑。他说，对电影的了解，如果从广阔的媒体考古的视野入手，我们就会发现，它不过是复杂的各种媒体技术发展的整体历史中的一支，而媒体的力量和潜能自然受到器具、材料和想像力的限制。从历史意义上来看，这种限制的界限本身是开放的，因为每一种艺术媒体都在面向新的用途和语境，不断地改变着自身概念，为新的艺术媒体提供素材，而这正是新创造力的未来潜能。总之，本辑编者希望，这个新媒体研究专辑的诸篇文章，能够帮助对此有兴趣的读者拓展视野，受到 发，并愿意参加本刊在纸面上和网络上的讨论，同时也期待中文世界的新媒体研究能够提出自己的创见，为网络时代的思想界做出贡献。

到了台北人间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第一版《当世界年轻的时候》（繁体字版，原书名《橄榄桂冠的召唤》）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国际纵队里曾经活跃着一批华人志愿者。

但接下来，事情变得迷离扑朔，甚至有些神秘兮兮。既然奥威尔的文学同行一致认为《动物庄园》写得不成功，出版社也不愿意接手，那么到后来这部书稿如何转眼变成了铅字？何况，书稿变成铅字远不是故事的结束，它还被译成多种文字，改编成动画片，几年之内风靡世界，与奥威尔的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并驾齐驱，成为二十世纪流传最广的文学作品。直到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还把《动物庄园》推崇为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将其划入西方世界的伟大经典。

这个奇迹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王钦译，插图暂缺。“藏匿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东西——多年来遮掩了一些我们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而这一遮掩似乎相当地不经意。事到如今，假如我们仍然不去反思美国文学批评中的那个拉康，尤其是，对美国的控制论在法国，包括也在美国所发生的那种影响，继续充耳不闻，那么拉康与坡的关系就永远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遮蔽。

治外法权始终是在欧美国家以外实行的，比如19-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卫，我们的下一位演讲者为刘禾女士，她是人类学教授和汉语言学教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她也是筹办本次论坛的一位组织者。她的研究领域涉及翻译学理论、文学、现代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她的著作有《跨语言的要素：文学、民族文化与翻译理论的统一》、《帝国间的冲突：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中国发明》，她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期间就已经开始致力于从事新媒体和心理分析领域的研究，并就此撰写了《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写作和无意识的未来》，有请刘禾教授。（全场鼓掌）　　数码媒体(Digital Media)的诞生对于人的认知和感知方式提出了很多新鲜的问题，它同时也对传统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比如，我们应如何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如何思考人脑与电脑的关系？这方面其实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我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但人们在思考上述问题的时候，考虑得比较多的还是电脑交流网络与大脑神经网络之间的类比关系，而往往忽略信息论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存在的那种历史联系，以及弗洛伊德的恐惑论（The Uncanny)在人工智能研究和数码影像方面为什么又有重新抬头之势等问题。　　今天，我想从新媒体或者数码媒体的视角，重新审视弗洛伊德曾经对恐惑的心理现象提出的那些解释，而他的论述反过来对于我们认识新媒体的启发。　　我希望从克劳德·香农开始讲。　　“终极机器人”对所有接触它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香农创始了信息学理论，并且成为了该领域的专家，工作于贝尔实验室。他创造出了一个奇特的名为“Automaton”终极机器人的玩具，我从一位艺术家那里得到了这个“终极机器人”的复制品。这个机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反馈机制，它的功能就是把自己关闭。　　在上世纪50年代初，英国科学作家Arthur Clark当时正在美国研究战后迅猛发展的通信技术，他就生动地描写了他在贝尔实验室中看到的香农的“终极机器人”。他写道，“这个装置看上去极为简单，是一个木质的小装饰箱，大小就像一个雪茄烟盒，一侧有一个开关，触碰开关后，盒子会仿佛生气般地嗡嗡作响，盖子缓缓打开，从底下升起一只手。手往下伸，关掉开关，随后缩回盒子里。盖子也再度关闭，嗡嗡声停止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如果你毫无准备的话，这个装置产生的心理影响可能是非常令人难忘的。这样一个机器唯一的功能就是把自己关闭，这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终极机器人”能够给任何直接接触它的人一种清醒的体验。Clark注意到了这个机器对所有接触它的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是那些名声显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都要花上好几天才能从那种震惊中恢复过来。换言之，我们应该把香农的“终极机器人”作为一种“毁灭本能”（Death Drive）模拟模型来看待。　　从“熵流”到“信息熵流”　　“毁灭本能”是弗洛伊德猜想中最具争议的理论，它与热力学七大法则中“熵流”这一概念有关。Erns Jones主张，弗洛伊德通过提出“毁灭本能”的概念，希望建立起稳定性原则与热力学第二法则间的关联。弗洛伊德尝试去解释所有有机体寻求平衡和毁灭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倾向，他认为人类和所有的生物都有一种走向死亡的趋势，从而回到无机物质的状态。他将这一趋势称为“毁灭本能”，有时候也翻译为“死亡本能”。　　在热力学中，我们知道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有被耗尽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是不可倒退的。我们以熵流加以衡量，这是热量除以温度得到的一个值。热力学第二法则规定了能量的流动方向，例如热量永远是从高温处流向低温处，同时也规定说封闭系统中的熵流不会减少除非受到外因的影响。Erns Jones持有与弗洛伊德提出的毁灭本能不同的观点，他精确地通过热力学原理提出，只要生命体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们就可以从外部获得能量，并取得负熵流。　　根据这一论点，Jones认为弗洛伊德将“熵流”和“毁灭本能”结合起来的尝试是失败的。弗洛伊德时期的不少心理分析学家也认同这种观点。而在1931年参与国际心理分析学报辩论的学者们也认同这种观点。但辩论并没有得到令所有人满意的结果，有关“熵流”和“毁灭本能”间关联的理论始终受到批评家的关注。　　上世纪70年代初，Anthony Walden决定开始以控制论的名义对弗洛伊德的“熵流”原则加以批判。Walden认为弗洛伊德的神经网络学说预示了作为信息处理系统的当代的人脑模型的出现，而且弗洛伊德几乎预见到了控制论，但是由于灵魂的生物能模型以及他对于开放及封闭系统间区别的并不完美的理解而受到了阻碍。　　从严格意义上讲，香农对“熵流”做的隐喻式的改动其实也无法通过热力学第二法则的考验。就像其前辈弗洛伊德一样，香农借鉴了热力学第二法则中有关熵流的概念，并将其从能量的衡量单位即热量，转换为信息的衡量单位即二进制位。这是香农最为著名的理论，他基本上对信息熵流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显示出信息熵流衡量字母序列或信号中的随机性，香农将这一熵流的概念作为其通信的数学理论体系的核心。　　弗洛伊德的恐惑论对于当前新媒体的理论思考，至少具有三方面意义　　生物、能量和信息系统间的关系以及熵流作为媒介的作用，是科学史学家十分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但并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今天所感兴趣的问题，是“后生机论”对于有机和无机区别的认识如何令数字媒体中的人机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尤其是这种认识如何冲击我们与自动化之间的关系。我想重新来审视弗洛伊德的“恐惑论”，令其与自动化、影像制作和数字媒体的最新发展产生联系。　　弗洛伊德分析恐惑心理的经典论文发表于1919年, 题目是 “Das ‘Unheimliche’”（意即“恐惑论”）。我认为，这篇论文对于当前新媒体的理论思考，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在当代视觉文化和所谓后现代艺术中，数码动画和机器人日趋逼真，其造成的各种恐惑心理反应，已迫使新媒体理论家不得不回到弗洛伊德的那篇经典论文，去重新认识现代人的审美趣味。　　其二，假如精神分析理论对于数码媒体的确有某种解释力的话，那么我们是否还应进一步追问，在弗洛伊德那里“恐惑心理”究竟是如何提出来的？究竟有什么含义？正确理解并回答这个问题，对今天数码媒体的研究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弗洛伊德当年的研究所针对的，正是德国浪漫主义名作家霍夫曼的著名小说《睡魔》(Der Sandmann）中出现的机器人。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前关于自动机（Automata)、数码影像、人工智能工程等方面的重大进展，在我们今天回顾弗洛伊德的研究和理论的过程中，是不是能有更新的理解和启发，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数码媒体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关系。　　在新媒体发展中，有关恐惑心理的论述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事实上，弗洛伊德对于“恐惑心理”的论述，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工程的研究。日本机器人工程师森政弘在1970年提出一个“恐惑谷”的假说，他指出，如果机器人与真人的形象过于接近，那么它就会滑入“恐惑谷”（the Uncanny Valley)，造成令人毛骨悚然的心理反应。他这一假说的理论来源，就是弗洛伊德1919年的那篇经典论文。　　近二十多年来，好莱坞高科技电影在数码影像合成方面的实践，使得森政弘的“恐惑谷”假说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印证，成为好莱坞赢得高票房的利器，也构成今天好莱坞数码影像不可或缺的心理学原理。　　最后我想以一些图像来结束我的演讲，这是一项已经启动的“Uncanny Valley”（恐惑谷）研究，一些德国的神经学家们还在继续推进这一研究项目。这对于电影的研究也颇有意义。（播放图像）　　例如这幅图当中有一个会动的婴儿，这个图像让很多人感到不适。电影的评论家们也开始将其称为“Uncanny Valley”效应。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一定都认出来了，这是电影《极地特快》中的一个场景，同样也与森政弘提出的基于弗洛伊德的“Uncanny Valley”的假设相关。这里大家看到的是魔幻电影《贝奥武夫》的场景，可能很难辨认出来，这并不是女主角本人，而是被数字化的男女主角，他们通过安装在脸部的传感器来建模型，这是完全由计算机创作的，并非任何东西的复制品。　　1988年的好莱坞动画短片 《锡玩具》, 2004年的《极地特快》，以及2007年的 《贝奥武夫》都在“恐惑谷”的极限上做了各种不同的尝试，有的获得很高的票房，有的则票房极低。这些都与“恐惑谷”现象有密切关联。这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实际上，无论是弗洛伊德有关恐惑心理的论述，或者是森政弘的“恐惑谷”假说，在未来的新媒体和数码影像以及各种机器人、自动器的设计和应用方面，都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