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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中国面临着西方一个多世纪前的问题：即艺术的资本化、产业化和产品化。它给中国当代艺术带来诸多弊端——价值观上的资本化，美学上的平面化、时尚化、媚俗化，运作上的江湖化，而且危害甚深，凡是有责任感的人都在为此担忧。

毛泽东的大众艺术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可以纳入20世纪艺术发展的整体潮流之中

环境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出现。一定程度上，历史地理学、法国年鉴学派、汤因比的有关著作，为环境史在欧洲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养分。它也与《环境与历史》杂志的创办，欧洲环境史学会的成立，紧密联系。总体上，和美国相比，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更多的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和全球史的视野，而且自始就重视城市环境问题。研究在西欧和北欧较发达，东欧和南欧相对落后。

 作为一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 要思想家，福柯对于基督教的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不仅集中地展现了福柯本人对基督教的具体批判态度，而且也显示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基督 教的基本观点及其理论基础。由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近三十年来活跃于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支重要的新型思想派别，福柯对基督教的批判，有助于我们 进一步了解西方学术界目前研究和批判基督教的动态及其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某些变化。     （一）福柯的基本思想以及基督教问题的提出        福柯所生活的法国，是传统的天主教拉丁国家，基督教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有广泛的影响。福柯本人并非研究基督教的专 家，而且，他最初的研究工作所感兴趣的，也不是基督教。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研究的深入展开，他对基督 教问题开始给予注意。从那以后，福柯越来越清楚地发现：西方传统思想、道德、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等，都同基督教教义、教会制度及其实践保持紧密的 内在关系。因此，基督教问题在他的整个系谱学理论批判活动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基督教问题，在福柯的中期和后期研究活动中，成为了他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探索领域；甚至可以说，如果不了解基督教在福柯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及意义，就无法真正把握他的理论的基本精神。    福柯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到基督教的？他为什么要转向批判基督教？对于基督教的批判，在他的理论中占据什么地位？为了弄清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首先对福柯的整个理论体系及其基本思路进行概括的说明。    严格地说，福 柯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方向。福柯同其它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为了同传统思想彻底决裂，不愿意使自己的任何一个理论研究，受到传统 的同一性原则和其它规范的约束，因此，他一生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身份，也改变自己的理论研究方向和方法。福柯所关心的，只是个人自身的状况。他在理论研究 中，始终都把自己的思考注意力，集中在'与我们自身的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按照他的说法，他从事理论研究，只是为了关怀我们自身的现状，也就是说，只 是为了彻底了解'我们自身今天究竟是什么'(que sommes-nous aujourd'hui)？'我们自身为什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Foucault, 1994: IV, 814)。    翻开西方思 想史，福柯认为，始终贯穿于其中的核心问题，无非就是'真理与主体性'的相互关系(Foucault, 2001: 504)。所以，在福柯看来，'我们自身究竟是谁'的问题，实际上只能是在'真理与主体'的相互关系的框架中被探讨。他认为，'我们自身究竟是谁'的问 题，又可以翻译成这样的问题：'我们自身为什么现在非要成为一个主体不可'。福柯强调指出：我们自身究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主体，乃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关键的 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揭示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制度的奥秘。福柯后来明确地把这个重要问题称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 '(l'ontologie historique de nous-mêmes)。他指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我们自身是如何成为主体'？所以，福柯强调说："我所研究的， 毋宁是探索我们文化中，有关我们人类的各种不同的主体化模式的历史(J' ai cherché plut?t à produire une histoire des différents modes de subjectivation de l'être humaine dans notre culture)"(Foucault, 1994 : IV, 222-223)。    福柯探索'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的过程，基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先后发表了五本论述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的奠基性著作《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精神病的历史》(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 1961)、《诊疗所的诞生：医疗望诊的考古学》(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 1963)、《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以及《论述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 1971)。由此可见，福柯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也就是探索'我们自身'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主体的历史过程，并揭 示我们自身的主体化过程中，知识、权力和道德之间，通过复杂的三重交错关系，逐步地使我们自身一方面成为主体，另一方面又成为知识、权力、道德的对象和客 体，使我们自身沦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宰制对象。    第二阶段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即从1970年至1976年为止。福柯在这一时期，把研究重点转向知识'论述的实践'，特别是在监狱制度和'性的论述 '(discours de la sexualité)中所体现的'强制性实践'(pratiques coersitives)。所以，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1975)和《性史第一卷：知识的意愿》(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u savoir, 1976)。    第三阶段是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他逝世的八十年代。福柯一方面继续深入研究'性史'，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于'自身的技术'的研究以及对生存美学的探索。所以，这一 时期，福柯发表了《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I: L'usage des plaisirs, 1984)及《性史第三卷：自身的关怀》(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II: Le souci de soi, 1984)。与此同时，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也同步地转向'自身的技术'、生命权力(Bio-pouvoir; Bio-Power)以及生存美学。    总之，福柯的基本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大组成部分：由考古学和系谱学所构成的'真理游戏'(jeu de vérité)、对于'自身的技术'(technique de soi)的批判以及生存美学(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其中，关于真理与主体性的关系，则成为贯穿上述三大部分的核心问题；而对于'自身的技术'的批判，则是福柯的政治权力理论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他从'真理游戏'转向生存美学探讨的关键环节。福柯就是在第二、三阶段探讨知识论述的'强制性实践'、'自身的技术'、生命权力 以及生存美学的时候，触及到基督教的'惩罚的权力'(le pouvoir punitif)和'规训的权力'(le pouvoir disciplinaire)，并深入地批判了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基督教的教士权力运作模式'(le mode du pouvoir pastoral)及基督教道德。    在谈到'自 身的技术'同主体化的关系时，福柯直截了当地说："我是通过以下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通过对于精神病、精神治疗学、犯罪现象以及惩罚手段的研究， 我试图指出：我们是通过对某些犯罪和犯精神病的其它人进行隔离的手段、而间接地建构起我们自己。另一方面，从现在开始，我还要研究：我们自己究竟采用哪些 关于自身的道德技术手段、而由我们自己直接地建构我们自身的身份？这样一种由自己建构自身身份的技术，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对于个人进行统治的政治技术；在西 方，它是从古到今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的一种技术"(Foucault, 1994: IV, 814)。由此可见，个人主体化的过程，在西方，是通过两方面进行：一方面，通过知识论述及其论述实践对整个社会的人进行'区隔'的途径，由知识论述与权 力和道德力量的交叉运作，将每个人强制性地分成'正常'和'异常'，迫使每个人在知识论述、权力和道德的控制下逐渐地改造成为'主体'，另一方面，又通过 每个人自己对自身的'道德技术手段'，通过一种'自身的技术'，使每个人都能够直接地进行自我改造、自我熏陶和自我约束，将自身建构成为'主体'。对于主 体化过程中的上述两方面程序，福柯又形象地称之为主体的'向内折'和'向外折'。在上述两方面，基督教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提供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历史经验'。 福柯认为， 基督教在促使西方人完成主体化的过程中，既创建和实行一种'基督教教士权力运作模式'(la modalité pastorale du pouvoir)，为知识、权力和道德三大强制性力量共同地宰制个人主体化过程，提供最有效的策略；同时，又实行一种特殊的'自身的技术 '(technique de soi; technologie de soi)，推动个人在自我形塑和自我约束的过程中，完成自身内在的直接的主体化程序。    由此可见， 福柯并不是孤立地研究和探讨基督教问题；他是把基督教问题放在他对西方思想、政治以及文化的整个系谱学考察研究的脉络之中，并试图将基督教问题同西方整个 知识、权力和道德的运作策略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过程结合起来。所以，自始至终，福柯都同西方传统研究基督教的方式和方法有明显的区别。    （二）对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的批判        如前所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为了深入揭示西方人实行主体化过的具体策略及其历史经验，福柯集中研究了西方 文化中出现的三大历史形态的'自身的技术'，即古代希腊、基督教和近代模式。福柯认为，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成为了从古代转向近代的过渡形态，在其 中，包含了'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所关注和要加以集中解构的'真理与主体性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关键。    基督教是一 种非常特殊的宗教，根据福柯的看法，它不同于其它宗教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督教是'关于真理的宗教'，它非常重视真理的问题，并把真理同 信仰的关系当成其教义及其信仰实践的一个关键。第二，基督教非常重视对于教徒个人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的形塑和管束，并往往试图通过教徒个人对其自身的自我 管束的途径、而实现教会对个人的宰制和管理。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对于教徒个人在信仰和宗教行为方面的期待，主要是通过教徒个人对于教义和教会的认识和 实践，通过教徒个人在认识和实践教义的过程中对其自身的忠诚程度的认识。    基督教的上述基本特点，使基督教所提出的'自身的技术'具有明显的特征。    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本来早就存在了一系列环绕'关怀自身'(souci de soi)而实行的一种'自身的文化'(la culture de soi)。在古代的自身的文化的脉络中，自身的技术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自身的技术是陶冶和培训自身，使自身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在身体 和精神两方面不断地达到审美的高度，实现从一种自由向另一种自由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的'自身的技术'是个人对于自身进行自愿的约束和自我教育， 使自身实现不断地完满化。在这个意义上的'自身的技术'，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存美学(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它是通过无止境的审美超越而进行的自我熏陶。另一方面，古代的'自身的技术'又同对于'他人'(l'autre)的统治相关， 因此，在雅典的城邦时代和古罗马时期，凡是立志从政、而积极参与权力的统治和管理事业的人，都必须在学会和实现统治他人的艺术以前，首先学会和掌握关于自 身的技术的实践智慧(phronesis)。在这个意义上说，'自身的技术'是实现对于他人的统治艺术的前提。福柯在总结古代的自身的技术时说："对希腊 人来说，关怀自身这个原则构成为城邦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构成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行为规则，同样也成为生活的艺术的一个基础 "(Foucault, 1994: IV, 786)。    自从基督教 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之后，'自身的技术'的上述性质发生了变化。这是同基督教本身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基督教是一种不同于其它宗教的特殊宗教，因 为它是唯一强调把信仰同'真理'联系在一起的宗教(Foucault, IV, 171)。福柯指出，基督教通过'忏悔'、'自白'和'告白'，要求教徒说出'真理'，以便使教徒向教会、并通过教会向基督教的神说出有关他们自身的一切 '真相'，也就是要求教徒说出'真理'，以便教会能够有效地对每一个教徒的身体、心灵、思想、行为等各个方面，有全面的了解，进行全面的统治和宰制。所 以，基督教所实行的自身的技术，既是教会对于教徒的一种'统治的艺术'，又是教徒个人对于教会的虔诚态度的保障和见证。根据这种情况，福柯说，基督教对它 的教徒要求两种'真理'：第一种真理是强调基督教本身是真理的化身，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基督的每一句话和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是真理，《圣经》的每一句话和它 的整体都是真理。面对这样的真理，基督徒必须无条件服从，并永远保持忠诚态度。第二种真理指的是教徒必须说出真相，必须把自身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无 保留地向神和教会显示出来。对于基督教来说，忠于上述两种真理的原则，是基督徒得救的基础和条件。    所以，福柯 指出，基督教一方面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另一方面又是忏悔的宗教(Foucault, 1994: IV, 804)。不论是为了救世还是为了忏悔，基督教都严格要求它的教徒，以忠于真理的态度，在行为、思想、心理以和肉体方面，同时地进行自身的改造，这就是基 督教的自身的技术的基本原则。    因此，基督 教要求其教徒实行一种"真理的义务"(l'obligation de vérité)。这种'真理的义务'，一方面要求教徒无条件的服从被称为永恒真理的信条、教义和宗教仪式，以便在教徒的心灵及其行为中，表现出对于他们所 信仰的信条和教堂的无限忠诚。但是，基督教又要求他的教徒信仰另一种类型的真理，这就是要求每个教徒真正地认识他们自己，真正地知道在他自身中所发生的一 切，真正地认识到他自己所犯的各种错误，承认自己的各种企图和意向，真正了解自己的欲望的程度及其发生的场所，同时还要将所有这些发生在自身内外，发生在 自身身体和心灵的一切，哪怕是潜在地存在的，也哪怕是公开发生的或者私下发生的，都诚实地向神，或者向宗教共同体的其它成员，坦率地交待清楚，进行忏悔式 的自白。所以，基督教所要求的，是关于信仰以及关于个人自身的真理的义务。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教徒，一方面必须对教义和信仰保持忠诚，将教义和信仰当成 永恒的真理，另一方面又要求基督教徒毫无保留的向神和教会交待自身的真理，也就是坦率说出自身的真实面貌。基督教所要求的上述两种类型的真理是相互补充相 互关联的。由于基督教将这两种真理关联在一起，所以它就把基督教徒个人灵魂的纯洁和教徒对于自身的认识联系在一起。    当然，随着 基督教的历史的演变，上述两种类型的真理及其对于自身的技术的关系，在整个中世纪历史时期内，也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在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同新教在自身的 技术的内容和实践两方面也有所不同。福柯曾经在许多地方较为详细地探讨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的历史演变过程。但是，不管怎样，整个基督教都强调对于信仰、圣 经和教义的真理的诚实态度，同时也强调基督教徒个人必须对于自身的心灵和思想抱着真理的态度，以便保证他们的心灵的纯洁性。所以，奥古斯丁说，只有使自身 显示出他的真理的本来面貌，才能进入到神的启示的光芒圈中。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关坦诚自身的方式及其具体技术，发生过各种变化。福柯指出，关于要求教徒告别自己的罪过以及作出必要的牺牲等程序，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基督教所要求的。有许多关于忏悔的程序是在中世纪的末期，也就是在中世纪将转入近代社会的前夕才出现的。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围绕'自身'的问题，始终伴随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方面是强调自身问题的普遍性，强调基督教对每个自身的召唤的普遍性 (l'universalité de l'appel)及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自身获得拯救的珍贵性和稀有性(la rareté du salut)(Foucault, 2001: 116-117)。    所以，福柯指出，基督教在关乎每个人命运的'自身'的问题上，玩弄了双重的策略游戏：首先，它在强调神对世人的召唤的普遍性和平等性的同时，又指出并非人人都能幸运 地皈依基督教的神和信仰；唯有那些真诚向教会坦诚自身身体和心灵的真理的极少数教徒，即被教会奉为'圣徒'的个别人，才可以'获救'。接着，基督教又强 调，尽管它给予每个人的拯救是极其珍贵和罕见的，但仍然并不排除任何个人获救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基督教强调：基督教是普世的宗教，是对于世人的普遍的拯 救的唯一途径，也是给予世人以最珍贵的幸福的宽宏大量的宗教。在这方面，基督教没有向世人提出任何条件，它永远都是敞开拯救的大门，不歧视任何人，不排除 任何人；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获救。但是，基督教又认为，只有通过世人对自身的严格熏陶，遵循'真理'的标准，依据教规、教义和神的启示，才真正有机会获 救。基督教的这些说教，后来构成它的神学、思想、社会和政治学说的核心(Ibid.: 117)。    与此同时， 福柯通过对于性史的研究，也揭示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身的技术同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之后的自身的技术，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自身的技术还 显示出个人自身的相当程度的自由权，那么，基督教产生之后的自身的技术，就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使自身的技术完全变成为统治者宰 制和规训被统治的个人的权力运作技术。    福柯对基督教的批判，就是这样从关于自身的技术问题出发，然后进一步深入揭露基督教在中世纪和近代阶段中所实行的权力运作模式的变化及其对于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模式的影响。也就在这种批判中，福柯同时揭露了基督教道德及其同西方人的主体化历史过程的关系。    （三）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        福柯指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都同样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包涵着道德的原则。但是，作为伦理学和道德原则，古代时期同基督教阶段的'自身的技术'是完全不一样的。    福柯从尼采的 道德系谱学(généalogie de la morale)研究中得到启示，深刻指出了基督教道德在扼杀个人自由和破坏关怀自身的原则方面的历史作用。同尼采一样，当福柯对基督教道德进行系谱学批判 的时候，并不只是把道德当成一个孤立的问题来研究，更不把道德问题同整个社会文化制度以及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权力斗争割裂开来。也就是说，在福柯的道德 系谱学及他对于自身的技术的历史考察中，基督教道德的出现和发展，始终都是同整个西方社会的权力斗争及其历史走向密切相关。所以，基督教道德也就成为了社 会权力斗争的一个方面。    为了揭示基 督教道德的产生及其同社会权力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福柯非常重视尼采的道德系谱学对'事件'的'突现'(Enstehung)的纯粹描述。福柯总是以尼采 的'突现'(émergence)概念，来描述他所揭露的各种历史事件的系谱学意义，因为在尼采那里，Enstehung一词，指的就是以突然冒现出来的 形式所显示出来的事件形成过程；它意味着从一开始，一切事物的出现就伴随着其天然的本性和依据其特有的发生规则，并以人们所无法认识和无法表达的复杂形式 产生于世界上。各种历史事件的突现，并不是像传统理论所说的那样，似乎都是依据必然的规则，或像自然科学的对象那样按照前因后果的所谓客观'逻辑'产生出 来；而是以其自身无可预测的偶然性、断裂性、突发性和自然性形成的。为此，福柯强调"'突现'始终都是透过一个特殊的强力阶段而发生的 (Emergence is always produced through a particular stage of forces)。所以，对于'突现'的分析，必须描述这个交互作用，描述这些强力相互抗拒交织而成的斗争，或者是抗拒对立的环境的斗争..."(M.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Rabinow, P. 1986: 83-84)。福柯指出，"在尼采那里，『突现』意味着一个发生对立的场所(Emergence designates a place of confrontation)"(Ibid.: 84)。但是，这个场所并非一个封闭的地点，以为在那里可以看到两个相互对等的强力的斗争状态。因此，这个出现的场所，勿宁是"一个『非场所』(non- place)，是一种『纯粹的距离』：在那里，相互对立的对手并非属于同一个空间场所。唯一停留在『出现』的『非场所』的悲剧，就是统治的无止境的『重 演』。某些人对于另一些人的统治导致价值的分化；统治阶级产生自由的观念......"(Ibid.: 85)。    但是，福柯并不满足于从抽象的层面探讨基督教道德的政治意义及其同权力的相互关系，而是更具体地揭示基督教道德如何成为社会统治势力和权力斗争的一个手段，并深入地分析基督教道德在权力斗争中控制个人的具体策略。    福柯认为，在西方文化的脉络中，基督教道德实际上是从古代的'自身的技术'和关于'自身的文化'中演变而来的。细致地分析这个演变过程，就成为揭示基督教道德控制和扼杀自身的实质的关键。    福柯认为，在 古希腊，特别是在晚期的希腊化时期，关于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已经存在了有关'拯救自身'(salut de soi)的道德原则和伦理实践。他举出了那个时代许多思想家的论述，强调关怀自身确实是一种道德的反思过程。但是，这种道德是建立在对自身的爱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人们实行道德原则，不是为了扼杀自身，而是为了使自身获得快乐，得到更大的自由，并不断寻求更新的审美超越境界。正因为这样，福柯说，在古希腊和 罗马的希腊化时期，"道德所寻求的主要目标及其基本目的，是属于美学范畴，因为它只是涉及到个人选择的问题"(Foucault, 1994: IV, 384)。只是因为基督教的产生，才把道德和伦理问题归结为对于自身的否定(renoncement à soi)，并以牺牲自身(sacrifice de soi)作为条件而建构道德原则(Foucault, 2001: 173-177)。    正因为这 样，在古代的自身的技术中，拯救自身是关怀自身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使自身完满化的一个过程。与此相反，在基督教时期，拯救自身就意味着否弃自身和牺牲自 身，也就是必须以祭献自身为前提才能达到自身的拯救。福柯对此加以严厉地批判，并由此指出：基督教道德的实质，就是要使自身完全归顺于基督教，从而达到消 除自身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 揭示基督教道德对于自身的扼杀，福柯还分析了基督教道德的苦行主义(ascétisme)原则。福柯认为，在古代的自身的技术中，为了实现关怀自身的原 则，也存在过苦行(askesis)的方法。但是，如同上述有关拯救自身的原则一样，在苦行的问题上，古代的自身的技术与基督教的道德是完全不同的 (Foucault, 1994: IV, 799-800)。    在古代，特别是在斯多葛学派的自身的技术的理论中，苦行并不意味者否弃自身，而是相反是为了逐步地实现对自身的关怀，为了达到对自身的自我控制。所谓对自身的自我控 制，不是要求放弃其现实的欲望和要求，也不是要求其自身完全脱离现实的世界，而是为了使自身达到真理，并真正地了解真理的意义。所以，苦行的最后目的，不 是为了使自身超越到与现实无关的彼岸，而是为了更真实的进入此岸世界。也就是说，苦行就意味着'做好各种准备'。苦行就是个人能够获得和消化理解真理、并 使自身自然地遵循一种自由行动原则的必由之路，是保证自身越来越实现完满化的一整套进行思想和实践的原则体系。总之，苦行在古代包涵着一些进行操练、锻炼 和修行的步骤，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使自身能够从容地和灵活地面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复杂事件。在这个意义上说，希腊化时代的苦行，是一种对于各种事件的准备 过程，也是对于自身的自我修炼和自我完满的熏陶过程。所以，福柯强调：与基督教的苦行主义完全相反，在古代的苦行中，包涵着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沉思 (meditation)，另一个是训练(Gumnasia)。    但是，基督教的苦行完全否定了古代的苦行原则中对自身的关怀的内容。基督教的苦行只强调对自身的否定，因此制定了一整套的禁欲主义原则，把人的欲望以及各种需求都归结为犯罪的根源，同时又要求教徒对自身进行严格的自我摧残，达到使自身完全归顺信仰的目的。    因此，同尼采 一样，福柯在批判基督教道德时，重复了尼采的宣言："狄奥尼索斯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对头"。福柯同尼采一样认为，基督教道德使西方人固守'诚实'、'服 从命运'、'同情和怜悯弱者'、'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循规蹈矩'等信条，使他们丢弃了'自身'，失去了生命的创造力，丧失了最可贵的原始本能冲动，变 成为'像羔羊那样'唯唯诺诺、没有个性的萎靡不振的动物。    福柯认为，基督教道德的基本特点，就是通过'对神绝对顺从'和'禁欲主义'两条原则，以便劝导和强制基督教徒完成'否弃自身'的过程而实现'救世'的最终目的。所以，在基督教道德面前，人的一切尊严消失殆尽。    为了深入揭示 基督教道德的上述性质，福柯围绕'责任'(la responsabilité)、'顺从'(l'obéissance)、'思想心灵检查'(l'examen de la conscience)及'在尘世中死亡'(la mortification dans ce monde)等基督教道德的四个最重要的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Foucault, 1994: IV, 144-147)。    福柯指出，基督教道德之所以提出和强调'责任'的范畴，是为了建立牧师（牧羊人）同信徒（羊群）之间相互负责的关系，使牧师和信徒之中的任何人，在他们之中发生'罪恶'的情况下，都逃脱不了受惩罚的责任。    其次，在谈到 '顺从'问题时，福柯说，在希伯来人的犹太教中，'顺从'是教徒本身发自内心的志愿顺从宗教法规的行为。但在基督教中，要求每个教徒和整个教徒群体，都无 条件顺从教士。因此，基督教把顺从当成一种绝对的'道德禀性'；它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暂时性手段，而是目的自身。也就是说，羊羔必须无条件和永久地 顺从教士。正如圣贝奴阿(Saint Benoit)所说："修士不是依据他们自身的自由意愿而生活；他们的真诚愿望只能是顺从于修道院长"。    关于'思想 心灵检查'问题，基督教强调：作为'牧羊人'的教士，不能满足于对'羊群'（基督徒整体）的认识和控制，而是必须落实到'羊群'中的每一个'羔羊'，直到 透彻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的一切不可见的部分。正是为达此目的，基督教才发明了两种最有效的办法。第一是基督徒自己'检查思想'，第二 是牧师对基督徒'指导思想'。教士将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便时时刻刻把握羊群中的每一个羔羊的内心世界及其可能的动向，并及时地监管他们中的每一个的心 灵活动。    最后，福柯 指出，通过'在尘世中死亡'的概念，基督教要求其教徒彻底否弃尘世生活和否弃自身，也就是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过一种没有血、没有肉的死人般的生 活。基督教道德为此向教徒们允诺，只有通过尘世中的死亡，才能换得彼岸世界中的幸福。福柯揭露说："所谓'在尘世中死亡'当然并不意味着真正死去，而是指 否弃自身和否弃尘世；而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死'(une espèce de mort quotidienne)。这是一种以彼岸世界中的生活作为允诺的死亡"(Foucault, 1994: IV, 147)。所以，福柯认为："基督教的死亡概念，根本不同于古希腊政权的死亡概念，它并不是要求为城邦做出牺牲，而是一种'自身对自身'的关系形式；它的 意义，就在于体现基督教徒的完整身份"(Foucault, 1994: IV, 147)。由此也可以看出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道德的实质。     （四）对基督教教士权力运作模式的批判        福柯不论在知识考古学、道德和权力系谱学的研究中，还是在性史、自身的技术以及生存美学的探索中，都强调权力关系 同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在关系及其不可分割性。所以，权力问题始终受到福柯的关注，并成为他的思想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内容。福柯对基督教教士权力运作模式的批 判，就是他的整个权力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福柯从不孤立地研究权力，也从来不把权力当成像自然客体那样的一种'实体'，而是强调权力是社会中相互竞争的 力量关系网络，是在它的运作中，特别是在其运作策略的实际贯彻中体现出来。福柯指出："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力的关系"(le pouvoir est essentiellement un rapport de force)(Foucault, 1994: III, 87)；权力是在各种关系的现实较量中，由于各关系中的各因素间的张力消长而形成，又随着各因素间的不断竞争而发生变化，并由此而对整个社会生活发生重要 影响。    因此，福柯 指出：根本不可能存在由统治者垄断的'主权'；权力始终都不是由某个人所掌握的资源，也不是由某人发出的力量。权力既不属于某个人，也不属于某个集团。权 力只是在其扩散、中转、网络、相互支持、潜力差异、移动等状态中才存在。正是在这些相互差异的体系中，才能够正确地分析权力，权力本身也才能真正地运作起 来(Foucault, 2003: 6)。权力的运作、夺取和扩大，依靠着真理游戏的开展及其实现过程，而真理游戏又成为权力竞争的重要手段；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交错而连成一体。    为了使权力 的研究不停留于抽象的层面，福柯还深入分析近代社会中各种权力运作的模式及其策略。对于权术策略游戏的分析批判，是福柯真理游戏整个批判战略活动的一个最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个人的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内容。如同他自己所说："当我研究权力的机制，我试图研究的，是它们的特殊性；.....我所力求掌握的，是权力 的实际实施机制(je m'attache à saisir des mécanismes d'exercise effectif de pouvoir)"(Foucault, 1994: IV, 92-92)。    值得指出的 是：福柯的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他的权力理论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重大变化。他从1976年起，一方面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 中，以《必须保卫社会》(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为题，在权力问题上，集中探讨三大论题：（甲）'惩戒的权力'(le pouvoir punitif)（通过像监狱那样的惩罚机关的监视技术、规范性制裁和全方位环形敞视监督系统(système panoptique)等）；（乙）生命权力(bio-pouvoir)（通过对于人口、生命和活人的管理控制）；（丙）政府统管术 (gouvernementalité)（通过国家理性和警察装置和技术）。另一方面，褔柯开始着手撰写他的《性史》三卷本，打算以'性的论述'为主轴， 深入探讨紧密围绕权力运作而旋转、并始终控制着西方人的'主体化'过程。    为了深入分 析西方社会中的权力运作模式，福柯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社会史上权力运作模式的变化情况。他发现，由于基督教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 中世纪时期，西方人建构了'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不但用之于其本土范围内，而且也运用于其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统治(Foucault, M. 1994: III, 548-549)。这种'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具有非常典型的性质，是进一步研究权力运作逻辑的最好出发点，也是深入揭示基督教性质的关键。    基督教权力 运作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将其统治的重点，从单纯的占有领土而转向控制'羊群'(即被统治者、被殖民者）；'教士'（统治者），既是'羊群'的导引者、教导 者、管教者，又是惩罚者、持鞭者、规训者，既是最高权威，又是'救世主'、'施恩者'。这种基督教模式，显然把统治和规训的重点放在羊群中的每个个体，试 图使其统治渗透到每一个被统治者身上(Ibid. : 560-564)。    同时，福柯 还注意到：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还呈现以下重要特征。第一，其目的是保障将每个人从'另一个世界'中'拯救'(salut)出来。第二，它不只是发出命令和 指令，而且，它还时刻准备为它所统治和引导的人们的生命和获得拯救而做出牺牲。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封建主权式的政权，因为后者只是要求它的被统治者做出 牺牲，特别为保卫王权而牺牲。第三，它不只是关心被统治的共同体的命运，而且还特别关心其中的个人，对个人一生的生命历程负责，关怀他们的每时每刻。第 四，它的统治方式是以了解和掌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一切思想活动为基础﹔它特别重视对每个被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变化及其动向，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被统治的个 人，能够心甘情愿地坦率说出他们心中所想的一切。所以，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很重视对被统治者的意识及其思想的控制，善于关怀他们的精神生活，并设计出一整 套适合的方法和技巧，以便正确有效地引导被统治者。由此可见，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是拯救式、奉献式和个人自律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模式，它延伸到被统治者的生 活和生命历程中，也直接连贯到真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特别是联系到被统治者个人自身的真理性的问题(Foucault, 1994: IV, 229)。    到了资本主 义时期，基督教模式被全盘继承下来、并以新的科学、理性和民主的观念加以改善，不仅成为西方各国国内统治，也成为其对外殖民统治的基本模式 (Foucault, M. 1994: IV, 137-139; 229-232)。福柯指出﹕"近代国家权力是全面性和总体性的权力形式，正因为这样，它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权力都具有更强得多的力量。在人类社会历史上， 甚至连中国古代社会在内，都找不到另一种政权，能够比西方近代国家权力更加强而有力﹔在西方的国家权力的政治结构之中，把对于个人的统治技术同对于整体的 宰制程式，结合得如此复杂而巧妙﹗所有这一切，正是由于近代西方国家政权，整合了源自基督教制度的中世纪权力的古老技巧，并以新的政治权力形式，加以发 展。所以，我们就把基督教的权力运用技术，称为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Foucault, 1994: IV, 229)。    更值得注意 的，是当现代资产阶级接过对社会的统治权时，他们比中世纪的教会更加懂得控制和宰制个人以及统合和协调社会人口整体的重要性。正如福科早在1966年发表 《语词与事物》时所指出的，现代权力和道德的运作，需要与它并行存在的现代知识，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才导致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知识模式 (épistèmê)的转变，即从原有的语法学、财富学和自然史研究，转变为语言学、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这后两门现代知识，一方面体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对 夺取、积累和扩大财富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他们对统治和控制有生命的生物，特别是控制能够创造财富的'人'的需要(Foucault, 1966)。因此，当现代政府试图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自由和社会人口整体进行全面控制的时候，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也就自然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运作 的一个出发点。    在福柯的批 判转向基督教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的显示出三个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第一，就是由基督教所继承和发展的西方从古到今整个文化和思想的核心问题，即关于'主体 化和真理'的问题。第二是基督教本身，作为一个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产生、并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扮演重要角色的宗教，不论在教义、教规和教会制度及其同世俗社会 的关系方面，都刻下了明显的西方传统的特征，这就使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同其它世界宗教区分开来，而且，也使它始终成为西方社会文化制度及其运作机制的重要 基础。在这方面，在福柯以前，包括马克思、韦伯在内的思想家，都已经从各个角度分析和批判了基督教同西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关系。第三，福柯以其新尼采 主义为指导，将他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从属于他本人的知识考古学、道德和权力系谱学以及生存美学的体系之中，从而显示了福柯的基督教批判的'后结构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性质。福柯对基督教的批判并不是孤立进行，而是同他的整个理论兴趣和研究方向有密切关系。所以，福柯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一方面突出地将它同 西方文明和思想的核心问题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揭示基督教在维护和巩固西方社会文化制度方面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由此显示基督教的性质和特征。    参考资料    1.Foucault, 1966,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2.Foucault, 1994, Dits et écrits. III-IV, Paris: Gallimard.    3.Foucault, 1997,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aris: Galimard.    4.Foucault, 2001, L'Herméneutique du sujet. Paris: Gallimard.    5.Foucault, 2003, Le pouvoir de psychiatrique. Paris: Gallimard.    6.Rabinow, 1986,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4年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演讲稿。）

新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于1932年条下提到陈寅恪在天台山所藏古代梵文写本中发现古印度诗人迦梨陀娑所造梵文戏曲《沙恭达罗》片断一事。笔者久疑这件事中或有误传之处，现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出版的机会，依据手头史料试做初步考证。

赫胥黎平日在与亲朋友好的通信中，纯熟地运用了不少《圣经》典故，而且用典极为贴切。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赫胥黎，是进化论的斗士、宗教的大敌。在他的晚年，对于基督教的批评异常严厉。但是，《圣经》之于他，或许还有更加复杂的意义。因此，确有必要勾勒一下赫胥黎对于《圣经》的态度。

华夏出版社近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书刊，仿佛空投集束炸弹一样，密集轰炸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

本世纪前半期，爱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在西方美学界具有巨大影响。美国学者乔治·狄基（George Dickie）回忆说，1956年，当他开始在大学里讲授美学课程时，“几乎所有美学导论类的书籍都在书的开始辟出一章，解释审美态度的性质，并将之与诸如道德的、科学的和经济的等实际的态度作对比。”

选自《缠足》；依循基督教义的逻辑与修辞，定罪缠足的审判，指向三个层面：缠足是狂妄的文化设计、缠足有违父母的慈爱之心，以及，缠足对上帝所垂爱的男性构成一种性威胁。1895-1898年间出现了许多反缠足团体，它们成为反缠足运动中最多人研究的环节。

学科介绍：英美音乐学研究基本上在综合性大学，而不在专业音乐学院，这种设置为国外音乐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跨学科研究的便利，对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读罢《光明日报》3月1日刊登的老作家叶君健同志的《西班牙战争中的中国勇士》一文,令我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拟对叶文作些补充和订正。

解剖学是近代传入中国最重要的西方科学知识之一，最早可追溯到1643年刊行的《泰西人身说概》，解剖学在华传播并产生革命性影响则始于合信翻译的《全体新论》，时间在1851年。现代意义的"解剖学"名词的成型是多种语言和科学思想互动的结果。

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最直接的冲击还不是需求萎缩，而是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上出现了巨额损失。前几天我们就报道了国航、东航等企业参与燃油套期保值交易导致08年亏损惨重的消息，在这之前还有中信泰富因为与国际投行对赌澳元汇率，巨亏近150亿元。为什么金融衍生品会成为中国企业的滑铁卢？在衍生品交易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编者按】这篇作于2008年的文章**鲜明的指出：全球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随着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动，各国的政府范式将向限制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将进入"后全球化时代"。在后全球化，中国应该看清楚趋势，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文章的最后部分，是作者专为此文所撰写的后记。在后记中，作者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状况，以及中美汇率之争及其所可能导致的贸易争端，也进行了分析并发表了见解。--当我们回顾过去的2007年，并展望刚刚开始的2008年时，国际政治经济的地平线上正在出现的趋势中，有哪些会在新的一年里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我认为其中最重大的趋势，莫过于2008年美国大选过程中，可能显示出的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限制自由贸易？什么是后全球化时代？为了理解后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从什么事全球化时代开始。全球化一般指的是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全球化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几级的促进这些流动。反过来说，后全球化时代则意味着，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向限制这些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3日发表了一篇对美国民主党总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希拉里明确指出，她完全同意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4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提出的观点（2004年夏，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密尔立顿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的文章--编者注），即比较优势--作为支撑自大卫·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感念--已经无法再帮我们解读21实际的世界经济了。希拉里进一步指出，如果她当选总统，美国政府要全面审查迄今为止签订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正在酝酿过程中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会谈。希拉里还指出，如果他当选，他将命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制定有关于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上运作的透明规则，因为这些资金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另外，最近一年来欧洲国家的对华贸易政策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几年前，当美国开始要求中国大幅度减少贸易顺差以及人民币升值时，欧洲国家的对华立场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觉得与中国有一定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随着2007年中国成为欧洲国家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以及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上升，欧洲各国对华立场也发生了迅速的转变。最近，欧洲国家不仅仅在人民币升值，产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向中国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在英、法、德等国都出现了所谓的中国间谍案。今年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紧张关系，反映出西方社会对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崛起，感到的焦虑与恐惧。有人可能认为，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不过是政客为了竞选说说而已。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的关于最惠国待遇和知识产权的争论，还有无数次贸易报复的威胁，最后还不都是不了了之？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这么高，美国人离开中国制造将获得十分艰难。因此，政客与媒体再炒作，到头来也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人还习惯于相信，中国的出口大半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假如要搞贸易保护，限制中国产品，那不是在打击这些跨国公司吗？这些跨国公司自然会去本国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所以中国用不着担心。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迄今为止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些表面现象。而忽视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深刻历史进程。从一个动态的观点看，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将可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分水岭。1996年世贸组织年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期间，非政府组织公开喊出了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口号。尽管当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但这些口号在西方社会并未造成多大的反响。8年以后，萨缪尔森发表的文章，为这些政治诉求提供了经济学理论的依据。2004年11月，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围绕萨氏的文章刊登了一组名为《中国价格》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在国际分工中，不仅大规模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开始生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基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是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的基础。自李嘉图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的两百年中，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依赖的比较优势是资本与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依赖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现行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只需将这种分工关系固定下来。这种国际经济秩序为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是他们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内政治基础。但是，随着全球生产方式的兴起，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方式，不仅带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实现了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他们在国际分工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挑战，自由贸易可能不再对发达国家有利，《商业周刊》的这组文章表明，萨氏文章引起的学术辩论，已经迅速变成了关于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大辩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萨氏的观点在美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支持。时至今日，许多西方国家内部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政治联盟正在崩溃，萨氏的观点已经变成了美国主要政客2008年请选总统的政治纲领。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民主党入主白宫（现在看来这是极有可能的），美国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在发达国家的民主政体中，当保护社会成为选民们普遍的政治诉求时，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对症可压力的有效性将大为降低。尽管西方国家的危机感目前还没有导致全球化进程的全面逆转，但是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期，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对调整我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意味着什么，仍然有待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战略互动。有一点十分清楚，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一直支撑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正在减弱，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后全球化时代。从释放市场到保护社会也许有人会说，从各种统计数字上来看，以跨国界的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到动力的流动为标志的全球化，不是仍然在发展吗？从结构的观点看，这也许是对的。但是从制度的观点来看，如果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从全球化时代释放市场力量，向后全球化时代制约市场力量的方向转变，那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制度层面的变化将导致重大的经济结构性后果。西方学者们在讨论全球化程度的时候，经常用全球GDP总额和全球贸易总量的比值来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高低。笔者在《日本经济的悖论》一书中曾经指出，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跨国间的自由流动，总是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动而发生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是导致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变量。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第一次全球化大潮开始于十九世纪70年代并在1913年达到高峰，其逆转以1914年金本位的崩溃为标志。在其后三十几年的逆转期中，世界经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不复存在。在上世纪30年代初，发达国家普遍信奉生命线理论，生命线理论实际上和列宁讲的帝国主义论基本上一致，即当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全部出现问题后，为保证一国经济的运转与生存，必须依靠武力去保证过去以来贸易手段获取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这就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根本原因。二战以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发达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贸易总协定。这两个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是支撑我们现在仍身在其中的第二轮全球化浪潮发展的制度性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直接导致了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一步消解了原来那些限制资本跨国界流动的因素。从那时起，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快。换而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总会最终影响国际经济本身。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很多人相信，全球化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世界性趋势，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更多的交往和经济的发展，没有人会在封闭中发展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只是螳臂当车，他只能恶化所有人的情况。难道要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前后那样，各国都高树关税壁垒，最后同归于尽吗？说到底，这种看法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直线式的历史观来看待全球化的现状，并预测其未来了。然而，西方现存学术文献中却存在着有别于直线式历史观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两个观点为我们分析全球化的"长程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按照这两个观点，全球化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直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钟摆式的，或者是循环似发展过程。根据吉万尼·阿里奇的观点，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每一个轮回都始于生产和贸易的夸张。当生产和贸易的扩张达到一定阶段，各国对跨国界流动资本的争夺必然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一旦出现世界性的金融扩张，资本主义早晚要面临一个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经济秩序被新的所取代。他和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证明，国际秩序从荷兰的霸权，到英国的霸权，再到美国在20世纪的霸权，每一次更替都走过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卡尔·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是受着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一个要保护社会。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到了二十世纪初制造利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如果我们把阿里奇和波兰尼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延伸，来理解当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大萧条以来为了保护社会而建立的很多制度，在新的环境里显得没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使各国的政策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由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变。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在90年代导致了全球化过程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战后开始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到了70年代，开始向金融与财政领域扩张。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形成的美元本位制，三十多年来刺激了全球性的流动过剩。前边提到的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阴影出现，意味着这一轮全球化正在向着其周期的转折点迈进。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70年代初崩溃，特别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出现后，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一个空前的危机。当长达二十年的战后黄金时代结束后，发达国家企业的效率问题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纷纷从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实现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企业强烈要求金融自由化的政治要求。跨国公司希望将他们的海外资产在汇率发生变动时由一种货币迅速转换为另外一种货币以求避险。而对银行来讲，浮动汇率为他们创造了直接赚取利润的大好机会。在这两股政治实力的要求下，发达国家纷纷实行金融自由化。石油危机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这种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发展中国家为了度过石油危机，在70年代纷纷向外借债，这在80年代初导致了债务危机。在拉美债务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要求这些国家实行一系列释放市场力量的举措。到了90年代初，这些举措被总结成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各发展中国家遵守的准则。"华盛顿共识"简言之就是要释放市场力量，促进资本和商品的跨国界自由流动。真是由于这些历史背景，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过贱卖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以及污染环境，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产品，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中国，他们必然将花更多的钱来维持同等水平的消费。他们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呢？问题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全球化浪潮到了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全球化在21世纪初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中带来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是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方面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这是现在把世界推向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政治驱动力。随着跨国公司在90年代纷纷实行大规模的离岸生产和外包，发达国家的就业开始受到加大的冲击。当发达国家的人们有就业机会的保障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增加了发达国家人们在既定收入水平上的实际购买力，他们当然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对廉价商品的追逐必然导致生产不断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流失。当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工作机会与廉价商品之间做选择时，他们必然要选择工作机会，以为一旦失去了工作，商品再廉价，他们也买不起。这正是进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产阶级的崩溃与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美国为例，一方面，服务业中的金融与医疗等产业的收入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一般性服务业的收入则长期停滞。中产阶级中以制造业较高收入的蓝领工人为代表的阶层日益缩小。希拉里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到，美国收入的不平等目前已经达到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是唯一的特例。日本在小泉任首相期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这个长期以来90%以上的人口曾经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国度，催生了下层社会的出现。在许多西方国家，这种经济不平等还与移民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变得更为复杂。与此同时，"金砖四国"（巴西、俄国、印度、中国）的崛起开始对国际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对能源资源市场形成的巨大压力。由于金砖四国全是人口大国，仅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就要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几，俄罗斯和巴西也是世界上人口大国的前十名。当如此众多的人同时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时，其人均资源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必然形成巨大的压力，这导致近年来国际能源资源市场上的价格迅速上涨。这种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贸易上。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中国主要依靠制造业参与全球生产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印度则靠发展服务业在国际分工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而巴西和俄罗斯主要依靠卖能源资源同样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则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储蓄率跌至1929年以来的最低点。一个高度象征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变化的例子是在近来美国次贷危机中，来自中国、新加坡以及中东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成为了美国数个面临危机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融资者。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萨缪尔森指出，比较优势对西方人理解21世纪的经济已经不再具有指导意义。这种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加上美元本位制造成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很有可能触发美元危机或者其他形式的金融危机。一旦美元危机爆发，将对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构成致命打击。综上所述，阿里奇重视的金融扩张，目前正在通过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孕育着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波兰尼解释的以释放市场力量为标志的全球化，目前也正在向保护社会的方向转变。当代表全球化的两大标志性过程均走向转折点时，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转型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头等问题是国内的贫富差距、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等，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恰恰正是危险所在。人们可以为中国吸引了巨额外资而自豪，却从未想到既然外资把工厂搬到中国，就必然在其他国家把工厂关掉，把工人解雇。人们可以高兴的看到又有多少跨国公司把研发部门搬到中国，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其他国家高新工作的流失。人们可以对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攻城略地津津乐道，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对这些国家本国产业的威胁。人们可以对外资兼并中国企业感到恐惧，却对国外对中国兼并感到的相似恐惧无法理解。更要命的是，人们相信中国取得的这一切成绩无非是中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展的结果，却从未想到民主国家已经或担心即将失业的人们，没有闲心听任何人关于比较优势的说教，他们的恐惧与愤怒将转化成反对自由贸易的强大政治压力。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中国绝不是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2003-2004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向和谐社会与自主创新的转型，以及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都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受到整个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推动。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模以式世界工厂为标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全球生产分工，通过大力吸收效率驱动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企业间贸易，来扩大出口。在能源、资源以及产品方面大进大出，以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GDP里70%以上与贸易有关，跨国公司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率，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将近60%。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经典的东亚模式完全不一样。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基本上依靠本国内生的创新体制来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产品。并以高质量与售后服务来提高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靠加工贸易，靠位于全球生产链中的低端这样一种劳动分工，来参与整个全球化过程。世界工厂模式的发展结果是面临来自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是推动中故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国际驱动力。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容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人民币升值。因为中国过去参与的国际分工主要基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一旦人民币升值，中国的产业结构只能向高附加值产业和同一产业附加值高的一端移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提出从今以后中国要强调自主创新的原因。第二，西方国家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以减少对其他国家在就业方面的压力。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基础是什么？是老百姓有钱用于消费。而和谐社会正是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虽然国际驱动力不是和谐社会政策范式提出的唯一驱动力，但它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道理何在？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即在释放市场力量的过程中，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政府把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到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更多的推给了个人，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社会的高储蓄与低消费。这就是为什么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2003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为止，中国政府在连续的几年里最大的担心是通货紧缩，而不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通货膨胀。如果不建立和谐社会，如果政府不重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不在全球化时代为个人面临的日益增加的风险提供一种制度上的防护，那么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高的储蓄率，也不可能出现较高水平的消费。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由出口驱动型转为内需驱动。从国际大环境来说，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现在，这个外部环境可能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将对中国政治经济有很大的冲击。从今算起，到2008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对中国而言，这是所剩下不多的进行重大调整以应对后全球化挑战的机会窗口。错过这个机会，等待中国的将可能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外界变化是否匹配的问题了。要调整，我们必须认清什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任何一种调整必然会伴随着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有两种选择：一是回避政治风险，继续平衡国内现有的利益格局，继续执行"闷声发大财"，少说话，多赚钱，抓住有利时机发展经济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中国将继续把在国际贸易领域面临的冲突，解释成是发达国家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中国的表现，并对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不去担心天会塌下来。笔者认为，这样做的短期后果可能是出口可以进一步发展，但中期后果则可能是，加速中国自身在过去三十年里赖以生存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这种短期内为了稳定不做大调整的结果是当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后，中国不得不在国内更大的利益冲突中进行调整。更坏的一个可能则是到那时，任何一种调整都无法在有效的阻止中国陷入一个大的困境。另一种是看清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这一趋势，拿出魄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大调整，为自身争取时间。这种调整可能会在短期内引起比前一种选择大一些的国内利益冲突。但是，把这种调整与在国际环境全面恶化后被迫进行的调整相比，这种调整的政治成本与风险要小得多。日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急剧升值时烦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利用当时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国富资源进行结构性改革。等到90年代泡沫破灭后，这些国富资源大幅缩水，想用它来改个也是不可能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挑战在与贸易。调整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前提是和谐社会政策的成功。尽管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为建立和谐社会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但是在分配方面，特别在解决收入不平等方面，施政的力度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如果国企利润一年一万亿，政府税收每年以一万亿的速度增长时，中国还在结局不平等方面缩手缩脚；那么，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减速，可利用政策资源大幅度缩小时，在想加大力度解决这些问题，估计届时可利用的国富资源也会成为一个问题。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来看，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危险是，当社会财富的积累主要通过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来实现时，其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将大大加快。从这层意义上说，加入对流动性过剩的遏制失败，那么这将有可能是政府近年来为建立和谐社会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尽管当政府面临着人民币升值与宏观调控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这些都是"标"，而不是"本"。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减少他们的出口，为减轻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做出贡献，但却无法为中国从国际市场撤出来的资本与劳动找到出路。宏观调控可以减轻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冲突，却无法解决造成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即世界工厂模式带来的大量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后记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2008年1月7日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我最初用的题目是《美国大选与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表时被编辑改成《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写作的冲动来自于2007年12月3日我由美国去上海讲学时在飞机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及的英国金融时报对希拉里·克林顿的采访。当时读后的第一个直觉是我从理论上预测了很久的一件事情终于要变成现实了。早在1998-1999年我在为《日本经济的悖论》一书进行研究时就已经从理论上推出，全球化总是沿着生产贸易扩张，金融财政扩张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方向循环，并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之间进行钟摆运动。根据这个原理，这一轮全球花早晚也会发生逆转。该书的英文版于200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商务印书馆2004年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时，我在中文版序言中预言中国在2008年左右也会出现像日本80年代一样的经济泡沫。此后，我又于2006年2月28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一篇近3万字的，题为"危险的关系：美元本位制与金融风险"的长文，通过日本的经验系统的论述为什么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我当时完全无法想象在上面这篇短文发表后的两年里，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多少不平凡的事件。对许多中国人而言，2008年将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1月份雪灾，到春夏之际围绕着奥运火炬产生的一系列冲突，到5月的汶川大地震，再到8月份的奥运盛会，中国人感到的是任何艰难困苦和敌意破坏都不能组织中国前进的脚步。到了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经济一片狼藉，唯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这期间，不仅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引来众多的国际评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大为增强，而且美国学者政客关于以G2治理全球事务的提议，奥巴马访华的低姿态，和由此引起的一些列国际连锁反映使中国国内也开始弥漫着一种飘飘然的气氛。然而，刚刚进入2010年，中美关系就风云突变，剑拔弩张。这次围绕着中美汇率之争以及可能后续发生的贸易战，人们对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急剧恶化和严峻的程度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于目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局面，国际国内舆论有3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观点从中美关系论着眼，认为目前的冲突无非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周期性的反复。这次唯一与以往历届政府不同的是奥巴马一上台是采取一个低姿态，然后再转为强硬。既然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离开了中国的合作什么也干不成，他早晚还得转回来。在美国有一种说法，高失业率加选举等于贸易保护主义。等到年的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去，一切恢复正常。就目前而言，为了避免冲击过大，先排上几个采购团，花点钱摆平。实在逼到无路可走，把人民币汇率暂时上调3%到5%足矣。美国如果最后通过医疗改革的法案，必然还要严重依赖外债。到头来必然还要指望向中国借钱。所以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第二种观点从国际经济的在均衡入手，认为现在美国经济已经开始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型。解决巨大的贸易逆差问题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正因为如此，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观点认为奥巴马关于在5年中让美国出口翻番的承诺以及关于中国不应该再指望美国作她的主要出口市场的呼吁绝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美国的许多学者，政治家，以及政府官员已经认识到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所依赖的美元本位制早晚可能要被其他国际金融秩序取代。美国式的以消费者支出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是建立在美元本位制带来的海外融资能力的基础之上的。一旦美元的关键贮备货币的统治地位不复存在，这种经济模式将难以为继。为了未雨绸缪，美国从现在起就必须从贸易入手开始经济转型。等到美元完全失去目前的地位时再谈转型就一切为时过晚了。对这些人士来说，中国政府正式主张在未来用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中取代美元的手段绝不是说完就忘了的，中国政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肯定要向这个方向努力。既然近年来国际经济严重失衡中储蓄过剩一端靠的就是人民币的低估，重新建立国际经济的均衡只能从人民币升值开始。一般而言，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有数种方法。第一种反方法是贸易逆差国采取紧缩政策，减少进口，量入为出。由于这必将导致逆差国失业进一步扩大，这种方法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层面不可能被接受。第二种方法是贸易顺差国扩大国内开支，增加国内消费。中国的确在2009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国内投资，但由此引发的房价暴涨和通货膨胀却使居民可用于消费的储蓄大幅缩水。因此中国无法继续实行这种政策。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不平衡。由于这种必然导致失业，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坚决不同意。第四种方法是通过提高贸易顺差国的工资以减少该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减少出口。这种办法在中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但是正在成为一个政策趋势。第五种方法是贸易逆差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强制性的减少来自顺差国的进口。这五种方法中，美国只有采用紧缩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主动权。另外三种的主动权都在中国的手里。既然无法紧缩，美国就只剩下贸易保护主义一个选择。从上面的文章中可以得知，自由贸易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十分值得怀疑的概念。贸易保护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过街老鼠，而是一个已经获得许多经济学家背书的政策选项。第三种观点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的局面与1971年前后很相似。这种观点颇有些阴谋论的成分。它认为美国政府正在以进为退，以求在乱局中杀出一条维系霸权之路。1971念得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沼，经常账户开始出现逆差，国际收支存在大量的赤字，战后初期的黄金保有量已经逝去近五分之三，由约翰逊政权开始的伟大社会项目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然而，就是在许多人看来美国必然要走向没落的这样一种困局中，尼克松政权为维护美国政策的独立性，不惜让代表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大刀阔斧地迫使其他主要货币升值，不仅把美国本来很快就要大幅增长的经常账户的逆差在整个70年代控制在较低的程度，而且还通过美元贬值削弱了在60年代利用贸易顺差大举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欧洲各国的实力。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通过沙特实现了石油继续以没有黄金支持的美元标价和中东石油美元返还美国这两大措施从而建立起美元本位制，继而通过星球大战拖垮苏联，又通过广岛协议挫败日本，从而继续称霸全球。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美国从1971年开始的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可以说获得极大的成功。今天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五大投行消失了三个，三大汽车公司中两个濒临破产，失业率超过了百分之十的困境。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种困局下，奥巴马仍然明言美国决不当第二。在遭受如此严重的经济打击后，美国继续称霸的策略无非是借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经或正在出现的财政危机打击欧元以防止它趁机取代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借丰田汽车事件压住日本并开始调查德国奔驰的行贿事件以防止外国公司趁机在全球汽车业称霸，以压人民币升值防止中国国力趁机超过美国。即使这场争端可以引爆世界性的贸易战甚至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它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冲击。在笔者看来，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过程，即全球化的长程运动由金融扩张向全球经济危机的方向发展，公共政策范式的钟摆运动由释放市场力量转向保护社会。以上三种解读提到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但是他们即使出现，也只是作为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而不代表这个历史过程的实质本身。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医疗保险改革是迈向保护社会政策范式的关键一步。正在讨论中的金融改革也正向同一方向发展。然而，保护社会的最大主题在于对一国就业机会的保护，尤其是在大的经济危机显示出如果放任市场力量横行将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的危机。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是要保护本国社会不再受全球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的冲击。中国现在大力支持自由贸易是因为作为世界工厂自由贸易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符合中国利益并不等于符合他国的利益。那些认为本身受到损害的利益团体必然会在所在国的政治中大力反对自由贸易。当他们聚集了足够的政治能量，就可以改变该国的公共政策方向。当美国正在出现的局面成为一个国际性趋势，这个世界就无法避免的进入后全球化时代。两年前在写这篇文章时，曾经与责任编辑古重庆先生进行过数次深入的讨论。据他判断，当时在国内关心的优先顺序上，贸易保护主义最多也只能排第7或第8。我之所以在文中采取一种预设反论的写法，就是想通过直接反驳当时国内流行的想法来引起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在文中特别指出，如果不从当时就加紧调整，等待中国的将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能否跟得上外界变化的问题。读者今天在读这篇文章时，可能要比两年前都市更容易地建立起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两年前，贸易保护主义还是一个苗头或可能性，现在已经变成咄咄逼人的现实。从这层意义上而言，中美之间关于汇率的冲突如果导致世界性的贸易战，这极有可能成为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一个具体路径。中国在应对这个新国际环境变化时最大的障碍何在？在这里有必要重新讨论一下日本。至今为止国内的讨论仍然把中日比较的注意力放在中国目前的处境与80年代的日本的情形如何相似上。然而，最近形势的发展已经要求中国必须从两个新的角度重新汲取日本当年的教训：为什么日本没有能够利用泡沫经济带来的财富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年里一蹶不振？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利用泡沫经济带来的国富为未来打好基础的部分原因在于80年代的日本弥漫着一种与今天中国很相似的乐观情绪，盲目的相信本国经济的突出表现是由于本国模式的优越性使然，而根本忽视了导致本国经济突出表现的外部因素和偶然因素。当时日本成功的标志是股市、房市的泡沫现象，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债权国的身份，以及日本在全世界到处砸钱买资产的形象。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日本人以为他们的财富在未来仍然会像现在一样滚滚而来。然而，事后人民认识到，日本在80年代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原因既不是由于日本的产业政策，也不是由于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尽管他们与这二者都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为了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下的高利率的这味重药。由于高利率的吸引，各国流动资本涌向美国导致美元坚挺。美元坚挺的后果是日元的疲软。日元的疲软导致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上的竞争力。换言之，日本的竞争力不全部来自日本，在80年代上半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的金融政策。美国在80年代上半期积累了巨额的正常账户赤字，一个广岛协议就使得美国在80年代末实现了经常账户的基本平衡。当人们相信自身的财富在未来还会和今天一样滚滚而来时，他们不可能记者准备应对危机。同样道理，中国近几年贸易逆差与外汇储备固然有加入WTO，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等国内因素，但是如果离开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而采取的宽松的金融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而导致的大量进口，离开美国在财政贸易双赤字的压力下从国际上大量融资过程中中国贸易顺差美元返还带来的对美国消费的刺激，以及离开在2000至2006年间美元一路贬值带来的人民币兑其他货币的贬值，这期间的中国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的数量就要大打折扣。即使是抛开这些方面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依赖还是外部因素。由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外资在邓小平南巡后大量涌入，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中国变成了一个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世界工厂。跨国公司带来的订单（包括企业内贸易中的零部件）与提供的销售渠道使得它们占中国对外贸易的近60%。今天被当成是中国模式的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在十年前还是被抓大放小的对象，还被广泛地认为是没有效率的负担。只是由于这些国有企业占据了基础设施产业，在中国的出口在上述外部与偶然因素的带动下出现高速增长时他们才凭借自身在行业中地垄断地位而获得巨额的红利，成为中央政府税收的坚实基础。只要我们在讨论中国模式时认识到中国近几年来导致国势兴隆的偶然和外部因素，就不难认识到当这些偶然和外部因素消失时国势兴隆的推动力也会减弱。假如美国这次真的因为汇率之争从贸易上制裁中国，上面描述的这个中国模式异常表现的因果链条就很有可能在最关键的一节被切断。到那时，中国模式的真正构成要件到底是什么，其根基是否坚固，换言之，国有企业的年利润是否还能达到一万亿，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是否还能以每年一万亿的速度持续增长，才会面临一次真正的检验。仔细研究日本经济为什么陷入长期的停滞对今日中国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长期停滞的最重要原因不在于经济政策，而在于日本缺少一个形成领导整个社会实现根本性转变的政治意志以及贯彻这种政治意志的政治结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国人和日本人都已经认识到日本模式出了大问题。然而，日本在90年代末先是在自民党内走马灯似的换首相，最后，好不容易出了个小泉，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赢得了政权来推动这个转变。然而他和他的追随者却误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盲目地向美国模式靠拢。其结果，日本不仅在经济增长上收获不大，而且把其经济体制原有的注重平的的强项丧失殆尽，在短短的几年里应是造出一个下层社会来。国际上一般认为这次民主党上台终于使日本有可能实现两党之间轮流执政的可能。民主党也提出了回归亚洲的新思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的想法并没有引起周边各国的强烈共鸣。日本能否走出困境仍然有待观望。同样道理，在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急速变化之际，能否建立一种政治结构不仅是中国能够形成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及时转型的政治意志而且使之得到有效的贯彻将是决定下一个30你案例中国国运的根本问题。[*] 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原文标题为：《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7日

春节刚过，就传来铁道部长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被审查的消息。一时间，刘志军任部长8年中最耀眼的政绩，即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也陷入舆论的漩涡。 目前媒体对中国高铁的批评主要有三：第一，高铁建设负债已经造成沉重的财务负担。2009年底铁道部总资产2.46万亿元，负债达1.3万亿元。大举上马高铁项目是造成债务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第二，各地盲目上马高铁导致其布局的不合理。部分欠发达省市上马高铁没有道理；第三，即使高铁进入运营期也将入不敷出。随着2012年后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陆续投入运营，初期亏损额度势必扩大。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高铁？是把它视为单纯的交通工具或是一个应该自负盈亏的单一产业，还是视为一个具有全局意义应该得到大力扶植的战略产业？ 无须赘言，目前高铁的融资招标方式、对速度的追求、质量保证以及票价政策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中国发展高铁到底值不值，至于如何发展好高铁则是第二位的问题。高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出来的唯一的可以改变整个21世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的战略产业，它的建设可以对中国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主要从战略的角度讨论高铁潜在的意义，而不是提出一个如何建高铁的操作方案。刘志军被审查后高铁还要不要建？目前的反对意见重视的都是些技术性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解决。我们应该先想清楚解决这些技术问题，尤其代价很高的问题，到底值不值。衡量标准就在于其战略意义，而不是这些技术性问题本身。本文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引起各方有识之士对高铁战略意义的关注和辩论。 为什么要发展高铁？因为它能使中国在应对未来的重大国际国内挑战时有一个新的选择。 蓝海战略的限界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依赖的是蓝海战略，但在今后10年里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将来自于蓝海战略的限界。 蓝海在当代中国人的意识里意味着先进文明、自由贸易和国家富强。通过蓝海战略，中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并以国际贸易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蓝海战略导致中国经济的重心向沿海地区转移，为中国经济带来了30年的大发展。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几十年世界经济运转的基本机制，中国传统的出口市场受到了严重影响。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美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赤字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美国不必承担其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必须承担的维持本国国际收支平衡与固定汇率的义务。这使美国在战后可以长期保持国际收支的巨额赤字，通过发行巨额国债来维持其政策的自主性。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于上世纪70年代初崩溃，但取而代之的美元本位制并没有改变倚赖美元的做法。由于美元不再有黄金的支持，美国可以放手举债，美国的国际收支全面恶化，政府预算赤字大幅上升。减少债务将成为2012总统大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开始的去杠杆化过程将在广泛的范围内影响美国的投资与需求。离岸生产、外包以及全球生产导致的美国制造业提供就业能力的减退也将影响美国的消费能力。短期内美国很难再作为世界上最后的消费者来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欧洲面临的是另一种困境。欧洲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各成员国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发展经济。欧元区内没有统一严格的财政政策。虽然《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主权债务不得超过本国GDP的60%，但大多数国家早已突破这两条警戒线。一些欧盟成员国多年来在政府公共开支和私人消费方面超前挥霍，主权债务的风险大大增加。战后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体制。这虽然使社会成员更平均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欧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危机后的欧洲各国不得不大规模削减社会开支和减少各种公共福利，保护主义很有可能在欧洲率先东山再起。 日本的问题更为严重。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一直没有能够发展出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00%。尽管日本的债务主要由国内购买者来消化，外资突然撤资导致危机的风险很小，但在人口迅速老化的背景下这个债务仍然显得十分沉重。小泉当首相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打破了日本经济体制里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和平等机制，催生了一个“下层社会”。今日的日本社会变得日趋保守，年轻人普遍不愿意出国留学，公司的雇员也普遍不愿意被派往国外工作。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惊呼，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集体不学习、集体不思考、集体不负责任的“低智商社会”。目前的日本社会充满了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时代闭塞感”。 与东亚东南亚地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蓝海战略的重要一环。然而，美国积极重返亚洲的努力开始改变这里的力量平衡。美国不仅开始加强与亚洲国家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联系，也开始积极参与并推动环太平洋(601099,股吧)经济合作协定。这个协定原则上要求废除所有关税。与自由贸易协定相比，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的内容更为广泛，自由化程度更高。对东亚、东南亚国家而言，美国积极重返亚太为它们与中国打交道时提供了一个筹码。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对10加3的另外选择。有了这个新的选择，东亚、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就可以既增加地缘政治的考量，又不失地缘经济的利益。尽管中国推动的与东亚东南亚的经济整合今后仍然会继续进行，这一地缘经济的进程将受到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向内需驱动转型是中国蓝海战略受阻时的应对措施。从2003年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时起，中国政府就提出自主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新政策范式，并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转型。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转型过程的动力机制。一场空前的世界性危机使中国政府施策的重点从转型向救市倾斜。中央政府的4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跟进的7万-8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一方面使得中国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综合国力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也由于大量流动性的注入带来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各种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这不能不限制人们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干扰向内需驱动的转型。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也进一步增加。 正是因为长期奉行的蓝海战略开始面临严峻的局面，中国必须为未来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高铁可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 高铁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突破目前的困境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在短短几年里，中国把从几个国家引进的高铁技术经过系统整合，将运行速度提高到每小时350公里。除了在国内加速建设之外，中国还就高铁与美国、俄国、英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老挝、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数个中亚国家就高铁建设进行谈判或者签约。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计划在15年内把北京与伦敦用高铁连在一起，两地间的旅行时间将被缩小到48小时以内。 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俄国最后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将把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需求，吸引来新投资。这将为地域经济一体化打下一个基础。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可以成为东部推动力，欧盟为西部推动力，俄国为北部推动力，印度为南部推动力，各个方向的进展在中东汇合。 欧亚大陆区域整合的基础已经部分存在。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注入经济内容，欧盟则可以把高铁向东推进到保加利亚，只要再打通伊朗与土耳其就等于打通整个欧亚大陆。目前伊朗已经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家，而土耳其与欧洲一直有较强的联系。此外，中东北非地区还有一些重叠的合作组织，比如欧盟与北非的环地中海合作组织，以及土耳其与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签订的地区高铁合作协议等。中国已经与巴基斯坦和伊朗就高铁合作签约。俄罗斯、印度、以及中亚国家也都对欧亚高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进一步加速过去已经出现的一个国际大趋势：即发展中国家中的人口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上述大趋势因果链条的起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对能源与资源需求量的大幅度提高为出口能源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由于许多能源与资源的出口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这就带动了更多的世界人口进入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过去的10年里，这种滚雪球的效应越来越明显。当中国和印度满世界找能源资源时，连非洲大陆都实现了年平均4%-5%的经济增长率。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将使中亚与中东一些至今被隔离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机会。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也必然进一步带动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条贯通欧亚大陆的高铁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它也将使几个像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这样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过去的古代文明大国有机会再现当年的繁荣。 对中国而言，推动以高铁为基础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防止全球化的逆转，并为自由贸易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如前所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战后的国际经济增长机制失灵，如果中国继续向发达国家市场增加出口，很可能招致强大的政治反弹。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于是为全球化开辟一个第二战场。它可以为国际经济创造新的需求，为目前正在减速的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它不仅可以把目前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的中亚和中东国家带进全球化进程，也可以为正在经历人口下降的俄国和西欧提供新的活力。 其次，它将为中国向内需转型赢得宝贵的缓冲时间。目前对中国而言最佳的选择是既不用马上转向完全依赖内需，又不给已经很虚弱的西方市场再增加新的压力。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恰恰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这个新经济圈将为中国提供新的外部需求，原料能源来源和出口市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与蓝海战略属于同一对外开放的大方向。同时，它又明显地有别于蓝海战略代表的既存市场。这种新的外需将减少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向内需驱动彻底转型的政治压力。   高铁可以为中国带来一个陆权战略 高铁的发展前景对于21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和中国的国际战略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重要交通工具的发展可以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海洋交通技术曾经把这个世界从“陆权时代”变为“海权时代”。西欧、美国和日本在历史上均处于权力的边缘。直到哥伦布航海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特别是蒸汽机轮船使以海运为基础的大规模国际贸易成为可能以后，世界才进入海权时代。这个转变改变了许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西方国家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提供的机会引领时代潮流，建立起一整套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把海权大国的利益固定化。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这些制度下。 当中国高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颠覆人们关于空间和距离的观念时，陆权时代的回归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当高铁经过欧亚大陆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这就是当年西方崛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陆权时代的回归将凸显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中国既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有广阔的陆地战略纵深。中国的西部与中亚相连，距中东的陆上距离也不远。那里是世界上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各种矿物的主要产地。早在100多年前，地缘政治学的鼻祖，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把欧亚大陆加上非洲大陆称为世界岛，把涵盖俄国、东欧、中东、中亚、以及中国新疆称为世界岛的中枢。在他看来，谁能占据这个世界岛的中枢，谁就可以称霸世界岛。而谁占据世界岛，谁就可以称霸世界。麦金德认为中国的地理位置具有十分优越的战略优势，它十分有利于力量的投放。 尽管本文关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立意以麦金德关于中国地理战略优势的地缘政治讨论为起点，但是笔者看问题的角度却与麦金德有根本的不同。今天的这个世界与100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展现出来的新智慧是用地缘经济学的观点来取代地缘政治学的观点。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看到的是邻国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看到的则是邻国之间的合作能给各方带来的利益。越是合作，市场规模才能越做越大。越是有了大市场，各方发展的机会才越多。中国有17个邻国，从地缘政治学的观点看问题，其中的每一个与其他外部因素结合都可以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众多的邻国则为中国提供了从各个方向推进地域经济整合的机会。 然而，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地缘经济战略因美国积极重返亚太开始面临阻力，今日中国需要一种把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融合的新观点。这种新观点继承麦金德关于地球岛中枢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的特殊战略地理位置优势等地缘政治的讨论，但是辅以地缘经济的手段。它从中国的地理位置出发，不把与蓝海的联系视为唯一的自然禀赋，而是从地缘政治的目标着眼，强调中国在给定地理条件下进行战略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既然中国紧靠世界岛中枢，它可以靠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陆权。以中国目前具备的资本与制造业的优势，这种整合将使中国经济受益无穷。这种陆权地缘经济将会化解中国在海权地缘政治上面临的压力。 高铁将为中国建立一个全球战略的对冲态势 在21世纪，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代表着海权时代的发展方向。而推动以高铁为支柱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带来一个陆权时代。当海权与陆权并存时，中国就可以在其全球战略态势上建立起一个对冲的局面。 对冲这个词来自金融领域，是两边下注的意思，目的是防止不利局面出现而采取防范手段。对冲是外交中常见的战略与策略。从春秋战国时的纵横捭阖，到俾斯麦时期欧洲的均衡外交莫不如此。2010年中国遇到的种种外部矛盾与冲突都与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崛起采取的对冲措施有直接联系。美国虽然在经济方面与中国深度融合，但是它仍担心中国在战略与军事上挑战其霸权地位。因此，它不仅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军事联系，同时也开始主导环太平洋经济协作体系，以对冲中国主导的东亚东南亚经济一体化。日本、韩国、印度、越南以及新加坡等国也都一边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一边想方设法在安全保障上防范中国。 中国自己也搞对冲。每当中美关系紧张时，中国就派人去趟欧洲发点订单。每当中欧关系紧张时，就给美国多下点订单。但中国缺少一个全球战略格局层面上的对冲机制。 利用建设高铁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帮助中国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建立一个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之间的对冲，这将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中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对中国而言，21世纪既可以是一个太平洋世纪，也可以是一个欧亚大陆的世纪，更可以是二者并存的世纪。如果环太平洋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西进，致力于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如果欧亚大陆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东进，致力于环太平洋的经济整合。如果两边都对中国展现善意，中国可以同时推动两边的发展。 由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很少有中国这样的地缘优势，很难会出现两个经济圈同时对中国展现敌意的局面。在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影响，印度也可以加入进来。然而，俄罗斯和欧洲可以施展的空间就很有限。相反，在欧亚大陆经济圈中，欧洲是重要的一极，俄国也是重要的行动主体。美国虽然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但是肯定不如它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地位。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则将变得无关紧要。印度有何种地位将取决于它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处得如何。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不同的地域经济整合过程中相互排斥，而中国由于其战略地理位置却可以二者通吃。 当中国彻底打开与南亚、中亚、西亚、中东、北非以及东欧的陆上通道时，东亚和东南亚以及环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必然将随着马六甲海峡一起下降。中国既可以与东亚东南亚实现进一步的经济整合，也可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改变印度对中国的看法。与其天天担心中国是否建立经缅甸与巴基斯坦往印度洋的通道而对它形成包围，印度更应该操心自己如何加入到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中来。如果它仍然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持敌视态度，这两个国家就会成为把它隔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这一21世纪大趋势之外的天然地理凭障。俄罗斯既能由于周边国家的市场扩大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同时它在能源方面对中国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将进一步下降。 对冲绝不是对抗。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决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利益。中国仍然要成为一个海权大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没有必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底的陆权大国，因为中国既是一个海权大国，也是一个陆权大国。中国这种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允许它在这二者间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条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战略。中国之所以应该发展成一个陆权大国，是为了给自己向海权大国的发展上一个保险。 中国一直在追求海权。由于欠缺对冲机制，经常被人家制衡而无力反制。2010年中国外交遇到的种种麻烦清楚地证明了这点。发展军事力量是一种以冲突为威慑方式的对冲，中国应该发展强大的海军以保证自己的海权。但是，如果能发展出一个强大的陆权经济圈，中国则可以依靠对冲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更加有效的保护自身利益的方法。当有了陆权这个对冲的机制后，中国与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整合将会更加顺利。这是因为以中国目前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经济规模，只要中国下决心去推动，中国不论与哪个地区进行经济整合都可以给那个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中国崛起的具体路径之一 中国要和平崛起，要有所作为。但是，崛起的标志到底是什么？有所作为到底干什么？通过高铁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为中国加强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带来重要的机遇。 首先，中国在欧亚大陆的高铁建设过程中以及随后的经济整合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金融中介的作用。 中国可以像美国那样借入短期资本，输出长期资本。目前，世界上的流动性向发展中国家集中，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对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形成威胁。如果中国能发展出合适的金融工具，吸纳这种流动资本，为建设高铁所用，就既可以减少过剩流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又可以把这种流动性引向最需要投资的对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地域与国家。中国可以输出长期资本，向其他国家提供建设高铁的资金。通过这种金融中介的作用，中国可能获得对其他国家高铁的参股权或者通过对方以能源资源作为贷款偿还获得对能源与资源的控制。在向外贷款的时候如果能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中国还将扩大本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影响，并在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下，为贷款获得潜在的增值机会。 其次，中国在欧亚大陆高铁制式的制定，跨国高铁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确立自己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陆权时代欧亚大陆高铁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类似于世界上的海洋法。制定这个管理体制就是在为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还将出现一系列的国际协调机制。在目前欧亚大陆各个地区已经出现的各种合作组织之间必然要建立协调机制。上合组织与中东地区合作组织，以及欧盟就地域经济合作各方面事宜进行磋商的部长级会谈甚至首脑会谈都有可能。这些机制本身就是未来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制度。不用10年，发展中国家的G-8就可能成为现实。届时，金砖四国加上南非，以及未来的候选国土耳其，印尼，阿根廷，智利，以及埃及中，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直接相关的就要超过半数。通过主导境外高铁建设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地位将大大加强。 最后，在修通高铁后中国将可以向中亚、西亚、中东、北非投资制造业，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在海权时代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自己是一个位于价值链低端的世界工厂。它的对外投资以确保能源资源为主。而在由高铁推动的陆权时代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将建立本国资本对国际产品链的控制，发展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到了依靠自身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或者利用跨国采购的优势赚钱的时候了。据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目前的发达国家将只有美国还能继续保持世界上前十大经济体的地位。因此，现在就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中建立自己的优势对未来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高铁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新型交通工具对中国潜在的意义还远远没有被充分认识。笔者将另文论述高铁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对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意义。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虽然向国际市场出口了无数的产品，但是从西方媒体的反应来看还没有哪个产品像高铁这样成为代表中国工业实力的一个符号。当很多国家已经在讨论要不要用中国的高铁技术，许多谈判正在进行的关键时刻，如果中国人自己在投资了1.3亿元之后却突然要叫停，这岂不是自废武功！目前关于高铁的财务分析完全没有考虑当它作为中国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拳头产品向多国出口时的收益。当年的两弹一星如果只考虑赔不赔本的话恐怕永远也不会问世。同理，如果只从财务的角度来决定高铁的命运，中国危矣。 （作者为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10年10月发布，共六部分，指出富士康强制加班、超时加班——违反《劳动合同法》，克扣加班费——违反《劳动合同法》，滥用学生工——违反《实习见习条例》，漠视职业安全隐患——违反《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私了”工伤事故——违反《工伤保险条例》。选登系列二与结束语

高桂莲，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外语系 副教授一上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炮舰打开后，大批西方传教士深入中国腹地，亲眼目睹了中国穆斯林的现状，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游记，如法国路易·卡乃（Louis Carne）的《印度支那及中华帝国之行》、英国约翰·安德森（Anderson John）的《滇西历险记》、法国罗舍（Emile Rocher）的《云南回民革命见闻记》、英国丘奇·珀西（Church Percy）的《回疆游记》、英国布鲁姆霍尔·马歇尔（Broomhall Marshall）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等等，都是值得参考的。与此同时，中国回族和穆斯林问题在国外学者中也成为研究的热门课题，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出版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和专著，如德国哈特曼·马丁（Hartmann Martin）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美国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中国伊朗编》、法国伯希和（P·Pelliot）的《郑和下西洋考》、日本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田坂兴道《回教传入中国及其弘通》等，是我们比较重视的著作。中国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中土文化的气息，既不同于中东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伊斯兰教，又是世界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科学研究不能自我封闭，对国外研究成果应该认真借鉴，取彼之长，补我之短。      二      西方国家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到1919年。为了在中国穆斯林中发展信徒，英、法、美等国的基督教会组织专人来华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展社会调查。他们在中国各地（包括在穆斯林居住地区）布道传教，研究关注的中心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尤其关心的是起义问题。这一时期，欧美国家发表了许多与西方列强各国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妄图利用历史事件寻求缺口，蚕食我国西北的新疆和甘青宁地区、西南的西藏、云南以及东北等地的侵略阴谋有关的文章。如在俄文军事期刊发表的《中国西部东干人或穆斯林居民的起义》（1866年）、华西里列夫的《中国的伊斯兰教运动》（1867年）、《爱丁堡周报》刊登俄国军事期刊发表有关中国伊斯兰教文章的英译稿（1868年）、希丁的《通过亚洲》的"东干起义"、《中国评论》（第16期）布罗克的《云南穆斯林起义》和洛克希尔的《东干起义和伊斯兰教在中国》（1896年，华盛顿）、《亚洲评论》连续发表的《甘肃的两次穆斯林起义，1648-1783年》（1889年11、12月）等。西方国家为了摸索一条在中国穆斯林中传播基督教义，使穆斯林改宗的经验，美国伊斯兰学者斯维默和布教团的传教士访华时与中国的穆斯林进行了广泛地接触，要求基督教会应急需解决以下三个问题：①调查中国的穆斯林人口、确定教会在华从事布道的中心任务以及文化教育活动的战略中心；②搜集汉文伊斯兰教著作以了解中国穆斯林的观点并研究基督教义与其相同点；③在华的基督教会应与埃及开罗、新加坡、印度马德拉斯的传教会加强联系并交流在穆斯林中从事布道和劝解改宗的经验。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外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活动。他们还发表了一些与中国穆斯林生活和信仰有关的文章。如安德逊的《云南西部的考察报告》（加尔各答，1871年）和《从曼德勒到蒙缅》（1876年）、埃米尔·罗舍（E' mile Rocher）《中国-省云南》（laprovince chinoise de Yunnan）（1879年，巴黎）、塞尔的《伊斯兰教论文集》（伦敦；1896年）中有关中国伊斯兰教问题，户水觉人的《北京张家口间的回回教徒》（1903年）、布鲁姆霍尔《伊斯兰教在中国》（Broomhall:Islam in China）（1910年，伦敦）、多伦的《中国穆斯林调查记》（1911年，巴黎）、远藤佐佐喜的《关于中国的回回教》（1911年）、桑原骘藏的《创建清真寺碑》（1912年）、斯维默的《汉文和汉文--阿拉伯文伊斯兰教经典文献目录》（1917年）、奥基勒维的《中国穆斯林文献》（1918年）等。      第二阶段是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是国外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研究的中心依然是政治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的传教士、记者、外交官、使团等都对中国的回族伊斯兰教进行了广泛地研究，这时开始出现了一些学术著作。在西方的研究活动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于1911年由基督教会创刊的《穆斯林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到1949年间，该季刊发表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论文、动态、书评和通迅约133篇，其中有玫逊的《中国回教书目》（1925年，该书搜集了318本著作书目）；鲁道夫依据多人的成果汇集的《中国伊斯兰教出版物》（1938年）。日本在中国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为适应侵华政策并与西方列强在华争夺的需要而从事的各种调研活动加紧进行。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爆发，日本觊觎东北、华北以至于全中国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这期间，在日本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的主持下，发表了一些对外从事侵略和统治的书籍与手册。如太宰松三郎的《支那回教徒的研究》（1924年）、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提出《关于北京回教徒的调查报告》（1939年）、在若林半的《回教世界与日本》（1937年）、回教圈研究所的《回教圈史要》（1940年）、加藤久的《回教的历史与现状》（1941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回教圈提要》（1942年）、笠间杲雄的《大东亚的回教徒》（1943年）等。      第三阶段是从1949年起至今。就二战后的整个伊斯兰教情况而言，这一时期国外的研究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教的研究有了纵深发展，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书目和论文。在50年代，主要有前苏联发表的《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俄文资料》（1957年），美国的《伊斯兰教在中国》（1960年，华盛顿）；60年代主要有拉斐格汗的《伊斯兰教在中国》（1963年，德里）、莫尔太的《黑帽伊斯兰教》（1964年）、田坂兴道的《回教传入中国及其弘通》（1964年）、今永清二的《中国回教史序说》（1966年）等；70年代有福布斯的《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概观》（1976年）等；80年代有拉法勒·以斯拉里的《穆斯林在中国》（1980年，伦敦）、莱斯利的《汉文伊斯兰教文献》（1981年）等。现将这一时期发表出版的有影响的论文及专著按年份顺序分述如下：小皮肯斯（Claude L.Pickens Jr.）：《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目录提要》（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Literature on Islam in China）（1950年，中国穆斯林公谊会出版p.72）。该书分概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历史与发展、教派与结社、文学、固有文化、术语、统计八个项目，介绍了欧美及中国的文献，并附有解说。其缺点是没有介绍日本与俄国的研究成果。列文塔尔（Rudolf Loewenthal）：《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俄文文献，初步书目》（Russian Materialson Islam in China: A Preliminary Bibliography）载Monuments Serica，1957年，第16卷，p.449-479。该文分书志、历史、经济、民族志与人口统计四个条目，共列举俄文文献142篇，文末附有人名和论文索引。摩尔根（Kenneth W. Morgan）：《伊斯兰教--笔直之路，穆斯林所解释的伊斯兰教》（Islam－the Straight Path; Islam Interpreted by Muslims）1958年由New York，Ronald出版。其中第九章题为"中国伊斯兰教文化"（Islamic Culture in China），由廷（Dawood C.M.Ting）执笔。该章简明汇总了中国穆斯林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伊斯兰教与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宗教组织、礼拜形式等等。但对历史的叙述价值不大。乔约（Francois Joyaux）：《中国穆斯林，关于对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社会与经济政策，1950-1960》（Les Musulmans en Chine Populaire, Probléms Politiques Sociaux et économiques des Minorités Musulmans de la Chine Populaire,1950-1960）载法国政府出版的《文献之评论与研究》1962年2915号，共76页。该文有历史与地理的叙述，但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伊斯兰教的状况。相对于有关中国内地回族的记叙来说，更多的篇幅记叙了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各民族的状况。列文塔尔：《俄国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贡献》（Russian Contributions to theHistroy of lslam in China）载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62年第7卷，p.312～315。该文主要介绍了沙俄时期的四种著作和苏联时期的两种著作。特利波纳（Jesef Trippner ）：《撒拉人，他们最早的争端与1781年起义》（Die Salaren, Ihre Ersten Graubeans － streitigkeiten und Ihr Aufstand 1781）载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64年第9卷，p241～276。该文不但叙述了撒拉族的名称、由来、有关记载、居住地区等，还记叙了1781年由于各宗派间的斗争而引起的起义。1929至1953年间特利波纳曾居住于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特别是兰州、武威、张掖、西宁等地，他和当地的穆斯林直接会面交谈，获得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在论文中也列举了一些不易见到的当地出版的史料。他还发表了《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小组与丧葬祭祀》（Islamiche Gruppen und Druberkult in Nord－west Chine ）载Die Welt des Islams,p.143～171，1961年。该文主要记叙了甘肃穆斯林的"门宦制度"中的六大门宦的系谱与历史，其史料价值很高。乔约（Francois Joyaux）在L' Afrique et L' Asie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的文章。一篇题为《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Les Minorités Musulmans en Chine Populaire）1964年第68号，P.3～12。该文叙述了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诸民族，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特别是区域自治政策。另一篇是《中国穆斯林与北京的政策》（Les Musulmans de Chine et la Diplomatie de P ékin）1967年第77号，p.17-24。该文主要叙述了中国对伊斯兰教各民族的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包尔汉等人所起的作用。弗兰克（H. Franke）：《中国中世纪针对伊斯兰教徒的讽刺作品》（Eine Mittelaterliche Chinesische Satire auf die Mohamedaner），载《奥托·斯皮斯纪念文集·东方研究》1967年，p.202-262。该文研究了元明时期各种歧视汉人穆斯林的看法与观点。苏三洛（Muk－hammed Sushanlo）：《东干人历史人种学概论》（Dungane; Istoriko－eth－nograficheckiiocherk），载Frunze，1971年，p.305。所谓"东干人"，是居住在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苏联部分的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穆斯林民族，如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等，称呼中国回族的词。清末回民起义时，陕西回族白彦虎等被清军追击逃亡，经新疆亡命于俄国境内，并在此定居，以至于以"东干人"为民族名称。苏三洛认为，从元代开始移居中国的穆斯林，与西夏国主要民族党项人整体互相交流，导致了中国西北的新民族"东干人"的形成，"东干人"是以党项族为核心的地方民族。现在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他们把通用汉语的中国回民，分为居住于冀、鲁、豫等中原地区和居住于西北陕、甘、宁、青地区的两部分，认为前者是汉人而信仰伊斯兰教，而后者是突厥语族穆斯林与汉人的混血种，即"东干"民族。总之，苏三洛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但这些观点还需要推敲。德叶尔（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女士是专门研究居住在苏联中亚地区的"东干人"专家。她从研究"东干人"的语言入手，对"东干人"进行了全面研究，并作了实地考察。她在Monumenta Serica上发表的论文有《苏联东干人，中亚的汉语、字母、音韵、词法》（Soviet Dungan;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entral Asia, Alphabet, Phonology, Morphology.1967年）、《苏联东干人的民族特性，关于其起源及语言的几个问题》（Soviet DunganNationalism; A few Comments on Their Origin and Language.1977-1978年）、《苏联东干人的婚礼、 象征主义与传说》（Soviet Dungan Weddings; Smbolism and Traditions.1977-1978年）、《苏联穆斯林的生活，东干人状况》（Muslim Life inSoviet Russia;the Case of Dungans）载《穆斯林少数民族事务学会杂志》1980-1981年第2卷第2号与第3卷第1号合刊，p.42-54。福布斯（Andrew D.W.Forbes ）：《中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载《宗教杂志》，1976年第6卷，第一期，p.67-68。该文以年代顺序重新追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知识。德丽叶（June Teufel Dreyer）女士的《中国的四千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与民族一体化》（China's Forth Million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p.333。该书研究了回族，同时也研究了所有的少数民族，但有些观点不够正确。莱斯利（Donald Daniel Leslie）：（1800年前中国伊斯兰教文献指南）（Islam in China to 1800: Bibliographical Guide），载Ab rNahrain，1976年第16卷，p.16-48。该文涉及面较广，不仅介绍了文献，也介绍了有关图书馆的藏书的目录情况，是一篇不可取代的书目简论。潘斯卡亚（Ludmilla Panskaya）与莱斯利合作研究的《巴拉第中文穆斯林文献入门》（Introduction to Palladii's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Muslims），载《堪培拉东方专题著作丛书》第20号，1977年。该书首先叙述了俄国东正教会北京传教士团的情况，然后介绍了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俄国传教士巴拉第的传记和著作，最后附有巴拉第著作目录及注释。博交斯（Pierre Bourgeois）：《中国穆斯林》（Les Musulmans en Chine），载L' Afriqueet L' Asie Modernes，1977年第122号，p.9～24。该文介绍了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及各地的清真寺，但学术价值不大。威克斯（Richard V. Weekes）：《穆斯林民族，世界人种学述评之一》（Muslim Peoples; A World Ethnographic Survey），伦敦格林沃德书店1978年出版，共546页。该书对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等少数民族都有述评。作为参考书使用很方便。伊斯莱利（Raphael Israeli）：《中国穆斯林，文化对抗之一研究》（Muslims in China;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rontation）（ Uneasy Coexistence）（Confrontation and Rebellion）伦敦克札恩书店1980年出版，p.272。该书由"不易之共存"（Uneasy Coexistence）和"对抗与起义"（Confrontation and Rebellion）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对于回民与汉人的关系、穆斯林的特征、汉人对回民的看法、穆斯林与犹太教徒的比较等等问题，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值得注意。第二部分着重推论而史料基础薄弱，有的汉文史料的引用值得怀疑。他还谈到了阿拉伯瓦哈比运动、印度纳格西班底运动对中国穆斯林活动的直接影响，但其根据仅仅是交通路线的存在以及事件偶然的连续性，缺乏说服力。总之，该书有启发性的地方很多，但结论还有必要慎重研讨。莱斯利（Donald Daniel Leslie）就有关中国早期伊斯兰教文献典籍的版本、源流和教法考证，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力图为未来写成中国伊斯兰教的不朽著作而奠定坚实的基础。他80年代发表的论文主要有：      《明末清初汉文伊斯兰教文献，著作、作者及合作者》（Islamic Literature in Chinese; Late Ming and Eealy Ching; Books, Authors and Associates ），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1981年出版，p.192。该文汇总了以前关于明末清初伊斯兰教文献、穆斯林传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作为书志参考使用。《刘智所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资料》（Arabic and Persian Sources Used by Liu Chih），载《中亚杂志》1982年第26卷第78-104页，他与瓦塞尔合作，考证了18世纪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两书中所引用的伊斯兰教文献的原来书名，得出的结论是：刘智所引用的伊斯兰教文献以逊尼派哈乃斐学派原作为多，波斯语文献以沙斐仪文献为多。整体来说，波斯语文献多于阿拉伯语文献。《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原始资料中中国城市之考证》（The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Cities in Arabic and Persian Sources），载《远东历史文献》第26卷p.1-18，1982年。该文考证了阿拉伯语、波斯语资料中所见的中国城市的名称。《传统中国的伊斯兰教，1800年之前简史》，贝尔根南（澳大利亚）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1986年出版，261页，附有一幅插图。这是一部严谨的著作，由前面的一篇对17-18世纪史料的分析（由于其专业性而仅供知识渊博的学者使用）和一篇格调很高的语言--地理学短文所补充（第6～7节）。弗郎索瓦斯·奥班：《中国伊斯兰教探源》，载《穆斯林周边世界的知识传播》第3卷p.144-147，1985年。该文可以补充由莱斯利在世界各大图书馆编制的穆斯林特藏目录。巴尔巴拉·L·K彼尔斯布里（Barbara L·K·Pillsbary ）：《中国的穆斯林史，1300年的年谱》载《穆斯林少数民族事务研究所学报》第3卷，第2期，p.10-29，1981年。该文对中国穆斯林的年谱作了全面的介绍。作者是有关中国的政治学家，是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优秀专家。乔纳森·N·李普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政治，甘肃马氏军阀家族》载《近代中国》第10卷第3期，p.285-316，1984年。该文叙述了从19世纪末到1920年间西北最有权势的三个穆斯林家族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家族之一皈依了伊斯兰教苏非派，第二个家族则支持一种已被儒化的伊斯兰教，第三个家族在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影响下维持了一种半独立的军事力量。安德鲁·D·W·福布斯（Andrew D·W·Forbes ）：《中国中亚地区的世俗人和穆斯林，民国时期（1911～1949年）的新疆政治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是一部非常精辟的政治学著作，是以不同语言的新资料为基础的，描绘了民国时代动乱的一幅宏伟画面，与大家至今所作的一切都形成了鲜明对照。宗教在这个地区并没有居于对立争执之上与中原敌对的位置，无论是不信教者还是穆斯林都一样。佐口透：《中国穆斯林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载《内陆亚洲史研究》（1996年第2卷，第3期，第1～16页），比较翔实而全面地回顾与总结了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学界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多方位、多学科研究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成果，个中论点，精辟独到，反映了日本东洋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 Fletcher，1934-1984年）教授，著的《中国苏非派道乘》，载《伊斯兰教中的神秘教团及其发展与现状》，由波波维奇和凡斯坦主编，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1986年出版，第13～26页，由一份古典汉文（19世纪下半叶中国西北穆斯林起义时代的官方文件）、波斯文、阿拉伯文、突厥文和日文所支持。该文以一种富有权威的可靠性把中国苏非派同时纳入了世界性传说的持续性和地方历史的曲折变迁中了。此外，他还著有《中国西北的纳格西班底教团》等论文，对中国与中亚伊斯兰地区的苏非渊源关系，作了深入而精到的研究，在国际学界声名赫然。尤其他的学生，如今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李普曼教授，除了前面提到的著作外，他还著有：《拼凑的和网状的社会：中国穆斯林教团的研究》，载《亚洲伊斯兰》第11卷，《东南亚和东亚》专刊号（由以色列的拉法埃尔主编），耶路撒冷1984年版，第246～274页。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区的形成及教派网状结构，作了独到的研究和阐释。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与国际学术交往的不断扩大和交流，西方世界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论是理论上的提高，还是实际调查和研究，都有了很大进步。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杜磊就多次深入中国西北，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写出了《中国穆斯林》《哈佛大学东亚论丛第149种）等很有学术份量和价值的5部专著，大多涉及中国回族和穆斯林问题。李普曼教授又于近年出版了他花费10多年心血而撰写的《熟悉的陌生人--中国西北的穆斯林及其历史》（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一书，颇见功力，对中国近现代的西北回族穆斯林历史和文化，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此外，日本、英、法、美等国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不少人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相信不久的将来，必将在国际上贡献出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来。三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加强，近20年来国外的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出版发表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书目、著作和文章。如布鲁姆霍尔和多伦的著作，迄今之所以仍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是和它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有关。国外学者应用多学科方法，通过编辑和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书目，并相应地做出分析和论述，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对中国学者来说，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是一门正在兴起的学问。既是学问就要讲究科学，它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正如马克思所说："研究工作应是详细地掌握材料，分析这材料的各种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发展形态的内部联系"。我们应与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加强合作，增进友谊，这将有利于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学术走向国际化。      【参考文献】:      1.沈青：《国外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载《中国伊斯兰文化》，中华书局，1996年。      2.袁林：《海外研究中国伊斯兰教论著简介》，载《宁夏社会科学通讯》，1981年（3）。      3.［法］弗郎索瓦斯·奥班著 耿升译：《西方汉学界五年（1984-1989）来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综述》，载《中国回族研究》第二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4.《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p.435，1954年莫斯科版。 

如汪晖自己所言："中国是一个独特的、伟大的文明国家，有着自身的文化和学术传统。尽管中国的社会科学还不那么发达，但社会实践却是极为丰富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巨变提供出创造性的解释，那么，这不仅是对中国研究的贡献，更是对整个人类知识的贡献。"

本文是拙作刘松龄研究之二，介绍乾隆朝钦天监正刘松龄的两封私人信件，讨论的主题，正是乾隆十三年——空前严重的教案未已，又发生金川之役、皇后薨逝风波，以及政府大政策收敛，等等——这一非同寻常的年份。其中提到若干中国史料没有谈到的史事，就是对同一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无疑，作为耶稣会士的刘松龄具有他不同一般的眼光和立场。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不多见的。如何对待类似的史料，也就成为我们清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问题。

讨论晚清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价值观念变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