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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3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天的上午，《北京学生全体宣言》的起草者、大名鼎鼎的三大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罗家伦，在忙于策划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的间隙，还做了一件迄今鲜为人知的“重要”事情——他准备好了一份给北大校方的上书，要将自己的老师——当时已是名闻中外的新文化运动反对者、拖辫教授辜鸿铭——赶下北大的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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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之四的拉美人生活在城市中，这个比例在亚洲和非洲不到百分之五十。人口超过二十万的198个拉美大城市贡献了该地区经济生产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一半又来自十个最大的城市。城市化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拉美经济的动力源之一。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拥堵、污染、住房短缺和缺乏都市规划，可能导致拉美大城市拖累国家经济发展。 直到七十年代，大城市都是拉美经济发展的排头兵。1920到1970年，圣保罗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3%，里约热内卢也有7%，都高于整个巴西的6.8%。但在2008年，圣保罗经济增长率只有全国的三分之二，里约更低到了全国均值的37%。九个拉美经济重镇中，只有利马、墨西哥城和蒙特雷的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型城市开始展现更多的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拉美经济自由化改革的积极成果。麦肯锡认为，未来15年中，除受惠于离岸石油和奥运会的里约外，十个最大拉美城市的多数在人口和产出方面的增长都会低于平均水平，但其他大中城市会快速发展。 拉美特大城市早早失去锐气的原因是制度、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建设跟不上人口膨胀的速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类型城市相比，拉美的十大城市治安不佳，住房大面积短缺，教育落后，医疗服务差劲。在能源使用和废物处理方面，这些城市效率不高。例如，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每取得一美元产值，能耗比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要高60%。要克服住房短缺，并为城市居民提供水电气、排水系统等配套服务，需要在2025年前投资3万亿美元。缺乏城市规划是另一个重大问题。城市的盲目蔓延造成了绿地的缺乏，加重了交通系统的负担，也使得商业和住房的发展在选址时遇到很大困难。考虑到未来15年中车辆拥有率年均4%的增长，拉美各国应学习巴西城市库里提巴的公交系统建设经验。解决交通问题的另一个有效方案是地铁，尽管耗资甚巨。（南渝霜华 编译）www.aetas.cn/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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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会提供一个契机。有很长的时间，整个艺术界不谈论学术，只谈价格，经济危机也许会促使大家回到重视学术的层面上来，不再迷信艺术市场的神话，回到脚踏实地的土壤上，更加注重艺术创造本身的质量，也更加注重中国艺术所应该有的中国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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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东方时空》采访了张艺谋，张导认为拍商业片有快感，不愿打扮成有品位的大师拍艺术片，认为人文需求其实就是个市场的说法，自称一直是在追随时代，拍古装武打片纯粹是为盈利，尤其是在海外市场。他说的话让记者当场流露出了似乎不敢相信的表情。或许这是张艺谋在听到各种喧嚣嘈杂、中肯或是胡扯的批评之后，没有自辩，而是选择了用最强悍的姿态回应。必须说，这些年张艺谋并不完全是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在尽力追随市场，最近电影中，作为商业片《英雄》尚有可圈可点之处，又拍摄了可以称为艺术片、票房想必不佳的《千里走单骑》，但《十面埋伏》就全然不知所云了。－－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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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电视剧有不同的制作、拍摄、发行方式。一般而言，电影投资较多，工程较为重大，在艺术上也更为人重视，按道理应该在创新方面走在电视剧的前面，但在当今的中国却恰恰相反，反而是电视剧叫好又叫座，不断创出收视率的新高，而电影的受众阶层却越来越狭窄，即使看的人也是“边看边骂”，这一现象不由人不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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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不可忽视的是，“五四”以后掀起的“社会改造”运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产，而且其波及范围之大，影响程度之深要远过于对个体“自由”观念的认同和诠释。从研究价值上而言，两者至少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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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史籍上所见的减租记载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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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布朗近日再次提出，中国可以派兵参加驻阿富汗国际联军。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此事作出回应，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中广军事记者陈振玺对话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王宝付，独家解析中国是否应该出兵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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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之游历又如何？借法兰西友人Nicole Lapierre的书名一用——思想旅行之原旨为，令我们身心暂离故土，‘在他处思考’。我们做到这点了吗？读钟叔河先生之《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在找到自信同时，也找到了另一番体会——‘在他处思考’，是一条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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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景讷乡贺孔村，当地政府背着村民把村里集体所有的原始林地承包给了天保公司种植橡胶，当地上千亩的森林10多天就被砍光。被砍下的木材能运走的就运到木材厂，不能运走的就一把火烧掉，当做橡胶的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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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拙作刘松龄研究之二，介绍乾隆朝钦天监正刘松龄的两封私人信件，讨论的主题，正是乾隆十三年——空前严重的教案未已，又发生金川之役、皇后薨逝风波，以及政府大政策收敛，等等——这一非同寻常的年份。其中提到若干中国史料没有谈到的史事，就是对同一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无疑，作为耶稣会士的刘松龄具有他不同一般的眼光和立场。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不多见的。如何对待类似的史料，也就成为我们清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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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在核事故两年半后仍无法控制灾难规模。此前东电称2011年6月之后再未向海中排污，并于7月22日首次向外界确认，发现被污染地下水正向海中渗漏。日经产省估算，福岛第一核电站每天约300吨被污染的地下水入海。建防水墙未能生效，反导致污染范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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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66年，中国与欧美文学之间虽因全球性冷战直接交往几乎中断，但仍大量翻译出版了欧美文学史上那些被认为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并以社会主义话语为立足点对它们进行解读，悬置其个性解放、博爱等现代启蒙主题，发掘出它们固有的反封建性和非资本主义因子，使之成为新中国文化、文学建设的有效资源。当时的解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阐释，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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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先生对夏商史所作的大量有益的探索以及其在罗王之学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文献、考古及民族学材料相互比较参证的科学的多重论证法，为中国先秦史学科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值学风浮躁，目前的夏商史研究中所暴露出问题不少。有的学者在史料不足徵的情况下，急功近利，浅尝辄之，随意发挥主观想象，甚至凭空捏造史实，杜撰出一些所谓的“禹都阳城即濮阳说”、“古秦楚同源论”等奇谈怪论，它们还能刊发于所谓的国家级刊物或是核心期刊上，此种风气不知何时休矣!今撰此纪念文章，在弘扬徐中舒学术精神的同时，期望对此不良学风有所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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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关系、民族风格、创新与继承等等难题无时不在困扰着所有的中国作曲家。97年末的这场“根”音乐会或许表明，答案只能从艺术家个人内心发掘，而不能企盼“东方”、“民族”等等空洞的字眼与神话有朝一日显灵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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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经济冲击，主要表现为外需萎缩或锐减，并透过贸易、投资和服务等领域，减缓经济增长速度，进而使得就业形势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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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我正在进行的法律与文学研究的一个引论，主要探讨在中国研究法律与文学的一些前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在回顾、分析国内外法律与文学研究现状的前提上，着重分析法律与文学作为法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一些相关问题，包括其现状、问题、可能性以及意义等；同时简单介绍和讨论我的研究将使用的材料、方法以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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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和戴思杰都是为西方读者写作的，直接来自中国的作品却比较难，比较艰深，比较难以定位和理解。在中国受到喜爱的作家，在德国可不见得会受到读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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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为时已不短，但对其质疑一直也很强烈，原因在于对其内在精神元素独立性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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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在北大做了个演讲，讲《民国那些年》那本书，关于承担、独立、自由与创造。现在我把它发挥，讲学术研究的承担问题。北大08年4月1日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