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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陆晓光:王国维读《资本论》年份辨
    历史 2013/07/29 | 阅读: 1814
    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是李大钊。今查李大钊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所读版本则是日本学者河上肇博士的日译本。而王国维读《资本论》是在二十世纪初。这在时间上不仅比1928年开始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王亚南早了至少二十年,也不仅比陈寅恪"二十年代初"读《资本论》早了十多年,
  2. 雷蒙德·威廉斯: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
    文学 思想 2008/10/26 | 阅读: 1813
    由于许多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维度。它现在远远超过了非常巨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了一个重要国家的首都城市。它是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开始形成的场所,超出了城市和国家较老的意义:一个事实上要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扩展的独特历史阶段,至少有可能扩展到全世界。
  3. 邬静娜:波士顿爆炸案中的科技救助
    科技 2013/04/21 | 阅读: 1813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谷歌公司(Google Inc.)因其快速响应,启动寻人服务Person Finder而受到高度赞扬。在中国国内的重大灾害事件中,也出现了不少本土科技企业的身影,尽管他们在响应速度上和服务完备性上,和谷歌等美国公司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4. 仓重拓:摇摆于“去国民化”和“国民主义”的日本 (一个在华日本“80后”的历史反思)
    历史 2015/09/02 | 阅读: 1813
    笔者的根本问题意识在于跟中国国民能够交往的作为历史主体日本国民之不在。极端地说,在中日问题上日方只有日本政府和各种个人来讨论该题,也许有人会提问如今热闹的日本国民主义者如何,不过这种人的言论证明他们不理解国民史的两面性,只求又正面又光荣的一面,完全忽略占日本国民史大部分的悲剧性内容,只不过是一种宅男化的国民现象,这里不会出现能够跟中国国民对话的日本国民。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日本国民包括从亲自杀害无辜中国国民的"日本鬼子"到对中日建交尽力的"掘井人",它应该是这种不分善恶的国民综合体,不应该偏向于一个方向而排除其他因素,这样做才能真正以史为鉴地解决"去国民化"的矛盾。
  5. 丁耘:希望2049年的中国有盛世之象
    思想 2013/02/02 | 阅读: 1812
    汉代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内部的古今问题,唐代则比较好地处理了中西问题。而古今中西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 在传统认同上,新中国的革命文化传统,当然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更始重建,而不是西化的结果。可以拥有消化西方传统的因素,但是仍然是中国传统现代的表现,是中国传统最现实的部分。
  6. 英特罗维吉:赞美上帝,缴纳税收—意大利的宗教经济
    宗教 经济 2013/08/14 | 阅读: 1812
    意大利不同宗教的“经营管理”:每年春天都需要做广告,需要与大众沟通,需要发动争取纳税人的宣传,因此,神职人员和世俗大众都会定期意识到宗教竞争的存在。
  7. 王增勇:以住宅「社会化」对抗贫穷「污名化」
    社会 建筑 2011/03/06 | 阅读: 1811
    社会住宅的关键不在于它的福利性质,而在于它以公共化策略补足住宅高度市场化之后的不足。但这个公共化不应该是国家监控的机制,而应该是小区营造的过程。社会住宅包括居民的参与过程,让社会住宅成为可以涵养多元社群的土壤
  8. 熊月之:悼唐振常先生--史海寻渡一通才
    历史 2012/01/20 | 阅读: 1811
    他写章太炎,既写其早年的革命贡献,也不为其晚年尊孔、反共讳;写蔡元培,既写其倡导新文化、改造北大的不朽功勋,也不为其"清党"事讳;写吴虞,既写其"只手打孔家店"的文化贡献,也不为其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等级制种种行为讳;写日后成为反共老手的吴稚晖,而为其早年所谓"献策"事辩诬
  9. 阿来:《格萨尔王传》为什么是活史诗
    文学 2009/09/18 | 阅读: 1810
    智慧花蕊,层层秀丽,少年多英俊,观察诸法,如钩牵引,扣入美女心,彻见法性,明镜自观,变化千戏景,作者为谁,乃五髻者,严饰住喉门。
  10. 徐葆耕:漫话中文系的失宠
    人文 2010/03/15 | 阅读: 1810
     陈丹青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劝告对文学有兴趣、有作为的年轻人“不要上学,不要上中文系,中文系害了他们”。他高度评价韩寒拒绝复旦中文系的破格录取:“韩寒主要是他放弃了大学,他没有把自己放到监狱里面去……他要是现在还在念研究生,马上要考博士生,他就很扭曲了,我相信现在还在大学念书的人,很多人他的禀赋、他的气质可能跟韩寒很像,但是有一条他没有,他没有大胆到别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留下来。”陈先生的话令我想到了哈姆莱特的一句台词,大意为:整个世界是一个大监狱,丹麦是最坏的一间牢房。如果把台词中的“世界”换成“大学”,“丹麦”换成“中文系”就恰好符合了陈先生的意思。二○○八年,“少女作家”蒋方舟也获得破格录取的机会,她和韩寒不同,还是把自己“交出去了”。她进了清华,但也没有进中文系,而是选择了新闻和传播学院。问她是不是将来想当记者,答曰还是想做文学。一个有为的文学青年有机会进中文系却不进,反而进了中文系向来看不上的新闻专业。这不能不让有的中文系老师很受伤。中文系是不是真的已经成了“最坏的一间牢房”?近些年,在考文科的学生中,多数的选择是:一经管、二法律、三新闻。中文系在考生的志愿选择中屈居于这三间“牢房”之后,盖有年矣。考研则是中文系优秀学生的一次“大逃亡”,有机会进前三个专业读研的学生,大多会脱离中文系,改换门庭。北大中文系的日子好过一点,跟那三个专业或有一拼,但对照二十年前“文科状元”的荣誉地位也已“盛世不再”。如果说中文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也许言之过甚,但同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在青年中受宠的程度确实大不如前了。 中文系的人生性喜欢辩论,但在网上搜了搜,回应陈先生的说法的帖子寥寥,中文系圈内人的回应根本就没找到。我想,原因之一是大家觉得陈先生的矛头所向是当今整个大学的体制问题,中文系不过是他随手拎出来示众的例子,要回应就应该就整个大学教育的弊端说话,才是抓住了要害。但只要一抓“要害”,就发现许多话早已有人说过,洋洋洒洒,不计其数,但说了也白说,不说也罢。还有一个更大的对中文系不利的因素,就是文学在整个社会上的地位的沉落。中文系的失宠源于“文学的失宠”。当然,这也是“说了也白说”的问题。上面两个不可改变的因素,造成了中文系老师“无力回天”的“宿命”式态度。这种态度于有意无意间掩盖了中文系失宠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中文学科自身的培养模式问题。“监狱”固不可拆除,但改善一下自己管理的“牢房”的设施和卫生状况,使其不被认为是“最坏的一间”,也许还是可以尝试一做的。下面想就此“第三个原因”说些闲话。陈先生是美术家,大学的美术系是要培养画家的,就像戏剧学院培养舞台演员、电影学院培养银幕演员、舞蹈学院培养舞蹈演员、音乐学院培养器乐演奏员和歌唱演员一样;但中文系不同。从有中文学科以来,就没有把培养作家当做过教学目标。偌大的中国作家群,从“鲁、郭、茅、巴、老、曹”算起,几乎无人是大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在知名作家中,有三位曾上过清华中文系:端木蕻良、吴组缃和汪曾祺。其中吴先生还从媳妇熬成了婆婆,当了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应该说,三位都还是从清华中文系得了好处的,特别是汪曾祺先生,在西南联大深受当时在中文系执教的沈从文的言传身教,对他的小说创作有很好的影响。这是汪先生自己也认可的。但这几个例子完全不能够证明中文系有能力培养作家;更不能够说,作家上中文系是必需的。更多的文学青年得到前辈的指点,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报刊杂志或耳提面命、亲聆音旨之时。 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一是因为作家根本就不是按照某种教育模式可以培养出来的;二是,现在的大学也没有沈从文、朱自清这样足资指点文学创作的教师。清华礼聘小说家格非教授写作课,这样的例子凤毛麟角。过去的中文系老师大都能够提笔来点“五言”、“七律”什么的,现在的老师在文学写作上多数人不敢和学生叫板。 文学才情卓异而拒绝进中文系的例子早已有之: 曹禺是清华学生中最骄人的文学大家,但他进的是西洋语言文学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窃以为如果曹禺当初进的不是西文系而是中文系,他的《雷雨》也还是写得出来的,但可能没有现在的好。《雷雨》中欧美戏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如果在中文系,也可能读奥尼尔,但不像在西文系耳濡目染——当时西文系的主任王文显就是一个西方话剧研究专家和剧作家,他对曹禺有直接的影响。 以上所说的,对于中文系老师而言,都是老生常谈,听腻了的。也就是说,中文系本来就没有打算培养作家。韩寒、韩热、韩冷,方舟、扁舟、腊八舟(粥),即使才高八斗,也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不以为意。 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教学与研究型人才,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重在出研究成果和大学问家。那么,中文系在这方面成就如何呢?我们还是从老清华的中文系说起。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接手中文系的行政工作时,曾有一个驱之不去的惶惑。老清华的中文系是以开放进步享誉同行的。王瑶先生说,他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的中文系,而放弃北大、上了清华。清华培养出来的学者如王瑶、林庚、季镇淮、余冠英,个个成果粲然。但被称为“学界昆仑”的钱钟书先生却不是中文系的,而是西洋文学系的;他出国去牛津念的也不是中文。我私心以为,如果钱先生不进外文系、而进中文系,并死守着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来培养自己,他是作不出《管锥编》这样视野开阔的学术成果的。清华西文系出了很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其成果一点不比中文系差,如尚健在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的看家本领是梵文和印度文化,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常被人认为他是中文系出身。 另一个更加使我惶惑的是,清华中文系教师中的学术大家,大多没有中文系的正规学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非科班出身”。国学院时代的导师不好说,他们上学的时候还没有现代大学的这种分科;但最年轻的导师赵元任先生的学历至今令我们惊诧莫名:他本科读的是数学(康奈尔大学)、博士头衔是哲学(哈佛大学)、当过物理和心理学讲师(清华),唯独没有进过中国语言文学的科班,但他竟然成了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开创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先河。中文系的第一任主任吴宓的主要学历是在哈佛大学修比较文学,从课程上看多为欧美文学及其比较研究;第二任系主任杨振声先生本科是中文,但博士学位是教育学(法国);担任中文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朱自清先生的本科是哲学,没有研究生学历;接替朱先生任主任的李广田教授是北大外语系毕业,也没有研究生学历。古汉语研究的巨擘王力先生是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闻一多先生在美国修的专业是美术;搞训诂是很需要专门的古汉语功夫的,但杨树达、刘文典等训诂大家的学历中都没有中文系学历的影子。所有这些先生,无疑在中国语言文学领域都有优异的建树,是当之无愧的中文系教授,培养了不少中文学科的人才,但他们都没有受到过中文学科的“科班训练”——这是怎么回事? 由此断然不能够得出中文学统的系统训练“无用”的荒唐结论。因为只要对这些先贤的学行加以深究,就会发现:不管他们上大学修的是什么专业,外文也好,教育也好,法律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追求,就是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和对中文学统的探究。他们大抵家学渊源深厚,从四五岁就开始“子曰诗云”,到了十七八岁进大学时,已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此后多年研修,积习不改,从而构成了他们学历中的一个“潜学历”,就是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体悟与研究。这个“潜学历”,其时间之长、用力之勤远超过他们学历中的任何一个专业,而且当他们研修这一“潜专业”时,是无计划、无管理、无分数、无考试的;唯其如此,他们的这一“潜学历”从气质到知识、理路、方法,独具一格,自成体系,既深且广。“潜学历”和“显学历”像是并蒂莲,相映生辉。玩票儿的超过了科班的,在戏曲界很难;但在中文学科里屡见不鲜,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专业的“学历”。 林毓生先生很赞赏美国学者博兰霓的下述观点: 凡具原创型能力的专业人士,其知识分成两部分——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属于专业范围的知识称之为“直接知识”,与专业无关的知识称为“间接知识”。在人的创造过程中,间接知识作为直接知识的支援知识而发生作用。如果一个人只有专业知识,即直接知识,他的创造能力就很有限,只能局限于专业范围内的小修小改;唯有用专业知识之外的“间接知识”来打击你的“直接知识”(专业知识),才可能在专业领域取得大的突破。他把这种“支援”直接知识的间接知识看做是激发创造力的源泉。他说: “在支援意识中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知的能力是头脑的基本力量。”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近百年在中国文学与文化上卓有创造的大师的知识结构就会发现,他们大多兼具两种以上的深厚知识基础:他们创造的主体是中国文学与文化,这是他们的“直接知识”;而作为创造的“基本力量”却不仅于此,它可能是外国文学、哲学、历史、经济、法学或者物理、数学等等。催生创造性成果的动力往往不只在专业之内,而更多在专业之外。如果没有足够的“间接知识”,创造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成果也就小了很多。因此,中文系的振兴与衰落,固然与学科内部的知识积累、方法改进有关,但更主要、更隐蔽的原因可能不在内部,而在外部。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努力耕耘自然有好处,但无救于中文系的衰落。朱自清先生执掌中文系时曾意识到这种拘囿,他力主在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的课程,而且用外语来讲(后改为中文)。这在当时可谓惊人之举。但还是属于小改革,无救于整个中文学科的培养框架。而西文系的学生大多兼具两种知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为用,互相发明。老清华有“文看西文,理看物理”之说,西文系高于中文系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清华中文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力图在较大的幅度上改变专业上的拘囿,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同外语系一起,举办过“中外文化综合班”,希望实现闻一多先生早就提倡的中外文学的会通。这个试验班要求学生不仅要学好中文系的主干课,而且在外语上达到外语系的本科水平。综合班开设了中外文学的平行的课程,而且请会通型教授来讲,例如何兆武先生是专攻西方史论的,但他用英文写过中国哲学史,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请他给学生讲《西方哲学史》,必然是中西会通的。综合班还请许渊冲教授开设了“《诗经》翻译”课程,请外语系教授用外语讲授外国文学课。这些课本身就造成两种知识体系(语言、文学、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对学生启发很大。这个试验班办了几届,效果不错,但难以为继。主要原因是几位老先生退位后,很难找到称职的会通型的讲员。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一种很强势的说法,叫“中文系要姓‘中’”。这种说法是针对当时学生的浮躁、基本功差的弊端而提出的,要求严把质量关,学好“八大门”(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基础写作)。严把质量关是对的,但是不是学生必须八大门门门优秀才是好学生?未必。事实上,许多“大师”级的教授也不是门门优秀。研究古代汉语的老师未必能够把现当代文学考到八十分。 在讨论上述综合班的教学计划时,季羡林先生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在北大做过多年的副校长,管教学,几乎年年都要修订教学计划,把一些课程搬来搬去,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给学生开出一些真正好的课。我在清华西洋文学系念了四年,上了许多课,真正对我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这两门课影响了我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外文系的专业课。”对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八大门”中无需门门优秀,有的课考三十分就可以,有的课还可以选修。这样才可能腾出时间,让学生自由支配,把精力用到自己最喜欢的课程上去。综合班的学生很喜欢“《诗经》翻译”课,花了许多时间自己动手把《诗经》中的作品译成英文,请许渊冲老师修改。在这种练习中,学生所学到的绝不仅是翻译本事,而是回旋于两种知识体系之间,领悟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会通,触类旁通,受益无穷。 间接知识对于创造的影响,主要不在具体的知识上,而是在知识基础上形成的“支援意识”。也就是说,间接知识不在多,而在于从中获取理念、方法和“感悟”。博兰霓认为,这种支援知识化成“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内在意识时才是头脑创造的基本力量。“支援意识”既是在知识基础上形成的理念、方法,也还包含了在无意识层面上的想象力、直觉等等不可言说的东西。在赵元任的语言学论文中,间或看到量子力学公式的引用,但这并不是“间接意识”的主要表现;赵元任的物理、数学造诣对语言学研究更深刻的影响在于近代物理揭示的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考系统。把这个参考系统自如地运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至今仅见于赵先生。正是这种新的理念和试验方法给予了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以强大的冲击,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突破,使得赵先生成了“现代语言学之父”。胡适在“五四”以后曾力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把社会当做试验室”,他的意思也不是把自然科学的具体公式用于中国文字的训诂,而是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的和逻辑的研究方法。各门学科的具体知识之间是各不相干、很难会通的,但上升到“意识”层面,就会豁然贯通。梅贻琦先生在一九四一年谈到会通式教育方针时,曾讲到,学生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必须都有基础性的掌握,而其目的则在“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高、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相为姻缘与相倚之理,此则所谓会通也”。从激发原创精神的角度说,“间接知识”并不能够对专业研究直接发生影响,把“间接知识”提升为“支援意识”才是创造性的助推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只允许一种意识唯我独尊。在学术文化领域,通过接连不断的批判,力图剿灭一切与主流看法不同的“意识”。五六十年代的中文系大学生也学习多种知识,阅读一些西方的思想文化作品,但只要涉及意识层面,就只剩下了一种形态。那个时候的师生虽然读了不少书,积累了不少“知识”,但在意识层面上惊人的单一和贫困,对任何文学作品只能够有一种解读,创造力就不能不显得匮乏。学者只能在古籍校勘、文字训诂等极具体的范围内有所创造,而无法实现在文学研究的总体上的多样化和推陈出新。 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汹涌而来的西方思潮,带来的不仅是为数众多的新鲜作品和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是凸现了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这个时期的中文系学生,特别是那些优秀的研究生,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现代社会的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把握了附丽于知识上的启蒙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念、方法和价值观念。这些新的“意识”不仅给他们以新的研究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而且从无意识深处激发了激情、直觉和想象力,从而造成了一股相当强劲的“支援意识”,使得中文学科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那些最优秀的学生不受专业划分、教学计划和教师思想的拘囿,精神视野和知识领域相当开阔,构成了中文教育、特别是中文研究生培养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期毕业的相当一批研究生的研究成果是跨学科的、国际性的、生气勃勃的。现在各大学中文系的骨干教授,许多就是这个时期造就出来的。 近年来,各大学普遍开展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淡化专业,强化专业以外的间接知识的教育,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如果不能够启发学生把间接知识提升为“支援意识”,通识教育只做了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对于中文系而言,强调学生踏实读书、掌握基本功是重要的,但就挽救中文系的颓势而言,为学生创造自主选课、自由思维的广阔空间,引导他们把握多种间接知识和“支援意识”也许更为重要。创造,在本质上就是两种以上的知识体系、意识体系的自由撞击,唯有自由撞击才能够产生强烈耀眼的电火花。 温家宝总理在同美国《科学》杂志主编的谈话中说,创新“首先要从孩子做起,使他们从小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在自由的环境下培养创造性、批判性思维”。这是至理名言。照我看来,实际情形是,在自然科学的圈子里,倡导和创造自由环境的工作比较具体有力,但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圈子里,则各种意识自由撞击的环境较差。人的大脑虽然分成左右半球,但是两半球是互相连通的,在思维能力与习惯的层面上是一致的,一个脑袋不可能并存两种互相矛盾的思维习惯。很难想象,一个在人文、社会问题面前只会“听话出活”的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会有大的突破和创造。培养自由环境下的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必须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个领域并驾齐驱,才能够真正造就大批具有饱满的原创精神和能力的人才。只在其中某一个方面自由思考,充其量只能算是“半个自由人”或“半个人”。 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清华园  
  11. 王绍光访谈: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历史 2007/02/25 | 阅读: 1809
    王绍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2000年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
  12. 洛秦: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回顾与发展趋势展望(摘要)
    音乐 2007/01/30 | 阅读: 1808
    “2001年第7版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音乐学”条目开篇中对音乐学性质给予了新的界定,提出音乐学研究不仅针对音乐自身而且应该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人的行为。而且,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对音乐作为产品而转向为关注包括作曲家、表演者和音乐消费者在内的音乐活动的过程。音乐学的这种新趋势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其他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所发生的。”
  13. 陈君石: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和常见误区
    法律 医卫 2011/09/19 | 阅读: 1808
    为什么老百姓感到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多?
  14. 林灿玲: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发展的新领域
    法律 2011/04/12 | 阅读: 1807
    附作者相关采访:日本排放核污水已违反国际法
  15. 刘愫贞:中国历代判词语言的法文化现代价值
    法律 2008/03/28 | 阅读: 1806
    中国历代判词语言折射出的传统法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现代价值。 中国历代判词语言传达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的伦理精神。这种法文化精神现在依然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礼法文化(包括以礼代律、以礼补律、以礼断狱)的现代价值,恶(Wù)讼文化的现代价值,重证据的(此处是否应有“现代”)价值和判词语言审美化的现代价值等,都具有学习借鉴的作用。
  16. 陈光兴:《帝国》与去帝国化问题
    书评 2008/12/22 | 阅读: 1806
    全球性和平的呼籲,不是簡單的普遍主義的人道訴求就可以完成的,更不是資本的流動可以促成的,而是在既有的歷史基礎上,通過面對歷史的過去與當下,才能看到光亮。
  17. 李养正:从《太平经》看早期道教的信仰与特点
    宗教 2011/03/11 | 阅读: 1806
    早期道教虽然相信人死为 “鬼”,“鬼”能祸人,可是却反对张兴祭祀,认为死人阴也,事阴不得过阳,事死不得过生,否则便是“逆气”、“逆政”,其害使阴气胜阳,鬼神邪物大兴,行病害人,怪变纷纷。
  18. 韩毓海:“反面教材”的价值
    经济 2008/11/19 | 阅读: 1805
    概述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崛起、变革和走向危机的过程。目的是希望当下的中国在损失了在美部分投资之际,亦能够籍此而有所“获得”,这就是更加清晰、系统和全面地检讨对美国的政策并增加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认识。
  19. 王晓明:从尤奈斯库到《魔兽世界》
    科技 2011/04/12 | 阅读: 1805
    我在课堂上问:“说到‘现代’这个词,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二、三年级的本科生,七嘴八舌:“手机!”“磁悬浮”!“互联网!”“3D电影!”…… 我知道,他们实际所指的,并非只是手机和磁悬浮,而是被这手机组织起来的人际交往,和被高速火车不断扩大的活动范围。但是,他们脱口而出的,都是技术及其制品的名称,你就不由得不感慨:技术对人生的干预,确是厉害! 这感慨也是老生常谈,谁不知道呢。但是,泛泛地知道技术改变人生,是一回事,面对具体的状况,能不能记得技术的厉害,又是另一回事了。比如,都知道十年来网络游戏风靡天下,再偏僻的小镇,只要有网吧,附近的十五六岁的少年,就很少没有玩过《魔兽世界》之类、被其深深吸引的。可是,当我们谈论未来——不用很遥远,十年以后吧——的文化、未来的戏剧电影文学等等的时候,有多少人是认真将网络游戏算作一项重要的影响参数的?譬如我,要不是被一位老朋友点醒,大概至今也不会意识到,“网游”和——比如说——文学有什么大关系。 老朋友是小说家,北美名校的比较文学博士,人虽长居纽约,视线却不离中国小说,差不多二十年了,只要听说大陆有哪个年轻人写得有意思,他就会找他的作品来读。去年,在电话里,他忽然说:“有些新的小说,我真读不懂了,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所谓“不懂”,并非指这些小说的字面意思,而是指它们背后的样板。 小说不是孙悟空,凭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再天马行空的作家,真写起来,也是有所依凭、有所本根的,只不过他自己经常不觉得。越是结构严密的现代社会,艺术创作者——不只是文学家——的所依和所本,越容易受社会的支配性文化的影响。家庭氛围、学校教育、人际交往、传媒熏染…… 几乎所有这些层面,荒莽之地都消失了,一切都被纳入结构,虽然不见得都放妥帖了,但也难有在结构的大网之外独自生长的空间。你可以激愤地冲撞这网,但你全身肌肉的紧张,依然暴露出与它的密切关系。甚至你深层的心理和生理组织,都刻着这密网的烙印,而你几乎全部的反抗之心,正是从这些组织中迸发。这就是为什么,当阅读1980年代中期的那些字面上扑朔迷离的“先锋”小说的时候,我们并不真地看不懂。我们知道,是哪些作家——尤奈斯库、博尔赫斯,等等——站在这些作品的后面充当样板,我们也知道,是怎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特别将这些作家送上了样板的位置。 因此,当老朋友说自己真的看不懂的时候,他其实是说,在这些小说背后,有一些新的样板,和造就它们的更深层次的新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一同出现了。 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当今世界,大凡有一点记性的,都会强烈感觉到生活它的停滞和陈腐。许多重大的事情,比如,总是有一部分人压迫更多的人,这事情就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好像还要再延续很多年。由此引发的许多人生难题,也就一代接一代地压在人们心头。比如,历史究竟是听权势者的,老百姓只要挤进跟班的队伍,跟着走就行了?还是果真由“人民”创造,我们虽然人微言轻,只要尽力参与,就也能一起决定大伙儿的命运?150年前龚自珍们在京郊寺庙里酒酣耳热辩论的,和今天白领们在写字楼里暗自嘀咕的,不都有一部分,是继续这个难题吗? 当被这样的感受压得很难受的时候,遇见有人欢欣鼓舞:“进步真快啊,你看咱的“高铁”,时速400公里了!”我们的第一反应,大概都是这么粗鲁的吧:“你不长眼睛啊……” 但是,这只是世界的一面。当代人生的一大诡异之处,就在于让你同时经历两种强烈的感受:一些绝对重大的事情的出乎意料的稳定,和另一些不能说不重要的状况的加速度变化。1950年代,丘吉尔说,只要25年,就可以造就完全不同的一代人;今天,这世界的许多地方,大概不用十年,人跟人就能生出“代沟”来。我就听不止一位的“80后”抱怨:“那些‘90后’啊,看不懂……”套用狄更斯的句式:这是一个不变的时代,也是一个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  在这矛盾现象的底下,是整个社会基础的分裂。一方面,社会各部分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越来越一体,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因此能更细密地掌控全局,不容有一小片化外之地存在;另一方面,正因为结构之网太大太密,强势力量必不可免地过度膨胀,凡它所欲之物,全力催肥,它没兴趣的,弃之如敝履,人类生活各部分之间长久遗存的平衡和弹性联系,就势必被深度破坏,社会的地面,反而愈益倾斜。这就又会激出许多变化,一潭死水中忽然涌起大团泡沫,径自升腾,也就成了当代的常见景观。 这一类景象看得多了,你甚至会怀疑:当今世界,“一潭死水”的定义是不是已经改了?它不再只是表现为波纹不起、腐色凝集,而是越来越经常地现身为波澜迭起、云气蒸腾?或许,正是靠着泡沫式的速变景象,死水才能继续稳坐潭中央? 不用说,各种径自升腾者中,“科技”要算头一名。在今天,它也许不再能从达·芬奇式的狂想中,汲取大部分的灵感,无数个人胡思乱想、自由探索宇宙奥秘的时代,至少现在看起来是快要结束了。瞧瞧大学就可以知道,如今的“科技”“研发”,越来越听命于资本的逻辑i,依照市场的节拍踏步。但是,也惟其如此,它反而得到持续的强力推动,能在社会的其他方面都黯淡不堪的情形下,孤身“进步”。 别小看了这“进步”。它绝不只是表现为“3G”或“黑莓”取代前两代手机那样的花拳绣腿。虽然广告上吹嘘的大部分商品的“升级换代”,都是近于蒙人,但我们必须看到,今天这样的“科技”“进步”的根本结果,却绝非只在忽悠人进商场,而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人。资本逻辑的最终意图,是不断将人改造成更贴切地符合资本增值之需要的劳动力和消费者,因此,“科技”越是被“研发”成资本增值的利器,它就越会对准人的根本处,频出高招。 如今风靡的网络游戏,是否就是这高招之一? 网络游戏本身是一种商品,它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许多公司大赚其钱。但是,就像它的中文缩写——“网游”——的双重词性所暗示的,它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游戏,更意味着一种玩游戏的方式、一种被这个方式引领着蓬勃展开的网上生活。因此,它的真正的下手处,是年轻和年少——乃至年幼——玩家的心智习惯。去年初夏,在意大利帕多瓦的机场候机楼,我就看到一个最多七八岁的金发小孩,目不转睛地玩一款单机游戏。登机了,妈妈多次唤他,差不多要发火了,他却依旧如被钉在游戏机前那样,继续目不转睛——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那座候机楼里会设置这种机器! 想象一下:这个孩子回家之后,如何急切地溜进自己的小房间,关门、开电脑、一头扑进那个游戏…… 他每天都尽可能挤出时间接着玩;他很快就不满足单机游戏,开始多人“网游”;他就这样一年一年长大,越来越习惯于呆在“网游”的世界里;而同时,他大学毕业、搬出父母家、踏进“真实”的社会了;他甚至开始有点不那么迷恋“网游”了。但是,当他端详眼前这个“真实”社会的时候,他内心的那些在“网游”世界进进出出所养成的习惯——节奏感、空间感、兴奋点、注意力、想象力、逻辑意识、情绪倾向,乃至审美情趣、文化认同和善恶观,却会一齐顺着他的视线进入对象。他越是深入“真实”的现实,可能越分不清什么是虚拟、什么非虚拟。新的感受吸收得越多,过去的记忆就越受刺激、越活跃。老人常说,生活比小说更离奇;他却可能觉得,跟“魔兽”的世界相比,现实根本不值得兴奋…… 绝不只是一个金头发的孩子。全世界各种发色的孩子和非孩子,都正在卷入类似的心理历程,黑头发的中国人,也是一样。这会造成什么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果是不是越来越多?今天,已经有不少“网瘾”研究者相信:数千万陷入“网瘾”的中国青少年当中,一半是被“网游”推下去的。ii 韩国和美国则都有评论家认为,目前这样的“网游”的流行,明显助长了凡事从效率出发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iii 当上海一家大型网游公司的代表自豪地宣布,“本土文化”将成为他们设计新游戏的核心素材的时候,他显然觉得,这是在培养未来中国人的国家认同。而一位跨国企业的高级经理向我笑谈那些痴迷“网游”的年轻同事:“总是两眼直视前方,眼球好像不习惯左右转动一样!”玩笑的口气,掩不住对他们缺乏对周围人事的热情的忧虑。…… 当然,情况还在发展当中,现在远不到能看清后果的时候。以目前的粗略观察和报告,也还难以判断,网络游戏的风靡,到底跟资本的逻辑是什么关系。1998年,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大批青年人上线玩《天堂》,“网游”似乎开出了逃避现实的新路口,让人更容易忍受压迫。2010年,一群中国的资深“魔兽玩家”,却发布视频长片《网瘾战争》,辛辣抨击野蛮的“网瘾”治疗、网络管控和“网游”审查制度,掀起了一阵“渴望自由和公正的怒吼”!iv  你也许要说,是被逼得没路走了,才这么“怒吼”的,如果用“国服”能顺畅地玩下去,他们大概会和十年前的韩国玩家一样,继续埋头“宅”着吧?也许是这样。但也许不。现代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条件,的确加速度地强化了城市人对于室内空间的依赖,在减弱我们的生理能力——例如望远的视力——的同时,让我们误以为外面的事情不重要,有一间房子,让我下班以后舒舒服服地呆着,日子就能过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这些条件——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明显降低了不同的室内空间在公共影响力上的悬殊差异。这方面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维基解密”:瑞典的一个小山洞,竟能在一时间,令白宫都手忙脚乱。当“懦弱”地“宅”在“蜗居”和“蚁居”里的少年和青年人,经由各种网上交往——包括“网游”,体验到无数“细小声音”汇合的效应之后,他们对自己和现实之间力量对比的消极感受,会不会改变呢?  这些年来,我一直相信,互联网正在有力地改变中国。但我也听到许多对网络世界的激烈的批评,看到有愤而关闭博客者说,博客的世界,其实和现实一样糟糕,我已经活在这个现实中了,为什么还要开博客?!我在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今天这样的“网游”的风靡,究竟会给资本的逻辑,也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是并不容易回答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网游”已经改变了许许多多今天的青年甚至中年人,并且正在更深刻地改变未来的更多的青年和中年人。人变了,别的也都会变。即以中国的文学来说,当那些习惯于进网吧、宅电脑的少年人日后成为文学阅读的主体人群、其中许多更成为未来作家的主体部分的时候,《传奇》和《魔兽世界》们,势必要把尤奈斯库和博尔赫斯们挤到一边,充任文学感受和小说构思的首席样板吧?由此强化的那种习惯在室内的方寸之地和仿佛无边的虚拟世界之间来来回回、并以此组织其他生活感受的心智方式,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学,也必然有更深远的影响吧? 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变化,并非只是将来时,有的已经发生了。拿2010年的中国文学地图,对比1990年的,谁能说变化小!v  当今社会,资本逻辑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但也总有它不能一手遮天的地方,江河湖海,依然会游出大大小小的漏网之鱼。所以,面对各种与不变相伴、以其为前提、甚至充任其化身的变化,即便一时看不清其后果,也完全不必悲观。但这有个前提,就是不能继续如我这般迟钝。无论是为了理解和改变世界,还是小而言之,为了读懂那些很大程度上是依照玩《魔兽世界》时养成的心智习惯写出来的诗歌和小说,我们都必须直面现实的变化,而且——因为已经迟钝得太久了——从现在就开始。                                              2010年1月 屯门
  20. 欧树军:统一福利身份改善再分配
    政治 经济 2011/09/04 | 阅读: 1805
    社保号码与身份证号码统一的意义,需要放在整个福利国家史背景下来理解。福利国家的历史在西方并不长,从普鲁士建设最早的福利国家算起,不过百余年。但是,建设福利国家,增强政府的再分配能力,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就一直是声势最为浩大、投入最多、社会呼声最高的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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