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普通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分成员国在2011年3月17日后发起的针对利比亚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超出了《第1973( 2011) 号决议》授权范围, 违反了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以及国际人道法的有关规定, 属于国际不法行为。

为了更好的论述革命，我们需要首先回溯那些历史上的重大革命事件，先看看革命者及团结在其周围的人们提出哪些具体要求，追随着哪些基本的价值。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文本集中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普遍呼声。

立宪政治未能成为五四运动的关键词，几乎是时代的必然。因为五四运动为自己所提出的任务，早已超出那个时代的立宪政治的容量。……尽管五四不乏"全盘西化"的言论，但相对于五四所提出的目标，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西方模式"化"得了中国。 毋宁说，五四在向中国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是向整个世界提出问题。

大陆文学生态的恶化 鲁太光：中国文学陷入了一种怪圈。一方面，评论家对当下该评的作品根本就提也不提，但对那些不该评的呢，则是翻来覆去地评；另一方面，像莫言、余华这样被反复评论的作家，我们不能说他们的作品质量特别地不好，但这些作品的社会认可度和在文学圈里的读者接受度，仍然是他们作为先锋文学的一种文化资源在今天的延长消费。 柴春芽：对他们个人来讲，他们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写作水平有没有提升？ 李云雷：莫言和余华他们这批先锋作家，我觉得他们是在利用他们以前的名声吧，他们在文学界处于一个偶像级的地位，或者说，他们仅仅是个偶像罢了。关心文学的人，从八十年代以后就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就被不太关心文学的人当作文学的"象征"了。 柴春芽：在他们树立了偶像之后，有没有别的作家其写作水平达到了他们巅峰时期的水平，或者说，甚至超越他们的？ 李云雷：我觉得比如韩东的小说肯定比余华后来写的《兄弟》好。 亢　霖：说实话，我没觉得莫言的小说从专业角度来说写得有多好。余华倒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技术典范，他的作品在思想内涵和内容价值上可能有争议，可能后期有些问题，但作为一名小说作者，余华的专业自觉性和功力都是到位的。 李云雷：莫言在技术上肯定不如韩东，但是，就跟中国的电影界一样，张艺谋和陈凯歌成了电影繁荣时期的代表，而莫言和余华则代表着繁荣时期的中国文学。他们出的东西人们都看，但人们都不满意。其实，人们是不满意他们，而并不是不满意整个文学界。有些新的作家其实是比较优秀的，比如说张楚啊，鲁敏啊，包括徐则臣...... 阎海东：鲁敏是写得不错。 李云雷：不管他们写得多好，也不可能像余华、莫言他们那样获得巨大的名声。比如说像胡学文，他大概写了二十多个中篇了吧，他的每一篇小说放在八十年，都可以让他获得和莫言、余华一样的名声。在八十年代，一部中篇就可成名。年轻的作家，不幸的是赶上了这个文学不景气的时代。 亢　霖：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感觉现在的文学圈很难混。我给文学杂志投稿，感觉每一次发表作品都是第一次。《大家》呀《青年文学》呀也发我的作品，但发表作品并不能成为我从此顺畅写作，被接纳的契机，下一次还得重头再来，每次都是第一次。由此我知道，自己在文学圈是混不出来的，呵呵。 李云雷：文学圈形成了一种不好的体制。基本上，是那些权威人物垄断了文坛，而年轻人又很难出来。 亢　霖：我们都不是年轻人啦！ 李云雷：连韩东都很难。 鲁太光：你没赶上那个时代...... 李云雷：其实这种状态持续不了多久，像莫言和余华这种偶像，再过几年肯定会黯淡下去。 鲁太光：他们已经是偶像的黄昏了。 李云雷：这种现象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学体制的问题。 鲁太光：因为是这样的......学院的批评家，还有一些文学杂志（杂志也是文学权力的一部分）跟八十年代起家的一批先锋作家，他们像一个利益共生体似的。这批先锋作家其实是很幸运的一代。他们老是批评老作家在压抑他们，其实不是这样的。先锋作家之前的那些老作家、老评论家是提拔这些先锋作家的。先锋作家在八十年代的长势那么旺，影响那么大，跟那些老作家、老评论家的扶掖、提拔有关。而当这些先锋作家掌握了话语权力以后，则对后来的作家几乎鲜有扶持，甚至对他们产生了一些负作用。 李云雷：现在有不到十个权威批评家，垄断了评论界的市场，他们差不多"代表"了文坛的声音，而年轻的评论家很难成长起来。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大家都看重权威评论家的意见（在市场或宣传的意义上），又不看重他们的意见（在文学的意义上），--因为他们太忙了，要对很多文学作品与现象发言，就很难对一部作品有深入细致的研究。 鲁太光：顾彬说中国文学是垃圾，其实，他是说中国的文学批评是垃圾。好多人要出名，他还得借助那些评论家。 李云雷：现在那些所谓的顶尖批评家，他们只是看看一部小说的故事梗概，或者连故事梗概都不看。很多作品研讨会，这些评论家进了会场一看，才知道是某某人的作品研讨会。而很多年轻的评论家却进入不了这个圈子。 鲁太光：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参加了一个文学奖的评奖仪式，十个评委票也投了，奖也定了，但就是没人写评语，最后好不容易收上来几份，据说评语都是一样的。现在好多有名的评论家基本上是不看作品的。不看作品，但是几乎所有的研讨会他又都是参加的 李云雷：整个的作家培养机制完全都被改变了。八十年的培养机制还是社会主义的遗产。把先锋作家当作"新人"培养，他们向刊物投稿都不用邮费的，老作家帮他们改稿啊，住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专门改稿啊......现在，你要是自然投稿的话，很少能被编辑看到。 亢　霖：看来我算是很幸运的了，我的自然投稿还偶尔能被发表。 李云雷：其实，现在的文学杂志编辑基本上就看名人的和熟人的作品，其他自然投稿基本上都不看的。 阎海东：这种文学生态的恶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云雷：我觉得是从八十年后期开始的。八十年代后期，读者越来越少，新的作家越来越难以出来，文学作品的转播，就是从作者写出来到读者看到的"大众化"的传播，这样的一种系统被摧毁了。文学越来越精英化了。以前，一本小说可以被卖到很偏僻的农村，现在，能读到文学作品的，基本上都是大中城市的文学爱好者。 阎海东：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是不是读者也有问题。读者都不读小说了...... 李云雷：读者不读小说，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书的定价，对于偏远农村的人来说，定价是不是太高；第二，发行网络不够发达，就跟电影一样，现在电影也集中在大中城市的院线里，而不像以前，农村是有放映队的。 柴春芽：有没有这样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在文学刊物上看到的小说，跟中国的现状脱离的太远了，也就说，文学本身是不是走向了精英化。 鲁太光：先锋文学的想象其实并不是中国的想象，而是欧美想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的先锋作家看到欧美的小说是一种高端的作品，然后就以这种作品作为自己想象的基础。但是，这种想象脱离了中国生活、中国情感和中国审美，甚至连语言都是一种去中国化的东西。中国其实还是个乡土国家。先锋小说刚开始还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对此前的文学成规的反思、反叛，甚至"暴动"，这使它有一定的"现实"根基，因而有一定的力量，但是，时间一长，当它脱离了自己的根以后，它就以自我为目标了，自我循环，就与中国老百姓脱离关系了。当它不跟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的时候，老百姓自然就慢慢地不会对它感兴趣了。于是，就只能形成一个文学的小圈子，一种沙龙式的东西。 李云雷：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有很多评论家也在转变。陈晓明对一九五零到一九七零年代的文学评价不高，他最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再比如李敬泽开始谈思想性问题，雷达也开始谈现实主义了。   作家的内在问题   阎海东：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传统还在继续吗？现在不是国学正在复兴嘛。 李云雷：我觉得"寻根文学"跟国学还是有些区别的。寻根文学其实是到偏远的角落去寻找那些被国学压抑的小传统。 鲁太光："寻根文学"的产生是有其背景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走了一段时间，出现了无法深化自己的问题。于是，就出来了"寻根文学"。他要文学寻找自己精神的根源，从而令自己深化。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西方资本主义猛烈冲击中国，这使得"先知先觉"的"寻根文学"的作家们有一种惶惑的责任感，企图寻找一种本源性的东西以维护乃至升华中国的文化和生活。 李云雷：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国"寻根文学"的作家是向拉丁美洲作家学的，是向马奎斯他们学的，就是要找自己本土性的东西。 柴春芽：这些"寻根文学"的作家大部分都是城市人，他们是在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些民俗性的东西，但他们并没有亲身感受到这种文化。他们跟马奎斯不一样。马奎斯他从小就在这种文化里面生活，他对这种文化是有感情的，他对这种东西就跟自己的血液一样熟悉，而我们的寻根作家只是在猎奇而已。 李云雷：一九五零年代的作家是从政治层面写作，而八十年的寻根作家是从文化角度写作。他们也想逃避政治，他们是换了一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的现实。 鲁太光：寻根作家相互之间也是有差异的，韩少功就跟李杭育不一样，他跟阿城也不一样。刚才你说的感情问题，其实张承志是有的，而且，这种感情很充沛，红色中国是他的精神之根，而内蒙古大草原是他的情感之根，后来，西海固的哲合忍耶成了他的信仰之根。 李云雷：这批作家当中，写得好的，最后都突破了"寻根文学"的界限。 亢　霖：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把中国作家的NO。1送给张承志。 李云雷：张承志还是很值得尊敬的一位作家。他很纯粹。 亢　霖：我在台湾采访过一个作家座谈会，与会作家有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台湾作家朱天文和大陆作家莫言。莫言在这个场合显得很正式，有一种开会和社交场合的姿态。而朱天文就显得很真诚，大江健三郎则像个小孩一样天真。由此我就想，是不是中国大陆作家的状态有所不同呢？尽管你个别写得也许要比台湾的好，但是，我们文学内部似乎就缺失了一块什么东西。我就很怕见到余华啊苏童啊也是这种样子。如果他们都是这种样子，那就很让人失望了。 鲁太光：你这种感觉很有意思。 阎海东：这就是另一种状态的官僚化、暴发户化和明星化。他们根本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朴素的写作者。 亢　霖：我甚至觉得大江健三郎有点虚伪。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跟莫言好得不得了，真的假的呀！我感觉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氛围跟台湾、日本有区别，在大陆，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预示的敌意。你不小心碰一下别人，别人马上就要打起来的样子。 阎海东：我们的法律就是有罪推定。我们的一切假定都是先以为你是恶的。你是外来人口，就先假定你是不稳定因素。 柴春芽：我们的社会确实有一种反人性的倾向，因为我坚持认为人性是本善的，那么，在这种以恶为本的境遇下，我们有没有作家尝试着用自己的作品将人们引向善。我接触过一些读者，他们总觉得中国作家所写的人总是很龌龊，所写的事总是很肮脏。到底有没有作家在张扬真善美的东西。 鲁太光：有，还是有。比如说，七零后作家鲁敏的"东巴系列"。有人说她在模拟沈从文或者汪曾祺的作品，但她的作品总是很温情的。即使是一个悲剧的故事，她也总能从里面提升出一点亮色调的东西来。 李云雷：迟子建的作品也是比较温情的。不过读多了，就会发现她的作品所要表达的温情就有些刻意了，就跟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作品一样，看一篇的时候，觉得很好，看多了，就发现他们自己是在重复。 阎海东：由此可见，中国作家的文体意识比较差。 李云雷：不光是文体的问题。他们在写作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文体是很独特的，但他这种独特性如果是自我重复没有一点变化的话，也会有问题。 鲁太光：先锋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写恶。为什么鲁敏体现了一种正面的价值，就是在以前那么多人写恶写得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时候，她写出了善，写出了温暖。另一位作家胡学文会成为一个大作家的。他的作品里现实感是非常强的。 李云雷：不管是莫言也好，还是张承志也好，其实，严肃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现在像八零后的作家，基本上是靠畅销书这种体制崭露头角的。他们跟出版社合作，把自己做成明星和偶像。"偶像"在文化市场的意义上就是"商标"，他们是靠这种方式来运作，而这对严肃文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鲁太光：前一段时间，朱大可与凤凰读书频道搞的期刊市场调查，郭敬明办的《最小说》排名第一，接下来是《读者》和《故事会》，其后才是纯文学刊物，比如《小说选刊》、《收获》...... 李云雷：现在，中国的文学生态确实比较糟糕。原创性的文学期刊年发行量大概就在七八万份吧。八十年代，这些文学期刊动辄发行上百万份。 阎海东：毕飞宇的小说怎么样？我以前还是挺喜欢他的。 李云雷：在江苏的作家里面，我更喜欢韩东。韩东有他自己的东西。毕飞宇呢，他还是一个平衡吧，他没有余华的那种"文化资本"。他有几个中篇比如《玉米》系列，确实很不错。他的长篇《平原》和《推拿》也不错，但并不能说是最好的。 鲁太光：他那个作品写得还是有点小气，虽然看着很精致（好多南方作家都有这个问题），不像北方的作家，虽然有些粗糙，但却比较大气。 李云雷：这跟地域有关系。就像陈忠实，不管他写得好坏如何，但他那个气势就在那儿。 亢　霖：所以说，张承志这个作家，虽然他的技术可能不如余华，但他那个力量是别人没有的。 李云雷：确实是。张承志不会让人失望，他确实能给人新的东西。虽然他现在不写小说了，他写散文，他的散文也能给人新的东西。 亢　霖：你要在中国找一个特有价值的，比如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当然他比托尔斯泰差的远了，但你要在中国找这么一个类似的作家，还真是非张承志莫属，哪怕他代表的那种价值是偏狭的。 鲁太光：旷新年有篇文章叫《鲁迅之后的作家》。他就说，鲁迅之后的作家，也就只有张承志了。确实是，张承志通过写作，构建了自己的精神大陆架。通过内蒙古大草原的绿色，北京的红色，西海固的黄色，西班牙的白色等，他构建了自己纯粹的精神底色。这是很厉害的。 李云雷：为什么说中国作家有问题呢，就在于中国作家里面有思想能力的人很少。张承志是一个，韩少功是一个，别的还有谁呢？他可以思考，他可以提出别人提不出的问题。但是莫言呢，他只追求感性，追求欲望的，粗糙的东西。他自己也公开说，作品不要有思想性。他从八十年代一直说到现在。所以他的作品中所提出的问题，还是二三十年前的问题。他所给出的答案，早在二三十年前已经有人给出了。可是现在，新的问题出来了。他也不如当初那样对农村了解，毕竟，他出来已经这么多年了，对农村现在的变化，他几乎是很隔膜的。 鲁太光：先锋文学当时反抗的东西是存在的，过了二十年，先锋文学所有反对的那些东西已经荡然无存了，而他们自己也成了被反抗的对象了，他还在反抗那个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显得非常荒诞。现在看来，先锋文学当时反对的那些东西，有的甚至是我们现在需要提炼和升华的东西。 李云雷：通过对"文革"以前的文学进行批判，从而建立了一九八零年代的文学秩序、文学观念和文学权力机制，但这个秩序，目前已经处于瓦解之中。包括北岛。北岛说他觉得他以前的诗歌太过政治化了，而现在他更加追求语言的细腻啊内心的感受啊什么的，毛尖就写文章批评他，说没有当时的北岛，谁还会知道现在的北岛呢。在当时，他们作为反对者是有力量的，当被反对的东西消亡以后，他们还沉溺于那种反抗的姿态当中，并且还把这种姿态当作一种自然化的状态，就好象自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性的人物了，但他们对当下新的东西、新的问题又完全隔膜，所以他们的写作也成为"不及物"的了。 阎海东：当了斗士以后就不愿卸妆，不愿面对现实。 李云雷：大部分六十年生的作家，还都是"伤痕文学"的那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以前我插队，当知青受了很多苦啊，到了八十年以后，我就出国了，成为精英了，有了自己的主体性了，但他没想到，你自己活得很好，整个中国社会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工人和农民这些底层的民众形成了一种压抑性的机制，你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之中是处于社会中上层的，所以你就感觉不到那种压抑，但是，你不知道底层民众的痛楚。   作家与社会的非正常关系   鲁太光：社会发生了翻转，作为文化人，理当有一种关怀的，当你成为精英或准精英的时候，你没想到还有很多的人是需要关怀的。底层民众不仅得不到物质上的补偿，就连精神的抚慰也得不到的时候，你却作为文化人却还在沾沾自喜，甚至助纣为虐，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现在好多作家自我感觉良好，他看不到许多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着失业，而中产阶级也面临着破产，更不用说早就"下岗"了的工人和早就成为"问题"的农民了...... 亢　霖：在这个金字塔型的社会里，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感觉不幸福，因为总有人在奴役你。你再有钱，再有权，但当你有病了或者小孩要上学或者要打官司，你总会觉得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是不公平的。那天我跟人说，想想我们有几件事不是走后门办成的。你有本事你就能走后门，但走了后门你也依然痛苦，当然了，最底层的、没有机会走后门的人就更痛苦，但不是说你能走后门就不痛苦了。 鲁太光：至少是一种羞辱。我们的先锋文学作品里就没有这种羞辱感。 亢　霖：所以我才觉得朱文和韩东厉害。他们早早就把这种羞辱感给弄出来了。我记得朱文写过一一篇小说，就是讲厂长是个同性恋，他总是骚扰自己的男职工。开句玩笑，朱文是不是被这样骚扰才辞职写小说的呀，哈哈...... 鲁太光：朱文的《人民需不需要桑拿》、《把穷人统统打昏》、《我爱美元》......那些东西都是很牛逼的。《把穷人统统打昏》，这个小说的题目起得多好啊。 阎海东：朱文这个人是比较有意思的，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对底层存在的问题，他看得比较透，他不会认为凡是底层的，就是好的，但是，令我奇怪的是，像朱文这样的作家，为什么会被边缘化呢？ 李云雷：好象南京的这个作家圈一直没有得到中国主流文坛的承认，当然可能跟他们当年的"断裂"行为有关。 亢　霖：咱们的这种竞争机制......我认为所有写作的人心里都有个谱，比如，海东的小说能打多少分，大家都是明白的，但是现在呢，许多很差的人能出头，优秀的写作者反而被埋没......比如说康赫吧，他的作品应该能打很高的分，他也应该能出头，但他就是不出头。哪怕你狂妄一点，偏激一点，可你写东西，只要写得好，就应该出头，但是...... 李云雷：中国文学评价的标准，基本上每过二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变化。从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从左翼文学到解放区文学，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文革之后，每一次都是把前面的标准完全颠覆，然后上一代基本上留不下几本经典之作。我们现在也是，包括你说的康赫的作品，不错，但他之所以难以出头，这跟文学的评价机制有关系。这种机制又跟文学的评价标准有关系。我们现在回头看八十年代初的作品，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啊《伤痕》啊什么的，都会觉得它很差的，但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呢？ 阎海东：不过，八十年代兴起的"伤痕文学"现在基本上没人看了。 柴春芽：我想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学评奖的问题。当然，我离中国的文学圈子实在是太远了，但我总觉得中国的评奖是不真实的，因为各个评奖委员会评出来的获奖作品并不是好作品。 李云雷：因为评奖其实也是体制的一部分。现在也有与官方奖相区别的民间奖，但民间奖容易成为小圈子的奖。官方奖呢，会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比如前年茅盾文学奖，有四部作品获奖，除了贾平凹的《秦腔》之外，其他三部作品获奖的偶然性都很大。因为这个奖，必须有个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获奖，还得有个军旅题材的作品获奖。所以，每次评奖，都得有个平衡。这些官方文学奖主要是与利益挂钩的。一个省有作家获得矛盾文学奖或者鲁迅文学奖，这是地方宣传部门巨大的政绩啊。有的地方政府要奖给作家二三十万人民币呢。 阎海东：现在就搞这种混合体制，一方面创作获奖是一个政治任务，另一方面又是作家个人利益的满足。 李云雷：而且，地方作家协会相互之间的斗争也很厉害。他们争这个东西。湖南不是还发生过斗殴事件嘛。就是因为评奖的事情，最后都大打出手了。有时候想想，挺没意思的。 柴春芽：也许，最能扼制作家创造力的还是政治控制。少数民族问题，宗教信仰问题，政治腐败问题等，这些都是写作的禁区。如此严格的控制，其实也就扼制了作家的创作自由。恰恰是这些问题，其实是中国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拉萨的3？14骚乱和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 鲁太光：中国作家的悲哀就在于，他对自己提前实施了阉割。但是，只要稍微委婉一点，也是可以发表的。张承志写的《心灵史》和《西省暗杀考》，其实也就是提前写了个9？11嘛，你说是不是？ 亢　霖：我的认识有改变。原来，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写作有多大的限制，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了解发现，与港台和国外相比，大陆作家的写作受到严格的限制。大多数的大陆作家，看到现状后说出来的，大部分是假话。 李云雷：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家，基本很少有关心政治的。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向内转了以后，关注社会问题就很少很少了。 亢　霖：即使是这些关注内心的作品，我也觉得很假。这些人虽然写的比较假，但他们的手法反而要比台湾作家强。但是，文学该干的事情，我们却总是没有去干。 李云雷：我们的作家认为，关注现实的作品就不是纯文学作品。 柴春芽：这不就很荒谬吗？为什么关注现实的文学作品就不是纯文学了呢？ 鲁太光：我们的作家也追求自由，但他追去的那种自由是个无实体的自由。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有压抑，有压抑就需要自由，但作家又提不出一个具体的自由。他就觉得我要找女人找不到就是一个压抑，我想发财发不了就是一个压抑。说白了，这就是你自我膨胀没膨胀起来而已。 柴春芽：我们中国的作家有没有背靠着宗教信仰去写作的。比如，列夫托尔斯泰，我们觉得他总是站在一个东正教教徒的位置上悲悯人类。 李云雷：北村就是信仰基督教。北村的作品吧，倒是他没有信仰之前的作品更具有文学性。 鲁太光：我倒跟云雷有些分歧。北村以前那种简单、纯粹的作品确实是很有力量的。我觉得北村后来是不是也被批评家给害了。他一直在解构某种东西，起先是用基督教信仰在解构某种东西，但是后来，他把基督教信仰都给解构了。他一定要怀疑，一定要质疑。中国的文化是比较独特。中国不像西方，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传统。但是中国比较好的作家，要么在文化有个认同，要么在历史有个认同，他有一个大的认同，有了这个比较大的精神底色之后，他创作出来的东西就厚重起来。比如鲁迅，他是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批判的认识的。最近我在研究柳青的《创业史》时发现，柳青的写作是一种"爬山式"的写作，他写得不多，但他越写越好，从开始的《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到后来的《创业史》，他不停地在砥砺自己，他对那时候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是认可的，对当时的社会发展道路也是认可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他研究这段历史，思考这段历史。即使今天重读《创业史》，仍然是很有力量的。赵树理，他对乡土文化是很认可的，当他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乡土文化当中去的时候，他也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我们再讲张承志，人们都说毛主席是个妖魅，但他却说不，他认为毛主席代表了红色的中国，当人们谈到"伤痕文学"的时候，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苦难，他却认为自己没有伤痕，相反，当时他插队的内蒙古大草原反而养育了他的青春。我们现在的作家，尤其是先锋文学之后，什么也不信。先锋文学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文学的技巧是很真诚的，现在，他们连对文学的技巧也不真诚了。他们只是觉得我是名人了，依靠名气，我即使不出作品了也生活得很好。今天的作家什么都不相信，他不相信历史，不相信现实，不相信生活，不相信技巧，不相信精神，宗教信仰就更不用说了。 柴春芽：先锋小说家的技术来源于拉丁美洲作家，而你们刚才谈到的这些新的作家，他们的技术来源在哪里呢？ 李云雷：他们的技术来源不尽相同。胡学文还是比较经典的现实主义，但是，王祥夫就比较特殊一点，他的叙述方式有点像《红楼梦》。 柴春芽：好像我们大多数作家都是在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 李云雷：贾平凹就有点像是《红楼梦》或者《金瓶梅》的感觉。他向话本学习。中国叙述文学的传统还在于市井精神，这与西方文学的传统是不一样的。西方文学的传统在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和形而上的问题。 柴春芽：鲁迅的《故事新编》倒没有市井的味道，但他又确实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上写作的。应该说，《故事新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部空前绝后的作品，不管鲁迅如何解构神话，但他的写作手法是很新颖的。从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作家还得走这条路子，毕竟，西方的文学传统与我们的血缘是有隔膜的。 鲁太光：对，先锋作家学拉美作家，只学了人家的魔幻，却没有学人家的现实。 柴春芽：其实，对于拉美作家来说，我们以为的魔幻，并不是魔幻，而是一种现实。后来我看马奎斯的访谈，他就说，他小说中那些看似魔幻的故事，其实都是真的。拉美就跟西藏一样，我们以为他们的那些故事是编的，可对他们来说，那都是真实发生的。再比如说，你看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记载了周朝某代君王统治时期，有两条龙，一雄一雌，自天而降。君王下诏，要请一位养龙人。我认为这事是真实的，因为那是历史记载，有具体的年月日的。我们现在看不到龙，那就跟我们现在肉眼看不到细菌是一样的。 鲁太光：魔幻现实主义不是技巧的产物，而是现实的产物，生活的产物。 柴春芽：我们的先锋作家以为拉美作家编出了那些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事，于是，他们也就开始编了，这一编就假。 亢　霖：莫言算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果他是代表人物，那就注定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很失败。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自觉”与“四大主义”——一个基于现代性反思的艺术史叙事

1980年代我正好到日本教书，看到港台学者首先试用新理论，有位先生用结构主义来解释一首古乐府《公无渡河》，全诗四句，每句四字，共十六字，却写了长长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又配以各类图表，讲得莫名其妙，对我们理解作品没有什么好处。可见用纯西方理论来解释古代文学现象，非常困难。

本文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对藏族的洁净观念进行了初步的文化解读，认为宗教的神圣原则和内外有别的原则是藏族社会，特别是藏族农村社会具有普遍性的关于洁净的两个基本原则，藏族洁净观念的这两个原则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由此可以衍生到藏族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藏族社会与文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组合创新的时代。十九世纪，轮子、滑轮、皮带和齿轮等标准化生产的机械部件被不断组合和重新组合，形成新的产品。二十世纪，这些构件是内燃机、电力、电子元件和微电子芯片。时至今日，用来创新的构件已经变成了软件，如为大多数网站提供基本构件的LAMP（Linux操作系统、Apache网络服务器、MySQL数据库和Python编程语言。一旦应用软件被开发出来，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其他公司提供的云计算模式就会将数据中心的固定成本转变为提供数据服务的可变成本，从而降低门槛，加快创新步伐。 就像十九世纪的机械产品创新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样，二十一世纪早期仍在不断发展的计算和通讯技术创新对世界经济与文化会有深远的影响。例如，现在，即使是最小的公司也能购置15年前只有大公司才能拥有的通讯和计算基础架构。如果说二十世纪晚期是跨国公司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早期便属于微跨国公司--全球化运作的小公司。 如今硅谷的很多公司，充分利用了网上的各种免费资源，如电子邮件、聊天工具、社交网络、维基百科、互联网协议语音技术和云计算，来为自己提供通讯和计算方面的基础架构。它们利用世界各地不同的知识、技能和薪资水平来取得比较优势。他们能够利用标准的构件展开全球协作，开发软件、应用程序和网络服务。创新通常是由国际贸易驱动的，而现在知识和技能的交易比任何时候都容易。 微跨国公司多半籍籍无名，其中大部分要么倒闭，要么被大公司所吞并，但也有一些，比如Skype公司（爱沙尼亚）和流行手机游戏"愤怒的小鸟"的开发者Rovio公司（芬兰），已经家喻户晓。这些公司使用的软件构件，也来自世界各地：Linux始于芬兰，Apache源自美国，MySQL诞生在瑞典，Python则是荷兰的贡献。 使虚拟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技术进展，正在以同样的方式改变物理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制作便宜的机器人元件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使用机器人技术来提供服务将会变得更加便宜。只需要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自动行驶的汽车就将进入中产阶级家庭，从而给交通运输和居住形态带来一场革命。此外，廉价机器人技术对医学也会产生巨大影响。许多常规操作可以由机器人完成，从而缩小创口，减少误差。这项创新所面临的技术挑战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障碍来自于文化、法律和监管等方面。 坏消息是，科学技术赋予我们的巨大力量，也可以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恐怖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催生微跨国公司和机器人技术的信息技术进展，将来仍会是一个隐患，甚至越来越大。即使没有明显的威胁，我们日常倚仗的系统极为复杂，有一天或许会崩溃，从而带来不便，甚至是灾难。 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将持续下去。在过去的三百年间，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善了发达经济体的人们的生活质量。现在，轮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了。（南渝霜华 编译）

本文已更新，请点击链接阅读：邱士杰：21世纪的20世纪台湾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再统一──汪晖老师《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读后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到他的晚年，开始进入"康乾盛世"。这时清统治渐趋稳定，人民却照样遭受着各种各样难以挣脱的苦难。所谓的康乾"盛世"，决不是老百姓的极乐世界和幸福天堂，人民不过是像鲁迅所说，生活在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已

"写生"是中国画的命脉问题，它有自身的语源规定，首先应做强调历史地理解，否则会放任现实的问题。古人讲心会神融，忌描头画角，潘先生讲摄神入理，都不是形其"客观"。"客观对象"或"客观景物"之说，是对西方现代哲学文艺学的横移妄用，几乎不是"写生"，大抵接近"写死"。还有一个词汇是"写实"，也是似是而非。因为在历史传统中的语境里，"实"的对面是"虚"，这个"虚"字非常重要。潘天寿与中国画写生”学术座谈会辑论（一）

去年夏天，某事务所策划并组织的11名国际青年建筑师，在贵阳市的“花溪CBD城市中心设计”中，展开一次“高密度城市自然的造城实验”，其设计图发布后引起巨大争议。

有一位日本少年在接受NHK的采访时说"让别人为其牺牲生命的国家，就让他灭亡好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岛县的5名少年潜入福岛辐射禁区的民宅中盗窃游戏机。这不禁让人想问，曾经的那个以克制、教养和服从等民族精神为傲的日本究竟哪里去了？

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何去何从，已成为知识界与公共舆论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在四位作者看来，绝不应当仅仅从个人自由、效率等规范视角来设计农村土地制度，而必须将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放在中国发展路径与乡村治理的整体框架中来思考。

明代的自然灾害对社会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一、造成了明代人口的大量减少和大规模迁徙；二、严重破坏了明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三、为明代政治演进提供了重要契机；四、影响着明代一些地区社会风俗的形成和流传。

光绪死因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中检测到大量砒霜之后,再结合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可以盖棺论定。

从“五四”以来，传统中国的大家庭从价值到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人意志在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中脱颖而出，为了维护家庭或者家族的利益与荣誉要求个人作出牺牲，不再是高尚的、理所应当的，礼教被冠以“吃人”的恶名。在尊卑与平等、孝悌与独立、贞洁与欲望的较量中，后者大获全胜……

2004年，章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此篇为对邬国平、樊荣先生商榷的答复。

  “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是否能与中国做出相当的努力？”致美国气候特使Todd Stern的公开信 我们，以下署名的中国的个人和组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即将于10月4号在中国天津举行之际，特此发表致美国气候变化特使Todd Stern的公开信，并希望通过他将我们的诉求传达给美国政府。我们呼吁：美国应停止利用中国来转移视线，以避免全世界对其国内种种失败的关注。应对气候变化，美国至少要做出与中国相当的努力，而不是继续利用中国作其不行动的借口。美国呼吁建立一个对其本国，中国，以及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对等”的国际协议。一些美国舆论表示中国应该率先减排。我们认为这些说法严重违背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更加不符合事实情况。中国近年来经济迅猛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过百分之四十人口的卫生条件仍然没有提高，百分之十八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源没有得到改善。然而，中国并没有回避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事实上，中国的所做出的努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  ·         美国依然是对导致气候变化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以其不足世界5%的人口，美国在1850年到2006年间的累计碳排放占到了导致气候变化的全球碳排放总和的29%。而中国的人口占到了全球的20%-22%，同时期的累计碳排放仅仅是全球总量的8.62%。 ·         根据2008年的数据，一个平均美国公民的碳排放（19.2公吨），仍然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4.9公吨）近四倍。 ·         2007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全面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美国仍然没有建立针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立法。 ·         中国的机动车燃油效率标准与美国相比更加严格。双方具体标准分别是，中国：34英里／升，美国：27英里／升。 ·         中国对清洁能源的投入远远超过美国。2009年，中国投资清洁能源346亿美元，占到GDP的0.39%。然而美国的同类投资只有186亿美元，占到其GDP的0.13%。 ·         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机组的装机总量逐年翻番，同时关闭了上千家高能耗低效率的小火电，小钢铁企业。相比之下，美国的可再生能源的增长率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 ·         中国承诺到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美国承诺到2020年的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17%。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分析和计算，中国的承诺大概等同到2020年减排25 亿吨二氧化碳，大约是美国承诺的三倍（8亿吨）。 我们承认中国不完美，也许它永远也不可能完美。在另外一封致中国气候变化特别代表谢振华的信中，我们讨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并且能够如何更好的应对包括了气候变化在内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 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不是，也绝不能继续被美国用来当作其不作为的借口。尤其是中国已经做出了严肃的承诺，迈出了切实的步伐。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作为对导致气候变化负有最大历史责任的国家，必须履行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以及巴厘路线图框架下的义务。我们呼吁美国尊重联合国进程，并且做出其应有的贡献，而不是破坏弱化联合国进程，并成为附件一国家的挡箭牌。尽管按照奥巴马总统的说法，美国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它依然是附件一国家中唯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美国没有能够建立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立法。它承诺的减排量相当无力：到2020年仅仅比1990年减排3%-4%。更有甚者，在美国国内的失败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它还试图通过聚焦中国来转移大众视线。尽管，如上面的数据所示，美国多方面减排的努力都落后于中国。 然而，不要说向中国看齐，美国还非常有可能破坏中国的努力。九月九日，美国联合钢铁工人工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了请愿书，控诉中国非法补贴其清洁能源产业，要求美国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起诉讼。此事件不禁让人怀疑，现行的世贸组织条例是否过度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为公共利益采取行动的能力？在这个案例中，中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实施的政策受到了攻击。 美国在谴责中国碳排放量不断上升的同时，还攻击中国为摆脱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而大力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这是相当讽刺的。利用国际贸易系统来相互指责，甚至试图颠覆别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只能让我们走向倒退。我们需要的是合作与良性竞争，一场积极向上的，面向未来的赛跑。 作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我们并不孤单。在一份名为“美国应是什么角色？-给全球其他国家的问题”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分析中，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组织纷纷表达了他们对美国口头承诺与现实行动差距越拉越大的担忧。他们说：      在巴厘，多方要求美国：要么领军，要么退出。如果美国要真正的发挥领导作用，必须改变其现行的思维方式：美国必须承认自己没有能力领军，至少不是现在。与为取悦于国内人民而强行冒充领导相比，建立全球框架和提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力度的任务要重要的多。 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通讯中，一个美国知名环保组织说：       很明显在这个时候国内政治不会允许美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奥巴马政府必须停止其假意领军的做秀行为。现在全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危机要求所有发达国家提高其应对力度，而美国低减排承诺和目前的行为只会让其他国家向其低水平看齐，必须立即停止。 我们认同来自世界公民社会这样的声音。是时候要求美国停止利用中国作借口，切实的做出任何他们可以承诺的行动了。因此，在这里我们向美国提出挑战。我们呼吁美国在今后的五年中逐年翻番其太阳能风能发电机组装机总量。美国至少应该做出与中国相当的努力；做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它需要做得比中国多得多。以上提出的挑战就是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努力的方向。    汪晖教授，清华大学 郑易生研究员，中国社科院 于晓刚博士 张海滨教授，北京大学 贺雪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林春教授，伦敦政经学院 强世功教授，北京大学 董叙霖博士，联合国退休人员 李立，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梁帆博士 徐向阳教授，中国矿业大学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严海蓉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潘毅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绿色流域 绿色浙江 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绿色江河 绿色和平，中国 绿色昆明 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以下签名组织，支持中国同事在本信中表达的立场： Third World NetworkNord-Sud XXICOECOCEIBA - FoE, Costa RicaCampagna per la Riforma della Banca Mondiale (CRBM), ItalyCESTA, Friends of the Earth El SalvadorPan African Climate Justice AllianceTebtebba Foundation (Indigenous People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sian Indigenous Women's NetworkWorld Volunteers for Development, TogoThe Solar Generation, Zimbabwe World Information Service on Energy, NetherlandsFriends of the Earth Malaysia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Penang 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Action 2030 Institute, USAFriends of the Earth, Eng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Jubilee South - Asia/Pacific Movement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配给医保意味着对哪种治疗由国库买单做出限定，让我们掏出腰包的动辄数十亿美元花得不冤枉。如果我们采取配给制，就不必给制药公司的专利药品开口头支票，也不必医生推荐什么治疗措施都照单全收。美国的医保改革辩论应该从下述前提开始：某种形式的医保配给无法避免，也很必要。然后，我们就可以问：最佳配给方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