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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没有哪一批革命者像文学革命家那样从革命的大幕刚一拉开就明确意识到自己在这场行将上演的历史大戏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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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聆听新作”这一设问,上述两部作品均给出了满意回答。它们以各自的内在艺术品质,体现出中国当代作曲家对当前创作的深刻思考和对当下人生的深切感受,并显示了作曲家的独特艺术才智和高度专业修养。这样的音乐新作,不仅是当代的懂行听众翘首以盼的,而且也是经典名作所不能替代的。尽管朱践耳《第十交响曲“江雪”》中使用的诗歌文本出自千年以前,但该乐曲对这首著名绝句的独特诠释只能出自20世纪末的当代中国;虽然陈其钢的《走西口》取用了一首古老的民歌作为基本素材,但对这首民歌所进行的复杂音响处理却只能产生在21世纪初的今天。由此,音乐与我们的当下生活产生关联,与听众的心智世界发生共振,严肃音乐的新作品方能在当代听众的精神生活中占居稳固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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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棉花合作社的输入实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沈建民 杨菲 4月份,又是南疆棉花播种的季节,但马英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组织的农户试验田中。 马英是荷兰非政府组织Solidaridad的中国项目总监。在欧洲,Solidaridad是公平贸易最早的倡导者,他们在1988年同合作伙伴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公平贸易标签。作为成功模式之一,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组织最基层的零散农户进行生产,然后帮助农民把贴有公平贸易标签的产品出口到欧洲,使他们尽可能摆脱处于传统供应链最底层的压榨,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咖啡和橡胶贸易中,Solidaridad已经成为商业市场中不可小视的参与者。在瑞士,印有荷兰语Oké标志的公平贸易香蕉,已经占到了该国市场份额的40%,甚至比食品巨头都乐公司还高。2007年底,进入中国之后不久,Solidaridad选择了在新疆组织棉农合作社,作为公平贸易模式输入的试点。 和其他公益项目一样,说服被扶持的对象认同并加入进来,是棉花合作社启动的第一步。整个2008年,马英和他的两名同事的主要工作就是走访沙漠边缘的维族农户家和棉花地,口干舌燥地一遍又一遍解释合作社的好处。而在很多时候,马英在棉农眼中看到的,只是他们面对陌生而古怪的荷兰名字和这个皮肤被晒得和自己一样黑的汉人的惶惑。不过,就是在这样的眼神中,马英终于说服了第一批棉农准备加入进来,并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棉花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而自己的孩子也将生平第一次有机会拿起书本。 不过,事情的发展随后急转直下:以发动零散农户见长的Solidaridad,最终被这些最需要公平贸易的人所拒绝。历经一年半的尝试之后,这个从国外移植而来的合作社模式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三重需求 选择新疆,是因为在Solidaridad看来,新疆的棉花种植市场几乎就是中南美洲的翻版。无论是环保、劳工保护还是公平贸易,这里都有很多隐藏在“底线”之下的巨大的改善要求。 众所周知,新疆是全球最高产的棉花种植产地之一。不幸的是,这其中只有部分原因是依靠先进的种植技术,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滥用农药和化肥。棉花是一种极易吸引虫害的农作物,它仅占全球农作物总产量的4%,但消耗了全世界20%的农药用量。而在新疆的棉田,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的用量还要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用马英的话说,棉农基本上是“看见虫子就杀,不惜一切代价”。同时,棉花一亩地每年需要的水量大约是700-800吨,这让新疆这块本就干旱的土地不堪承受。 作为最内陆的省份之一,新疆的用工环境也和沿海城市不可同日而语。据马英估算,在新疆有大约80万-100万人在第一线耕种棉花。其中,除了30%-40%为建设兵团,打工条件稍好之外,剩下的农户和民工的劳动条件都很难得到保障。通常情况下,雇主每个月只发给工人200元饭钱,剩下的工资要到收获后再付清。而当民工辛苦耕作一年后,有时还要面对雇主的工资拖欠。 到新疆打工的人,往往是那些没有勇气去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的人,他们很多来自川、贵、青的山区,文化层次更低,缺乏为自己争取劳动条件的必要交流能力。曾经作为SA8000的验厂代表经常深入劳工一线的马英,在初次看到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时仍感到震撼,其中有些人生活条件艰苦到孩子只能在棉花地里接生,而小孩长大之前,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棉花地里乱跑,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还要和父母一起摘棉花。 那些承租土地的小农户,也要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如果年景不好,价格下跌,有时候收获棉花换回的收入,还不够补足前期从土地承包人那里赊来的农资投入,遇到这种情况,一些人甚至选择弃田逃走。即便棉花收购价上涨,这些零散的小农户也未必能得到实际的好处。由于棉花在出售之前,需要将籽棉加工成皮棉,而他们没有轧花机,无法进行皮棉加工,因此最后得益的往往是那些从中压价的轧花厂。去年11月份,国家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但籽棉的价格却从去年的每斤6.8元,下降到今年的不到5元。 对于Solidaridad倡导的公平贸易来说,新疆棉田就像是一张适合泼墨作画的上好白板。这也是Solidaridad对于棉花合作社一开始就投入冀望的原因。 脆弱的合作社 在国外,Solidaridad通过广告倡导良知消费,为那些公平贸易的农产品(12.42,0.03,0.24%)找到销路。但在中国,这种消费需求发育并不充分,因此,Solidaridad设计的模式是改变作物。在新疆的棉花项目中,马英选择的切入点是种植有机棉。他希望,通过有机棉的种植获得改善环境、劳工条件的空间。首先,有机棉种植不用化肥,少用农药,本身对环境的污染降低。而且,虽然每亩单产比一般棉花下降10%-15%,但有机棉市场价格高近40%。有了这样的利润增量,农户和雇主才有条件在不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响应Solidaridad提出的改善劳工条件、提高儿童生存保障和教育的要求。 从2007年底开始,马英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组织合作社进行尝试。他们为此设计了资源的支持系统。为了启动项目,他们不仅向中小农户承诺给予种植技术上的全程支持、市场信息的免费支持,而且帮助农户采购种子和农资,提供部分启动资金。只要农民愿意改种有机棉,Solidaridad的工作人员就会出现在田间地头。 一些农户对此很感兴趣,但很快马英发现,当项目真的要启动时,他们又不愿“冒险”了。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长期担负着农业扶持和救济的责任,农民有着较大的依赖性。有机棉意味着一些先期投入,比如农资、种子、牛羊粪等,万一市场有风险,卖不出去怎么办?而在Solidaridad的模式下,他们只负责提供采购和销售信息,并不直接负责销路。为了解决这个担心,马英在Solidaridad倡导的模式之外作出了妥协,第二次登门时,他模仿中国农村传统合作社的方式,带上了一纸收购协议。但让他感到郁闷的,这仍然无法解除农户的依赖性。一个农民提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今年看起来卖给你没问题,那明年你管不管? 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之后,马英找到了南疆一个村的村支书,希望由他出面来组织农户。为了尽快建立第一个试点,Solidaridad提出可以为愿意尝试而没钱购买农资的农民提供小额的贷款。这个办法在最初看起来是奏效的,乡里对此也表示支持,项目启动终于看到了曙光。 不过,就在马英回到北京为项目的下一步筹备资源和招兵买马时,他突然接到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告诉他,最后组织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他们还是担心项目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尽管为未来的合作留了活话儿,但马英明白,今年的合作基本上是泡汤了。 公平的妥协 一年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让马英不得不反思,Solidaridad的公平贸易模式在中国到底适不适用。马英并不认输,他认为,缺人是项目推进不利的关键。如果发动足够多的员工和志愿者,去说服足够多的农户,Solidaridad仍有机会组织起合作社。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和印度等地的成功,与众多志愿者的参与有很大关系。而在中国,即便给不低的工资,也很少有人愿意到新疆的棉花里工作。不过,他也承认,任何一家NGO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个想法眼下并不现实。 经历过面向零散农户的失败之后,马英在思路上做了一些调整。2008年,他还在库尔勒和库车谈了两家大户,希望利用他们承担起合作社的角色来。 这似乎不是Solidaridad关注公平贸易的本意,毕竟,这些大户并不是供应链中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对他们的扶持,也不是Solidaridad的强项。但马英认为,毕竟通过他们,也可以间接地对环保、劳工和公平贸易作出一些改善,与Solidaridad的最终目的仍是一致的。在他与这两个大户的合作框架中,大户被要求对雇工“好一点”,比如增加冬天取暖,改善孩子的接生条件;付给雇工的月工资从200元增加到500元,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给识字比较多的民工每天放2个小时的假,让他们给民工的孩子们提供一些简单的教育。作为额外的回报,Solidaridad将在项目启动时,提供一些资金的补贴,定期到农场提供技术咨询,在农忙时则全天在场。 尽管做出了妥协,但运气似乎仍不站在马英这一边。库尔勒的那家大户去年遭遇风灾,棉花基本上绝收。这直接导致今年最初规划的17000亩项目,现在只剩了5000亩。与此同时,棉价从去年开始的下跌,也让一些人在投入时更加谨慎。据估算,新疆今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了10%以上。 不过,惨淡的现实仍能够支撑起马英的信心:与零散农户相比,大户敢于承受转换风险,只要算一下,觉得投入产出是有钱赚的,他们就不会有太多顾虑。而且,马英相信,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活力是其它地方的人不能比的,既然Solidaridad在中美洲和印度这样悠闲的国家都能成功,公平贸易一定会有一个可期待的前景。“在新疆,连沙漠里都能种出棉花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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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黑恶势力不过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黑社会的一个缩影。对于黑社会犯罪团伙,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加大了打击力度,然而,这些黑社会组织似乎并不怕政府的严打,他们的发展壮大是一个值得人们严肃思考的问题。黑社会一旦成势,就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届时再想干净地铲除,就很困难了。这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黑社会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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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源代码运动律师Lessig发起改造国会运动. 2010年2月22日发表于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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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三种音乐的不良倾向:附庸化,娱乐化,工艺化。针对当前的音乐生态,呼吁作出三个方向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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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欧洲中心主义,是一张能走遍天下的通票。这是一个印度教授的看法。她在美国讲学,报酬丰厚;开讲之先,喜欢说,作为一个女人和印度人,她不得不屈居卑位。正是欧洲人,严格地说,是白肤色的欧洲男子,才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靶子。并非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一个殖民主义的过去,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把殖民地丢了,却总是为自己短暂的殖民活动赔不是。尽管这是事实,但德国也得赔不是。在当前的后殖民话语中,欧洲早先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之声,似乎全然被忘却了。不仅如此,今天的白肤色的欧洲男子,仍然被人视为他(老)祖父的思想的支持者。当然,今天他不再凭借武力来折磨欧洲之外的人了,现在据说是他的脑袋理解不了亚洲和非洲的文化,因为他的头脑被认为浸透了后殖民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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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起,日本岛根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单位)正在试验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其行政首府松江市致力于把开源运动作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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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英译本的《知觉的首要地位》(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64年。英译者为Arleen B.Dallery。我们同时参照了梅氏的有关法文著作。——中译者
张尧均 杨大春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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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历史
201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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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清华校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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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早在先秦的典籍《尚书》、《周礼》中,便记载了法制历史的事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至汉以来,正史《刑法志》中虽以断代法制史为主,但也含有法制通史与法律文化史的内容,至于《通典》、《通考》、《通志》等类的志书中,更集中地收录了典章法制史料。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便规定“此时暂行摘讲近人所编《三通考辑要》”。1906年,《京师法政学堂章程》正式确定《中国法制史》为法政学堂基本课程,相沿至今,已逾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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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道德当然都很重要。中国应当完善自己的法律制度。不过,在此之外,教育是一个问题,道德价值观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比如中国现在的一些城市里,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他们一般来说不会有很强的社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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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集约与节约用地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健全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综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有限的土地资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一、当前我国土地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开展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在明晰产权关系、确定流转条件、规范流转形式、合理分配收益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要看到,我国在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耕地逐年减少,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任务艰巨。2001年至2010年共减少耕地1.59亿亩。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3亩,1/3省市人均不足1亩,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人均0.8亩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特别是农民修建房屋相互攀比,"一户多宅"现象普遍,加上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和耕地抛荒等因素,目前我国耕地每年以近700万亩的速度锐减。 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各种"圈地运动"不断升级。从客观上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带来建设用地的急剧增长。据统计,1990年至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2.5万平方公里以上,约占耕地减少总量的20%。从主观上看,在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拍挂"后,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长,形成"土地财政",这就刺激了地方政府"卖地"积极性。特别是有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尽力满足对方的占地需求,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土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我国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目前每年以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全国荒漠化面积达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3%,遍及13个省区市,近4亿人口受到影响。我国还是世界上公认的少水国家,淡水资源仅占世界的8%,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目前,每年因缺水造成粮食减产1000亿公斤左右,约8000万农村人口和4000多万头牲畜饮水困难。此外,城市三废(废气、废水、废渣)和农药、化肥、农膜、生活垃圾等污染源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土地质量下降。 征地拆迁矛盾突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目前征地一般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强制办法,而供地采取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偿出让形式,这一"双轨制"的存在,使矛盾、纠纷增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极端行为和群体性事件。据统计,目前征地拆迁的矛盾纠纷,占上访案件总数的33.1%。在征地过程中,暗箱操作、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屡见不鲜。2010年,全国发生违法用地案件达5.3万起,涉及土地面积41.8万亩,其中占用耕地16.4万亩。 土地监管存在漏洞,现行土地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现行的"条块结合"的土地管理体制,使土地管理部门很难对本地区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监管。这是一些地方城市建设过度扩张、项目不合理占地的重要原因。此外,《宪法》、《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是因"公共利益"需要,但未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界定,其解释权掌握在实施征地的各级政府手里,以至于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各类楼堂馆所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征地。 二、强化土地管理的目标和要求 上述情况表明,实现土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采取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强化土地资源集中统一管理,有效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监管机制。当前,要特别注重处理好四个关系。 处理好保护耕地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土地稀缺始终是根本性约束因素。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必须具备保护耕地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功能。既要保证农业发展特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又要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日益增加的用地需要,形成节约用地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局面。 处理好保护耕地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解决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同时,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森林保有量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以上,2050年森林覆盖率稳定在26%以上。这就需要处理好保护耕地和退耕还林、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坚持当前用地和长远考虑相结合,不以透支子孙后代的土地资源来求发展,保持土地资源的代际公平和永续利用,在不突破耕地红线前提下,加大生态功能的土地复垦力度,不断拓展国土绿色空间。 处理好城镇化建设与保护居民合法土地权益的关系。我国已进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时期,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51%,今后还将快速发展,城镇建设用地势必持续增加。但推进城镇化建设也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能超越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哄而上,不能脱离实际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更不能以牺牲居民合法土地权益和社会稳定为代价。 处理好土地管理制度建设与加强日常监督落实的关系。我国统筹城乡土地管理的基本法规和政策体系已经建立,《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了土地用途管制、耕地保护、征地补偿等基本制度。要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用地猛增和征地拆迁矛盾增多的问题,必须大力加强土地监管的权威性,健全奖惩机制,对未批先用、少批多用、违规建筑等非法占地行为,必须采取依法没收、拆除等强制措施,不能以"补办手续"而过关。 三、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的建议 一要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重点做好基本农田划定和农村集体土地登记等基础性工作,同时加快建设国家标准的永久性基本农田。健全耕地保护补偿长效机制,对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农民住宅要先行安排空闲地,加快旧村和"空心村"改造,鼓励农民向中心村、小城镇聚集。改革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坚决执行一户一宅政策,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强化耕地保护责任制,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数据库,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数据库网络传输系统,把保护耕地责任落实到乡镇、村组、农户、地块,做到分工明确、齐抓共管。 二要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不断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执行《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各级政府要制定和重新审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指标,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划定城镇建设用地"红线",限制城镇建设过度扩张,走集约化城镇发展道路。加强土地整治和复垦开发,对全国各类存量复垦土地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充分利用闲置土地,积极复垦旧城区、空闲地、废弃地等。实施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政策,针对不同产业土地配置效率和不同区域主体功能的差异,明确不同产业用地的先后次序,优先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等集约化程度高的产业用地,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地、高污染产业用地。 三要积极引导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是规模经营的前提。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始终坚持"姓农",绝不能以流转为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务必做到土地流转不流失。必须坚持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农村土地流转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确保农民享有土地流转自主权、流转方式选择权和价格收益谈判权等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新机制,培育和发展各种类型的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健全评估制度,规范流转手续,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土地流转市场。地方政府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土地流转长远规划,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配套政策,加强土地流转过程的规范管理,积极做好土地流转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防止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 四要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土地增值收益公平惠及各方。遏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将土地收入由原来地方政府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全部或部分纳入中央统一掌管的预算内国税收入,从根本上弱化地方政府与土地的利益关系。改革和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土地增值税收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土地税收在抑制土地投机、规范房地产市场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土地取得和保有成本,逐步把原来一次性收取70年或50年的土地出让金,改为缴纳浮动的土地使用年税制。规范征地程序,明确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的不同实施办法,公益性征地要严格依照论证、协商、听证、裁决、审批等程序确定,绝大多数居民不同意征地拆迁的不能强征强迁;经营性用地要严格按照市场运行机制操作,让当事人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权。完善征地补偿机制,积极探索各种补偿方式,按照"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对被征地拆迁的居民进行妥善安置,解决好他们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确保其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基本生活长期有保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五 要加强监督检查,完善土地管理配套措施和体制机制。尽早对《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进行相应修改,突出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征收土地的适用范围,坚决制止滥用征地权。同时加强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忧患意识和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自觉性。加强全国土地监管信息体系建设,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建立健全土地监管网络信息系统,完善举报奖励机制,对土地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和全方位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能力建设,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节约用地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实行最严格的惩处措施,对违规建高尔夫球场和高级别墅的要严肃查处。大力加强执法监督检查,有关土地管理法规必须严格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变通。建立健全土地和耕地定期检查、动态巡查、不定期抽查责任制,及时发现问题,对重大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要严肃追究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作者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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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地说,商务和政界充满了惊奇。无论是政客,银行家或是工会领导人,男人们几乎都穿着西服见面。资本主义的制服比资本主义本身更能征服地球。当奥巴马总统第一次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的时候,两人穿着几乎相同的深蓝色西装和色衬衣,打着红点装饰的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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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曾慨叹道:“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三百年后戊戌变法失败中,我们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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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年,孟德斯鸠的伯父、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戴臼形圆帽的庭长"之一因病去世,孟德斯鸠依照遗嘱继承其职务,成为"戴臼形圆帽的庭长",1726年卖掉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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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第二性新英文译本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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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写的那个时代,于这一代青年来说,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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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早在好几年前就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为什么几年下来并没有取得什么实绩?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名之曰"改革"就一定会成功。事实上,商界不少缺乏诚信之辈已经瞄上温州金融改革的"商机",一手炮制"收购美国特拉华州大西洋银行"假新闻的温州商人林春平就自述,此举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日后参与温州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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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黄有光等谈幸福:崔之元主张,幸福感的客观基础,可以用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标来衡量,它包括三项指标,一是人均GDP。二是预期寿命。95%的人会认为人寿命越长越幸福。第三个分量是教育指标。黄有光用"4F"表示四大因素,即Faith(信仰)、Form(健康)、Family(家庭)、Friends(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