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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贾樟柯: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影视 2010/07/24 | 阅读: 1963
    我自己不知道所谓"第六代"是按什么来划分的。从年龄上来说,我比1990年就拍出《妈妈》的张元导演要小七岁,比认为自己是"第七代"导演的陆川大半年。我二十八岁拍出《小武》,从1998年起人们就把我归入"第六代"的行列了。我一直觉得,过分地强调自己是第几代,或者过分地排斥自己是第几代,本质上是一样的。不想把自己归为一个群体,某种程度上是想强调个人的独特性,或者想回避"某代"所具有的负面影响。比如,一说"第六代",就说票房差,这反而让我觉得,如果别人愿意,那好吧,我就是"第六代"。我第一次知道"第六代"这个称呼,大概是1992年,在我投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有一天考完专业课,去美术馆看展览,顺便在那里买了一张新出的《中国美术报》,上面有一篇文章是介绍"第六代"导演的,当时,张元拍出了《妈妈》,王小帅正在拍《冬春的日子》,吴文光也拍出了他的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娄烨的《周末情人》即将完成。也是从这些电影开始,开始了中国的独立电影运动。那是90年代初,整个国家刚刚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在创伤之后,沉闷之中,当时所谓的"第六代"导演们用电影挑战威权。"独立"两个字,让我异常兴奋。过去挑战威权在那张报纸里,有一段描述让我至今难忘。里面写到王小帅为了拍《冬春的日子》,趴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我常想象,今天已经发福的王小帅,那时侯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矫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错,呼啸而过的无数列车上,原来还搭乘过一个青年的电影梦。但,这何尝不是一个自由梦。在当时的环境下,国人还没有普遍的意识,知道原来我们每个个人,也可以用一己之力,拍电影去表达自己独立的感受。当时只有国营的16个制片厂,才有财力、有权利去拍电影,其余都被视为"非法"。跟那个时候离开国家单位下海做生意的人一样,那些离开体制、独立制作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就是我们个人要争取表达的权利,这延续了他们在那场运动里面的诺言,他们开始从别的角度扩展中国人的言语空间和社会的自由。因此,我一直把那场风波看作是我最早的民主启蒙。当时,我是21岁的山西青年,读过几本小说,散碎的有一些美术基础,我是"第六代"的追随者,我一直以他们为师。我知道他们在对抗威权,争取自由表达。若干年后,当人们把"第六代"当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群体,不知深浅的堂吉诃德,看做是这个时代不合时宜的怪物的时候,我茫然地笑了。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有一首诗:大海没有时间和沙子交谈,它永远忙于谱写浪涛。诗人看事豁达,值得"第六代"学习。但,我还是想说,难道都忘记了吗?从90年代开始,是谁用自己独立的精神撕开了铁幕,用怎样的努力在密不通风的官方话语空间之外,开始有了个人的诉说。今天,整个社会可以讨论普通人的尊严。这些是不是得益于一大批"第六代"导演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呈现被社会变革抛到边缘的人群,而呼唤给这样的人群以基本的权利?对,电影当然不是社会进步力量的全部,但回望90年代,电影是文化领域中和旧体制旧思维战斗最短兵相接的部分。很多人被禁止在他的祖国拍片,有的人的护照被没收。很多人依旧在拍片,很多观望的人和权力站在一起,对此冷嘲热讽刺。我们看今天的年轻人,染着头发,在城市里穿梭,可以自由选择并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的时候,是不是得益于张元导演的触禁之作《东宫西宫》?对,是王小波的著作,李银河的学术,各个社会组织奔走呼吁,他们的合力带来的自由。但,张元导演呢?变革的时代,还有更多的人被权力和经济利益抛向边缘,是哪些电影一直注视着这样的人群?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去关注弱势群体。这种力量部分来自"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我看来,"第六代"电影是中国文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光彩的部分。这样的电影现在看起来无法产生利润,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去帮助这些电影更好的被公众接受?这样的处境本质上不是市场的选择,这样的局面是我们的电影长达十几年无法跟观众见面的结果。如果没有被意识形态控制的十几年,我们的电影会有同步十几年成长起来的观众,我们背后会有一个巨大的群体。而不是当我们拿着自己的电影,终于可以出现在市场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那些已经被好莱坞电影完美征收的青年。很多导演都会有无力感,但是延续中国电影文脉的,是那些真正坚持下来、不合时宜的人。1997年,经济变革加速,这一年,娄烨开始筹拍《苏州河》,王小帅推出《极度寒冷》,张元在筹备《过年回家》,章明刚刚完成《巫山云雨》,这一年,我开始拍《小武》,我很荣幸我被称为"第六代"。作为一个电影运动,"第六代"导演今天已经分化,他们已经走向各自不同的领域,在这不算太长的电影生涯里,我们每个人都呈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缺点,以及电影能力方面的弱点。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电影,选择跟现实有关系,选择跟真实有关系。这些影片,相互补充,相互串联,隐约勾勒出了一条中国变革的影像之线,不至于让中国人的真实遭遇在物欲的喧嚣泡沫中无迹可寻。这是一条划痕,刺痛时代,也刺痛我们自己。现在挑战市场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专制。但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我们都不是市场的敌人,自由经济是诸多自由梦中的一种,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知道市场有时候会跟权力勾肩搭背,但我们也愿意拥抱市场,并为此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财力。最讽刺的是每一次发片,媒体异常关心此类电影的票房数字,并喜欢提前宣判"第六代"电影的死刑。文艺片需要有相对长的市场培育时间,甚至头一两个月都只是它的酝酿阶段,但在发片前就宣布这些电影票房惨败,作为导演,会觉得是釜底抽薪。连观望三天的耐心都没有,观众自然散去,没有人愿意看死尸,只有人愿意看奇迹。在市场的战斗里,硝烟滚滚,但我们依然存活了下来。这样一群打不死的"第六代",我愿意属于它。虽然这场运动或许已经终结,但我们各自的电影生涯还会很漫长,就好象新浪潮之后,特吕弗变成了伟大的商业电影导演,拥有广泛的票房,戈达尔变成更加自我的电影作者,而更多的人在走中间路线。个人的电影得失,不能代表群体。因而也不能再以对群体的否定,来否定个人。这,过时了。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我们无论在与意识形态的对抗,还是商业经济的对抗中,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而且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而对观众,对市场,最起码我对它依旧有激情。有另一首诗歌,来自拉托维亚诗人贝尔社维卡:        你如披上群星欢叫的天空        我在你身上点燃我的爱        每次你伤害我        你只熄灭一颗星星        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悲声长叹?未来挑战自己跟任何一代导演一样,我们都会衰老,都会或早或迟失去创造力。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来到我们身边。但对我来说,只要看到满街如织的人群,我还有动心的刹那,这让我想起最初拍电影的理由。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很多人熟悉革命文艺并且至今被这种美学影响。这种文艺的原则是用最通俗的形式,将执政者的声音传达给大众,整个传达过程不需要也不允许自我的存在。一些人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里,突然遭遇了"自我",因为不熟悉便错将"自我"当"自恋"。而如果一部影片没有至上而下的"精神"传达,便说:这电影没有主题。可是,即使是幼稚的自我认识,传达出来的仍然是尊贵的个人感受。反过来,即使是真理的传播,也不应该夹杂权力的语气。不要担心我们的偏执,电影应该是一种娱乐,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现在都在捍卫电影作为娱乐的权利。但是,多元的态度不应该是专属于娱乐的专利,文化失去最后的栖身之地,大众的狂欢便开始成就新的专制。我们中的人,还会拍出各种各样的佳作,也会拍各种各样的烂片。但,我相信只要自我尚在,就能保留灵魂。只要对现实尚有知觉,就代表我们还有充沛的创造力。对不起,我说了太多的"我们",因为一种电影精神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结束文章之前,我想用老文艺青年的方法,来几句北岛的诗: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我加一句: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2. 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
    历史 2015/10/27 | 阅读: 1963
    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所谓"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是一种"内部视野",它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事件的政治决断及其形成提供了线索。这个"内部视野"与其他的"内部视野"在相互纠缠、并置和冲突中共同构成了那一时代政治生成的动力。
  3. 黄奇帆:拯救同创
    经济 2009/09/06 | 阅读: 1964
    同创置业官方网站上次更新已经是2008年6月25日的旧事了。在官方网站“艰难”更新背后,是同创置业过去一年来“死去活来”的经历。这个总资产一度达到20亿元,排名重庆第六的明星开发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轰然倒下。
  4. 邓野:1943年向蒋介石铸献九鼎的流产与非议
    历史 2012/09/24 | 阅读: 1964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日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5. 韩少功:笛鸣香港
    文学 2011/09/29 | 阅读: 1965
    进入香港后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少高楼瘦长如棍,一根根戳在那里顶着天,让观望者悬心。在全世界都少见这种棍子,这种用房屋叠出来的高空杂技。它们扛得住地震和狂风吗?那棍子里的灯火万家,那些蛀入了棍子的微小生物,就不曾惊恐于自己的四面临虚和飘飘欲坠? 我这次住九楼,想一想,才爬到棍子的膝部以下,似乎还有几分安稳。套间四十多平米,据说市值已过百万。家居设施一应俱全,连厨房里的小电视和小花盆也不缺。但卧房只容下一床,书房只容下一桌一椅,厨房更是单人掩体,狭窄得站不下第二人。我洗完澡时吓一大跳,发现客厅里竟冒出陌生汉子。细看之后才松了口气,发现对方不是强盗,不过是站在对角阳台上的邻居,透过没挂上窗帘的玻璃门,赫然闯入我的隐私。 他不在客厅里,但几乎就在客厅里,朝我笑了笑,说了句什么,在玻璃门外继续浇洒自家的盆花。 他是叫海伦还是汤姆? 我不知该如何招呼。 港人多有英文名字--多族裔机构里的职员更是如此。这些海伦或者汤姆在惜地如金的香港。如果没有祖传老宅或千万身家,一般都只能钻入这种小户型,成天活得蹑手蹑脚和小心翼翼,在邻居近如家人的空间里,享受着微型的幸福与自由。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人们擅长螺蛳壳里唱大戏,精细作风举世闻名。在这里,哪怕是一条破旧的小街,也常常被修补和打扫得整洁如新。哪怕是廉价的一碗车仔面或艇仔饭,也总是烹制得可口实惠。哪怕是一件不太重要的文件副本,也会被某位秘书当成大事,精心地打印、核对、装订、折叠、入袋,封口......所有动作都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直至最后双手捧送向前,如呈交庄严的国书。 正因为如此,香港缺地皮,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高楼密度、汽车密度,却仍是很多人留恋的居家福地。海伦们和汤姆们,即自家族谱里的阿珍们和阿雄们,哪怕在弹丸之地也能用一种生活微雕艺术,雕出了强大的现代服务业,雕出了曾经强大的现代制造业,雕出了或新潮或老派的各种整洁、便利、丰富、尊严以及透出滋补老汤味的生活满足感。毫无疑问,细活出精品,细活出高人,各种能工巧匠应运而生,一直得到外来人的信任。有时候,他们并不依靠高昂成本和先进设备,只是凭借一种专业精神与工艺传统的顽强优势,也能打造无可挑剔的名牌产品--这与内地某些地方豪阔之风下常见的马虎、潦草以及缺三少四,总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些称之为Mall的商城同样有港式风格。它们是巨大的迷宫,有点像传统骑楼和现代超市的结合,集商铺、酒店、影院、街道、车站、学校、机关以及公园于一体,勾心斗角,盘根错节,四通八达,千回百转,让初来者总是晕头转向。它们似乎把整个城市压缩在恒温室内,压缩成五光十色的集大成。于是人们稍不留心,就会错觉自己在酒店里上地铁,在商铺里进学堂,在官府里选购皮鞋。想想看,这种时空压缩技术谁能想得出来?这种公私交集、雅俗连体、五味俱全、八宝荟萃、各业之间彼此融合、昼夜和季节的界限消失无痕的建筑文化,这种省地、节材、便民、促销的建筑奇观,在其他地方可有他例? 一代代移民来到这里打拼,用影碟机里快进二或快进四的速度,在茫茫人海里奔走,交际、打工或者消费,哪怕问候老母的电话也可能是快板,哪怕喝杯奶茶或拍张风景照也可能处于紧急状态。"你做什么?""你还做什么?""你除了这些还做什么?"......熟人们经常一见面就劈头三问,不相信对方没有兼职和再兼职,不相信时间可以不是金钱。显然,这种忙碌而拥挤的社会需要管理,近乎狂热的逐利人潮需要各种规则,否则就会乱成一团。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人肯定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面对维多利亚港湾两侧乱哄哄黑压压的殖民地,面对缺地、缺水、缺能源但独独不缺梦想的香港,不会掏出太多的民主,却不能不厉行法治。他们把香港当作一个破公司来治理。米字旗下的建章立制、严刑峻法、科层分明、令行禁止,成了英伦文化在香港最需要也最成功的移植。"政府忠告市民:不要鼓励行乞!"这种富有基督新教色彩的警示牌,也从欧洲舶来香港街头。 一次很不起眼的招待会,可能几个月前就开始预约和规划了。电话来又电话去,传真来又传真去,快递来又快递去,参与者必须接受各种有关时间、地点、议题、程序、身份、服装、座位、交通工具、注意事项之类的敲定。意向申明以后还得再次确认,传真告知以后还得书函告知,签了一次字以后还得再签两次字,一大堆文牍来往得轰轰烈烈。不仅如此,一次主要时间只是用于交换名片、介绍来宾、排队合影再加几句客套话的空洞活动结束之后,精美的文牍可能还会尾随而至:关于回顾或者致谢。 不难想象,应付这种繁重的文牍压力,很多人都需要秘书。香港的秘书队伍无比庞大当然事出有因。 也不难想象,港人在擅长土地节约之余,却习惯了秘书台上日复一日的巨量纸张耗费,让环保人士愤愤不满。 但没有文牍会怎么样? 口说无凭,以字为据。没有关于招待、合同、动议、决策、审计、清盘、核查、国际商法等方面的周到字据,出了差错谁负责?事后如何调查和追究?追究的尺度和权利又从何而来?......从这种意义来说,法治就是契约之治,就是必须不断产生契约的文牍之治--虽然文牍癖也有闹过头的时候,比方说秘书们为某些小事累得莫名其妙。 车载斗量的文牍,使香港人几乎都成了契约人,成了一个个精确的条款生物和责任活体。考虑到这一点,在庞大秘书行业之后再出现庞大的律师队伍之类,出现数不胜数的检控之类,大概也不难理解了。 有一位老港人向我抱怨,称这里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人情,缺乏深交的朋友。光是称呼就得循规蹈矩不得造次:mister,先生就是先生;doctor,博士就是博士;professor,教授就是教授--大学里的这三个称呼等级森严,不可漏叫更不可乱叫,以至只要你今天退休,你的"×教授"称呼明天立马消失,相关的待遇和服务准时撤除,相处多年的秘书或工友也忽如路人,其表情口气大幅度调整。这种情况-咆括不至于这般极端的情况--当然都让很多大陆人和台湾人深感不适,免不了摇头一叹,人走茶凉呵。 但人走茶凉不也是法治所在么?倘若事情变成这样:人走了茶还不凉,人不在位还干其政,还要来看文件,写条子,打电话,参加会议,消费公款,甚至接受前呼后拥,有关契约还有何严肃性和威慑力?倘若人没走茶已凉,人来了茶不热,有些茶总是热,有些茶总是凉......那么谁还愿意把契约太当回事? 契约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须尽可能把感情与行为一刀两断,用条款和责任来约束行为。这样,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却不失为公法之幸,能使社会组织的机器低摩擦运转。面子不管用了,条子不管用了,亲切回忆什么的不管用了,虽然隐形关系网难以完全绝迹,但朋友的经济意义大减,徇私犯科的风险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乱相,包括省掉了大批街头的电子眼,市政秩序却井井有条,少见司机乱闯红灯,摊贩擅占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业,行人随地吐痰、乱丢纸屑、违规抽烟,遛狗留下粪便......官家的各种"公仔(干部)"和"差佬(警察)"也怯于乱来。哪怕是面对一个最无理的"钉子户",只要法院还未终结诉讼,再牛的公共工程也奈何它不得。政府只能忍受巨大预算损失,耐心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最终改道易辙。 因为他们都知道,法治治民也治吏。违规必罚,犯禁必惩,一旦出了什么事,就有重罚或严刑在等着,没有哥们儿或姐们儿能来摆平,也难有活菩萨网开一面。那么,哪个鸡蛋敢碰石头? 无情法治的稍加扩展就是无情人生--或者这句话也可反过来说。 这样,我们对人情与秩序能否兼得?在难以兼得之时又如何痛苦地选择?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说起来,香港人并非冷血,每日茶楼酒馆里流动着的不全是社交虚礼,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友情。特别是节假日里,家庭成了人胜取暖的最佳去处,合家饮茶或合家出游比比皆是,全家福的图景随处可见,显现出香港特别有中华文化味道的一面。父慈子孝,夫敬妇贤,其情殷殷,其乐融融,构成了百姓市井的亲情底色。 这些人不习惯西服革履,更喜欢休闲便装;不习惯道貌岸然,更愿意小节不拘自居庸常--包括挂着小腰包光顾赛马场和彩票。与之相联系的是,他们的阅读大多绕开高深,指向报上的地方新闻和娱乐八卦,还有情爱和武侠的小说。他们使用着最新款的随身听、数码相机、mp4、便携宽频多媒体,但大多热心于情场恩仇和商界沉浮一类个人故事--这是通俗歌曲和通俗电影里的常见内容。内地文化人对此最容易耸耸肩,摇摇头,讥之为"文化沙漠"。其实这里图书、音乐、书画、电影的同比产出量绝不在内地之下,大量人才藏龙卧虎。稍有区别的是,他们的文化主题常常是"儿女情"而非"天下事",价值焦点常常落在"家人"而不是"家国",多了一些就近务实的态度,与内地文化确实难以全面接轨。黄子平教授在北京大学作报告的时候,强调香港文学从总体上说最少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特别品种,值得研究者关注。据他说,学子们对这个话题曾不以为然。 学子们也许不知道,他们与大多港人并没有共享的单数历史。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当局管理着这一块身份暧昧的东方飞地,既不会把黄肤黑发的港人视为不列颠高等同胞,也不愿意他们时常惦记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之根,那么让他们非中非英最好,忘记"国家"这一码事最好--这与一个人贩子对待他人儿女的态度,大体相似。这种刻意空缺"国家"的教育,一种大力培养打工仔和执行者而非堂堂"国民"的百年教育,也许足以影响几代人的知识与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来就是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里的先辈们难享国家之惠,也少受国家之害,遥远朝廷在他们眼里实在模糊。当中原族群反复受到北方集团侵掠或统治,那里的国家安危与个人的生死荣辱息息相通,国与家关系密切,忧国、亡国、思国、报国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齐"通向"治平"的古训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持,有了更强的逻辑力量。与此不同,香港偏安岭南一角,面对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虚弱的东南亚,一片来去自由、国界含混、治权零乱的南洋。在这样的地缘条件下,如果不是晚近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以及九七回归,他们的心目中那个抽象的"国家"在哪里?"国家"对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多少意义? 大多数港人也修身,也齐家,但如果国家若有若无,那么"治国平天下"当然就不如"治业赚天下"更为可靠实用了。这样,他们精于商道,生意做遍全球,但不会像京城出租车司机们那样乐于议政,不会像中原农民们那样乐于说古。内地文化热点中那些宫廷秘史、朝代兴衰、报国志士、警世宏论、卫国或革命战争的伟业,在这里一般也票房冷落。国家政治对于很多港人来说是一个生疏而无趣的话题。更进一步说,如果国家的偶尔到场,不过是用外交条约把香港划来划去,使之今天东家,明天西家,今天姓张,明天姓李,一种流浪儿的孤独感也不会毫无根由。 殖民地都是精神和文化的流浪儿--香港不过他们中比较有钱的一个。想一想,这个流浪儿是应该责难还是应该抚慰?他们的文化在经受批评之前是否应该先得到几分理解? 1997年,很多港人在五星红旗下大喊一声"回家啦--"但这个家,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比如有相对的贫穷,有较多的混乱和污染,有文化传统中炽热的国家观和天下观。但无论人们是珍爱这个家还是厌恶这个家,"国家"终于日渐逼近,不可回避了。 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国家意识,都需要国籍的尊严感和自豪感。诗人北岛说,他曾经遇到一个保加利亚人。那人说保加利亚乏善可陈,从无名人,连革命家季米特洛夫还是北岛后来帮对方想起来的。但那人觉得这样正好,更方便他忘记自己的国族身份,从而能以世界文化为家。出于类似的道理,多年来几无国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国家这个权力结构?他们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已经足够?他们国土视野和国史缅怀的缺失,诚然收窄了某种文化的纵深,但是否也能带来对狭隘国家主义的避免? 无可选择的是,国家是现代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历史上的国家功罪俱在,却从来不是抽象之物,不全是旗帜、帽徽、雕像、诗词、交响乐、博物馆、哲学家们的虚构。对于1997以后的很多港人来说,即使抗英、抗日的伤痛记忆已经淡薄,但国家也不仅仅意味着电影里的"内战"和书刊里的"文革",而有了电影与书刊以外的更多现实内容。国家是化解金融危机时的巨额资金托市,是对数千种产品的零关税接纳,是越来越值钱的人民币,是越来越有用的普通话,是各种惠及特区的人才输入、观光客输入、股市资金输入、高校生源输入、廉价资源产品输入......一句话,国家是这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成为真切可触的利益,正在散发出血温。 即便有些人对这一切不以为然,即便他们还是贬多褒少,但无论褒贬都透出更多北向的关切,与往日的两不相干大为异趣了。即便有些港人还不时上街呛声某些中央政策,但这种呛声同样标示出关切的强度。 汶川大地震后,我立在香港某公寓楼的一扇窗前,听到维多利亚港湾里一片笛声低回,林立高楼下填满街道的笛声尖啸,哀恸之潮扑面而来。各个政党和社团的募捐广告布满大街,各大媒体的激情图文和痛切呼吁引人注目,学生们含着眼泪在广场上高喊"四川坚强"和"中国坚强",而高楼电子屏幕上的赈灾款项总数记录,正以每秒数十万的速度不断跳翻......这一刻,我知道香港正在悄悄改变,一块殖民地的心灵流浪大概行将结束。 我隔着宽阔海面遥望港岛,那一片似乎无人区的千楼竞起,那一片形状各异的几何体,如神话中寂静而荒凉的巨石阵。 我知道那里有很多人,很多陌生而熟悉的人,只是眼下远得看不见而已。  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爸爸爸》、《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  
  6. 亚历山大·埃特金德:自我殖民:21世纪的帝国拼图
    历史 2013/09/16 | 阅读: 1965
    俄罗斯农奴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曾是19世纪俄罗斯政治和史学的核心主题,现在却已沦为21世纪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注脚。农奴制与美国奴隶制度同时被废除,但却涉及更多的人,有着既深刻又持久的影响。然而,俄罗斯并没有像北美关注奴隶制遗留问题一样关注农奴制的遗留问题。这种学术界的双重标准着实令人惊讶。
  7. 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清末教育变革
    历史 2009/09/13 | 阅读: 1966
    湖南的近代教育与官方的积极宣导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清末湖南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并且每年还要承担约七十万元的对外赔款,因此不可能有过多的资金来兴办近代的新式教育,这样兴办近代新式教育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所谓社会名流、地方贤达的绅士身上了。
  8. 朱姆沃尔特:口头传承研究方法术语纵谈
    社会 2010/01/13 | 阅读: 1966
    [题注]这篇文章是对西方的口头传统研究历史所做的最出色的述评之一。它以欧洲人在19世纪期间对民族之概括的寻觅活动为切入点,那也是语言学家和田野作业工作者通过对口头传承的搜集,寻求建立他们自己民族的“认同”的时期。从这里开始,朱姆沃尔特接着描述了“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他们试图通过对得自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的民间故事变体的追溯,找到它们的唯一的起源形式。她还讨论了其他一些专注于民间传承样式的学派,例如由Axel Olrik提出的“史诗法则”(epic laws)理论,以及由米尔曼·帕里、艾伯特·洛德和约翰·迈尔斯·弗里做了精细阐述的“口头程式理论”。这篇文章还涉及到其他一些理论,例如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等,对女权主义和对“本真性研究”(studies of authenticity),也相应地作出了述评。在文章的接近结尾处那个图表,有特殊的重要性,并且十分实用,那里罗列了这些学派的大体范畴和这些派别所对应的特定方法论,以及他们各自对口头传统所做的设定,以及各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名字。总之,通过对相关学派的归类和对他们各自独特贡献的强调,这篇文章为西方的口头传统研究提供了极为简洁和精当的介绍。 ——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作者:罗斯玛丽·列维·朱姆沃尔特(Rosemary Levy Zumwalt) 译者:尹虎彬本文拟就口头传承的研究方法展开讨论,将该文冠以术语汇编(a glossary)是很恰当的。英文glossary的词根为gl?ssa,古希腊语指言语(tongue)或语言(1anguage)。《韦氏英语大词典》将glossary的词义界定为:“对书籍、作者、方言、科学或艺术给予解释的一整套语汇”,本文所努力要做的,就是从科学和艺术的角度,将研究口头传承的各种学说做一些术语上的梳理。我所关注的,主要是20世纪民俗学者,他们在研究口头传承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理论和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早期的理论假设,它们较重视文本自身——脱离了讲述者或演唱者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或民歌。早期的民俗学者很重视文本的起源和流布路线的重建(该文后面附有图表,其中包括20世纪“机械”的方法,还有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年代—地域假设)。在讨论了早期这些由文本导引而探究其起源的方法之后,我将讨论文化学的方法,探讨其看待口头传承的三个视野:其一,口头传承是文化的反映或文化的创造(文化反映物),其二,口头传承反映了文化的内容,也反映了人们的文化期待(文化与个人),其三,强调口头传承如何满足了一定的文化需求(功能主义)。接着,本文要讨论文本的模式化:口头程式理论,它的目的是再现复杂的文本,发掘深层的叙事单元,这些叙事单元帮助讲述者记忆、再创作复杂的文本。形态学理论,它将重心移向特定样式的内部的模式化即民间故事、谜语、谚语的形态学上。本文还将讨论更为广阔的结构主义,以及它所关注的人类宇宙意识的方方面面,还要涉及隐藏的或深层结构——这种结构在口头传承中所体现的方式。从普泛的结构主义,我将转向象征的意义表述,这在象征的解释、结构主义的解释以及心理学的解释中都有研究。在近距离地考察这些理论之后,我还要讨论民族志诗学,它研究口头传承的艺术表演和表演理论,这一理论洞见了创造的过程,即民俗事项、表演者、听众。由表演理论我进入女权主义理论,该学说致力于研究口承文化的权利和性的问题。最后,我要讨论本真性(Authenticity)问题,它涉及到对口头传承所做的种种假设的检视以及内中的原因。18、19世纪“大理论”的方法在追述20世纪口头传承研究诸方法之前,让我们哪怕是简略地回眸一下18、19世纪的学者们,是他们开辟了口头传承起源问题研究的一个时代。关于起源问题有三个主要的学说: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进化理论,太阳神话学说。它们的中心议题是口头传承起源于何时。浪漫主义是以这样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的:口头传承起源于我们,起源于我们的人民的心理意识,起源于我们祖辈的土地。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是该运动的发起者[ii],他将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与民间诗歌联系起来,他将诗歌称为“一个民族的档案馆” (Wilson28)[iii]。民间诗人是其“文化有机体的一员,他们是与民族精神最有机地交融在一起的”。德国的赫德尔认为,由于上层阶级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民族文化或事物,农民是民间诗歌、民族语言的保存者(Wilsort28—29)。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们,他们对追溯全世界的所有民族的口头传承的起源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对于自己的传统具有占有的欲望。1835年由隆洛特(Elias I?nnrot)编辑的《凯莱瓦拉》隶属于芬兰;1812—1815年由格林兄弟(Jacob Grimm,Wilhem Grimm)编辑出版的《儿童和家庭故事集》(Kinder-und Hausm?rchen)中的故事属于德意志;1845和1848年由阿斯比约思森(P.C.Asbjomsen)和穆(Jorgen More)出版的《挪威民间故事集》(Norske Huldre-eventyr og Folkesagen)属于挪威。按照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说法,我们的“草原、土地,养育了我们人民的血肉和精神,养育了我们的文学的民间精神(Volksgeist)”。在19世纪的文化进化论的学说中,对于起源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假设,即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野蛮时代,人们的生活由神话引导;在野蛮时代,人们由神话的痕迹移入民间故事;在文明时代,受过文明洗礼的人,已经失去了一切而仅留有口头传承的破碎的痕迹。他转向了农民和孩童,去研究过去时代的古雅离奇的残留物。因此,正当社会组织在进化的阶梯上螺旋式地向更高层次进化的同时,他们的口头传承则退化了;那就是说,当社会组织从简单到复杂时,口头传承则从繁复走向简单。[iv]对人类学家安德鲁·兰(Andrew lang)和爱德华B·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来说,文化进化学说,不仅解释了口头传承的起源,而且为划分风俗、信仰诸种族的习俗惯制,以及编写人类历史发展史提供了框架。兰在其两卷本的《神话、仪式和宗教》中提出了一种流行全世界的“原始知识”的基础和它在希腊神话和欧洲农民知识中的遗存这样一种思想。在《原始文化》中,泰勒从人类早期到欧洲农民的信仰和习俗惯制,从孩童的歌谣和游戏,去追寻口头传承遗留的踪迹。泰勒写到,“儿童民俗过去作为体育竞技和孩童的功课,再现了历史早期阶段,即人类童年似的部落阶段”(1—74)。这个广阔、宽泛的规律曾经是一剂万灵药,为口头传承以及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基本原则。与文化进化论者直接对立的有太阳神话学者。他们认为农民讲述的民间故事,并非源于原始状态的遗存,而是辉煌发达的远古的回声。那时,人们用语言的形态进行交流,直到“语言疾病”破坏了人们的相互理解。自然是生命的核心。神话、诗歌时代的人们,用抒情诗的语言风格,去描绘太阳升沉的奇观,描绘太阳那穿过云层的光辉。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这位太阳 神话学说的核心人物,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将神话的起源追溯到阿利安人和它们的神秘的吠陀。缪勒认定,希腊的神祗宙斯就起源于吠陀天神特尤斯(Dyaus),推而广之,希腊的万神殿就是吠陀万神殿的伪装形式。缪勒抬高了口头传承的起源,他解释了希腊神话的野蛮的成分。例如,希腊神话中的乱伦和同类相食的成分,乌刺诺斯(Uramus)娶了他的女儿盖亚(Gaea),克罗诺斯(Cronus)吞食了他的姊妹—夫人盖亚(Gaea)生的孩子,对缪勒来说这些便是神圣的吠陀的一种伪装的翻版。这样的故事的确讲述了天与地的统一,乌刺诺斯便是天的形式,盖亚便是地,以及天空中运动的云朵,它是由克罗诺斯向前吞吐他的孩子来表示的。20世纪“机械的”方法论19世纪研究口头传承的学者,他们有一种冲绝一切的满腔抱负,但他们被20世纪初的那些更为理智的学者所战胜。“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和“年代—地域假设”,其核心就是根据大量材料来证明故事的传播。民俗学者继承了前一种方法,人类学者继承了后一种方法:这两个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书面文本的有无。对于“芬兰历史—地理方法”的追随者来说,最早的记录文本,它的断代便标志着文本的书面研究的开始。人类学家如鲍亚士一直从事无文字社会的文化研究;因此,他们并不拥有那些民族的人们自己的书面文本。他们因此依靠地理传播的故事。这两个学派都认定,一个故事从中心点向四周的流布,就像水面上从抛掷卵石的地方,向四周不断扩大的波纹一样。一个故事,它在地理上的扩散越广阔,那么该故事便越古老;故事的原始形式可能就在它的传播中心。对这两种方法说,它们的立足点便建立在大量记载的形形色色的故事或文本上。阿尔奈(Antti Arne)这位芬兰人和汤普森(Stith Thompson)这位美国人,是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两个主要的推动者。为采集故事传承路线的具体材料,先是阿尔奈,后来是汤普森,他们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可供参考的工具。以便能够让学者们把引用的叙述作品标准化。这些作品是他们从许多不同的文学和文化资源中采集来的。阿尔奈和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和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在这种关注流布路线的方法中,作为口头传承的传播者和故事讲述者却无从提起。[v]假如说19世纪的学者们,会在叙事作品细节缺失之处进行润饰、修改的话,那么,20世纪初的那些学者们,会试图建立虚幻的故事的起源,为此,他们将缩小视野,只研究民间叙事的赤裸裸的骨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失去了讲述者以及讲述者传递故事的目的[vi]。文化的方法论文化的方法论填补了由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和年代—地域假设留下的社会沟壑。“文化反映物、文化与个人、功能主义”方法论,它所强调的是口头传承作为材料系统,其中熔铸了文化的意义,服务于社会成员的需要。鲍亚士(Franz Boas)在其西北印第安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特林吉特印第安人、钦西安印第安人、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口头传承,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的细节,如亲属、狩猎、食物准备,还有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细节。鲍亚士所研究的那些社会,在前20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加之他热衷于原初形态的文化(precontact culture),他将口头传承作为这些文化的资料来源之一。鲍亚士在其著作《反映在神话中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文化》中论及故事,认为它们“反映了生活的模式,人们的思想,或许还包含了叙事者感兴趣的一切。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的情况,会以故事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情况表现出他们的思想意识,并有可能摆脱欧洲人的观察者的偏见”(v)。与此同时,鲍亚士的这种方法与他的所谓的过去文化的历史重建相关联。当然,关注的焦点不一定放在过去。尽管目前的研究中很少使用这种方法,它对于口头传承的研究仍然是很重要的。文化反映论者持有一面文化的镜子,他们知道这面镜子里都有些什么内容。同时,文化与个人的方法论则强调了文化中所找不到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表现在口头传承中的。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是这一学派的推动者之一,她是鲍亚士的学生,她依赖于这些由她的良师益友和其他人发展起来的思想。在《祖尼印第安人神话学》(1935)中,她综合研究了朴布罗印第安人的文化,这一传统文化表现在叙事文化中,但是,在朴布罗印第安人的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例如,故事里的人,他们进屋子时,要爬上梯子到房顶,再由洞开的屋顶缘梯而下。依本尼迪克特所见,这是一种早期时代的“文化滞后”。(i:xv)她讨论“文化滞后”时,使用的方法与鲍亚土的无甚区别,不外是沿袭了他的通过叙事文本进行历史重建的思想,但是,她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故事的书面阅读上。她论述了故事的形成是由心理需求来完成的,这些心理需求包括成就感,与不健全的社会组织建立起情感上的认同,允许被压抑情感、愿望的释放。对于本尼迪克特和其他人如杜波依斯(Cora Du Bois)和阿伯兰·卡迪纳(Abram Kardiner)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故事不再是文化的精神气质的反映,以及社会成员形成理想个性的手段方式。正如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论述的那样“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是一种几近一贯的思想与行为模式”(46)。而口头传承便是文化的一种手段,它反映了这种模式化的过程。功能主义方法强调的是口头传承如何对社会有益。马林诺夫斯基曾在新几内亚海岸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民众中进行田野调查(1915—16,1917—18)。他利用这些材料突出强调了“神话如何具有稳定习俗的规范力量,认可行为模式、赋予某一制度以尊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Argonauts328)。简言之,神话的作用是给予信仰以社会学上的特许状。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土著人,他们利用神话故事的背诵,来为他们的仪式和信仰提供合法性依据。口头传承把他们与过去的时代连接起来——的确,叙事被称为libogwo,即“老故事” (198)——而且保证未来的生命的不朽。因此,根据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口头传承对于人们来说,有它实在的工作要做:它从根本上加强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现实感;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给他们以安全感。巴斯科姆(William R.Baseom)扩大了马氏的方法论,对于民俗的功能做了细心的研究。在承认民俗的娱乐作用的同时,巴斯科姆认识到民俗的下列四种作用:口头传承通过创造一个奇异的世界提供了一个现实的避难所;正如马氏所论述过的,民俗证实了文化,强化了传统;民俗“在无文字社会里,具体地而不是包罗万象地教育了民众”;(“Four functions”293)民俗培育了社会的一致性,这主要凭借一些社会暗示、教喻,暗示性的东西支持大家都接受的行为模式,排斥越轨行为模式。文本的模式口头传承研究中的模式的方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文本自身。阿克塞尔·奥利克(Axel Olrik)描述了一些规则或法则的轮廓,他坚持认为,这些法则适用于所有的样式,他将这些所有的样式统称为“萨迦”(Sage,它包括神话、歌、英雄叙事、地方传说)。其中的所谓“史诗的法则”如下:开篇法则和结尾法则:“萨迦的开头是由平静移向高潮,在结尾的事件中,主人公常常要有一个大灾难,由此萨迦进入尾声,从高潮转入平静。”重复法则:“有一种强化的重复和简单的重复,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没有重复,那么,萨迦便不可能最充分地完成它的形式”。(133)一个场面两个人物的法则:同一时间出现的人物只能有两个。(134)对照的法则:萨迦通常是两极化的,这种最基本的对立是史诗创作的一个主要的规则:长和幼,大和小,人和妖魔,好和坏。(135)奥利克指出,这些史诗法则限制了故事讲述者:我们将这些规律称为“法则”,因为它们限制了口头文学创作的自由,其创作方式与我们的书面文学有极大的不同,前者更为僵硬。(131)在口头程式理论中,米尔曼·帕里(Mil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Lord)将文本的模式化看作一种主要的记忆手段。他们两人研究南斯拉夫史诗歌手长达数年之久。30年代两人共同进行调查,50至60年代由洛德单独进行调查。通过这些田野工作,他们得以像洛德所说的那样:“那些歌手,他们是在丰富的、非书面的歌的传承之中,从事创作活动的;他们是在不借助读和写的条件下,学习和演练其艺术的。我们要研究的是,上述情形是如何决定他们的歌的形式的。”(Singer of Tales39)帕里和洛德指出,传统的史诗歌手,包括曾经演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荷马,都是使用口头程式的词语,以便支持其回忆、表演长篇、细腻的叙事的。通过对史诗的表演和文本的研究,帕里和洛德认定,有一些诗行或半行诗是程式化的,因为“这些诗行遵循着基本的韵律模式和句法模式,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个词在诗行中占据相同的位置”。 (Lord,“Yugoslav”47)帕里将这个程式概念界定为:“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个具体的核心意义而惯用的一组词”。(“Making”272)洛德还发展了主题的概念(重复出现的叙事模式,如宴会、集会)和故事形式的概念(隐含在整个史诗中的故事类型),他因此而创建了一种适用于所有层次的史诗诗行的多样形式(Multi-form)理论。奥利克用史诗的法则来强调故事讲述者面对的种种约束,而洛德强调了传统与创造性活动之间艺术创作的张力:“上述情形其实并不是一种对立,即传统的保存者与创造性的艺术家之间的对立冲突;而是在不断的再创造中对传统的保存。其理想的境界便是对一个真实的故事的较好的、真实的重新讲述。”(Singer of Tales 29)[vii]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在其《口头创作理论》中指出,多种多样的理论及其应用,从帕里和洛德富有影响的工作中健康地发展起来。(111)关于希腊和南斯拉夫史诗这样一些原来的重点领域,不断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与此同时,在原有的领域中又分蘖出“一百多种不同的语言领域,古英语、古法语、西班牙传统、中古德语、非洲语言、突厥语言、汉语、日本语、爱尔兰语、俄语、美国本土以及其他许多的语言”。(xiii)[viii]理论和应用的多样化的结果之一,便是形成了更为灵活柔软的程式概念和其他传统结构的概念。像不同传统的多样性之类的概念,它们不仅得到学者们重视,而且还使得他们能够更加好地理解口头传统诗人的艺术策略及其作用。[ix]神话—仪式理论认为,仪式为文本的模式化提供了模式。洛德·拉格兰(Lord Raglan)在其论文《传统的英雄》和著作《英雄:一项关于传统、神话、戏剧的研究》中指出,他在文学、神话学和宗教人物如奥底普斯、罗穆路斯、狄俄尼索斯、摩西、以利亚和亚瑟[x]等生活故事中,发现了22个事件,这些事件涉及人物生活中从幼年、结婚、称王为政,一直到他失宠为止 (“Hero”145)。例如,在传统上,英雄出身于皇家贵族,当然,关于他的孕育的确切细节常常是模糊和不同寻常的;这种暧昧一般会导致一次暗杀的企图,孩子从此暗杀中逃脱,出生时他的灵魂便脱逸,由养父母抚育。拉格兰认为这种叙事图示是基于“存在于某个仪式角色的职能中的仪式的插曲。”(150)对于拉格兰而言,英雄的模式,它起源于神话学上的叙述,反过来这种叙述又是建立在英雄生命的仪式的高度:“诞生、结婚、取得王冠,死亡。历史人物的一生的故事也被模塑以便适合于这个顺序。正如拉格兰写到的,一位英雄模式化的生涯是人们所熟知的,它来自于赞美或者是真实的信仰,即相信英雄的一生必须符合一种类型,在有关真实的历史的故事中,加进了一些神话式的情节片断。”(157)普洛普(Vladimir Propp)以及形态学理论,将文本模式化的学术热点,又一次引导到民间故事的内部结构中。在其《民间故事形态学》[xi]中,普洛普将组成民间故事的单元或功能界定为“角色的行为”,这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比如,禁止、违犯、侦察、欺骗、同谋、邪恶、缺乏;这些单元的焦点集中于“行为过程的意义”(21—65)。他认定,在民间故事中功能的数量限于31个,而且诸功能的顺序一般是相同的,当然,在个别的故事中有些可能会丢失。对于普洛普来说,故事的事件并非关键,角色的名称和特性可能改变,甚至角色的数量也可能变化很大。他写到“诸多角色的诸多功能,它们在故事中是作为稳定的、持续的成分起作用的,其各自独立表现在诸功能是如何并且是由谁来完成的。”结构主义、象征主义和解释学的理论在结构主义学说中,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认为,口头传承反映出人类意识的潜在的或深层的结构。与普罗普不同,列维—斯特劳斯不是专注于单一的样式,即某一社会的民间故事;而是将文化的所有方面,从亲属称谓到神话学的叙事,统统看作是人类意识的潜藏的、普泛因素。他将syntagmatic和paradigmatic[xii]作出了区别,前者为表层结构,是普洛普关心的,后者为深层结构,是他本人所关心的。利用数字计算机作为类比,列维—斯特劳斯阐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以用二元对立的术语来说明:昼/夜,黑暗/光明,男人/女人,左/右,上/下,以此类推。这些感觉知觉,按照一定的结构,被埋进深层的、认知的层次;文化的诸方面提供了系统的手段,用来调节或沟通对立双方。在论文《阿斯迪瓦尔的故事》中,列维—斯特劳斯按照四个层次或顺序,来分析次姆申印第安人的叙事:地理的,技术—经济的,社会学的和宇宙的,这些提供了编年史的描述。同样按照四个范畴,他还研究了schemes(先验图示),他说这四个范畴是“同时存在的,相互之间重叠的”(17)。通过复杂的分析,列维—斯特劳斯接近了一种“世界统一”的先验图示,他向读者保证,这种先验图示能够产生“信息结构”(21)。象征的解释学理论,对于形态的形式主义学说,以及结构主义理论的赤裸裸的唯理智论,是排斥的。按照格尔茨(Clifford Geerts)的话说,该学说“从土著的视点”出发,强调其文化的意义系统的重要性。表现的文化包含口头传承、艺术、节日、仪式、音乐、游戏。在这种文化里,人们讲述的故事是关于他们自己,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对于口头传承的研究者的挑战,就是要在复杂的象征的地层中发现一些东西。格尔茨声明,该学说将不可能允许学者涉猎广阔的跨文化的时尚,而是要求附着于一种特殊的文化之内(深描)。意义的历境在某一个文化的场景中被现场化了。列维—斯特劳斯学说的世界性,被文化主位研究(emic)即土著的思想范畴所代替。[xiii]为避免两种理论的对立、冲突,费尔德(Steven Feld)将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论结构起来(Sound 225)。他运用这两种方法对神话《一个成为穆尼鸟的男孩》进行综合分析:“总而言之,故事的结构主义分析,将一些片断编织为一种顺序,包括了挑衅、调解、隐喻。从结构上阐述就是,社会的观念(sentment),由鸟(birds)来转换,用声音(Sound)以隐喻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成为一只鸟这一调解,这些形式在神话学的意义上完成了。然后,通过由哭到歌,由歌到哭的转换,这些形式又在文化上被激活了。这两种转换都涉及到表演者成为一只鸟的规定。”(42—43)费尔德还吸收了语言交际民族志,它主要研究涉及语言的社会运用的一些文化规则。他的研究表明,人们并非一定要在结构主义及其普泛导向和解释学方法论及其文化上的具体观照之间作出选择;人们可以结合这两种方法对于神话、歌和情感进行深层的、敏锐的解析。精神分析法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口头传承是作为无意识的欲望的象征性的投射。或者,像弗洛伊德所说是“投向外部世界的心理学”(引自Dundes“Earth-Diver”273)这种投射可能是直接的,比如当渴望被转换成其他表现形式时,也许它可能是种颠倒的投射,它涉及到如邓迪斯所解释的“一种转换”(《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29)。在这种更为复杂的投射中,一种个人的欲望或感情被归因于另一个人,这个人“是那些情感的对象”(《格林故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60)因此,在《无手少女》(阿尔奈·汤普森241—241;故事类型706)里,正是那位女儿渴望等到她的父亲;但是,由于投射的颠倒,这被解释为父亲想娶他的女儿(60—62)。正如邓迪斯强调的,口头传承提供了“表达个人渴望的一种社会约束力的手段”。社会规范本身也常常要求伪装的幽默,因为人们“不便直说的时候可以开个玩笑”(“Ways”44)。在《爆笑:病态幽默系列和老套话研究》中,邓迪斯写了这种伪装:“非常关键之处在于,笑话的意义并不是明白清晰的。如果人们在讲笑话时,知道他们在进行何种内容的交流,那么关于笑话的作用就会失去,这种作用是禁止表达一些带有禁忌的观念和话题。哪里有渴望,哪里就有表达这种渴望的一些笑话。”(vii)。因此,笑话系列以及其他形式的口头传承使人们有可能表达一整套受压抑的情感和退化的戏语。(例子请见Dundes,Adrahams)。民族志诗学理论民族志诗学方法论主要关注点为,以忠实于艺术表演的方式来记录和翻译诗歌。(14)特德劳克(Dennis Tedlock)在其《发现中心》里谈到翻译祖尼印第安人民间故事时的挑战和困难,该故事被称之为telapnaawe,即“故事”,Chimiky’ana’Kowa,即“开端”(xvi)。特德劳克受过语言学训练,他说自己起先丢掉过翻译,他评论到:“我把这种工作大体上看作是对粗糙的田野调查所做的翻译的润色修改,但我不喜欢那种平辅直叙的散文形式,这种形式常用于描述记录这种叙事(xviii)。埃德蒙森(Munro Edmonson)曾将《劝言书:危地马拉基切玛雅的波波乌》全部译为对句,特德劳克受其影响,认定祖尼的民间叙事是诗,而不是散文。他阐述到:“书面散文不适合于再现口头叙事,其原因是散文弥漫于整个段落,一气呵成,而没有停顿:其中没有间歇。为解决此问题,我将祖尼民间叙事拆成诗行:那些较短的停顿,在这里用换行来表示,平均停顿的时间3/4秒,几乎从未超过半秒;较长的停顿用诗节的停顿来表示,停顿时间大约2/3秒。”(xix)对特德劳克来说,诗的语言本身并不能反映叙事的意义。一次翻译必须试图囊括活形态的表演。因此,他“将诗和戏剧的特色两项结合起来”(xix)。他还发明并设计了一些表示语言传递时的语言强弱,高低,应付处理音质以及传递速度的各种方法。他用斜体标志并不属于一般叙事的一些小插曲,如“有时候,表演者清嗓子,叹口气,忍不住笑出来,转过脸说一些题外话,或打手势” (xxiv—xxv)。他用这种方式,针对表演的成分,创造了一种富于感觉的诗的翻译,向口头传承的叙事中注入了生气。表演理论表演理论将视点转移到富于活力的创作过程,关注表演者和观念(参见本卷鲍曼和布雷德文)。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在《作为表演的语言艺术》中对此进行详细说明:“‘表演’这个术语曾经被用来描述一种双重的感觉、艺术行为、正在进行的民俗事项、和艺术事件、表演的情境,涉及到表演者、艺术形式、观众、现场。”(4)与前述的解释学方法论、语言交际民族志相联系起来看,表演理论对于资料有一种新的导向,这种资料具有一种万花筒一般的曲解作用。对文本自身的详尽研究——无论是形态学的,还是结构主义的,或是心理分析的——都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口头传承的交流作用的详尽研究。对此,鲍曼阐述如下:“ 表演是一种语言使用模式,一种说话的方式。表演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概念,它的含义是这样的:我们不必再从富于艺术的文本开始,认定相对独立的形式上的基础,然后重新把它放到实际运用时的情境中,以便于在交流传通的意义上界定语言艺术。表演已经成为基本的构成要素,它支配着作为口头传承的语言艺术”。[xiv]鲍曼找到了关于表演的七把钥匙:特殊规则(如古体式的表达,故事讲述中的古体式的语言富有艺术性,实例请见托尔金(Toelken)《漂亮的语言》),描述性语言,平行式结构,特殊的超语言学的特征(如传递形式,声调),特殊的程式,诉诸传统,放弃表演(16-22)。在《故事讲述家、圣徒、恶棍:印度教师承传授中的民间叙事》中,纳拉扬(Kirin Narayan)把表演理论用活了。通过她的语言,她给我们活灵活现的展现了她的研究对象,印度教的苦行者斯瓦米基和他的故事。在意译中,纳拉扬抓住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斯瓦米基自己对他的故事的评语:“颠三倒四的语言”,它的创作使用了坎纳达语,印地语、梵语、马拉地人语,还有一些英语词汇:“我把磁带转换成书面英语的译文时,我曾试图抓住我所感受到的斯瓦米基丰富多样的语言运用,但是,我只是将英语本身分离出来了。英语词汇都是用星号区别出来的──例如,“Photo*”,“Precession*”,“income tax*”,等等。斯瓦米基时常试着说英语,此时他总是很滑稽地说出一些错误的词。例如,他曾得过一次严重的关节炎,我听到他告诉人们,“我自己是很快乐啦,可是这身体受了罪了。怎么办呢,它是一把老骨头了。它有年头了”(20)。纳拉扬描述故事讲述的背景,她不仅告诉读者谁人在场,而且还把观众编织到斯瓦米基的故事里头。她在括号里加进了说明,指出斯瓦米基向着在场的人们进行的表演[‘你可能听过这个故事’,斯瓦米基抬眼瞥了一眼站在她的座椅前的野牛](22)。还有纳拉扬和别人对斯瓦米基故事的反应的描述[看着这只凝视其主子的怪模样的野牛,纳拉扬大笑。斯瓦米基也咧嘴笑笑,继续讲述](32)。纳拉扬还描述了斯瓦米基讲故事时向观众打的手势:“[斯瓦米基把脑袋转向一边,然后又直挺起颈项,拿出一介壮士准备赴汤蹈火的架势](50);”[斯瓦米基在座椅上正襟危坐,装作庄重的抖动眼睑,屈曲双臂,肘部弯曲,先向上,后向下](34)。女权主义的理论对于口头传承来讲,女权主义理论带来了人们在不同领域的对诸多问题的探讨,如阶层、种族、族群性、权力以及性的社会存在(参见本卷)。在《缺席的性,无声的冲突》文章里,考迪什(Debora Kodish)认为“女权主义研究的一个目的”是解构“男性王国”,另一个目的是重建“关注妇女经验模式”(44)。谢辽莫维奇(Susan Slyomovics)提供了这种妇女经验的模式,在《仪式的冤情:女性语言?》她写了Zar,一种流行于中东、非洲的祓除妖魔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妇女是被男性神占有的: 她叫着附在自己身上的魂灵,她说自己被囚禁,她的四周是高墙。在接下来的例子中,她只提到风,自由,清新的风,在埃及农民的小屋taga,风透过小小的缝隙吹到她里面的监狱: 他们囚禁了我拿走了钥匙 风从小小的缝隙吹来 谁来关心我 谁来关心我 这是我在呼喊,我喊,我在喊 这是我在呼喊,我喊,我在喊 到时候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欢迎 我是一病人。(56)谢辽莫维奇总结说,祓除妖魔仪式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此仪式语言的语调的方式,以及通过仪式的表演,实际上形成了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参见Hollis,Pershing,和Yiung)本真性(Authenticity)关于本真性的研究叙述了一些有关口头传承,更具体些说是有关传统的概念的一些假定。这种本真性批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牢固地融入口头传承研究的各种方法论之中,它是后现代,是反省理论的一部分。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探讨了浪漫主义,它形成真确的民众这样一个概念,在探讨此问题时他提到“一个针对田野的反省的编史工作”(104)。关注的焦点是从这样一个优越点出发,被投放到搜集者——学者一边,他们致力于口承文化的记录、研究和理论总结,因而界定、创造这种传统。传统本身成了一个有争议的术语。这取代了那种为某种材料做些脚注的做法,这种材料被想象为整体的在代际之间完整地传递的东西。请看汉德勒(Richard Handler)和林纳金(Jocelyn Linnekin)的阐述:“我们不能用拘囿的、 先天赋予的、核心的这样的词来界定传统。勿宁说,传统涉及到一种解释的过程,这种过程体现了持续性和非持续性。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当使用该词语的人不能将它从西方的共同观念的含义中剥离出来的话,那么传统这个词便失去效验了。在西方共同观念里有一种假设,认为有一种不变的核心观念和习俗,从遥远的过去传递给了我们。”(273)作为一种后现代理论,这种本真性批评,对于过去研究口头传承的一些核心方法论中长期坚持的一些范畴提出了挑战。这是一篇关于口头传承批评方法的历史概览。本文上溯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运动,中经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的涓涓细流,下及本真性批评的反思。在形形色色的理论之间,隐含着一个带根本性的纽结,它涉及哲学上的思考(谁是民众?语言的本质是什么?何谓传统?)它与权力和控制相联系(人类族群的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是由何人来裁定的?)作为一种专业术语汇编,本文就口头传承研究这一领域,在它流派纷呈之中,博采各家之言。这也算是一种回应吧。该文后面的附表,可谓采四海之风、纳百家之言,我是否要用它来结束本文呢?也许这是唯一的能够作为本文结束语的尾注。因为,历史只能给予那些努力地、有时是恣意地去梳理过去的人们呈现其延续性。当然,在这些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彼此迥异的方法论中,仍存在一种和谐的音调。人们一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传统的”这个标签下,世代口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大家公认的形式。也许我越出了原著者弗里的最初意图,我觉得他关于话语权力的概念,能统辖许多(虽然不能说全部)上述的学术流派,弗里认为话语权力是一种“特别的意义模式,只有依靠授予权力的表演的事件,以及授予权力的传统的对象,这种话语权力才是可能的。(Singer,Xiv)感谢约翰·迈尔斯·弗里对本文提出的中肯的意见。(原文载于约翰·迈尔斯·弗里编:《口头传统教程》,纽约:现代语言协会,1998年,第75页—94页。Foley,John Miles ed.Teaching Oral Traditions,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998,Pp.75—94)参考书目:Aarne,Antti,and Sdith Thompson.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A Classification and Bilbiography.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 184.Helsinki: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73.Bloomington:Indiana UP,1987.Abrahams,Roger D.,and Alan Dundes.“Riddles.”Dorson,Folklore and Folklife 129—43.Alexander,Ronelle,“South Slavic Traditions.” Foley,Teaching 273—79.Bascom,William R.“Four Functions Of Folklore.”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67(1954):333—49. Rpt,in Dundes,Study 279—98.Bauman,Richard.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Prospect Heights:Waveland,1977.Bamnan,Richard and Donald Braid.“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in the Study of Oral Traditions.” Foley,Teaching 106—22.Bender,Mark.“Oral Performance and Orally Related Literature in China.”Foley,Teaching 250—57.Bendix.Regina.“Diverging Paths in the Scientific Search for Authenticity.”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9(1992):103—32.Benedict,Ruth.Patterns of Culture.Boston:Houghton,1934.——.Zuni Mythology.Columbia Contributions to Anthropology.21.2 vols.New York:Columbia UP,1935.Boas,Franz.Kwakiutl Culture As Reflected in Mythology.Memoirs of the Amer.Folklore Soc.28.New York:Stechert,1935.Bradbury,Nancy Mason.“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The Aesthetic Power Of Oral Traditional Structures.”Foley,Teaching 136—145.Burns,Thomas A.“Folkloristics:A Conception of Theory.”Oring,Folk Groups 1—20.Cosentino,Donald J.“African Oral Narrative Traditions.”Foley,Teaching 174—188.Dorson,Richard Mercer.“The Eclipse of Solar Mythology.”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68(1955):393—416.Rpt in Dundes,Study 57—83.——,ed.Folklore and Folklife:An Introduction.Chicago:U of Chicago P,1972.DuBois,Thomas.“Ethnopoetics。”Foley,Teaching 123—35.Dundes,Alan.Cracking Jokes:Studies of Sick Humor Cycles and Stereotypes.Berkeley:Ten Speed,1987.——.“The Devolutionary Premise in Folklore Theory.”Journal of the Folklore lnstitute 6(1969):5-19.——.“Earth-Diver:Creation of the Mythopoeic Male.”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4(1962):1032-50.Rpt.in Dundees,Sacred Narrative 270—94.——.“The Hero Pattern and the Life of Jesus.”Interpreting Folklore.Ed.Dundes.Bloomington:In-diana UP,1980.223—61.——.“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Friendship as a Structural Frame. in African Folktales.”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Oral Tradition, Ed.P.Maranda and E.Maranda.Philadelphia:U of Pennsylvania P,1971.171—85.——.“On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verb.”Proverbium 25(1975):961—73.——.“Oral Literature.”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Essays on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Science of man.Ed.James Clifton.Boston:Houghton,1968.117—29.——.“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Folklore.”Annals of Scholarship 3.3(1985):1—42.——.“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Grimms’Tal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The Maiden without Hands(AT 706).” Germanic Review 62(1987):50—65.Rpt.in Folklore Matters.Ed.Dundes.Knoxville:U of Tennessee P,1989.112—50——.ed.Sacred Narrative: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Myth.Berkeley:U of California P,1984——.ed.The Study of Folklore.Englewood Cliffs:Prentice.1965.——.“Ways of Studying Folklore.”Our Living Traditions: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Folklore.Ed. T.P.Coffin.new York:Basic,1968.37—46Dundes, A1an, and Roger Abrahams.“On Elephantasy and Elephanticide:The Effect of Time and Place.”Psychoanalytic review 56(1969):225—41.Rpt.in Dundes,Cracking 41—54.Dundes,Alan,and Robert Georges.“Toward a Structural Definition of the Riddle.”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6(1963):111—18.Edmonson,Munro S.The Book of Counsel:The Popol Vuh of Quiche Maya of Guatemala.Berkeley:U of Ca1ifrornia Extension Center for Media and lndependent Learningg,1989.Feld,Steven.Sound and Sentiment:Birds,Weeping,Poetics,and Song in Kaluli Expression.Philadelphia:U of Pennsylvania P,1982.Foley,John Miles.Immanent Art:From Structure to Meaning in Traditional Oral Epic.Bloomington:Indiana UP,1991——.Oral-Formulaic Theory and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Carland 1992. Updated version at .——.The Singer of Tales in Performance.Bloomington:Indiana UP,1995——.ed.Teaching Oral Tradition.New York:MLA.——.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History and Methodology.Bloomington:Indiana UP,1992.——.Traditional Oral Epic:The Odyssey,Beowulf,and the Serbo-Croation Return Song.Berkeley:U of California P,1993.Fox,Jennifer.“The Creator Gods:Romantic Nationalism and the Engenderment of Women in Folklore.”Hollis,Pershing,and Young 29—40.Geertz,Clifford.“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Ceertz,lnterpretation 3—30.Gossen,Gary H.“Chamula Genres of Verbal Behavior.”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84(1971):145—68。Rpt.in Bauman.Verbal Art 81—115.Handler,Richard,and Jocelyn Linnekin.“Tradition,Genuine or Spurious.”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97(1984):273-90.Herrera-Sobek,Maria.“Mexican American Oral Traditions.”Foley,Teaching 216—24.Hollis,Susan Tower,Linda Pershing,and M.Jane Young,eds.Feminist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Folklore.Urbana:U of Illinois P,1993.Hymes,Dell.“In Vain I Tried to Tell You”:Essays in Native American Ethnopoetics.Philadelphia:U of Pennsylvania P,1981.Kodish,Debora.“Absent Gender,Silent Encounter.”Hollis,Pershing,and Young 41—50.Lang,Andrew.Myth,Ritual,and Religion.1887.2 vols.New York:AMS,1968.Levi-Strauss,Claude.“The Story of Asdiwal.”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 and Totemism.Ed.Edmund leach.London:Tavistock,1967.1—47.Lord,Albert Bates.Epic Singers and Oral Tradition.Ithaca:Cornell UP,1991.——.The Singer of Tales.Harvar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24.1960.Cambridge:Harvard UP,1981.New York:Atheneum,1968 et seq.——.The Singer Resumes the Tale.Ithace:Cornell UP,1995.——.“Yugoslav Epic Folk Poetry.”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Folk Music Council 3(1951):57-61.Rpt.in Dundes,Study 265—68.Malinowski,Bronislaw.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fic. 1922.New York:Dutton,1961.Martin,Richard P.“Homers Iliad and Odyssey.”Foley,Teaching 339—50.McDowell,John H.“Native American Traditions(South).”Foley,Teaching 162—73.Narayan,Kirin.Storytellers,Saints,and Scoundrels:Folk Narrative in Hindu Relgious Tradition.Philadelphia:U of Pennsylvania P,1989.OKeefe,Katherine O Brien.“The Performing Body on the Oral-Literature Continuum:Old English Poetry.”Foley,Teaching 46—58.0lrik,Axel.“Epic Laws of Folk Narrative.”Zeitchrift fur deutsches Altertum 51(1909):1—12.Rpt.in Dundes,Study 129—41.Olsen,Alexandra H.“Beowulf.”Poley,Teaching 351—58.Oring,Elliott,ed.Folk Croups and Folkore Genres:A Reader.Longan:Utah State UP,1989.Parry,Milman.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Ed.Adam Parry. 1971.New York:Oxford Up,1987.Propp,Vladimir.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1928.Austin:U of Texas P,1968.Quinn,Shelley Fenno.“Oral and Vocal Traditions of Japan.”Foley,Teaching 258—65.Raglan, Fitzroy Richard Somerset.The Hero:A Study in Tradition,Myth,and Drama. New York:Vintage,1956.——.“The Hero of Tradition.”Folklore 45 *1934):212—31.Rpt.in Dundes,Study 142—57.Slyomovics,Susan.“Ritual Grievance:The Language of Woman?” Women and Performance:A Journal of Feminist Theory 5(1990):53—60.Taylor,Archer. The Black Ox. 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 70.Helsinki: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1927.Tedlock,Dennis,Trans.Finding the Center:Narrative Poetry of Zuni lndians.Lincoln:U of Nebraska P,1978.Thompson,Stith.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A Classification of Narrative Elements in Folktales,Ballads,Myths,Fables,Mediaeval Romances,Exempla,Fabliaux,Jestbooks,and Local Legends.6 vols.rev.ed.Bloomington,Indiana UP,1989.——.“The Star Husband Tale.”Dundes,Study 416—74.Toelken,Barre.“Native American Traditions(North).”Foley,Teaching 151—61.——.“The‘Pretty Language’of Yellowman:Genre,Mode,and Texture in Navaho Coyote Narratives.”Genre 2(1969):211—35.Tyler,Lee Edgar.“Annotated Bibliography to 1985.”Oral Tradition 3(1988):191—228.Tyler,Lee Edgar,Juris Dilevko,and John Miles Foley.“Annotated Bibliography(1983).”Oral Tradition 1(1986):767—808.Tylor,Edward B.Primitive Culture.1871.Vol.1.London:Murray,1929.Vitz,Evelyn Birge.“Old French Literature.”Foley,Teaching 373—81.Weigle,Marta.“Womens Expressive Forms.”Foley,Teaching 298—307.Wilson,William A.“Herder,Folklore,and Romantic Nationalism.”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6(1973):818—35.Rpt.in Oring,Folk Groups 21—37.Zemke,John,“General Hispanic Traditions.”Foley,Teaching 202—15.Zumwalt,Rosemary Levy.American Folklore Scholarship:A Dialogue of Dissent.Bloomington:Indiana UP,1988.——.“The Complexity of Children's Folklore.”Children's Folklore:A Source Book.Ed.Brian Sutton-Smith,Jay Mechling,Thomas W.Johnson,and Felicia R.McMahon.New York:Garland,1995.23—47.(尹虎彬译)注释:关于民俗和口头传承理论方法的其它的概览性文章,请参见邓迪斯(Dundes):“Ways”和“Oral Literature”,伯恩(T.Burns)。[ii]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国文学评论家、历史家及信义神学家。他在德国18世纪文学复兴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对“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的兴起和浪漫主义文学也产生过影响。译者注。[iii]运用女权主义解释赫德尔与浪漫主义运动的文章,请见福克斯(J.Fox)。关于民俗、民间诗歌理论假设的批评文章,请见本迪克斯(Bendix)。[iv]参见邓迪斯:“Devolutionary Premise"。运用文化进化论来研究儿童故事的例子请参见朱姆沃尔特(Zumwalt):“complexity”。[v]如何运用“母题索引”认定一个具体故事中的母题,并确定其可能的起源,以及如何运用“民间故事类型”去认定一个故事,可以参见邓迪斯:“Waya”38—41。[vi]关于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和年代—区域假设的历史发展,请参见朱姆沃尔特: “Scholarship”PP.107—111。有关运用芬兰历史—地理方法的例子,请参见泰勒(A.Taylor);汤普森 (Thompsn):“Star Husband Tale"。[vii]关于故事的表演,表演与口头程式理论的关系问题,可以参见弗里(Foley)“Singer”中的精审论述。还可以参见洛德(Lord)“Epic Singer”和“Singer resumes”。[viii]参阅本卷布拉德伯里(Bradbury)论传统的相关参考文献,马丁(Mutin)论荷马的《奥德赛》《伊利亚特》,奥尔森(Olsen)论《贝奥武夫》,奥基夫(O'Keeffe)论古英语诗歌,泽姆科 (Zemke)论西班牙传承,赫贝拉—索贝克(Herrera-Sobek)论墨西哥裔美国人传承,托尔金 (Toelken)论美国土著民间传承(北美),迈克道尔(Mc Dowell)论土著美国人传承(南美),亚力山大(A1exander)论南斯拉夫传统,科森提诺(Cosentino)论非洲传统,维茨(Vitz)论古法语文学,奎因(Quinn)论日本民间传承,以及本德(Bender)论中国民间传承。[ix]关于口头程式理论的历史与方法,见弗里《口头创作理论》,相关参考书目请见弗里《口头程式理论》 (OraL-Formulaic Theory),最近的资料刊登在《口头传承》杂志上(Tyler,Dilevko,Foley,L,Tyler)从网址www.missouri.edu/—csottime可以查到所有的参考书目,有关该理论的晚近的发展,特别是与艺术问题有关的情况,请参见弗里(Foley):Traditional Oral Epic,lmmanent Art,and Singer。[x]拉格兰(Raglan)关于英雄一生的模式化研究,没有包括耶稣,而邓迪斯却这样做了 (“Hero pattern”)。关于神话仪式理论,见邓迪斯:“Study”,Pp.142—44和“Hero Pattern”,Pp.229—40,朱姆沃尔特(Zumwalt):Scholarship,Pp.25—30。奥底普斯(Oedipus)希腊传说中底比斯国王。罗穆路斯(Romulus)罗马神话中罗马城的奠基者、名祖和第一代国王。狄俄尼索斯 (Dionysu)希腊神话中的谷神。摩西(Moses)希伯来民族的创始者,伟大的先知及犹太教信仰的代表。以利亚(Elijgh),公元前8世纪希伯来人的先知。亚瑟(Arthur)传说中的人物以不列颠人的国王或军事将领出现于文学作品中。译者注。[xi] 《故事形态学》最初以俄文出版于1928年。1958年翻译成英文,1968年再版。普洛普的研究范围限于俄罗斯神奇故事。这些故事包括在阿尔奈—汤普森故事类型300—748(阿尔奈—汤普森88—254,“神奇故事”)。其他学者将形态学方法扩展到口头传承的其他样式中,依据形态学的结构,对他们进行重新界定:参见亚伯拉罕(Abrahams)和邓迪斯(Dundes);邓迪斯和乔治(Georges);邓迪斯(Dundes):“On Structure”和“Making”。[xii] Paradigm,范例。按雅各布森的说法,隐喻是指系统、范例,在于对类似的认识,列维—斯特劳斯由此联想到鸟类社会与人类社会相似,说这是隐喻关系,鸟是隐喻的人。一种成功的范例,应该使其能够说明更广阔的现象,能更精确地说明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现象。译者注。[xiii]可以参见戈森(Gossen)对土著民俗样式分类所做的精到的分析。[xiv]海莫斯(Dell Hymes)对这一方法论贡献巨大,参见他的“In Vain”,可以进一步参考杜·伯伊斯(Du Bois)在本卷论述民族诗学的文章。
  9. 伊格尔顿:文化与社会主义
    政治 2010/11/10 | 阅读: 1966
    所有的人在出生之际,都尚未发育完全、不能自立、有赖于他人帮助并且没有能力照料自己。这并非只针对牛津大学教员而言,而且适用于整个人类。如果不出意外,人们将会获得有限程度的自主,但仍然以不断依赖为基础,不过,这次依赖的不是自然,而是文化。只有依赖我们冠之为文化的这种外在力量,我们才得以逐渐自给自足,毋庸置疑,这可能是为什么在古希腊时期"怪物"这个单词意味着另类,因为他自以为可以自力更生,以至于违背了生物本性。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例子,他自己的精明谨慎隐藏了他的出身,这反过来导致了他的毁灭。我们都喜欢幻想拥有高贵的血统,当然事实上不是;或者甚至更为欺骗性地幻想,自己根本没有血统,也就是说,我们是从自己脑袋里蹦出来的,或者说是自己创造了自己。既然没有生,也就不会有死,因此,人们就会飘飘然地沉浸于欣慰愉悦的将会永恒的幻想之中。显而易见,所谓的资产阶级式的人物或浮士德式的人物往往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欲望永无止境,他们的意愿难以满足。因此,他们必定会私下以为自己已经彻底摆脱物质的纠缠,而不再受到物质性的制约。这些家伙除了自己以外,不能看到终结、起源、基础和目标。当他们的生殖崇拜之塔被恐怖分子的飞机撞毁之后,他们不假思索地决定,要在原址重建一幢更大规模的楼。如果还有来日,我们将拭目以待......因为,我们都是早产儿,就像大学教员一样没有能力应付周围环境,所以,如果没有文化随之而来,我们就都会迅速死去。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司汤达或肖斯塔科维奇对我们的生存就是必要条件。我是在培育系统意义上使用文化的,"培育"这个单词是莎士比亚用来调和自然与文化的。剧作家爱德华·邦德[2]在谈到我们所谓的与生俱来的"生物期望"时写道,期望就是"婴儿的无备状态将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它得到的不仅是食物,还有情绪上的抚慰,它的脆弱性能被庇护,它将降生在一个想要接受他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也知道怎样接受它。"那些环绕着摇篮的面孔如果没有一张能和婴儿进行实际交流,它就根本不可能成长为一个人。当然,它会是人,因为它拥有人的身体,但是成为一个人是一项工程,并不是一出生就能成为人。因为邦德用这种唯一标准来衡量当代资本主义,所以,他拒绝用文化的标题给其装点门面。显而易见,文化这个术语在这里既是描述性的,同时又是规范性的。因为它以中性的方式描述了我们若要生存就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事物,但是,它同时又涉及一种关爱,所以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术语。如果没有一些关爱的文化敞开胸怀欢迎,我们绝不会兴旺成长。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这个词沟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也就是说,文化沟通了现实和意愿之间的鸿沟。我们不会摇摇晃晃地利用爪子站起来,也不会舔干自己再躺下来,在出生之际,我们的自然就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如果我们不会死亡,文化一定就会马上填补它。我们天生就是缺失的。由于过早出生导致了我们在极其漫长时期内都不得不直接依赖他人,这同时也产生了与他人非常密切的亲情关系。不过,相应地,这也会在后来的某一时刻与他们分离时导致一种特殊创伤,这也导致了喜欢刨根问底的人类发现即所谓的精神分析学的兴起。精神分析学是一门关涉着许多事情的科学,包括我们与他人的身体相互联系的事实如何孕育了与价值相关的某种条件:幻想狂、恐惧症、精神病,拒绝承认来到学校门口的那位头发斑白的老头子是父亲(或更应该说是祖父),而假装他只是一位满脸皱纹的年迈的家庭仆人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文化出乎于我们的自然。然而,要特别指出,这与后现代的主张"文化就是我们的自然"大相径庭。对于我们可以冠之以文化主义的后现代的意识形态而言,文化行进在方方面面,可以说,无处不在。你不能问,什么正在被文化建构,因为答案同样必定是一种文化建构。文化主义这个时髦品牌充斥在方方面面,从基地组织到当代艺术学院,除了其它以外,还包括不承认我们的脆弱性和必死性。基地组织是文化主义者,因为它相信,价值(特别是宗教)比物质问题来说是一些更值得考虑的事情。不论是对于基地组织,还是对于美国梦来说,物质性都更多的是束缚而不是使其有能力,毫无疑问,这可以解释两个组织为什么都在对待人类的血与肉上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不论是当代艺术学院还是美国梦(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考虑基地组织)都会同意,不管我们可能成为别的什么,我们首先都是自然物质性的事物。任何我们所能达到的程度,如迷人、性感和令人神魂颠倒等等,都不得不以身体为物质基础。就反文化主义者的观点而言,我在这里要建议,文化是需要的,我们特有的生物性需要它,我们共同分享的物种需要它,我们的物质性身体需要它。只有语言动物,即步入有意义世界之中的动物,才能说拥有文化。要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就要与其他人通过超越单纯身体联系的方式来共享一个感官世界。它不是仅仅要给感官增加一些额外的东西,而是要一下子改变它。它将使身体向外部一系列复杂网络制度延伸,相应地,同时也向身体内部拓展,赋予它以精神深度和内在性。整个文明就是我们身体的延展。技术是身体的假肢。它们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我们拥有的(或者我们所是的--我们拥有身体还是我们就是身体,这是一个非常迷惑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暂且将其搁置)劳作的、语言的、观念的、自我改善的、自我超越的身体造成的。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言,如果你想要知道灵魂的形象,打量一下人的身体就了然于心。现在来看,这既让我们欣悦,又成为我们的灾难。这种语言的、文化造就的生物在各个方面都胜过了其动物伙伴。事实上,一旦想到我们可以做而它们不能做,是很难压抑住人本主义的神经质蔑视的。例如,我们可以贮备核武器、折磨穆斯林、将小孩子的脑袋炸飞,这些没有一个是鼹鼠或袋狸所能做到的(除非他们极其隐蔽、让人难以察觉地从事这一勾当)。语言或观念思想使我们可以忽视自己的身体,也忽视他人的身体,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与束缚性的感官反应分离开来。徒手勒死一个人是很困难的,因为不能杀死同类成员的禁忌将会使我们感觉不安或生病。尽管将某人从头上扔过去也不是一件愉悦舒服的事情,但它比把这个人勒死来说,要舒服惬意得多。然而,我们可以无视这些感官禁忌,在漫长岁月中互相杀戮,这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策略,黄鼠和蚯蚓根本不能比得上(为什么?因为一个非语言存在不会发明一支步枪)。语言和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化世界或观念世界,是我们在动物伙伴身上取得的灾难性胜利。如果这种充满危险的双刃剑允许我们去虐待折磨,它同样允许我们施行重要的手术,而不是只把病人的身体扔出去完事大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有助于把世界变成客体,使我们与其面对面,这也是异化与成就业绩的源泉。不像土豚和鳄鱼一样,我们可以冷嘲热讽,也可以演奏长号,写作《小杜丽》[3],精心照料病人。语言文化也意味着我们可以与其他人建立更加密切的亲情关系,而不是仅仅通过身体互动来相互联系,这也是我们借助精神、灵魂和意识所表达的东西。意识更是我们之间的而不是我们内部的东西,它更像是舞蹈艺术,而不是内心的咕哝。由于这种独特的交流形式,我们可以融化身体之间的隔膜,从而与其他人建立起比触摸要更为密切的关系。例如,性关系更多地与谈话有关(或者我遗漏了一些更为重要的内容),对于我们这种符号动物而言,在与别人建立密切关系方面,身体行为并不比言辞有效。事实上,像拥抱和握手这样的行为只在意义世界中才有意义。共享符号并不是对共享事物的替代,它是一种更为深刻地共享事物的方式。进入语言无疑是一种堕落。但是像一切最有趣的堕落一样,它是一种向上而不是向下的堕落。说它是向上的堕落,是因为它从绝对清白无邪的动物状态堕入负担沉重罪恶的文化与历史的区域。正如神学家所说,它是幸运的罪过,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幸运的堕落。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既是我们的荣耀,又是我们的恐惧。语言或观念系统使我们从生物规则的单调束缚中解脱出来,又进入了那种集体自决的形式,我们知道那就是历史。我不想在这里流露面目可憎的优越感:我相信鼹鼠或袋狸在它们自己的方式中是响当当的小男子汉,毫无疑问,一旦你逐渐认识蛞蝓和绦虫,就会发现,它们都可以达成令人惊异的友好关系。当然,从外部来看,他们的存在的确是令人讨厌的小玩意儿。这是一个明显地正在自我毁灭的物种在谈及自己辉煌生涯时所能说的最后事情。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文化的和历史的,所以我们的存在便立刻变得既引人入胜,又动荡不安,相形之下,其它生物伙伴的生活在绝大部分时段是单调的,但却是安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之所以是不安的,是因为我们在它们的周围。对于我们来说,被老虎吞食一点儿也不单调,但对于老虎来说,只不过是按惯例行事。拥有历史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与自己同一。就像语言本身一样,我们的构成尚未完成--而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知道死亡正在迫近,仍会觉得它的到来专断而无理。正如麦克白夫人认识到而她的丈夫没有认识到的那样,违背我们的天性也属于我们的天性。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也会使我们反思意义的基础和有效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建构理论,这也是我们并非自我同一的另一种方式。在反思我们自身时,我们自己分裂成两部分,我们既是思想的主体,又是思想的对象。命定成为意义生物不得不步入不断历险的征程。例如,它的生存似乎总是没有结实基础,因为总是有更多的意义涌现出来,在任何情况下,意义本质上总是不稳定的。没有可以作为终极解释的这种东西,因为解释并非它本身,它也有待解释。也没有终极单词,因为一个单词只有与其它单词相关时,它才会有意义。我们之所以能够历史地生活,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自我超越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允许我们在一定限制之中决定我们被决定的方式。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决定的,因此我们能够创造性地生活,这也使我们的生活有些不可预测。语言就是这样的一种典范,因为它是一种规则的、极容易预测的惯例系统,但是这个系统一直允许我们生产一些令人惊异的原创性的尚未有人听过的言语行为。诗就是这种言说的最好例子。语言使我们能够表述不在场的事物。它在直陈语气中撕开一条裂缝,引进虚拟空间,即想象性和可能性的空间。有了语言,未来和虚无也随之而来。一只狗可能会朦朦胧胧地期盼它的主人归来,但是它不可能期盼他刚好在下礼拜二的下午3:57归来。至于虚无,那只是有了语言,我们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现实中没有虚无。言语将虚无引入世界。对在场的不断否定和超越(这也是我们借助历史所表达的)的问题在于,语言生物可能发展得过于迅猛。相形之下,进化非常缓慢和极度无聊,但却是安全的。语言生物不断地面临超出他们自身能力所及以至于将自己带入一无所有的危险。这种慢性疾病在古希腊人那里被称为导致自己毁灭的狂妄野心,而在现代性中被称为浮士德神话。我们总是可能毁灭于自己的欲望。事实上,总能见到与欲望有关的执迷不悟的自我行为:自我陶醉、自我放纵、恶魔似的放荡不羁,弗洛伊德将其称之为死亡冲动。当它为了填充欲望的深渊而开始在别人的毁灭中得到丧失理性的快乐和淫秽的愉悦时,传统上把这种放荡行为称之为邪恶。那么,这一切与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有何相干呢?让我通过《李尔王》把话题从文化引向政治吧。莎士比亚在《李尔王》和其它地方,把文化视为一种剩余或过剩产物,也就是说,它是最必要东西之外的非必需品或奢侈品。过剩属于我们的天性。文化是附加品,但是它已经融入我们的存在。莎士比亚也看到,所溢出的已经成为标准,正如他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所写的,溢出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标准的组成部分,打破规范是我们的天性。这也是为什么李尔王咆哮道"需要没有理由"的原因,那时,他的冷酷功利的女儿在问他为什么还需要一位骑士作为侍从。[4]莎士比亚在剧中的某一处似乎指出了从剩余观念和良知发展到社会主义理念的路径。当李尔目睹到衣不蔽体、孤弱无助的穷人时,他被这种非常陌生的景观所震撼,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安享荣华富贵的人们啊,袒露着身体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痛苦吧,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李尔要表达的是,权力没有身体,也没有血肉。如果权力有了身体,有了感觉,它就会体会到身体所承受的痛苦,因而有可能停止这些行径。使权力的感觉钝化的是物质财富的剩余物,这些东西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身体,就像长布条包裹的用材料填塞起来的鼓囊囊的东西。这隔绝了人的恻隐之心。因此对于权力而言,关键是摆脱多余的脂肪,并将其给予穷人("分一些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那么这种做法一定会既改善穷人衣不蔽体的悲惨状态,又会使权力自身(李尔自己)去重新感觉,重新调整他的身体,使其恢复人性(顺便说一句,在这点上,与这部戏剧最相似的文本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也以类似方式寻求指出从物质身体到共产主义,从肉体到社会主义的路径。马克思也认为,如果我们要重新感知我们的身体,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必要的)。如李尔王继续咆哮的:"上帝啊,让那些穷奢极欲之徒赶快感受到您的威力吧,他们役使您的法则,他们不能看到什么,因为他们不会感觉了,因此分配不应该过量,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吧。"[5]如果富人和权贵的意识没有被这样地阻隔和纵容,那么富人就可能被穷人的匮乏所触动,从而会与他们分享物品,而这些物品正是目前妨碍他们体会到穷人的苦难的东西。富人由于财富过剩而丧失了恻隐之心,而与之相反,穷人根本没得到什么东西,完全处于赤贫状态。身体的更新与财富的彻底分配密切相关。共产主义和身体在此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其它地方一样,是密切相关的理念。"噢,需要没有理由!"礼品、礼物、奢侈品、非必需品、多余之物: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在政治转型条件下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样的有机组成部分。确信无疑,这是为什么从浪漫主义到奥斯卡·王尔德时期,艺术文化一直是如此至关重要的一种原因。它代表一种完全为了自己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从事艺术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它本身通过其存在的神秘美丽而含蓄地批判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是对边沁主义者和交换价值的化身的有力谴责。艺术逐渐变得神秘莫测,就像它极力取代的上帝一样,以自己为基础,源于自身,也终于自身;为了自己的神秘异常的欣悦快乐,它能不断从自己的深奥莫测的深渊中魔幻式地自发地涌现出来;它不再屈从于任何外部法则,拒绝任何历史、精神、生产、仁慈或功利的生硬严肃的法庭的审判;但是,艺术的运转靠的是它本身的自主存在法则,而且在自主化时,它没有仿照任何东西,甚至没有考虑我们这些男男女女,或很少考虑男男女女在某个社会中会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总会被看成以我们自己为目的,人类存在不可能向冷冰冰的工具理性规则弯腰屈膝,而是逐渐成为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所有的劳作都出于创造性的潜能......发展了所有的人类的力量,劳动就是自身的目的",也就是说,用他的富有特色的术语来说,是自由王国,而不是必然王国。令人吃惊的是,从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到现代主义,尽管艺术已经没有什么功能,但它依旧是最具政治性的。它所从事的是最彻底的政治性工作,富有启发性,因为它在一种文明之中冥想出一个神奇美丽的空间,尽管严格地说,它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象。我们的文化现在成为这样一种文化,对于存在来说,商品理性完全与其感性存在对立,但是商品却成为界定其他事物的标准,而艺术品因此成为商品的对立面,即使现在事实上艺术也在第一时间成为一般商品生产的组成部分。在自然与文化的斗争中,自然总是最后占了上风,那就是死亡。但是,在更短时期内,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在劳动和必然性曾经存在的地方创造文化和自我欣悦。在社会主义传统之中存在着一种重要冲突,即如何最大程度地创造文化和自我欣悦:你是以威廉姆·莫里斯的方式创造性工作,使艺术文化成为非异化劳动的典范,还是以马克思和王尔德的风格,团结起来想法设法废弃工作?反对工作的事实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最好理由吗?对王尔德来说,显然如此。在他看来,一旦必然王国运转起来,我们就只需整天躺在宫殿里,身着舒服宽松的绯红色的家居服,摆出各种各样富有意义的狂喜姿态,背诵荷马,品尝苦艾酒,进入我们的共产主义社会。懒惰是将来的社会主义王国的一种符号。它根本不会感到所谓的罪恶。贵族是共产主义者的先行者,就像地主对非法入侵者私下怀有的感情似的,贵族也反对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看守人。现在还保留了少数特权的文化,同样也是一种超越商品的未来乌托邦的景观,而在其对立面,则是生铁似的必然性。然而,这涉及了文化的真正意义的重大转变,从狭义的定义即艺术转变成广义的定义即生活方式。艺术界定了生活的特定品质,而激进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中把这种特殊品质普遍化:我要说明,这是已经去世21年的雷蒙·威廉斯的重要洞察。让我将这些要点以更直接的形式说出来:(1)可以将广义的文化--文化作为语言、符号、亲缘关系、共同体、根源、身份等等--简要的界定为男男女女准备为什么而杀戮、为什么而死。然而,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这并不是司汤达和肖斯塔科维奇意义上的文化,除了可能还有一些严谨的怪诞不经的躲藏在某个洞穴之中的文化,但是它太胆怯了还不敢出来面对我们这些人。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这种文化共同观念越来越强大,而不是越来越没有力量,正如抽象的全球主义繁衍了目光短浅的排他主义一样。(2)这意味着,在整体上来看,文化不再是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像它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所发挥的作用那样,而是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本身的一部分。在高尚的、善意的、绝望的唯心主义者看来,文化本来可以提供普遍的基础,使我们能最终相聚,无关乎我们的社会、性别、种族和其它差异,能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中提供非常必要的精神凝聚力的形式,但是它现在已经不再可能,甚至对于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批评家来说也是如此。然而在同时,文化作为那种我已经讨论过的激进的乌托邦景观现在同样不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现在谈论的更多的是冲突和对抗的语言,而不是共识和普遍性。20世纪中期以来支配着政治事务的三大运动:革命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种族斗争,都把文化看作一种实实在在的语言,用它来表达他们的需求,这种方式显然不是传统的工业斗争。(3)最后,我们正在经历一种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立到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对立的转化。政治左派总是坚持认为文明与野蛮是同步的,而不是递进的,即文明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从野蛮中辛勤挖掘积累而成的,而是说,它们两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任何一座教堂都不可能不掩盖着一些鲜血和骸骨,任何一种高级文化都不可能没有痛苦和剥削。但是,现在,文明意味着个体性、普遍性、自主性、反讽、反思、现代性和富裕,而与之相对,文化则意味着集体性、特殊性、自发性、信念、传统和(简单地说)贫困。很难从地理轴上来勾画这种对立。过去习惯于认为地球的部分是文明的,而其他的则是野蛮的,与之相对,现在是一些部分拥有文明,而其他部分拥有文化。谁说我们的思想没有进步?留给左派的唯一问题是,在他们猛烈地瓦解这种臭名昭著的意识形态的对比之前,所谓的文明的一些方面确实是弥足珍贵的和进步的,而所谓的文化的一些方面是确实是偏执狭窄和愚昧无知的。[6]我不遗余力地想强调这一点,我也希望各位来思考它。本文原载于《国际社会主义》第122期,2009年3月[1] 本文原载于《国际社会主义》第122期(2009年3月),译文参考了陈华锋先生的节译(《文化与社会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9期),特此说明并致谢。另外,本文的所有注释皆为译者所加,不再一一说明。[2] 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1937年生,英国剧作家。他出生于伦敦工人家庭,15岁辍学做工,22岁开始写戏。他强烈关注现代生活中的暴力问题,主张改变产生暴力的社会条件。[3]《小杜丽》(Little Dorrit)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4] 李尔王的原话:啊!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最卑贱的乞丐,也有他的不值钱的身外之物;人生除了天然的需要以外,要是没有其它的享受,那和畜类的生活有什么分别呢?[5] 伊格尔顿在这里有误,这句话是两只眼珠都被挖去的葛罗斯特所说的。 Culture and socialism Issue: 122Posted: 31 March 09Terry EagletonAll human beings are prematurely born, helpless and dependent, unable to look after themselves. This applies not just to Oxbridge dons but to the whole of the human species. Later on, if all goes well, we will achieve a degree of autonomy—but only on the basis of a continuing dependency, this time on culture rather than nature. Only through the form of dependence on others we call culture can we come to be self-sufficient, which is no doubt one reason why the word “monster” in classical antiquity meant among other things one who sees himself as self-dependent and to that extent is in conflict with his or her creaturely nature. Sophocles’s Oedipus is a case in point—that canny entrepreneur of himself whose suppressed parentage will return to destroy him. We all like to fantasise that we have a posher pedigree than we actually do or (even more deludedly) that we have no pedigree at all—that we sprang from our own heads or loins. Since that which was never born can never die, this yields us the comforting illusion of immortality.This is certainly the case with what we might call bourgeois man, or Faustian Man, whose desire is infinite and whose will is unconfined. He must therefore secretly regard himself as wholly immaterial, since materiality is a constraint. This is a creature who recognises no end, origin, ground or goal but himself. When his phallic tower is demolished by terrorist aircraft he instantly resolves to build an even bigger one in its place. A case of slow learning if ever there was one…Since we are all born prematurely, with a donnish inability to cope, we will all die very quickly unless culture moves in on us right away. I don’t mean by this that Stendhal or Shostakovich are essential for our survival. I mean culture in the sense of a system of nurture, “nurture” being a word which for Shakespeare mediates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The playwright Edward Bond speaks of the so-called “biological expectations” with which we are born—the expectation, he writes, that “the baby’s unpreparedness will be cared for, that it will be given not only food but emotional reassurance, that its vulnerability will be shielded, that it will be born into a world wanting to receive it, and that knows how to receive it”. Unless one of those faces around the cradle actually speaks to the infant it will never become a person at all. It will be human, of course, since this is a matter of the sort of body it has, but becoming a person is a project, not a given. Measuring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by this single criterion, Bond refuses to grace it with the title of a culture.Culture, one might note, is here a descriptive and a normative term at the same time. It describes in a neutral way what must actually happen for us to survive, but it also refers to a kind of loving and is thus a value term as well. Without some culture of caring geared up to greet us we simply won’t flourish. In this sense, the word “culture” leaps the gap between fact and value—between what is the case and what is desirably the case. Far from just rising shakily on our paws and licking ourselves down, we are born with an enormous hole in our natures, which culture must instantly plug if we are not to die. It is natural to us to be lacking. And since our premature birth results in an unusually long period of dependency on those human beings immediately to hand it gives rise to an unusually intense intimacy with them. This in turn results in a particularly traumatic severance from them at a later point, which is what gives rise to that curious human invention known as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sis is a science concerned among other things with how the fact of our interaction with other bodies breeds certain conditions relevant to value: fantasy, neurosis, psychosis, denying that the grey-haired old codger who arrives at the school gates is your father rather than grandfather, pretending he’s just a wrinkled old family retainer and so on.All of which is to say that culture is of our nature. A very different proposition, note, from the postmodern claim that culture is our nature. For the postmodern ideology we might dub culturalism, culture goes all the way down. It is, so to speak, wall to wall. You can’t ask what is being culturally constructed, since the answer to that must also be a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is fashionable brand of culturalism, one which is rife all the way from Al Qaida to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is among other things a disavowal of our fragility and mortality. Al Qaida is culturalist because it believes that values, religious ones in particular, are what matters, more so than material matters. For both Al Qaid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materiality is constraining rather than enabling, which is no doubt one reason why both parties have a somewhat casual way with human flesh and blood. Neither the ICA nor the American Dream (I haven’t consulted Al Qaida on this point) would agree that, whatever else we may be, we are in the first place natural material objects. Anything more glamorous, sexy and fascinating we can get up to has to be got up to on this basis. For the anti-culturalist view I’m proposing here culture is required by our peculiar kind of creatureliness, by the sort of species-being we share, by the kind of material bodies we have.Only a linguistic animal—that is to say, one which moves within a world of meaning—can be said to have a culture. To live in a world of meaning is to share a sensory world with others of one’s kind in a way that transcends mere bodily contact. It isn’t just to add something extra to a sensory world but to transform it at a stroke. It is to extend the body outwards into a complex set of networks and institutions, and this in turn extends the body inwards, lending it its spiritual depth and interiority. The whole of civilisation is an extension of our bodies. Technology is a kind of prosthesis. And this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kind of labouring, linguistic, conceptual, self-transformative, self-transcending bodies we have (or are). (Whether we “have” bodies or “are” bodies is a fascinating issue we must leave aside here.) As Ludwig Wittgenstein remarks, if you want an image of the soul, look at the human body.Now this is both our delight and our disaster. The linguistic, culture building creature has the edge over its fellow animals in all sorts of ways. Indeed, it is hard to suppress a shudder of humanistic contempt when one thinks about all that we can do and they can’t. We can stockpile nuclear weapons, torture Muslims and blow the heads off small children, for example, none of which are within the capacity of moles or badgers (unless they’re being remarkably furtive about it). Language or conceptual thought allows us to sit loose to our own bodies, as well as to the bodies of others, unhinging us to some extent from our constraining sensuous responses. It is hard to strangle someone with your bare hands since the intra-specific inhibitions on killing a member of one’s own species would kick in and succeed in making us sick. And though it is unpleasant to have someone throw up over you, it is a great deal more agreeable than being strangled.We can, however, override these sensuous inhibitions by killing each other at long range, an ingenious strategy which squirrels and earthworms have so far disastrously failed to come up with. (Why? Because a non-linguistic being can’t invent a rifle.) Language, and the cultural or conceptual world of which it is the medium, is the catastrophic triumph we have over our fellow animals. If this dangerously two-edged sword permits us to torture, it also allows us to perform major surgery without just throwing up over the patient’s body all the time. It does this because it helps to objectify the world, set it over against us, which is a source of alienation and achievement. Unlike aardvarks and alligators, we can be ironic and play the trombone, write Little Dorrit and care for the sick. Linguistic culture also means that we can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others more intimate and intense than just bodily interaction, which is what we mean by spirit, soul or consciousness.Consciousness is more something between us than within us, more like dancing than a rumble of the gut. Because of this unique form of communication, we can dissolve the walls of our bodie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than touching. Sexual relationships, for example, are mostly a matter of talking (or am I missing out on something?). For sign-making animals like ourselves, physical action isn’t a way of getting closer to each other than words. In fact, actions like hugs or handshakes only make sense within a world of meaning. Sharing signs isn’t a substitute for sharing things; it is a way of sharing them more deeply.Entering into language was certainly a fall. But like all the best falls it was one up and not down. It was a fall up from sheer innocent animality into the guilt laden domain of culture and history. It was, as the theologians say, felix culpa—a fortunate fall. To live in a world of meaning is both our glory and our terror. Language, or conceptuality, sets us free from the dull constraints of a biological routine into that form of collective self-determination we known as history. I don’t want to be odiously patronising here: I’m sure moles and badgers are splendid little chaps in their own way, and no doubt slugs and tapeworms make marvellous companions once you get to know them. It is just that their existence looks from the outside just a trifle boring, which is the last thing one can say of the flamboyant career of a species apparently set on destroying itself.Because we live culturally and historically, our existence is at once enthralling and spectacularly precarious, whereas the lives of our fellow creatur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tedious but secure. Or rather they are insecure only because we are around. Being eaten by a tiger is not in the least tedious for us, but it is routine for the tiger. Having history means that we are never able to be fully identical with ourselves. Like language itself we are constitutively unfinished—and this means that death is always arbitrary and gratuitous even when we see it coming. As Lady Macbeth recognises but her husband does not, it belongs to our natures to transgress our natures. Living in a world of meaning also allows us to reflect on the grounds and validity of our meanings—in other words to do theory—which is another way in which we are not self-identical. In reflecting on ourselves, we divide ourselves into two, becoming both subject and object of our thought.A creature doomed to meaning is one constantly at risk. It would seem, for example, to have no solid ground to its existence, since there is always more meaning where that came from, and meaning is in any case inherently unstable. There can be no such thing as a fin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sense of an interpretation which does not itself need to be interpreted. There could be no final word because a word only has meaning in terms of other words. We are able to live historically because the kind of bodies we have are self-transcending, which is to say that they allow us within certain limits to determine the way in which we are determined. We are determined in such a way as to be able to make something creative and unpredictable of what makes us. Language offers a model of this, because it is a regular, fairly predictable system of conventions but one which all the time allows us to generate strikingly original speech acts which no one has ever heard before. A poem is the best example of such utterances.Language allows us to make present what is absent. It punches a hole in the indicative mood and ushers in the subjunctive—the sphere of imagination and possibility. With language both futurity and negation are born. A dog may be vaguely expecting its master to return, but it can’t be expecting him to return at precisely 3.57pm next Tuesday. As for negation, it is language which allows us to do this as there is no negativity in reality. Speech introduces nothingness into the world.The problem with this constant negating and transcending of the present (which is what we mean by history) is that linguistic creatures can develop too fast. Evolution, by contrast, is mind-blowingly slow and boring but safe.Linguistic animals are perpetually in danger of overreaching themselves and bringing themselves to nothing. Their chronic condition is what the ancient Greeks knew as hubris or which modernity knows as the myth of Faust. We are always likely to be undone by our desire. In fact there is something perversely self-doing about it: a self-delighting, self-squandering, demonic recklessness which Freud called the death drive. When it comes to taking a gratuitous delight or obscene pleasure in the destruction of others simply for the hell of it, this recklessness is traditionally known as evil.So what has all this got to do with Gordon Brown? Let me try to sidle my way from culture to politics by way of King Lear. Shakespeare, in Lear but also elsewhere, sees culture as a kind of surplus or excess, a superfluity over and above strict necessity. But he also sees that this superfluity is necessary to us as well. Superfluity belongs to our natures. Culture is a supplement—but it is one which is built into our being. Shakespeare sees that to overflow the measure, as he writes in Antony and Cleopatra, is somehow part of our measure, that transgressing the norm belongs to what we are. This is why Lear cries, “O reason not the need!” when he is asked by his brutally utilitarian daughters why he needs even one knight in his retinue.At one point in the play Shakespeare seems to be arguing his way from the idea of surplus and the senses to the idea of socialism. Struck by the unfamiliar sight of the naked, defenceless poor, Lear exclaims, “O, I have ta’en Too little care of this! Take physic, pomp; Expose thyself to feel what wretches feel, That thou mayst shake the superflux to them, And show the heavens more just.” What Lear means is that power is without a body. Power is fleshless. If only it had a body, if it had senses, it would feel the misery it inflicts, and thus might stop doing so. What blunts the senses of power is a surplus of material property, which provides it with a kind of surrogate body, a fat-like swaddling of material possessions. And this is what insulates it against compassion. So the point is for power to shuck off its surplus fat to the poor (“shake the superflux to them”), which will then both improve the conditions of naked wretches and allow power itself (Lear himself) to feel, to re-appropriate its body, to be rehumanised. (The nearest thing to the play on this score, incidentally, is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a document which similarly seeks to argue its way up from the material body to communism, from the somatic to the socialistic. Marx, too, sees that socialism is essential if we are going to start feeling our bodies again.)As Lear goes on: “Let the superfluous and lust-dieted man That slaves your ordinance, that does not see Because he does not feel, feel your power quickly, So distribution should undo excess, And each man have enough.” If the senses of the rich and powerful weren’t so swaddled and pampered, the rich might be moved by the deprivations of the poor to share with them the very goods which currently prevent them from feeling their misery. The rich are quarantined from compassion by an excess of property, whereas the poor are impoverished by too little of it. The renewal of the body and a radical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are closely allied. Communism and corporeality, here as elsewhere in Shakespeare, are closely related ideas.“O reason not the need!” Gift, gratuity, lavishness, non-necessity, superabundance: these things are constitutive of what we are, or rather, of what we could become in politically transformed conditions. This, surely, is one reason why artistic culture is so vital all the way from the romantics to Oscar Wilde. It represents a form of production which is radically for its own sake, done just for the hell of it. As such, it is an implicit critique of utility simply by the miracles of its existence, a living rebuke to the Benthamites and avatars of exchange-value.Art becomes that mysterious thing which, like the God from which it tries to take over, is its own ground, end and origin, which keeps conjuring itself spontaneously up from its own unfathomable depths for the sheer delight of it, which stoops to no external law and refuses to be judged by any grim faced tribunal of history, Geist, production, benevolence or utility, but which lives only by the law of its own autonomous being (auto-nomus)—and which in doing so resembles nothing quite so much as us, as men and women, or at least what men and women might be in a society in which we, too, would be treated as ends in ourselves, in which human existence might no longer be bent to the imperatives of a bloodlessly instrumental reason but could become, as Marx puts it in the Grundrisse, a matter of “the absolute working out of creative potentialitie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ll human powers as such as an end in itself”, which is to say, in his idiom, the realm of freedom rather than the domain of necessity.Astonishingly, then, from romanticism and aestheticism to modernism, art is most profoundly political when it’s leastfunctional. It is most politically engaged and instructive when it broods over the miracle of its own being in a civilisation where, strictly speaking, it ought to be well-nigh impossible. Ours is a culture where the commodity, whose reason for being lies entirely outside its sensuous being, is the norm for what defines an object and where the work of art thereby becomes the very opposite of the commodity, even if it is now in fact for the first time part of general commodity production.In the battle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nature always finally has the upper hand. It’s known as death. In the shorter term, however, the aim of socialism is for culture and self-delight to be where labour and necessity once were. There’s an important conflict within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over how this is to be best accomplished: do you try to make work creative in the manner of a William Morris, so that artistic culture becomes a paradigm of non-alienated labour, or do you try to abolish work altogether, in the style of Marx and Wilde? Is the best possible reason for being a socialist the fact that you object to having to work? For Wilde this is certainly the case. In his view, once the realm of necessity has been automated, we will simply lie around the place all day in loose crimson garments in various interesting postures of jouissance, reciting Homer, sipping absinthe and being our own communist society. Indolence is a sign of the coming socialist kingdom. It’s absolutely nothing to feel guilty about. The aristocrat is the forerunner of the communist, rather as the landowner has a sneaking affection for the poacher as opposed to the petty bourgeois gamekeeper. The culture which is at present the preserve of the privileged few is also a utopian image of a future beyond the commodity, on the other side of iron necessity.This, however, involves a shift in the very meaning of culture, from the more restricted sense of the term, roughly, art, to the broader sense of a whole way of life. Art defines certain qualities of living which it’s the task of a radical politics to generalise to social existence as a whole: this, I take it, is a key insight of Raymond Williams, who died twenty years ago last year. Let me put these points in rather baldly propositional form:(1) Culture in the broad sense—culture as language, symbol, kinship, community, tradition, roots, identity and so on—can be summarily defined as that which men and women are prepared to kill for, or die for. This isn’t true, as you may have noticed, of culture in the sense of Stendhal and Shostakovich, except perhaps for a few seriously weird types hiding out in caves somewhere too shamefaced to come out and confront the rest of us. As capitalist civilisation develops, this gemeinschaftlich idea of culture grows more and not less powerful, as an abstract globalism breeds a myopic particularism.(2) This means that culture has on the whole ceased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as it was in the heyday of liberal capitalism, and has instead in advanced capitalism become part of the problem. The generous, utterly well-meaning, hopelessly idealist view that culture could provide the common or universal ground on which we could all ultimately meet, regardless of our social, sexual, ethnic and other differences, and could thus offer a much needed form of spiritual cohesion in a fragmentary society, has ceased to be viable even for most liberal bourgeois critics.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culture as a radical utopian image of the kind I’ve discussed has ceased to be current too. Instead culture speaks the language of conflict and antagonism rather than consensus and universality. The three movements which have dominated the political agenda from the mid-20th century onwards—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feminism and ethnic struggles—all see culture as the very idiom in which their demands are articulated, in a way that was not so true of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struggle.(3) Finally, we are shifting from an opposition between civilisation and barbarism to one between civilisation and culture. The political left has always insisted that civilisation and barbarism are synchronous, not sequential—not just that civilisation was dredged laboriously from barbarism but that the two are secretly sides of the same coin. No cathedral without a pit of bones; no high culture without wretchedness and exploitation. Nowadays, however, civilisation means individuality, universality, autonomy, irony, reflection, modernity and prosperity, whereas culture signifies spontaneity, conviction, collectivity, specificity, tradition and (generally speaking) impoverishment.It isn’t hard to map this opposition on a geographical axis. Whereas there used to be parts of the globe which were civilised and others which were barbaric, there are now bits which have civilisation and other bits which have culture. Who said there was no progress in our thinking? The only problem for the left, before it rushes to dismantle this flagrantly ideological contrast, is that there are, of course, aspects of so-called civilisation which are precious and progressive, and aspects of so-called culture which are bigoted and benighted. And on that I impeccably even-handed note, I leave the question as one for you to ponder… 
  10. 湛卢:世界与中国(四):世界经济重心的流动
    经济 2011/10/06 | 阅读: 1967
    本期图志关注世界经济重心的流动,基于一系列长时段的历史趋势观察,勾勒了中国重新回到全球经济中心地位的轨迹,以及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不管有没有做好准备,不管愿不愿意,中国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头,已经从落后变得强大,并且将在解决两极分化实现国、民共富之后,开始发挥独一无二的文明渗透力,这无疑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各界人士对自己的国家、制度和体制更自信一些,更专注于共识的建构而非破坏,更融通地看问题、想对策、提意见。 壹、两千年流动大势 牛津大学学者Anders Sandberg使用Angus Maddison的经济历史数据,做了一幅两千年来世界经济重心流动的路线图(图1) 。 Sandberg这样解释这个路线图。公元1年,中国、印度、罗马帝国支配世界经济。1000年时罗马已衰落,世界经济中心向东、向北移。1700年流经吉尔吉斯坦,1800年在贝加尔湖。之后向西北运动,1900年运动至白海。美国经济开始迅速增长,将经济中心往西带,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挪威海附件原地踏步,1945年到达格陵兰高地。1980年开始,东亚、尤其是中国将经济中心向东拖动,2008年到达西伯利亚海岸。 这幅世界经济中心的流动路线图,显示了东风即将压倒西风的历史大趋势。 图1  世界经济重心流动路线 Source:  http://www.flickr.com/photos/arenamontanus/5621263391/ 貳、未来九年趋势 图2根据可变价格测算的GDP数据,给出了2010-2010年间世界经济位居前十五名的国家位次变化。世界经济秩序将在未来十年发生巨大变化。15个国家中,除了加拿大位次维持不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将继续下降,而金砖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都将持续上升了,墨西哥、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也将上升。   一个旧的世界秩序,将很快被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取代。一个旧的时代行将结束,一叶新的历史已开始谱写。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且是以出乎西方人、中国人意料的速度。   图2  2010-2010年国家经济地位排名变化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弎、中国对外投资的流向   吸引外资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点,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国,仅次于美国。五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图3),从流向上看,亚洲是投资重点(490亿美元),北美、南美、欧洲、非洲、澳大利亚次之,而且比较接近,介乎324亿-390亿美元之间。这是一个力图保持均衡的国家理财方针,让各大洲都能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而又不偏重哪个地区。当然,从先后顺序和增长速度上还是可以看出侧重点。 图3   中国对外投资流向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肆、中国对外投资的历史趋势   图4 给出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历史趋势。在整体上,中国在各大洲的投资都在增长,但对北美和欧洲的投资显然增速缓慢,而对亚洲的投资增长最快,对拉美的次之,对非洲也比欧美要快,对大洋洲的增长最为缓慢。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伍、中国在全球的商品消费状况 图5显示,中国不仅在2010年初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也在多个领域成为世界商品的最大买主,包括石油、精镍、精铜、精锌、原铝、精铝、精钢、电煤、海运铁矿石。最大出口国和最重要的进口国,这两大指标都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9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虚拟化的全球金融市场主导权的盲目自信,随着2007年欧美金融危机的到来,已经被证明为是一场幻梦。在大国兴衰的历史长河上,实体经济始终是国家实力的真正衡量标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国家,总是比"寅吃卯粮、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国家,要过得舒服些,更有可能缩小两极分化,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 图5  中国在多领域成为世界头号买主 Source:  www.unicef.org/irc,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A League Table of Inequality in Child Well-being in the World's Rich Counties. 陸、中国从非洲进口什么   图6显示了1995至2009年间中国从非洲进口商品的主要构成。1995-1999之间,石油只占三分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石油的比重已上升到60%,并有缓慢增加之势。其他商品还有贱金属、贵重矿石、贵金属、木制品、纺织品和衣服。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非洲的石油需求越来越大。 图6  (1995-2009)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柒、中国从非洲哪些国家进口   图7表明,中国2009年从非洲进口了423亿美元的商品,有八个非洲国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安哥拉最多,35%;然后是南非18%;苏丹11%;利比亚7%;刚果4%;赞比亚3%;刚果民主共和国3%;赤道几内亚3%;从剩下的40多个国家中进口16%。   图7  Source:  http://www.wri.org/stories/2011/06/em ... -brazilian-overseas-inves   捌、民富的历史轨迹 图8比较了两千年以来民富的历史轨迹。作为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人类历史的农业时代长期领先世界,从1820年起开始拉开差距,1870年至1949之间更是持续下降,1950年起开始大幅缩短距离,而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与日本、美国和西欧相比还落后不少。当然,其中的数据是以1990年美元价格,不是可变价格。   比较而言,西方在工业化完成后,也就是国富之后,才开始民富的过程。民富并不是要让大富之家更富,而是让大多数还不宽裕的家庭更加富裕。只有家庭富裕了,才可以发挥更大的经济功能,从而建构适合我国实际社会条件的"福利国家制度 "和社会保障水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必须得到保障,这离不开可行的、可持续的配套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   图8  中国、美国、日本、西欧、世界人均GDP比较 (胡鞍钢2007)   玖、中美欧三体力量对比   图9 呈现了中国、美国和欧洲三大政治经济实体的力量对比。中美欧这个排序不再是一种修辞,而是反映了现实力量的分布。现实国际秩序是由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决定的,日本、俄罗斯、印度都在中国经济实力的辐射范围之内,这个经济圈以中国为核心,以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动力;巴西、墨西哥、加拿大曾经生活在美国的经济支配之下,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和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拖累,使之正在追求更加独立于美国的经济型态;欧洲则继续有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把持,属于三体中力量组最弱的一方。 图9  中美欧三体力量格局 Source:  http://www.flickr.com/photos/arenamontanus/5621263391/   看了本期图志,大家耳边是否想起了下面这段话:"世界的风向变了。去年气候不大好,今年气候很好。现在世界正在大变,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句话是林黛玉说的。我们说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压倒西风!"
  11. 何吉贤,郝庆军等:新视野中的“延安文艺”--——青年学者三人谈
    历史 2009/08/05 | 阅读: 1968
    何吉贤,关于“延安文艺史”研究的三点思考,李云雷,新视野中的“延安文艺”,郝庆军,信史的力量:《延安文艺史》读后
  12. 卡特林·波尔、保罗·索莱里、程绪珂、苏雪痕、蔡建国、张福昌:生产性景观访谈
    建筑 2010/11/22 | 阅读: 1968
    根据史学家的资料,中国古典园林起源于房前屋后的果木蔬圃。园、囿这些文字由象形文字演化而来,外围的方框表示一定的边界或墙垣,方框内则表示栽培植物或蓄养动物。而在西方,景观设计师也主要来源农场主、牧场主。可以说,生产是景观的最早的功能。在中国,五、六十年代也曾出现过"园林结合生产"的运动。而在当今快速的城市化之下,大量的农田被蚕食,残存在城市中的农业也一度被认为是阻碍城市发展的隐患。当景观的生产性功能再一次被强调,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错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生产性景观呢?
  13. 格兰汉姆·雷曼:9|11--赢家
    社会 2011/09/15 | 阅读: 1971
    对有些人来说,恐怖主义袭击是他们的金矿……“红十字会试图将9/11捐款挪作他用。会长辞职了,她的继任者公开致歉”等等,文中列举了利用911获取利益的各种蝇营狗苟方式,其中不乏诈骗贪污 (英文)
  14. 关于大江访台的几篇报道
    文学 2009/10/27 | 阅读: 1972
    关于大江访台的几篇报道:「視少女如老婦」不寫黃昏戀;新作「水死」 連結兩個我;若二戰時把天皇炸死…;長子身障 他的文學從此有「光」
  15. 榮新江、李肖、孟憲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
    历史 2012/06/26 | 阅读: 1972
    由於大多數墓葬經過盜擾,所以新出土的文書比較零碎,無法和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間出土的文書相比。這次的文書除了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外,還有多處,也有一些文書從類型或內容方面和過去所見有所不同。
  16. 杨天石:蒋介石日记的真伪
    历史 2010/01/07 | 阅读: 1973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一种是写给自己看的。蒋介石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蒋介石决心 从此改邪向善,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 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他把日记作为自用,因此也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 蒋的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然是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为公布,这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一是蒋生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进行自我美化;二是蒋在日记中骂过许多人,好友、亲属、同僚、下属,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三是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 蒋的日记手稿本对于我们认识蒋的本相,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不看,会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17. 钟永丰:我的南部意识
    社会 2009/09/18 | 阅读: 1974
    你怎么会意识到南部?是因为过年时你怎么都是先塞南下后塞北上?是因为你在拥挤的台北捷运上突然忆起南方的衰老?是因为你不得不到南部一趟结果发现那里真像外国?还是因为你不爽阿扁而又是南部人讲不听把他再次送进总统府兴风作浪?
  18. 汉斯·莫德罗:我仍在反思过去
    政治 2013/01/21 | 阅读: 1974
    东德最后一位总理。德国统一后曾继续担任德国国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我的目标一如既往地在于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受教育、有工作、享有健康,在关乎他们的生存条件时,有参与决定的权利。也提到《窃听风暴》,认为这部电影是单方面的,其表现出的态度说明,从法理上业已统一了的德国至今依然存在着社会鸿沟。
  19. 杨鹏飞:金融危机下工会的抉择
    政治 2009/09/07 | 阅读: 1975
    自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来自美国的需求大幅减少,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民众就业压力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维护劳动权利为使命的工会组织面临一种“积极维权不是、不积极维权更不是”的两难处境。
  20. 马建东:王梵志诗的底层生活经验
    文学 2009/09/17 | 阅读: 1975
    本文通过对现存敦煌文献中王梵志诗的研读,认为王梵志诗作的独特意义之一,在其对底层生活经验的深刻揭示。细读今存全部王梵志诗作,可以发现,构成这种经验的,除了人们略有了解的经济生活的贫困,还有社会负担的沉重、社会公正的匮乏,以及生命意义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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