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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王安石的诗集，重读王安石的《元日》，它几乎概括了我们民族除夕迎新古老的传统民俗。其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包括三个节目，一是除夕晚家家户户要爆竹声中除旧；二是在朦胧快天亮时，把新桃换旧符；三是在元日的清晨，面向东方，自幼及长饮屠苏酒。这些个迎新除旧传统，前后延续近二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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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 2本，那时也开始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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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是七五年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其住所召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王、张、江、姚，会议长达二个小时，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大家讲起东汉末魏、蜀、吴三国，特别是东吴的故事。还让叶剑英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这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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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09/01/25
| 阅读: 18264
朱永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回忆与王守稼、谭其骧和陈旭麓相交，及在文革中注释史传文赋的经过。附《枯树赋》与骆玉明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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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则诗文分别是纪念毛泽东一百十五周年诞辰的书信体散文《点一柱心香，献一束鲜花》和清平调《戊子岁末有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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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政治
2009/01/25
| 阅读: 1682
洛克的政教分离理论保障了人法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超越它；神法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但它不是以政治权威的方式，而是通过与人们的灵魂直接沟通，来保障公民的服从。在洛克一再强调尘世权威不能干涉灵魂事务的同时，他也将一切政治权力都交给了行政长官，丝毫没有削弱政府的行政权力。政府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恰恰是为了帮助灵魂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而将追求灵魂拯救的权力完全交给公民个体，也保障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不受任何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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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圩村的自杀有两种基本类型，夫妻因家庭矛盾导致的自杀和老年人因代际矛盾导致的自杀。贫穷是农民自杀的表层原因，村庄生活的巨大压力是其深层原因。这种压力由村庄中异化的面子竞争所导致，面子竞争的异化是由农民能价值观的变迁引起的。自杀应当放到这一背景中去获得解释。价值观变迁中本体性价值的丧失是老年人自杀的根源，本体性价值丧失所导致的社会性价值的异化，是年轻人自杀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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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激荡风云之际，正是中国本土电影躁动蜂拥之时。鲁迅在上海生活的十年（1927-1936），恰逢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期。鲁迅作为当时中国文艺界的泰斗，对电影的态度如何？鲁迅跟电影有著怎样的关系？对当时放映的国外电影持何种立场？对中国本土电影有甚么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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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今日观察》栏目何帆、丁一凡谈金融危机，他们认为，“绝对地偏向市场”是导致美金融危机的致命伤，美国批评中国储蓄率太高导致美国消费率高的牵强逻辑行不通，贪婪和纵容是这次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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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指出，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早前指中国在美国的巨额投资助长了美国历史性的超前消费和住房泡沫的言论，是将责任推予中国。因为联储局有责任主动透过调整利率控制房产价格，避免产生经济泡沫。此外，金融海啸虽然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但亦加速了中国发展内需市场的步伐。澳门可利用与广东省的各种合作，进入内地的内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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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社会
环保
2009/01/25
| 阅读: 6006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在国内学术界还是一个少有涉猎的领域。本文以华南P县的一起大规模环境诉讼案件为案例，“展示”并分析了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这一特定“场域”中，通过集团诉讼这种方式进行环境维权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和农民的行动逻辑。文章立足于通过叙事的方式来建立对当下“通过法律的环境维权”的场景化认识。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这种行动面临的四个主要困境，即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农民维权的“合法性困境”，司法诉讼的“体制性困境”，法律逻辑下的“环境权困境”。面临四重困境，在推进“通过法律的环境维权”时，农民的行动中蕴涵着特殊的行动逻辑，这主要包括特殊的动力机制和特殊的行动策略。特殊的动力机制包括：村民们因基本生存面临威胁而不得不进行的生存抗争，诉讼精英的使命感和道德勇气，诉讼精英生存危机下不得不将斗争进行到底。特殊的行动策略包括：始终控制在法律范围内的行动；选择性激励；诉苦、弱者的武器、“问题化”、“挟中央以抗地方”等动员策略；引入媒体、专业环境诉讼帮助NGO、环保支持网络等外力以搅动地方利益格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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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使涉农部门进入以部门合作为途径的农协改革，就必须为部门加入这一改革过程创造出收益。农协成立阶段所要解决的正是不触动部门利益存量，创造出新的利益增量，从而形成多部门参与农协的格局。农协筹建阶段和成立之初，没有多少实质性运作，不可能产生出实质性的收益，因此必须创造出虚拟的资源增量，以吸引部门进入。“虚拟利益增量”具有两个特征：第一，相对于部门实际享有的利益来讲，它是虚拟的。第二，它必须具有能够成为现实的潜力。展现这种潜力是说服部门加入农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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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宗教
2009/01/24
| 阅读: 2204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寺庙和宗族祠堂复兴的在全国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笔者通过参加2007年范庄的龙牌庙会，详尽地描述范庄龙牌会的仪式过程，并与龙祖殿修建前的仪式进行比较，从仪式变迁的角度来分析龙祖殿修建前后政府、会头和学者的关系。也正是因为龙祖殿的修建，才有了从“家”到“庙”的过程，“家”是一种家庭的，内部的表征，而“庙”是公共的，外部的表征。从家到庙，也是龙牌会从地方信仰向公共事物——龙文化遗产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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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村所谓的“例”,乃是民间事关敬神拜祖、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的成规，相当于李安宅先生讲的“民仪”（mores）----“一切民风都起源于人群应付生活条件的努力。某种应付方法显得有效即被大伙所自然无意识地使用着,变成群众现象,那就是变成民风。等到民风得到群众自觉,以为那是有关全体之福利的时候,它就变成民仪。直到民仪这东西再被加上具体的结构或肩架,它就变成制度”。“例”不象风俗习惯那样容易移变,却也不如制度那样具刚性约束。其实,孙村并非世外桃源。虽然没有人愿在主观上削旧“例”或创新“例”,但剧烈的社会变迁及悄然的民风（folkways）转化无人可挡，“例”的移易难免发生。问题是,在社会变迁、文化断裂及社会记忆发生危机的大趋势下,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例”，为什么在社会整肃运动不断的毛泽东时代可“例”行如初，而在社会相对宽松的后毛泽东时代却“例”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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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社会
2009/01/23
| 阅读: 2426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而北方土改的主要革命对象也相应地锁定为乡村中的“封建”代表——地主阶级。然而，1946年中共决心“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后，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在“民主”的革命旗帜下，群众运动的烈火也烧向了自己的乡村政权基础。共产党控制下的乡村地区，一些基层干部平素作风不好，乃至为非作歹，早已被群众视为“新封建”。而在执行土改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区乡干部滥用职权，占好地、好房窑，“窃夺果实，与民争利”，从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因此，土改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呼声，乃至发生打干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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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人文
2009/01/25
| 阅读: 3002
在乡村中国，十九世纪末以来现代教育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教育者群体，他们是公共学校的教师，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在不断增长，他们接受的主要是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而不是儒家经典的训练。绝大多数乡村教师是二十来岁的男性，他们多来自家境贫寒的农家，他们的年龄和背景使他们精力充沛并不满现状，而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和他们从事的职业，使他们成为乡村中拥有并传播现代知识的先锋阶层。但这些并不必然使他们成为激进的革命者，使他们变得激进和革命的其它重要因素是他们的穷困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周遭闭塞落后的环境。这些与他们所接受的现代科学教育和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形成极为强烈的对比。在很多地方是乡村教师建立了当地第一个党组织，最早在农民中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并在乡村开展了最早的革命活动。根据笔者在广泛阅读相关史料时所做的估计，中共早期乡村党组织有70-80%是由乡村教师创建的，乡村教师充当了中国革命中这个普罗米修斯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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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來对於老舍的评论，一直有两种倾向。一种从左翼的革命立场，或者分析他的不足，或者强调他的觉醒过程；另一种则把老舍趣味化，强调他的民俗气味、北京风味和幽默语言。我认为，这都不能看出老舍的伟大。老舍首先是属於市民阶层的，他描写了他们的善良、他们的软弱和痛苦、他们的苟且偷安，以及他们的不得不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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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學》「物質文化」專號，收錄有三篇論文、三篇研究討論以及一篇書評。如同許多歷史上或大或小的事件，這個專號的形成也有其結構因素與偶發因素。受限篇幅，我略去幾種可能的偶發因素，先談諸種結構因素中的一項選擇性親和：這次專號其實反映臺灣史學界標舉「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議題重要性的一股集體研究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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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户主代位构成上看，当代农村三代直系家庭有两种主导形式：一是以第一代人为主导，一是以第二代人为主导。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超过50%的三代直系家庭以第二代人为主导，第一代人退居从属地位。第二代人赡养和照料老人是这类家庭形成的重要原因。在缺少社会保障的农村环境中，丧偶老年妇女对家庭养老有高度的依赖，她们成为三代直系家庭产生的主要前提条件。第一代人为主导的家庭虽不占多数，但却有逐渐升高之势；担任户主的第一代人多数尚未年老，这类家庭具有代际协作特征。与农村相反，城市三代直系家庭则以第一代为主导，经济自立能力强使第一代人摆脱了对子女的生存依赖，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三代直系家庭是松散的，但却有助于提升代际关系质量。这应该成为农村三代家庭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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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青春》是两个人的口述史。讲普通人亲身经历的故事，有“‘民俗’也可以成史” 的意味。而一旦得知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作者在“文革”和“文革”前的生活，又会觉得书里所写的，与那种布满人间烟火气的“民俗”，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