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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还是期待这个社会能够存在许许多多自主的、饱满的创作心灵以及相应的作品；另一方面，我也期待这些作品在社会上能够恰当地被群众所接收，被喜闻乐见。

"中德启蒙对话"这样的活动很难避免一种尴尬，因为被邀请参加对话的人尤其是主讲人，很容易被看成不仅代表他个人，而且多多少少代表他来自的国家--中国或德国--的主流观点，因此每个个人的发言也就成了某种"中国的"或"德国的"观点。为此，我想特别强调，我个人的看法在中国社会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因此我的发言仅仅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而不能代表任何其他"中国人"的看法，更不能代表所谓"中国的"看法。 "反启蒙"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恕我直言，我对"启蒙对话"这个题目并没有很大的热情，因为这个题目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名言：老调子又唱起来了。我很怀疑，除了陈辞滥调以外，关于启蒙还能谈出什么新东西？例如，这些年一谈启蒙，大家好像都必须从康德的文章"什么是启蒙"开始，这不免让人厌倦。不过，为了表示对康德的尊重，让我也从康德开始，我愿引用康德《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第40节的一句话："从迷信中解放出来是谓启蒙"（Liberation from superstition is called enlightenment）。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并非是西方现代的产物，也并非一定与西方现代性相关，相反，启蒙就是从任何根深蒂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因此，要谈启蒙，首先必须问某个时代某个地方最大的迷信是什么？ 正如我所尊重的德国思想家伽达默尔（Gadamer）指出的，启蒙在西方并非从现代才开始，相反，西方至少发生过三次大的启蒙，第一次启蒙是在古希腊，当时最大的迷信是神话，启蒙表现为古希腊哲学以理性取代神话这种迷信；第二次启蒙则是人们熟悉的西方现代的启蒙，当时西方最大的迷信是启示宗教与基督教圣经，启蒙表现为以"不需上帝启示帮助的理性"（unaided reason）来取代启示宗教与基督教圣经的权威，实际上康德所谓"勇于使用你自己的理智"（havethe courage to use your own understanding），只有在批判启示宗教与基督教圣经这种当时最大迷信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你自己的理智"就是"不需要上帝启示帮助的理性"，否则"你自己的理智"这话根本就没有意义，康德的意思无非是说，欧洲人长期不敢使用自己的理智，是因为上帝的启示和基督教圣经凌驾于"你自己的理智"之上；同样，康德所谓"不需要别人的指引"（without the guidance of another）归根结蒂是指不需要基督教圣经权威的指引，否则这句话就是荒谬的，这会导致对任何教育的否定，有任何一个学生不需要教师的指引吗？因此有必要强调，离开了从启示宗教和基督教圣经这种迷信的解放，西方第二次启蒙根本就无从谈起，没有启示宗教和基督教圣经这种迷信，西方第二次启蒙不会发生。 西方的第三次启蒙，则是在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后发生的，这次启蒙的表现形式或许可以称为"反启蒙"，因为要破除的最大迷信可以说正是"启蒙本身的迷信"，亦即西方现代启蒙所导致的种种现代迷信：对技术的迷信，对理性本身特别工具理性的迷信，对人掠夺自然奴役自然的权力的迷信，对宏大话语和普遍主义的迷信，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迷信，等等。特别是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西方很多思想家对"现代性"和"启蒙规划"的深刻批判凸显了"西方现代启蒙"的黑暗面，从而促进了现代人从"启蒙本身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可以说，启蒙的辩证法或启蒙的悖论就在于，启蒙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往往也在创造自己的新的迷信。正因为如此，"反启蒙"必须被看成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没有"反启蒙"，启蒙就无法克服自己造成的新的迷信，因此，"反启蒙"有助于启蒙的健康发展，没有"反启蒙"制约的"启蒙"必然会走向"启蒙的走火入魔"（enlightenment gone mad）。 现代中国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下面我就从这种启蒙辩证法的角度简略谈谈我对中国启蒙的看法。但要讨论中国的启蒙，我们同样必须首先问，中国不同时代的最大迷信是什么？没有迷信，就没有启蒙，只有先搞清什么是有待解放的最大迷信，才有可能真正讨论启蒙。 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中国文明自身的启蒙传统，但可以确认，中国的第一次大启蒙是由孔子和儒家奠定的，孔子和孟子时代的最大迷信是对武力和霸权的迷信，孔子和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实践取代对武力和霸权的迷信，奠定了中国的启蒙传统。儒家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实践并不追求形而上的绝对真理，而强调个体修养的日常道德实践，因此儒家没有启示宗教那样的绝对教义，也没有基督教圣经那样的绝对神圣文本，儒家的所有经典都是人间的，都是用"你自己的理智"可以把握的。正因为没有启示宗教的迷信，也没有类似基督教圣经那样的神圣文本迷信，类似西方第二次启蒙那样的启蒙运动不会在中国传统内部发生，也不需要发生，因为并没有那样的迷信需要解放。 中国现代的启蒙不是在中国思想传统内部发生的，而是外来的，是在中国文明全盘瓦解后学习西方特别是西方第二次启蒙思想的结果。这一中国现代启蒙过程充满了启蒙的辩证法或启蒙的悖论，亦即它在破除迷信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新的迷信。中国现代启蒙破除了从前中国人的最大迷信，即认为中国文明是最高最好的文明这种迷信，从而转向学习西方特别是西方第二次启蒙的成果，但它同时创造了自己的新的迷信，即认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月亮圆，因此中国文明传统必须全盘彻底地否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一现代启蒙过程基本上缺乏"反启蒙"来平衡，虽然1920年代前后曾有梁启超和梁漱溟等人提出对西方第二次启蒙的批判并曾发生"科玄论战"这样的启蒙辩论，但这些人物和思想很快就被边缘化，毫无影响。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主流始终是不断强化对西方第二次启蒙的全面认同，因此20世纪以来几乎每过15年或20年就会有人提出需要"新启蒙"，亦即认为中国走向西方第二次启蒙仍然不够彻底，需要更加激进的启蒙。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是接受西方第二次启蒙的结果，但几乎从没有人认为20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错误与接受西方第二次启蒙有关，而总是认为是启蒙不够彻底所导致。例如改革以来，几乎从来没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错误与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启蒙有任何关系。中国思想家李泽厚也并不认为检讨现代革命问题首先需要检讨西方第二次启蒙，反而认为现代中国的全部问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仍然是启蒙不够彻底。 如果我们问，中国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启蒙，那么我们首先要问中国现在最大的迷信是什么？在我看来，答案是清楚的，中国现在最大的迷信就是对西方的迷信，特别是对西方第二次启蒙的迷信。正是这种现代中国迷信，实际使得现代中国人几乎不会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因为他们认为必须求助"西方人的理智"，同样，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至少目前做不到"不需要别人的指引"，因为大家实际认为中国人需要"西方人的指引"。这，大概就是启蒙与迷信的辩证法在现代中国的表现，也是中国现代启蒙的最大悖论。 我的结论因此是，现代中国人如果要"用自己的理智"而"不需要别人的指引"，就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特别是西方第二次启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在这一迷信解放的过程中，中国自身的启蒙传统，以及西方第一次启蒙和第三次启蒙都可能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中国学者开始注意这些不同于西方第二次启蒙的启蒙传统。 （作者为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本文为作者在2011年11月1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启蒙之对话"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有个老传统，祭岳镇渎海，从秦汉到明清，历朝历代都祭。这个传统很重要，但清朝以后，逐渐被人遗忘，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一书的《结语》

在 "全球化"的复杂格局中，在社会认同发生激烈分化的情形下，如何叙述中国必然是不同政治与文化力量介入的场域。本文并不打算全面地讨论所有的中国叙述，而 是集中分析国内知识界的一种叙述形态，即在"文化自觉"这一基本诉求下展开的中国叙述。

民智是实践民主的基本条件，制造集体愚蠢的人，才是民主真正的和最大的敌人。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点不在于发展经济，不在于让农民致富，而在于如何防止农村人财物流出背景下农村基层的失序。中国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维持农村基本秩序，就是要从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条件出发，从大局出发，从一般性方面出发，来建设好中国当前的基层组织，并以此为基础，来将农民组织起来。

今年5月10日，汪晖教授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做题为"变动秩序中的中国文化自觉"的演讲。本文为演讲整理稿，标题与小标为编者所加，未经原作者审阅，有删节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是全球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他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以及他所开创的"进攻现实主义学说"从理论逻辑上充分论证了大国争霸的必然性。因从不讳言美国必须要警惕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米尔斯海默曾被看成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于2010年初接受英刊《新左翼评论》（2010年1—2月号）的采访，对当前纷乱的世界进行了评论，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建言。

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在完成必要检查后于2012年7月1日晚重新启动了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反应堆。因此数以万计示威者6月29日在日本首都东京市中心首相官邸前集会抗议。该声明由柄谷行人起草。

有近4千万（相当于一个西班牙的人口）讲400多种不同语言的印第安人生活在拉丁美洲各个角落。在阿根廷、乌拉圭这样的移民国家里，他们是极少数；在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混血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他们是少数；而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这几个安第斯山国家里，他们分别占到了20%、40%甚至50%以上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已经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经济"- 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从理论上来做出说明。我将迂回地从2007-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谈起，看看美国"暂时国有化"措施的经验教训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对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几乎难以找到可以被共享的思想资源。本文试图以新启蒙思想为坐标，对当下的诸种理念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和剖析。

叶紫在《丰收》中关于政党政治和农运记忆的两组细节描写，隐秘地表达出上世纪30年代的起源语境。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在1927年写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述重心转向了"阶级"。政党政治博弈的过程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转型"，触发了思想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并促使中共在实践层面转向了土地改革。

在20世纪，时代这个词神圣而又普通。我入学时18岁，而年长的同学的孩子已经十一、二岁了。干部、教师、工人、农民、职员、知青，或者还有其他的身份，在这个时刻都变成了大学生。在此后的岁月里，像这样将年龄、经历、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77级，还有78级，大学生这个词所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其他任何时代所不具备的。

共得出三条结论：首先，非洲人对中非关系的看法并不像西方媒体理解的那样负面，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多变且复杂的。其次，西方媒体一向认为只有非洲统治精英对中非联系持积极态度，而这与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不符。 第三，在对构成受访者认知差异的众多因素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相比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受访者的国别才是产生认知差异的主导因素。

我没有参加过专案工作，也没有从事过办案的工作，但我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确实曾经关心过历史上那些重大的案子。从历史上看，所谓大案、要案、命案，这类案子的处理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当时就破了的，还原了案子的真相。一类是在破了的案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追求尽早破案观念影响下，采用刑讯逼供方式把取得的口供作为依据，那势必产生大量的冤案和错案。另一类是没有破的案，那就成了疑案。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今年美国学术界一件大事。两位作者今年三月在《伦敦书评》发表题为“The Isreal Lobby”的文章，遂引起一场大争论，两位作者被指责是反犹太主义者。《伦敦书评》因此于九月召开讨论会议，探讨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否对美国中东政策影响过多，其视频见： http://www.scribemedia.org/2006/10/11/israel-lobby/ 。这篇文章为刘波根据《伦敦书评》文章译出，有添加删节。原文基本观点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差不多完全基于国内政策的考虑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这两点。－－人文与社会

2009年8月4日，日本横滨市教育委员会投票通过，当地公立中学可以采用一本右翼历史教科书。 这本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撰的教科书，本由扶桑社出版，但因用量太小，出版社与编撰方产生纠纷，此次改由自由社出版，横滨市教育委员会通过决定，从2010年4月开始的两个学年内，在8个区共71所公立初中可采用这本名为《新编新历史教科书》的教材，涉及学生大约3.9万人。这是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中的一次重要事件。该教科书在慰安妇和中日战争等问题上，采取右翼观点，粉饰侵略。特此介绍这个事件中的一些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