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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这种共鸣称为“事件”。事件这种突然创造，所产生的不是一种新现实，而是无数种新的可能性。它们无一是对已知的重复，这就是为何“这次运动宣称了民主”（意谓西方正在享受的民主）或者“这次运动追求社会改进”（意谓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富裕）的说法完全是蒙昧主义的。从几乎一无所有开始，在各地呼应，大众起义为整个世界创造了未知的可能性。

3年前计算美国战争的花费时，得出的保守估计是3-5万亿美元。此后，战争成本持续增加。我们目前估计，未来残疾补助和医疗成本总数将高达6000-9000亿美元。但社会成本--体现在老兵自杀（近几年平均每天有18起）和家庭破裂上--根本无法计算。

五族共和说的提出，并非某位政治人物民族观的突然转变，而是整个清末民初政治世界中宪政变迁的产物。

就内部结构而言，过去60年埃及表现出了三大特征：（1）政权借助安全机构统治国家；（2）政权通过建设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推行经济补贴政策来稳固统治、收买人心；（3）中小地主阶级、新兴富裕商人阶级与官僚权贵利益绑定，通过寻租与出售土地资源获利，忽视工业化与基础生产力的发展。

作者认为，要探索中国宪政的道路必须关心更大的理论问题，包括思考历史是否终结，普适价值如何中国化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学习西方的历史经验等，从而走出中国自己的宪政道路。

在任何现代政治场域中，过度关注、强调、放大人民的抽象形象都是不明智的，只有具体的人民才是正当性的真正源泉。本文据此着力于共和国六十多年来对人民的想象、界定与分类，勾勒了不同时期并存的三个人民形象，指出必须发现具体的人民，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的需要，才能实现良性的政治互动、良好的治理状态。人民必得发现，必须发现人民，理想政治大厦才能有坚实的支点。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力量几乎无关。美国的霸权也不在其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极力渲染其军事技术的高超，但自二战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南斯拉夫没有被美军打败，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科索沃之战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出胜负的。“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和维持的。”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提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担任负总责这个职务，因而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分析这个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据目前披露的大量史料，在当时党内高层是有不少领导同志推荐和拥护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主张由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毛泽东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中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内容提要】 日本思想界与实务界都重视新近有关“中国崛起”的说法。在日本近代思想的基础上，作者探究了“中国崛起”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获得理解，指出虽然日本思想流派纷杂，却因为日本在面对近代化的欧美时，向来是以东亚作为其现身的身份，所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日本思想界自我认识的关键，如何规范中国在东亚的位置将影响日本面对欧美的现身策略。即使日本思想界在本体论上赋予中国某种东亚性质，但实际上并不能决定日本面对中国的政策。在日本思想界既有的亚洲论述以及有关中国东亚性质的语境中，极少有由中国单独面对西方的理论主张，可是“中国崛起”的论点恰恰暗示了中国不必先结合日本，就可以单独面对欧美。这是为什么日本思想界一旦面临“中国崛起”这样的课题，其所能提供给政策界的视野十分不足的原因。【作者简介】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一 日本对中国外交的问题意识 如果说“中国崛起”的印象在日本知识界与政界引起重视，这可能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但当问到日本知识界与政界为什么会重视“中国崛起”，或他们如何重视“中国崛起”时，答案未必唾手可得。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现实主义的主张中，一个国家实力的上升会改变国际均势，自然造成周边国家的警惕，而日本关心“中国崛起”与美国关心“中国崛起”在性质上并无不同。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起来耳熟能详，[1]但是本文要辩称的是：“中国崛起”对日本的冲击未必就是现实主义学者所理解的单纯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日本知识界与政界真的好像是在担心有朝一日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入侵”日本。即使在语言表达上，中国的崛起的确显得是一种日本感受“威胁”的现实主义逻辑。事实上，“中国威胁”的说法是日本学者村井友秀 (Murai Tomohide）于1990 年8 月在《诸君》月刊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但借用这样的现实主义语言，也许只能说明现有语言的贫乏，即便现实主义话语依旧能够有效反映出日本面对“中国崛起”时内心的不安情绪以及这个情绪的强度，但并不能充分传达“中国崛起”这个印象所牵动的复杂情感脉络。 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讨这种复杂情感脉络的知识基础，而不是对当代有关“中国崛起”的文献进行引介，[2]也不从他们文本的字里行间搜猎关乎情感的蛛丝马迹(因为构筑日本知识界长期对中国情感取向的历史轨迹者，不是当代作家)。本文的重点是从近代日本思想界论述中国的角度中，归纳出当前日本知识界与政界看待“中国崛起”的几种视野，使读者在日后遭遇日本学者、媒体与政治人物述说“中国崛起”时，能在现实主义的表面逻辑中体会出更深层、更丰富的意义。这个深层丰富意义包括日本精英阶层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如何透过对中国的理解来完成对日本自己的理解。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在此颇为不足，因为现实主义理论采取权力均衡的逻辑来诠释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警觉，脱离了历史的时空情境，故而不能对近代历史所孕育的“日本困惑”，亦即日本在世界上的身份要如何呈现的困惑做出回答。 简单地说，日本知识界与政界对“中国崛起”的现象缺乏应对的角度，因为19 世纪的中国与日本在观念上是共同属于地理的“东亚”或文明的“东洋”这个群体，一起面对西方的入侵，日本迎接并超越西方帝国主义挑战的契机在于与中国共同奋斗，然而中国却一蹶不振，以至于日本精英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难以决断。其中包括有要切断关系者、有要在中国进行世界革命者、有要教化者、有要鼓动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者、也有要对中国进行改造者、占领者、统治者。[3]日本迎战西方的气势在二战后衰微，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开始逐步复苏。俟右翼势力入主政坛，亟思恢复所谓日本精神，超越太平洋战争的战败阴影，建立所谓“正常国家”。如果中国在21 世纪崛起，这将使得日本赖以重整旗鼓的基础——东亚／东洋——就难以变成可以由日本整合的群体。如此一来，日本过去无法通过整合亚洲超越西方的历史纪录，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崛起”的情境中来改写。那到底日本是要为了挽救亚洲，所以应该不惜先依赖美国，以便自己有能力将中国规范在亚洲框架中（但如此将本末倒置地把终极抗争目标——美国——变成了伙伴）？还是默认日本已经不能主导亚洲，也就不能洗刷败战给美国的耻辱？还是开创一种日本近代思想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细亚，接受日本不能片面主导东洋超越西洋的历史进程？或甚至干脆不再以西方为日本最终必须超越的对象？二 东洋的与亚洲的日本 子安宣邦（Koyasu Nobukuni）批评日本思想界躲在东亚的概念后面，不敢直接面对西洋，显示日本对自己没有信心。[4]如果子安宣邦的批判这次是对的，这就间接暴露了一种长久深藏于日本知识界的矛盾情感——日本对东亚的领导主张是建立在日本对东亚的心理依赖之上的。换言之，这种心态一方面是日本既要领导亚洲来抗拒西洋，另一方面又要仰赖与中国做伴来充实亚洲的内容，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亚洲作为概念提出来时所不能逃避的课题。[5] 其实在“东亚”成为有效且流行概念的历史点上，中国清朝积弱不振，不可能对东亚有积极的贡献，而必须借用“东亚”概念来面对西方的日本，如何可能因为中国加盟了东亚或亚洲的维新而就有信心面对欧美呢？这样的信心是否暗含着日本对中国早已存在某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依赖？黑格尔的东方专制论提供了日本思想界重要的启示，也提供了充分的动机，促成强烈的欲望要证明日本并不是黑格尔东方专制论的对象，这个东方对象专门指的是中国。[6]所以在概念上是否可以这样讲，当中国与日本绑在一起时，日本可以通过对比看到自己的优越，进而通过“解放中国”这样的使命感，认识日本自己的历史位置？ 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确是借用“东亚”这个概念，昭示了日本帝国的范围，这个范围不仅限于中国与朝鲜，也包括东南亚，在“大东亚”的主张里，其范围甚至还远及印度。[7]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从冈仓天心（Okakuwa Tenshin）将之放进“东洋”这样一个文明概念之内，从而成为东洋的组成因素，[8]再到后来“东亚”概念开始指导帝国思想时，中国才明确地变成地理概念。这样的转变说明了早先“东洋”作为一种思想，尚不足以成为帝国的指导。这个道理子安宣邦也有所触及，但不如田中（Stefan Tanaka）在解构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始祖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时讲得清楚。[9]田中细腻的耙梳所说明的是，白鸟一直是有意识地运用“东洋”这个概念，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历史交往，从原本某一种日本的文化负债关系转化成双方平等的关系，也就是利用了“东洋”这一概念把儒家思想与孔子提升为整个东洋的文明，则不但日本借由属于“东洋”而能与入侵的“西洋”取得平等，同时因为中国与日本和朝鲜都属于东洋，它们之间在思想传统上就不再是由中国输出，由日本或朝鲜输入，而是分别成为东洋儒家文化不同但平等的典型。这表示“东洋”作为身份论述，将日本汉学界固有对中国的尊崇消解，让日本与中国在文明起源上平起平坐，不过绝对不能摆脱中国，因为有了中国才号称有东洋，也才能与西方分庭抗礼。但由于其前提俨然预设了中国原来的优越地位，所以东洋不能用来当成后来帝国领导的信心基础。 假如中国清朝不是积弱不振，或不是黑格尔对东方专制的尖锐嘲讽，日本思想界没有必要非在当时处心积虑地来处理自己与中国的文化关系。这种必要性在福泽谕吉(FukugawaYukichi）发表“脱亚论”之后更显得必要，因为在福泽鲜明的旗帜下，中国呈现为日本的拖累，[10]若日本汉学家仍保持与中国维持关系的立场，就都有必要说明到底是为什么。当经历了“三国干涉还辽”和签署《华盛顿条约》裁军协议的历史经历后，日本认知到了自己在西方世界非我族类的处境，而不得不下定决心重新回头经略东亚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意义的东洋文明、与日本有什么瓜葛等，这些问题成为日本不可逃避而要面临的问题。其他看待中国的角度不论如何具有同情心，都必须是以改造中国为出发点。虽然每个人看到的中国各具特色，如内藤湖南（Naito Konan）看到的中国是受到各地乡间团练所主导的基层中国，宫崎滔天（Miyazaki Tonten）看到的是充满革命潜能的中国，吉野作造（Yoshino Sakuzo）看到的是有民主希望的中国，北一辉（Kita Ikki）看到的是反帝的中国民族主义，但他们共同的视角是一个由外而内，由有知到无知的指导角色。他们观点之间相容或南辕北辙，对中国的行动取向彼此相左，有民主派、国粹派、革命派等等不一而足，但与军国主义者介入中国的姿态却又有所呼应，他们都认为自己看到了中国的出路，都有某种跃跃欲试的热情。对中国如何定位是日本思想界用来认识日本自己的基本功和参照。三 从中国理解日本 与白鸟库吉同一年代的内藤湖南是较早受到西方学界注意的日本国内研究中国问题的开创者，他率先把中国放进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历史脉络，根据贵族世家没落的历程，与众不同地论证出宋朝为中国近世之起源，[11]因而有别于白鸟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南北互动论，从而自成一派。内藤提出的“近世论”虽然在中日史学界引起不同看法，但是大家除了对各种阶级如何定义以及如何辨识的方法问题存在困扰之外，日本何时超越了中国的近世后来居上，隐然为加入此一共同话题各方意见整合之所在。[12]对于日本超越之后如何回头看待中国，更是二战前思想家所纷纷议论之主要关切。在这方面，溯及白鸟的东京学派与内藤开始的京都学派，似乎在外来民族促成中国振衰起蔽的观察上，看法果然十分接近，对于军国主义的问题，好像无不可以为其所用，学派之间并无学理上的有效分歧。固然内藤喜爱中国的一切，视中国为一种民间社会，这不妨碍他认为中国是没落的文明，于是成其“支那论”的核心，在文化中心移至日本后，理当领导“改造中国”，作为“支那民族圈”中的一员，在政治上形成中日一体。大正民主派作家吉野作造同样喜爱中国，甚至对于反日的“五四运动”寄予当时日本各界罕见的同情，但在碰到中日关系时，也完全不能抗拒要为对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条约大张旗鼓。[13] 对中国文化的警觉、厌恶乃至于排斥，则属于“脱亚入欧”的显著风气。但在明治维新之前，这种警觉已经悄然浮现，即本居宣长（Motoori Norinaga）对古音一连串的主张，孕育一种内部纯洁环境的意识，进而将中华之言从古音中分离出去，借由对古事记的诠释，创造关于大和语的原始想像，厥为日本近代国语运动的始作俑者。[14]明治维新之后，罗马拼音充斥报刊，作为迈向欧洲普遍性的实践，汉字成为某种落伍的象征。[15]福泽谕吉从而强调，历史之中的日本必须有国家，则日本史不能放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中来理解。[16]20 世纪以后对中国文化与思想进行全面否定最激烈的莫过于津田左右吉（Tsuda Soukichi）。他继承了白鸟对普遍性理论的追求，[17]透过对道家思想的解构，把原本以为是影响日本的中国思想渊源普遍化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共通阶段；透过对于孔子进行去神格化，将儒家思想放进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以便将日本与中国区隔开来，如此可以由已经进入近代个人自由精神的日本加以批判。[18]津田的努力是要回归日本，使曾经吸收中国文化的日本回复到原来在中国之外就有的独特精神，展示日本所具有的世界性，并证明日本从未与中国在文化上属于一体。正因为如此，他一反本居的态度，解构象征日本特殊性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虽然意在建立天皇的世俗统治权威，但却因为否定其神圣性而为右翼人士所控诉。无论如何，从本居到津田的历程，有着排除中国这样一个方法上的共同预设。　 不过，“脱亚入欧”作为外交战略失败了，以对抗西洋为职志的思想方案便依附在各式各样的亚细亚主义中现身，则中国的位置必须相应现身。[19]其中最具理想性的亚细亚革命理想是由参加了同盟会的宫崎滔天所提出的。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东方各国抗拒西方野蛮文明的惟一希望，他虽曾支持甲午战争，但后来又介入各种中国的改革与革命中，这反映的无异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论。同样同情中国革命的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在批评日本把中国当成原料供应地、区隔了日本与中国的同时，又将它们放在共同命运之中。相对地，宫崎幼年所习自的德富苏峰，却是站在另一端，属于某种日本中心的亚洲主义，德富苏峰虽然早期曾是平民主义者，但后来演进为国粹主义，把中国当成是对抗西方的日本所必须征服的对象。[20] 同样对抗西洋的北一辉却主张以武力帮助中国革命与统一，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积极鼓吹日俄战争。他认为日本的军事胜利是后来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助力。他又批评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虽然提出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门罗主义，但对于中国主张采取提携。〖ZW(〗参见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版。〖ZW)〗包括他们在内的许许多多这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与行动家，多把中国放在与西洋对立的亚细亚主义之下，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既相对又相融，既在日本之外又纳入日本的势力范畴。四 缺乏理解“中国崛起”的角度 虽然在所谓的大正民主时期里看到的日本思想界是百花齐放，但也出现了军国主义对日本本身政治言论的宰制，即至出现声名狼藉的“近代的超克”以及思想界的转向，[21]容许日本军国主义取得观念上通行无阻的理论，在中国为所欲为而丝毫不感惭愧。其实对思想界出现转向的批判属于后见之明，人们在二战后检讨战前知识界的怯懦与对军国主义的依附，这种检讨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即使是鼓吹到中国进行阶级革命的宫崎，或其他因为思想上忤逆军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斗胆反省日本神道或天皇制度而贾祸的如津田，都不能完全诳称中立客观。因为思想界整体都已经习惯于把中国当成一个落后对象。就算津田这位否定东亚存在的中国研究专家，也继续在儒家的话语下建构日本与中国的差异，巩固日本相对于中国的先进位置，犹如中国就是日本的责任所在，方便军国主义者将中国归类成他们眼中由日本领导的东亚，也方便他们忤逆津田的愿望而抹去日中之间的界限，等于是授予日本军国主义进出自如的通行证。[22]所以抱持反对军国主义的革命者，也就是没有转向而受难的思想家们，多数在东亚的知识本体上与军国主义者有着共谋的默契。这个默契在二战后继续引导着知识界与政界看待中国以及在21 世纪看待“中国崛起”的角度。　 东亚这样的知识基础要处理的两个问题之间似乎从原本有矛盾化解为没有矛盾。一个问题是日本面对西洋的身份问题，亦即不是日本单独抗拒西洋，而是与东亚国家一道，东亚提供了行动基础，也提供了行动的对象——朝鲜与中国，更因此建立日本的先进意识，提供了面对西洋的信心。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作为日本汉学的中心，现在在文明源起上与日本平行而无先后高下，使得日本的近代化成为儒家日本化之后一种与中国分开的现象，在理论上就可以取得对中国指导的地位。如果没有白鸟成功建构一套摆脱汉学界中国观的东洋史观在前，中国就在之后不能成为“落后待解放”的对象，那么日本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的领导地位便缺乏论述基础，这将导致一种恐怖的身份困境，即在感知到西洋国家对日本的排斥之后，日本并没有一个等在那里供日本领导的帝国版图——东亚——容纳自己。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日本缺乏“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中国崛起”从两方面撞击了日本的中国观，一是原本落后中国追随日本的东亚不能完成其使命，二是日本不能再以东洋文明现代化模式的身份来“指导”或“解放”中国，甚至在经济上与中国之间的界限愈趋模糊。这样的模糊与日本在大正期间提出“二十一条”时的理想境界已然不同，依照早期的构想，日中之间经济界限的模糊是透过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与伪满政权之类的殖民统治，进而逐步将中国经济资源纳入日本体制，日中界线的模糊意味着中国的消失。如今中国的崛起，却吸收了日本的科技资本，日中界线模糊意味着日本的消失，造成日本面对世界时的一种身份困境。日本在世界的特殊身份是以作为东亚国家范形的姿态呈现的，但如果“中国崛起”，范形东亚国家这样的身份就不是由日本所能垄断，甚至可能被中国垄断，不但日本在东亚的落后对象消失无影，日本所摆脱的汉学中国那种优越性似乎又回来了。五 还是东亚的日本 二战前的中国观在日本战败后看似销声匿迹，但其实很快地以各种形式再现。二战前的中国观是透过什么机制影响战后的中国观呢？必须看到，战后日本在占领军的主持之下，通过了非战宪法与责任内阁制度。包括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在内的各个盟军领袖，在战后集中精力做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法西斯政权的复辟，在德国如此，在日本亦是如此。作为法西斯头号国内敌人的共产党，反而在这种气氛中得到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有趣的是，战后在日本思想界以反抗帝国主义对美国采取抵抗立场的，也是在战前受到法西斯迫害最惨烈的左派思想家，他们因为美军的进入而获得发展的契机，却是最反对美国的势力。战前的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现在反而竟以各种面貌出入政坛，并且成为最为亲美的势力。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是否应该领取美国的基金会提供研究补助这一问题上，日本知识界展开了一场莫大的辩论，这个情形在韩国或中国台湾岛内知识界至今并未发生类似规模的反省，虽然它们同为美国的围堵前哨。对美国的警觉心就在这样的一股左翼的路线中保留了下来，甚至在美国与日本签署美日《安保条约》之际，同样一股警惕美国帝国主义的思潮掷地有声地对日本政坛发动抗争，并号称要发动政变。曾经参加前述“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中国学专家竹内好（TakeuchiYoshino）也在这股潮流中参与批判美国。　 竹内好的例子是极其反讽的。他对日本知识界的主要批判基础在于他赞赏中国思想界抗拒“西潮”的能力。他嘲讽日本是永远的优等生文化，总是成为最好的学习者，反倒是看似落后的中国其实更能对西方思想制度进行反省。他尤其从鲁迅的文本中解读出了某种无法捉摸但却强韧无比的反抗气质，认为这样的气质恰恰是抗拒盲目西化，进而发展出属于中国自己视野的根据。[23]他的这个根本态度与“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哲学立场并无二致，矛头是对准西方，把中国当成是抗拒西方的东洋的范形。在“近代的超克”被当成是丑闻来理解的战后世界中，竹内好看似独树一帜的文风与生涯，其实毫不保留地继续把矛头对准西方与象征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潮流，只是在战后的西方，其对面是中国的东洋，而不是日本的东洋。竹内好与宫崎在解读中日之间的身份地位、文明角色与亚洲作为知识范畴的意义上有类似之处。一言以蔽之，在中国推动与实践迥然不同的文化模式，可以提示日本所属的东亚如何面对西方的帝国主义，日本得以呈现自己的身份范畴是亚洲，因为与西方对立的是亚洲。　 就是这个同样的知识基础，在20 世纪结束前高涨的日本右翼势力声浪中，为军国主义复辟提供了叙事依据。[24]军国主义当然在实际上并未复辟，毕竟左翼的力量在日本思想界不容小觑，但是军国主义式的言论逐渐流行，获得更多的选票，这种情形如同大正民主时期日本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军国主义式的言论再次降临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不同的是，21 世纪之初的中国与20 世纪之初的中国给日本知识界的观感有天壤之别，前者是崛起的大国，后者是落后的散沙。同时，左翼势力盘踞思想界的一隅，免于战前遭受军国主义压制的恐惧。无论中国给人的观感如何，军国主义的复辟言论与左翼的反帝言论中，隐约有着战前各家曾经同享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总以东亚为单位在思考日本面对西洋的身份问题。左翼是反帝的，右翼则一直因为担心左翼报复自己战前遭到的迫害，只好依附于反左的美国，但左、右两翼之间存在的知识联系就隐藏在对日本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的共同认识中，这个共同认识只涉及使命尚未完成的这个自我理解，而不涉及实质的使命及其历史目的，因此他们之间对于日美关系的激烈争辩固然真实，但这不是本体论上日本如何存在的争辩，争辩起来很容易遮掩他们在知识出发点上的共谋，即都是以东洋与西洋的对立为前提，而正是这个前提上的默契，让他们判断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分际何在时，牵制他们对“中国崛起”的认识角度。六 中国的东亚性质 右翼人士似乎自始至终对日本的战败不能接受，左翼超越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战前就是遭到军国主义残害的对象，因此对日本的战败不像右翼那样耿耿于怀。小森阳一近乎完美地从天皇的“玉音”中，解读出了鼓舞右翼势力至今得以不承认战败的各种隐藏讯号，也许他有些过度解读，但却有效地说明当代右翼人士是如何体会天皇的“玉音”的。[25]右翼人士所谓“不曾战败”是直接面对盟军说的，其中在当代最主要的成员显然是美国，他们坚持天皇谕示的是终战，不是败战，故参拜靖国神社并无不当，认为里面供奉的战犯是基于占领军优势的不当审判结论，犯的充其量是被美国定义的侵略罪行，有极端者判断现在到了翻案的时机。如此延伸的涵义是：日本更不曾败于中国，也不曾因为侵略中国而受罚，日中之间的关系还大有讨论的余地。右翼对自己侵略罪行的拒绝反省以及甚至接踵而来否认侵华战争曾经发生，都是左翼思想家不曾附和过的行径。然而左翼的反帝路线与右翼的靖国神社路线，不都是把西洋当成日本最终必须面对的对象吗？所以尽管左翼与右翼之间有着足臻生死存亡的斗争，却因为终极的问题意识雷同，使中国的工具性身份以及其作为日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妥善应对的亚洲成员，成为他们之间在本体论上的默契。 不过，日本知识界对于“中国崛起”的思想准备颇为不足，当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带来震撼。沟口雄三就反省认为，日本人对于自己什么事都用中国作为参照系不够自觉，还反而一直错以为中国还是战前那个落后的中国。他用了一个妙喻说明日本对中国的误读，那就好像错把小鸡当蝌蚪，以为中国一直维持两只脚，显然没有变成青蛙，所以就还是处在落后幼稚的状态，因而看不到中国已经从两只脚的小鸡长大为还是两只脚的大鸡。[26]这里的批判有些应和竹内好的反省方式，也就是认为日本过度依赖西方的标准看中国，才会看不到中国的变化。与竹内好同时代的丸山真男因为揭举近代性的大旗，而被子安宣邦认为犯了同样的复制西方历史目的论的错误。[27]不过竹内好没有针对好友丸山发言，毕竟丸山对于日本政治也是极力批判的，他并没有把日本看成是西方在东亚的优等生，而是把日本看成转向近代不完全的劣等生（矛盾的是，竹内会欢迎日本沦为劣等生，因为这表示日本没有复制帝国的发展模式）。[28]不过丸山也没有竹内那种“近代的超克”的情结，更没有东亚或东洋的区域对抗或文明对抗意识，所以丸山拿中国作为参照系的需要，比其他思想家小得多，但也就因而一样不能为“中国崛起”的认识角度提供亚洲式的准备，只能还是把中国放在沟口所警告应该回避的西方现代化量表上。 日本知识界看待中国的角度不是直接可以从思想家本人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立场中得出来的，就算是激进右翼人士不承认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的侵略，并不能就此推断此人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因为最终的标准在于如何共同面对西方，而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则是相对短期的阶段性战略问题。假如要规范中国的崛起，以便使中国继续停留在亚洲对西洋这样分庭抗礼的认识论框架中，则日本对美国的依赖便不可或缺。右翼人士在历史问题上所隐藏的反美动机被围堵中国的战术需要所牵制，形成了自我异化的压力。言论上极力反华的石原慎太郎其实正是对美国发表《一个可以说NO 的日本》的畅销书作者，[29]他一方面想整合亚洲来抗拒美国，另一方面又甘愿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上执行围堵中国。相对于此，对于二战历史持相对批判态度的左翼，却始终一致地在维系对美国的警觉与批判。可见，战前思想界对中国的知识默契延续了下来，也就是日本必须建立与中国特定的关系来抵抗西方，而这个特定关系理当是一种由日本主动的关系，过去是把中国叙说成东洋的一支或亚洲的一个区域，接受日本领导抗拒西方，现在则是政治上对中国围堵与经济上同中国进行区域整合。其结果是今天作为一个区域的亚洲在面对西洋时出现性质上的异化。这个异化当然是右翼与美国同盟所造成，因而本末倒置，让亚洲终极要排除的对象（即美国）参加一起决定亚洲的任务，使得亚洲作为与西方抗拒的基础遭到颠覆，则日本的归属成为悬案。七 “中国崛起”对知识论的“威胁” 中国的崛起带来的“知识威胁”在于，它将不再由日本片面地来决定中国在亚洲的身份，甚至在与西方对比的时候，中国知识界不必通过与日本的关系来发言，因此就算日本十足地回归亚洲，停止依附美国来牵制中国，也不见得就能参与中国在面对西方时的身份建构过程。这样的“威胁”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所看到的威胁性质迥然不同。现实主义笔下的“威胁”是假定的日本与中国彼此互斥的某种身份，“威胁”的存在能巩固中日之间分开的或对立的关系，这样反而可以强化日本的身份安定感。相反地，在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的诠释下，“中国崛起”的“威胁”是对存在意义的“威胁”，不但不会巩固日本外于中国的身份，甚至还会把亚洲作为日本呈现自我的基础都加以否定。当日本思想界无法在知识上界定中国为“有待解放的亚洲”，就不能片面使用亚洲。对右翼而言，也就不能重新编写二战历史，如此国民精神恢复无望。这就是为什么右翼人士经常对“中国崛起”的说法拒斥，并提出相应的“中国崩溃论”，试图在知识上管理外界对“中国崛起”的主张。 对左翼而言，某种正面的意义可能昙花一现地冒了出来，好像当年宫崎的世界革命论有了某种修正再生的可能，也让竹内好的亚洲作为方法值得期盼，不过竹内好战前站在右翼发言的记录至今犹新。令左翼尴尬的是，中国的崛起是在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呈现的，故而左翼拒绝依附美国，并批判帝国主义介入日本的行径，并不能在被认为是崛起中的中国获得欣赏，毕竟所谓崛起应和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则亚洲作为非西方的区域，其可能性更加渺茫，则左翼的失落难以逃避。与其梦幻中国社会主义重现，还不如像右翼一样期盼中国的发展高度不均，阶级极度分化，社会动乱发生，使得某种反帝的左派亚洲成为可能。反帝的亚洲结合了对西方的挑战与对亚洲共性的建构，但这个远景与右翼企盼的“中国崩溃”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未来思想界潜在的可能共识选项。矛盾的是，“中国崛起”是在资本主义语境里发生的，亲中派看到了日本与中国经济关系日趋紧密，那么他们能不能在左翼的思想基础上，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保持距离，还是又要经历某种转向的压力呢？ 反而是对美国不曾批判、对儒家文化与汉学中国持基本正面态度并且对东西文明差异有所警觉的学院派，有可能赋予亚洲某种新内涵。这样的内涵堪称20 世纪80 年代流行过的所谓东亚儒家经济文明，或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调周而复始，[30]这也许与全球化潮流所催促的地方化意识若合符节，也与资本主义逻辑不抵触，且能坦然面对“中国崛起”，在此日本与中国构成某种意义的亚洲，而日本借此展现与西方不同的模式便可存在。不过这样的亚洲既然臣服于资本主义逻辑，就必然为资本主义所欢迎，则因此而发现的任何亚洲特色，无异于沦为资本主义的包装，并不能真正达到区隔东洋与西洋的作用，因此不能满足日本知识界百余年来的问题意识。沟口雄三主张以中国为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内在发展看中国，摆脱日本的叙事需要，也许是一条知识论上的出路，届时中国是否崛起或其崛起对日本有什么意义，就不会构成问题意识。但沟口雄三没有回答的问题是，摆脱日本为主的亚洲意识后，一个从中国看中国的日本知识分子，为何要学会中国人的视野，那他自己到底是谁，其知识又是所谓何来？这其中逃脱不掉的前提，仍然是某种中日共处的亚洲。八 结 论 日本思想家一心发展日本成为亚洲国家的主要动机在于能取得一个相对于欧美的身份，不过，亚洲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身份，原本就是被欧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当成对象的结果。亚洲这个身份寻求与欧美平等，很容易陷入某种卑微的意识。近代日本史上各种各样的亚洲主义主张至今不能解决面对欧美时，日本到底是什么意义的亚洲国家。追根究底，“亚洲”这个概念并不是出自于日本或中国等被归类为亚洲国家的话语，而是出自某种要把它们锁在落后身份的、自居在外的位置。从亚洲这个身份出发的做法，造成亚洲国家之间失去相互尊重的基础，在与欧美竞争的欲望驱策下，亚洲身份迫使亚洲国家先要面对自己人。日本对亚洲身份的敏感度远高于中国，以至于日本对中国指指点点的态度与中国独自于日本之外处理欧美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更凸显了日本无法整合亚洲的尴尬。 日本与欧美的竞争意识使得国力成为关注的焦点，日本透过整合亚洲来强化国权的想法引发了军国主义。即使是透过平等结盟的想法，也不得不强调日本的领导角色，这是为什么无论日本采取哪一种亚洲主义，都不能处理“中国崛起”的课题，毕竟“中国崛起”的提出是假设在某种国力标准上的崛起，所以“中国崛起”与日本思想家的亚洲主义是相抵触的。“中国崛起”的提法让人联想到中国将直接挑战欧美的主导权，如此中国就不是亚洲身份所能规范的国家，因为就算欧美继续把中国看成亚洲，但“中国崛起”之后不需要靠亚洲，这时亚洲的维持反而是要靠日本追随中国，而这一类要求日本配合的策略，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根本不存在，简言之，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巩固欧美话语优势的亚洲主义，中国的崛起不但挑战欧美，也挑战了以欧美话语为出发点的亚洲主义。 日本面对“中国崛起”的思想出路，首先在于摆脱要与欧美竞争的意识以及因之而产生的国力导向的亚洲主义，然后才可以让日本不必非要用亚洲作为身份的基础，则日本就可以重新认识中国，而不是由欧美殖民主义指涉的以亚洲为框架，毕竟在这个框架下的日本永远不能取得平等的感觉。必须由中国与日本不以欧美的亚洲为前提，也不以否定欧美为前提，以这样彼此发展的相互认识为出发点，开放亚洲身份的内涵，日本才算是回到亚洲。注释：[1] 姚文礼：《共筑东亚安全大厦——浅析21 世纪之初的中日安全合作》，载《日本学刊》，2002 年第5 期，第1-17 页；王公龙：《对日美同盟“再定义”的再认识—以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选择性分析》，载《日本学刊》，2002 年第5 期，第18-31 页；徐万胜：《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载《当代亚太》，2004 年第4 期，第10-11 页；邱坤玄：《结构现实主义与中共大国外交格局》，载《东亚季刊》，1999年第3 期，第23~38 页；范国平：《现实主义不能超越——中国对日外交的必然选择》，载《开放时代》，http://www.opentimes.cn/ ；王屏：《中日关系从理想到现实》，载《环球时报》，2005 年2 月3 日。[2] 有关文献介绍可参阅赵建民、 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关中国或美国优先之争论——兼论日、中、台之新安全架构》，载《问题与研究》，2004 年第1 期，第83-104 页。[3] 整理得比较清楚的是野村浩一，参见［日］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版。[4]［日］子安宣邦编，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5] 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处处以文化本质论断文化差异，而无法正视权力与欲望的运作，参见［日］酒井直树著，廖咸浩译：《主体与／或“主体(shutai)”及文化差异之铭刻》，载《中外文学》，2002 年第12期，第150-195 页。[6] ［日］子安宣邦著，陈玮芬译：《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 年版。[7] 大川周明的“三国魂”如是主张，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266~269 页；另见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8] 多数引述介绍的文章都是引用发表于1903 年的《东洋的理想》原著，即Okakura Kakuzos, The Ideals of the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s of Japan, London: John Murray, 1903。[9]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ad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10] 参考许介麟：《福泽谕吉的文明观与脱亚论》，载《历史月刊》，2003 年第184 期，第34-43 页；周建高：《福泽谕吉对中国文化的迎与拒》，载《历史月刊》，2003 年第184 期，第44-50 页。[11] ［日］内藤虎次郎著：《中国近世史》，東京：弘文堂，1947 年版。此日文著作受到讨论最多。[12] 参见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2 年版；［日］西嶋定生等11名作者分别著述，辑于刘俊文编，高明士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版。[13] 参见黄自进：《吉野作造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与评价：1906-193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14] 参见［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甘怀真：《东亚、儒学与王权：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研究的一面向》，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第五次研讨会之“东亚、儒学与东亚儒学”会议论文。[15] 林少阳：《文与日本的现代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16] ［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之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137 页。[17] 白鸟将中国古代传说解读为人类普遍性历史阶段的表征，见刘俊文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1-8 页。[18] 刘萍：《津田左右吉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版。[19]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20] 参见陈秀武：《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21] “近代的超克”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所组织的座谈会，参与者包括左翼与自由作家，他们透过各自对某种亚洲主义的赞扬，暧昧地表态支持战争，被视为是左翼的“转向”。参见［日］竹内好著，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读书•新知•文化三联书店，2005 年版。[22] 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个中国与日本是分开而落后的本体论以及各家学说在此本体论上产生的困惑——或认为不同的亚洲主义论之间对中国的立场不同，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或认为只是属于显性或隐性的差别，故都是共犯。相对于此，本文显然是认为两者皆可，也就是帝国主义的亚洲主义与非帝国主义的亚洲主义并非抵触，因为两者奠基在同样的本体论上。相关论争之例见盛邦和：《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的日本亚细亚主义》，载《历史研究》，2000 年第3 期；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悉——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载《历史研究》，2004 年第6 期；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商榷”的响应》，载《历史研究》，2005 年第3 期。[23] 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24] 到了21 世纪，类似的思想以新保守主义之名呈现，见 Pei-chun Han, “Neos on the Rise in Japan,” TaipeiTimes, 2005 年9 月20 日第8 版。[25]［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天皇的玉音放送》，北京：读书•新知•文化三联书店，2004 年版。[26] 这是沟口雄三于2001 年12 月21 日在东京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上主题讲话的内容。[27] 参见［日］子安宣邦：《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第四章。[28]孙歌：《在零和一百之间》，载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57 页。[29]［日］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著，刘秀琴译：《一个可以说NO 的日本》，台北：中央日报，1990 年版。[30] 参见［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台北：世界书局，1998 年版；Daniel A. Bell and Hahm Chaibong, Confucianism for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nald Dore, Taking Japan Seriously :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s.,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USA : Transaction Books, 1988; Roy Hofheinz, Jr.and Kent E. Calder, The Eastasia 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甘阳教授《文明 国家 大学》一书研讨会部分已发表内容，此部分发言者为：张祥龙、唐文明、白钢、欧树军、杨立华、黄平等。

梁振英于2012年3月25日当选香港特首。他34岁当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42岁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45岁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2011年11月9日表示参选特首，此文系去年作，简述从政经历，回应对他的批评

今年夏秋，中日钓鱼岛之争趋于激化。在钓鱼岛现实的战略意义及周边海域的油气资源争夺的背后，是中日两国对钓鱼岛归属的历史与法理争论。

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发展成这个样子，我自己觉得是蛮满意的。这就是说，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说，我没有遗憾。再说，我大概有生之年看不到两岸统一了，更不可能看到终生向往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形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而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前进。

"抽选"在英文中对应的是"sortition"，估计大多数学过英文的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可能让他们更为吃惊的是，原本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抽选，而不是今天人所熟知的选举（Election）。

编者按：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家领导人密集论述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表明推动政改的立场。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这意味着改革行至关口。由于在社会政策和体制层面缺乏有力跟进，中国改革已有陷入停滞之忧，并因此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要破解这一局面，化解社会普遍的戾气，改革必须"深耕"。在既有改革经验中，将改革自身导向深入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存在的，今天有必要重新省视。本刊就此专访中国国情长期的观察者、分析者郑永年教授。 社会改革是还债，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祸害社会的清算，医疗和教育成为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根据你的判断，社会改革是当前中国主体性的改革。这一点应当怎样理解，不同阶段不同的主体性改革是否构成了中国改革的某种路线图？ 郑永年（以下简称"郑"）：梳理中国改革的逻辑，当然要从邓小平开始。我觉得邓小平真正把中国改革思路想清楚的，还是他的南巡谈话。南巡提出的改革思路，不仅总结了中国自身80年代的经验，还总结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东欧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谓"Big Bang"（大爆炸），这种经济和政治改革一起来的方式马上导致了诸多问题。而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邓小平说过，中国到下世纪（现在看就是本世纪了）中期要实现民主。在这之前，中国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辅助性的，社会改革也有，也是辅助性的。这个过程非常好解释。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长大了，就出现私有产权的问题。所以开始修改宪法，承认多种所有制，承认私有产权，到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个是了不起的变化，使得共产党从以往的革命党开始转向执政党。革命党依赖的是工人、农民，不是一个包容性的政党，是阶级性的政党；现在开始向各个社会阶层开放，所有优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政党。我觉得，未来的历史看今天，这是共产党内部一个大的转型，即向执政党转型的开始。所以总的来说，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训，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配合得很好。 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起来了。比如说1994年的税收制度、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加入WTO等等，中国市场经济基本雏形已经建立。也就是说，经济改革作为主体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很自然的，本世纪初以来就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 记：这项改革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愿闻其详。 郑：社会改革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要还债。前面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体制变化，从大锅饭到流动性劳动力市场，从前依附于国有制企业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住房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条件，而经济改革本身又没能确立这些方面的社会制度。社会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还有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需要还债。第二，要通过社会改革来深化经济改革，说得更学术一点，通过社会改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根源。经济怎么增长？现在提出来要建立消费社会。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就提出了，但那个时候只是政策意向，还没有国际条件。因为那时只是亚洲金融危机，西方没有金融危机，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压力，使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这几年不一样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的贸易纠纷越来越多，一直积累到2008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了世界性结构失衡的问题。各国都要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来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对于中国来说，调整就是要把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向内需消费。 怎么样建立消费社会？怎么样能够促使居民消费？这就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消费社会？主要是因为它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等。我在英国观察到，对很多家庭来说，能有几千英镑的存款就了不得了，因为上学不用太花钱，看病不要钱，或者不需要很多钱，住房也不贵。在这些方面有社会政策作保障，那么不消费干什么呢，没必要存那么多钱嘛。中国则不一样。中国社会在进步，在发展，但是大家都有不稳定感，看病需要很多钱，上学需要很多钱，买房子需要很多钱，中国现在出了很多的房奴、孩奴，什么"奴"都有，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只能自救，就需要存款了。所以，建立一个消费社会需要社会的保障，没有社会保障机制是建立不起消费社会的。社会改革就是要建立把社会保护起来的制度，用社会保障的制度鼓励老百姓消费。 更糟糕的是，中国很多年来，尤其是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社会保障机制，反而是通过破坏社会、损害社会的方式达到经济的增长。比如说像医疗这一块，像教育这一块，在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和第三世界欠发达的国家，都属于社会保障，是需要政府大量投入的领域。在西方社会，包括这些部门在内的公共部门都是非营利性质。而在中国，这些领域却成了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人出馊主意，把教育做成产业。因为人人都需要教育，这样做就迫使老百姓把大量的钱消费到那里去。当然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说教育可以产业化，但实际上是产业化的，各级政府一动手，实际上中国教育产业化比所有国家都做得厉害。医疗这一块也是，医院成为暴富的工具，本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住房当然更是这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来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住房却成为很多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导致了目前的高房价。这些本来是需要保护的领域，就被货币化了，商品化了--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  记：也就是说，社会政策被经济政策化了。或者如你一直所批评的，中国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独立的、清晰的、真正的社会政策根本就没有出现。 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中国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呢，就是因为很多改革者，或者智库人士，他们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改革过程中，简单地把经济领域的原则应用到社会领域。在这方面，西方通过很长的时间，很惨痛的历史，才意识到和学会要怎样保护社会。 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资本论》上所讨论的、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是原始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按马克思所说的，就要把所有的东西货币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交易，因为利润是资本唯一的目标。这个对西方整个社会破坏得很厉害，就是"悲惨世界"。马克思当时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本身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但是后来为什么资本主义变成现在这样呢？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救了它。从原始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比较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或者福利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本身发展的逻辑，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逻辑，原始资本主义从其本性来说，怎么也发展不到现在的资本主义。怎么发展的呢？就是通过社会改革，把社会保护起来。现在西方对经济和社会领域有了比较科学的区分，经济这一块要市场化，尽量创新、竞争，这是进步的关键。但社会这个领域要保护起来，不可以把社会领域无限地货币化，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商品化。 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信奉新自由主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背景是要改革福利社会。西方社会因为福利过度化，影响了劳动生产力，影响了竞争能力。但是这场改革中，新自由主义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撒切尔夫人也想把新自由主义应用到社会领域，教育、医疗等等，但是她失败了，在社会领域她退回去了。因为有民主政治的保护，公众可以通过投票否决。现在，大家有共识，这个领域政府是不可以退出不管的。 回到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没有区分开，把很多经济上的原则放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没有保护好。新自由主义进到中国，在经济领域它倒是没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个领域有庞大的国企，阻碍力量很大，当新自由主义遇到了中国庞大的国企力量的时候，它就停止了。但它转而跑到社会领域去，因为社会没有抵抗能力。各级政府成了这些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因为能赚钱嘛，只要能创造GDP，怎么样都可以，GDP是目标，所有其他的都是工具性的，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行了。所以，这些年来，中国把很多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破坏得很厉害--尽管有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80年代就已经提过，改革、发展、稳定。这很明确，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得到社会稳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但现在的状况是，改革的动作不大，发展经济加快，社会不稳定。为什么？很简单，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变成GDP主义，好多社会的东西都被破坏掉了，当然就没有稳定的基础了。 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 记：按照"三步走"的逻辑，社会改革的第三个功能是不是应该与政治改革有所连接？ 郑：社会改革的更深一层意义，就是要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基础。这一块我是非常担忧的。中国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有些武断。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坏的民主比什么都坏。我们看民主时，不能光看欧美好的民主，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有些国家的民主，更像是劣质民主。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民主化了就是优质的民主，而不是劣质的民主。 为什么有好的民主，有坏的民主呢？就是因为制度建设。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国家制度很多，比如说基本的经济制度，更重要的就是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这些都是社会领域非常基本的国家制度。西方民主，当然现在也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运作得比较良好，不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减少社会分化，使得社会比较平等一些。 好的社会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你不叫资本主义叫市场经济也可以。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最有效的创造财富的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来，但是它本身不会保护财富，也不能保护中产阶级。保护财富、保护中产阶级的是社会主义。资本唯一的目标就是最大利润，不得不破坏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就把社会保护起来。 所以我非常佩服邓小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要结合，这一点说得非常好，社会主义就是要有社会保护机制。 市场经济创造了财富，社会主义创造了保护社会的机制，这样的情况下，基本国家制度就建设好了。有了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才谈得上好的民主。为什么拉丁美洲、亚洲有那么多的劣质民主？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国家制度，在国家制度建成之前，过早引入选举民主。西方国家因为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有社会保护机制，它的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当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体的时候，政党政治、多党政治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因为是社会制约政党，不是政党之间互相制约。像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无论哪一党上台都要照顾庞大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是一个偏右一点，一个偏左一点，但偏不到哪里去，因为一旦丧失中间群体的话，谁也执不了政。这就是社会力量制约政治力量。 但是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果和两党制一配合，这种民主形态是最糟糕的，刚好把社会一分为二。泰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农民选举出来的总理，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来的，农民不承认，整个社会一分为二。所以，中产阶级很大的一个社会，多党制是可以稳定的。而高度分化的社会，多党政治一来，就是非常劣质的民主。 记：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社会改革的路径通往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并由此通往"好的民主"？ 郑：对于国家制度的建设，社会改革非常重要。我想，中国，创造财富的机制它已经找到了，就是市场经济。现在无论是宪法、党章，都承认和保护这一点。现在缺乏的是，怎么样保障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样把中产阶级保护起来，使得它继续壮大。改革的早期提小康社会，现在提全面小康社会，我的理解就是要把中产阶级做大。中国可以不用中产阶级的概念，用全面小康社会来代替也是可以的，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样把所谓全面小康社会保护起来呢？就要通过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改革的成果，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进一步的改革，不能把改革的成果、财富和成长起来的小康社会保护起来的话，它会流失的。 总结一下，中国有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呢？政党算一个，军队算一个；法治比较弱，概念都有了，但执法不行；基本的经济制度有一点了，但是改进的空间很大；社会制度刚刚开始。执政党仍然要承担建设这些制度的责任。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没有一个力量可以代替。现在大家都说NGO（非政府组织），这当然很重要。在改革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力量很重要。但市民力量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主体，而只是起督促和监督政府、给政府产生压力的作用。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我一直强调，世界历史上看一看，大部分成功国家基本的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像德国最典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这样的铁血宰相建立起来的。当然，这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有改善，这不需要回避。所以，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从世界历史的经验出发，我可以这么比较有信心地说。 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就要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记：经济改革的成就获得全世界公认后，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或者反过来问，如何给出一个理由，击退那种拒绝改革的声音？ 郑：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我想谁都知道。但是，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怎样改，这才是关键。好多人光谈重要性，谈抽象的政治改革，我觉得已经不够了，关键是怎样定义政治改革。谈论政治改革，世界上不仅是中国这一家，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越南共产党也进行政治改革，古巴也在谈论改革；前东欧共产主义转型国家在谈政治改革，西方民主国家也在谈政治改革，日本也在谈论政治改革。但是每一个国家政治改革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定义权，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做。 中国谈论政治改革，迄今为止谈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谈得非常明确。 领导制度的改革是要强化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的领导作用，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个领导作用要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我受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影响比较深，他提出政治就是要讲领导权的问题，领导权不是为了领导而领导，领导权是要做事情的--建设国家啊，推进改革啊，这些都是领导权的内容。就是说，你要确立一个领导权，但领导权并不是为了维护你自己领导者的利益，而是要为整体社会做事情。如果讲中国政治改革的话，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要确立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去领导改革。这和执政党自己的定位有关系，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就要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实际上，中国这十多年来应当说改革议程还是明确的，没人说不改革，但是改革的力度和社会所期望的已经相差很大了。甚至说，大家每天都在谈论改革，但没有很多实质性的动作，中国社会已经得了"改革疲乏症"，久而久之，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改了。以前邓小平改革是很有力度的，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就动员改革的力量，来达成这个目标。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尤其是南巡谈话之后更是这样。现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八九十年代做了很多的事情，无论从政策方面、体制方面，但是最近几年大家都意识到，变化就比较少了，尤其是体制上的变化比较少。 记：但是改革的空间还是存在的，而且并不小。 郑：当然。我们强调改革，往往都是很大的那种、很宏观的那种，其实好多细节非常非常重要，要一步步往前走，必须注意和重视改革的细节。 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党政关系，党政关系的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这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因为西方的政党只是选举党。中国就党政关系的问题，80年代提出过党政分工、分开，也做过一些试点，并不是很成功。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很多年的努力，希望从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一个行政党，政党亲自抓行政事务。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政治事务谁负责呢？政治事务就荒凉了。执政党是要抓领导权的，但是现在执政党在抓行政权。这方面怎么来改革，我觉得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责任制。从人类政治史发展来看，无论是民主社会、非民主社会，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要确定一个政治责任制的问题。很多人意识到政治责任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党内民主。哪怕不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只要党内票决民主一做的话，很多的变化因素就都出来了，政治责任也会明确起来。 这是党的这一块。政府和人民之间也是有空间可以做的。人大、政协广义上说就是中国的代表机构，相关制度需要改进。怎么样建立代表和被代表人之间的关系呢？怎么样让人民通过他的代表来表达他的利益呢？这些都是制度建设应该考虑的。 另外，司法过于政治化，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现在很多的毛病都是出于此。如果有权有势的人，可以通过权力或者钱把司法政治化，老百姓也可以这么做。中国当前的局面是，不仅当官的、有钱人逃避司法程序，老百姓也想逃避，老百姓不服，我抗议、游行、自杀，他也不服司法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既然按马克思的说法，法律就是政治意志的体现，那么执政党可以主导立法、控制立法。但是一旦法律产生了以后，政治就要休止了，就要通过专业的司法人员进行司法，保证这个程序。因为司法在任何社会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可以再政治化。这一块中国也有很大的空间。   记：现在有一种声音，强调民主的细节。你对此有何分析？ 郑：民主当然也要有细节的考量。我是指合法性的问题。在农村我看到很多情况，村委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不是，村委会的合法性就比党支部高。我们设想，如果乡长、乡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县长、县委不是，这个县长、县委就很难有合法性。选举民主，中国叫票决民主，十七大提得很好，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非常符合中国特点，先要党内民主，再做人民民主，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内的票决民主应当早于政府的票决民主，否则党政冲突一下子就会爆发出来。同时，中央的民主要先于地方的民主。这样的程序才符合民主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逻辑。在中国，在考量民主化的时候，尤其要把国家的整合和统一考虑进去。 现在大家都在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过程。自下而上，第一会产生合法性下沉，合法性都跑到下面去了，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干吗要听你的，干吗要接受你的命令？第二会产生制度的分化。因为如果制度建设都在地方进行，那么就会产生国家制度多样性的问题，各地方就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样，以后国家在制度层面怎么整合？中国的司法现在本身就是非常地方化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民主因素的话，就更地方化了。过度地方化以后，国家的制度建设怎么做？按照政治学上国家制度的逻辑，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没有一种制度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只是一种压力和推动力，不是建立制度的过程。 被社会推着走是很危险的，反应式的救火，那么大的国家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 记：你曾经描述过，目前中国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表现出和既得利益的对立。我们的观察是，这种对立越来越呈现为行动上的对抗，以及心理和情绪上的"戾气"。所以很多人高度关注改革中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的问题。你怎么看？ 郑：中国改革有很多的政治空间，可以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很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问题。光有统治权、行政权，如果领导权缺乏的话，就不好办。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怎么来？这就要领导改革，把改革事业推向前进，这是现在最大的、最重要的领导权资源。葛兰西说过，一个政党要行使它的领导权，必须要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代表其他各个社会群体、阶层、阶级的利益。 这就意味着，执政党要有克服这个困难的机制。比如，党必须是开放的，党不可以被既得利益所利用，党要超越既得利益--党当然有它的利益，没有利益不能成为一个组织，但它本身不可以成为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是封闭的、不开放的。所以党本身要开放，通过开放掌握领导权。 怎么样超越既得利益呢？这是改革的技术问题、策略问题。邓小平的做法是，有既得利益阻碍的话，就在外面培养新的利益，使得新的利益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从而推进改革。当前中国改革的形势，比起邓小平时代，很多方面的条件都好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既得利益也是很强大的，甚至比现在更强大，包括思想上、体制上、财力上，一大堆阻力，这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强调思想解放。现在各方面的准备更充分了，社会力量变强，要求改革的声音在，经济财力也在那里，改革的条件除了强人政治这一条，实际上要好很多。同时，党内民主完全可以实现领导核心的政治责任制。 所以执政党要看大局，要去领导，而不能被社会推着走，否则是很危险的。现在很多时候不仅是推着走，甚至是救火式的，哪里着火了，哪里救一下；哪里又着火了，又救火，这是反应式的东西，根本说不上领导。那么大的国家，着火了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一定要通过掌握领导权，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控制、管理和解决社会问题。 记：怎么破局呢？ 郑：那就是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比如社会制度的建立，这比简单的维稳要好得多。不稳定是因为社会遭到破坏，没有稳定的基础了。维稳只是外用药，而社会改革如果推行得好的话，就能构成稳定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分化也挺严重啊，基尼系数和中国差不多，或者还高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很和谐，中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新加坡做到了保护社会，虽然上不封顶，但它保底，把社会保护机制建设好了--80%多的居民住在政府的组屋里面，教育是有保证的，医疗保障也是有的。有了这些，中产阶级就得到了保护；有了这些，就没有绝对的穷人了。 而在中国，即使城市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在提心吊胆，今天是中产阶级，一个政策一变，明天就变成贫穷阶层了。为什么强调保护社会的概念？你把社会破坏掉了，哪有稳定？维稳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护社会，而不是破坏社会，维稳本身就是社会被破坏之后不得不做的政策，但这样一套政策出来之后又有可能加速破坏社会。并不是说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就稳定，贫穷社会主义也是不行的，也不稳定。通过保护社会达到稳定，这是各国一个比较普遍的经验。 再一个就是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改革了老半天，结果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发现光靠行政压制是不行的，要改变它的结构，所以要进行体制改革。比如中央地方财税制度的改革。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形成的。现在很多事情做不好，就抱怨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的出路在哪儿，这迫切需要考虑。中央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能做得成吗？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很高，是不是相应的责任也要负担起来？或者不想负担责任，那是不是要让一部分钱重新回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生存，不靠房地产哪儿来的钱呢？这些体制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说到地方政府，还有一线政府的问题。中国也好，西方也好，一线政府是很重要的。所谓的社会和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就落在一线政府。一线政府失效的话，这个社会怎么也不会稳定的。中国一线政府当下的处境，主要指县一级，首先从体制上就是被边缘化的。改革开放以后，行政层级其实增加了很多，层级增加就使一线政府被边缘化了，中央的一个政令，通过多少级政府才跑到一线，政令下不去嘛。边缘化之后，地方政府要做什么呢？那就只能是图利益了。 这些都是制度性的东西，比抽象的民主要重要得多得多。所以不要抽象地去谈政治改革，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很多都是技术性的东西，并不是说做不了，不要把技术性的制度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经过二十几年，基本的制度建立起来了。社会改革也需要二十来年，现在差不多10年过去了。如果能在今后的10年通过社会改革，建设好社会制度，中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不会有大问题，而此后的民主化也就有了制度的基础和保障了。 

民主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一览众山小，以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正是同时，西式民主在实践和理论上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质疑。对于民主危机的性质的判断越来越悲观，民主理论家们开始反思代议制民主的内在缺陷，反思选举式民主，并探寻通过各种容纳普罗大众参与的制度机制，回归真正的民主。

围绕钓鱼岛问题及其引发的中日关系紧张局势，日本各界的态度不尽相同，本文就将对近期日本国内各方对钓鱼岛问题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梳理。

东方早报记者石剑峰与马姆达尼教授的访谈，马姆达尼教授的专业方向是非洲研究和国际政治、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知识生产的政治等，上一次来中国是1984年。

谭中先生祖籍湖南，1929年生于马来亚柔佛邦，1931年至1954年在中国长大。1955年至印度，并在印度获得了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印度尼赫鲁大学汉语系主任、教授，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顾问。

Le Monde Diplomatique的一篇英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