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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境内俄语区与乌克兰语区的纠纷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18世纪末俄奥普3次瓜分波兰；而克里米亚鞑靼人与俄罗斯人的冲突可追溯到16世纪初莫斯科大公国时代。犹太人、德意志人等曾在乌克兰占相当比例的少数民族在今天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但他们的历史境遇对于理解当代乌克兰的民族问题仍能提供一些思考的角度

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的两难

奥巴马大胜，还帮助民主党巩固国会多数，新兴网上媒体Politico的头条即以「奥巴马革命」来形容11月4日发生的一切。

2007年12月13日，在日本东京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楼上的 Southern Theater，东京大学的两名知名教授——姜尚中和小森阳一进行了一次公开座谈。这次座谈是由“角川书店”出版社主办的《第26次角川ONE Theme 21》的一个环节。座谈的主题来自《战后日本一直在参与战争》（角川书店出版）一书的题目，这本书上市1个星期就销售一空，再版发行。我在这里主要介绍两人关于日本政治的评论发言。（日本 埼玉県：宮沢さかえ）

伯尔特·奥尔曼（Bertell Ollman）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自1970年以来，他先后在十几个国家做了数百场学术讲座，从不同视角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多问题。他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出版了15本著作，其中，《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和《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已有中译本。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载于其个人网站：www.dialecticalmarxism.com。近期，受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委托，武汉大学颜鹏飞、石云霞、孙来斌、邵秋芬等四位教授在访美期间对奥尔曼教授进行了学术专访。本文为专访实录译文。 原文地址：http://www.cctb.net/xszm/200911200020.htm　颜鹏飞：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异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市场经济，如何克服异化现象，是一个非常艰难但也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学者劳勒强调市场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六大阶段中的一个“长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并认为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承认“一个处于中间的市场方向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存在。穆尔则把马克思说成是半截子市场社会主义者，即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但后来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非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您看来，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或者半个市场社会主义者吗？　　奥尔曼：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我们从他提出的“生产方式”概念就足以得出这一结论。根据这个概念，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内在地相互关联的，这意味着它们以各种方式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这些过程尚未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要求之前，它们都不可能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形式，更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形式了。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分配和交换关系结合起来是可能的。然而，在把市场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的种种努力当中，出现了我们熟知的各种社会、经济以及心理的问题。中国的读者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阅读《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一书中我对劳勒的批评部分。事实上，大部分市场社会主义者都不太能理解辩证法以及它的真正含义。对马克思而言，经济的主要过程都是内在地互相关联的。我在《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一书中对此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孙来斌：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直存有不同的解读倾向。在您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否意味着他对市场经济的认可？列宁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吗？　　奥尔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实用主义的行动，目的是为了重新启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摧毁的俄罗斯经济。换言之，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列宁从来也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　　颜鹏飞：市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底能不能结合，这个问题被称为“斯芬克斯”之谜。关于这个问题，近期有三个新动态。（1）美国主流派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总结了市场社会主义六大缺陷即六大神话，即定价神话、社会化工业神话、计划神话、集中化神话、产权神话以及两条道路的神话。（2）著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科奈指出，“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企图产生出一种不自治的体制：公有制的统治与市场的运作是不兼容的”，并在《大路与小路》一书中明确宣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能相容的。（3）必须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新的动向——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不仅把公有制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剔除出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阿喀琉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踵”，因而现阶段市场社会主义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如何评价上述三大动态？市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究竟能不能结合？　　奥尔曼：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能谈得很具体。不过我很想说，确实存在一种所谓“大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改良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总是试图把社会主义的“最好的一面”和资本主义“最好的一面”结合起来，它往往在资本主义体系看起来运行良好的时候出现。它最早由19世纪晚期的爱德华·伯恩斯坦提出，市场社会主义不过是它的最近版本。在资本主义出现危机、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崩溃的过程之中时，各种形式的“大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便开始消退。　　颜鹏飞：美国市场社会主义者施韦卡特是“特色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他不仅认为东欧各国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力图建立本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并认为：“如果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实验是成功的，那么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您同意这种观点吗？中国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大实验吗？　　奥尔曼：如果资本主义的竞赛永远持续下去的话，中国是有可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的。毫无疑问，中国人非常擅长把他们决定要做的事情做好。　　邵秋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理论，但是在《资本论》中只有个别地方使用“异化”这个名词，马克思有没有摒弃异化理论？在您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有无可能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呢？　　奥尔曼：查阅一下三卷本的《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异化的主题，您将会发现有几十处提及了“异化”概念，虽然它们大多数的含义都要比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使用这个概念时更加狭窄，但是，他所关注的核心意思仍然保留着。例如，创造价值的劳动是异化劳动，这层含义一直没有变。马克思通常把它看作“抽象劳动”，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其异化特性与他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关系最大。　　市场社会主义几乎复制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一切异化现象。您上面已提及的大卫·施韦卡特版的市场社会主义，包含着由工人来经营他们的企业的思路，这也许有可能产生较少的异化现象。然而在中国版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工人并没有经营企业的权力，则很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异化。　　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更多细节，可以阅读我的著作《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以及我的文章《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迷惑》，见于我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石云霞：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诸如有人说中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等。您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何看法？　　奥尔曼：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比较复杂。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改革在当时是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经济基础的需要（我对此并不是非常确信，但是，一旦事实确会如此的话，我还是愿意这样理解），然而它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况且与现在更为相关的是，造成利大于弊的阶段也已经过去。中国现在面临许多问题，包括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就业状况恶化，糟糕的教育和卫生设施，大范围的环境破坏，制造大量多数中国人并不想要或需要的“垃圾”商品（同时无法提供许多必需的商品），经济危机的不断威胁和周期性的发作，贪婪心理的扩散和随之产生的腐败现象，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增加，对世道和政治不满者人数的增长，以及以其他方式出现的普遍性的异化现象等。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当前发生了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并且完全一体化的成员——危机必定会像潮汐一样冲击中国。　　作为一个大师级的务实主义者，邓小平如果健在的话，他将会第一个认识到这种可怕的形势，并为之作出大的改变（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能够为这种改变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作出这种改变提供了组织机制和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我唯一的希望是邓小平在党内的继承者能够在时机不算太晚的时候作出这种改变。　　孙来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正在进行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不断被突破。在您看来，哪些东西是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守的基本原则？　　奥尔曼：简单地说，就是目标，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通过制度、规章以及使其发挥作用的实践来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平等；（2）公有制以及对一切生产和分配手段实行国家控制；（3）在一切层面上通过民主计划来进行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允许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作贡献，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向社会索取，同时开展各种必要的活动来保护环境（这一点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4）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好的教育和现代科学能够实现的卫生保健；（5）依据法律平等的原则对待所有公民，包括那些现在占据执法地位的人（任何人都不应长期占据执法者的地位）；（6）提供必要的组织服务工作，以使每个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去发挥他们在各个方面的兴趣和才能；（7）给予人民个人生活上最大的自由。与这个计划相应的是，首先得让人民享有参与制定和执行计划的自由。例如，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包括人民在决定各种层面上的经济计划的优先顺序的投票权，甚至还应该包括决定由谁来执行这些经济计划的投票权。　　此外，还有一些方面也必须做到。简单说来，应该终止异化很可能就是对其最好的概括。要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我的专著《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颜鹏飞：国际学术界对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两者的关系争论由来已久。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奥尔曼：政府调控当然能够对市场配置产生一些影响，但是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产生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这些影响是在什么条件之下产生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您前面提到的那些与市场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有关的可怕问题？　　颜鹏飞：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危机的历史走向和资本主义死亡问题？　　奥尔曼：在世界历史当中，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近期的发展，尽管它的一些星星之火在以前就已经出现。它已经历了几个阶段，并且注定会消亡。资本主义此前也遇到过其他经济危机，迄今为止它还总能从中摆脱出来。但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前，原因不仅在于它的全球性特点，也不仅在于它很快会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来得更为严重，而且还在于那些曾使资本主义从它以前的那些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机制不再有效。　　简单地说，以前资本主义衰退达到一定程度时，机器和劳动力的成本就会降到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从而使得新的投资变得有利可图。这些投资能够雇用新的工人，而这些人又能成为更好的消费者，而这也会导致更多的投资。然后，整个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然而，当第一组新投资出现在高技术领域时，投资者即使不增加工人或者说只增加少量的工人（并且这些工人大多数生活在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也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将发生什么现象呢？其结果就是，投资者将不能够销售足够的商品来实现扩张，甚至会使生意停滞不前。过去资本家用来填补价值“实现”缺口的各种“神奇”手段，诸如帝国主义、战争、信用卡等等，已不再有效，或者说不足以解决当前如此规模的危机。　　孙来斌：我注意到，美国有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美国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架设计不断进行改革的话，它将超越资本主义。您认为这有可能吗？　　奥尔曼：就这种观点而言，最好的陈述可参见戈·艾尔坡罗维兹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我曾经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一道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准备的社会主义炖菜》一文中对此作过批评。这篇文章在我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在这里我只想说，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能够带领美国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会通过引入连续性的改革而逐渐离去，尽管未来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基本因素（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叫“种子”）都能够在资本主义当中找到它们的起源，例如，工人的合作、“社会化医疗制度”、公共教育、特殊行业的国家所有制等。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它们只能够以一种极度扭曲的形式存在，并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而且通常将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置于首要地位。　　石云霞：据说，当前的经济危机使很多西方人对《资本论》重新产生了兴趣，马克思正在复归。您能简要介绍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吗？　　奥尔曼：总的来看情况的确如此，不仅仅在美国，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以至于现在还难以判断结果将会怎样。可以明确的是，尽管西方的主流媒体继续它们的一贯做法，拒斥我们为这个主题撰写的专栏文章或从这个视角给当前经济危机所写的文章，但是，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能够享受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获得的机会来谈论马克思主义。　　孙来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当前西方，这个任务还有无实现的可能？这里讲的工人阶级包括“蓝领”，但是，包括“白领”吗？　　奥尔曼：工人阶级由那些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下去的人组成，这决定了他们同其他处于同样位置的人以及另外一些人即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被迫出卖劳动力给他们）之间的特定关系。这些关系导致了特定的客观利益、特定的需求或者压力，使得他们的思考和行动能够促进本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既适用于蓝领，也适用于白领，仅仅在形式上稍有不同。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包括它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都是用来对抗这些需求的，并且迫使工人以其他的方式即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在经济危机期间，所有的压力都因工人作为被雇佣者的状况——包括工作节奏加快、工资下降、工作不安定以及失业——而加剧。同时，危机也造成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更加透明，使资本家为隐藏和掩盖而作的努力难以见效。　　这些方面造成的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尚未完全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的年轻工人，更容易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虽然这种变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是它正在发生。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就是尽其所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通过教育、组织和政治活动来推动这个过程。　　石云霞：现在美国大学教授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情况如何？据我们所知，您开设的有关课程很受人欢迎，您在保持这些课程对年轻学生的吸引力方面有哪些经验？　　奥尔曼：思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涉及改变一个人根本观念的问题来说，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教授开设的课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条件下更为明显。美国大学中的绝大多数学生，要么现在就是工人，要么来自工人家庭，要么毕业之后会成为工人。然而，由于已经习惯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能够弄清楚阶级含义的人则更少。　　因此，马克思主义教授的首要工作是帮助学生理解他们是“谁”或者说他们是“什么”（最好是让他们弄明白自己属于前面我们定义的工人阶级）。确切地说，就是帮助他们根据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位置和功能来准确理解它的含义，以及属于一个阶级之后会带来什么——特别是有关阶级斗争和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一般情况下，学生们对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何种位置很感兴趣，在当前社会出现极不确定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教授以讨论他的学生（或者大部分学生）的工人阶级成员的身份（当然，并不否认他们具有其他身份，比如男性、美国人、天主教徒等）的形式来开始课程，并且确保把他们的阶级身份和后面课程的主题联系起来，那么就很有可能让学生在课程中始终保持兴趣。　　如何向学生讲解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我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著述，主要参见《如何参加考试和如何改造世界》、《社会主义教学法研究》（合编）、《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棋盘游戏）以及我的个人网站中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　　孙来斌：我对前不久在纽约召开的2009年左翼论坛很感兴趣，论坛规模较大，议题设计也很有意思。您能简单介绍一下纽约地区马克思主义论坛的活动情况吗？　　奥尔曼：如果你只是问它是什么，那么它就是一个在每年春季举行的参加者大部分为社会主义学者的、有不同的名义和发起人、差不多有40年历史的年度学术会议。出席人数一般在1500到2000人之间，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会议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机会，使其得以超越学科、党派、地位和年龄的界限来互相讨论各种重要的话题。近年来，附近地区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反思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组织了类似的但规模较小、重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会议，基本上每两年举办一次，其中，前者地点设在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后者设在多伦多。　　颜鹏飞：当前，探讨资本主义发展前景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国际热门话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奥尔曼：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前面的回答。如果将我所说的内容用更加马克思主义化的语言来表述，即全球化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再生产出必要的条件来实现其发展，因而也不能再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来发挥作用。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死亡，但是，它已经走上死亡之路。这很可能是一种缓慢的、拖延的死亡过程（这里或者那里会偶尔表现出短暂的恢复迹象），然而，没有什么能够拯救它。当然，那些管理这个制度并且从中获利的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不想看到。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不择手段地阻止我们看到这一切和为之采取行动。事实上，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只会使我们遭受“连带的祸害”，从而使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颜鹏飞：与此相联系，您能简单描述一下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吗？　　奥尔曼：遗憾的是，资本主义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实际的转型过程要复杂得多。即便就马克思而言，尽管他曾经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非常乐观（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也意识到存在着另一种非常暗淡的可能。后来罗莎·卢森堡将其表述为：人类面对“社会主义或者野蛮时代”之间的一个选择。这里的“野蛮时代”，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法西斯主义，而是指高度文明的中断（没有学校、医院、电力、道路、政府，还有饥荒、疾病和内战的扩散），就像一些非洲国家已经经历过的状况。　　简单说来，我的观点如下。　　（1）资本主义已开始死亡。对于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2）但是，社会主义如果要替代资本主义，就必须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场革命——在某些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进行——一定要快速地扩散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一切必须在资本主义崩溃后进入“野蛮时代”之前发生。显而易见，当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距离承担这个任务的要求还很遥远，尽管在未来的几年中，由于最近的危机和萧条，这种状况可能很快得以改变。　　此外，尽管资本主义会出现快速崩溃，但工人阶级能否在“野蛮时代”开始之前形成发动革命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对此我们还不能确定。因此，尽管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具有确定性，然而却只把社会主义革命（它是社会主义到来的一个绝对的先决条件）当作一种可能性（这使得我们这些理解其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工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3）然后，即使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不能确定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一定能获胜。总而言之，可能要经过多次的社会主义革命努力，要经历多次的失败。由于资产阶级拥有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工人阶级获胜只是一种“可能”。当然，我们在人数上的优势使得资产阶级很难用其传统的统治工具在革命中进行对抗，因此使得我们“很有可能”获胜。　　（4）最后，假设资本主义已经崩溃，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经发生，并且工人阶级也已经获胜，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新的统治阶级是否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最终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呢？我的回答是“能”，对此我毫不怀疑。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产业、科学、组织、教育以及其他条件都已经由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尽管被现在的统治阶级扭曲和滥用）。换言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　　其次，就客观阶级利益（如实质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而言，工人阶级是唯一与整个人类的长期利益相一致的阶级。在历史上，每一个统治阶级所做的一切，莫不是为其最重要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当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同样也会这么做。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作为统治阶级，它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如果不能为人类的每一成员的利益服务，工人阶级就无法为其自己的成员的利益服务。　　再次，参与到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的工人，将能够以多种方式来改变自身，将会显示出比我们当前更大的优势（事实上我们现在全都陷在全球资本主义文明的泥潭中），将使社会主义的建立变得容易。例如，如果工人阶级能够赢得这场革命，他们将变得更加具有合作精神，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更加富有组织性，对不同的种族、性别、国家和宗教信仰等更加宽容。他们还将因此变得更加自立、更加强大、更加勇敢和自信。此外，相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工人而言，他们将变得更有责任感、更有能力去执行他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　　马克思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参加到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中去，是一个人能够接受的最伟大的教育。当然，工人阶级的这些品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得到更大的发展。通过参加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数工人已经将其变成了自己个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只有借助于这些品质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前途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时代？站在当前世界历史的节点，从我前面所讲的一切来看，未来似乎将属于野蛮时代。然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到它关涉我们的阶级、我们的人类、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利害关系，这只会激发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要尽其所能地去为之奋斗。

在推行民營化政策方面，陳水扁案讓整個社會目睹，毫無禁忌的政商往來，可能如何瓜分國家全民資產。

世界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当剧变发生时，人们以为是冲突，其实这需要国家间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和中国可能存在一些冲突，但不能基于冲突意识来制定政策。40年后，当我们回顾往昔，会为今天没有基于冲突理念做出的共同努力而感到骄傲。

美国在埃及左右为难

在6月30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余波中，穆罕默德·穆尔西总统和穆兄会被军部剥夺了执政地位，这次大规模示威游行确认了穆尔西所谓的合法性和广泛支持的破产。如今，正像埃及革命社会主义者(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of Egypt)在声明中表述的那样，始于2011年1月推翻穆巴拉克运动的埃及革命，业已翻开新的篇章--革命分子应挺身而出，直面挑战开辟新出路，以实现"面包、自由、社会正义及人类尊严"的革命任务。

观点综合

立宪政治未能成为五四运动的关键词，几乎是时代的必然。因为五四运动为自己所提出的任务，早已超出那个时代的立宪政治的容量。……尽管五四不乏"全盘西化"的言论，但相对于五四所提出的目标，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西方模式"化"得了中国。 毋宁说，五四在向中国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是向整个世界提出问题。

分析奥巴马的当选演说。 “如果还有人对奥巴马的演说才能将信将疑，还有人怀疑一场草根性的群众运动在中产阶级的美国能否真正成功，还有人对激情和希望所能激发的巨大能量怀抱狐疑，……”

相对于知识精英几乎垄断了媒体、教育等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底层民众似乎只有在被动员或自发的政治实践中，才能一定程度地表达其意志与立场。没有公众参与，何来公共舆论？公共舆论的生产机制一旦形成并固定化，将会形成自身的强大逻辑，而湮没知识精英的理性与判断力。

本文是J.Habermas教授于 2004年11月11日荣膺日本"京都奖"的答谢词, 原载《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 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 Frankfurt am Main, 2005, 第15 - 26页。)。 实话说, 让我用通俗易懂的话讲讲我人生道路上对诸位有启发的经验, 面对这样的要求, 我着实觉得有些尴尬。稻森泉( Inamori) 主席让获奖者"谈谈你自己"--"告诉我们你是怎样度过难关的, 当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 什么东西在指引着你。"一般说来, 哲学家与外在事件联系不多, 而外在事件更多见于大众传媒。因此, 请允许我从公私关系这个问题入手, 讲讲我在私人生活中所遇到的障碍。 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公共领域, 可以让我讲得更清楚一些。在今天这样的传媒社会里, 公共领域为那些成功人士提供了自我展示的舞台。公开表演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吸引眼球和追求知名度。为了在大众传媒中引人注目, 明星们付出了混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代价。参与政治讨论、学术讨论或文学争论,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它们追求的是对一个主题的理解, 而不是为了展示自我。这里的公众不是由观众和听众构成的空间, 而是由相互问答的发言人和受众所构成的空间。他们关心的是交换彼此的理由, 而不是吸引目光。参与讨论的人关注的是同一件事情, 他们对私生活似乎漠不关心。他们不需要谈到自己。公私领域的界限不是模糊不清, 而是彼此互补。 以上所述或许可以说明, 作为哲学教授, 我们在课堂上讲授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或康德时, 为什么对他们的生平介绍一般都会很简略, 只限于交代清楚他们的生卒年代和生活经历。哪怕是哲学家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插曲故事, 也都是隐藏在对他们观点和论证当中。哲学家的生平并非传奇故事的题材。他们所留下来的, 最多是一种富有创新意义和独特意义的思想, 其中的谜团让后人反复琢磨。在我们这个领域里, 我们把那些其著作在当代依旧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称为经典思想家。经典思想家的思想犹如火山的灼热内核, 生平简历犹如层层累叠的火山灰。这就是昔日的那些伟大思想家留给我们的形象, 他们的著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相反, 我们这些依然健在的哲学家--当然,我们或许不过是哲学教授而已---直都是我们时代的同行者。我们的思想越是缺乏原创性, 就越是依赖于思想发生的语境。有些时候, 它们甚至更多的只是表达了一种它们源于其中的生活历史。 在1999年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的学生们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 题为《理性的公共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理性》。这个标题选得很不错, 因为公共领域作为相互之间理性交往的空间, 是我一生都在关注的主题。公共领域、话语和理性这三个概念, 在我的学术研究和政治生活中事实上占据着主导地位, 而任何一种纠葛都有着个人经验的根源。就我的兴趣发展而言, 有四种人生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1) 出生不久, 还在孩提时期, 我就接受了不同的痛苦的外科手术治疗--当然, 很多哲学家一生都有这样那样的病痛经历。(2) 上学之后, 让我记忆犹新的经验是由于残疾而导致交往上的困难和折磨。(3) 1945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青年时代, 我深深受到了德国战后一代独特经验的影响。(4) 成年以后, 我一直都为战后德国社会的政治经验而深感不安, 战后德国社会的发展可谓步履蹒跚,慢慢才实现了自由化。请允许我按照上述顺序讲一讲我对于理论与生活历史之间联系的粗浅看法。 一 首先还是从我童年时期谈起。我出生后不久就接受了一次手术。我不认为这次手术会彻底动摇我对周围世界的信任。但这次手术 会唤发起依赖感, 也会让我认识到自我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到后来, 人的社会性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了我从事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有许多动物也是群居的。我们的近亲人猿就是生活在群体和家庭关系之中, 当然, 它们没有复杂的血缘系统, 因为只有智人才有。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 并不是什么社会生活形式。要想辨认出人的社会属性的特殊性, 就必须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一种政治动物( zoon politikón) "仔细翻译一下: 人是一种在公共空间中生存的政治动物。进而言之: 人是一种动物, 由于他天生就处于一个公共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因此逐渐形成了使他成为人的能力。如果从生理结构上比较一下新出生的哺乳动物, 我们就会发现, 没有哪种动物比人在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更加不成熟, 更加无助了; 也没有任何一种动物需要如此长时间地依赖家庭的庇护, 离不开与同类成员之间共同分享的公共文化。我们人类互相学习。但这只有在一个充满文化活力的公共空间中才有可能。 我五岁的时候, 又做了一次唇腭裂修复手术。这次手术给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让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对他人的依赖。至少, 这种感受让我在思考人的社会属性的时候, 把我引向了一些强调人的精神的主体间性的哲学观点, 也就是说, 把我引向了解释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洪堡(W il.helm Humboldt) ; 引向了美国实用主义--可以追溯到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和米德(GeorgeHerbertMead) ; 引向了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的符号形式理论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 的语言哲学。 对于个人与他者之间相互依赖的直觉意识, 集中体现在"人在世界中的地位"这样一幅图景之中。这些范式一方面决定我们日常的自我理解, 但有时也为所有的学科明确了发展方向。我脑子里浮现的是这样一种主体性图景: 我们必须把它想象成一只手套, 只有向外翻过来, 才能看清楚主体间编织而成的网络结构。外在的东西表现在个别主体的内部。因为, 主观精神获得意义和内容, 有赖于彻底社会化的主体所分享的主体间的客观精神。个人面对他的社会环境, 并不像单纯的有机体面对自然环境那样--作为一种内在的东西, 他们渗透性地与陌生的外部世界区分开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的抽象对立只是一种骗人的假象, 因为新出生的有机体只有在接受了社会互动之后才能成为人。只有当他进入了张开双臂拥抱他的社会世界的公共空间之中, 他才成为一个人。我们的生活世界在内部共同拥有的一种公共性, 它既是内在的, 也是外在的。 所以, 成长过程中的人要想形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内在生活核心的话, 就必须把自己外化在通过交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当中。表面上的个人意识在他表达个人感受和内在冲动时也受到了公共思想中建立起来的文化网络的影响, 而这种公共思想是用符号表达并由主体相互之间所分享的。在今天的认知科学中, 笛卡尔式的单一意识观又一次复活了, 这一种单一意识是自我封闭的, 与其大脑和基因的有机基础保持着不透明的联系。这走上了一条歧途。 我始终不明白, 自我意识现象为何应当具有本原性。难道我们不是首先在他人的目光注视下才意识到自身的吗? 你是第二人称, 我是第一人称, 我们相互说话, 在你的目光注视下, 我不仅意识到我是一个鲜活的主体, 同时也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他人带有主体性的目光, 具有一种个体化的力量。 二 以上对我的研究范式做了较多说明, 我的研究在此范式中展开。我在这个框架内所阐述的语言哲学命题和道德理论, 可能受到了我在读小学时形成的两种特殊经验的启发: 一种是其他人不了解我, 另一种是他们用拒绝来回应我。 第一, 我清楚地记得, 我在课上或课间让别人了解我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因为我鼻音很重, 吐词不清, 而对此我自己却毫无意识。我离开了家庭和熟悉的环境, 必须在陌生环境下证明自己。与人交流的失败, 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一直不太受到关注的符号世界的现实性上--对待这个世界, 我们不能像对待客观对象那样去加以把握。只有在失败的时候, 语言交往的媒介才会作为一个中间层面出现, 离开这样一个层面, 我们即便是作为个体也无法存在。我们始终都是处于语言元素当中。只有那些能说话的人, 才能保持沉默。仅仅因为我们天生就与他人紧密相连, 所以我们才会个体化。 哲学家们对于语言所发挥的这种团结力量似乎并不十分关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 哲学家们就把语言作为一种表现的媒介。他们研究的是我们表达客体和事实的命题的逻辑形式。但语言首先还是用于交往的, 在交往过程中, 每个人都要对其他人的有效性要求亮明"肯定"或"否定"的立场。我们使用语言, 更多地是出于交往目的, 而不是出于纯粹认知目的。语言不是世界的镜子, 而是为我们打开了进入世界的大门。事实上, 语言早就让我们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语言里面一直都是有着世界观的。幸运的是, 我们通过特定语言接受的前知识并非一成不变, 否则, 我们在面对世界时以及与他人讨论世界时就无法习得新知识。这既适用于科学理论语言, 同样也适用于日常语言: 我们可以借助于我们的经验, 来重新修正谓语或概念的意思。 此外, 我在口头表达上的障碍, 也可以解释为何我一生都在坚信书面语言高于口头语言。书面语言掩盖了口头表达的瑕疵。我评价学生主要是根据他们的书面作业, 而不是根据他们在讨论课上的发言,虽然他们在讨论课上表现都很积极。正如你们看到的, 直到今天, 我依然回避在公众面前自由演讲, 因为我听力不好。我主要依靠书面表达, 应该说, 这促使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区分。在交往行为中,我们的态度是朴素的, 而我们在话语中相互交换理由, 用来检验已经成为问题的有效性要求。这就促使我们在毫无强制的情况下找出更好的论据。 第二, 这种看法帮助我对其他的经验做了理论思考--许多孩子在学校或路上肯定会有过这样的经历, 如果他们与众不同, 就会受到并无太多恶意的歧视, 从而造成一定伤害。今天, 全球化、大众旅游业、全球范围内的移民, 一句话, 随着世界观和文化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 我们所有人都会切身具有这种作为外来者遭到排斥和作为少数群体遭到边缘化的经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想象出, 对于外国, 自己是外国人; 对于陌生人, 自己是陌生人; 对于他人, 自己是他人。这样一种境况激起了我们的道德敏感性, 因为道德是由无数交往手段构建起来的保护装置, 离开道德, 交往过程中实现社会化的个体很容易会受到伤害。 一个人的个体化越是向内在发展, 他向外似乎就越是深深地卷入相互承认的关系网络之中。这个网络一方面非常紧密, 另一方面又比较脆弱。这样, 他也就面临着彼此拒绝承认的风险。平等尊重每个人的道德要求就是想消除这样一种风险。道德设计就是为了消除歧视和在相互认同的网络中包容被边缘化的人。共 同生活的规范在陌生人当中同样也可以建立起团结, 因为它们依赖的是普遍认可。要想发展这样一些规范, 我们就必须依靠话语, 因为道德话语允许所有相关者平等表达自己。它们督促所有参与者接受他人的视角。 三 以上所说的都是我孩提时代的私人主题。直到1945年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历才有很大的拓展, 要不然肯定不会走向哲学和社会理论。我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帝国本来是很正常的, 忽然一夜之间被揭发是病态的, 而且还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样, 如何对待纳粹帝国的历史遗产, 就成了我长大后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这种面对未来的兴趣实际上来源于对过去的考察, 针对的是在"共同体"和"社会"之间做出错误选择的生活条件上。正如布莱希特所说, 浮现在我眼前的是"友好的"共同生活形式, 既没有错过现代社会分化的益处, 也没有否认主体之间相互依赖与独立。 我16岁生日前的几个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949年, 联邦德国成立。当年夏天, 我进入大学开始学习, 这期间又是四年过去了, 这四年正是我最敏感的青春期阶段。我出生晚是一种幸福, 一方面已经到了道德敏感的年龄, 可以一同参与推进历史转型; 另一方面又比较年轻, 还无法承担起政治责任。我们从来没有参过军, 所以无须为错误的立场或后果严重的政治错误承担责任。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揭发之后, 一切都有了两面性。我们的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原来多少还是正常的, 突然之间就被置于文明断裂的阴影之下。有我这样经历的人, 很容易就会从收音机里听到的纽伦堡审判过程中, 毫无保留地了解到战争的罪行。我们接受了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的观点, 区分了集体罪行和集体责任。 这种心性今天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 变得根本就不值得褒扬了。无论是右翼自由主义的同龄人, 还是左翼的同龄人, 他们的反应模式都具有一种必然性, 而且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当时, 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的道德和政治认识, 与对思想方式的革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与面向西方的文化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这一代人并不了解魏玛时代, 我们是在纳粹时代成长起来的, 所处的环境充满了媚俗文化和死亡崇拜。1945年之后, 大门被打开了, 我们知道了表现主义艺术、卡夫卡( Franz Kaf.ka) 、托马斯•曼( ThomasMann)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 , 知道了用英语写作的世界文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法国左翼天主教义, 知道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 还有约翰•杜威( John Dewey) ,他的学生对德国的再教育影响深远。同时期的电影也传递给我们许多振奋人心的信息。现代主义的解放精神和革命精神通过孟德里安(Mondrian) 的建构主义绘画、包豪斯(Bauhaus) 建筑学派的几何风格和丝毫也不妥协的工业造型得到了充分的视觉展现。 对我来讲, "民主"是咒语, 而英国的自由主义不是咒语。我在当时的日常读物中对理性法传统的构成已经很了解了, 它与现代性的爆发精神和解放诺言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我们作为学生在战后社会这样一个依然带有权威色彩的环境里觉得越来越孤立。社会精英以及先见结构保持了连续性, 这是阿登纳(Konrad Adenauer) 为了赢得广泛支持而不得不付出的政治代价, 但这种连续性具有麻痹作用。根本就没有什么断裂, 根本就没有什么个人的重新开始, 也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性结构的转型--既没有道德更新, 也没有政治信念的回归。我和我在读书时结识的夫人一道, 都对政治彻底失望。20世纪50年代, 我们还能感受到德国大学带有精英主义和非政治色彩的自我理解, 以及民族主义与资产阶级--权贵阶层的反犹主义之间不幸的结合。而正是这些在1933年让我们的老师们在精神上失去了抵抗, 甚至投入了纳粹的怀抱。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 我那偏左的政治信念与我的哲学学业几乎没有什么瓜葛, 这两种思想空间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都是分开的。直到1953年夏季学期的一个周末, 它们才发生了碰撞。那天, 我的朋友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 Otto Apel) 给了我一本海德格尔新出版的《形而上学引论》。到当时为止, 海德格尔一直对我影响很大, 是我的一个榜样, 虽然只因为我是从遥远的角度来看他。我带着克尔凯郭尔的有色眼睛阅读了《存在与时间》。基础本体论包含着一种伦理学, 在我看来, 它所唤起的是个体的良知和实存的真实性。可是, 还是这个海德格尔, 未做任何修改, 也未做任何说明, 就出版了他在1935年的讲稿。从讲稿的用词当中, 可以看到作者对民族精神的偶像化。出人意料的是, "人民的此在"取代了每个个体的"此在"。这让我极为震惊。 "通过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 这是我之后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标题, 从中可以看出, 我还是海德格尔的忠实信徒。今天, 我们从引文的选择上依然可以看到, 海德格尔文本中究竟是哪些内容让我觉得愤怒。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 把对"创造性暴力"的英勇呼吁与宗教献祭联系起来导致灾难性后果--"对最深刻最广泛的没落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其次, 德国知识精英的柏拉图主义偏见也激怒了我: 用真正的思想贬低"理智", 想让少数人来垄断秘传真理。再次, 我也被反基督教和反西方的情绪所激怒, 它们真正反对的是西方启蒙思想所提出的平等的普遍主义。最后, 真正促使我提笔写下文章的, 还是因为纳粹哲学家否认和拒绝对集体屠杀的罪行承担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关于这一点, 当时还几乎没有人提及, 毕竟战争结束才八年。随后的争论中, 海德格尔把法西斯主义塑造为"存在的机缘", 而他的这一解释让我大跌眼镜。众所周知, 他把他那灾难性的政治错误当作是一种无法追究个人责任的"错误", 很轻巧地就抛到了一边。 四 后来的时间里, 我越来越清楚地发现, 把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 、恩斯特•容格(Ernst Jünger) 或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 这样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激情。在他们看来,对大众和庸常的蔑视与对领袖个人的崇拜、对上帝选民的崇拜以及对超常的崇拜是联系在一起的, 与对闲言碎语、公共领域以及本真性的拒绝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强调沉默, 反对对话; 强调命令和服从的秩序, 反对平等和自决。就这样, 青年保守主义思想与民主潮流势不两立, 而民主思潮在1945年以后恰恰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毕业以后, 我开始尝试从理论的角度对阐明为何人们对不断受到破坏的民主化进程会彻底失望, 我发现, 这种"魏玛综合症"成了一种否定的关节点。我对政治倒退的担忧,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还是我写作的动因, 这集中体现在我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动笔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一书当中。 起初, 我是作为阿多诺的助手而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助教的。对我来说, 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一个视角, 有助于把美国、法国和英国民主制度的开端与民主在德国不断失败的过程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现代化的语境当中加以考察。当时, 我们的政治文化还没有完全成型。从一定意义上说, 我们的民主制度是从外面移植过来的, 在当时根本还不可能在民众的头脑里扎下根来。很显然, 这样一种心性结构的转型无法在孤立的状态下完成, 也不可能用行政的强制手段创造出来。只有通过一种异常活跃且带有话语特征的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 才能把这一过程推向前进。 所以, 我把我的理论兴趣集中到政治公共领域上。通过简单的互动就可以形成"公共空间",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它激起了我的兴趣, 开始关注主体间性的神秘力量: 它把不同的东西统一了起来, 但又不会让它们雷同。从公共空间当中, 我看到了社会一体化的结构。在公共空间观念中, 最初展示出来的是一个遭到压制的共同体的兴衰特征。在现在社会条件下, 对于社会一体化而言, 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公共领域特别具有一种症候性意义。也就是说, 复杂的社会从规范意义上讲只有通过公民之间抽象和合法的团结才能得到维持。相互并不认识的公民之间, 只有通过公共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 才能形成或重新形成一种脆弱的公共性。只要把握住政治公共领域的脉搏, 我们就可以诊断出民主政体的实际状况。当然, 教授们不仅仅是从观察者的视角出发研究政治公共领域的学者。他们同时也是公民。偶尔,他们也会作为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本国的政治生活。我本人在20世纪50 年代就参加了和平抗议运动, 在60年代, 则被迫要对学生运动公开表明立场。在20世纪80、90年代, 我参与了一系列争论, 包括有关纳粹历史问题、公民不服从问题、德国重新统一的形态问题、第一次海湾战争、政治避难等。在过去十年间, 我主要就欧洲一体化和生命伦理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自从美国不顾国际法公然入侵伊拉克之后, 我一直在探讨后民族格局, 思考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秩序的构想是否还有前途。我之所以提及这些事情, 是想由此进入我的结论: 我认为, 我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当中学会如何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作用。 无论是作为哲学家或是作为作家, 无论是作为社会科学家或是作为物理学家, 知识分子都应该公开使用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 保持不偏不倚, 换而言之, 他们不能听命于任何一方。如果站在了某一方的立场上, 他们在表达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会出错。他们应该把自己严格限定在对重大论题的讨论上, 掌握丰富准确的信息和尽可能提供充足的论据; 假如公开讨论的话语还差强人意, 知识分子就应该对它加以改进, 提高话语的水平。即便是从其他的角度来看, 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是非常微妙的。假如知识分子不把自己的职业身份与公共身份严格区分开来, 他们就会在两个领域里显示出自己的权威。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用言语获得的影响当作获取权力的手段, 也就是说, 不能把"影响"同"权力"混为一谈。一旦进入公共行政部门, 知识分子也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 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 我们很多人都是不合格的, 这一点并非让人感到意外。但这不会对衡量标准本身产生负面影响。知识分子, 总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在斗争并宣布对方已经灭亡, 但有一点是决不允许的: 知识分子不能犬儒。 (翻译　符佳佳　校对　曹卫东　责任编辑　强乃社)

英文 Sami G. Hajjar (1980). The Jamahiriya Experiment in Libya: Qadhafi and Rousseau.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8, pp. 181-200.

中国一些基层上下级政府行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指令政策时，常常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这些政策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本文从组织学角度，对这类现象提出一个理论解释。

洛克的政教分离理论保障了人法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超越它；神法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但它不是以政治权威的方式，而是通过与人们的灵魂直接沟通，来保障公民的服从。在洛克一再强调尘世权威不能干涉灵魂事务的同时，他也将一切政治权力都交给了行政长官，丝毫没有削弱政府的行政权力。政府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恰恰是为了帮助灵魂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而将追求灵魂拯救的权力完全交给公民个体，也保障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不受任何干扰。

2011年，欧美日各国开始重续被人为拖后了两三年的2008年金融危机，并向社会和政治危机转型，第三世界越来越多地被卷入，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对这一段历史的源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若说这跟35年前的毛泽东逝世与中国"四人帮"被抓有什么关系，恐怕不光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会诧异不已，即便中国人也可能会嗤之以鼻。 但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只有经历岁月沉淀，才能愈发明晰。而某些历史事件，甚至要经历几十、几百、甚至千年的时间，人们才能发现他们的历史价值。 如果我们站在35年后重新梳理毛泽东逝世这一段人类历史，并将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相勾连，我们就会发现上述那些惊诧和嗤之以鼻--确实错了。 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是上个时代--冷战时代秩序崩溃的结果。而冷战时代崩溃的开始，就是上述人类历史上的两件大事：世界人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逝世，与中国"四人帮"被抓。 冷战秩序的瓦解 冷战秩序崩溃的"青萍之末"始于中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首要的后果，就是中国在十多年后，在美苏两大体系之外，基本独立建成了完整的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从而在七十年代初，使冷战格局从两大阵营演变为中美苏大三角之下的两强相争。 之所以中国能在美苏两大霸主之间成为第三力量中心，原因是除了美苏之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独立的现代工业化体系和国防体系，并且完成了以基础教育普及和完整的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的现代科技研发体系，同时建成了覆盖城乡的现代医疗体系和工农业基础设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几乎相当于一个独立世界，其自成体系的独立工业体系，让美苏的战略围堵失去意义。到七十年代，中国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在包括"大三线"等原内地广大地区最基本的县一级行政区，实现了工业化，培养了一批现代工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中国消化吸收了从苏联那里照抄过来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军工为代表的高科技系统，不仅可按国外图纸制造，而且已经走上自主研发升级的阶段。 这些成就中的某些单项，美苏两国之外都有人达到，但中国作为一个系统的自成一体的独立现代工业和文明体系，则除美苏两国之外无人可及。那些美苏的盟国，即便是日本和德国等所谓工业强国，无不仅仅是美苏两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 简而言之，在这个阶段，实现工业化了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并成功将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中国，不管倒向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美苏之间原本脆弱的平衡发生根本的逆转。 此时，美苏两国对中国的态度却迥异。 在西欧、日本实现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二十年后，经历朝鲜、越南等多场战争的美国，不得不赖账埋葬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力量处于明显的下降通道中。而苏联则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其产出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左右，扩张日盛，不可一世。 忘乎所以的苏联主动把中国推向美国--中苏边境的军事对峙和冲突，完全是苏联在美苏对抗中，认不清主要矛盾的不智之举。这正中力量下降中的美国人的下怀。 于是，随着毛泽东与尼克松缓和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大门打开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为中国新领导集团"改革开放"开启了新的历史道路。 这正是"冷战"秩序的瓦解序幕。 中国改革开放并决定性地倒向美国一边，对此后漫长的人类历史有两大决定性后果：第一，中国不再承担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停止对世界各国、尤其第三世界左翼力量的道义和物质支持；第二，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开始逐步冲击并最终全面改变和重组这个体系。 就第一个后果而言，自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多次武装入侵东欧国家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并与美国"和平竞赛"后，加之中苏论战中苏联进一步被揭发出种种"变修"的官僚资本主义体制实质后，苏联道义上基本破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世界的左翼力量大量转向中国。 此时，随着中国文革导演的世界左翼运动出现高潮，中国在意识形态、道义等方面，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灵魂。这在美国的反战和民权运动、欧洲68年的五月风暴，以及亚非拉众多民族独立运动中，都有明显表现。 七十年代末中国的转向和停止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援，不仅客观上让东亚、拉美等国的左翼政治团体和武装无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给整个世界左翼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幻灭感，决定性地使七十年代末之后的整个世界左翼运动陷入低潮。 失去了中国在政治、道义、意识形态上的支撑，处在长期僵化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苏联，面对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根本无还手之力。从赫鲁晓夫时代，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联统治集团内部，发自内心地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制度，也越来越认为无法按原有的方式继续统治。 更不幸的是，此时苏联已高度僵化的体制，只能选出戈尔巴乔夫这样政治上"无比天真"，同时又缺乏政治谋略和斗争经验的领导。于是，1991年苏联解体，为冷战秩序完全瓦解画上了句号。 由此，由中国转向开始的左翼退潮和力量削弱，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人类历史进入后冷战时代。这时，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的冲击性后果，就逐渐呈现出来。 美国回光返照 之所以是"后冷战时代"而不是一个全新命名的时代，是因为1991年以来迄今的人类历史，并未产生类似英帝国霸权、冷战秩序这样的稳定秩序，而只是一个冷战格局崩溃而新的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 后冷战时代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呈现的是美国的"一霸独大"--美国因暂时饱餐冷战红利而回光返照十年。 对美国来说，冷战胜利红利直接来自于两方面。 从军事遗产看，一方面，美国不必再消耗大量财富用于与苏联军备竞赛，美国军费从八十年代末期占GDP近6%，直线下降到克林顿后期只占美国GDP的3%。另一方面，美国在冷战时期积累的用于军事目的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技术，又可以放心被民用化。于是，美国出现了新的信息技术革命。而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因冷战胜利积攒的全球信心，引导了世界资本源源不断流向美国，从资金上配合了信息技术革命和美元霸权。 美国冷战红利的另一来源是中国。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拆除了各国边界的藩篱，包括发达国家。中国的开放，让发达世界的制造业资本，找到了世界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的新组合，中国向美国的大量廉价商品的出口，增进了美国民众福利，压低了美国CPI，进而是利率，让美国经济极大受益（按照美国口径，中国对美顺差从1990年的100亿美元出头，暴增到世纪末的800多亿美元，十年翻两番）。 于是，这个阶段，美国经济出现长期稳定的低通胀高增长，达到二战后可类比五六十年代黄金时期的最好水平--4%，且繁荣期超长。当时，全世界众多浅薄而无耻的经济学家，一度为"克服了经济周期"的所谓美国 "新经济"而惊呼，充当吹鼓手。 但是，美国的回光返照和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全球分工体系也是有巨大的副作用的。 1992年后，当东亚、欧美资本蜂拥而入后，中国这个全球潜力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所积攒的巨大工业制造和配套能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小国，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态势不可遏抑。 于是，原本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可以过过小日子的东亚小国，很快丧失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的优势地位，经济开始泡沫化，逆差开始迅速扩大。在欧美剩余投机资本冲击下，东亚危机出现--这反而更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制造业转移中国的趋势。 九十年代的IT革命也进一步挤出了美国利润越来越低、竞争力越来越差的传统制造业。美国产业外移的趋势从七八十年代的东部，蔓延到九十年代的西部、南部，以致整个国家，作为工业时代经济基础的制造业日趋衰败。 另一方面，缺少社会主义的外部压力和榜样，资本的自由流动，都使美国底层力量受到削弱，社会运动沉寂，精英阶层利益恶性膨胀，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动力丧失，五十至七十年代贫富差距缩小的趋势被逆转，整个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种趋势在不少国家都是一样的。 此时，中国产业出现了两种态势：一方面，由于出口加工业的兴起，东南沿海一片繁荣；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大的外部军事压力，中国长期军备废弛，军工订单稀少并被推向市场，趋于破产；大多是国企的装备制造业等重化工业，因国企病和发达国家的长驱直入中国市场，陷入严重整体破败。 在政府财政上，原本依靠国企征税的中国财政，逐渐降到只占GDP十分之一的绝境--中央财政因为十多年的财政包干制基础上的财权分权，入不敷出，甚至要向地方政府借钱；而因国企普遍破产和经济破败，内地地方政府同样入不敷出，乡镇不得不自寻财路，向贫苦农民大量征收。 这样，中国呈现萧条内地和繁荣沿海并存的冰火两重天奇异景象。随着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三农问题突出，底层被甩出，社会矛盾异常严峻，群体性事件达到高潮，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社会矛盾最尖锐、社会最不稳定的时期。 中国社会的这种奇怪景象与高度的权力、利益分化，让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立场的知识分子分裂，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也完全分裂。于是，中国人对中国到底是在崩溃之中还是在发展之中，激烈争论，谁都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论据。 美国人更为困惑。美国瓦解苏联后必须寻找和对付新的挑战者，但他们难以确定，按当时的态势，中国到底是不是这个新对手。他们可以选择冒险趁机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或者是等待中国内部自乱后，不战而胜。 克林顿后期，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中美撞机等事件都表明，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保守主义强硬派已渐得主导，其对中国高层的政治意志、战争意志以及面对外敌的底线等战略试探已经完成--他们试图快刀斩乱麻，通过更直接的对抗和外部压力，促使中国内部生变，瓦解中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潜在威胁。 但美国的问题是，它是民主制国家。一般情况下，民主制可以避免最坏的统治，但却是一种平庸和保守的政治制度--它从来都是既定利益格局的维护者、追认者，在常态中，各利益集团和各种主张谁也很难完全压倒谁。除非南北战争与1929年大危机这样高度危急的环境，美国统治阶层很难完成意志整合。中国还未直接与美国对抗，但又是工业大国、人口大国、核大国，与中国更直接、激烈地对抗，风险太大，美国强硬派很难说服各利益集团冒险。 在美国统治集团首鼠两端之际，美国长达二三十年的制造业外移，进而是产业空心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以及资本过剩，进而是股市金融泡沫化，终于遭遇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美国遇到了2000年的IT泡沫破灭和大股灾。继而，美国更不幸地遇到了恐怖分子发动的911袭击，除建国初期遭英国攻击外，美国本土首遇外敌攻击。 911式的恐怖袭击，是中国转向导致世界共运陷入低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号召力后，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因找不到系统、理性的反抗武器，以宗教文化复古对既定世界秩序的无奈反抗。这种运动只是一种情绪宣泄，提供不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外的整体性、替代性方案。 但这完全打乱了受选举政治左右的美国统治集团的战略部署。   911后美国的战略歧途 IT泡沫破灭后，美国不得不首先拯救经济，维持国内稳定，它面临这样的局面： 格林斯潘长期低息货币政策和低息推动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以致经济增长，都必须以低通胀为前提，而低通胀必须靠源源不断的廉价中国商品来压低CPI；从货币市场而言，只有中国廉价商品换来的美元不断回流美国本土，才能让货币供应更充分，也才能继续压低美国利率，为透支的美国人和政府继续提供低廉信贷，为美国经济提供有效需求。 911之后，美国保守主义调整了战略，主要力量从对付中国，转向对付恐怖主义，于是面临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打击恐怖分子和所谓的支持恐怖分子的政权，这都必须有中国的配合：中国在联合国能让美国师出无名，如果中国给予恐怖分子、塔利班政权或萨达姆政权以军事援助，战争可能永无穷期。因此，美国必须跟中国搞好关系，防止与恐怖主义和中国两线作战。 但美国被恐怖分子的本土直接攻击打昏了头：乌合之众的恐怖主义和塔利班这样的小国政权，其实永远不可能真正威胁美国霸权，美国真正的对手仍是大国中国。当然，选举政治中，恐怖主义对美国民众有巨大心理冲击，打击恐怖主义，小布什能捞到更多选票，也更易获得国会支持。 这看上去是一笔左右逢源的买卖。不仅美国军工集团和石油集团可从战争获益，理论上说也是对中国的一步好棋：美国可以乘机把自己的势力楔入阿富汗，在中亚的中国西部边境腹地，为围堵中国补上短板，还能进一步扼住比美国更需要中东石油的中国的脖子。等搞定中亚与中东，勒紧中国的绞索，再回头收拾中国，美国在战略上似乎更有利。 但美帝从来都高估自己，也从未吸取过朝战、越战的教训。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初战攻坚中，如入无人之境，但却在当地人的游击和不对称战争中陷入泥潭，十年来难以自拔。 重大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这回时间更站在了中国一边--十年来，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势头正在达到高潮。 这是大势所趋。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的实证历史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中心从热那亚到荷兰到英国到美国不断转换，从未有人可以永葆竞争力。 阿瑞吉揭示其中的历史经济逻辑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这些中心，因成为贸易中心而带动制造兴起，变成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心，达到自己的历史高峰，随后才形成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支配权。 若干年之后，因生产过剩、工资上涨等导致利润不断降低，过剩的产业资本不得不一边逐渐放弃或外移生产，一边越来越多地进入金融投机领域追逐更高利润。于是，资本主义中心便由产业资本主导而发展到金融资本主导。 最后，发展到金融资本的资本主义中心，在大的金融危机之中破产衰落，资本主义中心转移。 阿瑞吉的研究发现，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不断转换中，每个中心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都曾全部或基本经历商业、产业到金融资本的不断升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历史循环，而不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所论述的线性发展。 美国并不能逃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演变的这些基本逻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工业利润降低、竞争力下降，产业外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随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主导，美国政府逐渐放松了金融管制和资本管制。另一方面，随着布雷德森林体系崩溃，黄金对美元发行量的约束消失，印钞票和以钱生钱的游戏，腐蚀了政客和资本家，腐朽寄生的华尔街逐渐主导了这个国家--美国这个世界中心迅速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统治的最后阶段。 美国政客、资本家和普通民众，被"中美国"式的经济增长和反恐战略合作绑架，十年一梦。 但中国在这十年却实现了很多突破：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彻底让中国领导集团惊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有了痛切教训，中国政府对军工的投入和拨款不断加码，面临崩溃的整个军工系统及其支撑的高科技研发体系重焕生机； 以房地产、城市化带动，加之随后2004年前后"国企改革大讨论"对新自由主义的狙击，中国大型国企的出让暂停，国企主导的中国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也因市场需求带动而重焕生机，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水泥、化纤以及装备制造国家，实现了产业升级； 原本就具有竞争力的中国纺织、玩具、家电等轻工业，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降低或部分拆除了很多国家的贸易壁垒，更加如鱼得水，几乎击垮了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赢得了世界一半左右到80%的市场份额。 中国成为无可置疑的世界制造业中心。2004年之后愈演愈烈的民工荒表明，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内地国企普遍破产而出现的内地去工业化过程中甩出的工业人口，以及广大农村从未被卷入工业化进程的农业人口，已被迅速整合到工业文明当中。 现在，主要工业品占据世界50% 到80%产量的中国，即便按当下美元汇率计算，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这些成就都远超过当初的苏联、日本（苏联鼎盛时工业总产值占美国80%），同时还普及了基础教育，大众化了高等教育，建成了在高铁等某些领域超越美国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每年培养出全世界最多的工人和研究人员。 短期看，"中美国"的增长方式，纯粹是贫穷的中国为富裕的美国输血，中国老百姓遭遇了巨大的福利损失；长期看，美国产业外移和空心化，靠借钱度日，是在饮鸩止渴，丧失了最根本的竞争力，而中国则变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债权国和美国最大的债主，资本主义世界中心转移到中国的趋势不可阻挡。 当产业空心化了的美国再次被金融危机击溃后，奥巴马不得不决定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但此时，掌握了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具有了威慑美国与欧洲的经济核武器，能够随时瘫痪美国和世界金融系统，美国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已无力、更无勇气与中国决裂。 回头去看，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美国只有2000年前后一次机会。这时中国军备废弛，军工和重工业破产，阶级矛盾尖锐，人心涣散，精英集团自信殆失。 此时，在与中国利益攸关的朝鲜或者台湾，美国如果唆使当事者挑起战争或宣布独立，并给予强大后援，中国将骑虎难下：中国官场腐败达到一个高峰，卖官鬻爵者甚众，内地政府系统入不敷出到薪俸不给，国企系统贪腐几致国企全线崩溃；中国军队经了近二十年商，期间未有一次实战，官腐兵惰；社会上，群体性事件达到高峰，"遍地英雄下夕烟"。 面对强大外部压力触发的内部分裂和混乱，中国要么不战自溃，要么战败自溃，战而胜之的几率，当是新中国迄今史上最低。 但是，这个机会永远地过去了。 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或拉美化？ 以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眼光看，中国发展到今天确实是一个奇迹。 中国没有如苏联到俄罗斯那样出现崩溃，原因颇为复杂，研究者众多。概括起来，可能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中国始终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秩序，而苏联出现了政治崩溃和国家治理的大混乱；改革开放后至今，中国还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的高潮，而苏联斯大林时代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拥有几千年农业时代的市场经济经验，建国后从未建立真正的苏式计划经济，国企实行中央与几级地方政府的分级所有，公社与村镇等乡镇企业也未被纳入计划中，因而原本就是一个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体制弹性非常大，各主体市场经济经验丰富；中国渐进式增量改革中，原有国企生产组织体系虽然困难越来越多，但并未短期内崩溃，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环境；在最困难的九十年代中后期，虽然内地破败，但中国沿海繁荣的出口型经济，缓和了危机，提供了就业、财政等社会和国家稳定的经济支撑。 为什么中国没有如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一样，经济开放后，都发展成依附性经济进而拉美化？这与中国的起点和体量有关。 首先，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全世界在美苏之外，唯一自成一体的工业经济体，从轻工业到装备工业、石化工业，到核工业、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工业，中国都积累了制造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因而具备自我产业升级能力。 其次，中国经济三四十年积累，体量足够大。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到经过90年代的激进私有化和外卖过程，十年还未卖光。尤其重化工领域的核心产业，进入新世纪时多还控制在政府手中。而经济规模小的小国，几年之间主要产业就能被卖得精光。 再次，中国政府从不曾放弃对金融、主要资源、重要军工以及电力电信等基础和战略产业的控制。 最后，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保留了全球最强大的左派传统，直接制约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利益集团的独大，也制约了政府市场化、私有化等政策进一步激进化。2004年前后的国企和改革大讨论就是例证。 当然，所有支持中国发展至今的前提是，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政权后，从毛时代开始，便形成一个可与美苏比肩的独立意识形态和独立国家政权，这而与第二、第三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均为政治或经济依附性国家不同。 除了开放之外，十年来房地产激活的快速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支柱。全世界对此已经耳熟能详。但要多说一句的是，这并不是其他国家可以随意仿效的，只有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体制才能发生：党管干部的中国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地方官员因此的竞争，加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国有制这些限定条件。   中国崛起的颠覆性冲击 然而，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四小龙不同，也与日德崛起不同。中国产业崛起不是冲击处于同一产业层次或者更高产业层次的几个国家，而是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分工链上、中、下游的所有环节造成系统性冲击。原因是： 首先，中国的体量太大。不惟中国人口规模超过了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之和，更可怕的是，由于中国革命时代形成的几乎是全世界最为彻底的妇女解放传统，中国妇女普遍参加社会工作，这让中国同等人口的劳动力数量，远高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同样重要的是，毛时代建立的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系统，使得中国的庞大人口顺利转化为最丰富的各层次人力资源。 其次，如前文所述，毛时代的独立工业体系，在低端轻工业、中端重化工业以及高端航空航天、新材料、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实现了各层次各产业的系统覆盖，有全领域技术、人才等产业积累。 再次，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大，中国高端产业在发达地区发展起来之后，低端产业2004年之后实现了内部梯度转移，并不需要立即外移。 于是，中国庞大的产业积累和人力资源积累，凭借广阔的国内市场起步，在支持出口的政策支撑下，逐渐在各层次各产业依次都会形成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对发达国家到新兴国家，到落后国家，形成全方位冲击，或者说系统性冲击。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停援，加上其他原因，就曾导致部分亚非小国出现社会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九十年代，中国沿海的加工制造业，则重组了东亚和世界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分工格局，导致东亚整个区域出现社会政治动荡。 911后的十年，中国开始全面冲击一切国家。 在资本、技术更密集的造船、钢铁、石化、装备等重化工领域，中国抢了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发达或新兴国家的饭碗，逼迫他们要么进一步产业升级，如韩国；要么吃老本并借钱度日，如欧洲、日本；要么印钞度日，如美国。 在纺织服装、玩具、小电器等轻工业领域，中国继续冲击中东、北非和拉美那些半工业化国家。他们很多已无路可走，比如埃及，只好革命，比如墨西哥，很多地方已经完全失控并被贩毒组织控制；出现有魄力的政治家的地方，比如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他们只好搞社会主义，以国有化来对抗冲击；只有那些上天眷顾、还能卖大量资源给中国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巴西等，看上去还过得不错，似乎成了新兴国家。 即便在航空航天、新能源、IT等高端领域，中国也已经开始冲击美国、德国等少数国家才能具有的优势。美、德、日等国高端产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只能挤出和压制这些地方的同类产业，但在中国的投资，很快会发生技术和产业外溢，被具有产业基础的中国同行不断消化吸收以至超越。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开放世界，产业必然向更有竞争力的中国转移。资本家欢欣鼓舞，因为可以提高利润和竞争力，但发达世界的劳动者必须忍受工资下降和越来越多的失业，生活更加困窘。在发展中国家，被中国挤垮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再为政府提供税收，不能再为工人提供工作，政府和老百姓都越来越穷，恶性循环。 贫富分化进而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矛盾，在被中国重组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已发展到新极致。 为了留住资本家的投资，维持经济增长，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降低并维持低税低息，从而降低了财政潜力；为了缓和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解决下层的生存，同时刺激他们借钱消费，最终得到选票，发达国家政客不得不维持低息，维持福利。 于是，一边支出增加一边收入减少，政府和民众都陷入债务危机。当政府和百姓入不敷出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各个世界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陆续爆发，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整个世界，开始趋于混乱和崩溃。 政客、学者和媒体喋喋不休地指责发达世界福利过多、借贷度日，但如果早先就削减甚至取消福利，活不下去的底层民众早就造反了；如果不借贷度日，过不下去的政府早垮台了，过不下去的老百姓也一样早走上街头造反了。 问题不在福利社会，也不在借贷度日。世界发展到今天的关键是，人口众多的独立工业化国家--中国加入世界分工体系，不但摧毁了早先苏联那个系统，也不断削弱、摧毁了此后美国主导的从不发达到发达世界的整个工业和经济系统。2008年美国开始的美日欧经济危机表明，中国摧毁了原有世界分工体系导致的系统性危机已经开始。 越来越不事生产的世界各国，靠中国不计环境和社会成本的廉价商品输血已太长时间，他们寅吃卯粮的时间也太长。但精英们害怕改变，害怕离开中国输血过苦日子。现在，即便是有经济和社会危机逼迫，精英们也不愿轻易改变。欧洲、美国、日本，莫不如是。 现在，网上那句调侃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用于说中国的话，绝对确切。   未来 由于中国人口是苏联的8倍和美国的4倍多，是整个世界的五分之一，中国继续发展的工业化和完全城市化，将让世界无法应对： 世界从未经历过如此众多的人口不受国界、语言、文化障碍地全部整合在一起，完成工业化。此前，在金字塔顶尖的完全工业化的人口，包括美、苏、日、德、法、英等各国，加起来都远不到10亿，还被国界、语言、文化等分隔在不同国家，分工效率远不及整合后的中国。 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将继续迅速提高，十到二十年内，中国还有很大成长空间。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虽然"民工荒"已在中国出现多年，工人工资上涨迅速，但中国这些领域十年内还将保持竞争力：一方面轻纺工业和加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会节省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另一方面，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会节省出上亿工人。 如果这样，亚非拉那些资源较少的半工业化国家，甚至东欧、南欧国家，他们的失业、贫困、债务等经济和社会政治困难还将深入发展。 再看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这些行业中国开始大力发展还不超过十年时间，但已经击败了欧洲、亚洲大部分国家，目前仅剩德国、日本、法国的高端产品还在与中国奋战。十年后，中国在高端领域将完全可以与德、日直面竞争，他们胜算很小。 美国以航空等军工为代表的高新产业是个例外。中国至少还需要十到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追赶得上。但那时之后，美国可能除了农业和矿产等资源性产业，也将难与中国竞争。 这种局面将带来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按现有生产和分配方式，中国一国的工业能力就能养活整个世界近70亿人口，而其他多数国家的多数人口将变成过剩人口--他们也没有足够多的产品与资源与中国交换，将何以为生？ 这根本无解。但可以换个思路反问的是：他们为什么不尝试自己生产，而不是靠从中国进口？ 在2008危机的第一波，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达成共识：鉴于1929年危机的前车之鉴，避免进一步衰退，大家要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那是在经济危机的初期，社会政治危机还没有激化。如果危机如2011年这样继续深化，政客们将一定会优先解决国内社会稳定。 实际上，对不发达国家而言，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实损失不大，因为他们原本就没从这个体系得到什么，也没什么好失去。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政治上并不独立，能否承受足够大的外部压力和必需工业品的禁运制裁--历史上，这常常引起列强的外部干预。 但对那些发达国家而言，从中国"断奶"， 老百姓的购买能力可能瞬间下降一半，甚至更多，商业资本的利润也会大幅下降。即便发达国家的各利益集团能说服或者压服那些外贸部门的资本，在政治上承受这些后果，居高不下的通胀进而利率，也会让他们面临巨大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这并不会降低他们的国内两极分化，缓解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操作不当，高企的通胀会激起底层的造反运动。 但不管怎么样，随着危机深化，全球无政府状态中的各国，一定进一步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这不仅将导致全球分工效率的降低和危机的深化，还将引起政治危机--这时候，可能需要直接用武力或者资助代理人来捍卫自由贸易原则了。从资本主义兴起的奴隶贸易和垄断贸易开始，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上个世纪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么打起来的。只不过，这次主角可能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但作为主角，中国遇到的问题与当初的美国崛起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刚刚在工业上崛起后，它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压倒老霸主。短期内，这将制约中国的行为，但随着十到二十年后中国军力对美劣势逐步消除，中国的军事行为将更加大胆。也就是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的继续发展还带来另一个问题：世界有开采价值的金属、能源等现有资源储量，即便只供应中国一国的人口，也不足以让中国大多数人过上他们向往的美式生活方式。二三十年内，世界主要资源耗竭，人类如何生存？ 这一问题及其后果同样难以估计。只有可控核聚变能大体解决能源问题，但人类目前在这个领域的投入似乎看不到短期突破的迹象。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工业文明很可能很快就遇到生死考验，大家都装作看不到，以为如同以往一样，总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资源枯竭是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两三百年消耗后，遇到的新问题。但从资本主义文明系统而言，我们并没有遇到新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各地区与国家经济不平衡增长总是铁律。按阿瑞吉揭示的资本主义权力中心演变规律，每当中心发生转移，力量平衡被打破，必然伴随着世界秩序的混乱。这一方面是因为原有的中心国家或霸权不甘心放弃对己有利的既定利益格局，而新霸权必须推翻老霸权，争取于己有利的利益格局和权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世界生产中心的转移与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总是不同步。 以离我们最近的美国霸权为例。十九世纪末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后，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心和区域强国，世界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心仍长期留在英国和西欧。在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混乱，发生多次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日本、苏联工业先后相继崛起，英国工业不断相对衰落，付出上亿人口死亡为代价，这反复的博弈、革命、战争才奠立稳定的新秩序。 也将是说，美国花了半个世纪，完成了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中心，到政治、文化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的转移与整合，成为权力中心--这个整合并不成功，因为出现一个与其拼死较量的社会主义系统。直到四十多年后搞垮苏联，美国才瞬间独霸天下--短短十年回光返照，很快又衰落。 中国是同样的路径。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力量中心，但并未同步成为权力中心。如果人类不灭亡，在中美之间漫长的权力转换期内，人类面临着巨大的混乱和动荡。2008年从美国开始然后蔓延到整个世界的金融、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仅席卷了欧美日发达世界，还席卷了北非、西亚、南亚、拉美等落后国家，大混乱已经开始。 中国要结束这种混乱，比当初的英、美、苏更难。 十九世纪末到二战后，美苏面对的世界，有两种现成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明模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且都有成功范例。但今天，西方世界的没落和崩溃，横扫了资本主义的威信，当初苏联的崩溃和中国的转向，也极大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现在，世界各国的统治者们都失去了道义感召力，也提不出新的替代性方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我们面对的是市场经济下的工业文明的废墟，方向不明，前途未卜。 毫无疑问，目前已经开始的整个人类的混乱，绝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文明在资源危机前面，其不可持续性无比清晰和深刻。 但由于长期以来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现在无法定论：这仅仅是新一次权力中心转换引起的大混乱与大动荡，过后再重建中心与外围的秩序，还是会为人类带来新的方向和文明？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每次大危机，都是社会主义兴起的重大机遇。现在，如何将"改朝换代"式的资本主义世界权力中心转换，变为新文明崛起的机遇，便成了一个特别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军队、宗教力量、教派、部落、民族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盛行在全球扩张了20余年的进程，动摇了"美元霸权"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地位，也使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和政策主张重新受到了重视。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接受法国《解放报》专访时所说：如今资本主义陷入危机，"人们不仅在重新找到马克思，而且还重新发现社会主义传统。"BBC在柏林墙倒塌20年之际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更是以具体的数据显示出，全球半数以上被调查者不满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反，社会主义思想愈来愈受欢迎。危机爆发后，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试图以金融危机为契机重新创造昔日辉煌，提出了"用社会民主主义拯救自由资本主义"的口号。然而就在人们广泛关注左翼思潮，普遍看好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左翼政党的时候，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却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普遍遭遇了挫败。在这一背景下，西方政界和思想理论界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和质疑的同时，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处境和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思考，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前景如何？社会民主主义当前的困境何在？它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复兴？此类问题成为了西方思想界尤其是左翼理论家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综览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思想理论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考，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景：机遇与挑战并存众所周知，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民主主义不断调整其理论政策，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过短暂的"神奇回归"，但总体上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新自由主义一直处于在西方盛行在全球扩张的态势，社会民主主义则遭遇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一直处于在困境中徘徊的态势。诚如有学者所言："过去20年，是左翼政党特别艰难的20年。虽然一些政党保住了自身在中央政府的执政地位，但其特有的社会观及其实践却遭到了抨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治和经济武库中的福利国家、经济干预和税收所发挥的作用遭到了质疑。"[1]金融危机的爆发，究竟将对社会民主主义产生怎样的影响呢？1.国际金融危机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在西方政界和思想理论界，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几乎都认为此次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和制度的不合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和矛盾，并把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看作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视为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机会。对这一观点较早进行过系统阐述的当推德国著名学者、德国社民党重要理论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及其对经济的破坏，使人们对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中右翼政党产生了不满，从而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机会，重新确立左翼的路线，通过一系列能够拯救现有经济的理论原则和政策主张，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重新崛起。[2]捷克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副主席吉瑞·胡德克认为，"目前的局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局限性，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是多么无效率（以及长远看来的不可持续），最后提出我们自己关于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替代方案。"[3]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明确指出：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以来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止经济重创造访全球。并进而提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应"将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发展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4]德国左翼党人科特雅·凯平指出："经济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国家采取了国有化、限制高管薪酬以及扩大公共投入等方案，而这些措施都是以往左翼政党所主张但遭到右翼政党激烈反对的，因此，金融危机为左翼提供了实践社会民主的机会。"[5]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认为西方正在走向金融社会主义，主张把这种公有制从金融行业扩大到制造业和服务业。[6]甚至连一些右翼政党领袖，如法国总统萨科齐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开始严厉批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是资本帝国的终结"，并大力宣扬体现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的、以混合经济和社会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2.国际金融危机使社会民主主义充满困境和挑战在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给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发展转型和力量整合带来了机遇、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契机的同时，西方思想理论界也深刻认识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面临着种种挑战。尤其是欧洲议会选举后，一些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譬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尔腾·艾西在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失败的原因就悲观地指出："哪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党领袖也不会赢得下一次选举。"[7]美国学者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则在其《欧洲社会民主党还有出路吗？》一文开篇指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前景不容乐观"，认为欧洲社民党在选举中的普遍失利，不是暂时的表面性的失败，而是当今全球化社会经济趋势造成的深刻影响的结果，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目前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过分处于守势。更有许多学者对危机中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剖析：荷兰财政部长，工党领袖沃特·博斯（Wouter Bos）明确指出，由于全球化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强有力的破坏性冲击，欧洲社会的分化和分裂日益加重，社会民主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陆克文详细分析了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挑战：其一既要承认开放的、竞争的市场的巨大力量，又要摒弃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这些近代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危害的因素。其二是不仅要驳斥造成今天混乱局面的新自由极端主义，还要推进社会民主国家对保持恰当监管的竞争市场能够提供最好的保障这一理念。其三是把国家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角色，重新塑造成为一个既适应危机时期，也适应繁荣时代的全面哲学框架。其四是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创新、投资和提高生产力，同时又使之与一种能够管理风险，纠正市场问题，资助和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寻求实现社会平等的管理框架相结合。[8]艾伯特基金会驻尼泊尔办公室主任Dev Raj Dahal也把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挑战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妥善地平衡私人激励与公共责任之间的关系，并保持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二是要把危机对广大失业者的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三是要把危机对贫穷、不平等以及对劳动标准减少，对发展中世界的政治稳定的影响减到最小。四是控制气候变化和寻找能够减少污染环境、掠夺自然的能源替代机制。[9]事实上，2009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普遍失利，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西方思想界对金融危机中社会民主主义充满困境和挑战的判断是非常客观的。二、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获得的席位均低于中右翼政的党，其中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意大利民主党分别以17.5%、11.2%以及9%的得票率较大差距地输给了各自的对手。甚至连一向被称为福利国家橱窗的北欧国家，也陷入了经济下滑的泥沼。如欧洲议会议员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所说："欧洲的社会民主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危机。戈登·布朗在英国支持率的大幅下降；西班牙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法国社会党领导地位的难以为继；意大利中左派联盟的土崩瓦解；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严重的勾心斗角：所有这些现象无一不在表明：社会民主力量似乎没有能力抓住目前金融危机带来的这次机会，扩大自身的影响力。"[10]尽管西方国家思想界在普遍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契机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面临着种种挑战。但是，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挫败的现实状况还是令西方国家思想界尤其是左翼学者始料不及。因为与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党相比，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方国家政治"光谱"中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此次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本应顺理成章地使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成为受益者，但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非但未能显示优势、反而颓势更加明显、处境更加严峻，这不得不引起西方国家思想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遭遇困境的原因，西方思想界也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托马斯·迈尔结合德国社民党的情况分析了中左派政党失利的原因：第一，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民众的本能反应是维持现有秩序，因此，代表保守势力的右翼力量受到民众的信赖。第二，金融危机环境下中右翼政党尽可能地采取了能够挽救危机的政策手段，这些能够挽救危机的政策手段无疑是来自社会民主党。第三，德国左翼党的崛起及其在政策上的右转，使社会民主党受到了来自左右两翼的夹击，丧失了很多选民。俄罗斯学者 B.古谢列托夫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失败的原因是：第一，人民在危机时期只希望能保住自己现有的资产，左翼政党对现行经济模式的激烈抨击使选民们害怕可能发生的变革。与此同时，保守党盗用了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公正、加强大企业责任感的口号，因此得到了更多的支持。第二，右翼执政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依靠政府的巨额援助侥幸度过了危机的初期阶段，增强了民众对他们的信任。第三，作为左翼力量传统支持者的工会、青年团体等组织为了获得政府的直接拨款，转而求助于自己在政府中的院外集团的力量。第四，右翼政府加强了对大众传媒的操控，使他们更能扮出代表广大民意的面孔。[11]蒂莫西·加尔腾·艾西认为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失败的原因在于：其一，选民们认为，保守党人更有能力制定合适的经济政策；其二，作为对大危机的回应，出现了向民族主义情绪倒退的情况。选民宁可向右转而不是向左转。其三，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执政理念出现趋同，彼此之间只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12]从西方思想界的分析中，可以把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不胜反败的原因归纳为以下三点：1.左翼的理论阵地和政策空间受到右翼挤占右翼政党借助自身的政治实力以及掌控传媒的优势地位，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抢占先机，不断挤占左翼的理论阵地和政策空间。这一点从各国右翼政府采取的"救市"举措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右翼执政党在应对危机时，提出了一些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相似的主张，包括强调实体经济高于虚拟经济，强化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努力做到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等。譬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让其领导的保守派放弃了此前倡导的市场取向改革，逐步批准了一系列国家干预措施，这些措施从救助汽车生产商到向那些出口订单暴跌的企业提供用工补贴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原本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长期以来一直宣扬的经济政策。2.左翼的身份特征在全球化中不断丧失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指引下，程度不同地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与保守党之间的执政理念出现趋同，彼此之间只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社会民主主义"越来越具有新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尽管它们似乎仍然以社会民主主义向选民示好）"。金融危机后，由于原有的一些政策主张被右翼"盗取"，为显示与右翼的不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提出了一些比较偏激的政策主张，但迄今为止，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行动仅停留在抗议和简单批评阶段，很难为处于危机背景下的广大民众所接受。3.左翼政党长期以来内部缺乏团结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部缺乏团结，与其他左翼政党之间在理论政策上存在分歧，这也是导致其选民分散和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直处于分裂和矛盾状态，这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团结。譬如，法国社会党中"党魁之争、新老派系之争"就非常严重，特别是党内在欧竞选策略和欧盟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分散了左翼选票，这也是法国社会党多年来屡战屡败、很少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危机爆发后，出于对右派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反抗和对社会党无法招架右派攻势的极度不满，2008年2月法国又创立了"新反资本主义党"，这势必进一步缩小社民党的发展空间。德国社会党亦是如此，原本在德国只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左翼政党，20世纪80年代组建的绿党、90年代成立的德国左翼党，现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拥有45%的选票，这也是目前形势下，德国社会民主党流失将近25%选票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左翼政党的支持率与原来相比并没太大变化，不同的是左翼阵营由一个政党变成了三个政党。因此，目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处于一个左右夹击的尴尬境地，未能突破思想束缚，与其他左翼力量形成有效的联合之势，这也是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未能取胜的重要原因。三、社会民主主义必须摒弃"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归或"左转"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思想界结合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面临的困境，提出了种种变革和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方案。其中最为首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应该突出左翼特色，超越"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继续把自己定位在产业工人、失业者和一般职员，即社会中下层人群。1．"第三条道路"未能有效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大家知道， 冷战结束后，社会（民主）党为了应对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的剧烈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攻势，对其理论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提出了一套全方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层次（即从微观公司改革到宏观福利改制）、多角度（即从公民社会到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的改革方案和政治策略，即"超越左与右"的新激进政治框架[13]，也即介于传统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新的第三条道路"。在政治上，明确以"中左"身份标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以一种超越阶级、"超然左右"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在经济方面：主张建立一种"新的混合经济"；在福利制度方面，主张变"消极的福利制度为积极的福利制度"，力图建立一个"社会投资国家"，以便有效地消除旧福利制度所存在的负面作用。[14]"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指"在全球化时代使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的盎格鲁--萨克森式方案。"[15]"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和推行，对于推动欧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一度使欧洲出现了短暂的"粉红色欧洲"的盛况。但是，它并没有能够有效应对西方社会民主党面临的困境，实现其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初衷。非但如此，其为应对全球化而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还导致各国社会（民主）党程度不同地丧失了自身特性，遭到了传统支持群体特别是党内左翼的强烈反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发生了多次上百万人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反思"第三条道路"，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其出路定格在超越和摒弃"第三条道路"、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政策上。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的于时语指出，"第三条道路"加速了左翼的分裂："过去十多年来，欧洲社会党盛行'第三条道路'，向中间靠拢，......这样固然一时获得了中间派选票，却开罪了铁杆左派，加速了左翼分裂。"[16]美国学者罗伯特·泰勒也明确提出：太多的欧洲左翼长期低估了现代化与其传统目标（收入再分配和劳工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以私有化和解除管制为特征的现代化将中左翼带进了死胡同。"[17]2．社会民主主义必须摒弃"第三条道路"德国社民党工会领袖马德赫斯·马林提出：一个新的左翼，需要在国家和市场、增长和公正互助、分工和个人负责、民族国家和世界的新平衡中采取新的政策。他明确提出：第三条道路是一种使社会民主主义与市场自由主义相互结合的尝试，是一种中间道路。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要重新活跃，它就必须成为与左翼联盟的左翼政党，代替"第三条道路"重新确定左翼政治的新方向。[18]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和英国工党政治家乔恩·克鲁达斯于他们起草的共同战略纲领--《建设一个美好社会》中，毫不掩饰地亮明了其旨在替代"第三条道路"的目的和主张。他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低估了缺乏调控的市场的破坏潜力。在市场引导之下的全球化框架内，经济发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和富裕，但是"第三条道路"政策却未能阻止社会的分化。经过为期10年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之后，阶级不平等依然是社会的决定性结构特征。[19]西方思想界能够及时反思"第三条道路"，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出路定格在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政策上，这是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是西方思想界为社会民主主义如何实现复兴所做的理论反思。四、社会民主主义要更加强调"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西方思想界尤其是西方左翼人士围绕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改革、提高适应能力同时又坚守传统价值观、巩固基本支持力量等问题，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目标和政策主张进行了认真思考。在把社会民主主义摆脱困境的改革方向定位于"左转"和回归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基础之上，他们还为社会民主主义设计了一系列回归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政策主张。1．更加重视"社会公正"西方思想界在对金融危机的思考中，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公正"的重要性，主张重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以彰显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特色。陆克文明确指出：社会公正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建立在平等这一价值信念之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基点在于相信人格尊严、机会均等和追求幸福生活的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20]安德丽亚·纳勒斯和乔恩·克鲁达斯指出："美好社会的主导原则是公正，公正的道德核心是平等。每一个人都是无可替代和具有同等价值的。在美好社会里，不论其背景如何，每一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尊重和保障；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拥有同等的机会。我们要从法律上反对阶级歧视、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怖症以及对女性的偏见。并在文化、教育和工作领域对此进行坚决斗争。"[21]德国社民党在2007年的党代会中强调，要重视社会公正问题，甚至为此表示不再固守施罗德政府于2003年出台，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加剧了德国的贫富分化，增强了中下层民众的不安定感的"2010议程"。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反思中更多强调国家干预、发展中小企业、改善民生、保障劳动者权益等主张。法国社会党制定了2008-2011年指导性政策文件，坚决捍卫劳动者就业权利，提出新的发展模式并制定出立足左翼的务实政策。2.强调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随着环境和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日渐引起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普遍重视。早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社会（民主）党人就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视为其工作重点，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宣传社会党的立场和政策主张。譬如前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作为欧盟在气候问题上的特使，这几年一直致力于向世界不少大国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国家做工作。作为摆脱经济危机和实现政党振兴的战略选择和目标任务，"建设一个公正而可持续的经济"正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可。德英两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共同纲领中提出："我们要推动一种生态可持续的发展，它符合人类的公正需求并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在他们看来，思考并实行一种新的繁荣模式的时刻已经到来，这种模式可以在全球实现，却不会引发生态灾难。质的增长、有意义的工作以及技术进步可以带来更加富足和更高质量的生活，而市场自身却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国家在将来要更加积极主动,参与构建长期经济计划和发展，以实现一种可持续的经济。[22]2008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的社会党国际23大，是社会党国际面对全球发展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做出政策调整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的主题为"全球团结：变革的勇气"。会议强调强调面对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和资源危机，必须进行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各国社民党采取行动控制气候变化，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23]3.强调要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监管，实现全球治理西方思想界在对金融危机的思考中，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要致力于实现全球治理，尤其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战略主张。在他们看来，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长期缺乏对资本的监控和管制，导致利润至上和投机行为恶性膨胀。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对不受控制的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对自由放任的全球化进行必要的调控，尤其要加快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和机制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同时推动对联合国和八国集团等机构的改革，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国际金融框架与规制。包括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内的西方国家众多政治家、金融家和经济学家，都倡议通过加强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从根本上控制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并防止此类危机再次发生。2008年10月，洛杉矶时报和彭博社共同发起的民意调查显示，有70%的参与调查者认为是由于缺乏政府监管导致了现在出现的经济问题。从美国民众和领导层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支持金融监管。甚至之前一些曾表示不愿对金融行业进行干预的西方学者，也转而拥护加强金融监管的主张。譬如欧盟内部市场委员查理·麦克里维（Charlie McCreevy）就明确表示，是时候考虑对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立法了。欧洲社会党主席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Poul Nyrup Rasmussen) 也支持奥巴马关于改革的倡议，他指出："人们担心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存款、他们的养老金和他们的工作。现在是民主党对市场进行管理的时候了。公共利益应该高于私有金融收益以及不合理投机买卖的收益。是时候推行我们对金融市场新的、先进的改革方案，以保证金融危机不会再次爆发。"[24]在"欧洲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包括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等在内的实现"公正而可持续"发展的７条举措。并表示支持萨科奇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提出的关于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陆克文明确指出：全球金融市场需要有效的全球性监管，因为全球性金融交易的庞大规模如今足以压倒大多数国家的自身经济规模。"世界上的社会民主政府还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应对危机，重振受损的经济增长，同时为未来的金融市场制定新的监管机制。""各个政府应该制定一致的全球金融管理制度，以避免经济急速触底，资本流入全球经济最缺乏管理的领域。我们必须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建立更强的全球公开标准。还必须建立更强的监管框架，鼓励负责任的公司行为，包括监管管理层薪酬。"[25]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都深刻认识到了加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要在国际层面和欧洲层面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通过引入雇员代表具有明确知情权、参与权和共决权的某种全球经济民主，把跨国公司置于民主的监管之下。总体上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思想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识和剖析是比较全面深刻的，他们提出的包括"重新左翼化"的改革方向以及强调"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以及"左翼联合"等具体策略也是比较合理可行的。从国际金融危机目前造成的后果看，它的确使世界范围内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内的各国左派又重新活跃起来，使强调国家作用、主张对市场加强监管并加强全球治理的左翼思潮逐渐占据上风。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凯恩斯主义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能够根除资本主义的缺陷，更不能盲目遵循凯恩斯主义、简单照搬社会民主主义。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无所作为和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人们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因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引导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作者吕薇洲，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1]斯图亚特·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2]托马斯·迈尔： "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新社会》2008年第11期。[3]吉瑞胡德克："左翼力量在欧洲--东西欧的不同经历对于合作与统一的挑战" 《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4] 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月刊》2008年第2期。[5]"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历史的转折点--2009年全球左翼论坛综述"，《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6]理查德塞尼特："金融危机迫使西方学习中国式社会主义"， 2008年10月17日《环球时报》。[7]蒂莫西·加尔腾·艾西："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失败的原因"，《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期。[8]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月刊》2008年第2期。[9]Dev Raj Dahal："全球金融危机，社会民主和尼泊尔的选择"，《观察家杂志》2008年。[10]米歇尔·罗卡尔："欧洲社会民主的软弱权力"，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ocard22/Chinese[11]B.古谢列托夫："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负面影响"， 2009年11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12]蒂莫西·加尔腾·艾西："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失败的原因"，《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期。[13]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9页。[14]参见吕薇洲："中左派及其第三条道路评析"，《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15]托马斯·迈尔："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共同的基础和争论的问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1期。[16]于时语："欧洲社会党的困境"， 2009年10月7日《联合早报网》。[17]罗伯特·泰勒："欧洲社会民主党还有出路吗？"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8年第 11期。[18]参见马德赫斯·马林："代替中间的方向"，《新社会》2009年第6期。[19]参见张文红："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超越'第三条道路'"，《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20]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月刊》2008年第2期。[21]张文红："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超越'第三条道路'"。[22]张文红："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超越'第三条道路'"。[23]王继停、李元："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翼：现状与趋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24]Melanie Wong："奥巴马悬念"，《投资与合作》2008年第12期。[25]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