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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与权力的转移引起了不同社会领域的大规模调整，其中就包括了高等教育。学者和其他大学员工越来越难为知识本身而探求知识，由于大学要依从市场需求的优先次序，学生事实上也是受害者。新自由主义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特别抽象的资本逻辑。因此，为了建立更好的大学所进行的抗争不能与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分离开来

国内对钱学森的宣传多出于那么几个记者的文稿，几十年口径不变。那几个记者当时掌握的资料有限，所以有关钱学森的许多事情就一直不被国人知道。幸好美国这边还有不少资料。笔者搜集了一些，补充在这里。一、钱学森回中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还引来美国海军副部长的后悔不迭。你也许还不知道，美国方面当时最后批准钱学森回到中国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他的回国居然要总统拍板呢？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九四三年钱学森设计了美国第一枚分级火箭Private A，也不仅仅是因为钱—卡门公式，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实际上不仅是师从当时美国最顶级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而且他也是美国当时仅有的受到了世界导弹之父的真传的两位核心人物之一。这是国内没有报道过的。众所周知，在弄到德国的导弹技术前，美国的导弹技术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德国是导弹技术的发源地。二次大战中，德国的V-1和V-2导弹是世界最早的导弹。二次大战中盟军也知道德国的导弹厉害，但一直搞不到其秘密。盟军占领了德国的导弹研制中心和发射场后，立即封锁了所有资料，扣押了所有参与研发的人员。二战一结束，美国陆军立即派遣了当时他们最厉害的两个火箭顾问到德国去挖掘导弹秘密。这两个人一位就是钱学森，另一位就是他的导师卡门。钱学森仔细研究了纳粹德国的火箭和导弹生产设施和设备，查阅了他们的大量资料。最重要的是，钱学森亲自审问和询问了人类导弹之父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另一位德国空气动力学家鲁道夫·赫曼（Rudolph Hermann）。钱学森从纳粹的导弹专家口中了解到了当时世界最为顶尖的导弹技术。正是由于钱学森的杰出工作，美国才得以很 快制造出自己的导弹。也正是由于钱学森接触到如此顶尖的技术，他的回国路才十分坎坷。二、你知道吗，钱学森也是美国的航天飞机（又译太空梭）的祖师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航天飞机的概念要追溯到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一个叫“Silbervogel”的计划。二次大战结束后，钱学森被派往德国考察纳粹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时，发现了纳粹德国从未来得及运用的一些技术。其中之一就是一种由火箭做驱动引擎的高速轰炸机。当时喷气式飞机还没有造出来，所以使用火箭发动机可以说是最先进的。这个计划的名称是“Silbervogel”，也就是银鸟的意思。当时德国这种轰炸机尚未进入试飞阶段。钱学森凭他明锐的直觉，看到 了这个构思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德国没有把这个轰炸机搞成功的原因。在他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开始设计一种由火箭驱动的，能多次使用的洲际太空飞机。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钱学森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吊销了机密工作许可。一九五七年，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开始 在若干年前钱学森的基础上搞了一个X-20 Dyna-Soar(Dynamic Soarer)项目。这项研究倒是有好几次试飞。不过由于几个瓶颈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这项研究却为后来的航天飞机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有了这些基础和经验，后来研制航天飞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所以，要说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不说X-20 Dyna-Soar项目。你去休斯顿宇航中心博物馆去参观航天飞机的历史，那上面就有说这个过程。而X-20Dyna-Soar项目又是在钱学森奠定的基础上发展的。是钱学森把一项几乎被埋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的纳粹技术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忘记这个。美国宇航局（NASA）的文件中多将钱学森称为H.S.Tsien(TsienHsue-shen的缩写)。三、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在回国之前受过五年的“虚拟软禁”。但你也许还不知道，钱学森在此之前还在监狱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监狱坐落在“TerminalIsland”上。从谷歌地图上看，那个岛子离洛杉矶不远，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一九四九年，钱学森申请过美国公民资格。一九五○年，麦卡锡主义开始，FBI从一九三八年美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发现钱学森三十年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于是不但不给他入公民，反而吊销了他的机密工作文件，使钱学森无法继续他的研究了。两星期后钱学森便宣布回国，还真动身了。这给他带来牢狱之灾。FBI以在他包裹里搜到了所谓的机密文件的理由，把钱学森关进监狱。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FBI搜到的就是几张对数表，这比关押李文和的理由还荒谬。奇怪的是，据记载，Terminal Island上的那个监狱当时是移民监。美国政府不是不准他回国的吗？那把他关进移民监做什么？移民监里关的是要驱逐出境的人。他的出狱是由于加州理工学院的不懈努力和抗争。钱学森出狱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至今美国政府也还没有为把钱学森关进监狱一事道歉过。二战中美国政府关押小鬼子的事情都道歉了。钱学森为美国立过大功，还被投入大狱，不道歉说不过去。四、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学问时，一天到晚和火箭打交道。那些都是要命的玩意儿。因此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给钱学森这一伙人起了个外号：敢死队员（Suicide Squad）。 五、美国《航空周刊》评选钱学森为二○○七年年度人物，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参考文献：http://pr.caltech.edu/periodicals/Cal ... s/articles/v36/tsien.htmlhttp://www.astronautix.com/astros/tsien.htmhttp://en.wikipedia.org/wiki/Tsien_Hsue-shen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 ... me-qian-xuesen1-2009nov01,0,2865408.storyhttp://www.aviationweek.com/aw/blogs/ ... ef-4207-933e-5ae90cfd46df

周叔弢先生曾这么评价赵万里先生的成就：“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至伟。”早就想写点什么，纪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去年至清华服务，大表哥赵深见示大舅遗稿《天宝遗事诸宫调》曲集遗文，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大舅是1980年6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时我在昆明上学，母亲赶去了北京，是父亲写信告知的。父亲的信，平常多是回复我提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因我要去访他的老友，叮嘱几句。那一次却写了一页大舅与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及古籍善本保护的事，是要我牢记的意思。后来，母亲依我的建议，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忆大舅和清华生活的。还编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订，增补了内容，交我润色。课余，遂根据年表翻阅资料，钩稽故实，渐有收获。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说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随手记下的片断。　　　　一　　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幅导师与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录了。前排三位导师，即王观堂、梁任公、赵元任，并讲师李济；后排三个助教，名字标作（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这照片最初登在《清华年刊》（1925-1926年卷），1926年夏出版。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来家中与母亲聊天。某日，谈到清华研究院往事，说：那张照片的说明弄错了，陆维钊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后排中央站着的是斐云。不久我回国讲学，母亲嘱查一下，说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陆先生。陆先生是母亲在松江女中的老师，他年轻时的相貌神态，母亲是记得的。戴老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从观堂习金文与甲骨文，故与大舅相熟；对老师的学术、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实，皆有探究。1960年1月，清华大学迁观堂棺于福田公墓，1985年树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书丹）。他的讲法应是可靠的。　　查《王国维年谱新编》（孙敦恒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925年8月：“赵万里北来受业于王国维，王命馆于其家，适巧研究院原聘助教陆维钊以事辞，主任吴宓命赵万里补其缺，为王国维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　　《追忆王国维》载海宁蒋复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说，因研究院主任吴雨僧（宓）先生来自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灿担任，其余助教皆东大毕业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君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页119）慰堂1923 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其时在清华兼课，任讲师，住古月堂。观堂入居清华园后，他常去请益，曾协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参见下文）。但“陆君因病”不确，或属误记；陆先生“不能赶到”的缘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书另有观堂的女长公子东明先生的回忆，与戴老相同：“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万里］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页412）　　综上，若大舅补缺为助教是在8月，即清华研究院开学之前，则合影后排居中者便可确定是他，而非陆先生。因为细看那照片，七个人都身着秋衣（夹袄或薄棉衣），不是夏天的模样。　　看来，《清华年刊》的文字说明是错了，诚如戴老所言。只是《年谱》跟知情人的回忆文字少些细节，而考证似应使用更直接的第一手的证据。但工作一忙，这疑问就搁下了。　　今年10月末内子抵京，一同至观堂先生纪念碑凭吊，忽又想起。于是上清华校史研究室网站检索，读到孟凡茂《关于陆维钊——任职助教，何时离校》一文，终于有了答案。　　孟文的考证干净利索。首先作一判断，照片据人物衣着，当摄于1925年秋或1926年春。但李济先生1926年春赴山西做考古调查，则拍摄日期就只能在1925年秋了。然后，从《吴宓日记》（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1998年）查雨僧为三位导师聘助教的记载及各人到校日期，即可证明，合影时陆先生不在清华。我请学生帮忙，借了《日记》（1925-1927年卷）来逐条核对，确实孟先生解决了问题。雨僧是先师李赋宁先生的老师，两家为世交，所以《日记》读来饶有兴味，每每让我想起两位先生的旧事——那是题外话了。　　七人当中，观堂最早迁入清华，1925年4月18日：“晨，王国维先生搬来居住。”之前，4月3日：“See Pr. on As. Bdg.”（为助教及房舍事谒校长。）4月15日：“上午，见Pr.”，括号“梁廷灿”等。孟文推测，雨僧这两趟见校长曹云祥，跟观堂和任公聘助教有关。　　8月1日：“赵元任来，拟用其内侄为助教。逾日，决用章昭煌，企孙荐也。”8月4日：“作函致章昭煌聘为赵元任先生助教，月薪60元……宓函由赵寄叶企孙转交。”可知助教人选，皆由雨僧与导师商量后决定，且着意提携东大学子，如慰堂所述。次年陈寅恪先生到任，所请助教也是东大人，即大舅的挚友浦江清先生。　　8月31日（星期一）：“赵万里到校，代陆维钊。”9月1日：“见校长……以赵万里代陆维钊职务，批准。”　　9月5日及6日，新生入校，报到注册。9月8日，雨僧在工字厅设宴，招待观堂、任公、梁漱溟（讲师）、赵元任、李济、“戴元龄、赵万里、卫士生、周光午”。注明：助教梁廷灿、章昭煌“未到”。“下午……在宓室，开研究院第一次教务会议。”9月9日：“十时，至大礼堂，行开学礼。”9月13日： “十时，至琉璃厂文友堂，晤王静安先生及赵万里君，为校中购书。”观堂“请在青云阁玉壶春午饭，进果面”。9月14日（星期一）研究院开始上课：上午听观堂讲《古史新证》。“晚赵万里来，细述陆维钊之身世情形。决即永远留赵，命陆不必来此。所谓两全其美也。”　　10月1日：“章昭煌欲移居古月堂或学务处”，请吴先生帮助安排。10月20日：“梁廷灿昨日到校。”直到这时，照片里的人方才到齐，而陆先生请假回乡，早在开学之前。故孟文认定，合影摄于1925年10月下旬至11月间，后排中央观堂的助教，只能是大舅无疑。二　　陆维钊（微昭）先生在东大与大舅同级，也是从吴瞿安（梅）、柳翼谋（诒徵）二位老师研习词曲。但大舅十六岁上的大学，比陆先生小了六岁。如果陆先生毕业后曾经北上，应在6月下旬或7月间。或许抵京不久，未及就任，便因祖父病重或亡故而告假回了平湖。雨僧《日记》未提陆先生到校，只记了临开学由大舅代职，校长批准，旋即正式聘任。其命陆先生“不必来此”，似指后者须在家乡守孝，无法履职，故谓“两全其美”。　　守孝期满，陆先生到秀州中学教书，继而受聘至松江女中，成了我二姨的国文老师。当时，松江女中的师资可谓人才济济，有徐声越（震愕）、施蛰存、王季思、丰之恺等，皆一时之选。徐先生是母亲的国文老师，课外另教她世界语，放了暑假便用世界语通信，给她改错，还译了她一篇作文（写小蚂蚁过年的童话），登在匈牙利的世界语刊物《文学世界》上。徐、施二位解放后执教于华东师大，徐先生且是近邻，可说是看着我长大的。　　陆先生多才多艺，尤擅书法，松江女中的校匾是他的字，校歌则是他作的词。抗战后移席浙江大学，1952年院系合并，转为浙江师院（后更名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0年，潘天寿先生出面，调至浙江美院国画系任书法篆刻科主任，从此成了专业的书法家。　　二姨和姨夫留学英国，1947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回浙大服务，便成了陆先生的同事，直至他调离杭大。此外，他跟姨夫在民盟与省政协也是多年的同仁，加之重为表哥（二姨的长子）学画，所以陆先生的字画，我自幼即有印象。“文革”中，我在云南边疆自学外语，作业寄姨夫批改。每年回沪，先在杭州下车，到道古桥杭大新村二姨家住几日。有一次外出，路过陆先生家，二姨说进去看看老先生，但那天的细节，他们聊点什么，已淡忘了。　　据说，陆先生对未能问学于观堂，是终生抱憾的。然而他书画双绝，“蜾扁体”独树一帜，并有诗词传世，育才无数，如此成果斐然，实非常人可比。　　　　三　　岔开去谈谈幼和先生。他虽是清华研究院第二期学生，1926年秋入学，《吴宓日记》却有更早的记载。1925年6月23日：“下午五时，戴家祥持胡适致校长荐函来，准报考。”也许他因故未考，或没被录取，8月29日：“见戴家祥，求为旁听生，未准。”9月1日，又记“戴家祥来”。如此，戴老同大舅相识，很可能在1925年8、9月间。　　1951年，华东师大成立筹备组，戴老因好友中文系主任许杰先生相邀而“加盟”，先任中文系教授，次年转历史系，主讲历史文选、中国通史。 1957年反右，先生耿介敢言，被人在万人大会上栽赃诬陷，打成右派。遂不许教书，放在资料室做一个资料员。但先生毫不灰心，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收集拓片，准备编撰《金文大字典》。不想“文革”起，复遭残酷批斗，打断腿骨。数十年辛勤考证金文、甲骨文所做的卡片和书稿，红卫兵抄家付之一炬。“文革”结束，他以耄耋之年，积十六载之功，终于完成三大卷《金文大字典》，于1995年出版。同时，还校勘了他姨公、晚清大学者孙诒让的《名原》、《古籀馀论》和《籀庼述林》。十六年间，戴老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科研经费；直到项目列为上海市“六五”重点，编撰组才获得四千五百元拨款，用于购置图书资料。据戴老的得意门生王文耀先生记述，同事和领导曾多次劝戴老申请补助，“老师却执意不肯。结果他自己垫入抄写费近万元”。如此勤俭治学，学生助手都学他的榜样，初稿用废旧纸，资料袋手工制作，去出版社送取稿件，“靠手提肩驮，从不搭出租车”（《戴家祥学述》，王文耀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4）。比比当今学界的排场、挥霍跟造假，真是判若云泥。　　幼和先生1998年逝世，享寿九十三。王文耀先生整理出版了《戴家祥学述》，题赠母亲一本，我拿了来美国。书里夹有一纸，是母亲所记幼和先生讲的几件事，及他提供的资料出处。老先生家住师大一村进校园的先锋路近旁，我陪母亲出门，常见他戴着袖套，手提一把竹扫帚，在路口扫落叶或清理布告栏；那是他每天的公益劳动。母亲便上前问安，他总是乐呵呵的，对我说：回来啦，这一趟居几日啊……　　　　四　　《吴宓日记》率真生动，处处流露性情，足可媲美英人皮普斯（Samuel Pepys）日记。1927年有数条提及大舅的婚事，不啻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4月25日：“又夕，赵万里偕周光午来，商赵万里结婚之办法，并拟请宓为证婚人云。”5月24日：“夕，与陈寅恪、赵万里、周光午散步，并至寅恪家中坐谈。赵万里不日结婚，本已约定宓为证婚人，旋以寅恪言，改请梅贻琦。盖以职位之关系云。”　　6月5日（星期天）：“下午二时半，微雨。偕心一、学淑，至报子街聚贤堂，赵万里与张劲先女士婚礼。宓代王先生（静安）为介绍人之一，并演说。略谓古今文学家，皆有美人以引其情而助成其诗文著作。欲知今日新郎新娘之恋爱订婚以迄结婚之历史者，请俟赵万里君所作词集《夕阳琴语》出版，取一册读之，便知其详云云。旋即入席。宓与梅贻琦、陈寅恪等同桌，食半饱。”　　过一周，陈、吴二位宴请新郎新娘及诸友。6月12日：“夕赵万里，偕其新夫人张劲先来。”6月13日：“晚八时，至寅恪宅，而彼等来拜。旋即赴小桥食社，寅恪及宓为主人（每人费六元二角，合十二元四角）。客如下：赵及其新夫人张，新夫人之姊张愚亭女士，周光午、浦江清、王庸、杨时逢、侯厚培（夫人未到）。席散后，又同至宓室中茗叙。九时半散。”　　大舅妈的姐姐名智扬，愚亭大约是字。她是北京女师大毕业，夫君李芳馥先生也是我国图书馆界的翘楚，解放初负责筹建上海图书馆，为第一任馆长。　　大舅与大舅妈是表兄妹。据母亲的文章，大舅妈的父亲（即母亲的舅舅）名张励石，是前清举人，曾在外地做官，民国初年任《浙江日报》主笔，笔锋锐利。他思想开明，反对缠足。家人给大妹缠足，只要他看到，就一把将妹妹抢下，不许再缠。但小妹即我的外婆缠足时他不在家，因而外婆的脚就成了“三寸金莲”。他为两个女儿取名智扬、劲先，意在鼓励与男儿一样力争上游，独立生活。稍长，即带去杭州读书；中学毕业，又远送北京。智扬进北京女师大读书，劲先则当了孔德中学的教员。　　大舅同表妹原先没见过面，是到了北京才相识的。之前，父母给他订过一门亲事，女方是同邑（海宁城区）一士绅家的姑娘。双方交换了照片，家长看了都觉得满意。那年大舅十八岁，正在南京上学，相片是在乾隆朝大学士陈阁老的私家花园啸园的九曲桥上拍的，“长衫马褂，西式分头，眉清目秀，翩翩一少年” （母亲语）。他同表妹时常往来，两人就恋爱了，不久即写信回家，提出解除婚约。这事让父母大伤脑筋。起初对方坚决不同意，认为解约有损女儿的名誉。后来托人居中调解，商定男方出钱在女方家门前修一条路，这才避免了一场纠纷。五　　大舅拜观堂为师，听母亲说是瞿安先生写信推荐的。好像华东师大历史系研究观堂的刘寅生先生曾告诉她，见过原信。拜师的时间，按蒋慰堂先生回忆，在1925年7月：　　[民国]十四年七月，我回到北平，同乡张树棠先生，亦是曲友，他与赵万里君的尊人是结拜朋友，说在海宁接洽过的，赵万里是东南大学读完二年级，本从吴瞿安（梅）先生治曲学的，要到北平来从静安先生读书，因他不认识静安先生，托我介绍进谒。于是我陪赵万里君至王家晋见，拿了两条大前门香烟，进门就叩头行礼。（《追忆王国维》[增订本]，陈平原、王风编，北京三联，2009年，页119）　　慰堂出身海宁大户，是民国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的堂侄，徐志摩的表弟。表兄弟俩兴趣相投，徐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便是表弟帮他编的。慰堂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先驱，其事业始于任公创办的松坡图书馆，继而做北平图书馆编纂，负责中文图书编目。遂有志于改革中国图书分类，几经探索，创立了一套新的编目与分类法。抗战期间出任中央图书馆馆长，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胜利，回上海接收日伪资产，最著名的一桩功劳，是逼迫军统头子戴笠交出私吞的国宝毛公鼎。迁台后，仍主持图书馆工作，并应蒋介石之请，筹建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首任院长。　　但蒋先生说大舅只“读完二年级”，却是误会，或是看年龄作的推测（当时大舅刚满二十）。又，观堂与大舅实为姻娅，关系是这样的：观堂的元配莫氏因产褥热去世，续弦娶潘氏。潘夫人为莫夫人表甥女，是我外婆的表妹；故大舅应叫潘夫人表姨母，称观堂表姨夫。不过两家虽同在海宁，只是葭莩之亲，平时并无交往（参见《追忆王国维》，页412）。所以为郑重起见，大舅虽有瞿安先生的推荐，仍请了蒋先生“介绍进谒”。　　大舅拜见观堂的情景，东明先生有生动的描绘（同上）：　　民国十四年冬天，我到清华不久，赵先生即到职了，想到第一天他见父亲的情形，我们谈起来还要失笑，他毕恭毕敬远远的站在父亲面前，身体成一百五十度的向前躬着，两手贴身靠拢，父亲说一句，他答一句“是！”问他什么话，他轻声回答，在远处根本不知他说些什么？话说完了，倒退着出来，头也不抬一下，我想这个情形，大概就是所谓“执礼甚恭”吧。他对母亲不称表姨母而称师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　　东明先生自谓，是“阴历十一月中旬”“严冬季节”到清华的（同上，页405）；如上文所述，那时大舅已做了将近一个学期的助教。因此，她说的 “第一天”晋谒，恐怕不是慰堂领来拜师那一回。但也许这让人失笑的“毕恭毕敬”，确是拜师的场面，只是东明先生年幼，还在家乡，并无目睹，是事后听家人告诉的。讲得多了，在记忆中，便成了自己的经历。　　东明先生在清华园，没有上成志小学或另请老师，而是由父亲亲自施教，念《孟子》《论语》。次年6月，观堂沉湖，潘夫人悲痛欲绝，曾有轻生的念头，悄悄写了遗书，被东明发现，几个人哀求苦劝，才打消了死志，说：“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同上，页410）。东明因为不放心母亲，就没敢去上学，潘夫人遂请大舅教女儿古文：　　赵先生与我，又有一年的师生之谊……他替我准备了一部《古文观止》，先选读较易懂的，再读较艰深的。他讲解得很清楚，每次教一篇，第二天要背、要回讲。他上课时板着脸，我怕在外人面前失面子，因此用心听讲，用功熟读，直到有了把握，才放心去玩。记得有一次念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竟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这表示我已能全心的投入了。　　赵先生有一位贤内助，是硖石张氏名门才女，写得一手好字，凡是赵先生的稿件，都是她誊写的。当他们离开清华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子。（同上，页413）　　大舅妈的字确实漂亮。大舅的字，照外公的说法，是抄书抄坏了的——成天抄珍本抄碑文而不讲究书法气韵，因此不如大舅妈。《天宝遗事诸宫调》遗稿中，有十来页不是大舅工整的墨迹，字体娟秀而饱满，便是大舅妈誊写的部分。　　　　六　　有一则大舅教书的趣闻，大约最早出自吴组缃先生一次访谈。说是大舅二十五岁时，回清华讲版本目录学，一日在课堂上说：不是吹牛，某书某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却有两个学生即钱锺书跟吴晗议论：只有他见过吗？我们也见过呀，而且同他介绍的不一样。大舅那门课，原“计划讲十个题目，第一个题目落下这个笑话后，就留下七八个题目请钱锺书和吴晗讲”。吴先生说，大舅的学问很了不起，但有这样的雅量，更令人佩服。（李洪岩《吴组缃畅谈钱锺书》，载《人物》1/1992）　　这故事我当初读到，也觉得挺风雅的，颇似《世说新语》里那些风流人物的隽永旷达，也是老清华永久的魅力所在。　　然而，钱先生郑重否认了：在清华从未选修版本目录学，“看书[也]不讲求版本，于版本既无所知，亦无兴趣，哪里会那样充内行呢？！”还说， “吴晗是燕京转学到清华历史系的，我已在三年级，从没和他同上过任何课程。”（舒展《钱锺书怎样对待“钱锺书神话”》，载《北京日报》2002.6.3）　　查大舅年表，观堂弃世次年（1928），大舅由陈寅恪先生介绍，离开清华研究院加入北平图书馆（原名京师图书馆），任中文采访组和善本考订组组长，兼任馆刊主编。其时采访部主任为徐森玉（鸿宝）先生，大舅在徐先生指导下工作，日日浸淫于宋元旧刻、精校名抄之间，又时常求教于前辈藏书家如傅增湘、周叔弢、张允亮等先生，与之亦师亦友，相互切磋。并在各地藏书楼访书，开始了《永乐大典》的辑遗校注工作。又次年（二十四岁），受聘在北大兼课，讲授 “词史”，讲义《词概》和《词学通论》由北大出版部印行。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特约及通讯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并文献馆专门委员。清华兼课，则始于1933年9月（二十八岁），在国文系讲“金石学”，讲义《中国金石学》由清华出版部印行。或许也开过版本目录学，但钱先生是1933年从外文系毕业，正好同大舅在清华错开。所以，上述钱先生的澄清是可信的。　　那么，会不会是吴晗先生一个人代的课呢？也不太可能。吴先生1934年毕业，选过大舅的“金石学”。大舅说，他极用功，但常缺课，期末交来一篇论文，跟课程内容无关，是他自己正做着的题目。大舅读了，颇为欣赏，就让他以论文代替考试。也许这论文代考，便是那安在钱先生头上的趣闻的原型吧。　　当然，后人一般的心理，是不妨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的。任何一所有点历史的大学，倘使没有一堆名教授的趣事与传说，还能称得上名牌么？　　吴先生小大舅四岁，对老师非常尊敬，时有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即使建国后当了北京市的领导，仍不时到北图善本部查阅古书，直至姚文元发难，批他的《海瑞罢官》。不久，“文革”抄家，那些信便成了罪证，审查者要大舅交待，与吴先生究竟什么关系。大舅的回答却也富于历史意味，说：关系不复杂，是前后两段。起先我在台上讲，他坐在下面听，我是他的老师；后来他在台上讲，我坐在下面听，他是我的领导。审查遂不了了之。吴先生1969年10月殁于北京狱中，死因不明，距今已四十一年了。他内心始终是一个诚恳而执著的学者。七　　我小时候是圆脸，舅舅阿姨都说长得像大舅，同辈中又是唯一喜欢文科的，虽然调皮，不甚用功，后来读了西学而非国学。但对大舅，便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情。脑海中的大舅，至今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来上海那几回，一身呢子中山装，神采奕奕的样子。他通常是受文化部委派，到闽、浙、苏、皖一带访书，或是考查地方戏曲、文物保护，或是去港澳替国家收购宋元明珍本。最后一次大概是1963年，回家同丁阿姨谈起——上海的旧事，我一向仰赖她的记忆和化作诸暨成语字字珠玑的描摹——她还记得。说是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鱼虾烤鸭，大舅吃了，赞不绝口，回到北京对父亲说：宝麟啊，你真有福气，丁阿姨烧的一手好菜！那一年父亲调去了中央机关，参加写跟苏共论战的“九评”。丁阿姨说，大舅到父亲的书房里待了一会儿，出来说，那两架线装书无收藏价值——他还想着寻访古籍呢。　　“文革”中再见大舅时，他已经瘫痪在床，基本上不能言语了。大舅妈把我领进里屋，他苍白的脸上绽出了笑容，嘴唇翕动着，吃力地想说什么。大舅妈俯身去听，替他“翻译”，我心里一阵酸楚，悲哀得说不出话来。他是在北图的“牛棚”管制劳动期间，由于扔掉一块没吃完的窝窝头，而招惹的灾祸。批斗者强迫老人把那块捡回来的已经发霉的东西，当众吞下，导致他肠胃严重感染，高烧、吐泻、失水、神志不清，最后深度昏迷。送到医院抢救，那几个丧心病狂的还日夜监视，命医生将“此人有政治问题”记入病历。刚刚苏醒，即停止治疗，赶出医院。大舅曾有多少事情计划了要做，多少古籍还等着他整理保护，多少宝贵的知识经验，甚而瘫痪之后他还想着要著书传授。他一生的心血全给了北图，而北图竟这样待他。　　那是我初访北京。待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大读研究生，便成了北观场胡同那座四合院的常客。大舅妈看我来了，总是让我陪着走出巷子，到王府井买点素鹅或别的熟食，再让姥姥炒一盘白菜肉丝。聊起旧人旧事，大舅妈有说不完的好听的故事。这也不奇怪，她就生活在“故事”之中。屋子里几样旧家具，还是1928年潘夫人举家南迁时留下的，如一家人吃饭的方桌、靠椅、孙儿的书桌，都是观堂的遗物。问及大舅的藏书，大表哥说，两册《永乐大典》，“文革”前就捐了国家（入藏北图）。“文革”抄家，则不知拿走多少。“文革”后平反，归还抄家物品，北图来人说，希望捐献其中十九种古籍。大舅看了清单，表示同意，但唯有一件一定要归还。那是他当年在清华研究院所临观堂亲校的明刻《水经注笺》（朱王孙本），书末有观堂的长跋并两方钤印，乃是恩师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　　……门人赵斐云酷嗜校书，见余有此校，乃觅购朱王孙本，照临一过，并嘱识其颠末……然则斐云以数月之力，为余校本留此副墨，亦未始非尘劫中一段因缘也。丁卯二月十八日雪霁后观堂书。　　周叔弢先生在给黄裳先生的信里，曾这么评价大舅的成就：“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至伟。库中之书，绝大部分是斐云亲自采访和收集，可以说无斐云即无北图善本书库，不为过誉。斐云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其爱书之笃，不亚其访书之勤。尝谓余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及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是的，其志甚壮，其言甚哀。大舅对历史上无数珍藏的损毁散失，文化的衰败，风雨飘摇，太了解了。那年6月，观堂先生自沉昆明湖，去得如此“平静、从容、高峻”（王文耀先生语）——那天，他曾四处找寻；而后，整理出版恩师的遗著，编撰年谱，一步步走来，不负其厚望。观堂的志与哀，又何尝不是他的志与哀呢？ ■ 赵万里（1905—1980） 中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字韭云，别号芸庵、舜庵。1905年5月7日生于浙江海宁。1980年6月25日卒于北京。1921年入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从吴梅习词学。1925年毕业后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助教，得王国维指导，在文史、戏曲、金石、版本、目录、校勘等学科打下坚实基础。1928年转往北海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分馆前身，)工作，历任中文采访组组长、善本考订组组长、编纂委员、善本部主任，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特约及通讯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中国雕版史、中国戏曲史、中国俗文学史、词史等课程。1949年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 赵万里在北京图书馆从事善本采访、编目、保存工作长达50余年。1949年后积极访求、征集到大量名家的藏书和稿本，包括搜购流散国内的敦煌写卷，鉴定、购入一批港澳收藏家的珍本，图书馆使北京图书馆的善本收藏更为丰富。他主持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和《永乐六典》的辑佚工作，举办《中国印本书籍》等善本专题展览，为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讲授应用目录学，还多次参加国内一些重要文物图书的调查鉴定工作，为宏扬民族文化，保存、整理古籍做出许多贡献。他由于工作中接触到大量宋元珍本和名家抄校本，又和当代藏书家傅增湘等经常切磋研究，获得丰富的版本学经验和学识，研究精深。撰写了《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魏宗室东阳王元荣与敦煌写经》等论文。他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1960年初版，1961年增订)在版刻资料的搜集和考订上都超过了前人；还主编有善本目录《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31)、《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1959)、《海宁王静安遗书》等。辑释有《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956)。他还从《永乐六典》辑出了《元一统志》(1966)、《析津志辑佚》(1983)。（资料来源：中华古籍网 http://www.guji.cn/openzjml.php?id=13）

为什么传教士译者要引入"道"，这样一个传统中国哲学与宗教术语，不惜曲解经文改造教义，一定是有着现实的考虑或传教经验支持的。传教"牧灵"的译经，若能扬弃学术之道，由"误译"生发新枝，将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的一个标识。

“民国范儿”是美利奴精英的“范儿”，不是饿死、冻死的中国普通民众的“范儿”，所以，“民国范儿”最终只能落户于那个被美国保护的海岛。当今大陆像孔财长、孔总裁、孔院长、宋财长那样玩金融、玩经济的“民国范儿”，有多少正在茁壮成长呢？

我对纯粹的"好古"没有兴趣。我相信，当年王国维研究殷周制度也不是为了纯粹的"好古"，而是为了现代中国面临的改制问题而"好古"。如今好些研究中国古代政制史的学人其实也是为了"今"而"好古"，与王国维不同的是，他们用现代西方的启蒙观念来重写中国古代史，以便符合一个结论：凡没有自由民主的古代政制都是坏的。可是，当他们面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政制时，就非常尴尬，因为，雅典民主政制晚期的经典作家几乎无不尖锐批判自由民主

比较尼采和舍斯托夫对宗教和真理的观点，介绍舍斯托夫生平。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2009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
发言文字实录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在乡村中国，十九世纪末以来现代教育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教育者群体，他们是公共学校的教师，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在不断增长，他们接受的主要是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而不是儒家经典的训练。绝大多数乡村教师是二十来岁的男性，他们多来自家境贫寒的农家，他们的年龄和背景使他们精力充沛并不满现状，而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和他们从事的职业，使他们成为乡村中拥有并传播现代知识的先锋阶层。但这些并不必然使他们成为激进的革命者，使他们变得激进和革命的其它重要因素是他们的穷困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周遭闭塞落后的环境。这些与他们所接受的现代科学教育和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形成极为强烈的对比。在很多地方是乡村教师建立了当地第一个党组织，最早在农民中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并在乡村开展了最早的革命活动。根据笔者在广泛阅读相关史料时所做的估计，中共早期乡村党组织有70-80%是由乡村教师创建的，乡村教师充当了中国革命中这个普罗米修斯的角色

大学教授当公司的董事长或一个公司的全职雇员就必须离开大学岗位。不过，研究型大学的理工科、法学院、经管学院等职业学院中，经常有教授被聘为某些专业方面的“顾问”，其收入必须向大学上交一定的比例，可是一旦出现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此人就必须做出选择。

对乡村社会功用化的超越依赖于乡村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二元格局的超越。

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要目

2013年伊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在三联书店出版，这本研究中国最古老经典《周易》的作品，标志着李零"我们的经典"系列正式收尾。自2007年起，他在三联书店陆续出版《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等。这一系列的源起，恰好涵盖了李零多年来几个主要研究方向，简帛文献和学术源流，《孙子兵法》研究，中国方术研究，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古代兵法等多方面。他从古代学术思想的源头开始梳理，正本清源，发悟今日之学术，以启未来之思想。尽管，学术之辩常新，难有定论，但李零深知，比结论更为重要的是学术讨论的气氛和环境。他在"我们的经典"总序中，借胡适和冯友兰对待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态度表示，复兴子学，才是重归古典。让儒家由学术史上一家独大的地位，回归百家争鸣的环境。由此观之，由其多年的学术追求观之，这就是"另类"李零的态度。重解经典 先去魅后读书始自2007年底，李零以在北大讲课的笔记为基础，撰述"我们的经典"系列。对中国古代四大典籍《论语》《老子》《孙子》《周易》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这四本书"年代早，篇幅小，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论语》和《老子》讲人文，《孙子》和《周易》讲技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中的世俗性与人文性。同时，李零表示，"我们的经典"，并非古圣人经典，而是自己心目中的经典。他还将一种世界性的比较眼光，引入选择标准--自己选择的"经典"也是西方汉学家选择的四大经典，"他们挑选的，是和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关系最为密切的书。"而对于四部典籍的解读切入，李零的做法是先去魅，再读书。在《丧家狗》以及续篇《去圣乃得真孔子》中，他拿孔圣人开"敲"，反对对论语的意识形态解读，他认为，历史上捧孔子，汉儒讲治统；宋儒讲道统；而拿儒学当宗教的，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由此，他看出了两个孔子，一个死孔子，是圣人；一个活孔子，是普通人。他主张将孔子还原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去儒学的宗教化、道德化。李零表示，分20个主题解读论语，不是跟风而是逆流，是要泼冷水，把儒学拉回到子学的地位。由此态度延展至《老子》、《孙子》、《周易》，他在古代典籍中，看出了可以启迪今人的普世智慧，"是研究思想史和古人思维方式的工具"。例如《老子》之逃遁，他以为是回到自然或人性。同时，他反对今人对古代典籍急功近利的态度，"讲《易经》就是算命，讲《孙子兵法》就是商战"，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盲目的国学热。而对于这种治学态度中的经世致用，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这样评价，"李零恰恰不是埋头读古书的人，他的现实感受力极强，每次大潮起来，他都能意识到其中的问题，非常清醒，也敢于对潮流说'不'。"李零说自己是读书人，将"我们的经典"和其他著作看作读书笔记，表示"读书就是长知识、解闷寻开心，和普通读者其实是一样的。"并引用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说法，再次表明何为"先去魅，后读书"。三年磨一剑 考据义理释易经在李零口中，文化是一个大课题"我们的经典"四部作品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同样重要。不过，作为最古老经典，《周易》的重释意义重大。传说中，人文初祖伏羲画卦，而文献考古显示，商周便已出现雏形。其后，从孔子口中得以佐证，"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周易》已经是当时的经典。到了汉代，《周易》居群经之首。后世九经、十三经也保持了这个排列顺序。《周易》在西方世界被公认为东方古老智慧的代表。但多年来少见深入浅出的译本，导致其变为一本人人爱谈论但无人能看懂的经典。简帛文献和学术源流，中国方术研究是李零的学术方向之一。在此研究基础上，他著有《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如果说，"我们的经典"中前三本，李零基本保持一年一本的从容，到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他则耗费了三年时间。依据传世文献，将《周易》的渊源和基本思想置于学术史、思想史的框架下，做了提纲挈领的分析。书中用400多页，20个占卜术语，逐句对《周易》进行解读，不能不说是下了一番考据工夫。他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参考书目中，细数了从汉魏唐宋旧注，到清人著述、近人著述、出土文本研究、易学史及其他共5部分的40部参考书目。同时，在前言中，提供了读周易的方法，即"先读原书，次读易史，最后读出土本。"又开出了14本书目。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出身的李零一直从事先秦典籍研究，李零式解读所强调的，恰恰是基于严谨考据，尊重原书词章，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从而上升到义理。力求避免对古代学术的误读和时髦曲解。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超说："不用现代人的想法去解读古人，这是真正的学术与政治宣传、时髦看客之间的本质区别。"周易--这本被世人视为"算命书"的古老经典，李零的态度是"世皆迷其占，我独爱其辞"。他表示，说周易不能不从占卜开始说，占卜体现出古人的思维方式。但也要看到，占卜只是概率，更为重要的是《周易》经传中蕴含的阴阳对立、五行循环的自然哲学。他戏谑地在文中说道："看病，算命，谁也拦不住，世界杯，看台上全是迷信鬼，贝利的预言总是落空。你问《周易》灵不灵？最好去问章鱼保罗。"看似难讲话讲的全是大白话作为群经之首，《周易》也是最难读懂的古书之一。李零亦坦言，只要读一读就知道，《周易》是本十分枯燥的书。而他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对《周易》正文加以全新的整理和疏解，破解了许多疑点，并用简要的语言贯通大义、白话译注。翻开本书目录，可见"六龙天上飞""母马地上跑"这样口语化的句子，它们注释的恰恰是古代朴素辩证哲学中最严肃的二元起源：天与地--"乾"卦与"坤"卦。而"小肥猪，真可爱""老公羊，脾气坏"这样的句子分明充满了童谣般的鲜活趣味。《周易》中充满了极为艰深的术语和古文，经此注释，顿时拉近了生活。曾有网友这样评价李零。看似难讲话，但讲的全是大白话，十分浅显易懂。在圈子化课题化的当代学术界，李零"不入基金账目陷阱，不搞集团攻势"，也极少主动介入公众舆论中，作为用脚投票的人，他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用力，写"自己的书"。而他的写作之所以出名，并不完全因为其学术专著的"难"。更在于他系列普及类作品中的"易"，无论多么晦涩艰难的概念，李零总能解说得明白晓畅。他的大白话，也体现在说话的直来直去。这些年，他研究海外汉学有些心得。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要给国学热降温，也要给港台学术和海外汉学去魅，李零认为，1949年以来，大陆的人文学术，通过学术机构的建立与完善，文物、文献的科学发掘与整理、研究，并非产生了断层，相反，他以为，"传统文化在这儿，文物在这儿，学者也在这儿。"不能盲目迷信港台学术。 让经典回归诸子百家的讨论中选择我们的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李零：我所选择的四大经典，和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有关系。也是西方汉学家选择的四大经典。因为西方人很重视思想史，比如他们讲到希腊经典，一定会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思想家的东西，所以他们在中国古籍寻找的也是最有思想和智慧的作品。我们研究西方要读圣经，他们研究中国，在道教里找本书，当做宗教经典也可以理解。而且传统所说的经典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比如《论语》，无论在战国还是汉代，都不会算作经，它在汉代曾被视为传记，后来也恢复成经，所以经典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我讲的"冯胡异同"里，胡适先生一个重要的贡献是，讲思想史不独尊儒家，重新拉回到诸子百家的范围内来讨论，所以儒家经典也是诸子文化所依托的一个经典，其实它还在子学的范围内，而非经学。《易经》被《易传》阐释为自然哲学《易传》用以阐释《易经》，为什么被称为易学革命？李零：说到《易传》和《易经》的关系，我们回过头看《汉书艺文志》就知道，在当时，选择术影响最大，所谓周易之学，虽然因为经学的作用，日渐被重视其思想内涵，但和今天一样，大家对它的兴趣主要在算命，所以仍作为一种术书在传播，在术书列里面，一方面，易学借助经学的力量，另一方面，用顾颉刚先生的说法，汉代的学术中，儒学本身就大讲阴阳五行，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也重视。阴阳五行，原本跟天文历算选择之书关系更大，但当时《周易》的地位已经改变了。从术书演变的历史来看，周易在战国秦汉时发生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跟我们自然科学史研究最密切的，是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到底怎么形成，在《易传》的阐释下，《易经》获得了新生命--它变成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个经典。而且，中国的数术方技无所不在，本身却没有一个经典，大家要研究阴阳五行学说，只好将《周易》作为经典。中国思想史中，关系到宇宙论和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周易》有独特的力量。所以一方面，我们是在讲一个孔子的时代就在读的最古老的经典，也要看到它在战国秦汉所发生的后续转变。这就是我理解的易学革命。占卜是统计学，体现投机心理《左传》中可读到古人会进行多次占卜，为什么？李零：《周易》一直被用于占卜，而扑克和占卜相似，都是概率统计学，占卜里体现的投机心理是特别普世的，就像现在人们算命，求医问药一样。希腊人不管干什么都要去神庙里去找神谕。但时常又要走后门，不断贿赂神庙的祭司，最终是想贿赂神改变结果。《左传》里也记载了人类这种相似的原始思维，一方面要卜筮，一方面对结果不满，会多次占卜，还会故意做相反解释。情况很复杂，经过多种解释和占筮，有一定的随意性，根据自己的意愿，这需要去研究占卜的心理学。周易与《老子》同样讨论终极问题周易所说的"道"和老子所说的"道"有何关联？李零：《老子》说的"道"也是在探讨终极问题，虽然《周易》对"道"的理解对和老子的未必一样，但是他们所关涉的对象是完全一样的。中国自然哲学传统一直在延续中国自然哲学还存在吗？李零：不能把中国当怪物，觉得外国有的中国就没有，比如，自然哲学是西方概念，我们过去想到自然起源问题，在西方宗教中，首先有创世纪。那么，中国创世纪在哪儿？中国人对宇宙怎么看？对这点来说，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是不代表没有自然哲学观。中国的宇宙论和自然秩序，集中起来就是阴阳五行学说。虽然，阴阳五行学说并没有一本专著，而是散见在相关的自然科学分支里。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也未必能有人专门对其进行科学研究，通常放在哲学系里，被搞思想史的人研究一下，但是中国毕竟是有这种传统的，在当代，对具体学说而言，它对中医理论的支配性较强。港台学术也有政治背景你作为传统文化研究者，怎么看海外新儒家？李零：讲新儒家需要注意港台学术的政治背景。即使在台湾，文化也与政治运动相关。1966年，大陆在搞文化革命，台湾搞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内资源就是新儒家和其理解的传统道，外部与美国当时一个基督教组织相关，这个组织在搞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要以基督教的道德来统一其他道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是以儒家为核心。希望建立儒教，领导四大宗教。新儒家宣言，基本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非常相似，近年来大陆很多非常响亮的政治口号，是从台湾来的，比如大爱无疆就是台湾的净空法师提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后来也歇了，原因就是李登辉上台。但是他们那边歇了，我们这里兴起了。要公允评价两岸传统文化近年来谈传统文化必谈台湾学术界，你怎么看？李零：台湾学术这些年在中国放大，和中国现代思想界的生存状态有关系，历史基本都是吃后悔药的，都爱往以前看。离我们最近的后悔药就是台湾，现在台湾有一种神话，说传统文化都在那里。比如1948年底，蒋介石发动抢救大陆学院文化计划，台湾本地不知什么叫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国民党带去的。台湾学者有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没有太多的政治运动，但学术也并非脱离政治。同样大陆学者也没有中断传统文化，中国文物也没有全跑到台湾去，绝大多数在大陆。学者也在这儿。你去看看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印书馆的书目。古典文献的出版都是很多的。对台湾和大陆的文化要做公允的评价。【书摘】古往今来，人类有两个兴奋点，一个是算命，一个是看病。这书跟算命有关。占卜的原理是什么？是投机。投者，下注也。机者，概率也。下注，冥冥之中，若有神助，最能体现随机性。"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据说是闻之夫子，夫子传易，至今已2500年。世皆迷其占，我独爱其辞。俗话说，尽人事，听天命，如此而已。人只能管人事，管不了天命。听者不过是姑妄听之，听之任之，爱怎么着怎么着，随它去吧。易学革命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术，第二层是道，术是占卜，道是哲学。易学革命，占卜变哲学，是把《周易》改造，融入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很早就萌芽，但系统化在战国时代。准确说，这是阴阳五行说的再创造。阴阳五行说，是讲天地造化的大道理。这种理论，用西方概念讲，只能叫宇宙论或自然哲学。它的根子是星历之学和与星历之学有关的占卜。它是一种哲学，准确说，是占卜哲学。《易经》是西周筮占的经典，《易传》是战国秦汉新旧占卜杂交的产物。在《易传》的阐释下，《易经》才成为中国自然哲学的源泉之一。阴阳讲世间万象的二元对立，五行讲世间万象的五位循环，它们一静一动，构成古人解释世界的两把钥匙。我说的自然哲学，就是指这两把钥匙。节选自李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有的问题看上去是学术问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有一位著名的美籍华人历史教授说中国人用不着研究写作美国史，把人家写的翻译过来不就得了。这就叫听任人家洗脑。

这是个知识分子凋零的时代十年前，专门研究近代知识分子凋零现象，并以《最后的知识分子们》一书奠定地位的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ecoby）在《乌托邦的终结：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一书里，重提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一段轶事：法国大革命失败，复辟当道，整个时代退潮，另一浪漫大诗人柯立芝致函华兹华斯："我希望你能写一首诗，一首白话诗，怜那些因为法国大革命失败，因而对人类的理想已经放弃，沉沦在伊壁鸠鲁派的自私，退化到只关心日常软性事务，对有愿景的大问题则嗤之以鼻的人。"受到激励，华兹华斯遂于1802年写了《伦敦》这首诗："米尔顿，你实在应该活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英格兰需要你，她已沦为一池死水的沼泽......啊，请唤醒我们，请重新回到我们这里，赐给我们格调、美德、自我和力量......"约翰?米尔顿系17世纪英国的自由先锋，在人类的自由发展史上是地位崇高的先行者。华兹华斯重提米尔顿，反映的是他对重振时代精神的盼望；而雅各比教授重提华兹华斯，表达的则是他对这个知识分子凋零时代的悲伤。"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即是雅各比教授所首创，他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好高骛远只谈虚无飘渺的乌托邦，也不要冷漠近视只去耍弄一些对公众毫无意义的小聪明，而要去关心公众的中心问题。只是在目前这个冷漠的时代，他的期望似乎已成了微小的空谷足音，没有太大的回声！当今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哪去了"已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过去，无论任何国家，知识分子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西方为例，后文艺复兴、理性启蒙、狂飙浪漫运动，一直到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有一大半都由知识分子带领完成。在中国，发展路径虽不相同，但古代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一直到近代国家救亡图存，知识分子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知识分子"这个称谓，以前有着耀眼的光辉，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迄今，基本上就是个知识分子凋零的过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自从罗素、沙特等人相继逝世，大型知识分子的时代即已结束，如果勉强算，美国的乔姆斯基可说是知识分子这个光辉传统的最后一抹余晖。现在似乎到了"告别知识分子"的时候。 知识分子在"自我边缘化"？知识分子以前是时代车轮的主要推手，到了现在，知识分子的功能日益衰落，连带的是身份也日益丢失。我们不由得要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首先要指出的，乃是今天西方的所谓知识分子是站在西方体制的对立面，因而多少都有一些社会主义的色彩。这种形左的亲合性，自然而然与国际社会主义拉上了关系，而国际社会主义的表现当然也影响到他们生存的条件。二战前的大战中，欧洲及美国知识分子在反法西斯方面，的确有过勇敢且杰出的表现，但战后苏联斯大林的表现，以及接下来的"布拉格之春"，直到后来的苏联解体，这些重大事件，等于剥夺了欧美左翼知识分子批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战后欧美知识分子虽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运动到反越战运动中有过突破性的进展，但青年过激势力的崛起，却只依然造成自我毁灭。在欧美世界，近代的通俗思想有"意识形态的终结"、"资本主义获得终极的胜利"和"历史的终结"，它所反映的，其实是任何形态的理想主义都被贴上"意识形态"这个污名化标签，而被驱逐出了思想的日程表。欧美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日益弱化，除了世界大结构的变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外，其实也和二战后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变迁有关。在社会结构上，二战之后，社会重构，大学教育快速扩张，许多知识分子被征召进校园，参与到所谓校园学术中；而战后媒体工业发达，知识分子讲话的空间日益受到挤压；另外则是战后经济扩张，就业条件转佳，工作性质也在改变，知识分子此前的支持群众已开始变少；而可能更致命的，乃是随着社会的逐渐分化，新兴的"技术精英"（intelligentsia）已开始与传统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展开角色竞争。所有这些发展，都使得知识分子无法和过去一样，以单独的阶层或社会角色的身份而存在，加上二战后的都市快速向郊区扩张，连带着也使得私的领域变大，公的领域受关心的程度减少，知识分子纵使例行聚会也渐趋困难，想要扩大社会角色自然阻力更增。社会发展造成的结构改变，阻碍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发挥，而更重要的还有更多知识分子"自我边缘化"的因素：一、此前，知识分子的知识理论都相信整个世界有它的整体性，但战后迄今，人们愈来愈认为每个人的不幸都是他个人出了问题，而不是社会的责任，因而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多元主义，人们再也不相信"整体性"这样的东西，"私"字抢现，"公"字退隐。现在这个时代，如果还有人"以天下为己任"， 他受到的揶揄一定远远多于喝彩。二、在愈来愈复杂和庸俗的世界，知识分子的视野也被诱导得愈来愈浅化了，这也充分反映在社会人文甚或艺术的课题上。近代政治、社会、人文的思考虽然杰出者不少，但很多只是自己小圈子高兴，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许多号称反叛者实际只是故弄玄虚，只会用激烈的言辞讲无人听得懂的话。知识分子的这种现象，有人称为"自恋"，有人说是"新虚无"，有人则说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到底是对立或是共谋都已无法分清。古典知识分子关心人类的共同福祉，他们唱的是"大调"，现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校园内，只唱小圈子里自己喜欢却无甚意义的"小调"，人们当然对知识分子不再那么信服。知识分子把自己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是一种"自我边缘化"，它也与社会思想的平庸化，知识分子不能在广泛的思想上求新求进，因而发言权开始变小有关。当今世界，人们相信"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个终极价值，而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无疑是失职了。三、最严重的，乃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发言权已达到了任何人只要不满都可透过网络表达的新阶段。这种假象的自由，造成一种反面后果，就是人们不再认为需要知识分子来代言。网络的兴起，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已显得多余。今天的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已被边缘化，而同时知识分子也自我边缘化。但人们必须注意的是，社会是有"整体性"的，不会因为人们看不到就不存在，任何社会，当知识分子角色凋零，"整体性"的问题不受注意，社会的问题就会累积、恶化。当今全球放任资本主义当道，强者变成肥猫，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约束，贫富差距日渐扩大，这一切，正将世界带到危险的状态。这些基本问题不去关心，仍兀自谈论种种虚无缥缈的课题，知识分子又怎会受到世人的重视？ 琐碎事务的极其用心与重大方向上无所用心西方知识分子从文艺复兴以来确实带动着人类的进步，贡献卓著，而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代由于国家间的权力争逐严重，知识分子的角色难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也正因此，往后的知识分子角色，除了应致力于公平正义社会的追求外，还应追求全球的公平秩序。而要达到这些目标，知识分子自应格外努力，强化自己的发言力度，并超越技术精英那种见木不见林、有极大偏向性的技术或工具理性。当代世界秩序日益混乱，尤其是次贷风暴到全球金融海啸，已将美国资本主义那种累积性体制之弊尽显无疑，美国整个社会居然会让这种情况形成，它整体的非理性不是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吗？而知识分子不能在经济领域保有批判性，岂不正是一种致命的缺陷？近代欧美知识分子对攸关世界的重大问题几乎全部弃权，而对琐碎事务则极其用心，也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小聪明。在琐碎事务上聪明，对重大方向的不合理却无所用其心，知识分子又岂能没有自我改变的重任呢？近年来，欧美对知识分子角色问题的讨论渐盛，它所反映的乃是整个社会对批判、反思及矫正力量缺乏所造成的现状之不满。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制衡以矫正方向的偏差，但知识分子有时候好高骛远，容易将问题简化，成为狂热的乌托邦信徒；有时却又容易故弄玄虚，目光如豆。这乃是在乌托邦与近视症间摆荡的知识分子的过去。知识分子亟待重建道德良知、批判的知识水准，以及对世界与社会的关怀。西方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久矣，他们还有许多有待努力之处。至于发展中的新兴国家，知识分子面临的处境可能更为严峻。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多半为前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由于国家命运的坎坷，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有着极强的"救赎情怀"，总希望能找到一两个核心概念即能使国家得救。问题在于"救赎知识分子"与西方的"乌托邦知识分子"乃是同类，愈将问题简化，反而距离问题的解决愈远。近代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救赎情怀最为强烈，国家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都曾成为救赎药方，但都不能解决他们的困境。阿拉伯学者拉罗伊（Abdallah Larowi）遂如此说道："一个社会愈落后于其他社会，则它的革命目标愈分歧也愈深化；知识分子愈意识到这种停滞，则他们的责任感愈大也更常常容易被诱惑而逃避到各种幻想和迷思里。一种革命当它想要解决太多问题，则它距这些目标将更遥远，甚至终究成为不可能。"因此，新兴国家知识分子的处境其实比发达国家知识分子更为艰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在《迷宫中的将军》里描述南美洲的解放英雄玻利瓦尔将军，他带领人们解放成功，但解放后所遭遇的却是一个迷宫般的情势，各系各派都被不同的列强所左右，各有各的方向主张，国家形同一盘散沙，因而他最后遂有"别再管我们，让我们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之歌。后殖民大师萨依德则指出，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保持一定的"疏离和慷慨"，有太多后进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与慷慨，而且有嫌弃与愤怒，当出现这种心态，则他们的没有希望已可断定。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嫌汉字、嫌中国历史和文化，认为中国历史只是漫漫长夜，这些过去的事情我们都应当不陌生。也正因此，在中国几经波折，似乎已逐渐摆脱噩运的此刻，我倒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去从事一种更有开拓性的工作，即根据自己的过去和人类的普遍经验，对身处社会的不同可能性及发展模式作新的探讨。这不但有益于中国自己，对比中国命运更坏的其他社会也有示范的效果。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总是抄袭别国的经验，现在应该到了创造自己愿景的时候，这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认知，也是中国和平崛起之后，下阶段最重要的工作。

范文澜，字仲沄，清光绪十九年(1893)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

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容易将时下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噪音，但同时我们又无法离开这种背景噪音。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一个理论建构，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体系。这两者的分野，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具有普遍性或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不依赖单一逻辑。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逻辑表现为金融化和掠夺式积累，这其实是代表了部分资本的利益，对于全部资本或整个体系而言甚至具有毁灭性趋向。

《金陵十三钗》里不是没有感动，许多细节处理仍有神来之笔，但更首先处，创作者试图用西方式的崇高感和价值观改造这个完全发生在东方、完全由东方组成完成的血肉故事，却难免左支左绌，太少反抗太多柔弱，太少必然太多巧合，让这个故事在真实性（包括逻辑上的真实性）上得分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