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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京沪五位青年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的思想结晶，也是策划编辑王海龙的成功。五位学者秉承了中式民本主义而非西式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反对把问题归结为"体制"。古今中外的所有国家都需要为解决新问题而不断调整政策，在政策调整中走向进步和文明。

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开始上小学，十年后上大学，知道"文革"是中国人自己折腾自己的大动乱。又十年去美国留学，才知道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不仅中国在闹"文革"，全世界也在闹"文革"，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都陷入了大动乱。全球"文革"始于古巴而非始于中国。经历了1962年导弹危机，美国鼻尖上的小小古巴居然生存了下来，并在拉美和非洲开始扩散革命。那时确如毛泽东所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仅苏联是个例外。美国动乱的爆点就在我读博士的学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全球"文革"结束10余年后，整个世界都消停了，缺少免疫力的苏联却陷入动乱甚至崩溃了，为早年的稳定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经历了世界"文革"的十年大动荡后，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变了，服饰发型也变了，连音乐、戏剧、食品都变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到那场动乱之前的四十来年，西方国家以凯恩斯为名风行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大力推行教育、医疗、养老、甚至住房的均等化。这导致发达国家的底层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免除了养小送老的恐惧，普通人素质大幅提高，中产阶级队伍快速壮大。西方风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苏联福利模式和苏联奇迹的压力;二是欧洲人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贪婪是欧洲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三是罗斯福"新政"的示范效应乃至战后旨在稳定南欧和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西方发达国家在60年代中期发生动乱，其主要原因是很多知识青年不同意西方镇压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那种帝国主义政策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年长者的价值观及使用的陈旧话语系统与青年几乎无法沟通。不再担忧生活匮乏的青年们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却又恒定是无力的少数，就质疑选举制的合理并采用暴力和准暴力手段抵抗"反动权威"。随着帝国主义政策的失败，反抗运动也丧失了对象及动力。苏联在亚非拉填补真空的企图还引发了西方青年们的普遍反感。撒切尔和里根上台是那场动乱彻底结束的标志，西方从此扭转了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开始推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如果全世界欠发达国家都推行新古典自由主义政策，那么西方挟教育、技术、经验的优势当然可以依旧过好日子，不用直接占有殖民地。二在最近几年，全世界又开始动乱。从南美到北美，从南非到北非，从南亚到北亚，从南欧到北欧。中国并非例外，否则也不会强力"维稳"。历史从来都不会在形式和内容上重复，但我感兴趣的是世界各国政府陷入治理困境的原因。因此，我以"世界的治理危机"为题陈述自己眼下的认识。半个世纪前，全世界陷入治理危机，各地区的原因颇不相同，相互推波助澜，形成世界性大动荡。但在眼下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发生社会治理危机却明显有共同原因，与社会治理体系是否"现代"无关。第一，世界范围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发达国家，这种政策起初加速了低端第二产业的外移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活力。然而在最近十来年，欧洲和美国逐渐陷入困境，主要是互联网金融资本崛起导致的教育水准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中产阶级开始萎缩并陷入生计困难。在欠发达国家，由于苏联的崩溃，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被奉若神明，彻底扭转了效法社会主义政策的大局。少数有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的穷国出现了制造业繁荣，也催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在最近十来年，贫富差距急速扩大，市场化渗入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领域，新兴中产阶级养小送老日渐艰难。在中国骤然陷入经济停滞之际，坚定推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印度莫迪政府也陷入了经济政治危机。第二，让资本颐指气使的崭新技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资本的流动性和集中性大为增强。快速流动不仅意味着资本量成几何级数增长，而且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资本严重挑战了国家疆界壁垒、传统产业壁垒、文化差异壁垒、乃至一切现有的政治权威形式。一切原有的社会组织在资本面前都成为僵尸。资本市场把踏实做正当职业的人变成傻瓜，把国家金融管理者变成同谋或者笨蛋。这种资本还在全球制造了一个个拥有数十万上百万亩的巨大农场，使用令人惊悚的技术，让小农种养什么都破产。这种资本对一切道义规范乃至法规都嗤之以鼻。在网络"众筹"的旗帜下，重金突然砸入出租车市场，无情摧毁传统出租车工人的生计。在互联网资本面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盛行，人们以自由的名义变成奴隶。除了睡觉时，几乎每个人都被移动互联网里的手机屏幕支配。第三，人类前所未见的代沟。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00后，几乎没人经历过封闭的农业和工业，没经历过对抗饥饿。在互联网世代中，东方和西方的官方意识形态体系丧失了吸引力，民主、自由、法治、阶级斗争等抽象概念在课堂上成了大学生们的催眠曲。权力层与年轻人的沟通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和语言障碍。新一代人使用的网络语言和象形符号，不仅老一代人看不懂，更让呆板的官方用语成为笑料。谎言和忽悠随处可见，生计的安全变得极不确定，什么都遭到怀疑，而且所有人都在焦虑，苦苦搜寻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于是，信仰碎片化降临了，信什么的都有，绝不仅是求神拜佛。于是，全球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也来了，给绝望中的地球边缘人带来生存的意义。尽管还有些中国青年在幻想，幻想自己能成为"马云"，但台港的青年们早就没了幻想。无论李嘉诚还是马云，终究只是极少数;而养不起小，送不起老，买不起房，甚至结不起婚，才是现实。于是，出生率以百年减少一半人口的速度下跌。在信仰的碎片中，不同世代的人们日以继夜地去各种推特或微信小群里抱团取暖，或以心灵鸡汤相互安慰，或讽刺谩骂，甚至形成极端和反智的小圈子。社会就这样成为一地碎片。除了上述三大共同原因，世界各地还有五花八门的具体原因催化本地的治理危机。台港的反共传统，加上不适应中国大陆暴富，成为那里发生危机的催化剂。中国新疆南部的近千万维吾尔人变成了中国最边缘化的群体。他们从事沙漠绿洲农业，产业规模小，运输距离超长，农业几乎没有利润，加上语言隔阂和宗教传统，融入制造业劳动大军也几乎无望。那里不少人认同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里最极端的部分，于是暴恐事件在南疆成为"新常态"。 三笔者并无应对世界范围治理危机的灵丹妙药，只有几个对我国前景的观察。第一，在效率与公平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或能占得先机。经过了四十年的自由资本主义，钟摆重新向社会主义方向偏移是世界大势，许多国家将选择公平而非效率。平衡点在哪里?关键在养小送老，也就是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方面的去市场化，即均等化。在社会领域去市场化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都是最稳定的国家。西方国家在战后普遍实行了社会均等化政策，是其发达的牢固基础。奥巴马总统把对穷人的医疗救助变成了面向中产阶级的全国医保，完成了执政声望的逆袭。自由不在少数人挣大钱的机会，而在多数人素质的提高，在人均收入的提高。不恐惧就是幸福。多数人免除了养小送老这个最大的恐惧，全民族就幸福。第二，把资本洪水引向重建社会和建设先进基础设施。发动和组织群众，重建基层社区组织，重建集体精神，削弱个人主义，严厉打击本地的无赖、恶霸，将决定社会是否稳定有序，决定政府的正当性，即人民的支持度。资本或许是能够帮助重建社区的。淘宝网的送货机制在最后100米遭遇成本瓶颈。如果与社区合作，分享部分物流利润，社区集体也就有了复兴的经济基础。有了社区组织支持，建设先进的基础设施就难以被无赖钉子户劫持。节制资本，抵制"钱生钱"的游戏，抵制不劳而获的诱惑，是至关重要的平等措施。不平等本身不是问题，而是动力和效率;但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就是问题了，而且是严重问题。患寡的时代结束了，患不均的时代开始了。在这危机时代，向着大众采用宽松的财政政策还是向着资本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考验每个国家决策者的远见和能力。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就在基础设施的发达或欠发达，没有其它。第三，把工作重心转向建设社会互助的经济。在政府和市场间寻找最佳平衡点的企图没有前途。政府和市场以外的第三方，即人民的利益，才是决定性因素。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必须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抽象的市场决定论显然源于无知。让公众利益决定政府是否干预市场不仅明智，也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共识，否则遍地都会有"青岛大虾"和"天津大火"。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两分是一叶障目，最大的资本是人民的资本，是社会互助资本。全民免费医疗主要不是政府财政的责任，政府主要负动员组织责任。中国人每人每月交纳100元医疗统筹，全国每年会有1.6万亿元。加上政府按世界惯例的医疗支出，2万亿以上的社会资本能造就世界上最大的非盈利医疗机构，足够给医生体面的收入去拒绝不体面的钱，足够把药价压到全世界最低，也足够13亿人看病吃药住院不再花钱。若让保险公司拿走一半充入私囊，免费医疗就遥遥无期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均等化的养老、教育、住房。什么是社会主义?没病的帮有病的，年青的帮年老的，有知识的帮缺知识的，有钱的帮缺钱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大家庭"不仅能帮助我国维持稳定，让政府重获人民信任，而且社会互助资本能撬动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极大促进第三产业的发达，提升全民素质和全民幸福感。第四，在各种官方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努力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体系不是几个学官用自己情有所衷的概念拼凑出来的，那不过是价值体系已然崩溃的标志。社会核心价值观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对"公正社会关系"的全民共识。这种价值观成为核心有三个基本要求：首先是表达简洁，用一个词而非一堆词;其次要有本国特色，而非生搬硬套他国的核心价值观;再次是国际接受，而非被国际反对。我想，围绕"大家庭"这个词所论述的价值体系能满足上述三大条件，应当是我国的核心价值观。笔者已另有著述讨论这个体系，此处只想指出建设本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思想体系的紧迫需求。第五，高瞻远瞩、能力非凡的领导人。如同世界历史的几乎每个阶段，国家在危机中生存下来的最重要因素是领导人。领导人解读大局的远见和带领人民走出危机的能力决定国家兴衰。然而，无论就人文还是社会科学而言，英雄的出现不可预知，只能在奇迹出现后判定，所以人民只能祈祷。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危机。为大资本还是为普通百姓，响应资本控制的舆论还是响应民心，为少数人的自由还是为多数人的自由，为少数人的现代化还是为大多数人的现代化，这两难的问题就摆在各国领导人面前。在这个危机时代，重读1974年出版的美国名著《光荣与梦想》首卷是会有启发的。这次大会以弘扬马克思的思想为主题。马克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批评家。他批判过去、现在、以及(可见)未来的所有重大社会支柱，即私有制、家庭、资本、宗教、民族、政府、法律、意识形态。在这些支柱消亡之前，他的思想与英名永恒。对我们芸芸众生而言，物质短缺是根本问题。但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悖论才是根本问题：由于私有制每时每刻都在制造新的、更大的不平等，所以，物质生产越丰富，人类的物质短缺感就越强烈。从孔子到柏拉图到马克思，共产理想生生不息。无论是否同意马克思只有消灭私有制人类方能获得彻底解放的论断，都应牢记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牢记钟摆必然左右摆动.

当代中国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重物质轻精神。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中国对外关系六十年研讨会开幕式发言。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力量几乎无关。美国的霸权也不在其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极力渲染其军事技术的高超，但自二战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南斯拉夫没有被美军打败，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科索沃之战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出胜负的。“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和维持的。”

提出反对“新蒙昧主义”。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告全港市民书--我们的十点要求，只是开始，只是我们的社会的重构、香港的重新定位的第一步。一个美好的未来，断断不可能在整个社会只懂、只能追逐金钱的环境下到来。我们应彻底拋弃以金融价值衝量一切的思维，不再让这套思想主宰我们社会、不再让这套思想的鼓吹者指点我们的未来。只有如此，在民主来临的一天，我们的社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迎接以人為本的新时代的到来！

当前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处在什么位置？

焦循戏曲理论的另一部分就是对花部俗曲的高度颂扬，焦循写了《花部农谭》以示自己对花部的爱好与表扬。花部也称“乱弹”（“乱弹”有广狭之分，其广义指各种乡戏土剧，其狭义专指其中一种，这里取广义），是当时人们对各类地方戏剧概括性称谓。雅部指昆山腔或昆曲，它占尽明嘉靖至清康熙约一百五十年的戏坛风流。正当昆曲备受文人雅士青睐之际，乱弹则在民间艺人栽培下，在市井乡民的笑声和掌声中不断成长起来，丰富着自己的民间艺术个性。经过声闻不显的漫长阶段之后，终于在康熙末年尤其是乾隆末以后逐渐与雅部并驾齐驱。但是清代不同时期的官僚士大夫崇雅贬俗，斥逐民间戏曲，使得清统治阶级以法令公告的形式强行维护民间独尊地位和毁禁民间地方戏。焦循在“花雅之争”中明确表示“独好”花部，这无疑是向当时官方戏曲禁令挑战。

本文从农田水利上访行为中农民的国家观念角度切入，发现在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的上访中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求援"国家的行为而很少具有"抗争性"，而农民在农田水利问题上的国家观念正是农民采取这种"求援"于国家的上访行为的心理文化机制，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农民上访行为中的非政治化特征。

本书所由作，实因授《新论》时，诸生以参读旧籍为难。而友人汤锡予适主哲系，亦谓佛学无门径书，不可无作，兼有他缘，如序中说率尔起草。但因《新论》参稽之便，故书中于要领所在，时下批评，并举《新论》以相对照，虽着笔不多，而吾思想所由变迁，亦大略可见。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述评

叶紫在《丰收》中关于政党政治和农运记忆的两组细节描写，隐秘地表达出上世纪30年代的起源语境。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在1927年写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述重心转向了"阶级"。政党政治博弈的过程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转型"，触发了思想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并促使中共在实践层面转向了土地改革。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相当繁盛。1986 年至2006 年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在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研究，秦汉至宋元城市研究，明清城市及江南市镇研究，单体城市、类型城市与区域城市研究，“冲击—反应模式”与口岸城市研究，城市比较、通论性研究、中外学术互动等六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请注意页码阅读方式）

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讲演，谈上海的混杂性。

非常概括，上海简介此篇为首。

他写章太炎，既写其早年的革命贡献，也不为其晚年尊孔、反共讳；写蔡元培，既写其倡导新文化、改造北大的不朽功勋，也不为其"清党"事讳；写吴虞，既写其"只手打孔家店"的文化贡献，也不为其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等级制种种行为讳；写日后成为反共老手的吴稚晖，而为其早年所谓"献策"事辩诬

“自由、民主、总统这三个词，中国原来都有，但含义与近代都不完全一样。新词自由是放大、抽象了旧词，也包含了旧词。新词的产生是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对于陌生事物、陌生制度、陌生思想的理解不断加深、词汇构成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使新造词汇逐渐符合汉语习惯的过程。”

《格致遗骸》，说英国苏格兰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方法，将人的尸体熬油，制成碱屑，将骨头粉碎，作为肥料。在《点石斋画报》案件14年之后，上海在1903年发生过一个著名的案件，即“苏报案”。

“张女界之革命军，立于锦绣旗前，桃花马上，琅琅吐辞，以唤醒深闺之妖梦”。……“女权万岁！同胞万岁！中国亦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