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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年会中国网络电视经济台3月22日消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今日继续在京召开，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参加年会并发表演讲，他指出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并不是引发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经济失衡，可能会导致下一轮新的危机，人民币升值无益于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他强调，汇率的调整，它可能会加剧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以下为演讲实录：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很高兴能够再次到这个发展论坛上发言，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我的一些想法。我想中国目前最关键的一个挑战就是摆脱经济衰退，能够和其他国家一起走出衰退，另外中国也有一些长期的挑战，比如长期的不平衡、环境，还有和谐社会这方面的挑战。    我们今天早上的早餐会上，菲尔斯坦博士曾经提到了，我们为什么对于经济复苏还是应该保持关注，或者说谨慎、乐观。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的这些政策制定者，他们不能完全依赖于私营部门自己复苏，他们必须要非常的注意，就是应该出台什么样的经济刺激方案，如果他们不谨慎的话，这个市场重新衰退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目前的一个挑战，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包括在长期和短期内解决它现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教育，刚才也是得到强调的一个领域，还有扩大绿色投资、转型，使经济更加绿色。    昨天还谈到了创新，还有社会基础设施提高、改善。我也想简要介绍一下。全球经济，亚洲经济是一个亮点，在不断增长，但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复苏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是结果，我们可能对一个强劲增长还不能太有信心，主要问题是美国的经济或者全球的经济在过去都是由过去住房泡沫或者消费过度而驱动，现在已经破灭了。而现在美国政府的临时支出起到了暂时性的填补空缺的作用，但是未来还看不出有一个长期支撑增长的特别强劲的主要因素存在。    全球情况之上，在中国，我们看到中国的增长也包括整个亚洲的增长，为全球的经济复苏提供了最强劲的动力。实际上这个症结所在是比较简单的，就是，部分国家的产量远远高过消费量，而另一部分的国家的消费量远远超过产量，但是这个不平衡的模式可能和我们期望的正好相反。一方面我们希望美国婴儿潮这一代人，因为他们即将退休，应该为他们准备更多的储蓄，而不是去累积更多的贸易赤字。    在讨论全球失衡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引发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样的一个经济失衡，可能会成为我们未来担忧的理由，可能会导致下一轮新的危机。我们必须要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持续的压力。但是怎么做呢？怎么去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呢？我们必须看看全球失衡的原因是什么，对美国这方面的原因进行了很多讨论，包括美国的储蓄不足，过度的消费等等，实际上美国现在的储蓄率和现在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动力仍然有3%的GDP的差距，但是世界其他各国也会存在过度储蓄的情况。有两类国家，主要是外汇储备用来避免国际经济波动，尤其是在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他们是1997年一部分国家所得到的教训，如果你的外汇储备不足的话，就会难以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波动。还有新一群的国家，就是2008年的这一群国家，如果你有大量的外汇储备，那你管理或者应对危机的时候就会做得更好，这就导致他们持续储备他们的外汇。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有时候也会带来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    首先，我想说，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解决方案，G20集团的主张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主张可能不是特别合适的一个行事方式。当然，它首先提议美国提高它的储蓄率，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它要中国持续增加消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的，但是在我看来，有两点是值得警惕的。因为如果美国式的挥霍式的消费方式肆意泛滥到其他国家，世界将无法承受，而且无论如何，提高中国单纯的消费量是不可能解决双边贸易的赤字问题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备选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全球问题的症结是什么，它一方面有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也就是说我们全球经济的运行方式可能不是它应该运行的那种方式。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些问题，我们需要加大对于扶贫方面的投资力度，同时，还要对这些储蓄进行再投放、再利用，提高它的生产力，而对于国际的金融市场来说，如果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它还继续失灵的话，那么这些储蓄就很难被投入到生产力水平更高的领域中去。所以，现在的挑战就是让国际金融市场不再失灵，让这些资金能够被回流到生产价值更高的领域。    我想简单说一下中国出口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出口增长模式实际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一个驱动供给的模型，它创造了很多就业，以出口来弥补供需之间的缺口，但是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个模式可能难以维持下去了。因为一方面有很高的政治压力，全世界都给中国压力，同时，大家也讨论到，所谓的对中国汇率的调整的一些讨论，在过去四到五年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中一点，可能大家还关注不够的一点，就是汇率的调整，它可能会加剧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这一点可能大家没有特别注意到，尤其是如果西方农业继续持续它的农业补贴，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会使问题更加恶化。所以，就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更多的财政政策和调整，来应对农业问题可能恶化的问题。    中国的出口模式不可持续，中国政府实际上早已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十一五"规划当中有所体现，不过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方面的进展还是有些缓慢的，中国储蓄率还是非常高，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要强调这一点，它不是主要是居民储蓄的问题，当然居民储蓄率已经是比较高了，相比其他国家占GDP的比例来说已经比较高了，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企业的储蓄率高企这样一个问题。而家庭收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比较低的，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这是一个不同的情况。当然，要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事，但是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这尤其符合中国建设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总体的目标，因为企业的高利润部分反映出工人的工资较低的现实。同时，另外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鼓励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就业机会，这需要发展省级和地方的银行体系。    另外一个可能解决方案，就是提供这些工人能够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能力，对劳动力的补偿，比如工资，可能会提高一些。因为对劳动力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当然还有一些关键行业中可能存在一些市场要素的扭曲，导致了企业的高利润，比如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的定价可能过低的情况。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政府可能通过土地或者自然资源的收入来进行投资，这也是一个目的。另外，除了提高工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建议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还有就是增加农业收入，提高农民收入，扶持低收入人群等等这样一些政策，就像总理所提到的那样。我想谈一谈从出口导向模式转变为投资依赖模式可能存在的危险是什么。比如可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的恶化这样一个风险，第二，在公共投资领域，还有一个投资过度，但是回报率低的风险。中国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我想，在这个会议上也听到了大家说中国的公共投资收益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想需要更多地在教育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共福利的领域进行投资来提高长期的收益。    但是出口导向这样一个模式的利弊是什么呢？比如在促进创新，提高教育、科技巨大进步为基础的增长方式，可以帮助中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这种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该作为"十二五"核心工作去做。我想强调一点，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生活的质量，而不是GDP，这也是世界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量委员会，联合国下面的一个机构的关注重点。OECD、经合发展组织也非常支持这样一个人类发展指数的做法。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真的对你的工作进行衡量的时候，同时对于企业、对于政府来说，这样一种衡量指标的设定都是同等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人类的发展指数比GDP相比来说是创造性更好的衡量标准，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必须学习其他地方失灵的教训，尤其谈到了机制建设方面，市场不会自我监管，市场不会自动地平衡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的关系这样一些事实，同时市场也充斥了大量的外部性的风险，我们需要在市场、政府以及其他行为主体的权利之间找到平衡，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需要控制，另一方面也需要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    制度变革实际上也是中国"十一五"规划当中尚未完成的一个总体目标，比如我们需要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框架兼顾效率公平，而不是基于芝加哥已经失败的经济法律模型，这个模型似乎在中国的影响过大了。比如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公司治理，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一些不足，尤其在这次危机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想谈谈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机制改革的情况，在这里我只想说说中国的税收政策，税收政策通过使用可以提高收入，并且提高效率，转变整个企业的增长方式。比如我举三个例子。比如，可以征一些资本利得税，征收出口税，还可以增加贸易盈余，增加政府税收，对于物业税，包括土地的征税，对土地进行更有效的配置，更多地把这个收入运用到公共投资当中。   我来简单谈一谈全球的经济格局，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长期来说，更为重要的一个关注，比如在汇率方面需要一个新的国际储备体系，一个新的框架，这实际上也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改革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中国也强烈支持这个委员会的提议。其他的一些成员，现在也加入了，并且表示支持。但是它也有助于解决全球变暖和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是传统理念进入的时候，包括凯恩斯主义进入的时候了。    一个富有活力的国际经济格局需要不同地变化，一个新的经济模式需要关注和谐、关注人民、关注福祉，以及关注创新和环境的问题。西方经济的模式导致巨大难以接受的不平等、实验和不平等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资源掠夺性的西方生活方式是可行的，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替代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有助于帮助中国走向和谐社会，在竞争中区域领先优势，为长期稳健的增长奠定基础。    中国一贯认为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改革的，比如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政策，中国的增长，同时，过去很长时间已经以全球化为基础了，但是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的格局，比如国际经济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发达工业国家集体经济充满了未知的变化，中国也需要对此对应地做出改变。中国摆脱当前为方面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子，现在中国必须改变增长方式，取得长期的增长。非常感谢。 

下面是对Perry Anderson发表在New Left Review 杂志2010年第一期（总第61期）上的"Two Revolutions"一文的摘要。(海裔) 俄国革命改变二十世纪，而中国革命将改变二十一世纪。两场革命结果不同：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经济比沙皇倒台时更依赖于原材料出口。中国却成为世界强权。为何会有不同的结果？需要一个比较研究。  一 十月革命在大城市发生，很快夺权。其社会基础是俄国工人阶级中的青年，占全部人口不到百分之三。农民基本与革命没有直接关系。权力如果很容易获得，也就很难保持。接下来是德国的占领、列强的干涉，国内的饥荒等等，革命给人的感觉是并没有使得俄国的局势变得更好。 苏联基本上重新整合了前俄罗斯帝国的国土，但作为第一个抛弃以疆域为基础界定的国家，苏联的意识形态并非聚焦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建设，其诉求是国际主义的：世界工人运动的团结。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苏共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缺乏国内外支持。  中国革命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比沙皇政府更为虚弱的中央政权。CCP最初与国民党合作，后来采取了武装割据的方式，在军阀的夹缝中生存。但所面对的敌人仍然非常强大。日本入侵使得CCP免于被国民党剿灭。国共再次合作，CCP扩展了自身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  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情况比十月革命前更糟糕。而中国革命的结果比革命前要更好，建立了一个能够对外抵抗侵略，对内保障国内和平的政权。 二 俄国20年代集体化，导致大饥荒；30年代斯大林发动大清洗。CCP在农民中有很深的基础，因此集体化顺利进行。接下来"大跃进"和"文革"与苏联的两大悲剧看起来相似，但机制是完全不同的。二十年代苏联集体化从主观上就是要消灭富农。而"大跃进"政策主观上并非要消灭哪部分农民，其悲剧源于政策执行的盲目性。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防止苏联式的官僚专政出现，其运动所诉诸的也不是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而是青年学生。"文革"首先表现为对官僚机器的破坏而非加强，暴力主要在这个破坏过程中发生。其意识形态追求是"克服三大差别"。运动用的手段并不像苏联那样是人身消灭，而是"治病救人"，因此老的领导班子基本上还是保存了下来，不像在苏联那样，整个被消灭掉。安德森认为"文革"的理想与儒家的关系比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更紧密。它似乎是在消灭儒家遗产，但也受到其塑造和制约。  赫鲁晓夫上台，搞了"去斯大林化"，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冒险。一些政策激怒了其同僚，导致其下台。赫鲁晓夫对于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做多少改革。他下台之后，苏联经济进入了二十年的停滞。苏联党政机关迅速官僚化，成为脱离社会的特权阶级。毛泽东想避免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的命运。他完全实现了这个目标。但他的替代性方案却完全没能实现。 三 在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改革之初，两国起点很不同。苏联GDP比中国高四五倍。工业基础比中国好得多。每一方面的主要自然资源都比中国丰富。基础设施更好，人民生活水平更高，教育也更好，有可观的科技人员储备。到这个时候，苏联已经距离建国四代人，已经没有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政治和行政体系被平庸的官僚所充斥。  戈尔巴乔夫上台，大刀阔斧搞公开化和改革。前者受到欢迎，后者让许多人困惑。戈尔巴乔夫思路不清晰，思想准备不充分，他任命的人更缺乏思想，很多人变成他的抵制者。俄罗斯知识分子很快就两极分化，要么回归斯拉夫传统，要么西化，但都抛弃苏共传统。戈尔巴乔夫于是和自由派结合在一起，采纳了他们的竞争性选举主张。戈尔巴乔夫试图将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人民的直接同意基础上，而不是依赖于苏共的等级制度。这个事情比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更容易操作。既然国内要搞民主化，对外也就搞和西方和解。在西方的吹捧中，戈尔巴乔夫迷醉了。但一旦党的控制力松动，对于经济的掌控力也急剧下降，经济变得糟糕。国家收不上来税，只能印钱，这又造成了通货膨胀。戈尔巴乔夫踢开苏共，担任总统，但苏共组织是将各个加盟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一旦这个纽带断裂，苏联一夜之间就解体了。  中国起点比苏联差，但中央计划经济并不是那么严密。毛泽东认识到建立像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并不好，搞了几次权力下放。"文革"进一步削弱了计划经济，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自主权。  中国农民是人口主体。从城乡差距上说，中国比苏联大得多，农民的既得利益很少；另一方面，从党的政治和道德上来说，农民一直是领导阶级的联盟阶级。国际上，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受卫星国或者争霸野心拖累。毛泽东已经和美国改善关系。国内农民并非离心离德，民族分裂因素也不是那么明显，外部未受任何直接的帝国主义威胁，这是改革的有利条件。  但和苏联的最大差别是在政治领导上。CCP的"八大元老"都是和毛泽东一起打天下的革命者，不像苏联领导人那样，是一群按部就班上来的平庸官僚。CCP仍然保持着列宁主义的领导特色--激进、有纪律、充满想象力。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亚洲邻居的差距，试图迎头赶上，而欧洲在70-8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于苏联的领导者并不构成明显刺激。 中国的自信力也超过苏联。沙皇俄国以"第三罗马"自居，但本身是个落后国家。其伟大君主皆以西方化为追求。列宁发动革命，既反对西方，也反对俄国的落后。但这一路线并没有开花结果。斯大林回归到一种传统的沙文主义，但在他死后，这种沙文主义退潮了。赫鲁晓夫的国际主义没有立住脚，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就陷入了一种意识形态真空，社会迅速官僚化。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时候，"西化"变成了自然选项。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自信根子很深，"天朝"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自视为世界中心。近代，发生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文化自新运动。毛泽东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从西方汲取资源，也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资源。在鲁迅和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的自信力。这种自信在新的时代，转化成改革和转变的自信。  中苏两党领导层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很不同。赫鲁晓夫在发表反斯大林报告之前，并没有征求他的党内同志的意见。而邓小平起草对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时，征求了数千人意见。决议并非否定毛泽东对于革命的贡献，也承认了党的领导集体对于历史错误的集体责任。 苏共内部老发生年轻领导人反对元老的事情，因此元老们向来将更新换代看作是一个威胁；而CCP的权力代际交接中，对于年轻人"弑父"的焦虑不是那么明显。  三 中国改革的起步： 1. 解散人民公社，包产到户，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让农民得到实惠；2. 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激励因素，允许企业出售其超额产品，乃至将企业承包给经理人。3.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利用了苏联所没有的源源不断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中国农民福利没有苏联农民好，所以储蓄较多，这在改革年代成了发展的资本。 4. 中国利用了丰富的海外华人资本，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出口工业。 5. 地方分权，释放地方政府的发展经济积极性。  到8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 中国农民很满足。知识分子也得了利，只是态度有些微妙。自由派成长。《河殇》。价格闯关；运动，规模比东欧和苏联大，学生和市民的联合在苏东未见。直接领导层犹豫。元老决断。 经济牌；南巡讲话。迅速发展。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下岗。外贸迅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人民生活改善。世界奇观。  四  中国不是"崛起"，因为它在历史上拥有世界第一的地位时间非常久。更恰当的说法是"复兴"。 解释这个复兴的根源，有三派： 第一，   当红的一派，多见于历史学家，认为是帝国时期的商业传统的复兴，安德森暗指阿瑞吉，尽管没点名。 第二，   主要是经济学界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因为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挥其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结果。 第三，   主要是一些社会学背景的人士，认为中国复兴根源在于中国革命。革命造就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消除半殖民地束缚。培养了一支受过教育的、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机制，但又容纳地方积极能动性。 安德森认为三派都无法单独解释中国复兴，但他自己实际上倾向于第三派。要弄明白革命对于中国复兴的意义，可以问：中国大陆的发展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发展有何不同？ 这几个经济体发展都很快，都是出口导向。但内部差异还是很大：第一，中国对外贸依存度更高；第二，中国GDP中消费部分更低；第三，中国对外资依赖更大；第四，中国城乡差距更大；第五，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更大。  这几个特征是相互关联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政权都是美国的傀儡政权，缺乏政治主权，但又需要内部的合法性，所以控制对外资依存度，给农民一些好处，防止城乡差距过大，等等。而中国则是完全的主权独立国家， 从革命中诞生的政权，不怕外资涌入，能够压低农民消费，让农民去城市打工。  元老们都走了以后，新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是官僚出身，受过系统高等教育，工程技术背景为主，决策广泛听取智库和其他各方面的意见。经济增长，外交亦取得很大成功，增加了统治合法性，但这种成果也有很大脆弱性。  最后，感叹中国太复杂，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现象共存，观察者们不宜作出过快的判断和评价。目前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两种设想，第一是像台湾那样，经济发展之后民主化，另外一种是像新加坡那样，保持家长式的威权体制。Anderson认为两者都不太靠谱。台湾所谓民主化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是因为美国不再承认台湾为中国代表之后，国民党为了重构台湾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而采取的战略；新加坡的体制依赖于它作为城市国家所可能提供的福利制度，在一个大国很难复制。未来如何，还有待观察。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标题中的“真理”是精神科学中的真理，是文本意义的自身显现，“方法”是精神科学中的方法，是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对话是语言的典型存在方式，是语言的本质。通过语言揭示真理，与通过对话揭示真理，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是一回事。翻译作为解释学对话，是一个特别艰难地取得相互了解的过程；作为实践哲学对话，是两种世界观的融合，是人类走向“交谈共同体”的必由之路。翻译的真理性依赖于翻译的条件性，翻译的条件性又导致了翻译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相对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不是相对主义以及是何种相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概念。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又陷入了伽达默尔所描述的解释学境遇之中。

 ■会议现场 2009年3月13-15日，英伦三岛最热销的不是歌星或足球赛的门票，而是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召开的"共产主义观念"会议的门票。本来该会议计划安排在能容纳200人的学术厅，但是听众太多，不得已三次改换场地，最后在一个能容纳千人的报告厅召开。会议的发言者是法国的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斯洛文尼亚的斯拉沃热·齐泽克，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奈格里、詹尼·瓦提莫、亚里桑德罗·鲁索，美国的麦克尔·哈特和布鲁诺·巴斯蒂，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和阿尔伯托·托斯卡诺，德国女哲学家朱迪斯·巴尔索等。与会者则来自世界各地，人数达千人。 关于会议议题，齐泽克强调，会议涉及的不是"如何分析最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或如何组织新的政治运动这样的实践-政治问题"。因为今天更为迫切的不是行动，而是理解共产主义观念的哲学意义。他认为，"从柏拉图以降，共产主义是哲学家唯一值得思考的政治概念。"会议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大会结束时齐泽克领唱《国际歌》。 伦敦"共产主义观念"大会受到舆论的普遍关注，不仅各大学术门户网站争相报道，甚至连《金融时报》都作了长篇评论。一个学术会议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原因何在？会议的主办方伯克贝克学院院长相信，这与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环境有关。在某种意义上，此次会议不仅是一次学术活动，也是一个历史事件。 巴迪欧："共产主义假设"必要且永恒 在某种意义上，伦敦会议是一场为巴迪欧召开的会议，主题是讨论巴迪欧提出的"共产主义假设"。"共产主义假设"这个词不是巴迪欧创造的，而是来自法国总统萨科齐。2008年，西方左派对法国五月风暴40周年的纪念活动引起萨氏的不满。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拒绝受任何东西困扰。经验上的共产主义消失仍然不够。我们想驱逐它的一切形式。甚至共产主义假设。"巴迪欧接过这个概念，但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共产主义假设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永恒的。关于共产主义假设的含义，巴迪欧接受马克思的观念。共产主义假设意味着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集体生活形式是可行的，这一形式将消灭财富的不平等，消灭劳动的分工，甚至国家本身。在巴迪欧看来，共产主义原则是永恒的，它不是乌托邦，而是各种社会反抗形式中体现出来的观念模式。任何集体只要以平等的名义反抗强权政治和不平等，共产主义原则就实际地起着作用。 巴迪欧自称自己的政治学是作为"真理-事件"（Truth-Event）的政治学。事件不是一般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只是我们现存环境的一部分，而事件意在打破现存的环境和秩序，开启新的可能性。事件既不是原有历史轨迹的延续，也不是现实本身蕴涵的可能性的实现，而是全新的可能性和历史视阈的开启，是开启"可能性的可能性"。 从这种事件哲学出发，巴迪欧把现代性历史中共产主义运动区分为两个序列。从1792年的法国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第一个序列，从俄国的十月革命（1917）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为第二个序列。在第一个序列中，共产主义假设与推翻现行秩序的群体运动和起义相联系，革命的目的是消灭旧的社会形式，实现平等者的共同体。这一序列在巴黎公社起义中达到顶峰，巴黎公社以实际行动确立了共产主义假设，但没有找到实现的途径。第二个序列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这一序列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假设并取得胜利，因而组织和斗争策略问题成了共产主义假设的核心问题，列宁主义政党成了共产主义假设的物质载体。第二个序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俄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越南、古巴都相继以这种形式取得了政权。 如果共产主义历史是非连续的，两个序列之间一定存在着间歇期。巴迪欧认为，从1871年到1914年是一个历史的间歇期，今天我们正处在第二个间歇期。间歇期的特征是，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阶级敌人处在绝对的优势地位，一切新的实践共产主义的尝试都受到禁锢，虽然历史的一般方向是明晰可见的，但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和方式并不清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所事事，消极等待。巴迪欧认为，在历史的间歇期中，我们需要的不是直接的行动，而是重新思考共产主义假设的意义。这也是今天讨论共产主义观念的意义所在。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理论试图把自己的事件本体论运用到当下的激进政治。他明确拒斥经济主义，在他看来，革命的基础不是客观必然性，而是主观的意志。共产主义假设不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主体对"真理-事件"的忠诚基础上的。如何看待这一政治本体论？核心问题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历史的内在趋势，还是理解为超验的假设。巴迪欧的理论本质上是康德主义，在这里，事件被抽象地定义为普遍平等的可能性的开启，主体性本身的根本转变。这种脱离具体历史进程的共产主义观念，是一种陶醉于超革命幻想的意志主义。我们时代真正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把共产主义假设与时代的条件联系起来，而不是重新把共产主义变成新的宗教信仰，在这个意义上，事件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 齐泽克：社会斗争产生"共产主义假设" 齐泽克是这次会议的始作俑者。他认为，1989年后西方左派陷入了赎罪意识，自己负上20世纪人道主义灾难的十字架，正是这种赎罪意识阉割了它的革命性。齐泽克宣称，"道歉的时代已经过去"，对这个世界的苦难，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负有更多的责任。当今左派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既不能接受苏联式的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也不能把自由资本主义作为"城里唯一的游戏"。激进政治需要开启一条新的不同的道路。 如何开启一条不同的道路？齐泽克认为首先需要坚持共产主义假设。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个假设，就不再存在任何值得在集体行动领域去做的任何事情了。没有共产主义的视阈，没有这一观点，历史和哲学的任何变化对哲学家都无意义。"齐泽克不认为共产主义是康德意义上的调节观点，或伦理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先验规范。他认为，共产主义假设是由社会斗争所产生的。"把共产主义作为永恒的观念并不意味着它产生的事态是永恒的，共产主义产生的斗争总是此时此地的。"共产主义假设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梦想。但矛盾的是，齐泽克又认为，仅仅忠实于共产主义假设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赋予社会斗争以社会政治空间定位。他相信今天的资本主义现实已经生产出它自身灭亡的条件。在他看来，我们的时代有四种可能的对抗已经出现，它们分别是：生态灾难日益逼近的威胁；私有权与知识财产公共性的对立；新的技术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中包含着资本主义无法消化的社会伦理意义；从隔离墙到贫民窟的各种社会隔离形式。在这里，生态、知识财产和新技术包含着实现共产主义的公共条件，而社会隔离则表明资本主义总体性已经失败。齐泽克的政治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它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斗争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被抛弃者、弃民的革命性基础上的。所谓弃民，就是被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所排斥的剩余者，他们不是这个等级秩序的一部分，而是一个"非部分的部分"。弃民承担着神圣的救赎使命，"'非部分的部分'这一形象使我们面对我们处境的真实性；'伦理-政治'挑战就是承认我们自己就包含在这一形象之中"。他认为，"我们都是弃民"，是革命主体，我们就是我们要等的人。 齐泽克对共产主义的思考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从本体论上说，他忠于巴迪欧的事件哲学，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梦想。但同时他又认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内在论解释。问题在于，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条件是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和无产阶级，而齐泽克所依赖的是处在资本主义结构之外的弃民。虽然，"我们都是被排斥者"这一命题具有道德的感召力，但是，社会的被排斥者并非创造和运用"公共体"的能动主体，这种创造世界的客观条件和它的软弱无力的主体之间的断裂构成了齐泽克理论的阿基里斯之踵。 哈特、奈格里：重新诠释"公共体"的含义 奈格里和哈特在本次会议上发言的重心是重新诠释共产主义之"公共体"（the common）的含义。与齐泽克和巴迪欧所走的哲学道路不同，奈格里与哈特仍然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只是这一范式在他们那里是与福柯、德勒兹等人的生命政治学结合在一起的。 奈格里和哈特对共产主义思考的核心是当代非物质劳动中的公共性。所谓非物质劳动，是指一切生产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主体性的活动，它区别于传统的有形产品的物质生产，这种劳动包括一切智力和符号解释活动、情感和交流活动，如网络人员的劳动、空姐的服务、母亲照料孩子的活动等等。哈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剥削是通过流动资本对非流动资本的支配实现的，如资本相对于劳动来说是流动的，金融资本相对于工业资本是流动的，这正是今天资本主义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原因。马克思通过流动/非流动这对范畴解释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但哈特认为，今天解释社会冲突的核心范畴不再是流动与非流动性，而是物质财产与非物质财产。从理论上说，非物质劳动概念具有理论上的优势，非物质财产，如知识、情感等等，是可以共享的。符号的解释、情感交往和社会服务既创造价值又直接生产主体，在这里经济和政治不再存在鸿沟。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时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间接地成为社会劳动，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个人劳动才能直接地成为社会劳动。但在哈特看来，马克思所指的共产主义实现条件已经包含在当下的非物质生产形式之中。非物质财产当下就是公共性的，它在本质上与私有制相对立。哈特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无非是消灭私有财产的积极表达。共产主义不是对物的占有，而是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是从人出发并为了人而对我们的主体性的占有。他相信，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包含着公共体的萌芽。在我们时代谈论共产主义，核心问题不是物质财产的生产和分配，而是对非物质生产和公共财产中包含的人类本质和力量的重新占有。在他看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福柯生命政治学的结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假设，而是现实的存在，它的基础包含在劳动和生产的非物质化趋势之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哈特认为，资本主义的非物质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但是，与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差别是他认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私有财产，对社会主义来说是共有（public）财产，对共产主义来说是公共性（common）"。 奈格里的观点与哈特没有本质区别，他把自己的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共产主义者坚信历史总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总是同抵抗私有化和维护公共性联系的，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私有化形态，也造就了不同的共产主义斗争形式。第二，成为共产主义者意味着反对国家。奈格里认为，对国家的反对不仅指向所有形式的私有财产组织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且也反对公共组织，包括劳动力量异化的民族国家形式，因为共产主义意味着拒绝一切被控制的劳动。第三，成为共产主义者意味着建立一个不受资本剥削和国家支配的新世界。在这里，奈格里认为我们不能仅仅陶醉于神话式的决裂或事件，而要依靠劳动本身的主体性力量，依赖于非物质劳动。最后，奈格里认为共产主义是特殊的伦理学，是一种反对国家强制和资本剥削的伦理学。 哈特、奈格里的思考并非一无是处。他们不是把共产主义视为先验的假设和规范，而是理解为非物质生产的内在力量和公共性欲望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坚持的是一种内在论的历史理解模式。他们不是从社会的边缘去寻找共产主义的主体，而是在社会劳动这一核心领域思考共产主义主体条件的变化。然而，这一理论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他们看到了非物质劳动蕴涵的积极潜能，却没有看到新的劳动形式也为剥削提供了新的机会，新的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既是人的主体力量的提高，同样也可以为统治者提供新的社会控制手段；他们仅仅强调非物质劳动世界中主体性力量的提高，却没有看到物质劳动世界中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 总的来说，激进左翼思想家的观点存在着许多偏见，但他们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的时代努力恢复共产主义观念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理论与现实发生联系。《共产党宣言》强调，共产党人不应继续使共产主义处在幽灵状态，而应该公开地表达自己的共产主义愿望并赋予它以合理的理论形式。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共产主义从非现实性向现实性的转变，而当代激进左派走的却是相反的道路。"共产主义假设"本质上是"共产主义幽灵"形式的返回。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链接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年生，当代英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于1969年到牛津大学任教，长期担任牛津大学凯瑟琳学院沃顿英文和文学理论讲座教授，后任曼彻斯特大学英文讲座教授。其主要著作包括：《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瓦尔特·本雅明，或革命的批评》、《文学理论引论》、《批评的作用：从观察家到后结构主义》和《审美意识形态》等。这些著作在当代西方美学界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界都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以至于有人把他和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并称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三巨头。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又一位重要哲学家。他1937年出生于摩洛哥的拉巴特，1956年考入巴黎高师，并于1964年获得索邦大学的教师资格。在巴黎高师和索邦期间，阿尔都塞对巴迪欧的影响极其深刻。其主要著作有《模式的概念》、《存在与事件》、《伦理学》、《德勒兹：存在的喧嚣》等。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齐泽克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他曾任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许多知名高等院校的访问教授，活跃于各种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化批评国际学术讨论会，所到之处几乎都引起广泛注意。一些学者称其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詹姆逊说他"发出了一种不平常的声音，我们将在今后数年内反复聆听"。伊格尔顿则评价他是欧洲近十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主要作品有《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幻想的瘟疫》、《与齐泽克对话》等。（柘思/整理） 

张枣，1962-2010，湖南长沙人。当代著名诗人，德国图宾根大学文哲博士，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1988年在国内出版的诗集有 《春秋来信》，2000年获安高诗歌奖。2010年3月8日凌晨4时39分因肺癌在德国图 宾根大学医院去世。张枣十五岁即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外文系，后又在四川外国语学院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旅居德国，1996年获图宾根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在 德国和中国的几所高校讲授诗歌课程。1998年出版诗集《春秋来信》，2000年获安高诗歌奖。 *春秋来信 1 这个时辰的背面，才是我的家， 它在另一个城市里挂起了白旗。 天还没亮，睡眠的闸门放出几辆 载重卡车，它们恐龙般在拐口 撕抢某件东西，本就没有的东西。 我醒来。 身上一颗绿扣子滚落。   2 我们的绿扣子，永恒的小赘物。 云朵，砌建着上海。 我心中一幅蓝图 正等着增砖添瓦。我挪向亮处， 那儿，鹤，闪现了一下。你的信 立在室中央一柱阳光中理着羽毛-- 是的，无需特赦。得从小白菜里， 从豌豆苗和冬瓜，找出那一个理解来， 来关掉肥胖和机器-- 我深深地 被你身上的矛盾吸引，移到窗前。 四月如此清澈，好似烈酒的反光， 街景颤抖着组合成深奥的比例。 是的，我喊不醒现实。而你的声音 追上我的目力所及："我， 就是你呀！我也漂在这个时辰里。 工地上就要爆破了，我在我这边 鸣这面锣示警。游过来呀， 接住这面锣，它就是你错过了的一切。"   3 我拾起地上的绿扣子，吹了吹。 开始忙我的事儿。 静的时候， 窗下经过的邮差以为我是我的肖像； 有时我趴在桌面昏昏欲睡， 双手伸进空间，像伸进一付镣铐， 哪儿，哪儿，是我们的精确呀？ ......绿扣子。   何人斯 究竟那是什么人？在外面的声音 只可能在外面。你的心地幽深莫测 青苔的井边有棵铁树，进了门 为何你不来找我，只是溜向 悬满干鱼的木梁下，我们曾经 一同结网，你钟爱过跟水波说话的我 你此刻追踪的是什么？ 为何对我如此暴虐   我们有时也背靠着背，韶华流水 我抚平你额上的皱纹，手掌因编织 而温暖；你和我本来是一件东西 享受另一件东西；纸窗、星宿和锅 谁使眼睛昏花 一片雪花转成两片雪花 鲜鱼开了膛，血腥淋漓；你进门 为何不来问寒问暖 冷冰冰地溜动，门外的山丘缄默   这是我钟情的第十个月 我的光阴嫁给了一个影子 我咬一口自己摘来的鲜桃，让你 清洁的牙齿也尝一口，甜润的 让你也全身膨胀如感激 为何只有你说话的声音 不见你遗留的晚餐皮果 空空的外衣留着灰垢 不见你的脸，香烟袅袅上升-- 你没有脸对人，对我？ 究竟那是什么人？一切变迁 皆从手指开始。伐木丁丁，想起 你的那些姿势，一个风暴便灌满了楼阁 疾风紧张而突兀 不在北边也不在南边 我们的甬道冷得酸心刺骨   你要是正缓缓向前行进 马匹悠懒，六根辔绳积满阴天 你要是正匆匆向前行进 马匹婉转，长鞭飞扬   二月开白花，你逃也逃不脱，你在哪儿 休息 哪儿就被我守望着。你若告诉我 你的双臂怎样垂落，我就会告诉你 你将怎样再一次招手；你若告诉我 你看见什么东西正在消逝 我就会告诉你，你是哪一个     镜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十月之水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易经·渐》 1 你不可能知道那有什么意义 对面的圆圈们只死于白天 你已穿上书页般的衣冠 步行在恭敬的瓶形尸首间 花不尽的铜币和月亮，嘴唇也 渐渐流走，冷的翠袖中止在途中 机密的微风从侧面撤退 一缕缕，唤醒霜中的眉睫 就这样珍珠们成群结队 沿十月之水，你和她行走于一根琴弦 你从那天起就开始揣测这个意义 十月之水边，初秋第一次听到落叶 2 我们所猎之物恰恰只是自己 鸟是空气的邻居，来自江南 一声枪响可能使我们中断蒙汛 可能断送春潮，河商的妻子 她的眺望可能也包含你 你的女儿们可能就是她抽泣的腰带 山丘也被包含在里面，白兔往往迷途 十年前你追逐它们，十年后你被追逐 因为月亮就是高高悬向南方的镜子 花朵随着所猎之物不分东西地逃逸 你翻掌丢失一个国家，落花也拂不去 一个安静的吻可能撒网捕捉一湖金鱼 其中也包括你，被抚爱的肉体不能逃逸 3 爻辞由干涸之前的水波表情显现 你也显现在窗口边，水鸟飞上了山 而我的后代仍未显现在你里面 水鸟走上了山洞，被我家长河止 我如此被封锁至再次的星占之后 大房子由稀疏的茅草遮顶 白天可以望到细小手指般的星星 黄狗往缝隙里张望 我早已不在里面 我如此旅程不敢落宿别人的旅店 板桥霜迹，我礼貌如一块玉坠 如此我承担从前某个人的叹息和微笑 如此我又倒映我的后代在你里面 4 你不知道那究竟有什么意义 开始了就不能重来，圆圈们一再扩散 有风景若鱼儿游弋，你可能是另一个你 当蝴蝶们逐一金属般爆炸、焚烧、死去 而所见之处仅仅遗留你的痕迹 此刻你发现北斗星早已显现 植物齐声歌唱，白昼缓缓完结 你在停步时再次闻到自己的香味 而她的热泪汹涌，动情地告诉我们 这就是她钟情的第十个月 落日镕金，十月之水逐渐隐进你的肢体 此刻，在对岸，一定有人梦见了你     深秋的故事 向深秋再走几日 我就会接近她震悚的背影 她开口说江南如一棵树 我眼前的景色便开始结果 开始迢递；呵，她所说的那种季候 仿佛正对着逆流而上的某个人 开花，并穿越信誓的拱桥   落下一片叶 就知道是甲子年 我身边的老人们 菊花般的升腾、坠地 情人们的地方蚕食其它的地方 她便说江南如她的发型 没有雨天，纸片都成了乳燕   而我渐渐登上了晴朗的梯子 诗行中有栏杆，我眼前的地图 开始飘零，收敛 我用手指清理着落花 一遍又一遍地叨念自己的名字，仿佛   那有着许多小石桥的江南 我哪天会经过，正如同 经过她寂静的耳畔 她的袖口藏着皎美的气候 而整个那地方 也会在她的脸上张望 也许我们不会惊动那些老人们 他们菊花般升腾坠地 清晰并且芬芳     望远镜 我们的望远镜像五月的一支歌谣 鲜花般的讴歌你走来时的静寂 它看见世界把自己缩小又缩小，并将 距离化成一片晚风，夜莺的一点泪滴   它看见生命多么浩大，呵，不，它是闻到了 这一切：迷途的玫瑰正找回来 像你一样奔赴幽会；岁月正脱离 一部痛苦的书，并把自己交给浏亮的雨后的   长笛；呵，快一点，再快一点，跃阡度陌 不在被别的什么耽延；让它更紧张地 闻着，呓语着你浴后的耳环发鬓 请让水抵达天堂，飞鸣的箭不在自己 哦，无穷的山水，你腕上羞怯的脉搏 神的望远镜像五月的一支歌谣 看见我们更清晰，更集中，永远是孩子 神的望远镜还听见我们海誓山盟     娟娟 仿佛过去重叠又重叠只剩下 一个昨天，月亮永远是那么圆 旧时的装束从没有地方的城市 清理出来，穿到你温馨的身上 接着变天了，湿漉漉的梅雨早晨 我们的地方没有伞，没有号码和电话 也没有我们居住，一颗遗忘的樟脑 袅袅地，抑不住自己，嗅着   自己，嗅着自己早布设好的空气 我们自己似乎也分成了好多个 任凭空气给我们侧影和善恶 给我们灾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作   但有一天樟脑激动地憋白了脸 像沸腾的水预感到莫名的消息 满室的茶花兀然起立，娟娟 你的手紧握在我的手里 我们的掌纹正急遽地改变     蝴蝶 如果我们现在变成一对款款的 蝴蝶，我们还会喁喁地谈这一夜 继续这场无休止的争论 诉说蝴蝶对上帝的体会   那么上帝定是另一番景象吧，好比 灯的普照下一切都像来世 呵，蓝眼睛的少女，想想你就是 那只蝴蝶，痛苦地醉到在我胸前   我想不清你那最后的容颜 该描得如何细致，也不知道自己 该如何吃，喂养轻柔的五脏和翼翅   但我记得我们历经的水深火热 我们曾咬紧牙根用血液游戏 或者真的只是一场游戏吧   当着上帝沉默的允许，行尸走肉的金 当着图画般的雪雨阴晴 五彩的虹，从不疼的标本   现在一切都在灯的普照下 载蠕载袅，呵，我们迷醉的悚透四肢的花粉 我们共同的幸福的来世的语言 在你平缓的呼吸下一望无垠   所有镜子碰见我们都齐声尖叫 我们也碰着了刀，但不再刺身 碰翻的身体自己回头站好像世纪末 拐角和树，你们是亲切的衣襟   我们还活着吗？被损颓然的嘴和食指？ 还活在鸡零狗碎的酒的星斗旁边？   哦，上帝呵，这里已经是来世 我们不堪解剖的蝴蝶的头颅 记下夜，人，月亮和房子，以及从未见过的 一对喁喁窃语的情侣     楚王梦雨 我要衔接过去一个人的梦 纷纷雨滴同享的一朵闲云 宫殿春夜般生，酒沫鱼样跃 让那个对饮的，也举落我的手 我的手扪脉，空亭吐纳云雾 我的梦正梦见另一个梦呢   枯木上的灵芝，水腰分上绢帛 西边的飞蛾探听夕照的虚实 它们刚刚辞别幽居，必定见过 那个一直轻呼我名字的人 那个可能鸣翔，也可能开落 给人佩玉，又叫人狐疑的空址 她的践约可能中断潮湿的人   真奇怪，雨滴还未发落前夕 我已想到周围的潮湿呢 青翠的竹子可以拧出水 山阿来的风吹入它们的内心 而我的耳朵似乎飞到了半空 或者是凝伫了而燃烧吧，燃烧那个 一直戏睡在它里面，那湫隘的人   还烧烧她的耳朵，烧成灰烟 决不叫她偷听我心的饥饿 你看，这醉我的世界含满了酒 竹子也含了晨曦和皎月 它们萧萧的声音多痛，多痛 愈痛我愈是要剥它，剥成鼻孔 那么我的痛也是世界的痛   请你不要再听我了 我知道你在某处，隔风嬉戏 空白地的梦中之梦，假的荷花 令我彻夜难眠的住址 如果雨滴有你，火焰岂不是我 人同道殊，而殊途同归 我要，我要，爱上你神的热泪。     罗蜜欧与朱丽叶 他最后吻了吻她夭灼的桃颊， 便认定来世是一块风水宝地； 嫉妒死永霸了她姣美的呼吸， 他便将穷追不舍的剧毒饮下。   而她，看在眼里，急得直想尖咒： "错了，傻孩子，这两分钟的死 还不是为了生而演的一出戏？！" 可她喊不出，象黑夜愧对白昼。   待到她挣脱了这场噩梦之网， 她的罗蜜欧已变成另两分钟。 她象白天疑惑地听了听夜晚。   唉，夜莺的婚曲怎么会是假的？ 世界人声鼎沸，游戏层出不穷-- 她便杀掉死踅进生的真实里。     梁山伯与祝英台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他们每天 读书猜迷，形影不离亲同手足， 他没料到她的里面美如花烛， 也没想过抚摸那太细腻的脸。   那对蝴蝶早存在了，并看他们 衣裳清洁，过一座小桥去郊游。 她喏在后面逗他，挥了挥衣袖， 她感到他象图画，镶在来世中。   她想告诉他一个寂寞的比喻， 却感到自己被某种轻盈替换， 陌生的呢喃应合着千思万绪。   这是蝴蝶腾空了自己的存在， 以便容纳他俩最芬芳的夜晚： 他们深入彼此，震悚花的血脉。     爱尔莎和隐名骑士 她遇险的时候恰好正在做梦， 因此那等她的死刑不能执行， 她全心憧憬一个飘渺的名姓， 风儿叮咚，吹响了远方的警钟。   于是云开了，路移了，万物让道， 最远的水翡翠般摆设到眼前。 嗬，她的骑士赫然走近她身边， 还有那天鹅，令世界大感蹊跷。   可危险过后她却恢复了清醒， "这是神迹，这从天而降的幸福， 我平凡的心儿实在不敢相信。"   于是她求他给不可名的命名。 这神的使者便离去，万般痛苦-- 人间的命名可不是颁布死刑？     丽达与天鹅 你把我留下像留下一个空址， 那些灿烂的动作还住在里面。 我若伸进我体内零星的世界， 将如何收拾你隳突过的形迹？   唉，那个令我心惊肉跳的符号， 浩渺之中我将如何把你摩挲？ 你用虚空叩问我无边的闲暇， 为回答你，我搜遍凸凹的孤岛。   是你教会我跟自己腮鬓相磨， 教我用全身的妩媚将你描绘， 看，皓月怎样摄取汪洋的魂魄。   我一遍又一遍挥霍你的形象， 只企盼有一天把你用完耗毁-- 可那与我相似的，皆与你相反。   吴刚的怨诉   无尽的盈缺，无尽的恶心， 上天何时赐我死的荣幸？ 咫尺之遥却离得那么远， 我的心永远喊不出"如今"。   瞧，地上的情侣搂着情侣， 燕子返回江南，花红草绿。 再暗的夜也有人采芙蓉。 有人动辄就因伤心死去。   可怜的我再也不能幻想， 未完成的，重复着未完成。 美酒激发不出她的形象。   唉，活着，活着，意味着什么？ 透明的月桂下她敞开身， 而我，诅咒时间崩成碎末。     色米拉肯求宙斯显现 "如果你是人就求求你更是人 如果你不是如果除了人之外 一切都是神就请你给个明证 我一定要瞻一眼真理的风采！"   宙斯在他那不得已的神境中 有些惊慌失措，他将如何解释 他那些万变不离其宗的化身？ 他无术真成另一个，无法制止   这个非得占领他真身的美女， 除了用死，那不可忍受的雷电-- 于是他任凭自己返回进自己   唉，可怜的花容月貌，岂能抵御 这一瞬？！唉，这撮焦土惜未能见 那酒和歌的领队，她的亲生子。     在森林中 1. 几件你拖欠的事情， 乌云般把你叫到小山顶。 落叶的滑翔机， 远处几个跳伞的小问号蠕袅地落进 风景的瓶颈里。天气中似乎有谁在演算 一道数学题。 你焦灼。 钟声，钟声把一件无头的金铠甲 抛到森林的深处。那儿，雾 在秋风的边角运转着，启动 一个搁置的图像， 一个状如闹钟内部的温暖机房。 那儿，你走动。   2. 你走动，似乎森林不在森林中。 松鼠如一个急迫的越洋电话劈开林径。 听着：出事了。 天空浮满故障， 一个广场倒扣了过来。   你挂下话筒，身上尽是枫叶。   蘑菇，把古铜色的螺钉拧得更紧---- 使一家磁器店嵌入葱翠的自由大街， 使那些替死亡当侦探的影子 尾随进来。 他们瞥了瞥发票上的零， 身子分成好几瓣踅出玻璃旋门。 他们向右拐，指了指 对岸的森林。   迷离的蝴蝶效应。 正午，流水吹着笛子。 磁器皎洁的表情，多姿的芭蕾舞。 它们说:砸吧。我们什么也不说。   3. 你狂暴地走动。 那发票就攥在你手中， 你想去取回你那被典押的影子。 森林转暗，雨滴敲击着密叶的键盘， 你迷失。而 希望，总在左边。向左， 那儿，路标上一个哑默的抽象人 朝你点了点头； 绿，守候在树身里如母亲， 轻脆地拧着精确的齿条。 几只啄木鸟，边说边做， 一圈圈声波在时光中荡漾。   几只啄木鸟，充盈了整座森林，和 星期一。   4. 一圈空地。 长跑者停在那儿修理他呼吸的器械。 他的干渴开放出满树的红苹果， 飘香升入金钟塔，归还或断送现实。 他因干渴而深感孤独。他低头琢磨 他暖和的掌心:它仿佛是个火车站， 人声鼎沸。一群去郊游的孩子泼下几绺 缤纷的水柱。 光，派出一个酷似扳道工的影子站在岔道口。 他觉得他第一次从宇宙获得了双手，和 暴力。     父亲   1962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 还年轻，很理想，也蛮左的，却戴着 右派的帽子。他在新疆饿得虚胖， 逃回到长沙老家。他祖母给他炖了一锅 猪肚萝卜汤，里边还漂着几粒红枣儿。 室内烧了香，香里有个向上的迷惘。   这一天，他真的是一筹莫展。 他想出门遛个弯儿，又不大想。 他盯着看不见的东西，哈哈大笑起来。 他祖母递给他一支烟，他抽了，第一次。 他说，烟圈弥散着"咄咄怪事"这几个字。   中午，他想去湘江边的橘子洲头坐一坐， 去练练笛子。   他走着走着又不想去了， 他沿着来路往回走，他突然觉得   总有两个自己， 一个顺着走， 一个反着走， 一个坐到一匹锦绣上吹歌， 而这一个，走在五一路，走在不可泯灭的 真实里。   他想，现在好了，怎么都行啊。   他停下。他转身。他又朝橘子洲头的方向走去。 他这一转身，惊动了天边的一只闹钟。 他这一转身，搞乱了人间所有的节奏。 他这一转身，一路奇妙，也 变成了我的父亲。     边缘  像只西红柿躲在秤的边上，他总是 躺着。有什么闪过，警告或燕子，但他 一动不动，守在小东西的旁边。秒针移到 十点整，闹钟便邈然离去了；一支烟 也走了，携着几幅变了形的蓝色手铐 他的眼睛，云，德国锁。总之，没走的 都走了。 空，变大。他隔得更远，但总是 某个边缘：齿轮的边上，水的边上，他自个人儿的 边上。他时不时望着天，食指向上， 练着细瘦而谵狂的书法："回来！" 果真，那些走了样的都又返回了原样： 新区的窗满是晚风，月亮酿着一大桶金啤酒； 秤，猛地倾斜，那儿，无限 像一头息怒的狮子 卧到这只西红柿的身边。  枯坐 枯坐的时候，我想，那好吧，就让我   象一对夫妇那样搬到海南岛 去住吧，去住到一个新奇的节奏里-- 那男的是体育老师，那女的很聪明，会抄股； 就让我住到他们一起去买锅碗瓢盆时 胯骨叮当响的那个节奏里。 在路边摊， 那女的第一次举起一个椰子，喝一种 说不出口的沁甜；那男的望着海，指了指 带来阵雨的乌云里的一个熟人模样，说：你看， 那像谁？那女的抬头望，又惊疑地看了看 他。突然，他们俩捧腹大笑起来。   那女的后来总结说： 我们每天都随便去个地方，去偷一个 惊叹号， 就这样，我们熬过了危机。   (赠Y.L.)     狷狂的一杯水 薄荷先生闭着眼，盘腿坐在角落。 雪飘下，一首诗已落成， 桌上的一杯水欲言又止。   他怕见这杯水过于四平八稳， 正如他怕见猥亵。 他爱满满的一杯---那正要 内溢四下，却又，外面般   欲言又止，忍在杯口的水，忍着， 如一个异想,大而无外， 忍住它高明而无形的翅膀。   因此，薄荷先生决不会自外于自己，那 漫天大雪的自己，或自外于   被这蓝色角落轻轻牵扯的 来世，它伺者般端着我们 如杯子，那里面，水，总倾向于   多，总惶惑于少，而 这个少，这个少，这才是 我们唯一的溢满尘世的美满。   厨师 未来是一阵冷颤从体内收刮 而过，翻倒的醋瓶渗透筋骨。 厨师推门，看见黄昏像一个小女孩， 正用舌尖四处摸找着灯的开关。 室内有着一个孔雀一样的具体， 天花板上几个气球，还活着一种活： 厨师忍住突然。他把豆腐一分为二， 又切成小寸片，放进鼓掌的油锅， 煎成金黄的双面； 再换另一个锅， 煎香些许姜末肉泥和红艳的豆瓣， 汇入豆腐；再添点黄酒味精清水， 令其被吸入内部而成为软的奥妙； 现在，撒些青白葱丁即可盛盘啦。 厨师因某个梦而发明了这个现实， 户外大雪纷飞，在找着一个名字。 从他痛牙的深处，天空正慢慢地 把那小花裙抽走。 从近视镜片，往事如精液向外溢出。 厨师极端地把 头颅伸到窗外，菜谱冻成了一座桥， 通向死不相认的田野。他听呀听呀： 果真，有人在做这道菜，并把 这香喷喷的诱饵摆进暗夜的后院。 有两声"不"字奔走在时代的虚构中， 像两个舌头的小野兽，冒着热气 在冰封的河面，扭打成一团......     大地之歌   1. 逆着鹤的方向飞，当十几架美军隐形轰炸机 偷偷潜回赤道上的母舰，有人 心如暮鼓。 而你呢，你枯坐在这片林子里想了 一整天，你要试试心的浩渺到底有无极限。 你边想边把手伸进内裤，当一声细软的口音说： "如果没有耐心，侬就会失去上海"。 你在这一万多公里外想着它电信局的中心机房， 和落在瓷砖地上的几颗话梅核儿。 那些 通宵达旦的东西，剎不住的东西；一滴饮水　 和它不肯屈服于化合物的上亿个细菌。 你越想就越焦虑，因为你不能禁止你爱人的 咏叹调这天果真脱颖而出，谢幕后很干渴， 那些有助于破除窒息的东西；那些空洞如蓝图 又使邻居围拢一瓶酒的东西；那些曲曲折折 但最终是好的东西；使秤翘向斤斤计较又 忠实于盈满的东西；使地铁准时发自真实并 让忧郁症免费乘坐三周的东西； 那会是什么呢？ 诱人如一盘韭黄炒鳝丝：那是否就是大地之歌？   2. 人是戏剧，人不是单个。 有什么总在穿插，联结，总想戳破空虚，并且 仿佛在人之外，渺不可见，像 鹤......   3. 你不是马勒，但马勒有一次也捂着胃疼，守在 角落。你不是马勒，却生活在他虚拟的未来之中， 迷离地忍着， 马勒说：这儿用五声音阶是合理的，关键得加弱音器， 关键是得让它听上去就像来自某个未知界的 微弱的序曲。错，不要紧，因为完美也会含带 另一个问题， 一位女伯爵翘起小姆指说他太长， 马勒说：不，不长。   4. 此刻早已是未来。 但有些人总是迟了七个小时， 他们对大提琴与晾满弄堂衣裳的呼应 竟一无所知。   那些生活在凌乱皮肤里的人； 摩天楼里 那些猫着腰修一台传真机，以为只是哪个小部件 出了毛病的人，（他们看不见那故障之鹤，正 屏息敛气，口衔一页图解，蹑立在周围）；　 那些偷税漏税还向他们的小女儿炫耀的人； 那些因搞不到假公章而煽自己耳光的人； 那些从不看足球赛又蔑视接吻的人； 那些把诗写得跟报纸一模一样的人，并咬定 那才是真实，咬定讽刺就是讽刺别人 而不是抓自己开心，因而抱紧一种倾斜， 几张嘴凑到一起就说同行坏话的人； 那些决不相信三只茶壶没装水也盛着空之饱满的人， 也看不出室内的空间不管如何摆设也 去不掉一个隐藏着的蠕动的疑问号； 那些从不赞美的人，从不宽宏的人，从不发难的人； 那些对云朵模特儿的扭伤漠不关心的人； 那些一辈子没说过也没喊过"特赦"这个词的人；　 那些否认对话是为孩子和环境种植绿树的人；   他们同样都不相信：这只笛子，这只给全城血库 供电的笛子，它就是未来的关键。 一切都得仰仗它。   5. 鹤之眼：里面储有了多少张有待冲洗的底片啊！   6. 如何重建我们的大上海，这是一个大难题：   首先，我们得仰仗一个幻觉，使我们能盯着 某个深奥细看而不致晕眩，并看见一片叶 （铃鼓伴奏了一会儿），它的脉络 呈现出最优化的公路网，四通八达； 我们得相信一瓶牛奶送上门就是一瓶牛奶而不是 别的；   我们得有一个电话号码，能遏止哭泣； 我们得有一个派出所，去领会我们被反绑的自己； 我们得学会笑，当一大一小两只西红柿上街玩， 大的对小的说：Catch-up！"；   我们得发誓不偷书，不穿鳄鱼皮鞋，不买可乐； 我们得发明宽敞，双面的清洁和多向度的 透明，一如鹤的内心；   是呀，我们得仰仗每一台吊车，它恐龙般的 骨节爱我们而不会让我们的害怕像 失手的号音那样滑溜在头皮之上； 如果一班人开会学文件，戒备森严，门窗紧闭， 我们得知道他们究竟说了我们什么； 我们得有一个"不"的按钮，装在伞把上； 我们得有一部好法典，像 田纳西的山顶上有一只瓮； 而这一切， 这一切，正如马勒说的，还远远不够，   还不足以保证南京路不迸出轨道，不足以阻止 我们看着看着电扇旋闪一下子忘了 自己的姓名，坐着呆想了好几秒，比 文明还长的好几秒，直到中午和街景，隔壁 保姆的安徽口音，放大的米粒，洁水器， 小学生的广播操，剎车，蝴蝶，突然 归还原位：一切都似乎既在这儿。　 又在飞啊。 鹤， 不只是这与那，而是 一切跟一切都相关； 三度音程摆动的音型。双簧管执拗地导入新动机。 马勒又说，是的，黄浦公园也是一种真实， 但没有幻觉的对位法我们就不能把握它。 我们得坚持在它正对着 浦东电视塔的景点上，为你爱人塑一座雕像： 她失去的左乳，用一只闹钟来接替，她 骄傲而高耸，洋溢着补天的意态。 指针永远下岗在12:21， 这沸腾的一秒，她低回咏叹：我 满怀渴望，因为人映照着人，没有陌生人； 人人都用手拨动着地球； 这一秒， 至少这一秒，我每天都有一次坚守了正确 并且警示： 仍有一种至高无上...... 1999.（赠东东）       醉时歌     昨夜，当晚会向左袅袅漂移，酒 突然甜得鞠躬起来。音符的活虾儿 从大提琴蹦遛出来，又"唰"地 立正在酒妙处，仿佛欢迎谁去革命， 有个胖子边哭边从西装内兜掏出一挂鞭炮， 但没有谁理他。唉，不要近得这么远， 七八个你不要把头发甩来甩去， 茶壶里的解放区不要倾泻，绽碎， 不要对我鞠躬，鹿在桌下呦鸣， 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掂足，举杯，用 零钱的口吻对外宾说:"吃鸡吧"， 酒提前笑了。我继续向左漂移，我 就是那个胖子怎么也点不亮那挂鞭炮 我的心在万里外一间空电话亭吟唱， 是否有个刺客会如约而来地球 露出了蓝尾巴，只有一条湿腻的毛巾 递了过来，一叶空舟自寒波间折回。 东倒西歪啊，让我们从它身上 提炼出另一个东三省，一条高速路， 通向袅娜多姿，通向七八个你， 你叫小翠，这会儿不见了，或许 正偎着石狮朝万里外那电话亭拨手机， (她的小爱人约好来那儿等电话， 但他没来，她想象着那边的空幻)。 她回到这儿，四周正在崩溃，仿佛 对面满是风信子。一个老混混晃过来， 与谁干杯。性格从各人的手指尖 滴漏着，胖子的鞭炮还没点燃， 有人把打火机夺了过去，"我心里，" 胖子呕吐道:"清楚得很，不，朕，" 胖子拍拍自己，"朕，心里有数。" 刺客软了下来。厅外，冰封锁着消息。 "向左，向左，"胖子把刺客扶进厕所。 刺客亲了缺席一口，像亲了亲秦王。 秦王啊缺席如刺客。而我，像那 胖子，朝遍地的天意再三鞠躬；我或是 那醉汉，万里外，碰巧在电话亭旁， 听着铃声，蹀躞过来，却落后于沉寂， 那醉汉等在那空电话亭边，唱啊唱： "远方啊远方，你有着本地的抽象!"     卡夫卡致菲丽丝 1 我叫卡夫卡，如果您记得 我们是在M.B，家相遇的。 当您正在灯下浏览相册， 一股异香袭进了我心底。   我奇怪的肺朝向您的手， 象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 您的影在钢琴架上颤抖， 朝向您的夜，我奇怪的肺。   象圣人一刻都离不开神， 我时刻惦着我的孔雀肺。 我替它打开血腥的笼子。   去呀，我说，去帖紧那颗心： "我可否将你比作红玫瑰？" 屋里浮满枝叶，屏息注视。   2 布拉格的雪夜，从交叉的小巷 跑过小偷地下党以及失眠者。 大地竖起耳朵，风中杨柳转向， 火在萧瑟？不，那可是神的使者。   他们坚持说来的是一位天使， 灰色的雪衣，冻得淌着鼻血 他们说他不是那么可怕，伫止 在电话亭旁，斜视满天的电线，   伤心的样子，人们都想走近他， 摸他。但是，谁这样想，谁就失去 了他。剧烈的狗吠打开了灌木。   一条路闪光。他的背影真高大。 我听见他打开地下室的酒橱， 我真想哭，我的双手冻得麻木。   3 致命的仍是突围。那最高的是 鸟。在下面就意味着仰起头颅。 哦，鸟！我们刚刚呼出你的名字， 你早成了别的，歌曲融满道路。   象孩子嘴中的糖块化成未来 的某一天。哦，怎样的一天，出了 多少事。我看见一辆列车驶来 载着你的形象。菲丽丝，我的鸟   我永远接不到你，鲜花已枯焦 因为我们迎接的永远是虚幻-- 上午背影在前，下午它又倒挂   身后。然而，什么是虚幻？我祈祷。 小雨点硬着头皮将事物敲响： 我们的突围便是无尽的转化。   4 夜啊，你总是还够不上夜， 孤独，你总是还不够孤独！ 地下室里我谛听阴郁的   橡树（它将雷电吮得破碎） 而我，总是难将自己够着， 时间啊，哪儿会有足够的   梅花鹿，一边跑一边更多-- 仿佛那消耗的只是风月 办公楼的左边，布谷鸟说： 活着，无非是缓慢的失血。   我真愿什么会把我载走， 载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 那些打字机，唱片和星球， 都在魔鬼的舌头下旋翻。   5 什么时候人们最清晰地看见 自己？是月夜，石头心中的月夜。 凡是活动的，都从分裂的岁月   走向幽会。哦，一切全都是镜子！ 我写作。蜘蛛嗅嗅月亮的腥味。 文字醒来，拎着裙裾，朝向彼此，   并在地板上忧心忡忡地起舞。 真不知它们是上帝的儿女，或 从属于魔鬼的势力。我真想哭。 有什么突然摔碎，它们便隐去   隐回事物里，现在只留在阴影 对峙着那些仍然朗响的沉寂。 菲丽丝，今天又没有你的来信。 孤独中我沉吟着奇妙的自己。   6 阅读就是谋杀：我不喜欢 孤独的人读我，那灼急的 呼吸令我生厌；他们揪起 书，就象揪起自己的器官。 这滚烫的夜啊，遍地苦痛。 他们用我呵斥勃起的花， 叫神鸡零狗碎无言以答， 叫面目可憎者无地自容， 自己却遛达在妓院药店， 跟不男不女的人们周旋， 讽刺一番暴君，谈谈凶年； 天上的星星高喊："烧掉我！" 布拉格的水喊："给我智者。" 墓碑沉默：读我就是杀我。   7 突然的散步：那驱策着我的血， 比夜更暗一点：血，戴上夜礼帽， 披上发腥的外衣，朝向那外面， 那些遨游的小生物。灯象恶枭； 别怕，这是夜，陌生的事物进入 我们，铸造我们。枯蛾紧揪着光， 作最后的祷告。生死突然交触， 我听见蛾们迷醉的舌头品尝 某个无限的开阔。突然的散步， 它们轻呼："向这边，向这边，不左 不右，非前非后，而是这边，怕不？" 只要不怕，你就是天使。快松开 自己，扔在路旁，更纯粹地向前。 别怕，这是风。铭记这浩大天籁。   8 很快就是秋天，而很快我就要 用另一种语言做梦；打开手掌， 打开树的盒子，打开锯屑之腰， 世界突然显现。这是她的落叶， 象棋子，被那棋手的胸怀照亮。 它们等在桥头路畔，时而挪前 一点，时而退缩，时而旋翻，总将 自己排成图案。可别乱碰它们， 它们的生存永远在家中度过； 采煤碴的孩子从霜结的房门 走出，望着光亮，脸上一片困惑。 列车载着温暖在大地上颤抖， 孩子被甩出车尾，和他的木桶， 象迸脱出图案。人类没有棋手。。。。   9 人长久地注视它。那么，它 是什么？它是神，那么，神 是否就是它？若它就是神， 那么神便远远还不是它； 象光明稀释于光的本身， 那个它，以神的身份显现， 已经太薄弱，太苦，太局限。 它是神：怎样的一个过程！ 世界显现于一棵菩提树， 而只有树本身知道自己 来得太远，太深，太特殊； 从翠密的叶间望见古堡， 我们这些必死的，矛盾的 测量员，最好是远远逃掉。   纽约夜眺 I will go to the bank by the wood and become disguised and naked. --W.Whitman 手捧红鳟鱼攀登暗夜 纽约好比纽约，垂挂于 一滴热泪，飘向深渊 星象的心跳蟑螂般串动 脂肪中的防盗锁沿途 播种耳朵，宝石，逃脱 和你；挽着你的纽约王 你漫步在第五大道上 幽魂车队递来迷迭香 有关体态之痛的故事 全部屈服于眼影深处 但是，有甚么比成功更 色情的呢夜空飘来 一朵彩云，来自永恒的 偶尔安慰。看不见的你 和阙如的纽约王走着 未来酒吧镀金的内部 男女蝙蝠般吮吸着明镜 你用打火机招来火焰的 一朵，侍者之水鞠躬 历史的烟头一时找不着 左边或右边，便随手弹进 第三世界的烟灰缸里 半个情人余音袅袅 吻另半个，西维娅、普拉斯 她多么骄傲地憎恨赤裸 整体好比一颗生洋葱 剥倒中心，只见哭泣的皮 分解成旋转门，杀手路过 你难以脱身，像世界穿着 地铁的内裤停也停不下 死神，这珞钢的剪票员 下流地挡路，一个接一个 手捧红鳟鱼走进暗夜 你追踪你最知心的密友 一个有着易性癖的多梦者-- 磁铁的舞妹，诺言的蒙娜丽莎， 荡漾着悠远的神情 身上，帝国客观的粘黏物 被她舞落，飞溅于乌有乡 异想天开的身份之谜 神经里经营着灯红酒绿 她怎能觉察你这娉婷的 解放者，进来，露天消失 零星的外面抛赏给自杀者 他下坠，仿真，下落不明 获无恙，被大拇指，遥控器上 的瘾君子劫向图片的海绵垫 电视机，幸免者思想的批发站 里面那副Tarot扑克 正一一亮牌，请人认领 换牌：一个教师模样的 尴尬人，正预言似地突破 那法语字谜：鱼，Poisson "若漏掉当中的一个S 就成了毒品"，纽约王心想， "怪不得巴黎人吃鱼考究" "我这就去那葱茏的堤岸 去那儿袒露体魄和真容" 但世界能否好转可能的 慧特曼，哼着这自己之歌 驾驶幽灵中最短暂的出租车 运着几颗落魄的卫星人 从布鲁克林大桥上经过-- 乌云正给男式摩天楼 戴上呢帽，天使们擦窗 从布鲁克林大桥上经过-- 后视镜看见你，七窍出血 被几个黑影长久地，必然地 殴打着。你站着，平静注视 哪儿，哪儿是我的缪斯啊 爱着，忍着，问着，我 手捧红鳟鱼深入暗夜 你口含一泓沁泉，开放了 雕像上空破晓的为什么 1994 祖国丛书 那溢满又跪下的，那不是酒 那还不是樱桃核，吐出後比死人更多挂一点肉 井底的小男孩，人们还在打捞 直到夜半，直到窒息，才从云嘴落地的 那只空酒瓶，还不是破碎 人类还容忍我穿过大厅 穿过打字机色情的沉默 那被拼写的还不是 安装在水面又被手打肿的 月亮的脸；船长呵你的坏女人 还没有打开水之窗。而我开始舔了 我舔着空气中明净的衣裳 我舔着被书页两脚夹紧的锦缎的 小飘带；直到舔交换成被舔 我宁愿终身被舔而不愿去生活 1992     姨   那看望姨的来自这个世界 他进来像一个黑夜 我们的房间充满美丽的呼吸 而姨的脸，退避并且羞怯 那看望姨的是光洁的额头 我多年后的额头 他面对姨坐下 像我今天这样坐下 忧伤的磁石有如大晴天的暗礁 吸住开水，气候和狐狸 挠每天都把他眺望 像我每天都盼望你 多年以后，妈妈照过的镜子仍未破碎 而姨，就是镜子的妹妹       早春二月 太阳曾经照亮我；在重庆．一颗 露珠的心清早含着图像朵朵 我绕过一片又一片空气；铁道 让列车疼得逃光，留杜鹃轻歌 我说，顶峰你好，还有梧桐松柏 无论上下，请让我幽会般爱着 在湖南，阳光照亮童年的眼睛 我的手长大，抚摸的道路变短 尘埃绕城市臭晨地跳循环舞 喇叭保弟弟，车轮就是万花筒 换牙的疼变成屁股上的伤疤 果实把我捉到树上，狠狠把我 摔落。哎，我感到我今天还活着 活在一个纸做的假地方；春天 咕咕叫，太阳像庸医到处摸摸 摸摸这个提前或是推迟了的 时代，摸摸这个世界的乌托邦 哎，潜龙勿用，好比一根烂绳索。     那使人忧伤的是什么 那使人忧伤的是什么 是因为无端失落了一本书 你记得-- 曾经为那些新页的气味激动不已 它曾带着许多声音和眼睛进入你 它有被忽略的角落 而你曾在那儿躲藏 让别人的呼吸匆匆掠过 你不冷，腊月也有阳光 现在连那些插图也不见了 你想象上面的葡萄藤和少女 你想起一个孤独的英雄在流血 你花一整天时间寻找它 你让架上的书重新排列组合 你感到世界很大 你怀疑它是否存在过 那令人忧伤的是什么？   灯芯绒幸福的舞蹈 1 "它是光"，我抬起头，驰心 向外，"她理应修饰。" 我的目光注视舞台， 它由各种器皿搭就构成。 我看见的她，全是为我 而舞蹈，我没有在意 她大部分真实。台上 锣鼓喧天，人群熙攘； 她的影儿守舍身后， 不像她的面目，衬着灯芯绒 我直看她姣美的式样，待到 天凉，第一声叶落，我对 近身的人士说；"秀色可餐。" 我跪下身，不顾尘垢， 而她更是四肢生辉。出场 入场，声色更达；变幻的器皿 模棱两可；各种用途之间 她的灯芯绒磨损，陈旧。 天地悠悠，我的五官狂蹦 乱跳，而舞台，随造随拆。 衣着乃变幻："许多夕照后 东西会越变越美。" 我站起，面无愧色，可惜 话声未落，就听得一声叹喟。 2 我看到自己软弱而且美， 我舞蹈，旋转中不动。 他的梦，梦见了梦，明月皎皎， 映出灯芯绒--我的格式 又是世界的格式； 我和他合一舞蹈。 我并非含混不清， 只因生活是件真事情。 "君子不器，"我严格， 却一贯忘怀自己， 我是酒中的光， 是分币的企图，如此妩媚。 我更不想以假乱真； 只因技艺纯熟(天生的) 我之于他才如此陌生。 我的衣裳丝毫未改， 我的影子也热泪盈盈， 这一点，我和他理解不同。 我最终要去责怪他。 可他，不会明白这番道理， 除非他再来一次，设身处地， 他才不会那样挑选我 像挑选一只鲜果。 "唉，遗失的只与遗失者在一起。 我只好长长叹息。     猫的终结 忍受遥远，独特和不屈，猫死去， 各地的晚风如释重负。 这时一对旧情侣正扮演陌生， 这时有人正口述江南，红肥绿瘦。 磋之来世，在眼前，展开，恰如这世界。 猫太咸了，不可能变成 耳鸣天气里发甜的虎。 我因空腹饮浓茶而全身发抖。 如果我提问，必将也是某种表达。     悠 悠     顶楼，语音室 秋天哐地一声来临， 清辉给四壁换上宇宙的新玻璃， 大伙儿戴好耳机，表情团结如玉， 怀孕的女老师也在听。迷离声音的 吉光片羽： "晚报，晚报"，磁带绕地球呼啸快进。 紧张的单词，不肯逝去，如街景和 喷泉，如几个天外客站在某边缘， 拔弄着夕照，他们猛地泻下一匹锦绣： 虚空少于一朵花! 她看了看四的 新格局，每个人嘴里都有一台织布机， 正喃喃讲述同一个 好的故事。 每个人都沉浸在倾听中， 每个人都裸着器官，工作着， 全不察觉。    入 夜     那竖立的，驰向永恒 花朵抬头注目空难 靠着冷眼之墙打个倒立 童年的玩意儿哗然泻地 横着的仍烂醉不醒 当指南针给远方喂药 森林里的回声猿人般站起 空虚的驼背掀揭日历 物质之影，人们吹拉弹唱 愉悦的列车编织丝绸 突然，那棵一直在叶子落成的托盘里 吞服自身的树，活了，那棵 曾被发情的马磨擦得凌乱的大树 它解开大地肮脏的神经 它将我皓月般高高搂起 树的耳语果真是这样的： 神秘的人，神秘的人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深知 你是你而不会是另一个 

现在搁在我们面前的题是相当大的。直接的对象是20 - 30 年代的"革命文学",但"革命文学"也就是革命运动即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20 世纪是历史上第一次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出现了,而其大部分崩坏、解体了的世纪。现在世界上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时的梦,"革命文学"也是一时的梦,没有再探讨的价值。但我不这么想,而且有些人趁着这气氛赞美、歌颂现在的情势主张,人本是利己的动物,以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就是最适合于人、能顺利地引出人之力量的社会;重视"平等",以"平等"为目标的想法不过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保守"力量。然而,看这些潮流,听这些意见,我就想起鲁迅鼓励许广平的一句话:"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 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诚然,20 世纪的20 - 30 年代,包括当时有最高智力的人们在内的不少人心怀的希望和憧憬里也含有过大的希望甚至于幻想的成分,那是后来数十年的历史残酷地证明的。但从20、30 年代到20 世纪末,经过了70 - 80年的时间,我想如果历史上的一切现象都经过半世纪以上才能表示其本性,那么半世纪以后,什么世界等着人类,现在不能知道。当然我不是单纯的"未来不可知论"者,更不是"光明黑暗交代论"者。如果靠着那样的想法,那就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我要主张的不过是: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但别的一方面财富集中于少数的人,贫富隔差日益扩大,把社会分为"强者"与"弱者"、"胜利者"与"失败者"那样的社会) 决不是(和不能是) 最近于人类理想的社会。我相信人类的智慧不那么微薄。当然,我也承认只相信人类的智慧是无力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冷静且大胆地检讨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弱点和失败的原因。我以为这原因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有理论上、理想上等等复杂的原因。当然把这些问题一下子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今天要考虑的只是从文学的方面,尤其是文学运动、文学理论中看得见的思考倾向、思想方法。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整个问题之很小一部分,但至少那含有接近整个问题的线索。作为具体的对象,要重新想一想鲁迅。为什么现在再一次提出来鲁迅? 因为我认为:在中国和日本我们都一直重视鲁迅,然而还有点没学完的方面。鲁迅在他生平的"后面",容纳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是众所周知的,我也写过,基本上同意于这种想法。但是,我常常也说,鲁迅把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方面容纳? 他的后期思想有没有什么特色? 如果有,那是什么特色?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特别是文化界的"左倾"想法越来越强,甚至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发展的工作是党中央的任务,不是一般的学者、研究人员的任务这样的想法也扩大了以后,连提起鲁迅的思维方法有没有个人特色的问题的本身,也被看做有点敏感的性质的气氛都出来了。(这种气氛在日本也有,虽然程度上有差异)这次我想把鲁迅的关于"革命文学"的几句言论重新读起来,谈一谈他言论的特色。1. 　关于"左翼文学"之历史意义的评价:资料1 - 2 (以下的原文都本来周知,不必引用,但这次讨论会记录的读者不一定是专家,为了他们的方便,只把特别必要的部分在别纸印作资料) 这3 种是表示鲁迅对"左翼文学"的基本评价。A - 1 从开头到" --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一文,明晰和的确指出了中国"左翼文学"之特色和"知识的青年们"在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学史里的作用和意义。但经过了"文革"后,随着批判"左倾"的气氛增大,把鲁迅看做"偏激"的看法也出来了。一部分人把资料2 中的"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的一文解释为鲁迅无视或者轻视"左翼文学"以外的文学的表现。我不能同意这种见解,我以为,关于这句话,必要考虑这是座谈会上该报告所附资料。以下均同。两个方面:第一,鲁迅接着这么说:"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鲁迅在这里要说的是统治势力对他们的镇压就是压杀中国文学的难得宝贵的年青的力量。这一文是鲁迅对统治势力的愤怒和对被杀的年青文学者的悲伤之表现。资料3 是很有意思的资料,对斯诺提出的第三问,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家和诗人是谁,鲁迅作家里跟茅盾、丁玲他们一起,举出了沈从文,诗人里举出了冰心、胡适、郭沫若。可见鲁迅并没有无视左派以外的作家、诗人。这篇文章还有一句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A - 3 下方3 行"就本质而言,文艺复兴和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运动"。鲁迅所谓的"左翼倾向"不是由创造社、太阳社的主张才出现的,而是五四文学革命早已具有的。换句话说:鲁迅的"左翼倾向"的范围比后来的一般的用法广一点。我认为鲁迅这样用法,也有道理。有兴趣的是,日本左翼作家宫本百合子也在她的一篇评论题为"春桃"(读了包括许地山的《春桃》在内的日译中国短篇集,小田岳夫编《现代支那文学杰作集》(1941. 7 春阳堂书店) 的感想里写道:"(这些短篇小说) 都继承了鲁迅以来的'对人民的生活的一种似乎民粹派的传统'。"在这里,宫本把"民粹派"这个词用为赞词,她的看法和鲁迅的看法之间有共通的因素。2. 　鲁迅关于"左翼文学"的发言:这种发言很多,只就有代表性的几句谈一谈。资料B - 1 和2 ,都是反对"为宣传的文学",但同时,他也说:发抒作者自己的意见,结果带着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乍一看,他这个意见好像是太当然的,本来不用说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作者的意图或者动机与作品的艺术性之间的矛盾"这个广大问题的一部分,几乎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对于"文学"家,这个问题一直是不能忽视的问题。那是为什么呢?"左翼文学"家大多往往有比较强力的使命感,也可以说是原因之一个。"左翼"本来是以改革为目的的,所以作为文学家,也想尽可能明白地表现他(或者她) 的动机。加之,这样的倾向是越来越厉害。在苏联,在中国,在日本等诸国,虽然各有各国的差异", 左翼文学"家的要求都有几乎一样的倾向。在现在看来,鲁迅到了加入左联之后,还保持着资料B - 6 的见解,是值得注目的。他虽然附上若干的希望、劝诫,也明确地指出:"我想,两位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年青的沙汀和艾芜与鲁迅的关系使我们日本人联想小林多喜二和志贺直哉的关系。但时间和篇幅有制约,关于这个问题不能不从略,简单地说,白桦派的作家志贺直哉信赖左翼文学作家小林多喜二而劝诫他说"有主人的文学是不好"。当时日本的有些"左翼"里骂志贺说"小资产阶级作家",小林却并没有反驳,继续保持对志贺的尊敬。志贺听了小林被特高警察虐杀的消息,也在日记里写愤激之语和"忽然觉得他们的意图可能实现"。我想,关于详细,最好是如果以后有时间,请祖父江先生谈一谈。志贺反对"有主人的文学",鲁迅否定"为宣传的文学"。虽然这两句话的意思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都认为从作者的内面自然地喷出才是有价值的文学这一点,他们是一致的。我重视这一点的理由是因为在中国(在日本也是) 的"左翼"里,把这种意见看成"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倾向强大,作品和作家内面有没有必然的关系的问题往往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的看法就是这样(问题复杂,请容许我简单化一点说)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认为,一切思想都有阶级性,对各种现象的价值判断是被阶级性决定,在作为未来的阶级的无产阶级来看,认真的描写和宣传之间不会有矛盾。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来看,那些矛盾已经"扬弃"了。这样的想法之基础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的信赖。日本的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曾经指出:日本的知识界由马克思主义头一次学习了一种新的课题和解决这个课题的方法:就是要把握社会的现实时,不仅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例如政治、经济、思想等等) ,还要学习各个方面互相的关联,综合地考察整个现实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保有的"体系性"助长了这些倾向。(为了节省篇幅,不敢翻译原文,引用者节译了。如果和原文不一致,责任在引用者。)以上是关于日本的思想情况的解释,中国的思想情况和日本并不一样。但在中国,有比在日本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那就是对苏联的印象的差异。苏联是打倒沙皇,否定帝制的结果产生的国家。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一直受过天皇制教育的一般国民来看,十月革命带来的印象是可怕的。在中国,情况不一样。"革命"这个词本来没有不好的印象,即使不能说完全没有,至少和日本的群众保有的警惕,有较大的差异。而且,中国是刚刚打倒清朝成立的"民国"。建国后不久苏联政府宣布把沙皇俄国从清朝夺取的诸权益归还这个事实,又给中国国民以很强的印象。加之,"革命文学"这个词登场提出来的20 年代,正是承继孙文提起的"三大政策"开始的"国民革命"时期,这个词意味着"国民革命的文学"。尤其是积极参加国民革命的年青文学家把作为苏联之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看做理想的思想、辉煌的理论也是有道理的。这么看来,可见虽然日中思想情况有不小的差异,两国的年青知识人却共通地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为几乎完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应该一个劲儿学习的对象,其理解往往是公式的、机械的,也是难免的。在那样的思想气氛里生活的他们,很可能觉得: 鲁迅所说的"为宣传的文学是无力的"这种话才是无力的,没有正中要点的话。在当时的他们看来,"宣传"就是宝贵真理的传达,对民众的启蒙。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还没有充分详细的理论,是他们想也想不到的事情。鲁迅(志贺也是) 所提出的问题可能是关于文学怎么能影响人的精神,文学里的什么成分有能动人的力量这个复杂微妙的问题。在现在谁也不能简单地回答的问题。虽然如此,当时年青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作家"们以为这个问题已经旧了,详细地研究、考虑是不必的而走过了。其实,鲁迅自己已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线索,虽然用间接、若无其事的方法。那就是资料B - 4 (11/ 14) 。知道叶永蓁的人近来几乎没有。《小小十年》也比较难找。到了1985 年才出版了包括这篇小说在内的《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比较容易读到了,但关于细节,现在从略。资料B - 4 特别值得注目的是引用的冒头的4 行和从第8 行到第10行。他说:"他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 却又正是脱出了自己的衣裳。"(11/ 15) 乍看,可能有些人以为：这句话只是关于文章表现上的问题,但把下文读下来,我们又能知道那不只是文章表现的问题,正是思想上的态度问题。鲁迅从别的方面又指出了"左翼文学"往往显示的弱点。资料B - 5 ,他说"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老实说,我一直认为:鲁迅劝诫的这个问题即"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就是其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充分地继承的部分。这篇评论的题目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也容易引导读者之关心到鲁迅反驳梁实秋否定文学有阶级性的方面,所以读者大都放过了鲁迅这句话的意义,也有理由。但从别的一面来看,读者的关心倾向于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那本身表示他们的关心主要是集中于"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么看文学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往往想:已经有完美的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学习的对象,照那体系的指示来思考是好"马克思主义者"的标识。他们往往以为:鲁迅所说的"着力"之内容,不过是文章表现等等的技术。其实鲁迅指出的中心不在那里,而在文学者应该着力的是他叫自己的眼睛更正确、更深刻、更敏锐。诚然,鲁迅也常常说为革命文学要"革命人",但同时,他也再三指出了革命人是难得的,不是自己以为就能成的。例如,他说:"从这一阶级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 4,《三闲集》,《全集》第4 卷第136 页) 经过了"三反五反"及其他的思想运动的人往往把这句话跟群众大会上的"坦白"的光景接合起来,但鲁迅指出的作家所写的内容的问题,也就是那是否从他的内面冒出的问题。篇幅和时间的余裕已经不多了。最后我想,这样看来之后对20 世纪的包括"革命文学"在内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初步的思考谈一谈。第一,要再一次确认: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而不变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就此,已经有不少的指摘,原来"辩证法"就是这样,也有"怎样的真理也被一步夸张时,就转为反对物"的话,但20 世纪的实际历史上,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也有未解决的问题的例子是不少的,特别是关于文学艺术等等文化问题,这样的倾向很强。我想,在这一点,鲁迅的态度有很深的参考价值。第二,要正确认识历史的意义时,需要长的时间尺度。关于这一点,我想看一看鲁迅和瞿秋白的论争。资料B - 7《关于翻译的通信》就是例子。瞿秋白和鲁迅的互相信赖与尊敬的事实是被称为"革命的友谊"而很有名的。但我读了这次通信,感兴趣的倒是他们两个人之中的不一致或者对立。他们都主张在中国必要更新的现代言语,但是瞿秋白主张:"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鲁迅不赞成瞿秋白,说:"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他这样主张的根据是中国还有文化水平上和地域上的很大差异的事实。他又说:"什么人全都懂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这分歧是从哪里来的? 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年龄之差。瞿秋白是1899 年生的,比鲁迅年轻18 年,几乎一世代的差。一般的说,年轻人对于理论喜欢彻底,对于事情喜欢变化、发展得快;虽然如此,另一个,有更强的力量的大概是对历史是急速地发展这种思想的确信。鲁迅倒知道为了变革中国,有很多、很大的困难。他不能相信中国的历史的发展能像瞿秋白所说那么快。从别的方面来说,瞿秋白作为年青"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和确信"普洛列塔里亚"的胜利快来。鲁迅虽然在一方面承认未来社会之指导力量是"普洛列塔里亚",但经常从中国文化(包括社会的习惯、想法等在内) 整个儿地变革进行思考的他,不能相信历史的发展像瞿秋白说的那么快。乍看,这个变异好像是"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和还没有完全受容"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的差异,可是,如果"革命"不只是夺取政权,还要变革整个文化的话,可以说鲁迅的思考方法比瞿秋白还全面、深刻。至于关于这些问题,看过20 世纪后半的历史的人,以为鲁迅比瞿秋白还正确地认识中国的现实也有道理。最后就我刚才说的看历史时必要的时间尺度,想做一点补充。我在开头也写过,20世纪末以来,把世界的广大人民引导于对社会主义的失望和对资本主义的赞美的气氛。然而如果20 - 30 年代的看法包括不少的幻想的话,现在,就是20 世纪末刚刚出来的这种看法,也可能是一种幻想。我想,这不只是个人的希望,而是对人类的进步的确信。从法国革命以来,在经过了200 年以上的历史之中获得,成长过来的人类的权利意识和对"平等"的要求,不会是那么脆弱。〔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对自由主义民主来说，有没有什么一致和可辩护的替代性选择？从内外两个视角出发，作者探讨了使改良的民主集中制合法化的可能性；其中，民主集中制是当前中国政治组织的官方组织原则。内部视角建立在当代中国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而外部视角则批判性地援引了罗尔斯关于"合宜社会"的观点，将其作为自己的标准。顺着这一方法，作者对于一个"合宜社会"所能支持的多元化的种类和程度，以及可能促使中国实现一个真实的及（或）合宜的民主集中制的特殊制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通过全盘考虑内外两个视角，以及它们相互渗透和批判性知晓的程度，作者主张，我们可以致力于一种全球性哲学，它既不对替代性的政治转轨做事先的判断，也不受错误的观念性障碍的困扰。

中国改革日益显示出系统性，不同领域改革的互动也越来越明显。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改革在多领域互动的一个主要动因在于全社会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它同时推进着民生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公众的公共参与。社会公正诉求兴起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公正追求的普遍支持，以及社会公正成为改革事业的一个核心目标，正在改变中国改革事业的地形，包括整体性改革的地形。对于十年前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在打破"铁饭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1990年代后期，当时的社会思想对社会公正诉求还存在严重分歧，不少人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到一定程度或者还没基本完成，不能拿社会公正或者环保这类的话题来批评和反思中国的发展进程，否则会阻碍改革和发展。沧海横流，风从草偃，现在氛围、人心或者言辞都有了变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追求社会平等和群众参与是社会主义意识的两个关键内容。对社会公正诉求的普遍认同，对基层民意的日益重视，以及基层民意在政策决策和日常事务中的声音越来越响，这些都显示目前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意识进入了近二十年来的上升周期。俄新社3月9日的报道称，"西方希望中国多些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政府重视收入合理分配问题这一政策得到不少外国投资者和观察家的支持，因为它将有助于提高中等阶层的购买力，帮助中国进一步拯救世界，西方和东方都希望中国制定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这一观察有其道理，世界也并非一成不变。社会公正诉求的兴起必然会带来系统性变化，包括政府作用、网络民意、土地财政、国企角色等方面，而且这些变化与社会公正诉求比较低沉的时期的潮流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公正诉求逐渐获得较普遍的社会认可的同时，随公正诉求兴起而来的各种变化则聚集了诸多争议（此次两会上大多重要争论都与此有关），这是中国改革进入自我调整时期的标志性表现。理解这些变化及争议，都需要联系社会公正诉求兴起这一基础性变化。从2003年以来对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以及三农问题等民生难题的关注和讨论，到近两年直接提出社会分配不合理这一根本性问题，意味着社会公正诉求从一般表现向基本成因的拓进。与此相应的最为直接、也是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重构，在关系民生的热点领域更多的是发挥政府的作用来追求社会公正。目前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化的轨迹，既不是完全否定市场的作用，也不是进一步压缩政府作用的空间，而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政府的作用的确也在不断加大，而且政府调动的公共资源随着民生投入的增加而大幅增加。也就是说，目前在民生领域达成社会公正的努力，主要并不是通过市场自动调节的方式进行的。此前最有影响的思路是市场发展通过"涓滴效应"会实现社会平衡，不需政府介入，但需要一些时间。然而，民众对于"新三座大山"之类的难题的强烈反应，意味着社会已经对这样的承诺失去耐心，甚至基于所见的分化不断的现实，已经不相信这一承诺在可见的未来会有自动实现的一天。毕竟，人们在希望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的同时，还要求相对的平等和公正。政府之手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出场，来平衡和对冲市场发展所带来的优胜劣汰的自然趋势。 国企的改革箭在弦上 社会保障支出和民生事业的摊子越来越大，意味着政府需要聚集更多的资源。政府投入民生事业的资源从何而来，这是目前问题的焦点所在。一般来说，主要渠道包括税收、举债、国有资本的经营性收入、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以及各种存量资产等等。目前舆论主要的争论点在于垄断国企和土地财政。如果根据对土地财政和国企的强烈批评，土地财政和国企营收对政府支出的贡献大幅削减，则税收和政府举债得有大幅提升。但增税同样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毕竟这会大大降低中小企业的活力，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令其雪上加霜；至于地方债务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不少忧虑。而卖空存量资产，恐怕也不可持续。 这是不少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土地财政的基本背景。但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不断推高房价也没有太大空间，至少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政府已经面临调控房价的强大社会压力。无论是大建公租房，还是建廉租房，还是经济适用房，政府不得不为解决社会民生问题而做出妥协，从土地财政中切出一块投入民众的基本居住保障领域。国土资源部在两会期间出台规定，要求各地确保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保障性住房、棚户改造和自住性中小套型商品房建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即是明显的信号。 在土地财政因为千夫所指而不得不逐渐向民生住房倾斜的情况下，如果税收和政府债务没有大幅增加，国企必然会成为今后各级政府"开发"的重点。近年来中大型国企的大发展已经包含了这样的信息。而且晚近对国企的批评风起云涌，也在推动国企更多地为国家投入民生领域做出贡献。 目前对国企的批评有不同的重点。一种是彻底否定国企存在的合理性，这类批评的吸引力已经大大减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政府投入社会事业的资金来源必然会越来越倚重国企，而且大中型国企改制因为风险巨大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另一种是批评垄断国企员工收入与社会一般人群收入的严重失衡。再一种是批评垄断国企没有尽到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近日犀利地指出，现在很多垄断行业的国字头企业，"动不动就以长子自居，我很反感，你要是长子你就要管家，你不能占尽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市场竞争优势，但又不担风险不管家里的穷人。"无论批评垄断国企收入高，还是不对国家做贡献，都有助于推动近年来崔之元等学者所呼吁的国有企业的社会分红。而且，对政府拿国企分红来投入民生领域、填补"土地财政"逐渐转型留下的空白而言，这些批评和压力事实上对政府施政是有利的。 可以预期，国企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不过方向并不是改制，而是国企通过增加对国家的分红而真正成为"共和国长子"，真正体现公共资产的公共性，真正让公共资源的营收使用社会化。在这个意义上，"重庆模式"已经先行一步，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范本，其中的关键在于，由于近年来重庆的国资运营全面增值，国资在工业、金融和基础设施上形成了"四三三"结构，加上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相结合，重庆市政府有条件并不依赖短期"土地财政"。根据重庆市长黄奇帆的介绍，重庆严控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1╱6，中低档商品房不超过房价的1╱5，而高级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目前重庆主城平均房价低于同类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而且投入资源大建公租房，这些都显示，重庆突破"短期土地财政"的努力已有成效。 公共政策辩论的繁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公正诉求的全面兴起不仅推动经济领域的变革和调整，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一大表现，并带动了公共政策辩论的繁荣。 网络时代到来之后，民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崛起，国家领导人和各地领导人与网友直接交流、通达民情，已经成为常态。以往，普通民众的声音在日常决策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表达在技术上有难度，毕竟一般媒体的表达是有一定门槛的；要在没有网络的条件促成普通公众的表达，也容易被认为是乌合之众的喧哗（比如所谓"大民主"）。普通公众在网络平台上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之后，在市场时代倾向于优胜劣汰的大环境下，中心主题自然有关社会分化，社会公正诉求于是成为近年来网络民意崛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并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核心出发点。网络民意的崛起与公正诉求的兴起存在共生关系。 但是怎样实现社会公正，普通民众与其他社会群体、普通群众之间意见分歧经常很大。这种分歧一方面带来了政府的变化，政府既要重视民意，但是究竟听谁的、听了以后如何有主见，成为新的课题；另一方面，政府因为在民生问题上的核心责任，面临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政府如何看这些压力，如何处理这些压力，是目前建构新的官民关系的关键所在。 

 一个脏的故事，可是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  ──《沉香屑──第二炉香》一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句貌似天真又不无炫耀的名言，激励了后来无数少男少女急匆匆出书扬名，其实一早泄露了张爱玲的写作与"时"之间的核心秘密。决非抽象的"时不我待"或"一寸光阴一寸金"，或"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励志，而是切切实实的，"过了这村，没有那店"的焦虑：过了处女作发表时的兴奋期，"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卒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不光是"时"，而且是"势"。尽管用的是"时代"、"文明"等大字眼，这"时势"，却应该历史而具体地理解为张爱玲所处的上海战时写作环境。而这环境，是因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那次战争而构成的。其实当时以及后世的论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反复提到了这一点。  迅雨（傅雷）开宗明义，劈头就说："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他指责一般读者只会说说"突兀"呀"奇迹"呀，"也许真是感到过于意外而怔住了"。"有分析头脑"的批评家却有责任说明"奇迹"的来龙去脉。据说傅雷读了《金锁记》之后，是在朋友们之间兴奋地奔走相告的。究其实，迅雨的长文正是如此挺身而出，从技巧、心理、思想诸方面仔细解说了这"奇迹"，并且在结尾时表达了对"奇迹"有"好收场"的期盼。 对如日中天的新秀作家谈论"收场"的好坏，显非吉兆。莫非傅雷从左翼，也敏感到了那时代崩坏的不祥的惘惘威胁？当时另一位批评家顾乐水（章品镇）称赞迅雨的文章以"安稳的论据和适度的推誉"，说明了张爱玲的出现"是新文学运动发轫以来各种养料的酝酿的一种结果"。也许是受了傅雷的感染，结尾的时候，文章用的是同样不祥的比喻：    让我再重复一遍个人的期望吧：是这样连绵雨的日子，是这样丑陋的枝干上的花朵，如要求她健康地成长，那么就应当剪撷了蔓生的装饰音，废弃黄金律的构图法，步入一个博大深湛的天地。    然而这"博大深湛的天地"，有点像鲁迅笔下的"影"所不愿去的"黄金世界"，在张爱玲看来，也是凶多吉少。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提示过，前引《传奇?再版的话》里的那几句，其实曾出现于散文集《流言》附刊的相片题词，紧接着"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是这句"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在别人看来是"低气压""连绵雨"的日子，张爱玲却感觉到了秋高气爽，但"快乐"而"应当"，岂不正透露出无可奈何中的强打精神？  同时代人的预感被无情地证实了。张爱玲去世之后，与傅雷一先一后最早"慧眼识张"（从右翼）的夏志清，总结她的创作生涯，指出"张爱玲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是1943年《沉香屑》发表后的三四年，那时期差不多每篇小说都横溢着她惊人的天才。......她移居美国已十七年了，也仅写了两本：《怨女》是《金锁记》故事的重写，《半生缘》是40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编，她创作的灵感显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夏志清写下如下这些句子时不能不感觉到一种"绝世凄凉"：  连张爱玲不喜欢的早期小说（有些是未完成的，有些是重加改写的），读起来都很有韵味，因为张的作品总是不同凡响的。但即使最精彩的那篇小说《色，戒》原也是"1950年间写的"，虽然初稿从未发表过。"古物出土"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表示敬佩，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  作品，写作，以及由此带来作家的文学名声，都与其身处的"时"与"势"密切相关。张爱玲晚年经由对《红楼梦》的"详"和《海上花》的"译"，多处发出如此感同身受的慨叹，说曹雪芹的写作是北方话所说的"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又说《海上花》的结构已经有"闪回"，有"穿插"，非常新颖，却生不逢时，一再被中国读者所"摒弃"。  一如《封锁》里封锁的摇铃声"切断了时间与空间"，"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又如《倾城之恋》里为了成全"两个自私的男女"的婚姻，"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战争切出了一个时空的"黑洞"，张爱玲的写作是围绕着这个"黑洞"而组织起来的。为要方便探讨这一写作的"美学─诗学"维度，我们不妨跟随王德威，将这个"黑洞"命名为"世纪末"。王德威认为，早在1940年代，张爱玲对"世纪末视景"的洞悉是"她创作与生命哲学的高峰"。 当然，这一论断是经由对"张派传人"朱天文的小说《世纪末的华丽》的评论而回溯性地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时间概念，'世纪末'颓废绝望的情调来自于一种盛年不再、事事将休的末世观点"，来自于基督教文化对时间的解释。 其实，张爱玲早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中就断定中国人的时间观是与之截然两样的：    对于生命的起源既不感兴趣，而世界末日又是不能想象的。欧洲黑暗时代，末日审判的画面在大众的幻想中是鲜明亲切的，也许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神经上受到打击，都以为世界末日将在纪元一○○○年来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经过这样断然的摧折，因此中国人觉得历史走的是竹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    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张爱玲也提到从电影、流行杂志小说、戏剧、时装以及教会学校诸方面见出"基督教对于中国生活的影响"。 留学欧洲的母亲和姑姑带给张爱玲的熏陶无须多说，她的历史观、时间观已经不可能与她所说的仍然相信"治乱相间"的"中国人"一致。不过直接感染了张爱玲的"世纪末情怀"的，应该是阅读了威尔斯作于1918年（一次大战末），刚刚在1939年（二次大战初）修订出版的《世界史纲》 ："所以我觉得非常伤心了。常常想到这些，也许是因为威尔斯的许多预言。从前以为都还远着呢，现在似乎并不很远了。"《再版的话》的主要篇幅乍看有点奇怪，讲完"来不及了"就岔开去大写特写"蹦蹦戏"观感，终于绕回来讲"时代的崩坏"：落实到"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原来是为了对照自己小说中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否继续"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地活着，真是前途未卜了。 这就直接联系到了张爱玲写作的"美学"方面：华丽、苍凉、参差、对照，等等。二许子东曾以"物化苍凉"四字，精辟概括张爱玲的意象技巧。  首先，张爱玲对室内物品，尤其是对服饰有持久的特别兴趣。满清贵族的家庭背景使她有可能触摸诸如衣柜、镜台、对联字画、珠宝首饰之类的室内"小物件"。她笔下人物的性情命运随时被隐喻为这些华丽而陈旧的物品，如脍炙人口的"朵云轩笺纸上的泪珠"、"绣在屏风上的鸟"等等。  其次，在作品的关键时刻，人物情绪高潮的当紧关头，张爱玲每每将这时的风景描写（太阳、月亮、晴天的风、黄昏世界等），转喻为衣饰、茶具、烟盒等具象，从而将苍凉拼接到华丽，营造了内外晕眩的双重不真实的幻境。如《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在决心嫁给乔琪乔的那一瞬间："天完全黑了，整个世界像一张灰色的圣诞卡，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正存在的只是一朵顶大的象牙红，原始、简单、碗口大、桶口大。"  再次，这种逆向的文字技巧体现了张爱玲的人生哲学与小说诗学，即在华丽琐细中领悟到虚无荒凉之后，反过来更有力地抓住眼前的华丽琐细。还是《第一炉香》，末段写香港湾仔市场，层层叠叠耀眼的商品之外连接着凄清的天与海，薇龙的未来"不能想，想起来只是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  另一个例子带进了战争的背景，那就是散文《谈音乐》的结尾，深夜，在日本警车呼啸而过的同时，远处飘来音乐厅的歌声，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在这样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将华丽与苍凉如此隐喻化地拼接起来，按照王安忆敏锐的观察，这是把庸俗的生活"艺术化"了。张爱玲是世俗的，坦然自认为"小市民"的代表，细细地叙写她所熟稔的可触可摸的日常生活。但她又不同于宁波人苏青，过日子兴兴头头，而缺少回味。关键在于她是体会到了这个世界的虚无。本来她小说里的人和事，大都无聊俗气。"《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是尽是无聊的。"那么，关键在于，"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在张爱玲最好的小说如《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中，她的世俗与苍茫，务实与虚无，互为观照、互相契合，使她的人生哀叹在叙事艺术中成形，呈现。倘若没有这"虚无"带来的升华，她的世俗无聊就与宁波人苏青没什么区别了。  王安忆的不满在于，这种由华丽向苍凉的滑动，过于平顺轻省了，有点像《更衣记》的结尾，写"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剎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张爱玲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缩回到俗世的安稳，放过了人生的宽阔与深厚。如此轻倩地掠过，"从世俗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因而不如鲁迅的直探虚无的深渊，真正"清贞决绝"地反抗绝望，令人神往。 有关张爱玲华丽苍凉的参差美学，人们的讨论已经相当充分了。  然而有一种"物"，既不能被繁华浮华所装饰所遮掩，又顽强拒绝升华为苍凉。它就紧挨着浮华，或者说被驱斥于浮华的边缘而并不消失，但又不能以"地老天荒"之类的寥廓空间使之蒸发。它是污秽，它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不堪"或"卑贱物"（ab-ject）。 正是它的存在使我们感觉到"日常的一切都有点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它是每一天都需要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分析这种无法升华的污秽，当能更准确地把握张爱玲的"世纪末视景"。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表面看来是叙述者的套话，向读者交代故事的时间长度，其实这焚香辟秽的仪式，正正暗示了故事本身的某种不洁净。《沉香屑──第二炉香》初时欲说还休，说"那一定不是秽亵的，而是一个悲哀的故事"，但紧接着就大而化之地摊牌："一个脏的故事，可是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为了洗刷这脏，罗杰教授自杀时煤气炉的火苗与听故事者的沉香屑一齐熄灭了。这篇小说凸显中西性教育的异同，以中国女读者的身份坦承"多数的中国女孩子们很早就晓得了，也就无所谓神秘。我们的小说书比你们的直爽，我们看到这一类书的机会也比你们多些"。简言之，中国人惯于见脏不脏，所谓"污秽"乃是欧西的社会卫生学东传之后的产物。直爽，或爽直，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提到一出《乌盆记》：  《乌盆记》叙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乌盆里。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份掺杂在一起──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憎嫌与嘲讪。  像母亲和姑姑这种留学欧西的人，似乎已经丧失了中国人的"爽直态度"，对"污秽"的禁忌非常之多，主要延伸到了语言层面。不能说"碰"，只能说"遇见"某某人。"快活"不能说，要说"快乐"，但又嫌"快乐"不自然，只好永远说"高兴"。后来读《水浒传》"快活林"，才知道"快活"是"性"的代名词。"干"字忌，"坏"字有时也忌，不能说"气坏了"、"吓坏了"，可能跟闺女"坏了身体"有关。连"高大"也不能说，怕联想到性器的大小，这禁忌就未免有点变态地敏感了。  张爱玲小说中的"秽亵"，常常摆在"海归"的留学生（尤其是医学生）眼中。《花雕》中充斥着来自西方医学的比喻。郑先生是个前清遗少，辛亥以后就不长岁数了，"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郑夫人恨他，"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床前放着痰盂而他偏要将痰吐到拖鞋里"。她自己吐痰也其相不雅，"坐在枕头上吃稀饭，......绷着脸，搭拉着眼皮子，一只手扶着筷子，一只手在枕头边摸着了满垫着草纸的香烟筒，一口气吊上一大串痰来，吐在里面。吐完了，又去吃粥。"连郑家的两三只大黄狗，也"老而疏懒，身上生癣处皮毛脱落"，被郑家儿子唤来当作棕毯在狗背上擦鞋泥。但这家真正的卑贱物是姨太太所生的幼子，郑夫人口中的"下流胚子"、"婊子养的"："我的孩子犯了贱，吃了婊子养的吃剩下的东西，叫他们上吐下泻，登时给我死了！"这一切就在维也纳学医归来的章云藩眼前闹哄哄演出，川嫦觉得他居然都"可以容忍"，"知道了这一点，心里就踏实了"。然而结局是悲剧性的，郑川嫦得了肺痨而不治，章云藩爱上了结实健康的护士余美增。"可是人们的眼睛里没有悲悯"。"川嫦本来觉得自己无足重轻，但是自从生了病，终日郁郁地自思自想，她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尸首，是卑贱的顶峰。它是侵扰生命的死亡。它是一个被拋弃物，但又不能完全摆脱它，即使用虚假而美好的墓志铭也做不到。  便所，浴室，浴缸的一圈垢腻，反复出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之中。《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佟振保到邻居朋友王士洪家浴室趁便洗热水澡，被"满地滚的乱头发"蛊惑得心中烦恼。"振保洗完了澡，蹲下地去，把磁砖上得乱头发一团团拣了起来，集成一嘟噜。烫过的头发，稍子上发黄，相当得硬，像传电的细钢丝。他把它塞到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热燥。" 身体的脱落部分，身体的排泄物、体液、粪便，这些被驱斥于界限之外的东西，本身又试图成为界限，它在界限处自我繁衍，它激起欲望又压制欲望，它把主体引向秩序崩溃之处，意义紊乱之处。佟振保决定划清内与外的界限，王娇蕊偎依着熟睡的咻咻鼻息"忽然之间成为身外物了"，她的话使他下泪，"然而眼泪也还是身外物"。他"吞下"超我母亲的指令，娶白玫瑰，"真正的中国女人"孟烟鹂为妻。这次吞咽的后果当然是呕吐。小说两次叙写了便所的场景，一是烟鹂得了便秘症，每天可以在白色的浴室里"名正言顺"地一坐坐上几个钟头。"她低头看着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皑皑的一片，时而鼓起来些，时而瘪进去，肚脐的式样也改变，有时候是甜净无表情的希腊石像的眼睛，有时候是突出的怒目，有时候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里有一种险恶的微笑，然而很可爱，眼角弯弯地，撇出鱼尾纹"。烟鹂是去主体化的没头脑（"人笨事皆难"），肚脐眼这卑贱物却主体化了，化作不同文化宗教的"张看"（gaze），在排泄的界限内外徘徊。另一次是振保得知妻子与裁缝之间有了苟且之事（"下贱东西，大约她知道自己太不行，必须找个比她更下贱的，来安慰她自己"，一眼望见"淡黄白的浴间像个狭长的立轴，灯下的烟鹂也是本色的淡黄白"，提着裤子，弯着腰，睡裤臃肿地堆在脚面上。在这中国传统（"美人图"）的视觉框架中，振保匆匆一瞥，"只觉得在家常中有一种污秽，像下雨天头发窠里的感觉，稀湿的，发出滃郁的人气"。小说的结尾是一次暴力：热水瓶扫落地，台灯扯着电线扔了过去；半夜，从人体脱落的卑贱物，烟鹂的一双绣花鞋，躺在地板中央，"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暴行更卑劣的了。  在两次便所场景之间，穿插了一个"没有谋杀案的谋杀"："像两扇紧闭的白门，两边阴阴点着灯，在旷野的夜晚，拼命的拍门，断定了门背后发生了谋杀案。然而把门打开了走进去，没有谋杀案，连房屋都没有，只看见稀星下的一片荒烟蔓草──那真是可怕的。" 这一段少见讨论"苍凉"的专家们引用，正因为其中梗着可疑的、难以消解的污秽成分。  《小团圆》里的一幕就更为复杂了："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笔直地欹立在白瓷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画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成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恐怖到极点的一剎那间，她扳动机纽，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 这是双重的卑贱物，既是排泄物，又是尸首。它同时是性、性暴力以及虐杀生命的一般暴力的印证。 而抽水马桶的"波涛汹涌"，在现代作品中一向隐喻为通向恐怖的"现实"的管道。回望《第一炉香》里那诡异的比喻，那"真正存在的顶大的象牙红"，有"桶口大"，岂不正是那陷阱般想要吞没我们的存在的"抽水马桶"？  因此，张爱玲的"世纪末视景"决非《红楼梦》式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而是以蔷薇和沉香屑装饰的罪恶索多玛和蛾摩拉，有夜夜笙歌，也有暴力与污秽，一寸一寸迎向一个时间的终点。  三  如前所述，张爱玲的"世纪末视景"，是身处20世纪末的我们，回溯性地解读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回溯，同时也把19世纪末（晚清）的历史图像，带进了对张爱玲写作的解读。以张爱玲为中介，一种"从世纪末到世纪末"的文学史叙事于焉成型。  从早年的《我的天才梦》到晚年的《对照记》，一个历史镜头被如是铭刻于心："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苍凉沉痛的末日深渊（亡国恨）与华丽颓靡的"小物件"（后庭花）之对照拼接，或许正于此时无意识地植入？  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的1942年，与之前的"孤岛时期"（1937-1941）不同，上海已完全沦为日本控制之下的"沦陷区"。这正是遗老遗少们吊诡地浮上历史台面的时期（满洲国的郑孝胥、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只是其中显例）。自美国投入太平洋战事，日本败相渐露。汪政权中高层以实际政治行为向重庆输诚。此时沦陷区销路最广的《古今》杂志，亦成为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为文自剖、表白心迹、感时伤物的园地。《古今》杂志（张爱玲曾在此发表了《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走感伤怀旧的小品文及历史掌故路线，强调生活趣味，刻意淡化政治色彩。张爱玲在回应傅雷时所说的，当时代如影子般沉没，人只能抓住"古老的记忆"，作为真实的存在的证明。"怀旧"正是当时沦陷区写作的一般潮流，而那"记忆"之所谓"古老"，也不过是并不遥远的"前朝"（19世纪末或稍早）。而张爱玲从她所憎恶的父亲的家，鸦片烟雾中的阅读积累（《歇浦潮》、《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传》、小报、张恨水等），此时切实转化为她的写作资源，去写出《红楼梦》式的、殖民都会"通常的人生的回声"、"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这蝶自是鸳蝴派的蝶。柯灵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为什么说"新文学传统"松动之处，乃是张爱玲崛起之时？鸳蝴派到30年代末，本已衰微，天降才女予周瘦鹃主编之《紫罗兰》，于是乎蝶兮归来。鸳蝴派本是自相矛盾地搅乱新旧文学时代界线的写作。横跨清末民初，鸳蝴派承接晚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之文脉，将先锋意识与庸俗艺术交叠在一起，最初是被视为"一新国民之精神"的反传统之作的。孰料"五四"新文学勃兴，鸳蝴派"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只看见庸俗而遮蔽了先锋，遂被摒弃于文学主流之外（我们甚至可以把鸳蝴派，设想为被中国现代文学所排泄出去的"卑贱物"）。这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鸳蝴派才被回溯性地获得"可解读性"。而40年代的张爱玲写作，恰好成为这一解读的中介，乃至有学者认为，应该还她一个"鸳鸯蝴蝶派殿军大师"的地位，方称公允。  从"非现代"的鸳蝴派创化出来的张爱玲写作，其"后现代"特征，一是过度近距离接触的繁密细节；二是其从内容到技巧的蓄意取消"深度"，将"现实"浮雕化。  张爱玲的"荒凉感"所传达的，如周蕾所说，正是一个感性、繁琐而冗长的细节世界，一个向来已经从那个假想的"完整体系"中剥离的世界，被放大到足以摧毁那"整体"的程度。 因此，令人惶恐的不是苍凉的背景，而是这些因近距离观察而变形走样的细节。譬如，写一个新娘子的脸，"光整坦荡，像一张新铺好的床；加上了忧愁的重压，就像有人一屁股在床上坐下了。" 又如，形容一个女人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停了多年的玻璃罩子珐蓝自鸣钟，"两旁垂着硃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 这些"无家可归的对象"，有如后现代主义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此所谓"与现实的过度接近引起了现实的丧失，离奇的细节反衬全部画面的平静效果并使人感到不安"。  与此相关的另一特征，即暧昧难名的"缺乏深度"，蓄意的"平面化"。张爱玲谈到过自己的人物"扁平"，"扁的小纸人，放在书里比较便利"。 亦谈到她对中国通俗小说的"难言的爱好"，那里面的角色是"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写。" 现实（深渊）的"深度"只能是"前语言"的，一旦进入语言秩序（"夹在书里"）就被表面化，平面化，营造出不真实的浅浮雕般的现实。鸳蝴派作家（无一而非男性）的哀情故事充斥着倒错的代入，张爱玲夺过来置入了女性忧郁深渊的主体性。因此，使平面的语言秩序产生皱折，"凸起"一点点的是女性叙述者的"声音"，或"气味"。 ──  若能痛痛快哭一场，倒又好了，无奈我所写的悲哀往往属于"如匪澣衣"的一种。（......《柏舟》那首诗上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如匪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那种杂乱不洁的，雍塞的忧伤，江南的人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心里很'雾数'。" "雾数"二字，国语里似乎没有相等的名词。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或许我们这些人，这些后世解读张爱玲的人，才是那只竭力想从杂乱不洁的、脏而破的现实暗夜中"奋飞"出来的"蝶"？注释：  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1月。  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第3卷第11期，1944年5月。  顾乐水：《〈传奇〉的印象》，《北极》第5卷第1期。  张爱玲在回应傅雷批评的那篇《自己的文章》里写道："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拋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台北：皇冠，2001年版，第 90页。，  夏志清：《超人才华，绝世凄凉》，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 61-62页。  王德威：《张爱玲现象──现代性、女性主义、世纪末视野的传奇》，《落地的麦子不死》，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王德威：《华丽的世纪末──台湾、女作家、边缘诗学》，《如此繁华》，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年版，第212页。  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第62页。  "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惯于把赞美诗与教堂和庄严、纪律、青春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这态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年之后，即使他们始终没受洗礼。"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台北：皇冠，2001年版，第61页。  "世界在过去几年里显然变得更黑暗、更危险了。在广大的地区里，公开的言论自由消失了；混战厮杀、大量的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生活的分崩瓦解愈来愈严重。暴力已经向世界和平进逼；人类文明生活的水平显著地在下降。我们许多人对苏俄的生活方式所怀有的希望已逐渐消失，几乎化为乌有了"，正因为如此，"采取积极行动来阻止这种衰败现象的要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了"。参见H.G.威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1月。  许子东：《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173页。  张爱玲：《谈音乐》，《苦竹》月刊第1期，1944年11月。  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再读张爱玲》，第308-309页。  同上，第310页。  "如果说在昏暗和被遗忘的生活中，我对这种怪事还能见怪不怪，那么它现在却骚扰着我，仿佛它是个彻底分离之物，令人作呕之物。它不要我。我也不要它。然而也不是什么都不要。还有一个我不认为是东西的'某样东西'。有一个无意义的、但决非毫无意义的重量，它将我碾碎。在不存在和幻觉的边缘，有一个现实，如果我承认这个现实，它就使我变为乌有。在这里，卑贱和卑贱物是我的护栏。"Julia Kristeva著、张新木译：《恐怖的权力──论卑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张爱玲：《我的天才梦》，上海：《西风》第48期，1940年8月。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第13页。  张爱玲：《小团圆》，香港：皇冠，2009年版，第97页。  张爱玲：《花雕》，《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322页。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6页。张爱玲晚年译《海上花》为国语，加注一些青楼风俗规矩，在第三十七回指出北方妓院有"捞毛"职分，乃是倒水时捞出妓女的阴毛。她在散文《忘不了的画》中，记得日本的《青楼十二时》中丑时的一幅，画的正是深夜去便所小解的艺妓，右手拿着草纸，左手拿着辟秽的线香。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传奇》，第444页。  张爱玲：《小团圆》，第180页。  沈双：《张爱玲的自我书写及自我翻译──从〈小团圆〉谈起》，《书城》，2009年第5期。  张爱玲：《炎樱语录》，《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台北：皇冠，2001年版，第135页。  柯灵：《遥寄张爱玲》，《墨磨人》，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  杨照：《在惘惘的威胁中──张爱玲与上海殖民都会》，《作别张爱玲》，第40-45页。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85页。  张爱玲：《鸿鸾禧》，《传奇》，第383页。  张爱玲：《封锁》，《传奇》，第337页。  张爱玲：《倾城之恋》，《传奇》，第65页。  齐泽克著、胡大平等译：《快感大转移──妇女与因果性六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第262页。  张爱玲：《惘然记》，台北：皇冠，1983年版，第9页。  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1页。  张爱玲：《论写作》，《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第235-236页。 

Freefall: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The 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一书，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萧邦奇（R. Keith Schoppa）关于20世纪10-20年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于1995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年便荣膺美国列文森图书奖中的优秀史学著作奖。该书的中译本《血路--中国革命中的沈定一传奇》于1999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翻译者为周武彪先生。     当你偶然从书架上拾起这本书开始阅读的时候，你很难一下子意识到你手中拿着的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本书第一章的叙述风格使得该书更象是一部畅销的侦探推理小说。作者在长达八页的篇幅中，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事件：1928年8月，本书主人翁沈定一从他的家乡--浙江省萧山县的衙前村--去省内的风景名胜莫干山消夏。他在那里盘桓两日，会晤了一些老朋友。而后，他在回家的途中遭到枪手的暗杀。穿插于这些事实之间的，是大量的对当时历史背景的介绍、对沿途自然人文景观的琐碎记述和对主人翁内心感受的主观推测；接着，是对突如其来的暗杀过程和血腥场景的细致的描述。最后，由于杀手的成功逃逸，使得这次暗杀事件显得扑塑迷离，给读者留下许多悬念......     当然，这本书的巨大成功决不仅仅归因于作者巧妙的整体构思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它能获得列文森图书奖，更重要的原因，我想，在于作者以一种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叙述方式，详实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一般面貌。书中的许多观点反映出作者对民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深邃见解。作者在《提要》中说明："本研究的主要意图还是为了通过研究沈定一的交往、经历和死亡以及其中蕴涵的本世纪10年代晚期和整个2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裂痕及结构，以考察20年代中国革命。"综观本书，我认为作者成功地实现了上述意图。     按照近年来西方学界颇为流行的理论研究范式，萧邦奇在本项研究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对主人翁沈定一"身份"（identity）的界定。他选择这样的角度切入主题，是基于以下认识：     在整个20世纪的巨大挑战和曲折地探索新的政治和文化正统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在巨大的、令人目眩的社会政治变迁背景下，个体不得不把自身的身份问题与社会、国家、民族中的其他人的身份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而急剧的革命变迁造成的相当的政治与人身不安全也使得个人必须面对身份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须建构或重构身份。     为了确定沈定一的"身份"，萧邦奇在研究中主要借助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和方法。他认为"社会"是"个体间通过广泛的私人联系而形成的联结体或聚集体。这些可能既是横向又是纵向的联系随之又组成社会关系束和关系网，而后者又是社会组织和群体诸如政党和派系结构的基本成分。"在作者看来，"社会网络"不仅是构成社会的要件，而且是决定社会发展变迁的一种动力机制。     在运用"网络"概念和方法对大量史料和史实进行梳理的过程中，萧邦奇发现："个人并不只简单地从属于一张网，而是属于许多重叠的网，这些网决定了个人的社会位置并塑造其身份"；"许多精英的身份具有变化的轨迹，随着社会情境的变迁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适应性。"     正是基于对沈定一在不同时期（如辛亥革命前后，北洋政府时期，五四时期，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分裂之后等）、不同"场所"（如全国范围，浙江省内和萧山衙前等）所处的众多的、相互交叉重叠的"社会网络"的深入研究，萧邦奇向我们展示了沈定一作为"地主少爷"、"清朝县官"、"辛亥革命的拥护者与参与者"、 "地方自治倡导者"、"新闻记者和五四精英"、"农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先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国共合作时期的跨党分子"、"西山会议参与者"、浙江省"清党委员会负责人"、"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和"反地主的地主"等多重复杂的政治面相，从而使我们对沈定一这一历史人物的认知超越了我们所熟知的"好人"或"坏人"、"革命"或"反动"的简单二元模式，使沈定一的形象显得更加生动、丰满和真实可信。 (    其次，通过对沈定一所处的"社会网络"的末梢和外延的分析研究，萧邦奇在界定沈定一个人身份的同时，还连带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10-20年代浙江乃至全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政治精英的群像。这使我们对"沈案"的历史背景有了一个更全面的整体把握。     第三，通过研究"社会网络"形成和裂变的基因，萧邦奇还向我们立体地展示了10-20年代中国革命阵营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逐步明确了沈定一在萧山衙前、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治对立面--"沈案"的潜在主谋。     在该书的第九章，萧邦奇为我们列出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嫌疑人：（1）衙前东岳庙庙祝；（2）嵊县蚕茧商人；（3）萧山县地主；（4）共产党或个别共产党员；（5）国民党或个别国民党员，并根据他（它）们各自可能产生的暗杀动机的强弱程度、组织和实施暗杀计划的各种能力、以及"沈案"发生后各方的反应，最终将暗杀的主谋锁定为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指出这是一场"为阻止政治成功和潜在叛乱而实施的谋杀"。尽管萧邦奇的上述推断缺乏直接的证据，还不能作为历史的定论，但作者基于大量的史料史实所作出的严谨周密的逻辑论证，依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映象。     在萧邦奇看来，沈定一在浙江和全国政治舞台上的沉浮和他的最终死亡，是20世纪10-20年代中国革命发展和蜕变历史的一个缩影。中国革命的悲剧在于：     在革命的早期阶段，许多怀着不同政治和知识信念的人们，面对已被鉴定和确认的共同敌人会聚成广泛的反帝反军阀的包容性动力源。五四时期所崇尚的宽容、开放和实验意识正是这整个时期的时代精神。......但是，到20年代中期，当革命运动开始显示出可能即将成功的迹象时，革命过程却变得日益富于排他性而不再是包容性。     在短短十年间，政治宪政文化及其对程序和法律的强调即被顺应革命而兴起的尚武风尚吸纳和摧毁。     造成革命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其中也包括沈定一自己在浙江和全国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而这，又正是造成沈定一生前死后毁誉不一的重要原因。     在围绕"沈案"的研究叙述中，字里行间，作者还很自然地表露出他对"革命"的独特看法和他所遵奉的历史观。他写到：     革命并不是主要只依靠非个人的社会、经济力量或意识形态斗争就能解释的过程。相反，革命是男人和女人们的故事。这些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推进力中的人们，常常是别无选择地被卷入他们所不能控制和引导的革命形势和风暴之中。     革命过程中的日常决策和行动产生于类似的事件、发展和关系，而不是普遍的意识形态、政治一致及发展。为了理解革命，我们必须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日常人生经历和社会过程，人们的思想发展和行动正是来自于此；我们也应把我们的主要关注点置于活生生的个体之上，不同个体的目标相同，但可能来自于多样的动机。     如果我们把萧邦奇的上述观点验之于沈定一的个人经历，是言之成理的。     如上所述，对《血路》这本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如果把它当作一部侦探推理小说去读，在故事的结尾没有能够最终确认"沈案"的主谋，不能不使读者感到某种缺憾。但在我看来，既然该书是一部以浙江为主要"场所"、以沈定一为中心人物的民国政治个案研究专著，在我们读完全书以后，谁是"沈案"的元凶似乎已经并不重要，因为作者已经成功地运用"沈案"所造成的悬念，巧妙地将读者的思绪引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对20世纪初期民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了解更进一步。     后一种读法，或许更符合作者的心愿。

Simple-minded moral posturing on Darfur by celebrities and rights activitsts has made the conflict even worse...

记得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北平还处在沦陷时期。有一天，我正在街头玩耍，忽然，不知谁喊了一声：“日本醉鬼来了！”我母亲的脸勃然变色，夹起我就跑。回到家，插上门，屏住气息，从门缝往外偷窥。不一会儿，一个穿军装、挎着军刀的日本人踉踉跄跄地走过来，走到我家门前不知为什么转过脸对着门狞笑了一下，我登时吓得大哭起来。母亲连忙捂住我的嘴，低声呵斥：“不想活啦？！”事情过后，有好几天，这个醉鬼成为我的挥之不去的梦魇，夜半吓醒，全身发抖。“日本鬼子来了！”这句话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一个“集体的精神创伤记忆”。这个语句包含着轻蔑和恐惧的双重含义：“鬼子”是对日本侵华军人的蔑称，而“鬼子来了！”又饱含着被奴役的中国人对奴役者的恐惧。“轻蔑”和“恐惧”这两种心态构成了近百年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基本心态。我以为，我们至今还没有走出这种奇特的心理空间。姜文制作的电影《鬼子来了》唤回了我的童年记忆，引发了我的观赏兴趣。 同《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不同，在《鬼子来了》中我们看到的中国农民形象缺少令人扬眉吐气的英雄气质或行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叫挂甲台。这个名称对于一个拥有主权的群体而言，可以是一个“解甲归田”的爱好和平的高雅形象，而对于沦为被殖民者的村落来说就是一个反讽。主人公马大三和挂甲台的村民即使在太阳旗下也奉行与世无争的“非暴力主义”。用他们的话说叫“惹不起主义”，即“东边来的，西边来的，都惹不起”。影片开始时的马大三，除了伺候日本主子以外，就是同他的情人做爱。他的全部“力必多”都狂暴地发泄在情人鱼儿的身上。这也是一种远古以来中华民族的法宝——在面临灭顶之灾时，只有靠多生后代来维持民族的延续。这个法宝，应该说是“战无不胜”的。日本殖民者尚未想到应该阻止中国人做爱和生育。照我看，《地雷战》等影片中的农民形象染有太多的英雄浪漫主义，而《鬼子来了》则显示出更多的现实主义因素。近一二百年来，中华民族频繁地遭受外侮，近几十年虽然站起来了，但是由于经济、军事以及精神上的原因，依然是一个自卑感挥之不去的民族，而这种自卑的心理情结又常以莫名的优越感的形态表现出来。“鬼子”是个蔑称，但蔑称的背后隐藏着深度的自卑。 法侬认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有一种“谵妄的情意结”：“黑人受其自卑情结所束缚，白人受其优越情结所束缚，他们都依照一种神经病的定向行动。”（《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理论》，罗钢、刘向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207页）事实上，这种谵妄情结普遍地存在于主人/奴隶的二元对立结构之中。鲁迅早在阿Q的形象中就揭示出，作为奴隶的谵妄情节就是法侬后来所说的“换位”：“土著人的幻想恰恰是要占领主人的位置。”这种颠倒角色的梦想，在阿Q那里不过是“想一想”而已，而在《鬼子来了》当中，姜文把它编制成了“现实”——就在马大三与鱼儿激情做爱之时，有人送来了两个麻袋，其中装着日本军曹花屋小三郎和翻译官董汉生。这两只从天而降的麻袋使影片中的角色实现了梦寐以求的颠倒：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由谵妄情节演化出来的这一“事实”像是一个令人扬眉吐气的白日梦：挂甲台的老百姓本来是太阳旗下的奴隶，现在，日本军曹成了他们的阶下囚。奴隶变成了主人，而且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容易。 奴隶总是喜欢幻想：“如果我当了主人，我将要……”在这个由两个麻袋改变了的小世界中，挂甲台的村民得以展示他们的统治世界的独特理念，即“化干戈为玉帛”的大同光荣理想：他们对待日本俘虏可谓仁至义尽，宁肯自己感冒也要把棉被给自己的俘虏用；马大三用八倍的高息借来白面给俘虏做“最后的晚餐”。在他们不得不杀掉这两个俘虏时，竟然找不到一个自愿的行刑者。马大三在抓阄中摊上这个倒霉差事后，鱼儿就不再让他上身，因为遵照古训，杀人者的后代将是鬼而不是人。马大三不得不从外村用高额报酬去雇佣杀手。影片中那位被雇来的杀气腾腾的刘一刀，据传，曾是当年为晚清四大臣行刑的刽子手，一刀下去人头落地。被他斩下来的人头，落地后都要眨眨眼，向他的高超刀法致敬。挂甲台的村民目睹刘一刀舞刀如风，连续做出白鹤亮翅等令人叹为观止的动作，有如金庸笔下的风流剑客，但是，奇绝的是被刘一刀斩过的鬼子和翻译官依然在麻袋里活蹦乱跳。“看刘爷舞刀如饮美酒”——中国的武术功夫本质上不是一种暴力，而是谵妄情结产生出来的艺术品。人们越是卑怯，就越要让流血的事实充满自己的脑际。武侠文化越发达，它所掩藏的卑怯越深。 影片还颇有意味地描述了语言和媒体在“化干戈为玉帛”的伟大实践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奇妙作用。影片中的汉奸翻译官董汉生承担的是信息传递任务，在日本军曹和挂甲台百姓的对话中起着神奇的“协调”作用。五舅爷审日本人时问道：“杀过中国男人没有？糟蹋过中国女人没有？”被俘的日军军官花屋小三郎破口大骂“支那猪”，还说：“杀过，我来中国就是来干这个的！”翻译官却把这句话翻译成：“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使得五舅爷一群审判者心花怒放，虚荣心获得极大满足，马大三微笑着说：“好好！就是辈分说得不对。”这种“误译”的结果，使三方都获得满足：日本俘虏撒开了欢儿地骂中国人，而不受惩治；中国人眼见平时视作天王老子的日本人今天管自己叫“爷”，骄傲与自豪油然而生；翻译官自己也保住了一条命——他的命从来不属于自己，而迂回于冲突的两者之间。当今的世界，有些媒体颇具董翻译官的性格，善于“误译”，该报喜时，忧变成喜；该报忧时，喜变成忧。天天靠这些媒体来了解世界的人，常常沉浸在满足感里，认为天底下的洋人都在赞美我们，管我们叫“爷”，而在某一天突然发现所谓那些天天喊“爷”的人其实在骂“猪”。电影中的董翻译官已被枪毙了，而那些董翻译官式的媒体却依然红得发紫。因为我们要维持一个“和平”的世界，就需要有人扮演这样的角色。 白日梦如果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自我享乐，也是无妨的，何况还有心理治疗的作用。但是，谵妄症的患者总是把梦想当成现实，并且情不自禁地扩展这种“现实”。挂甲台的祸端就是起于他们想把和花屋小三郎之间的“和睦”关系扩展到同整个日本占领军之间的关系。当挂甲台的村民决定“以命换粮”时，他们认为这是“平等贸易”，双赢的交换，实际上是对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的公然挑战。送人时，拉车的驴，当众嘶叫着上了日本马的身，使得日军小队长野野村大丢其脸，喝叫在场日军通通向后转。中国驴的行为成了挂甲台村民隐秘欲望的化身，使得马大三一伙又惧又喜，这头牲畜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平等”理念的勇敢实践者。在“联欢”中，挂甲台的村民再一次激情奔放地抒发了他们的和平与平等的美好理想。被日本人蔑称为“猪”的村民们用歌声表达了对殖民者的友好真情；一向自诩为“打是爱来骂是喜，八格牙路也不在意”的二脖子公然上前去摸野野村队长的脸蛋，表示自己同他具有平等的地位。但是，殖民者的谵妄与被殖民者的谵妄不同，他们是按照“优越情结”的神经病定向行动的。他们的真诚表现为，要用自己的文化改造世界上的劣质民族。日军野野村小队长答应同挂甲台的村民“联欢”，目的是用自己的文化征服和提升“支那猪”，中国驴的行径已经大大地伤害了日军的优越感和自尊，联欢会上村民们表现出来的平等意念更令他们怒不可遏，激发了作为殖民者的优越谵妄症。它的表现就是杀光、烧光和抢光。 如果说，挂甲台的村民在村子被烧杀抢光之前一直处于谵妄状态的话，在他们死前却是清醒过来了。马大三手持斧头去袭击日军战俘营，看上去似像更大的谵妄，但却是清醒后的无路可走。马大三被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高某宣布为犯有“破坏（波斯坦）公约，营造恐怖”的罪行,并对马大三的“恐怖活动”做了慷慨激昂的批判：“我高某人的全家都被日本人杀了，我的腿也是被日本军队打断的，谁都没有我更有权利去杀日本人。但是我能够这样做吗？不能。我是个军人。除了国民政府以外，没有任何人具有处置这些日本战俘的权利！”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是依法律行事。有权处置这些战俘的是代表正义的庄严法庭。但是，人们有理由怀疑，野野村和花屋这些下级军官是否会受到应有的处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六十年，还有多少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刽子手逍遥法外？法律崇尚“证据”，如果要求马大三“拿证据来！”马大三一定目瞪口呆。除非他先把自己变成“大款”，花钱聘请大牌律师，拍摄照片，进行访谈。即便如此，打赢官司的希望也很渺茫，只要看看南京大屠杀是何等证据确凿的罪行，至今尚无日本法律上的认可，一个小小的挂甲台何足挂齿？根本提不上日程。法制建设，是近代社会的进步，但离所谓公正尚远。萨特在阐释加缪的《局外人》时说：“《局外人》是荒诞的证明，是对资产阶级法律的抨击。”马大三看似荒诞的行为，其实证明了现代世界的荒诞。被斩下来的马大三的那颗微笑着的头颅就是荒诞的证明，也是对现代法律的公正性的抨击。 罗尔斯教授在他的《正义论》中教导我们说，减少暴力的滥用，是建立理想社会的必经之途。培养理解和尊重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及良心拒绝（conscientious refusal）的公众文化非常重要，这是少数人诉诸多数人良知的做法（《正义论》，56—59页）。挂甲台的绝大部分村民是实践罗尔斯理论的模范。只可惜在他们全部变成亡灵之后，无法继续充当模范。 列奥·施特劳斯在他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等著作中，猛烈抨击罗尔斯这种“权利优先于善”的观点，认为当代世界恶欲横流其原因盖出于对个人权利的纷繁理解与恶性膨胀:“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惟一目的就是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记了人要追求的是高贵品质、出类拔萃、德性完美。”（《自然权利与历史》导言，三联书店二○○三年，33页）只可惜斯特劳斯语焉未详，究竟何谓“高贵品质、出类拔萃、德性完美”？照挂甲台的村民来看，他们自己就是“高贵品质、出类拔萃、德性完美”的典范，但野野村队长却认为他们是不能容忍的“支那猪”，马大三明明是去接婆娘，野野村却硬说他是去联络游击队。攻之者说有，辩之者曰无。日本人“为了自身安全”，先下手为强。历史从来是胜利者的历史，胜利者的谎言也可以变成真实。英美联军进攻伊拉克之前，硬说伊拉克拥有足以毁灭全球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为了全世界的安宁，必须消灭萨达姆政权。美国有相当多的平民认为萨达姆的导弹瞬间就可以消灭纽约，因而支持布什的“圣战”。战争结束了，至今什么大规模杀伤性的“弹”也没找着，但是，他们依然感到神圣而光荣。二○○二年布什在西点军校宣布了他的在军事上“先发制人”等“三原则”，他要用保持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的办法消灭军备竞赛，“实现世界和平”。布什的“三原则”如果实现，全世界将在星条旗的保护之下。布什又说，美国的价值观念是普适全球的，包括伊斯兰国家，当然也包括诸如挂甲台这样的中国农村。如果那个地区的百姓不同意呢？布什说:“要先发制人。”读到布什的这个讲话，觉得他很像是一个优越谵妄症的患者。在支持布什进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平民中间这种病具有流行性和交叉感染性。 最近，读到一本题名为《现代伊斯兰主义》的论著，作者写道：“恐怖活动的滋生和蔓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社会不公正、贫困等社会原因，官员腐败专权等政治原因，被别国占领，美国插手中东事务，尤其是调动五十万军队参加海湾战争及进驻伊斯兰国家腹地所产生的心理影响，美国在对待伊斯兰世界事务上从自己私利出发采取双重标准，当权者执行‘亲美’政策，以及与敌手之间一轮又一轮的报复或反报复等等，不能完全归结为由某一个国家影响、发动、操纵和策划所造成。当然，这并不是说，有关国家对恐怖主义的支持是不重要的。”（见该书604页，陈嘉厚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该书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据《费加罗报》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载文说，一九九三年二月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爆炸案的肇事者几乎都是在希克马蒂亚尔训练营中由美国帮助训练出来的杀手。”（同上书，604页） 法侬在《地球上的不幸的人们》一书中曾论证民族文化与自由战斗是互为基础的。他说：“本土知识分子迟早会意识到，民族的存在不是通过民族文化来证明的，相反，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战斗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民族的存在。”（转摘自《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283页）报载，世界性的反恐运动越开展，恐怖主义活动也越猖狂。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死于恐怖袭击的美军人数已经超过了战争中的阵亡人数，当然，无辜百姓死得更多。如马大三那样的自杀式袭击，是令人悲哀的惨痛的社会现实，是绝望者的徒劳无益的反抗，其中不乏被宗教、权力斗争和愚昧所裹挟的牺牲品。我们不希望天天听到这样的消息。但是，既然世界上还有国家和人群患有不治的优越谵妄症，那么，被侵犯者“颠倒角色”的谵妄和失败后的绝望都是不可避免的。世界要走出谵妄，路还很长，最终还是要诉诸理性，包括恰当地使用正义的暴力。 二○○三年十月十七日清华园 

尽管美国政府主导研发的ARPAnet早在1968年就已经建成，中国建设互联网的努力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仍然面临着诸多封锁和技术进口限制，发展互联网并非一件易事，所幸的是，在国际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促使中国成功地接入世界互联网。本文主要对中国进入互联网的那段历史做一简要回顾。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努力，并且得到了很多国际科研机构的帮助。2007年9月，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在德国参加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20周年纪念会议时，在其演讲中，首先着重指出了这些建立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努力。（http://www.hpi.uni-potsdam.de/fileadm ... _HU_Internet_in_China.pdf）1980年3月，在中国信息产业相关的11部委的努力下，在香港建成了一个国际在线信息检索终端，随后向国内科研机构提供服务。1982年12月中，计算机应用信息研究所在北京通过传真线设立了一个国际在线检索终端。通过租用的卫星线路，这条线链接到TYMNET或TELENET，并最终与美国的ARPANET相连，最终进入到DIALOG数据库系统。1983年10月，前信息研究所（现科技信息研究所）通过国际商业卫星连接到欧洲航天局的信息检索系统，并通过意大利的PDN连接到美国的公共数据网络（Public Data Network）。后来信息研究所成功地与不同国家的十二个主要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建立了连接。据不完全统计，到1985年末，中国已经建立了超过50个国际在线信息检索终端。中国互联网的成功建立得益于科学界的国际合作。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西欧核子研究中心（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us Research ，CERN），建立了ALEPH项目组。CERN在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上极为重要。1989年，该中心的蒂姆·伯纳-李(Tim Berners-Lee)发明了万维网(world-wide-web，简称WWW)，并且逐步取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成为最主要的互联网服务器应用模式，并且促成了互联网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在蒂姆•李的游说（历时18个月）下，CERN于1994年4月30日宣布，根据修正的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公开www的协议和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永远免费利用它编写服务器或浏览器程序，可以用于商业目的或者继续公开，并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是一份关键性的声明，使得互联网的基础应用架构成为开源性质，此举最大地遏制了互联网技术开发陷入知识产权纠纷，使互联网免于分裂。高能所与CERN的学术联系，也让他们后来能够得天独厚地开发中国第一个WWW浏览器。当时，项目合作要求双方能够进行快速有效的沟通联系，因此在两家机构的电脑之间建立连接就迫在眉睫。1984年7月1日，高能物理研究所利用微波使其分时终端机（Time-Sharing terminal (TST)）连接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M-160，从而使其分时终端机成为那台M-160的远程终端。这样做主要是由于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电脑不具备大规模拨号的能力。1987年3月27日，高能物理研究所的M-160远程终端移交给信息控制研究所，并成功地建立了与CERN的远程连接。1990年，高能物理所进入中国公共分组交换数据网(CNPAC)，从而经过CNPAC与西欧核子研究中心实现计算机通讯。1993年，高能物理所开通了与美国SLAC的64K比特的高速计算机通讯专线，从而通过DECnet与美国各大实验室相连。1994年，高能物理所正式进入互联网(Internet)，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WWW服务器，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入国际互联网的计算机网络。1986年8月25日，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使用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的一台IBM电脑，通过TELEPAC网络登录到CERN的中心服务器上，并给ALEPH项目组组长Stemberg教授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封电子邮件就是时任高能物理所ALEPH组组长的吴为民发出的。20年后，吴为民在《科学时报》上发文，回忆了这段往事（吴为民，《究竟是谁发出的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科学时报2006年2月20日）。后来出现了关于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的争论。现在，CNNIC官方发布的互联网大事记中，以1987年9月20日成功发往德国卡尔斯鲁大学以及美国、爱尔兰的电子邮件为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第一封电子邮件。（现在有些报道采用的是9月14日，并认为第一封邮件在网络上跑了七天，这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现实。邮件的确是9月14日写成并发送，但当时由于存在小漏洞，无法成功发出，9月20日修复漏洞后成功发出。）2月22日，中国社科院闵大洪注意到了吴为民的文章，并于博客上发表文章《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是何人发出的？》，专门探讨了这段争论。当时在德国波茨坦大学的李南君，是Zorn教授的博士生，他注意到了这个争论，并与闵大洪取得联系。同时，针对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详尽地说明了这个过程，采用了很多一手资料，很有价值。（李南君，Werner Zorn，中国接入互联网的早期工作回顾，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5076637.html）。文中也提到了吴为民等人的工作，"这种远程终端模式在当时也被其他单位采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吴为民先生于1986年8月25日，在北京710所的IBM-PC机上远程登录到西欧核子研究中心，并收发了邮件，时间比ICA远程登录到卡尔斯鲁大学还早一天"。 因此，之前所有的电子邮件联系，均是使用远程登录方面，通过国外邮件服务器所实现的，1987年9月20日的电子邮件，这是真正意义上从中国所设立的邮件服务器上发出的第一封。实际上，无论是谁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不容忽视的是，中国进入国际互联网得益于很多人的努力。胡启恒2007年在德国的的会上发言中，在强调Zorn教授和王运丰教授的工作与贡献时，同样强调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贡献。这一点在Steven Wolff的认可信中，也得到了作证。美国科学基金会Steven Wolff给中国的认可信，包括了对CSNET和BITNET的接入，而中国与BITNET的连接，正是通过高能物理研究说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还很恶劣，计算机在美国对华贸易的禁售名单内，西欧也受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限制，很多器材和高端设备不能出口中国，但西门子计算机不在此列。因此，世界银行从"中国大学发展计划2"（Chines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roject II）中划拨了1.45亿美元，帮助中国进口了19台西门子BS2000大型计算机。1983年，Zorn教授出席了在北京的第一届CASCO会议（西门子计算机用户研讨会），在会上与王运丰教授相识，对计算机问题都很感兴趣，双方建立了学术联系。王运丰教授，1938年留学德国，1952年回国参加建设，1978年后致力于中德科技交流，1987年被德国总统授予"联邦大十字勋章"。同样是出于促进双方更有效的交流，两人开始探讨建立计算机网络联系的可能性，为此，王运丰教授提议成立了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mputer Application, ICA)。需要注意的是，德国在1984年才与美国CSNET（美国计算机科学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建立的，后来互联网的主干之一）建立连接的。1983年，Werner Zorn教授给CSNET的创始人之一Lawrence Landweber，希望德国能够与CSNET建立连接。20世纪90年代，Lawrence Landweber担任了2年国际互联网协会（Internet Society）主席职务，其前任是TCP/IP协议发明人之一Vincent Cerf。1984年，Landweber向TCP/IP协议发明人另一发明人Bob Kahn申请向其他国家开放CSNET（包括DARPAnet）的许可，并获批准。随后，德国等措恩领导科研小组在建立了西德与CSNET的一个连接、并发送了德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这个连接点就卡尔斯鲁大学。1986年或1987年前后，Landweber不断收到来自德国国家网络（German National Network，DFN）的信息，要求CSNET断开与卡尔斯鲁大学的连接，转而直接与DFN建立连接。但CSNET采用的是TCP/IP架构，而DFN全力支持开放系统互联（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两者之间存在标准之争。一方面Werner Zorn支持TCP/IP架构，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对Zorn教授的完全信任，Landweber拒绝了德国国家网络的要求。Landweber的坚持意义重大，这在实质意义上使卡尔斯鲁大学成为CSNET在德国的中枢。理解了这个背景，更有助于我们体会到1987年中国发往卡尔斯鲁大学电子邮件的关键意义，理解"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真正内涵。随后，Zorn教授从德国为项目申请到专项经费，加速了项目的进程。王运丰教授与Zorn教授的联手合作下，尤其是在双方项目组的共同努力下。1987年9月准备基本完成。9月14日，双方共同起草了一封由英、德双语写成的电子邮件，"This is the First Electronic Mail from China to Germany"（这是第一封中国到德国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是："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后来知名的"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邮件。在该邮件上署名的除了王运丰、措恩教授，还有11个中德双方参与工作的人员，包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李澄炯所长。但由于系统小漏洞，存在一个死循环，没有发送成功。6天后，问题修复，9月20日，第一封电子邮件成功发出，这封邮件除了到达德国卡尔斯鲁大学外，随后到了美国和爱尔兰。1987年9月20日，中国向世界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大门开启了。11987年9月25日，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中国与世界10000个大学、研究所和计算机厂家建立了计算机连接。这个连接通过北京与卡尔斯鲁的两台西门子计算机实现。王运丰教授(中国国家科委电子信息与技术顾问)把这一成果描述为中国大学和研究所与世界计算机网络一体化的技术突破，在卡尔斯鲁大学教授维纳•措恩指导下完成，技术团体由来自北京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卡尔斯鲁大学、西门子公司和美国的科学家们组成" 。1987年11月，中国代表团应邀参加在普林斯顿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网络工作组会议。会议期间，11月8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主任斯特芬•沃尔夫(Stephen Wolff)表达了对中国接入国际计算机网络的欢迎，并将Stephen Wolff博士签署的认可信，转交给了中方代表杨楚泉先生。这是一份正式的、对中国加入CSNET和BITNET（美国大学网）的"政治性的"认可。随后，王运丰教授与Zorn教授着手让中国实现全功能接入互联网。1990年10月，王运丰教授在卡尔斯鲁大学与措恩教授商讨了中国网络的应用，尤其是中国计算机科技网（CANET）和中国申请国际域名的问题。王运丰教授提出用申请".CN"作为中国的国家域名。由于当时中国独立申请域名和管理域名服务器的难度很大，基于对Zorn教授的充分信任，王运丰提出让Zorn教授代理注册中国国家域名，并由卡尔斯鲁大学负责维护".CN"域名服务器的维护。此时，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指派钱天白工程师负责具体事宜。10月19日，措恩教授向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Internet's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InterNIC）发出了".CN"的预约，询问是否有空缺。11月26日，措恩正式在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为CANET申请了".CN"顶级域名。他在"管理联系"一目中填上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的地址和钱天白的名字，而"技术联系"一目中填写的是卡尔斯鲁大学计算机系。12月2日，Zorn教授把申请信和相关附件转发给了钱天白。12月3日，措恩教授收到了的通知，".CN"域名申请得到了批准，并且在Karlsrushe大学建立了.cn域名服务器。1991年1月3日，措恩教授派出三人专家小组去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专家组中的米歇尔•罗特（Michael Rotert）建立了地区域名解析服务器（local DNS）并更新了CSNET/PMDF的相关软件；另一名成员兰肯（Nikolaus von der Lancken）帮助中国建立了局域网。1994年，中国国家域名".CN"服务器由卡尔斯鲁大学移交到中国，中国随后实现了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2009年9月14日，在中国首届网民文化节上，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代表中国互联网社区授予Zorn教授"中国荣誉网民"称号，以表达对Zorn为中国进入世界互联网所做贡献的敬意。实际上，除了关于吴为民与王运丰谁是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发送者的争论外，在海外还有另外一则争论，这则争论最终重新发现了Zorn教授和王运丰当年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贡献。中国早期的互联网发展，主要是基于科研合作与交流的需要，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后来互联网对社会和人类生活产生的如此重大的影响，因此早期的很多档案资料在中国并没有保存下来。因此，在中国，长期以来关于Zorn教授与王运丰教授的合作，一直鲜为人知，各方面的报道也忽视了他们的贡献。2004年，《计算机业余爱好者》（The Amateur Computerist）两位编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公开资料中，很少提及了Zorn教授与王运丰教授的工作。在当时的CNNIC网站上公布的互联网大事记中，关于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很多工作归功于钱天白工程师。但实际上，钱天白并不在第一封电子邮件中的13位署名的名单中，这令他们很惊讶。为此，他们特地采访了Werner Zorn教授。所幸，Zorn教授保留了所有的中英德资料，包括第一封电子邮件原件和技术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中国早期互联网历史极为珍贵。后来，他们运用这些档案资料，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Zorn教授与王运丰教授的工作做了可信的发掘和评价。2005年11月，Zorn教授应邀参加了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高峰论坛的分论坛。在论坛上，Zorn教授讲述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的故事。当时，互联网协会主席胡启恒正好在场，她表示回国后将调查中国版本为什么与Zorn教授所讲述的不同。18个月之后，中国CNNIC官方公布的互联网大事记对此事的表述做了修改，肯定了Zorn和王运丰教授所做的工作与贡献。因此，在2007年9月18日和19日，在Zorn教授和胡启恒的召集下，在德国举行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20周年的纪念会。当时所涉及到的德国、美国、爱尔兰等国的人员大部分到场，还有当时参与其中的中国老人，包括当时提供设备、技术支持的人，这些亲历者又讲述了很多背后的故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1987年第一封电子邮件连接的许可问题。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是第一封电子邮件发送时，CSNET仅仅是非正式接受   

 陈丹青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劝告对文学有兴趣、有作为的年轻人“不要上学，不要上中文系，中文系害了他们”。他高度评价韩寒拒绝复旦中文系的破格录取：“韩寒主要是他放弃了大学，他没有把自己放到监狱里面去……他要是现在还在念研究生，马上要考博士生，他就很扭曲了，我相信现在还在大学念书的人，很多人他的禀赋、他的气质可能跟韩寒很像，但是有一条他没有，他没有大胆到别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留下来。”陈先生的话令我想到了哈姆莱特的一句台词，大意为：整个世界是一个大监狱，丹麦是最坏的一间牢房。如果把台词中的“世界”换成“大学”，“丹麦”换成“中文系”就恰好符合了陈先生的意思。二○○八年，“少女作家”蒋方舟也获得破格录取的机会，她和韩寒不同，还是把自己“交出去了”。她进了清华，但也没有进中文系，而是选择了新闻和传播学院。问她是不是将来想当记者，答曰还是想做文学。一个有为的文学青年有机会进中文系却不进，反而进了中文系向来看不上的新闻专业。这不能不让有的中文系老师很受伤。中文系是不是真的已经成了“最坏的一间牢房”？近些年，在考文科的学生中，多数的选择是：一经管、二法律、三新闻。中文系在考生的志愿选择中屈居于这三间“牢房”之后，盖有年矣。考研则是中文系优秀学生的一次“大逃亡”，有机会进前三个专业读研的学生，大多会脱离中文系，改换门庭。北大中文系的日子好过一点，跟那三个专业或有一拼，但对照二十年前“文科状元”的荣誉地位也已“盛世不再”。如果说中文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也许言之过甚，但同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在青年中受宠的程度确实大不如前了。 中文系的人生性喜欢辩论，但在网上搜了搜，回应陈先生的说法的帖子寥寥，中文系圈内人的回应根本就没找到。我想，原因之一是大家觉得陈先生的矛头所向是当今整个大学的体制问题，中文系不过是他随手拎出来示众的例子，要回应就应该就整个大学教育的弊端说话，才是抓住了要害。但只要一抓“要害”，就发现许多话早已有人说过，洋洋洒洒，不计其数，但说了也白说，不说也罢。还有一个更大的对中文系不利的因素，就是文学在整个社会上的地位的沉落。中文系的失宠源于“文学的失宠”。当然，这也是“说了也白说”的问题。上面两个不可改变的因素，造成了中文系老师“无力回天”的“宿命”式态度。这种态度于有意无意间掩盖了中文系失宠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中文学科自身的培养模式问题。“监狱”固不可拆除，但改善一下自己管理的“牢房”的设施和卫生状况，使其不被认为是“最坏的一间”，也许还是可以尝试一做的。下面想就此“第三个原因”说些闲话。陈先生是美术家，大学的美术系是要培养画家的，就像戏剧学院培养舞台演员、电影学院培养银幕演员、舞蹈学院培养舞蹈演员、音乐学院培养器乐演奏员和歌唱演员一样；但中文系不同。从有中文学科以来，就没有把培养作家当做过教学目标。偌大的中国作家群，从“鲁、郭、茅、巴、老、曹”算起，几乎无人是大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在知名作家中，有三位曾上过清华中文系：端木蕻良、吴组缃和汪曾祺。其中吴先生还从媳妇熬成了婆婆，当了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应该说，三位都还是从清华中文系得了好处的，特别是汪曾祺先生，在西南联大深受当时在中文系执教的沈从文的言传身教，对他的小说创作有很好的影响。这是汪先生自己也认可的。但这几个例子完全不能够证明中文系有能力培养作家；更不能够说，作家上中文系是必需的。更多的文学青年得到前辈的指点，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报刊杂志或耳提面命、亲聆音旨之时。 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一是因为作家根本就不是按照某种教育模式可以培养出来的；二是，现在的大学也没有沈从文、朱自清这样足资指点文学创作的教师。清华礼聘小说家格非教授写作课，这样的例子凤毛麟角。过去的中文系老师大都能够提笔来点“五言”、“七律”什么的，现在的老师在文学写作上多数人不敢和学生叫板。 文学才情卓异而拒绝进中文系的例子早已有之： 曹禺是清华学生中最骄人的文学大家，但他进的是西洋语言文学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窃以为如果曹禺当初进的不是西文系而是中文系，他的《雷雨》也还是写得出来的，但可能没有现在的好。《雷雨》中欧美戏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如果在中文系，也可能读奥尼尔，但不像在西文系耳濡目染——当时西文系的主任王文显就是一个西方话剧研究专家和剧作家，他对曹禺有直接的影响。 以上所说的，对于中文系老师而言，都是老生常谈，听腻了的。也就是说，中文系本来就没有打算培养作家。韩寒、韩热、韩冷，方舟、扁舟、腊八舟（粥），即使才高八斗，也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不以为意。 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教学与研究型人才，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重在出研究成果和大学问家。那么，中文系在这方面成就如何呢？我们还是从老清华的中文系说起。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接手中文系的行政工作时，曾有一个驱之不去的惶惑。老清华的中文系是以开放进步享誉同行的。王瑶先生说，他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的中文系，而放弃北大、上了清华。清华培养出来的学者如王瑶、林庚、季镇淮、余冠英，个个成果粲然。但被称为“学界昆仑”的钱钟书先生却不是中文系的，而是西洋文学系的；他出国去牛津念的也不是中文。我私心以为，如果钱先生不进外文系、而进中文系，并死守着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来培养自己，他是作不出《管锥编》这样视野开阔的学术成果的。清华西文系出了很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其成果一点不比中文系差，如尚健在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的看家本领是梵文和印度文化，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常被人认为他是中文系出身。 另一个更加使我惶惑的是，清华中文系教师中的学术大家，大多没有中文系的正规学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非科班出身”。国学院时代的导师不好说，他们上学的时候还没有现代大学的这种分科；但最年轻的导师赵元任先生的学历至今令我们惊诧莫名：他本科读的是数学（康奈尔大学）、博士头衔是哲学（哈佛大学）、当过物理和心理学讲师（清华），唯独没有进过中国语言文学的科班，但他竟然成了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开创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先河。中文系的第一任主任吴宓的主要学历是在哈佛大学修比较文学，从课程上看多为欧美文学及其比较研究；第二任系主任杨振声先生本科是中文，但博士学位是教育学（法国）；担任中文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朱自清先生的本科是哲学，没有研究生学历；接替朱先生任主任的李广田教授是北大外语系毕业，也没有研究生学历。古汉语研究的巨擘王力先生是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闻一多先生在美国修的专业是美术；搞训诂是很需要专门的古汉语功夫的，但杨树达、刘文典等训诂大家的学历中都没有中文系学历的影子。所有这些先生，无疑在中国语言文学领域都有优异的建树，是当之无愧的中文系教授，培养了不少中文学科的人才，但他们都没有受到过中文学科的“科班训练”——这是怎么回事？ 由此断然不能够得出中文学统的系统训练“无用”的荒唐结论。因为只要对这些先贤的学行加以深究，就会发现：不管他们上大学修的是什么专业，外文也好，教育也好，法律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追求，就是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和对中文学统的探究。他们大抵家学渊源深厚，从四五岁就开始“子曰诗云”，到了十七八岁进大学时，已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此后多年研修，积习不改，从而构成了他们学历中的一个“潜学历”，就是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体悟与研究。这个“潜学历”，其时间之长、用力之勤远超过他们学历中的任何一个专业，而且当他们研修这一“潜专业”时，是无计划、无管理、无分数、无考试的；唯其如此，他们的这一“潜学历”从气质到知识、理路、方法，独具一格，自成体系，既深且广。“潜学历”和“显学历”像是并蒂莲，相映生辉。玩票儿的超过了科班的，在戏曲界很难；但在中文学科里屡见不鲜，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专业的“学历”。 林毓生先生很赞赏美国学者博兰霓的下述观点： 凡具原创型能力的专业人士，其知识分成两部分——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属于专业范围的知识称之为“直接知识”，与专业无关的知识称为“间接知识”。在人的创造过程中，间接知识作为直接知识的支援知识而发生作用。如果一个人只有专业知识，即直接知识，他的创造能力就很有限，只能局限于专业范围内的小修小改；唯有用专业知识之外的“间接知识”来打击你的“直接知识”（专业知识），才可能在专业领域取得大的突破。他把这种“支援”直接知识的间接知识看做是激发创造力的源泉。他说： “在支援意识中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知的能力是头脑的基本力量。”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近百年在中国文学与文化上卓有创造的大师的知识结构就会发现，他们大多兼具两种以上的深厚知识基础：他们创造的主体是中国文学与文化，这是他们的“直接知识”；而作为创造的“基本力量”却不仅于此，它可能是外国文学、哲学、历史、经济、法学或者物理、数学等等。催生创造性成果的动力往往不只在专业之内，而更多在专业之外。如果没有足够的“间接知识”，创造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成果也就小了很多。因此，中文系的振兴与衰落，固然与学科内部的知识积累、方法改进有关，但更主要、更隐蔽的原因可能不在内部，而在外部。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努力耕耘自然有好处，但无救于中文系的衰落。朱自清先生执掌中文系时曾意识到这种拘囿，他力主在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的课程，而且用外语来讲（后改为中文）。这在当时可谓惊人之举。但还是属于小改革，无救于整个中文学科的培养框架。而西文系的学生大多兼具两种知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为用，互相发明。老清华有“文看西文，理看物理”之说，西文系高于中文系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清华中文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力图在较大的幅度上改变专业上的拘囿，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同外语系一起，举办过“中外文化综合班”，希望实现闻一多先生早就提倡的中外文学的会通。这个试验班要求学生不仅要学好中文系的主干课，而且在外语上达到外语系的本科水平。综合班开设了中外文学的平行的课程，而且请会通型教授来讲，例如何兆武先生是专攻西方史论的，但他用英文写过中国哲学史，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请他给学生讲《西方哲学史》，必然是中西会通的。综合班还请许渊冲教授开设了“《诗经》翻译”课程，请外语系教授用外语讲授外国文学课。这些课本身就造成两种知识体系（语言、文学、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对学生启发很大。这个试验班办了几届，效果不错，但难以为继。主要原因是几位老先生退位后，很难找到称职的会通型的讲员。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一种很强势的说法，叫“中文系要姓‘中’”。这种说法是针对当时学生的浮躁、基本功差的弊端而提出的，要求严把质量关，学好“八大门”（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基础写作）。严把质量关是对的，但是不是学生必须八大门门门优秀才是好学生？未必。事实上，许多“大师”级的教授也不是门门优秀。研究古代汉语的老师未必能够把现当代文学考到八十分。 在讨论上述综合班的教学计划时，季羡林先生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在北大做过多年的副校长，管教学，几乎年年都要修订教学计划，把一些课程搬来搬去，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给学生开出一些真正好的课。我在清华西洋文学系念了四年，上了许多课，真正对我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这两门课影响了我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外文系的专业课。”对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八大门”中无需门门优秀，有的课考三十分就可以，有的课还可以选修。这样才可能腾出时间，让学生自由支配，把精力用到自己最喜欢的课程上去。综合班的学生很喜欢“《诗经》翻译”课，花了许多时间自己动手把《诗经》中的作品译成英文，请许渊冲老师修改。在这种练习中，学生所学到的绝不仅是翻译本事，而是回旋于两种知识体系之间，领悟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会通，触类旁通，受益无穷。 间接知识对于创造的影响，主要不在具体的知识上，而是在知识基础上形成的“支援意识”。也就是说，间接知识不在多，而在于从中获取理念、方法和“感悟”。博兰霓认为，这种支援知识化成“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内在意识时才是头脑创造的基本力量。“支援意识”既是在知识基础上形成的理念、方法，也还包含了在无意识层面上的想象力、直觉等等不可言说的东西。在赵元任的语言学论文中，间或看到量子力学公式的引用，但这并不是“间接意识”的主要表现；赵元任的物理、数学造诣对语言学研究更深刻的影响在于近代物理揭示的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考系统。把这个参考系统自如地运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至今仅见于赵先生。正是这种新的理念和试验方法给予了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以强大的冲击，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突破，使得赵先生成了“现代语言学之父”。胡适在“五四”以后曾力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把社会当做试验室”，他的意思也不是把自然科学的具体公式用于中国文字的训诂，而是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的和逻辑的研究方法。各门学科的具体知识之间是各不相干、很难会通的，但上升到“意识”层面，就会豁然贯通。梅贻琦先生在一九四一年谈到会通式教育方针时，曾讲到，学生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必须都有基础性的掌握，而其目的则在“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高、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相为姻缘与相倚之理，此则所谓会通也”。从激发原创精神的角度说，“间接知识”并不能够对专业研究直接发生影响，把“间接知识”提升为“支援意识”才是创造性的助推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只允许一种意识唯我独尊。在学术文化领域，通过接连不断的批判，力图剿灭一切与主流看法不同的“意识”。五六十年代的中文系大学生也学习多种知识，阅读一些西方的思想文化作品，但只要涉及意识层面，就只剩下了一种形态。那个时候的师生虽然读了不少书，积累了不少“知识”，但在意识层面上惊人的单一和贫困，对任何文学作品只能够有一种解读，创造力就不能不显得匮乏。学者只能在古籍校勘、文字训诂等极具体的范围内有所创造，而无法实现在文学研究的总体上的多样化和推陈出新。 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汹涌而来的西方思潮，带来的不仅是为数众多的新鲜作品和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是凸现了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这个时期的中文系学生，特别是那些优秀的研究生，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现代社会的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把握了附丽于知识上的启蒙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念、方法和价值观念。这些新的“意识”不仅给他们以新的研究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而且从无意识深处激发了激情、直觉和想象力，从而造成了一股相当强劲的“支援意识”，使得中文学科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那些最优秀的学生不受专业划分、教学计划和教师思想的拘囿，精神视野和知识领域相当开阔，构成了中文教育、特别是中文研究生培养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期毕业的相当一批研究生的研究成果是跨学科的、国际性的、生气勃勃的。现在各大学中文系的骨干教授，许多就是这个时期造就出来的。 近年来，各大学普遍开展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淡化专业，强化专业以外的间接知识的教育，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如果不能够启发学生把间接知识提升为“支援意识”，通识教育只做了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对于中文系而言，强调学生踏实读书、掌握基本功是重要的，但就挽救中文系的颓势而言，为学生创造自主选课、自由思维的广阔空间，引导他们把握多种间接知识和“支援意识”也许更为重要。创造，在本质上就是两种以上的知识体系、意识体系的自由撞击，唯有自由撞击才能够产生强烈耀眼的电火花。 温家宝总理在同美国《科学》杂志主编的谈话中说，创新“首先要从孩子做起，使他们从小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在自由的环境下培养创造性、批判性思维”。这是至理名言。照我看来，实际情形是，在自然科学的圈子里，倡导和创造自由环境的工作比较具体有力，但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圈子里，则各种意识自由撞击的环境较差。人的大脑虽然分成左右半球，但是两半球是互相连通的，在思维能力与习惯的层面上是一致的，一个脑袋不可能并存两种互相矛盾的思维习惯。很难想象，一个在人文、社会问题面前只会“听话出活”的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会有大的突破和创造。培养自由环境下的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必须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个领域并驾齐驱，才能够真正造就大批具有饱满的原创精神和能力的人才。只在其中某一个方面自由思考，充其量只能算是“半个自由人”或“半个人”。 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清华园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的新书《自由降落：美国，自由市场，与世界经济的沉沦》（Joseph E. Stiglitz, 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WW Norton, 2010, Pp. 361）不仅是对华尔街的起诉书，也严厉地批评了两届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贝南其以及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的错误政策。一时之间，分析批判金融危机的论文书籍如雨后春笋。例如Andrew Ross Sorkin 的Too Big to Fai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 From Crisis—and Themselves 和 John Cassidy 的 How Markets Fail: The Logic of Economic Calamities．本文也将涉及这些和其他著作。金融风暴的起因已经没有甚麽争论了。联储会的长期低利率货币政策继高科技泡沫之后，又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抵押贷款经纪不顾购屋人是否有能力偿还，大量发放抵押贷款，特别是对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的低收入购屋人发放“掠夺性”贷款。为什麽？因为贷款越多，他们的收入越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传统的银行，发放贷款后，等着坐收利息和逐步收回本金，从事所谓的“令人厌烦”(boring)的经营。而是把债权包装成证券，卖给投资人。华尔街投资银行又把高风险的住房贷款归拢，切割，再包装成债券高价卖给对冲基金。他们能够卖高价，是因为利息高，更因为他们买通评级公司把垃圾债券评为三A级。风险高，所以买主购买保险以防违约。卖保险――名称是“信用违约交换”（credit default swaps, CDS）――的机构认为它们能够收取保费，而不会有很多付出，因为他们假定房地产价格会不断上升，购屋人能够为不现实的贷款再筹资。房地产泡沫崩破，一跨全垮，一发而不可收拾。难得格林斯潘承认他的失误，鼓吹解除监管，迷信自由市场的“自我矫正“机制。斯蒂格利兹特别指出他向购屋人推荐借进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利率窜升，购屋人难以偿付。加剧了危机。华尔街至今没有承担他们破坏性的疯狂造成灾难的责任。斯蒂格利兹指出，“信用违约交换”兴风作浪，起特别恶劣的作用。因为买主没有充分估计卖者是否会遵守诺言，所以买的不只是保险，实际上是下赌注。这种保险不但没有降低风险，反而扩大了风险近一个时期，舆论纷纷指责当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的财长盖特纳拯救“美国国际集团”（AIG）为的是拯救一大批华尔街投资银行，AIG的“订约方”（counterparty）。把大笔纳税人的钱一分不少地如数付给了它们，而没有让它们“理发”。其中高盛一家拿到了一百二十九亿美元。今年一月，国会在追究这个问题时，透露了被盖特纳隐瞒了一年多的资讯：高盛和法国兴业银行是从AIG购买CDS最多的大户，一共买了六百二十一亿美元。就是那些交易把AIG推向破产的边缘。最终高盛和外国银行把纳税人的钱全都拿了回来。为了AIG的保险，高盛拿出来的“债务抵押义务”(collateralized-debt obligations, CDO)占到六百二十一亿美元的一百七十二亿美元，也是最大户。（其次是现已成为美国银行一部分的美林公司，一百三十二亿美元和德意志银行的九十五亿美元。）杜克大学教授詹姆斯．考克斯说，纽联储为了保护高盛而隐瞒资讯。“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主席安吉来第斯在一月十三日的听证会上质问高盛主席布兰克范恩，高盛怎么能够创造出并且卖掉称为“债务抵押义务”的东西，却又下注它将贬值，从中取利？高盛怎么能够下注这些CDO将贬值，却又企图说服评级公司和投资人，这些CDO是很好的投资？人们说，这起码是极不道德的行为。如今又赚大钱，发放巨额花红，趾高气扬的高盛其实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据《纽约时报》报道，希腊今天的危机也跟高盛有关。是高盛(以及摩根大通和其他银行)帮助雅典向布鲁塞尔的监督人隐瞒数以十亿计的债务。这些银行发展的金融衍生工具增加了希腊的债务，并帮助希腊政客们把这些债务隐藏到资产负债表以外。高盛等银行利用希腊政府的大手大脚花钱，从中取利。遭到德国《镜报》的严厉批评。斯蒂格利兹用了很大篇幅批评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为华尔街银行纾困的计划。不是像一般资不抵债的企业那样，进行清理重组，而是用大量纳税人的钱向银行注资（调整资本，recapitalization），希望他们会增加放贷。不附加条件，不问钱的去向。把纳税人的钱投入了黑洞。斯蒂格利兹的书中专门有一章，题为“美国的大劫案”（The Great American Robbery）。幸亏有不畏强权的“问题资产纾困计划”监察主任尼尔.巴洛夫斯基。去年十一月，他经过八个月的查账，弄清了政府给AIG的大笔纳税人的钱是怎样流到美国和欧洲大银行手里的。前面提到国会透露的资讯就是巴洛夫斯基收集的。他还调查了美国银行并购美林公司，向股东们隐瞒了美林的巨额亏损和合并前夕发放的大笔花红。他也点了拿AIG花红人的名。这些人答应退回四千五百万美元，而实际上只退回不到一半。更严重的是美国金融制度又回到了风暴前的2007年状态.而且因为贝尔斯登，雷曼和美林等的消失，剩下的是少数更大的金融机构，使它们更加有能力兴风作浪，而且大得不容失败。有政府为它们的债券做担保，向他们提供低利率贷款。他们又故态复萌，冒大风险，赚大钱。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在金融业的强大游说面前，寸步难行。由一贯主张解除监管，迷信自由市场，跟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班底森马斯。盖特纳，贝南其等人来主持监管改革，等于与虎谋皮。这也基本上是斯蒂格利兹的结论：要对造成灾难负有责任的人来搞改革，他们只会遵循原来的逻辑，搞“美国式的公司福利”。有人说，大衰退为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言过其实。丢脸的是反监管的自由放任主义。斯蒂格利兹说，“我相信市场是每一个成功经济的核心。但是市场本身并不能很好地运作。。。。政府有必要起一定的作用，不仅是在市场失败时，出来营救经济，也不仅是监管市场，防止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失败。经济需要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之间取得平衡—还要有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作出重要贡献。”这就是斯蒂格利兹的经济哲学。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长期关注重庆发展，他提出的“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引起了政经界和学术界的多方关注。近日，崔之元接受记者专访，对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崔坚在重庆大学演讲中“第三种力量”的提法大加赞赏，认为重庆的做法兼顾效率和公平，具有普及参考价值。　　记者：您对崔坚提出“第三种力量”的说法如何评价？　　崔之元：这种说法很生动 对于理解国有企业在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之外的独特作用颇有启发。　　可以以渝富公司为例说明“第三种力量”。渝富公司成立5年来，已累计为企业处理不良债务、不良资产近300亿元，为企业搬迁、破产等提供周转资金200多亿元，参与推动了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西南证券（600369）等一大批国有集团的重组。渝富公司显然是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并且是市场经营的高手，但它和一般的市场主体不同，它是执行政府意志的，但又不是通过一般的行政手段去执行。　　记者：在经济学上，对崔坚提出的观点有没有理论支持？或是这属于中国式创造？　　崔之元：在经济学上，崔坚的观点有理论支持。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也就是崔坚说的“利益输送”，恰好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基本思想。他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　　米德的一个最深刻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可以说，“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试验。重庆的“国资增值”，由于从财政局“断奶”并提供“第三财政”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至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在2008年1月1日前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需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　　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又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这一政策的争议较大 一些舆论担心这是有利于富人买房的措施。但今年第一季度重庆区县居民在主城购房比例高达42．5％说明这还是“藏富于普通老百姓”的政策，真正的富人买房是根本不用银行贷款的。可以说“国资增值”给了政府减税从而“藏富于民”的 “底气”。　　记者：“国企担当第三种力量”这种理论或者试验，在当下中国有没有普及价值？　　崔之元：这种理论或者试验，在当下中国有普及价值或至少是参考价值。我国许多地方由于地方国资没有增值，财政压力很大。例如，2009年11月，兰州市在暂停收取路桥费半个多月后，宣布再次征收路桥费18年，这引起老百姓的很大不满。重庆把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较好结合起来，把基础设施的BOT模式变成了BT模式，取消了主城区的路桥收费，这是“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另一体现。　　记者：学术界目前对国企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颇多争论，按照崔坚的理论，国企的这种角色是否可以被替代？民营经济是否也可以代替国企起到一些作用？在这种理论下，民企活力是否会被抑制？　　崔之元：当前社会上一些人担心的“国进民退”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国资增值可以普遍降低税率， 藏富于民，“国进民也进”才是世界大趋势。　　美国阿拉斯加州消取了州个人所得税，因为它的石油公有，收益很高，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英国政府已经于2007年正式运行“儿童信托基金”，当年9月1日那天及以后出生的儿童建立一个“资本账户”。一次性发给每人250英镑，七年以后再发一次，到18岁就可以自由支配了。英国国有资产太少，现在不能每个人都发．但他们设想慢慢过渡到全民。　　重庆虽然没有分配到人，但用国资收益盖学校、剧院的意义是一样的，是间接的社会分红，减少了老百姓的负担。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九大商业银行已经不同程度国有化。甚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支持国有化，而他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和重庆国企的渝富模式能够联系起来：国有化才能够使美国银行迅速剥离坏账。格林斯潘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坏账（所谓“有毒资产”）剥离太慢，因此银行不愿进行新投资，别人也不敢和银行做交易。而剥离太慢的原因则是“有毒资产”定价难题：现在的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而政府不愿用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这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我们从2004年重庆渝富公司收购中国工商银行在重庆120家国有企业资产的坏账来看，可以说格林斯潘解释了渝富公司成功的原因。因为当时渝富公司用20％的账面价格向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坏账，现在时过境迁，工行可能想当时若要40％的账面价格更好，但因为渝富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都是国有企业，当时坏账的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关键要赶紧剥离坏账，重整旗鼓。　　记者：有观点认为，经营土地获利来支持国企发展的模式没有持续动力？　　崔之元：由于国资全面增值，国资在工业、金融和基础设施上形成了“四三三”结构，加之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相结合，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短期“土地财政”。　　黄奇帆说：必须严控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1／6，中低档商品房不超过房价的1／5，而高级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目前重庆主城平均房价低于同类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这恰恰说明重庆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这是值得全国关注的重大“藏富于民”政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重庆国资正是探索在初次分配上形成“第三种力量”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

作者对两个发展路径的重大历史意义进行了思考：尼赫鲁的国家主导计划的发展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否成为了两国资本主义的先导，从而开启了两个曾经的亚洲大国重返全球资本主义博弈，并大大改观了参与的条件。

中国价值是普遍价值的具体实践首先应该挑明的是，今天提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价值”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中国价值”放到“普世文明”的高度上和框架内来思考，把“中国价值”定义为当代中国人探索和创造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集体实践。不然的话，所谓“普世文明”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为它会被种种流俗意见赋予同今天中国的集体实践相抵触、甚至对立的含义，渐渐地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某种外在的、高高在上的、甚至不可企及的绝对标准。它会被用来挑剔、敲打和质疑当代中国人的集体实践，让我们处处怀疑自己行动和思考的正当性，处处要到别人那里去讨“说法”，而不是充满自信地去走自己的路，去创造、挖掘和认识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把所谓“普世文明”放到“中国价值”内部去把握，把“中国价值”确立为“普世文明”的具体实践，也就是说，后者的现实化和普遍化，有赖于前者的参与和探索，正如它有赖于其他社会、人民和文明形态的参与和探索。也只有这样，“普遍”才作为理想、作为有待实现的东西而真正成为普遍之物。否则，它不过是为强势文明所垄断的霸权符号。它的历史实质，恰恰是一些个别的、特殊的事物，而不是普遍性本身。另一方面，如果不在一个普遍性的高度上和框架里谈“中国价值”，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落入一个概念的陷阱，仿佛我们今天要探索的“中国价值”仅仅是一种特殊“国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关，进而产生一种小富即安、夜郎自大的心态。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交往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任何偏安一隅、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危险的。且不说这种心态同中国日益深入地介入世界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的实际相悖，同全世界对“中国影响”和“中国因素”日益增长的期待（当然这种期待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相悖，它也会限制我们自身认识和思考“中国价值”的眼界和抱负。无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撇开“世界”和“普遍性”谈中国，都不会有真正的结果，因为，实际上“中国”本身早已存在于同“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是现代世界最内在、最核心的问题和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观地、一厢情愿地把它抽离出来，再加上一圈防火墙，于“中国价值”是不相干的。我们前面强调“普世价值”要在“中国价值”内部去寻找，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价值”必然是“世界文明主流”的组成部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形态，正是历史上“世界文明主流”的重要遗产；中国今后如果建立一个适合自己发展、对他人也有巨大魅力的文明形态，不过是“回到她原先的历史地位”。这句话，近年来常常出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评论中，但仅凭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收入，还不能造就文明形态意义上的“中国价值”，正如光有“大楼”没有“大师”就还算不上是“大学”。我们所谈的“中国价值”，归根结底需要作为一个“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概念，体现出中国全方位的活力、创造性和稳定性，需要中国人在“人”的终极含义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基于以上所说的前提预设，关于“中国价值”，我们现在能说的，大概就是两句话：一是“路在脚下”，不是别人为你开辟好的，而是要我们自己去走，正如鲁迅在《故乡》中所写，“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二是“任重而道远”——“中国价值”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也不是随便走出来的道路，它需要中国人长期地锲而不舍地努力。我们距离对自己的期待还差得很远很远。中国价值是自主创造新的现实要回答什么是“中国价值”，我们就必须弄清我们所说的“全球视野”指的是什么，要意识到它像精神分析理论里所讲的那种“gaze”（他者的注视）一样，预先决定了我们对“中国价值”的想象。中国知识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如果我们只是以“中国特色”为方式，去完成别人对我们的角色预期，甚至把别人的注视“内在化”，变成自己行为的无意识结构，那我们即便在所谓“中国价值”上走，走的其实还是美国道路，或全球资本化道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价值”或“中国特色”就不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现实，而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制度的继发性延续乃至回光返照。在这个意义上谈特殊性，就根本逃不出自我东方化、异国情调化的逻辑，因为这无非是用筷子的资本主义和用刀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或“官僚资本主义”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按这种逻辑，所谓“价值”其实都是非历史、非政治的概念，它的“文化”概念归根到底也是“感伤”的、装饰性的，因为它并没有由自身的实践创造出来的价值内涵和真正的价值指向。如果“价值”不植根于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劳动方式，不能塑造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人的概念，它就只具有“抄近道”、“挑好走的走”的含义，根本上还是一种工具理性的逻辑。如果我们的问题仅限于此，那这个问题看似激进，甚至带有点儿挑战西方霸权、探索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味道，但其实也就是“接轨论”的另一面，即通过一种肤浅的，即非历史化、非政治化的多元论，用消费和娱乐领域的“文化”取代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领域的实质性冲突，客观上为更深层次的单一性和标准化辩护。德里克曾在对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分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现代性替换性方案”（alternative modernity），无非是那些已经自非西方世界进入西方体制的、有着不同种族、宗教、族裔背景的精英阶层人士，以“文化”、“身份”和“认同”为名，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和主流意识形态里，试图为自己划出一块利益特区，并进一步挤入“中心”的修辞而已。如果“中国模式”已经预设了一个笼罩性的不可逾越的外部——无论它叫做“议会民主”、“自由市场”，还是“世界公民社会”，其实它的价值内涵同“中国”这个定语都并无实质关联，在一般意义上也谈不上是一条道路，因为这只是在走一条现成的、别人已经走过、甚至被别人规定了的道路。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这是一条能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幸福美好生活的道路，别人走过又有什么不好，又何必一定要强调自主性和独创性。但这种貌似实际而老到的思维恰恰是幼稚和异想天开。因为近代以来17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药方可以解决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没有什么放诸四海皆准的制度或观念能使中国自动地走向富强和公正，而不需要让13亿中国人进行思索和选择。即便在经济技术领域，在“赶超”目标非常明确的方面，新技术、新制度、新观念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都不得不经历复杂的再创造过程，最终的成功，往往并非照搬外国先进生产经验的结果，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后产生出一种本土性的制度创新，激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量、活力和创造性所致。在具体领域里实现的“中国价值”，从来不只是固有事物的复制，而是在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只有如此，它的理论含义才能突破既有制度和观念的框框，而把自己确立为一个新的可能性的边界。在实用领域尚且如此，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观念领域就更是这样。不妨说，“中国价值”的题中应有之意，就是在理论上、哲学意义上不承认中国实践需要先验地接受任何既有的参照系。这么讲，当然不是要把当代中国的集体实践归入偶然性、唯意志论、甚至不可知论的领域，而是像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直接把“中国道路”放在“普遍性”的层面上和框架内来谈，也就是说，把“中国问题”直接理解为探索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具体实践、具体展开和具体例证，从而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去努力总结有益于全人类、有助于开拓人类历史远景的观念、价值和理论的东西。中国价值应跳出特殊论我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这本书里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德国理论，因此有一些读者认为我是在鼓吹德国特殊道路，以此来挑战英美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为中国特殊道路论输血打气。其实我在书中讨论的每一个思想家，从国内学界比较熟悉的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到也许还不太熟悉的尼采、韦伯和施米特（他们的确都是德国思想家），都指出了这种德国道路和德国特殊性的不可能性和虚妄性。所谓德国的“特殊道路”或“第三条道路”，主要是指普鲁士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权威政府定义为国家政治的“黄金准则”，以抗衡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和以沙俄为代表的“东方专制”。在批判德国市民阶级自欺欺人的幻想和庸人政治方面，马克思的语言最为尖锐和华丽，可谓上集黑格尔辩证思维之大成，下开尼采价值批判之先河。在早期著作里，马克思就曾警告德国市民阶级，文明有可能“没有分享欧洲文明的上升，就已经同它一道处在衰落的水平”（大意），在稍后的《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对此作了展开，这对我们今天思考以新兴城市中产阶级为具体经济、社会内容的“中国道路”，应该是颇具启发性和警醒意义的："德国资产阶级（即市民阶级。张按）……与 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旧社会的代表，即反对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明确地反对国王又明确地反对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在单独面对自己的每一个对手时态度都犹豫不决……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激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风烛残年的利益……"（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320页）马克思这里谈的，当然是1848年的柏林革命，他把这场革命同1648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相对照，指出前两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其创造性（“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而在历史上闪耀，柏林革命却“像遥远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个星球消失了十万年以后，才达到我们地球上居民的眼中”。甚至，和同时发生的1848年欧洲革命相比，柏林革命也只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近年来在国内引起关注的竹内好，通过他对鲁迅作品的创造性阅读，对日本近代化过程做出了深刻而激烈的批评（“优等生文化”；“既没有抵抗，也没有主体性，所以日本什么也没有”等等）。每一个“世界历史的民族”，都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激情，通过劳动、牺牲和代价高昂的错误，为这个普遍性问题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今天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的确暗示了中国人新近获得的自信和使命感，暗示中国人又一次处在了想象或现实的“世界历史”的潮头，但“普世价值还是中国价值”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批判的辨析，就有可能局限而不是打开人们的思路。如果不在“普世文明”的层面上考虑“价值”问题，所谓“中国价值”，也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样的话，我们所说所想的其实都不带问号，而更像是设问句。比如，有一个叫做普世文明的东西摆在那里，你要还是不要？那回答自然只能有一个：要（谁会说不要呢）。从简单的语义和形式逻辑上讲，如果有“普世文明”或“普世价值”，就无所谓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价值”，因为后者最多只有手段或途径的意义，而没有目的或本体论的意义。这样的所谓中国价值或中国特殊性，就只能是常识性的东西：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大家都是在奔同一个目标，想过同样的生活。那样的话，俄国人有俄国道路，印度人有印度道路，日本人有日本道路，新加坡人有新加坡道路，甚至可以说上海有上海道路，广东有广东道路。回头看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知道，“价值”的含义是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实验和创造，它对应着一种新的历史主体（“新人”）的出现，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性集体行动，它必须同时具有明确的乌托邦指向和具体的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走俄国人的路”或“延安道路”，就是这样意义上的“价值”；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也必然是这样的道路，因为它不得不负起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世界历史的使命”。但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关于“中国价值”的讨论，基本上仍是“中国崛起论”的文化版，它的物质前提是中国改革30年来经济上的成功，但要进一步追问“中国价值”的政治指向和文明指向，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在中国革命之前，中国是现代性条件下世界历史的客体或对象，是侵略、宰割、盘剥和操纵的对象，是变革和历史运动的被动的客体。通过中国革命，中国人第一次变成现代世界历史的主体，掌握自己的命运，决定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这个主权地位对外具有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意义，对内具有人民主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大众民主、正义和平等的意义。这些似乎都是老生常谈了，但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可能性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正是新中国的存在，为今天的一切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和保障。这一点特别明确地从海外中国学生爱国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觉醒中体现出来，没有这种意识，2008年海外中国学生自发支持北京奥运会的反抗议活动是不可思议的。今天的中国，无疑处在自身历史上的“后革命时代”，但一个健全的、头脑清楚的后革命时代，必须对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我们必须看到，通过革命，中国人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通过革命和建国后60年的建设，中国才真正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由此重新开始了关于文明形态、普世价值和“人”的终极意义的追问。这才是“中国价值”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从中国革命开始，中国人就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作为文明形态意义上的“中国价值”问题，是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把大多数中国人抛入了世界历史，把我们同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作者单位：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

开放源代码运动律师Lessig发起改造国会运动. 2010年2月22日发表于The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