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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医改方案尘埃落定--能否治愈看病难看病贵?

作为中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纲领性文件——新医改方案在历时3年,数易其稿后,4月6日正式出台。
医疗改革
  作为中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纲领性文件——新医改方案在历时3年,数易其稿后,4月6日正式出台。人们关注的是,新医改方案惠民力度有多大?“四梁八柱”的医改架构能否在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普遍化和生态环境变化等严峻形势下,支撑起符合国情的医药卫生体制?能否从根本上消除“以药养医”痼疾,解决多年来民众反映最强烈、最集中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能否扭转公立医疗机构趋利行为,使其真正回归公益性?

一、苦等三年终于落锤 医改回归公益

1、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型 中共部署超级改革

  中国公众期待太久的新一轮医改,终于在2009年成为现实。4月6日,关涉民生福利与公共利益的新医改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由新华社公布,意味着这个涉及13亿人福祉的世纪民生工程,在经过16个部门以3年时间集思广益、数易其稿之后,最终定音。新医改方案出台后,《人民日报》社论形容医改是“涉及13亿人的重大民生工程”,而新华社则评其为“维护人民健康权益的一项重大举措”。(北京中国网)

   2003年突发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的巨大危机——缺少经费、缺少机构、缺少人员、缺少保障,令人心惊肉跳,当时国际国内普遍担心疫情在农村大面积爆发。这开始让人们反思医改。这份洋洋洒洒13000字的新医改方案,以“四梁八柱”为主要构架,要求形成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幷完善相应的管理、运行、投入、价格、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科技与人才、信息、法制建设。承诺将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最终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和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相比,新医改方案新增了近期“目标”:到2011年,明显减轻中国居民的就医费用负担,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香港凤凰网)

  尽管与外界关联度不高,但这项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仍然引起了国际观察家的注意:新医改方案乃是中国走出这一超级改革的第一步,更是中国政府要从意识形态领导者、经济发展指挥者的身份,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型的第一步。(香港中评网)

  从医疗改革这项超级改革的指挥架构也可看出,中南海已充分考虑到三年后政府换届、世代交替之时,这项改革仍能得到政策方向的延续和保障——今年53岁的副总理李克强出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统筹组织和协调改革工作。这不仅显示了政府改革的决心,也表明中国政府明白医疗改革任务艰巨,只有一个高层领导才能联合所有部门,推动改革。(德新社)

  或许可以说,这是中南海在新世纪以来的官方重大公共政策出台最为重要也最为艰难、最为谨慎也最为开放的一次。所谓重要,乃是指开放改革30年后,民众“ 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与民生政策取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所谓艰难,乃指中国要构建世界上最庞大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世上幷无完美先例可供模仿;所谓谨慎,乃指必须顾虑周全、面面俱到地充分考虑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兼顾公平与效率;所谓开放,乃是指五个月前北京曾将方案草稿向社会大众公开幷广泛征求意见,建言献策,民议沸腾……(美国《侨报》)


2、政府承担全民基本医疗 新医改确认公益性

  新医改方案公布当天,中国发改委、卫生部、人保部和财政部官员联合解读,主动与网民互动。接下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央视新闻频道黄金时段,连续两天做出权威诠释。方案、解读、释疑,成龙配套地以空前速度推出,令新医改方案颇具雷霆之势。(新加坡《联合早报》)

  新医改方案首次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凸显公益性路向,此一最大的看点让备受“看病难、看病贵”煎熬的老百姓眼前一亮。按照这份新医改方案,“医疗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被划上句号,“公共产品”将成为中国医疗服务制度的基本属性。这与上一轮的医改中“市场化”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了包治百病的“万灵丹”形成鲜明对照。(北京华夏经纬网)


3、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 医疗改革开始纠偏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事情,但“小病忍,大病拖”却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无奈选择。数据显示,20多年来,中国农民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到20倍,但所负担的医疗费用却增长了133倍。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左右提高到60%。医院“先钱后医”时有所闻,不少医生滥开药和滥作病理检查来增加收入,药费亦层层加码,基层民众住院就要负担昂贵的医药费,穷人甚至看不起医生,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返贫、因病致困,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民间常说的“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形象地说明民众困窘之所在。公众纷纷反思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矛头指向之一,即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部门对卫生事业“产业化”、“市场化”的改革倾向。(北京《中国经济时报》)

  毋庸讳言,在医疗体制改革中,中国走了不少弯路,代价不菲。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相继发表报告,认为“中国医改不成功”。而医改重回“公益性”轨道,用了 24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减少“大锅饭”式的医疗资源浪费,中国选择了市场化、商业化导向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推行医疗服务市场化机制,政府投入只占公立医院支出的7%左右,其余要医疗机构自负盈亏,全靠医院“创收”解决,导致药品医疗费用连年暴涨,幷且医疗资源向大城市和大医院集中,中国基层医疗机构资源匮乏、技术薄弱,“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困扰城乡居民的社会问题。(美国《星岛日报》)

  历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给政策不给钱”、九十年代“医改巨大争论”和2000年的“产权改革号角”,那时公立医院以获利性作为自身追求的主要目标,这是医改最不成功的地方。如今新医改方案定调“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加之中国未来三年各级政府需要投入8500亿人民币,这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从理念到体制的重大变革,体现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的价值取向。(美国《侨报》)

二、市场化还是公益化 幕后交锋激烈

1、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 相关部门激烈交锋

  据瞭解,新医改方案中,有关“市场化还是公益性”的幕后交锋相当激烈。去年的征求意见稿中,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方案中没有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而这次的新方案,又将市场化之争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因为方案中明确写到了“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改革基本原则。既然是“公共产品” 就具有“公益性”,因此市场化的手段就会遭到摒弃。对于医改最终方案能够吸收多少“市场”的意见,很多人心里没底。(北京《投资者报》)

  “医改不是卫生部一家的事情。”在新医改方案讨论与制定的过程中,面对公众的轮番追问,卫生部各级官员总是反复强调这点。当卫生部负责人与其他15个部门负责人一起在新医改方案上“按下手印”时,卫生部也再次证明了“我们只是医改协调小组成员之一”。

  领导医改的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形容医改是“世界性难题”,而此次的医改方案研究时间之长、涉及部门之多、征求意见之广泛、改革目标之明确、财政投入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例。而且医改放到中国还面临着现行行政管理架构的挑战。如人保部管着医保,而基础建设、医药价格涉及发改委,日常经费投入和维持医院的运转涉及财政部,医疗救助归属民政部,医疗人才培养包括附属医院的管理又归属教育部。因为大多数医院是国有企业,医改甚至还关系到国资委。部门多了,自然会从各自“职能”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由于涉及到利益调整,新医改制定过程中的争议不断加温升温。(广东《南方周末》)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新医改北大方案主要撰稿人之一李玲看来,“市场主导”、“政府主导”的划分,掩盖了学者们的一些重要共识,“所谓政府和市场都是手段”。事实上,“市场主导”也认为在社会资本不愿意进入的地方,政府应该出资兴办公立医疗机构;而“政府主导”也需要用市场的一些手段提高政府投入的效率。李玲坦言,所谓的两派争论,“实质是对医疗保障这个世界级难题,更相信政府作用还是更相信市场的问题”。(北京《瞭望》周刊)

  北京《中国新闻周刊》形容方案的“最后博弈”是一场“围绕市场化与回归计划激烈交锋”。从去年10月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出炉到今年4月新医改方案确定,各利益主体对于医改是市场化还是回归计划的走向展开了激烈博弈,最后的方案“既强调了政府主导的色彩,也给予市场微观主体以一定的空间”。这也使得此前对于医改市场化还是政府主导的争论,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新加坡《联合早报》)


2、不能与经济改革相捆绑 医改争论徒乱人心

  其实,众多卷入医改“市场化还是回归计划经济”争论的官员也好专家也好,他们感兴趣的根本就不是医疗卫生事业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而只是为了三个字的是非:“市场化”。

  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经济领域中政府管得过多、过死的老毛病远未根除,国企在某些领域里的事实垄断导致竞争不足、效率低下。同时,政府应当承担的一些社会公共事务又没有充分承担起来,反而把责任交给了市场去安排,“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就是典型表现——把学校和医院都当成了事实上自负盈亏的企业,让它们自己养活自己,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别的不说,已有的人类社会实践至少已经证明,医疗卫生产业与一般竞争性产业有一点很不相同:别的产业在市场调节下,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会逐渐降低到一个均衡水平;但是医疗产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看病却反而可能越来越贵。你去买一件衣服,你所掌握的衣服好坏贵贱信息和商场营业员掌握的,幷没有太多不同,也就不可能买得太贵——太贵了,你还可以不买。但你生了病该怎么治,吃什么药合适,就只能完全听医生的,幷且有病不能不治。如果医院像一般企业那样完全以赚钱为目的,不管有多少家互相竞争,市场都永远操纵在“卖方 ”手里。就是说,在这个行业,某种程度上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北京《中国青年报》)

  令人称奇的是,在这场争论中,最活跃的不是医生,不是患者,不是药商,不是直接相关的其他七七八八行业的人员,而是经济学家们的身影。为了“市场化”三个字,他们中许多人把医改和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完全捆绑了起来,赞成医改市场化就是拥护市场经济,就是拥护改革开放;反对医改市场化就是怀念计划经济,就是反对改革开放。有人甚至曾把批评医改市场化的声音当成“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一股逆流”,要报警,要“捍卫”;有的著名学者咬死一条:“市场从不失灵!”同行中只要有一丁点承认例外存在的意向,就指责其“从自由主义立场上后退”。

  全世界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医疗卫生服务都没有市场化,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必须把经济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死捆一块儿,非此即彼呢?经济改革要打破垄断,要减少审批,要明晰产权,有什么问题去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医疗改革要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要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也有什么问题去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有一事议一事,不要动不动就扯到意识形态上去,把局部问题放大为全局问题,把手段、技术问题夸张为方向、路线问题。闹笑话倒在其次,关键是为改革平添障碍。(广东金羊网)


3、医疗改革探索“中国道路” 幷非回归计划经济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依靠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医疗卫生预防保健网这“三大法宝”,向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其成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在改革开放启程的1978年,中国的GDP仅为3000多亿元。在非典型性肺炎肆虐之时,中国的GDP已突破10万亿人民币。收入增加了,维护健康却难了、贵了。在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看来,这是因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似乎患上了“美国病”:医疗费大幅攀升、医疗服务非常不公平,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人们的健康指标停滞不前甚至恶化。(重庆华龙网)

  当今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医疗改革之路。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无论是美国市场化操作模式,还是德国强制模式,抑或是北欧的福利模式,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很难做到健保全覆盖,因此对于中国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破除的条件下,其面临的难题要比西方国家复杂得多。(上海东方网)

  对于医疗保障这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现在提交了一份解决方案。纵观新医改方案,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改革之路包括建立城乡既相同又有差别的医疗救助体系和制度,包括小区与大中医院如何协调共同发展,包括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共存状况的互补与矛盾,包括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非盈利性医疗机构的政策措施,包括对非盈利性医疗机构经营运作的规定和监管,包括作为社会成本的医疗费用在国家GDP中所占比例问题,包括公立医院补偿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后的实施标准,当然也包括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可从事多点执业这样一些看似细微却关联度既广且深的操作难题。

  从这些探索内容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医改的公益性回归幷不是向计划经济时代的倒退,而是在尝试着走一条既非纯粹市场化又非单纯国家全包的路子。这条医改之路有改革开放的投影,也有中国国情、国家财力的投影,它是中国各种力量平衡与诉求的一种迭加。这种尝试与国际上在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上的“混合福利 ”思路有几分暗合。(香港《大公报》)

三、剑指看病难看病贵 解民忧固国本

1、巨额财政支出能否落实 医改成功关键所在

  必须指出的是,政府财政部门对公共卫生这一公益性事业认识上的缺位所造成的严重投入不足,是造成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看病“贵且难”的重要原因。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公共卫生机构不得不谋求“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创收,比如对必须提供的服务从免费改为收费,如计划免疫等;“节流”就是缩减原来免费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如疾病监测、健康教育等。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萧庆伦评论说:“20多年来中国整个疾病预防体系,特别是农村的疾病预防体系逐渐崩溃,没有人乐意和专心做卫生和疾病监督;很少对保健、卫生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流行病发生多少、程度如何、如何上报、如何应对,这些机制已经完全缺失了。 ”(湖南红网)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新医改北大方案主要撰稿人之一李玲一再强调,“医改的问题就在财政,财政的问题解决了,医改也就迎刃而解了。”据悉,新一轮医改850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财政支出,2/3将投向医疗服务需求方。客观地说,这笔钱的确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假如就此得出患者将成为此轮医改中的最大受益者的结论,幷认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将因为政府巨额补贴而得以彻底解决,恐怕还是为时尚早。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支持的力度还是不够。国务院准备在今后3年内各级政府拿出8500多亿,细算下来也不过是每年不到3000多个亿,去掉少数享有医保的人群,13亿人口也只每人200多元而已,显然这个数字幷不能令人振奋。(北京《观察与思考》杂志)

  而且,尽管大量的政府投入被承诺用于患者,但这笔钱会否在政府投入的诸多环节中遭遇层层剥皮与消耗,是否会存在“跑冒滴漏”的现象,最终又能有几滴甘霖真正降落到患者头上,被用于降低患者医疗开支,其实都还需要打上个问号。

  此外,即便8500亿的2/3真的被一分不少地用于补贴患者,但是补贴患者的医改投入,最终其实还是会一分不差的全部流向医疗机构以及相关的医药产业链条,相关利益集团显然不会对这笔巨款无动于衷。假如医疗机构顺势增加收费,医药企业将此作为重大利好涨价没商量的话,补贴患者的巨额政府投入,极有可能被利益集团轻易蚕食,至于广大患者,非但医疗负担未必变轻,反而有逆势上涨的可能,如此“肉包子打狗”的结局,显然不会是政府投入的初衷。(江苏新华报业网)


2、公立医院乃是改革难点 公益性也会有弊端

  公立医院如何改革一直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医改方案三年“孕育”中的难点所在。最终,对公立医院改革,新医改方案提出了“2009年开始试点,2011年逐步推开”的阶段性目标。(北京《瞭望》周刊)

  新医改第七套参考方案主笔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曾有过质疑,“加大对医院的投入,公立医院旱涝保收了,就能为老百姓好好服务吗?”公立医院改革重归公益轨道,反而更可能带来医疗效率、服务、质量、水平下降的现象。因为公共、公益性质就决定了公立医院不可能有暴利。那么,在经济市场化的今天,在利益充斥社会的氛围下,没有利益驱使能否提高医疗卫生人员的积极性,能否提高医疗卫生的服务质量和医疗水平,能否吸引名家、名医留在公立医疗机构呢?(天津北方网)

  一些业内专家认为:长此以往,就会出现过去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中在服务上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 ”的情况;会出现效率低下、耽误急重病症患者医疗的现象;会出现受社会利益诱惑,公立医院人才流失,造成公立医院医术水平、医疗质量下降问题。因此,在“ 回归公益性”时,公立医疗机构、公益医疗卫生服务项目在内部激励机制、分配制度、约束措施等方面下工夫研究对待,出台行之有效的机制、制度和措施,保证改革的成功。

  但也有不少专家否认公益性之弊,他们认为,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和医疗机构是否公益性是两回事。所以,今后的公益性体现在公共产品由政府来买单上,而幷不是要求医疗服务的供应者免费提供产品。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牛正干便认为,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是通过政府加大对医疗保险的投入,提高民众看病的报销比例来实现的;只要建立一个良好、有序的竞争医疗服务体系,就不会产生所谓的公益性之弊的问题。(北京《投资者报》)


3、基本药物制度恐难奏效 恐将沦为花拳绣腿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新医改解民之忧,也是在固国之本。纵观医改的整体框架,最能让公众受益的举措当属向药价虚高宣战。新医改方案拿出了两个应对措施,一是从2009年起,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对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的药品,力求向患者提供价廉、安全、疗效好的药品;二是对广为诟病的以药养医问题采取逐步取消的办法。(北京中国经济新闻网)

  建立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初衷是为了促进安全用药,遏制药价虚高。但假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只是保小病难治大病,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假若一些疾病的根治药物,恰好就是具有高科技价值的贵药,那么,是否该将其列入国家基本药物呢?假若列入,又该如何解决医保预算超支的问题?(香港大公网)

  而且,新医改方案没有一下子取消医院对药品的加价权,因此仅用一个基本药物制度恐怕解决不了问题。对于医生开药拿回扣的问题,新医改方案仅表示要“规范药品采购,坚决治理医药购销中的商业贿赂”,但幷没有拿出具体办法。在药价得不到根本控制的情况下,再实行新医改主张的药事费,有人质疑,“那么我们看病的费用岂不更高吗?”(北京《中国经济时报》)

  由于一些医护人员为提高收入,要么拼命开大处方,要么使劲开检查申请单,能用国产药治好的病用进口药,能用普通药治好的病用新特药,能用一两种药治好的病用三四种药。虽然新医改方案纠正了过分依赖市场化的弊端,但是,挂号费免了,药品、检查的单价也降了,但医院完全有能力让患者多做一个检查,多吃一些药,因为医疗服务的量更主要是由医院来决定。很多人都发现,新医改对于“以药养医”的趋利性问题幷没有从体制改革上给出最恰当的正确答案。(湖北荆楚网)

四、新医改要打持久战 三年难期必成

1、各方利益关系有待厘清 医改目标降低调门

  温家宝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而新医改方案提出近期改革目标,却有一个很微妙的变化,即“今后3年,要以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重点,着力推进五项改革”,从“解决”、“着力解决”、“化解”、“破解”等底气十足的决心和承诺到“缓解”的留有余地,不难看出,有关当局对此还不敢过于乐观。(美国《星岛日报》)

  医疗卫生制度堪称社会政策的“珠穆朗玛峰”,迄今没有哪个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称得上又好又快。由于疾病谱的变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脑血管、恶性肿瘤、糖尿病等成为危害国人健康的主要原因,客观上导致中国医疗消费支出庞大,经济负担沉重。再从操作层面看,医改之难,在于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至少关涉医、药、保、患、政、企六方利益,执行殊为不易。即以医改概括提出的“四梁八柱”(四大体系、八大支撑)来看,每一方面都有其深层矛盾,而且彼此盘根错节,相互牵连,“剪不断,理还乱”,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统筹全局,循序渐进。同时,医改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需求,因此,新医改注定是场“持久战”,不可能“今天发布文件,明天解决问题”那样速战速决。(北京《人民日报》)

  而且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心态比较浮躁,卫生行业关乎人的生死病痛,更易使人情绪偏激。近年来,对医生的不信任,和医生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大处方、大检查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医患关系也给需要凝聚人心的医改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山东大众网)


2、医改方案欠缺可操作性 制度细节还需完善

  中国未来发展什么样的医疗卫生制度模式,这一长远目标在医改方案中还没有明确,因而公立医院的规模、资源布局和职能如何确定,政府对公立医院补贴的规模、方式如何确定,医保和卫生的行政管理体制如何理顺等重大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这需要更进一步的试点、探索。(河南大河网)

  此外,在很多细节上面,人们幷没有从新医改方案中读出它的可操作性。例如,公立医院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是“政事分开”还是“管办分开”?无论是“政事分开 ”,还是“管办分开”,都要求卫生行政部门转变身份,从办医院转为监管医院。可在这两处事关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关键点上,新医改方案中却幷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北京中华网)

  仅以遏制医院“大处方”、“滥检查”等逐利行为为例,单纯靠政府增加投入显然不可能立竿见影,必须还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微观制度设计,诸如建立行政部门、医疗保险机构等参与的质量监管和评价制度,推行医院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等等。唯有这些“细节”都跟得上改革的步伐,执行起来才不至于“跑偏”。(辽宁《辽宁日报》)


3、警惕医改“穿新鞋走老路” 政府不可包办医疗

  对于新医改方案,媒体上一片学者官员的叫好之声。但如改革操作失当,这个方案最终还是要走进死胡同——就像不多的舆论所担心的那样,新方案将排斥市场,走上政府包办一切的老路。

  当前医疗服务供需失衡相当严重,后果就是“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失衡何以如此严重?答案是医疗服务准入门槛和价格管制极其严厉,导致社会资源无法流入医疗服务领域以增多供给。更糟糕的是,政府财政投入却是逐年减少。197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中来自政府预算的比例为32.16%,到1996年却下降为 17.04%。199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提升政府卫生预算的增长幅度,可是随后的几年,政府预算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还是进一步降低,直到2004年才重新达到1997年17.04%的水平。因此,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将中国医疗体制简单概括为“政府管头又管脚,就是不出多少钱”。这是非常糟糕的组合。(北京和讯网)

  现在按新医改方案看,医疗体制是“政府管头又管脚,同时多出一些钱”。政府出多少?明年,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增幅为50%,幷逐步提高政策范围内的住院报销比例和门诊费用报销范围和比例。有学者天真地认为 “如果人人都有医疗保障,个人付费比例大幅度降低或者不付,就没有人会喊贵”。殊不知,中国医疗体制的最大问题,是管制严厉造成的医疗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而非有效需求不够。你这边让全民公费医疗,那边医生病床等等医疗服务供给却由于不足,最终价格会通过各种五花八门的方式涨起来。这又刺激财政再次增多公共医疗支出,最终变成一个无底洞——现在美国医疗费用占GDP的17%,这是好榜样吗?中国财政会将这个无底洞一直背下去?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

  医疗支出急剧膨胀,社会经济不堪重负,早就是欧美社会的公害了。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一方面全民医保造成医疗需求恶性膨胀,另一方面是医生行会垄断组织有意识限制地医疗服务供给。而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严厉管制造成医疗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却由于财政分配潜规则造成未来医疗需求不平衡,真正的弱势群体反而是最大受害者。而同时,政府卫生医疗支出不断膨胀,侵蚀大部分财政资源。最后,我们可能还要再来一次医改。(北京《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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