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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以来，在“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构架中，中国领导层逐渐把社会改革摆在了改革的头等议程。

融危机使中国产业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过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过度依赖于投资与房地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不仅需要正确的政策，更需要正确的时机，现在急不得。如何围绕“人性”与“绿色”使短期应对与长期产业升级配套，是对中国智慧的大考。

《中国环境报》原编者按：《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一文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写于2006年7月的一篇文章，部分内容曾在报刊上摘要发表。在“生态文明”正式写入十七大报告之际，应环保系统内外广大读者要求，现全文刊登。

直到最近,我日常进出房内或屋外的背包里,仍然塞着一本薄薄的书。它的封面册页,从设计的眼光一瞧,就不难见出是过时的版型,不见光鲜更不见亮丽,至于创意,就更有待斟酌了…。的确,我总是提着一颗戒慎的心,盯着灯下这本看似单薄实则厚重有加的书,深怕自已的双眼,被仅仅是怀旧的情绪给整个地掠夺了去。这书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

Brecht, last night: 'There can't be any doubt about it any longer: the struggle against ideology has become a new ideology.'
29 July

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性

思想史是综合的和跨学科的领域，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其思想史和学术史。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个方法论传统。

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1977年的夏天，年轻的民歌手李双泽在台北附近的淡水小镇闭门撰写了一系列歌谣；其中「愚公移山」这首歌，改编自台湾日据时期的反日农民运动家杨逵的小诗。

学院派的书写，往往是把人生命中遭遇的冲动，很压抑的转化成所谓理性的研究当中，来遮盖书写的驱力，所以逻辑说理的背后经常隐藏著欲望流动的影子。

作者题记：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74-88页。本文章由我们两人十多次反复来回合作撰写，计量工作主要由彭玉生承担。感谢贺雪峰、张家炎、顾莉萍、陈丹梅和该刊三位匿名评审人的帮助。

今日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发展契机。其出路不必等待未来的更高程度的城市化，更不在于美国式的大农场，而是在于当前的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是高劳动密集型的也是相对高收入的小家庭农场。

画论。清代唐岱。一卷。1716年。为论画二十六篇。认为绘画是“怡情养性”的东西。是“轩冕巨公不得自适于林泉而托兴笔墨，以当卧游”。反对“用之图利”，认为“六法中原以为气韵为先”。认为一个画家“善文”、“善书”，对于提高绘画技巧有重大作用。

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道路，天生受到两个国内基本矛盾的制约，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一是基本体制矛盾。主要表现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造成劳动力无限供给、小农村社经济不断细碎化，成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极其严重的根源。

什么是dispositif？首先，它是一个交织缠绕、线索复杂的组合体。它由线构成，每条线特性各异。社会机制中的这些线并未勾勒出或环绕着那些权利、对象、主体、语言等都是同质性的体制，而是遵循着某些方向、追溯着一些总是不平衡的平衡。

经典选读。"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1919)

讨论的激烈程度表明，我们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如何不确定。过去内在于当下，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的不确定导致了未来的不确定。关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分化、环境危机以及制度创新等问题的讨论，包含着对于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深刻思考。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德文版后记中说道：「我是以比较了解日本文学史的读者为对象来写作的，根本没有考虑到海外的读者。」但此书最终却被译成英文、德文、韩文和中文等多种译本。更为有趣的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元老级思想家詹明信（F. Jameson）竟特意为此书英译本作序，并在这篇长序中，大谈该书对西方知识份子的意义。究竟《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一本怎样的著作，竟会在作者期许和读者接受之间产生这样大的落差？　　 　　诚如此书的中译者赵京华所言，当柄谷1969年正式登上日本文坛之际，他注意到：新左翼运动的退潮和知识份子反抗政府接受「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的运动失败后，很多与自己一同参与了该运动的青年，纷纷因政治幻灭而退回到所谓「内在自我」，亦即「文学」里。如此一来，文学彷佛成了与政治（外部）分立的个人领域（内部），但退回文学这一决定本身实际上却是对保守主义政治的默许。这种想法促使柄谷认真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发现，自现代文学出现以来，人们确实曾对现代文学做过反思和批判，却从来没有怀疑过文学的制度性格。然而，日本现代文学形成於1890年代发生的「文言一致」运动，却恰好与日本现代国家体制的确立，处於同一时期。而这个想法便成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论述起点。　　 　　柄谷所谓的「制度」不单指议会、法制和医疗等外在物质性制度，还包括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等内在的精神制度，柄谷将后者称之为「认识装置」。柄谷著手考察日本现代文学的认识装置时发现，现代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内在自我」的诞生，这个「内在自我」以「自白」的方式出现在小说等文体中，逐渐占据了核心位置。「内在自我」是前现代文学所没有的，但我们却以为它是古已有之的「自然」存在，甚至还以为，先有内在自我，然后才产生自白和忏悔一类写作形成。柄谷将这种误认称之「认识装置的颠倒」。柄谷认为，内在自我、自白和忏悔其实都是西欧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引伸开来，甚至建基於自我表白和完全投入之上的「恋爱」和「热恋」，也是这个颠倒的认识装置的一部份。他并引述北村透谷对「风流」的讨论，借此证明自己的论点。北村认为，从尾崎红叶到德川时代的文学里，我们可以发现「风流」，但却根本没有现代式的痴迷恋情或「恋爱」。因此，柄谷断定，在古代日本人那里，只有「在乎相恋而不痴迷」的「风流」，而根本不存在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西欧基督教式的「热恋」或「恋爱」。「恋爱」和「内在自我」一样，根本不是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西欧基督教文化的产物。　　 　　「内在自我」在现代日本文化中出现，并非仅仅在日本原有的认识装置中添上一个新元素这么简单。恰恰相反，它意味著整个认识装置的一次大颠倒。而这次大颠倒的其中一个构成要素，则是视觉和认知模式的彻底转变。这次认知模式的转变便具体展现在「风景」这个现代概念的出现这一文化事件上。我们一般以为，西洋风景画是一种比传统山水画更接近真实的绘画。但柄谷却认为，风景画并非在描摹外在的真实，恰恰相反，风景画所再现的「风景」不过是「透视法」这种西方视觉文化或认知模式的产物。柄谷引用瓦莱里（Paul Valéry）的说法指出：「因为我们的眼睛对於树木、原野等不像对於生物那么敏感，所以画家通过专心致志描摹这些景物可以做到比较随便的任意摹仿，其结果是在绘画上这种狂乱独断的画法成为理所当然。譬如，画家若是以画一根树枝同样粗暴的画法来画人类的手脚，那么我们一定会惊讶的。」换言之，我们之所以认为风景画接近真实，非因它描摹了外在的真实景况，而是因为它符合了「透视法」这种现代认识装置。　　 　　柄谷并透过分析国木田独步的小说《难忘的人们》，进一步指出，描写「风景」并不等於对外在现实的描摹，恰恰相反，「风景」是由对四周环境漠不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发现的。《难忘的人们》讲述：无名文学家大津向在多摩川沿岸的客店偶尔相识的名叫秋山的人谈论「难忘的人们」。他拿出自己标题为《难忘的人未必是可忘记之人》的手稿，向秋山展示说明：所谓「可忘记之人」是指「朋友知己及给自己以帮助的师长同辈等」；所谓「难忘的人」则是一般说来忘了也没关系但忘不了的人。在谈论「难忘的人」时，大津曾这样说道：「当时油然浮上心头的就是这些人，啊，不对，是站在我看到这些人时的周围光景中的人们。」换言之，对於大津来说，所谓「难忘的人」其实是作为「风景」而存在的人。故事的结尾讲述，两年以后，大津在同一个手稿上再新加上一节，但不是曾与他深入交谈的「秋山」，却竟是没有深交的背景人物「龟屋主人」。这一结尾清楚地例证了柄谷的洞见：「风景」是被无视他人和外部现实的「内在的人」发现的。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性普遍的“去政治化”背景下文本解构、“文化政治”诉求成为理论思考的核心，相对而言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结构并给出原理性的阐释，被视为“宏大叙事”遭到了抛弃。这是否也是造成当今普遍缺乏理论想像力和抵抗运动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呢？在此，柄谷的《跨越性批判》和奈格里、哈特的《帝国》《普众》一样，具有重新刺激起人们理论想像力的作用。

村上春树小说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是如果村上的读者能够去思考一下生产型的人和消费型的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反省一下什么才意味着人的真正的成长，我相信他们对村上春树的小说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会提供一个契机。有很长的时间，整个艺术界不谈论学术，只谈价格，经济危机也许会促使大家回到重视学术的层面上来，不再迷信艺术市场的神话，回到脚踏实地的土壤上，更加注重艺术创造本身的质量，也更加注重中国艺术所应该有的中国文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