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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漫长的假期

《今天》
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韩少功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连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它书籍几近消失。间或有一点例外,比方我买过一本关于海南岛青年创业的小说,但总是读不进去,一时不知是何原因。

一九六七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骇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噗嗵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远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看,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在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与舒拉》,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无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对他竟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门前冷落。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被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神经病吧?吃错了药吧?

抢书

抄家之风激荡于一九六六年夏。最早的元老级红卫兵身穿黄军装,佩戴红袖章,有的还挥舞着凶狠的皮带,一旦在街上呼啸而过,总是吓得路人胆颤心惊。他们冲进一些涉嫌敌对者的住宅,一般未抄出什么反革命罪证,只是抄走手表、字画、皮大衣之类奢侈品。把大批“毒草”书刊当众焚烧,常常是他们抄家之后的革命宣示和祝捷庆典。

到第二年,该打击的敌人都打击了,抄家所闻不多。即便要抄家,大多发生在对立群众派别之间,带有一种派争泄愤的性质了。我也参加过这种恶行。一次是夜里去另一所中学,刚摸黑上楼,就听到有泼水声。不过那不是水,片刻之后就有人惨叫“盐酸!盐酸!我要破相啦——”吓得大家从楼道一涌而下,手忙却乱地狂找水笼头,为这位同学清洗脸上和衣领里的可怕液体。接下来,楼下楼上对骂,还有扔手榴弹一类威胁,但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次抄家也不太顺。目标是两个本校老师,因为他们不但戴着资产阶级的眼镜片,而且胆敢支持我们的对立派学生,成立一“黑鬼战团”前来叫阵,是可忍孰不可忍,须严厉打击。不过,这两位老师家贫如洗,简陋平房里的煤炉子和锅碗瓢盆实在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两位师母又哭又闹的,其中一位说倒地就倒地,抡着砖块要自残,吓得我们只能草草收场。

我们仅仅抄走了一些书。唐诗宋词三国红楼什么的很快被大同学瓜分。留给我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让我如读天书,大为扫兴。 不过战利品中有一大叠草稿,包括童话,游记,英文诗歌,自传小说——大概这些都经过作者的自我审查,看上去不犯忌,才被保存下来。这算是我第一次看到手迹本文学,不免十分好奇,一扎进去就读了三四天。后来,几位同学把这位作者抓来再审,要他老实交代自己的历史污点,其实是把他的小说读得不过瘾,想更多知道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真相。这作者是位南洋华桥,当过美军翻译,一见我们的模样就知道挠到哪里是痒处。虽然他也用了“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一类词语,但履历交代简直就是开故事会,一章接一章绘声绘色,让他自己好好地陶醉了一把往事。说到美军的巧克力和牛肉罐头,还馋得我们吞口水。

“你们连枪都不会擦还拿什么打仗?不是胡闹么?”说得兴起,他抱臂耸肩,好像成了我们的教官。

我们也忘记了生气,忘记了拍桌子。

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就在这事发生后不久,我自己的家也被抄了,气得老妈又哭又骂的。抄家者是我哥学校里的对立派,意在对我哥施以惩罚。两颗手榴弹由我窝藏,现在成为我哥对抗交枪令的罪证,有关“油炸”“火烧”的大标语刷在最热闹的街市。这其实还只是小损失。最可恶的是他们抄走了我的篮球和书——都是这一段我精心挑选私留的几十件精品。其中包括鲁迅、巴金、叶圣陶、高尔基、莫泊桑、海明威、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革命烈士诗抄》和《红旗飘飘》文丛等红色读物。我去街上看过大字报,发现那些欢呼胜利的抄家者根本不提这些书,一定是暗中私分了。

可耻呀可耻!我简直欲哭无泪。

多少年后,我哥与他的对立派早已和解,有次老同学来家聚会让我撞上了。其中有些人认识我,笑着向我打招呼。我本应该对这些大哥大姐表现出礼貌,但一想到他们中间某些人曾夺我所爱,气就不打一处来,终于拉长一张脸扬长而去。我估计他们肯定忘记那件事,肯定觉得我的无礼十分奇怪。

换书

那时中国大陆人都穷,学生们尤其囊中羞涩,习惯于打补丁的衣服,习惯于用推剪互相理发和收集些废瓶子卖钱。虽处无政府状态,学校食堂服务却大体如常。“豆腐脑,萝卜干,吃得眼睛往上翻”——这就是大家敲打饭盆排队时的欢呼,是对幸福的回忆和向往。

尽管穷,时尚却并不缺乏,与时尚相关的商品交易也十分活跃,只是这种交易大多采取物物相易的方式,不经过现金的环节。比如毛主席像章一时走红,各种新款像章必受追捧,那么一个瓷质大像章,可换五六个铝质小像章。一个碗口大的合金钢像章,可换三四个瓷质像章或竹质像章。过了一段,像章热减退,男生对军品更有兴趣,于是一顶八成新军帽可换十几个像章,一件带四个口袋的军衣可换两三本邮票集。再过一段,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成了时尚新宠,尤其是白色回力几成极品,至少能换一台三极管收音机外加军裤一条,或者是换双面胶乒乓球拍一对再加高射机枪弹壳若干。

黑市交换很复杂,价值权衡全凭感觉和谈判,所以一旦读书潮暗涌,图书也可入场交换,比如一套《水浒传》可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俄国油画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练习曲的价位更高,手里只捏着子弹壳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问津。有一次,高二某同学徐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赫鲁晓夫主义》,作者据我后来回想也算不上什么名角。书的内容无非是揭示了一些苏共内幕,包括列宁与斯大林的吵架,贝利亚的残酷和阴狠,朱可夫元帅对赫鲁晓夫的勤王之功,还有“匈牙利事件”中纳吉的两头受气……但这一切在当时也属异端,属稀缺信息,足以让中学生读得眼睛大睁呼吸急促。好几天,它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更成了频频换手的接力棒——好多人都等着这本秘籍。

我运气非常不好。秘籍刚传到手上,还没读完就不翼而飞,不知是哪个王八蛋暗下手脚,说不定拿它去换回力牌了。这当然是我的重大失误。书的主人急得差点要撞墙,几乎每天都用惨白的脸堵住我,痛苦得把脑袋摇来摇去:求求你,你得去找找呵。我是从军区一个朋友那里借的,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呵。

我到哪里去找?把自己卖了也赔不出吧?

我提出赔他一本巴金的《家》,他不要;赔他《安徒生童话集》,他也不要;赔三大本邮票,他还是不要。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一只手表戴在他手上,暂时安抚他痛苦的心。

这只旧手表算是我最大的资本,来自另一位同学——当时他看中我的收音机,说什么也要强买强卖。我自知不是个称职的“换客”,也许这生意做下去,七换八换之后就会赤条条走人,那么让同学暂时保管资本,也许不失为安全之策。直到毕业下乡前夕,手表保管者因病得以留城,看到大家要远行下乡,抱着这个那个哭得眼泪哗哗。我心一酸,也哇哇哭起来,一激动就宣布以手表相赠。他当然吃了一惊,说了些表示惊讶、表示推让、表示万万不可的话,但我不想欠下人情——再说,身外之物岂能与崇高的江湖义气相比?一块手表对于我这个农民来说又有何用?

虽然事后略有后悔,但我那一刻确实很壮烈。

下乡后,收到秘籍主人几次热情的来信。大概觉得这笔交易令人不安,他捎来一双新军鞋,算是聊作弥补。

说书

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六千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上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抽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闸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吕不韦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罗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把重要情节反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庶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么!”我听得一懵,发现自己把形势和国策摊上一堆,其实哪比得上他一句话这么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姓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只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他逐渐练就成一方名嘴,走到哪里都被知青们迎来送往。尤其是农闲时节,大家寂寞难耐,经常备上好菜排着队去请他,把他当成了快乐大本营。作为一个资本家子弟,他歪支着脑袋,没赚多少工分,但居然俘虏一出身干部家庭的漂亮女友,大概也不是难以理解。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呵,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孪着,痉孪着。

“玛——沙!”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我是造反习气未脱,带来了《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类,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 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它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据说有一次某知青听收音机,听着听着睡着了。副书记不知情,竟把播音一直偷听到后半夜,冻得自己第二天咳嗽不已。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辨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一段时间里,有些女知青喜欢唱“卖国”电影《清宫秘史》里的插曲,比较粉色和小资的那种,被干部们询问唱什么,就说革命京剧样板戏呵.。干部们不懂京剧,居然信以为真。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稍经忽悠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敢不给它们开绿灯?再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比较才有鉴别”、“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类毛式教导耳熟能详,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让一切读书人有了可乘之机。中外古典文学就不用说了。哪怕疑点明显的爱情小说和颓废小说,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只要当事人在书皮上写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样,大体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转。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二十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们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教书

文革一般被认为结束于一九七六年。其实这个分期过于笼统。对于很多文革中的学子来说,文革在一九六八年就黯然落幕,其标志是以“革委会”为代表的政权管制全面恢复,还有民众造反权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红卫兵的出局。新的各级政权里虽然都有几个群众代表,但一般来说只是摆设了。

有些学生对官员主政已不习惯。想当年,大串联,逛全国,想斗谁就斗谁,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戴上袖章就是时代骄子,挂上盒子炮就是社会主人,这样的好日子怎么说没就没有了?生活怎么就只剩下哎哎哟哟的抡锄头出黑汗?他们愤愤不已,只是还残存几分领袖崇拜,那么与其承认自己出局,承认自己作废和可怜,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战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伟大进军之前的迂回和潜伏,给自己继续蒙上意义的金色光辉。

我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伙是下靖县的,一伙是下沅江县的,都是些牛气冲天的幻想家,开口就是印度支战争那和法国红五月的那种,是忧心三十年后中国怎么办的那种。我们在春节回城时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志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国际歌》。他们都比我年龄大,读的书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因此听说他们都在乡村办了农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场办一所,决心配合友军行动,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怜的乡村。

教材只能自费油印,由我和几个朋友编写,大体上以识字为纲,串起一些地理、历史、农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识。《老乡上学歌》之类打油诗穿插其中,力图使课本更为活泼。 这样的夜校一开张,干部们以为我们热心扫盲,吻合他们的工作任务,还十分高兴地支持。对我从无好脸色的副书记甚至破天荒把我表扬了两句。

不料事情并不顺利。农民学员对识字还有些兴趣,青年农民对天南海北的趣闻也津津有味,但要让他们理解列宁和孟什维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别于我们自己所在的天井公社,费力气实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个县?怎么没听说过?”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吗?不打禾吗?那他们都是吃返销粮的?”

“我只听戴书记说过要学大寨,没听说过要学巴黎呵!”

真是让人出汗。想当年红军在乡村建立苏维埃,还教官兵们学唱换调变阶的《马赛曲》,不知道是否要出更多的汗。

他们对无产阶级光荣这种鬼话也决不相信。无产阶级?不就是穷得卵都没一根么?要是无产阶级光荣,那婆娘们不都光荣了?他们粗俗地大笑,然后对地球是圆的这一真理也嗤之鼻:怎么是圆的?明明是平的么!我走到湘阴县白马糊(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远的地方),怎么没看见摔下去呢?怎么没看见湘阴人两脚朝天呢?……到最后,他们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教他们打算盘,不教他们做对联和做祭文,哪怕教教他们治鸡瘟也好呵。

这样,他们想学的我不懂,我懂的他们不要。多少年后,我看见有些大学生志愿者受非政府组织(NGO)所派,来到尚缺温饱的贫困乡村,分发女权或环保的资料,热情万丈地教几句英语,教一两首英文歌,把娃娃们搞得迷迷瞪瞪,就觉得他们身上也有我当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来都不大考虑鸡瘟之类俗事。

夜校因为我的莽撞而夭折。事情是这样:为了“学巴黎”,我纠集两个青年学员,其实是脑子比较呆的两位,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炮轰场民兵营长王某,先拍下一只小苍蝇再说。大字报指责他经常躲避劳动,开小灶暗揩集体的油,实在太资产阶级。没想到的是,副书记对大字报似乎暗喜,至少没对我说什么,倒是原来对知青们较为宽厚的正书记大为光火——原来他是王某的同村人,近期还成了王某的入党介绍人,见我往肉汤里拉屎,见某些干部隔岸观火,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他怒气冲冲一把撕了大字报,站在地坪里开骂:“搞什么突然袭击?还拉拢贫下中农来搞派性?告诉你们,蛆婆子拱不翻磨子,党的领导是铁打的!”

周围两排宿舍鸦雀无声,谁都不敢说话。

“什么夜校?鬼叫吧?”

本地人把校也发音为“叫”。

第二天入夜,我来到“夜叫”,发现我的预感果然被证实:一个学员也没来,几排条凳冷冷清清。连我的那两位共犯,从书记房间出来以后也慌慌张张,再也不同我说话,更不会喊我“老师”了。我原来准备好的第二课本和第三期课本,都只能成为废纸了。

我发现自己确实是一只蛆婆子,连树叶也拱不翻的蛆婆子。但认识这一点,对我后来读懂一些书倒是大有助益。

(补记:一九七二年春,我从茶场转到某大队落户,遇到有学校老师休产假什么的,也被叫去临时代课。我此时再无启蒙壮志,革命意志衰退,只是同娃娃们瞎混,算是赚一点轻松的工分。谁效忠,我就在黑板上画鲜花或者红旗(给女娃),坦克或者飞机(给男娃),下面写出相应的象征性领奖者。谁调皮,我在黑板另一边画丑八怪,下面标出他的名字,说不定还狠狠加刑:咔嚓——画一手枪瞄准之,或哗啦——画一粪瓢逼近之。这种奖罚分明的朝廷王法,让子民们兴奋莫名,下了课还围着我尖叫。我哪给他们正经上过课?几乎所有课都成了涂鸦和胡扯。但后来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场那位书记,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总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点子还蛮多。”

他说,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欢新老师了,这些天一放下饭碗就往学校里跑。

是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高兴一下。)

抄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多少年后,凡老知青们聚会,只要《三套车》、《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类音乐响起,中老年们差不多个个能唱。这种当年地下歌潮所留的余习,这种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全国性音乐认同,与学历教育倒是毫无关系。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书藏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九十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据他说,他曾赴江西省插队,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案,他坐牢两年多,但他在监房里还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学英文的办法是,找一本词典,每天背下一页,就撕去这一页,待整本书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八十年代初陆续出国的这一大批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而刻苦,而且学养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过本科直升硕博。类似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上百万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这里当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从十年积累的考生总量中择优,与一般考录没有可比性。但即使不这样比,这是否也能显现出十年并非一张白纸?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薪传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垮掉“、“断层”最为活跃和承重的三十年来,为何反而爆发出中国最强劲的发展?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有人说过:借书读时读得最多,买书读时读得稍少,发书读或赠书读时读得最少。这里还可加上一问——抄书读的时候呢?

与一般的读书相比,抄书自有其优点:

一)三读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于增强记忆;

二)抄书是个细活,能迫使你聚精会神细嚼慢咽地读;

三)抄书很辛劳,抄者对这种书总是更珍惜,于是有可能复读得更多;

四)抄书一般只能是摘抄,而摘选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于总揽全局抓住重点,读出某种主动性和超越性;

……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么?

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这是指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两百多种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类书目里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的女儿等都是知名异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于文学方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凯鲁亚克)、《厌恶》(萨特)、《局外人》(加缪)、《解冻》(爱伦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经过一段停顿,一九七二年“皮书”恢复出版,虽限于“内部”,但经各种渠道流散,已无“内部”可言。加上公开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一类,还有《摘译》自然版和社科版两种杂志对最新西方文化资料的介绍,爱书人都突然有点应接不暇。春暖的气息在全社会悄悄弥漫,进一步开放看来只是迟早问题。如果说一九六八意味着秩序的基本恢复,那么一九七二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前期回潮?这是一种调整还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后撤还是文革更为自信?

从后来众多作家、学者的回忆来看,他们的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暗潮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

书店里重新有了活气。我认识的省内各位老作家和老编辑,也在这时陆续离开乡村或干校,回到城里操持旧业。他们恢复了两个文学期刊,从来稿中发现我,几次让我来省城开会,于是提供了更多求学机会。当时省城里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凭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不过这种管理措施实嫌粗糙,一纸介绍信算什么?用蜡纸和钢板成功伪造过印章的学生娃,伪造过大串联证明、肉票、火车票以及病历的家伙,还能被一张介绍信难倒?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退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内部么,干部么,不能衣冠不整);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公差么,让人提不起精神)。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表现出当时少见的业绩意识。

“这本书很反动的,很多人都来买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书名的书,舍不得我们离开,“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么反动?”

“我还会骗你?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生活作风也要抓呵。你没看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一本。对方很高兴,见没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便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不属于“内部”,是否要去看看?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另一次,一知青朋友被捕。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知道这家伙在警察面前能否扛得住,急忙做好应变准备,包括把家里所有“内部”书清出来转移,怕万一被发现,扯出藤藤蔓蔓,多出一条罪名。几个月后嫌犯回到家里,原来他是卷入一桩销赃案,只需要退赃款交罚款,倒也有惊无险。我这才去取回自己的书。不料替我临时保管书的那位脑子里进水,一直没把这些书当回事,听任来客东一本西一本地拿走了大半,事后又不记得来客是哪些人。

我悲愤莫名,恨不得同这个饭桶大打一架。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从不参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写作组,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他从无存稿,不允许朋友为之传播,所以我无法引用他的作品。我只记得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而且脑子里乱套,好几天里对任何生活细节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只受惊老鼠。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得……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后来一些知名诗人那样。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那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书惹祸,大多谨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读得率性和狂放,在社会底层藏龙卧虎兴风作浪。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未遂的地下组党计划,还曾在他们这个跨省的朋友圈里一度蕴酿。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奇怪的是,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听说是结婚了,离开航运公司了,替朋友去澳洲打理生意去了,相关消息有三没四。就像前面说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其实他比我见过的某些教授要聪明十倍,完全有这种可能。他卖过血,他妹妹卖过血,以筹集他游学全国的经费,一切似乎都正是为了这一天。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也许有生活难题捉弄了他们?有性格毛病羁绊了他们?也许他们清高得不屑于浮出地表,不屑于在名人圈里对牛弹琴?

事情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 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是之谓也。因此,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制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地清醒还俗?

那么,我应该为他们不再需要镇痛和制幻而欣慰吗?应该为他们在知识苦恋之外找到更多的兴趣、忙碌、实惠以及体面而庆幸吗?

或者我不应该为他们的失踪而欣慰?不应该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庆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还是不是?)

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 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一颗颗灵魂在舒适而惬意地入睡,不需刺耳声音的惊扰。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呵?”我看得出,他一直没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过是想在交出论文之余,再次求证一下他的文凭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给他带来一百万或两百万,能否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我终于沉不住气:“我容许你把这个问题问一遍,问两遍,问三遍,但不容许你问第四遍!”我甚至扭头就走,回头再补一句:“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你其实 不必要太亏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吓坏了。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2008年5月

韩少功 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现居海口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等,散文《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或散文《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中国内地、台湾、法国等多种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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