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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乡建，就是要正视工业化、城市化的弊端，改变高能耗、高投入、低福利、单一化的乡村发展模式，按低能耗、低成本、高福利、多元化的思路和原则来建设乡村，建构健康农业、环保农村、合作农民的“新三农”发展取向。农民通过合作自助，可以形成低碳乡建的有效主体；城乡互动互助，是低碳乡建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的试验中，农民已承担起应有的成本；而国家、社会做得还远远不够。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始于农村，这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30年辉煌的成就，看上去最先投入改革的农民，这个群体为什么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享受到这个成果？

2009年5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西部地区互联网络发展报告》，数据显示，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迅速，无论在网民增规模以及渗透率方面均有较大提升，但总体而言，西部互联网依然处于萌芽阶段，网民特征以及行为特征明显。截止2008年12 月，西部地区网民达到5822万人，增长率从2007年的44.1%升至2008年的52.0%，高于全国41.9%的网民增长比例。但西部地区网民在整体人口渗透率仅为15.8%，与东部地区33.6%的网民渗透率相差一倍以上。

《天下》2012年第4期目录

两本叶芝分析的书评

《南方周末》专访，比较泛泛，媒体采访访华学者的通病。

什么是金融化 金融化，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经济活动中金融资产规模与金融活动规模的盲目扩大过程。比如，上世纪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后的1930年，美国的财富生产规模（GDP）仅为0.1兆美元，1980年达到2.8兆美元，2008年迅速扩大到14.2兆美元，比1930年增加了140多倍。但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财富规模的快速扩张，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更为迅猛。1930年全美国金融资产规模仅与当年的GDP相当，1980年达到GDP的2.5倍，2008年进一步扩大到GDP的4.4倍。无独有偶，这一现象在世界许多国家也同样存在。根据IMF的资料，2008年全球GDP为68.3兆美元，全球金融资产为171兆美元、相当GDP的4倍，而全球的金融衍生品销售额竟高达684兆美元、相当GDP的10倍。可见，这个加速的经济扩张过程，是以金融活动的规模越来越超过生产活动的规模、货币循环的速度越来越超过商品循环速度的方式实现的，其内涵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金融化”过程。 金融化的表现 金融化的结果，表面上看似乎是增加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但在本质上由于加快了金融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分离，这既强化了金融市场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加大了金融市场独立发生危机可能性。这样一来，原来可能在生产领域爆发的问题和危机，由于生产活动被金融活动的替代而逐步转移到了金融领域，使得传统的经济危机（商品过剩）可能以一种更高级的形态，即金融危机（资金过剩）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金融资产的膨胀使生产活动日益被投资活动所替代，即投资超前；另一方面，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供给使商品循环日益被货币循环活动所替代，即消费超前的现象。这种投资和消费的“双超前”现象，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繁荣”的集中表现，也是其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直接反映。 金融化的本质 其实，金融化带来的繁荣就是社会金融资产规模的快速增加。我们知道，金融资产作为社会总资产的一个部分，相对于土地、房屋、设备等不动产而言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俗称为动产。从资产负债平衡关系（B/S）看，全社会金融资产的增加，在通常情况下，即意味着在社会另一端存在着同样规模金融负债的增加。例如，美国政府和企业发行的大量国债和企业债，对于持有者（如居民）而言是一种金融资产，但对于政府、企业和银行而言，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债务。同样，金融衍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资产，不过是金融机构向全社会（包括家庭、企业、政府）发行的（准确地说是借入的）一种新型债务而已。由此可见，金融化带来的繁荣：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品规模的增加，不过是少数人利用发达的商业信用将社会总收入（国民收入）透支了若干次而已。可以说，金融化的本质就是社会债务关系的不断扩大，即全社会的债务化。 一幅真实的图景 美国的最新情况表明：2009年底美国主要负债结构为，国家债务9万亿美元、公司债务9万亿美元、房屋抵押债务10万亿美元、医疗债务30万亿美元、社会保障债务12万亿美元，合计达到70万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4.5倍和财政收入的8.8倍。也就是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个别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超前消费和投资），不过是运用所谓“金融化”手段实现的向全世界的巨额债务透支，其繁荣的背后不过是从银行到企业、从政府到民间依靠大量借贷资金维系的一个海市蜃楼。 我们的选择和方向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缓慢的复苏过程，但这一过程能否持续下去还不取决于我们，因为规模庞大的借贷资金能否在各个环节上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和利益回流；同时，作为支撑这一循环的制度安排、即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如WTO、IMF、WB等）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随时都将可能使这一海市蜃楼再一次变成泡影。换句话说，即使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不爆发，接下来，由各国企业部门、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引发的任何一个债务问题都将会再现同样的结果。对此，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就早已说过，“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社会危机的基础”，为此，加快“去金融化”的政策调整，防止“负债式经济增长”的风险应是未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和谐运行的不二选择。 

从1999年，国家邮政局开始着手修法，到2009年4月24日通过，《邮政法》的修改走过了10个年头。国务院从2006年开始，每年都将《邮政法》列入当年一类立法计划，全国人大法工委2006年就已着手调研，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但由于各方分歧太大，国务院几次都未能提交全国人大。

任鸿隽不是在试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而是致力于科学之推展，以救国建国的先驱者。

中国对环保的重视始于1978年，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中国应制定环境保护法；1982年，中国将“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写入了《宪法》；1984年，中央将环保提到了“基本国策”的地位；1994年，中国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1997年，《刑法》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2003年，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发展，环保越来越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其实，中国的“两会”从来就有争论，崔永元亦有类似感受，“是媒体没跟上”。从前两年一些代表委员希望叫停“改革与反改革”的辩论，到今年把辩论视为积极正面的民主进步，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正是因为有这些辩论和制衡的存在，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的经济运行才显示出一种“中和”的“特色”。

图灵是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著名的数学家、逻辑学家，也是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二战期间，他协助军方破解了德国“谜”式密码机编写的情报，在盟军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图灵因此被授予“不列颠帝国勋章”。

“学会从网络上听取民意，并积极回应民间的质疑，已成为新时期政府官员的一项基本素质。然而，有许多官员依然对网络比较抵触，甚至将之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是网络煽动了百姓情绪，一旦网上出现了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就迅速删帖甚至查封ID，并动用公权力对发帖者进行跟踪、报复。这种做法是很不明智的，而且是违法的。”

戰國儒學在運用“儒”字上所表達的自我理解，以及戰國時代的其他學派對“儒”的思想與人格刻畫，都突出顯現了儒之人格與儒家學說宗旨在當時通行的理解。因此比起字源學的“說儒”方法來說，先秦儒家和其他各家對“儒”的論述和評論才是瞭解先秦儒的學說宗旨與文化形象的直接的依據和素材。

孝通将自己1947年出版的著作命名为《Earthbound China》——可直译为“无法脱离土地的中国”或“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它流传至今的中文译名则是“乡土中国”。

我们这次利用交易所，不是为了做投机买卖，不是为了赚二百四十万英镑，今后也不做投机买卖。这次利用交易所是一种迂回的保护性措施，是为了使我们不吃亏或少吃亏。

辞海从第二版到第六版对抗日战争词条的一再改订

台灣地區消費社會的形成不是突如奇來更不是孤立的現象，它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部門的延續與擴張，在其逐步擴大的變動過程中與國家、民間、媒體、資本、市場等既存歷史空間相互形塑，在動態過程中決定了它的內容與形式。

80年代对“纯文学”的热烈想像与诉求与90年代对“纯文学”的反思与批判似乎构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一条充满悖论的内在逻辑线索。

资本主义并不只是众多历史阶段中的一个。从某种程度上说，曾经红极一时，今天却已几乎被人遗忘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论断是正确的：全球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