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研究。长期进行农村调查，2002年以来一直主持湖北六村乡村建设实验。
2008年岁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带领师生一行15人在贵州、湖南等地农村进行了半个月的驻村调查。此次调查的重点是“农民工返乡的社会适应”。贺雪峰调查的是贵州遵义地区的聚合村。聚合村村民约4400人，其中外出务工者占一半，这个比例在贺看来是很高的。外出村民大多在珠三角的生产线上忙碌，余者不是在贵阳城里做买卖，就是去山西等地从事重体力工作。
在调查过程中，贺雪峰留意到经济危机已经侵入到这个偏远的山村：当时距离春节尚有一个月，但外出务工的农民因为工厂清闲甚至倒闭，回乡的脚步比以往更早一些。占村民总数一半的农民工是否会再次选择外出打工，他们之间产生了分化。同时，贺也观察到力度越来越大的家电下乡等政府惠农政策，在农民那里产生了某种影响。
从自己的观察与研究出发，贺雪峰转而对农民未来的收入和消费方式感到一种担忧：农民的收入来源于人生某个固定阶段，没有后续保障，盖房子和娶媳妇的经济支出几乎是他们一生所得。现在国家通过政策补贴希望刺激农村消费，可能会对原本就欠缺理性消费意识的农民产生误导，他们用青春换取的血汗储蓄一旦消耗殆尽，谁会为农民靠天吃饭的余生负责？
消费补贴是在补“富人”
数字商业时代：最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现在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业，整个社会都很关注。你当时调查的重点正好是“农民工返乡的社会适应”，你的结论是什么？
贺雪峰：返乡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春节期间的正常返乡，只不过比往年提前了一点，大部分农民是请假回来，厂里还保留着位置；另外一种就是农民工失业后返乡，这一部分人并不多。两者之间分化很明显：20多岁的年轻人虽然没有找到工作，但还很乐观；真正担忧的是35岁左右的农民，他们一直在犹豫还要不要外出打工。这一部分人年龄比较大，首先遭到工厂淘汰。他们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城里人，早就在盘算究竟再打几年工，金融危机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他们不过是将自己结束打工的计划提前了。
数字商业时代：“家电下乡”问题你也关注了，你怎么看家电下乡政策的效果？
贺雪峰：政府的政策某种意义上是要改变农民的消费偏好。比如“家电下乡”的推动，对农民而言本来冰箱可买可不买，但是因为有了补贴，他们就可能买。
我们调查所在地的邻村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政府在某处统一设计和规划了40套房子，如果农民按照要求建房，政府会发放7000元补贴，但要建成符合规格的房子，至少需要15万元。建房的包工头告诉我们，40套房子里有38套都是农民贷款所建。这些房子看上去像小别墅，这么高规格的房子我在聚合村只见到一户农民家里有，邻村村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7000块的补贴而建房。这种建房后果很严重：建房之前农民还有几分“小康”的味道，但现在建房之日就是他们负债之时。房子建好他也没有时间住，还要外出挣钱还贷。
给农民一点小实惠确实能调动起消费的胃口，这也是“家电下乡”给农民13％补贴的作用所在。但是能买家电、能掏15万元建房的农民都是比较富裕的，我认为这明显是在补“富人”而不是补“穷人”。
数字商业时代：随着“家电下乡”等政策的开展，农民的消费习惯会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作为研究者，你怎么看农民的消费和消费习惯？
贺雪峰：农民的钱主要是用于人生的必要开支，最大的一笔支出是建房子，如果互相攀比就很糟糕。开封农村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修建一批砖瓦房，冬暖夏凉很舒服。但2006年我去调查时发现当地农民正在推倒平房建楼房。有一户甚至为了攒钱盖房而多年不用电，而且，村民都认为这家人很有骨气。建一个楼房要花七八万，然而房子建好后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农民仅仅贪图“好看”就盲目攀比，这样的“好看”既脱离了他们的收入水平也脱离了实用目的。
农民人生支出的另一大项就是娶媳妇。结婚时冰箱彩电都有，可婚后并不会在家里住多久，夫妻双方还要外出打工。5年之后回家，家电折旧后只有原来一半的价钱。这就形成怪圈：农民消费图面子，出外打工挣彩礼，钱花了东西买了，青春年华也过去了，该享受的却没享受到。这就是消费本身和农村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这时如果我们还刺激农民的消费恐怕不妥，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存在着消费不合理之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刺激农民消费，而是提倡农民合理消费。
数字商业时代：你所谓的合理消费是什么？
贺雪峰：针对开封农民争相盖楼房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提倡另一种消费观：住的舒适实用，这比家徒四壁更体面。让农民花15万去建房子，通过7000块去钓农民15万的“鱼”，使农民陷入债务困境中，这就是不合理消费。通过13％的家电补贴，让农民图小便宜去买本来并不想买的东西，刺激消费只会让他们更加不理性。
了解农村市场，先看农民怎么挣钱
数字商业时代：你怎么看待农村市场和农民的消费问题？
贺雪峰：刺激农民消费的前提要搞清农民有没有钱，钱从哪里来，这笔钱对农民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观察到的农民收入来源主要有两部分，务农和务工。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一般有三代人，上有50多岁父母务农，中间是30多岁的夫妻外出打工，下面还有子女在家。一个家庭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父母、夫妻都能劳动，这是光景最好的时候。再过十年，父母60多岁种地体力不支，夫妻40多岁打工找不到出路，孩子又未成年，这时候农民的人生压力最大，家庭只有务农收入没有现金来源，要靠以前务工积攒的钱补贴家用。只能等到父母去世，孩子成年再外出打工后，这个家庭才能重新有两笔收入。
因此对农民来说，真正有收入、能储蓄的时间是在人生某一阶段实现的，往往集中在年轻时打工赚的那一点钱上，这和在城里工作的人不一样。现在通过改变农民消费偏好把这笔钱用掉，会给农民今后生活带来负担，因为这笔钱要解决很多人生任务：养老，赡养父母，子女婚嫁等等。钱一旦用光，农民就没有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了。
数字商业时代：你所调查村子的生活水平在贵州当地属于什么程度？2008年的人均年收入是多少？
贺雪峰：应该算中等水平，遵义算是贵州经济比较好的地区。2008年村子里人均年收入约3000元，这是不错的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就4761元。一个农村家庭一年能存下来5000块钱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基本情况都是略有存款。
数字商业时代：你对“家电下乡”政策有何评价？
贺雪峰：作用不大，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会助长农民更多的不良消费倾向。即使把农民的钱袋子掏空了，也不能解决落后生产线闲置的问题。每一次遇到经济危机都想到农民的钱袋子，为什么产业结构不升级？国家有钱应该补贴到战略产业上，而不是补贴那些落后的生产力，这也是我反对“家电下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由于农业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不到13％，分摊到9亿农民头上更加微不足道。现在外需不足的时候，连外出务工的机会也不由农民决定。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觉得不是要补贴农民消费而是要引导农民的合理消费，这是解决农民问题增加农民福利的最大智慧。 (本文来源：数字商业时代 作者：白鹤)
2008年岁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带领师生一行15人在贵州、湖南等地农村进行了半个月的驻村调查。此次调查的重点是“农民工返乡的社会适应”。贺雪峰调查的是贵州遵义地区的聚合村。聚合村村民约4400人，其中外出务工者占一半，这个比例在贺看来是很高的。外出村民大多在珠三角的生产线上忙碌，余者不是在贵阳城里做买卖，就是去山西等地从事重体力工作。
在调查过程中，贺雪峰留意到经济危机已经侵入到这个偏远的山村：当时距离春节尚有一个月，但外出务工的农民因为工厂清闲甚至倒闭，回乡的脚步比以往更早一些。占村民总数一半的农民工是否会再次选择外出打工，他们之间产生了分化。同时，贺也观察到力度越来越大的家电下乡等政府惠农政策，在农民那里产生了某种影响。
从自己的观察与研究出发，贺雪峰转而对农民未来的收入和消费方式感到一种担忧：农民的收入来源于人生某个固定阶段，没有后续保障，盖房子和娶媳妇的经济支出几乎是他们一生所得。现在国家通过政策补贴希望刺激农村消费，可能会对原本就欠缺理性消费意识的农民产生误导，他们用青春换取的血汗储蓄一旦消耗殆尽，谁会为农民靠天吃饭的余生负责？
消费补贴是在补“富人”
数字商业时代：最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现在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业，整个社会都很关注。你当时调查的重点正好是“农民工返乡的社会适应”，你的结论是什么？
贺雪峰：返乡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春节期间的正常返乡，只不过比往年提前了一点，大部分农民是请假回来，厂里还保留着位置；另外一种就是农民工失业后返乡，这一部分人并不多。两者之间分化很明显：20多岁的年轻人虽然没有找到工作，但还很乐观；真正担忧的是35岁左右的农民，他们一直在犹豫还要不要外出打工。这一部分人年龄比较大，首先遭到工厂淘汰。他们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城里人，早就在盘算究竟再打几年工，金融危机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他们不过是将自己结束打工的计划提前了。
数字商业时代：“家电下乡”问题你也关注了，你怎么看家电下乡政策的效果？
贺雪峰：政府的政策某种意义上是要改变农民的消费偏好。比如“家电下乡”的推动，对农民而言本来冰箱可买可不买，但是因为有了补贴，他们就可能买。
我们调查所在地的邻村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政府在某处统一设计和规划了40套房子，如果农民按照要求建房，政府会发放7000元补贴，但要建成符合规格的房子，至少需要15万元。建房的包工头告诉我们，40套房子里有38套都是农民贷款所建。这些房子看上去像小别墅，这么高规格的房子我在聚合村只见到一户农民家里有，邻村村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7000块的补贴而建房。这种建房后果很严重：建房之前农民还有几分“小康”的味道，但现在建房之日就是他们负债之时。房子建好他也没有时间住，还要外出挣钱还贷。
给农民一点小实惠确实能调动起消费的胃口，这也是“家电下乡”给农民13％补贴的作用所在。但是能买家电、能掏15万元建房的农民都是比较富裕的，我认为这明显是在补“富人”而不是补“穷人”。
数字商业时代：随着“家电下乡”等政策的开展，农民的消费习惯会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作为研究者，你怎么看农民的消费和消费习惯？
贺雪峰：农民的钱主要是用于人生的必要开支，最大的一笔支出是建房子，如果互相攀比就很糟糕。开封农村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修建一批砖瓦房，冬暖夏凉很舒服。但2006年我去调查时发现当地农民正在推倒平房建楼房。有一户甚至为了攒钱盖房而多年不用电，而且，村民都认为这家人很有骨气。建一个楼房要花七八万，然而房子建好后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农民仅仅贪图“好看”就盲目攀比，这样的“好看”既脱离了他们的收入水平也脱离了实用目的。
农民人生支出的另一大项就是娶媳妇。结婚时冰箱彩电都有，可婚后并不会在家里住多久，夫妻双方还要外出打工。5年之后回家，家电折旧后只有原来一半的价钱。这就形成怪圈：农民消费图面子，出外打工挣彩礼，钱花了东西买了，青春年华也过去了，该享受的却没享受到。这就是消费本身和农村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这时如果我们还刺激农民的消费恐怕不妥，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存在着消费不合理之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刺激农民消费，而是提倡农民合理消费。
数字商业时代：你所谓的合理消费是什么？
贺雪峰：针对开封农民争相盖楼房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提倡另一种消费观：住的舒适实用，这比家徒四壁更体面。让农民花15万去建房子，通过7000块去钓农民15万的“鱼”，使农民陷入债务困境中，这就是不合理消费。通过13％的家电补贴，让农民图小便宜去买本来并不想买的东西，刺激消费只会让他们更加不理性。
了解农村市场，先看农民怎么挣钱
数字商业时代：你怎么看待农村市场和农民的消费问题？
贺雪峰：刺激农民消费的前提要搞清农民有没有钱，钱从哪里来，这笔钱对农民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观察到的农民收入来源主要有两部分，务农和务工。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一般有三代人，上有50多岁父母务农，中间是30多岁的夫妻外出打工，下面还有子女在家。一个家庭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父母、夫妻都能劳动，这是光景最好的时候。再过十年，父母60多岁种地体力不支，夫妻40多岁打工找不到出路，孩子又未成年，这时候农民的人生压力最大，家庭只有务农收入没有现金来源，要靠以前务工积攒的钱补贴家用。只能等到父母去世，孩子成年再外出打工后，这个家庭才能重新有两笔收入。
因此对农民来说，真正有收入、能储蓄的时间是在人生某一阶段实现的，往往集中在年轻时打工赚的那一点钱上，这和在城里工作的人不一样。现在通过改变农民消费偏好把这笔钱用掉，会给农民今后生活带来负担，因为这笔钱要解决很多人生任务：养老，赡养父母，子女婚嫁等等。钱一旦用光，农民就没有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了。
数字商业时代：你所调查村子的生活水平在贵州当地属于什么程度？2008年的人均年收入是多少？
贺雪峰：应该算中等水平，遵义算是贵州经济比较好的地区。2008年村子里人均年收入约3000元，这是不错的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就4761元。一个农村家庭一年能存下来5000块钱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基本情况都是略有存款。
数字商业时代：你对“家电下乡”政策有何评价？
贺雪峰：作用不大，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会助长农民更多的不良消费倾向。即使把农民的钱袋子掏空了，也不能解决落后生产线闲置的问题。每一次遇到经济危机都想到农民的钱袋子，为什么产业结构不升级？国家有钱应该补贴到战略产业上，而不是补贴那些落后的生产力，这也是我反对“家电下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由于农业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不到13％，分摊到9亿农民头上更加微不足道。现在外需不足的时候，连外出务工的机会也不由农民决定。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觉得不是要补贴农民消费而是要引导农民的合理消费，这是解决农民问题增加农民福利的最大智慧。 (本文来源：数字商业时代 作者：白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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