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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认为: 美联邦监督者和金融机构经营者在华尔街危机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联储为了挽救房产泡沫投入了太多资金；金融机构的新牟利策略隐藏了过度借贷；管理者们为了追寻短期利益，不惜创造和承担高风险；为了防范未来再次出现危机，必须大规模变革。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译（http://humanities.cn）

本文视二、三十年代歌谣运动为一场从“声”和“音”的角度介入包括新诗运动在内的白话文运动的尝试，并借此探讨批判白话文的章炳麟关于文学文本的“音”(可诵性、音律等)的看法，比较他与同属考据学阵营的刘师培的区别。然后探讨以章炳麟弟子为主体所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与新诗运动以及新“国学”意识之间的关系，并比较歌谣运动与章炳麟的不同。

“专制中国”仍是西方惯用的一个词，这个概念究竟是描述还是偏见？它的历史根源又是什么？

[原刊按语摘要]2006年9月28日，文化人类学席明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举办）邀请汪晖做了题为“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的讲座。讲座及对话全文录音整理，包括主持人的开场白、主讲人讲座及开放式讨论三大部分。

中国当代艺术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也存在很多问题。这次讨论会的参加者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意见，其中艺术品的形制规模日渐庞大是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朱金石08年3月的展览《权力与江山》成为主要话题之一。

王明珂先生于2003年在台湾出版历史人类学著作《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该书2008年5月1日由中华书局再版，题中，华夏边缘改为川西羌族。在前言中他说：“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更正确的说，这是一本描述与诠释‘华夏边缘’的历史民族志。”“希望透过羌族及其历史来说明汉族、藏族以及部分西南民族族群边缘的形成、变迁及其性质”，“更大的野心是，由人类资源分享与竞争关系，及其在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上的表征（representations），来说明人类一般性的族群认同与区分。最后，基于这些对‘族群’（或民族、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新理解，我对于当代汉、羌、藏之间的族群关系，或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诠释。”在谈到灾后重建的问题时，王明珂从文化保护角度，不赞成外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才传入缅甸，非马克思主义的各式社会主义思想也传入缅甸，当时反英独立的青年深受影响。

衡量消费社会中人的价值，在于看其手中握有的支配权利的大小，这是个人价值实现的模式——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模式一直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中心内容。那么，这一理念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它与提高限制无止境消费行为的能力又有什么联系？这能够在“现代认同”这一概念中找到答案。现代认同的起点就是内在自我的起点。现代人必须处于自觉自为的自主程度才能找到自我，而这种自主程度归根到底需要独立的私人性。现代认同并不关乎能否与宇宙哲学的秩序相匹配，而在乎能否回应自我内心的需要和欲望。能否实现这些最终关乎自我个人的情感生活，这是构成幸福生活的关键因素——幸福生活就是根据情感上的满足程度来确定的。

奥巴马声势日涨，广受年轻平民的欢迎，美国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是新时代的肯尼迪。然而拆下七宝楼阁，我们看见的无非是源远流长的修辞学在新媒体时代的复兴。

“我从阿明的理论中深刻地感觉到第三世界学者正在把中国及东亚当作一个第三世界的例外看待。当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尽管有其脆弱性)鼓舞了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时，中国学者似乎也有必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思考当代问题：不仅以效率这一资本主义规则为轴心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而且是建立不同于所谓理性化的视野来讨论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领域里的正义、公平与效率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这篇文章的特殊性在于它发表于13年前，当时应该是一篇非常寂寞的文章，时至今日，文中提出的问题和方向仍有可借鉴之处。

国内对钱学森的宣传多出于那么几个记者的文稿，几十年口径不变。那几个记者当时掌握的资料有限，所以有关钱学森的许多事情就一直不被国人知道。幸好美国这边还有不少资料。笔者搜集了一些，补充在这里。一、钱学森回中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还引来美国海军副部长的后悔不迭。你也许还不知道，美国方面当时最后批准钱学森回到中国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他的回国居然要总统拍板呢？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九四三年钱学森设计了美国第一枚分级火箭Private A，也不仅仅是因为钱—卡门公式，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实际上不仅是师从当时美国最顶级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而且他也是美国当时仅有的受到了世界导弹之父的真传的两位核心人物之一。这是国内没有报道过的。众所周知，在弄到德国的导弹技术前，美国的导弹技术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德国是导弹技术的发源地。二次大战中，德国的V-1和V-2导弹是世界最早的导弹。二次大战中盟军也知道德国的导弹厉害，但一直搞不到其秘密。盟军占领了德国的导弹研制中心和发射场后，立即封锁了所有资料，扣押了所有参与研发的人员。二战一结束，美国陆军立即派遣了当时他们最厉害的两个火箭顾问到德国去挖掘导弹秘密。这两个人一位就是钱学森，另一位就是他的导师卡门。钱学森仔细研究了纳粹德国的火箭和导弹生产设施和设备，查阅了他们的大量资料。最重要的是，钱学森亲自审问和询问了人类导弹之父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另一位德国空气动力学家鲁道夫·赫曼（Rudolph Hermann）。钱学森从纳粹的导弹专家口中了解到了当时世界最为顶尖的导弹技术。正是由于钱学森的杰出工作，美国才得以很 快制造出自己的导弹。也正是由于钱学森接触到如此顶尖的技术，他的回国路才十分坎坷。二、你知道吗，钱学森也是美国的航天飞机（又译太空梭）的祖师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航天飞机的概念要追溯到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一个叫“Silbervogel”的计划。二次大战结束后，钱学森被派往德国考察纳粹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时，发现了纳粹德国从未来得及运用的一些技术。其中之一就是一种由火箭做驱动引擎的高速轰炸机。当时喷气式飞机还没有造出来，所以使用火箭发动机可以说是最先进的。这个计划的名称是“Silbervogel”，也就是银鸟的意思。当时德国这种轰炸机尚未进入试飞阶段。钱学森凭他明锐的直觉，看到 了这个构思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德国没有把这个轰炸机搞成功的原因。在他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开始设计一种由火箭驱动的，能多次使用的洲际太空飞机。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钱学森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吊销了机密工作许可。一九五七年，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开始 在若干年前钱学森的基础上搞了一个X-20 Dyna-Soar(Dynamic Soarer)项目。这项研究倒是有好几次试飞。不过由于几个瓶颈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这项研究却为后来的航天飞机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有了这些基础和经验，后来研制航天飞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所以，要说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不说X-20 Dyna-Soar项目。你去休斯顿宇航中心博物馆去参观航天飞机的历史，那上面就有说这个过程。而X-20Dyna-Soar项目又是在钱学森奠定的基础上发展的。是钱学森把一项几乎被埋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的纳粹技术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忘记这个。美国宇航局（NASA）的文件中多将钱学森称为H.S.Tsien(TsienHsue-shen的缩写)。三、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在回国之前受过五年的“虚拟软禁”。但你也许还不知道，钱学森在此之前还在监狱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监狱坐落在“TerminalIsland”上。从谷歌地图上看，那个岛子离洛杉矶不远，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一九四九年，钱学森申请过美国公民资格。一九五○年，麦卡锡主义开始，FBI从一九三八年美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发现钱学森三十年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于是不但不给他入公民，反而吊销了他的机密工作文件，使钱学森无法继续他的研究了。两星期后钱学森便宣布回国，还真动身了。这给他带来牢狱之灾。FBI以在他包裹里搜到了所谓的机密文件的理由，把钱学森关进监狱。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FBI搜到的就是几张对数表，这比关押李文和的理由还荒谬。奇怪的是，据记载，Terminal Island上的那个监狱当时是移民监。美国政府不是不准他回国的吗？那把他关进移民监做什么？移民监里关的是要驱逐出境的人。他的出狱是由于加州理工学院的不懈努力和抗争。钱学森出狱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至今美国政府也还没有为把钱学森关进监狱一事道歉过。二战中美国政府关押小鬼子的事情都道歉了。钱学森为美国立过大功，还被投入大狱，不道歉说不过去。四、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学问时，一天到晚和火箭打交道。那些都是要命的玩意儿。因此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给钱学森这一伙人起了个外号：敢死队员（Suicide Squad）。 五、美国《航空周刊》评选钱学森为二○○七年年度人物，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参考文献：http://pr.caltech.edu/periodicals/Cal ... s/articles/v36/tsien.htmlhttp://www.astronautix.com/astros/tsien.htmhttp://en.wikipedia.org/wiki/Tsien_Hsue-shen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 ... me-qian-xuesen1-2009nov01,0,2865408.storyhttp://www.aviationweek.com/aw/blogs/ ... ef-4207-933e-5ae90cfd46df

齐泽克在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新版英译本(2007，Verso)导言中重新评价了毛泽东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认为毛泽东在新的环境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尽管齐泽克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尽准确，他论述中的某些方面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文章部分内容如下。吴大可 周何 译

鲍江整理自“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座谈会”的录像资料。这次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文化人类学中心在北京发起，2008年6月9日由罗红光主持。

“相对于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贾樟柯的叙事更为冷静，道德判断通过纪实性的风格展现出来；相对于现代虚无主义的基调，贾樟柯更专注于现实变化的细枝末节，在冷酷的现实中保持着一种温暖的基调。比如对十六年前的买卖婚姻的重访凸显了一种真实的感情，又比如说对于一个婚姻的否定产生出来的是尊严感。这些真实的、真挚的东西无法落到实处，而只能寄托在人的主观的状态之中。这种主观状态的承载者不是英雄人物，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普通人对生活的完整性的理解。贾樟柯的电影因此有一种对于肯定性、确定性的寻求的态势，这正好与他对生活的不确定性的挖掘相辅相成。”

在有关东北亚地区的战争与和平的讨论中，琉球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但常常为人忽视的地位。它既是冷战的构造，又是全球化的军事结构的体现。琉球问题甚至不仅是东亚的问题，它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发展在这个区域的集中的一个展现。

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2015年11月10日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去世，享年96岁。施密特为前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前西德国防部长、财经部长、经济部长、前西德总理、外长。人文与社会曾刊发清华大学汪晖教授2013年在施密特先生家中与他的对话，特重刊此文以志纪念。

“过渡”是当代中国社会讨论中的关键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它预设了现实的不平等过程与一个最终的理想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用国家干预的存在来拒绝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完全不得要领。中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是在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的过程中形成的。

重刊此文，以纪念“一战”和新文化运动百年：本文为作者有关“五四”的系列研究第一部分，曾以同题在斯坦福（2009年2月27日）、纽约大学（2009年3月3日）公开演讲。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时刻与方法”（加大柏克利分校，2009年4月3日）会上，作为主题论文发表。上篇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分析对欧洲战争和共和危机的政经分析为何转向文明问题；中篇以《新青年》、《新潮》为中心，分析“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政治与“五四”政治运动的关系；下篇以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新型政党政治的形成为中心，分析文化运动与政党政治的关系，说明“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转向。

蔡国强1957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创作作品。1986年至1995年旅居日本, 伴随艺术活动发展，规模宏大的室外爆破计划在全球各地展开。蔡国强1994年参加广岛市当代美术馆举办的《亚洲之创造力》展览，以《地球也有黑洞》为题，在广岛市中央公园制作了大规模的爆破计划，使用900米长的导火线和火药弹，点爆了漂浮于空中的大气球上的装置。

1995年移居纽约,更为活跃于世界各地，除了使用火药，还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药，风水等引入作品，例如以《文化大混浴》为题的观众参与型作品，是邀请观众一起入浴而共同完成的。1999年获威尼斯双年展国际金狮奖，受到国际性的高度评价。 2001年担任于上海举行的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会议)景观焰火总设计，目前担任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闭幕式的核心创意成员及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 蔡国强氏以其独特的中国宇宙观及哲学根底，探求人类普遍的共通问题，作为一名以不同于西欧的亚洲视点发言的现代艺术家倍受瞩目。

旧实质正义的取证和法庭调解制度，仍旧在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应该予以认可，有选择地援用和推进，与当事人举证制度并用，不应盲从于今天主流的“现代化”法律形式主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