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地震灾区的重建：人类学的视野

发言人名单如下：

罗红光，人类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辛允星，人类学博士研究生，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庄孔韶，人类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张庆宁，人类学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王 甘，人类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景 军，人类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蒋 斌，人类学家，台湾中央研究员民族学研究所

王建民，人类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赵旭东，人类学家，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刘正爱，人类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张继莲，崇德基金会

伊建维，崇德基金会



罗红光：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会议虽是非正式的，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很有代表性，大家从平时自己工作的角度，自己的关心，来给提一些意见。当然，我们去的地方是有限的，时间有限，然后地方也有限，不可能随便跑很远，因为交通实在不方便，大家一会儿会看到车都被砸得稀啪烂的情况，处处都暗藏着危机。先讲讲我的，然后庄老师这边讲讲，然后小辛讲讲，因为我们俩一起去的，去的一个地方。我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PPT文件，大家可以看投影。总之，我简单说一下，我们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问题和媒体不太一样，简单地说怎么不一样呢？媒体因为强调新闻性，比较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关心的，无论是好的坏的；而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叫日常的，什么是普通的。要恢复他们的家园的话，是要恢复他们正常的东西，而他们的一些日常反应实际上在媒体里面不太被受到关注的。还有媒体比较注重英雄主义；还有这种非常二元的，突出外界的关心，那么受援助方的主体特征不太容易被表现出来。那么，如果恢复重建这个过程我们要做的话，可能要考虑当事人他们自己的想法，还有他们自己的自救能力，而不应该，我个人的提法，不应该援助他们援助成植物人，所以人类学恰恰注意了当事人的主体特征，所以我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观察，虽然很短，在人类学的角度是不成熟的，但我觉得至少凭着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获得一些与媒体话语不太一样的信息。首先，我们不吃惊，我们也不一惊一咋，也不去说无限夸张的英雄主义。总之，非新闻性的东西是我们的特征。社会的力量在制度上没有一个很好的窗口来组织、协调他们，所以社会这一面显得比较散，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是国家、军队，事实上我有同感，王甘也有同感，志愿者在里面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是主力。



这次我通过川大，我与川大社会学系联络，他们的系主任带着他们的一帮人，和我们一起讨论了一下。在晚上，很晚了，已经十点左右。开了个会议。把大概的情况了解了一下。川大给我们的信息是这样的，准不准我们先不说，他们社会学系有很多点，他们做了概况性的评估：

受灾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

地震区域：都江堰到北川地震带约300公里。

灾民族群：汶川、阿坝州（藏族60%，羌族30%，汉族10%），北川（羌族占多数）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文化遗产：都江堰等世界文化遗产。

灾区经济：占整个四川省经济的GDP比重（一说4%）。

我们进去以后，成都给人的感觉，以往消费城市的感觉没了，宾馆里尽住的是一些志愿者，非常忙碌，他们拿着行李，都背着行装，行头都很专业的感觉。而且，我们在成都也能感觉到余震，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看好多人也住在家里，有些住帐篷，住在外面。我们住宾馆了，那天晚上。还有餐馆，以往餐馆里都是满的，而且我们去的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龙抄手，很有名的店，还有重庆火锅，我们在吃饭时，除了我们这一拨没有客人，所以当地人消费的痕迹顷刻间就没了。我们进都江堰的时候高速公路一路畅通，因为我们有带公章的通行证。通行证没有统一的，但最好的是地震指挥部的，我拿的是民政系统的，还有一个是红十字会的。这路是四股道，两股是民用车，两股给救灾的专车用，单行道，回来也是，一共是八股。没有拥挤的现象，也没有乱的想象。都不错的。都江堰进去以后就这种感觉，有车，像出租车，但不多，而且它们是免费的。



大家看到的是两个帐篷，一个帐篷我们叫它救灾帐篷，还有一个帐篷是避难帐篷。避难帐篷就非常的不统一了，尤其是自制的，就拿塑料布随便一搭的帐篷。这儿，你可以看，路面是消毒的。往下走，这个就是我说的避难帐篷，不统一，很随意的。这指的是城镇居民住的情况，这些居民都待业，突然间，所有的办公室都变危房了。都讲堰和成都不一样，全部停下来了。不可能有一个餐馆让你吃饭，也不可能有旅馆让你住，你就只能是采取一点办法。我们是在朋友的家住了，房子也是裂的，也就住了。



这就是避难的帐篷，大家反正是一堆一堆的，也没有什么组织，基本上是一个单位划一个区域，当地的居民。我们讲，城市人、农村人我们分开来说，这是城市居民，市民的帐篷。他们有床。这是一个国营企业的帐篷，他们也有床，宾馆里的床可以抬出来。农村就没有这么好了。帐篷还没普及呢，现在仍然很缺。这些都是自制的，随便。大家都知道四川这边雨很多，所以一下雨这些帐篷就没办法了。哎，这个就是都江堰古迹的旁边，大家在这儿搭了帐篷，普通的市民。有一张桌子，八仙桌，大家平常还是喝茶啦，打麻将，没什么事干。这种面貌。



这是洗衣服，只能在这儿。这是卫生检疫，检查饮用水是不是干净的，还有厕所是不是干净的，城市里可以做到这样。



这是我们住的一个小区，这是高级小区，也是裂了。它应该比民房要结实，但还是裂了的。裂了但没有把柱子搞断，裂缝是垂直的，听懂建筑的人讲，这样的裂缝问题不大。所以我们，司机没有，他就车里里，我们包括小辛都住这里，五层楼，一层一个，就这样住了。



这个就是去农村的路上；哦，大家一看，很破烂的啊，我们可以想象，路边原来是开餐馆、茶馆，全都没了。你看，这个，这么大的石头从山上掉下来了，这路是临时清理了。实际上，前面那个就是个古迹，砸成那个样子啊，瓦砾全都掉下来，只剩下梁、椽，全骨头了。这是一个砸扁了的车，大家看。小卧车，砸扁了，人也死掉了，拿不出来，就把顶给切了，把人给拿出来。这是二王庙，毁了。架子还在，有一半让石头给砸了。这些都属于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像二王庙、都江堰，都江堰没什么破损。



我们去的那个村子叫白沙村，它的房屋全部损了，全损了。自救的，目前就是抢收粮食，因为他们还有农田什么的，所以损失不是特别大，除了生命以外。然后，副业大家注意一下，真正的来源并非农业，他们的主要来靠打零工，搞小买卖。



这是他们的帐篷生活。因为没有炉灶，他们就吃方便面。自己家临时搭的帐篷，没有床，临时搭架子，一下雨水就会进来。所以说，这个帐篷我估计住一个月差不多。实际上，矿泉水是充足的，而且矿泉水是给像我们这些外来人的礼品，感谢，唯一拿得出手的礼品。电、通讯信息、还有电视是通的。但热水器、婴儿用品、灶具、换气扇、厨具，这些都没有。帐篷当然不够了，这个缺口比较大。还有卫生方面，消毒、洗衣物、还有厕所，没有移动的公共厕所。这是他们的现状。



他们的心态，我自己的感觉是，感觉很震惊，一辈子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全国搞了一次默哀，他们认为给他们莫大的安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仪式，虽然是很文化的，但对大家的心理安慰非常大。可能要比，那个什么，具体的心理医生的效果，集体性的效果比较好。再一个，他们对外来者很热情，像这个长者有一次对我们说，你们主动给我们给东西，我们感谢。类似这个话里面，他不知道什么是志愿者，他不知道慈善机构和志愿者，结果他的表达方式是，我们没有要你们也给东西，所以我们要感谢。而且，村子里面长老现在是出来说话的，年轻人全躲在后面，全不说话，好像是没有资格似的，这儿的老年人很厉害，这是其中的一个。他感谢党，感谢国家。



这是另一个村，叫沙湾村，我去的现场正好是分面的现场，救济，大概是一人一天十块钱，五公斤小麦，还有方便面、大米、矿泉水、油等。有一些油没兑现，乡亲们说的。城市里的居民也是，没有兑现，有些没有兑现，有这个说法。发放时候是非常传统的做法，按手印，记录在册的，这个门面很热闹。还有一个是村医，天天路过的专家的门面很冷清，心理医生的那部分也是很冷清，他们可能还没有找到真正共同的语言，你太科学主义的说辞可能反倒使他们保持距离。所以，应该与当地人有个很好的沟通，信赖以后，或者语言上进行处理以后才可以。



我这次去的一个核心的是施救与自救。白沙村这个地方是500余人，300余户。注意一下，他们的收入比，50%打工的钱，副业30%，农业只有10%到20%。如果我们只说农村这部分其实只是10%到20%。其实，毁的是30%和50%这部分，其实现在的农民他的副业是农业了，他真正的产业不是农业，所以说，我们不能按传统的看法看农民。还有避难，我去的这个地儿是85户人家，基本是一户一个帐篷，估计得住三月。



这是城市居民，我去的岷江造林局的一个下属单位，这个岷江造林局在1989年朱熔基在的时候当时就做了改制，原来的伐木工人在1989年国家一声令下全部改成植树工人了，所以原来林业局变成造林局。造林局呢，因为它植树不赚钱，就会有很多剩余劳动力了，下岗了很多，于是，他们疏散这些劳动力。他们采取转制的办法，其中，有物流的，有搞这种家具的，也有搞这种宾馆的。我们看的是一个下属的相当于国营企业的单位，60个职工。那么，地震之前，他们每年的利润是年500万，地震以后就停止了。这60个人的工资怎么办，到处在抗震救灾，也没有工作，这些职工就凉在那儿，没有工作做。所以，这个单位的领导很担心，因为都江堰这么大的灾害需要靠政府规划来做，不能说我这个单位自己自救怎么办。所以，单位让他们自救，他们自救的办法就是烧砖，没有一个正常的、让他们觉得有一个希望的一个。所以，我觉得他们比农村人显得比较消沉，不是那么向上，不是那么积极。所以，等待国家给他们怎么招，这个心思比较重。所以，我认为它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市政规划和利益，因为它并不属于都江堰，这个宾馆它是隶属于阿坝州的。还有，它在一个观光胜地的旁边，是一个谁看了都眼红的地方。所以，将来会有利益之争。这是潜藏着的。心态就是自救无门，等待援助。相对于农民，他们更像是个弱者。这种国营的部门，它，我说的是家庭不是单位，输血式救助的话30万一户；农村的话，输血式救助10万。



这是我说的几个问题。第一，地震死去的人属于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在中国人，农村人的心目中是属于这个，如果亡灵要是呵护不好的话那就会变成孤魂野鬼，对活着的人心理上是有伤害的，那么对这种非科学的、非常传统文化的心理安慰，你能说，你这是迷信，一句话就能安抚得了？安抚不了。所以，我认为这一部分对心理安抚的专家学者是一个挑战。第二，习俗，因为对死去的人寄托哀思的法事不一样，因为我们讲的少数民族嘛，对于藏人和羌族人对死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那么我们如果用统一的殡仪馆的方式是不是就可以？活着的人心理就能安慰了？值得划一个问号。至少需要一个很好的沟通再说。还有一个文化障碍是，国企的那些职工呢，因为他们显得更加的无奈、无助，很弱势的感觉，等待的比较多，比较消沉；相反，农村的我感觉他们很向上，非常的感谢外面的人，非常积极的面对重建，因为农村他们有自食其力这样的农业传统，还有一个是习惯于互助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呢城市里恰恰是缺了。所以，同样是灾民，他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是文化导致的。还有一个心灵的家园，像都江堰这种城镇和休闲地的农村两个地方比较看的话，他们的共性，都希望恢复这儿的人气。那么，恢复这儿的人气，他们既会说，太多关于死亡的阴暗面，担心这对日后他们休闲度假带来不吉利，同时也会对游客的心理造成障碍。



最后我想有三点，一个急救，我们社会科学家介入的不是很多，但系统重建和制度评估部分，社会科学家完全能够介入的。我认为灾民的差异，城乡群众对救灾的理解，反应心态不太一样。还有二元的话语，因为媒体永远强调的是这个类似于这种强者对弱势的这种救助；实际上，他们不一定就是弱势，怎么样让人家激活？我觉得可能在救助方面有一个伦理问题。就是说，不要把受助方最后变成你的一个植物人，这个我觉得减少媒体的二元化的说辞是很重要的。“你们是弱者，你们很可怜，我们同情你”，最后变成“你们是智障”。还有，“你们不行，除了我们救你们”，那不行。但城市人有点这种倾向啊。村民自救，恢复生产自救是一个出路，重建家园，重建生活系统，这个很复杂。盖个房子容易，说老实话我认为，但要恢复生活系统就很复杂，但是我们现在的救助往往更加关注的是技术性的，救急技术性的行，但非救急可能就要非技术性的方法。我认为对城市里的救助可能理性处理比较好一些，但对农村可能一些非理性，但政府可能很难做到，有些科学家也很难做到，尤其自然科学家。还有文化遗产，硬的文化遗产，国宝啊，世界遗产啊，那个技术性很强，我不说。民间的这种文化呢，不管它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这个人性很强。前面一个，我认为技术性很强，后一个人性很强。这是我下去看的一个汇报。小辛我们一块儿去的，你来说说。



辛允星：罗老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呢，补充一下过度房的问题，现在修的都是铁皮中间包泡沫的那种，挺好的，说是每人4平米，老百姓对这方面评介挺高的，住一年，一年后搬出去。在安置方面，政府想得比较周到。还有一个是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我遇到一个人，我带着日本客人去，我一说日本客人来了，有一些居然说这种话，我最讨厌日本人了，不让他们来。后来，我们跟他解释了半天，他说，只要好心好意的，我们还是接受的。十几分钟才把他说服。明明我们跟他说是带着援助的心态去的，但他这种情绪还是特别强烈。我觉得，将来如果做什么项目的时候，还要考虑这些问题。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那个景区的问题，他们对景区的建设特别重视，那个看门的对我们说，当地政府早就说了，这地方必须重建。我觉得这方面的事情我们都不用考虑，地方政府特别重视。我觉得我们将来的工作重点还是在最基层。还有一个，罗老师说的城市人农村人，对外界的态度，我和您同感。农村人特别积极，但是我们见的那些职工典型的等、靠、要思想。老国企了也是。我觉得，但是有时侯他们也暴露出自私，总是在强调说自己软弱，说农民还能生活，总是强调自己吃不上饭。我觉得，有时侯我们收集信息的时候得注意这种心态，有时候是故意夸大自己的缺点，把别人的劣势说得轻。我就补充这些。



庄孔韶：看媒体心理学家的言论，你会发现，他们是互相，他认为是这样，他认为是那样，从五六个电视台的节目看出来，心理学界在紧急的救助状态之下，应付不了，而且，最后你看了电视不知道哪个心理学家的做法是对的，我当然不是说有什么批评，我只是说在心理学界里面，一个呢，刨除那些不是真正科班的心理学家，他脑子里面的理论跟一个紧急出现情况之下相结合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里边想到，就是他们的观点呢，温家宝说的那些安抚的话吧，按一些心理学家的看法可能是错的，另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是对的。从心理学角度回来，讲人类学的，说我们到底能起多少作用？后来呢，因为看到这些情况呢，我们这个庆宁呢，她原来是做临终关怀的，所以她很积极，而且下到现场，因为她认识一位法师嘛，就是说她去，一个是临终关怀，一个是和尚做道场，观察这个的。以前是在ICU病房做这种研究，现在她去现场做，我当然支持她去。她去了之后呢，一直在通电话，想除了临终关怀以外，还有什么研究角度的可以做一些参与，因为她免不了做救助，这些活动她都得参加，另外她卷入了相当于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团体，她一线的观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后来呢，因为去得比较早，一会儿她会再说一说。回来之后呢，有一次报告会，谈到了这个。我们呢，基本上梳理的是按照组织人类学的角度去看，政府的所谓正规的组织和民间的这些各种散在的非政府组织，它们互动的状态，这是她观察的一个主要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