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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历史的研究多偏重理论、表达或制度，而我近20年的研究则一贯强调从诉讼档案出发，亦即从法律实践的记录出发，由此来提炼分析概念。“实践”在这里表述的是三个交搭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含义：相对理论而言的实践、相对表达而言的实践、以及相对制度结构而言的实践（或实际运作）。“实践历史”则不仅包含这三种实践的历史，也包含它们经过与理论、表达和制度之间的互动而体现于实践的历史。此讲首先将分别以 中外法律史实例说明实践历史的含义。然后，用作者自己的一些分析为例，说明从实践历 史提炼分析概念的研究方法。

农民主题曾经阐释了中国现代历史农民题材，自五四时代起，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基本主题之一。它与另一个主题，知识分子主题，共同组成了现代文学的两个基本方面。这两个主题，从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等开始，就被确立起来，并延续下去。这并非偶然，因为现代文学中的农民主题和知识分子主题，相辅相成地阐释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总主题--现代中国革命，正是这两个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相互结合的产物。1949年建立的现代中国，并不是一般西方理论的学舌者所谓的"民族国家"，因为这个新中国并非以"民族"界定自身，一般的所谓"民族"（nation），并非这个新国家的基础。甚至国民党在1928年以后建立的那个"民国"，严格讲，也不是民族国家，而只是"党国"（party-state）。因为这个"民国"并不以本民族的大多数民众作为立国之基础，而只维系着一个由官僚政党、军警宪特等组成的上层架构，本民族的大多数实际是被排斥在这个架构之外的。因此，不同于"nation-state"，更不同于"party-state"，新中国是一个真正新型的"人民国家"（people-state），即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人民国家"中的大多数，正是中国的农民阶级。而现代中国的建构，也正是广大农民充分动员和组织化的过程。农民阶级从麻木冷漠到觉醒成长，最终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主人公，这个过程，从上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到3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再到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可以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全景式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题材更蔚为大观，涌现出以《创业史》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作品。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题材作品，总体上都是力图以人物、情节和场景的细致描绘，来阐释中国和中国农村的本质，提出问题，寻求答案，以此方式，相当自觉地参与现代中国的塑造。这是一条再现中国农村的现代文艺传统。从美学范畴的分类看，这个传统经历了20年代~30年代的悲剧形态，到50年代~70年代呈现为崇高形态。尽管有时也包含喜剧因素，但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喜剧也从未构成这个传统的主流。这个传统在文革后出现转折，例如新时期著名的农村题材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奂生"系列等等。这些小说，放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延用的革命叙述框架，而改用启蒙主义或现代化的叙述框架，在美学类型上，则从崇高类型回到了悲剧类型。尽管如此，它们依然是以人物、情节和场景的细致描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探究中国和中国农村的本质。笔者曾指出，每个时代都有为那个时代主流人群所分享的公共文本--80年代是中短篇小说，90年代以后是电视连续剧。这两种公共文本的嬗替，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完成。80年代末播出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1989），同后续的《辘轳·女人和井》（1991）、《古船·女人和网》（1993），被称为"农村三部曲"，它们同新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一样展开叙述，被论者认为"深刻地展示了新时期文明和愚昧这个历史性的冲突"，也就是说，是以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来阐释中国和中国农村的现实。这种启蒙主义的叙述框架当然存在着根本缺陷，实际上，它在认知中国和中国农村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倒退。农村题材的喜剧化是一种社会症候再现中国农村的传统，在新世纪初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近几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刘老根》（2002）、《欢乐农家》（2004）、《圣水湖畔》（2005）、《乡村爱情》（2006）、《文化站长》（2007）和《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008）等，相继播映。报道指出，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不仅自身数量明显增加，而且还超过了城市、军旅、宫廷、武侠等众多以往的热门题材。特别是，近年播映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几乎没有例外，都采取了喜剧或称为轻喜剧的形式，从而与城市、军旅、宫廷等题材的风格样式形成明显的反差。新世纪初，农村题材电视剧为什么采用喜剧、轻喜剧的形式？这是本文将要分析的重点。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稍微迂回一下，先对本时期的中国农村作两个基本观察。第一，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以农业积累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为最大限度地提取农业剩余，在体制上不得不维持城乡二元结构。在70年代中国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个城乡二元结构仍延续下来。截至2009年底，全国总人口133474万，农村户籍人口88617万，占总人口的66.4%，而该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6%。也就是说，占总人口66.4%的农村居民，只能主要在占全国经济总量10.6%的农业领域讨生活。这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一个基本原因。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持续拉大，例如，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7:1，2002年为3.11:1，2003年为3.23:1，2007年为3.32:1，2009年为3.33:1。不断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大约1.5亿农民脱离第一产业，涌入城市，在第二、三产业寻求出路。第二，包产到户，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业和副业，实际使农民又回到西汉晁错所谓"五口之家"的小农经济模式。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面对天灾人祸和市场波动的打击，极易陷于破产和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仍过度提取农村剩余，例如1978~2001年，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的年增长率，是同期政府用于各项农业支出的一倍；自1997年起，乡镇企业进入低谷期，继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由集体所有制改为私营企业，农村贫富分化严重；同时，国企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造成职工大规模下岗，二、三产业用工量减少，使大批农民工返乡；此外，1996年粮食生产过剩，在农业生产成本连续大幅增长的同时，粮价低落，谷贱伤农。90年代后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农村陷入困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末，"三农"问题进入公众的视野。1999年12月，温铁军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2000年3月，李昌平上书朱基总理，用三句话概括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同年9月，曹锦清出版《黄河边的中国》，叙述他在河南开封地区农村考察的细节。此后，"三农"问题研究成为社科界和政策研究界的显学。近年热播的不少农村题材电视剧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制作的。《刘老根》是其中的第一部，首播于2002年。恰好在这一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这里随便摘抄几段：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多人。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能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的人负担高过500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每当我回到县里开会时，会上传达的精神和下面汇报的情况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1999年，全县农民实际人均收入下降了800元，上报的数据却是增加了200元。1999年，上报全县农民负担比上年减少了4000多万元，而实际上是增加负担2亿元之巨。这是同一时期从另一种视野中揭示的中国农村。这种情况，即使在2003年以后，也并没有根本改善。例如，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减免农业税的效果被农资价格上涨所抵销，大批农民涌入城市造成农村空心化等等。对比这个凋弊、贫困、荒芜化的中国农村，那些喜剧化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应该说，是相当不真实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包含有另一种价值。实际上，对照社科界、政策研究界所揭示的"三农"现实，喜剧化的农村题材电视剧，相反相成地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症候，成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结构及其症结的重要切入点。城乡差距产生了喜剧的对象和主体《刘老根》等农村题材电视剧所呈现的中国农村，大多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即使遇到不可避免的矛盾和难题，也往往被出人意料地轻松化解。这类电视剧，最大的卖点、看点，就是笑：农民的愚昧无知，可笑；农民的简单直爽，也可笑；农民的狡黠计算，更可笑。这里所呈现的，是一个妙趣横生、乐不可支的喜剧世界。农村题材在经历悲剧和崇高之后，终于呈现喜剧的形态。五六十年代书写创业史的梁生宝，移形变貌，再度亮相的时候，变成新世纪的赵本山。三农困境中的农民，成为喜剧捕捉的对象。产生这种悖谬现象的社会-心理机制，究竟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喜剧的本质。大家知道，在古希腊哲人看来，悲剧和喜剧都是对人的摹仿，区别在于，喜剧摹仿的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较差"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恶"，而是一种"丑"的形式。也就是说，喜剧的对象对旁人无害，是一种不至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悲剧和喜剧界限的区分是依据阶级的划分，悲剧的主角是帝王将相，下层人物则只能是可笑的喜剧的对象。也就是说，悲剧与喜剧作为美学类型不仅仅是两种风格形式，归根结底，其背后的基础是社会阶级的分野和对立。此外，悲剧和喜剧的对象与观看者，同样涉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对比。所以，要理解喜剧，不能仅仅观察喜剧的对象，还必须掉转方向，从喜剧的对象，回溯观看的主体及其目光。前面提到，电视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文本，分享这个公共文本的是城市主流人群，所谓白领中产阶层。这个城市主流人群作为城乡差距的受益者，面对差距的不断拉大，面对衰败中的农村，这个观看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客观地位愈发优越，其主观目光也愈发自信。相反，因城乡差距而被损害的农民阶层则愈发无助和渺小，其形象萎顿，举止失措，言语错讹。主体与对象的强烈反差，为喜剧的诞生准备了社会心理的前提。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个城市主流人群，他们辗转于、奔波于职场、商场、官场，为金钱、地位、官职、美色等而操劳忙碌，焦虑、紧张、挣扎、无奈，情形近似悲剧。近年来，真实反映这个主流人群生活的电视剧有《中国式离婚》《蜗居》等，其风格形式与农村题材恰成对比。当今时代，白领中产的紧张焦虑接近极限，所以，就连惊险谍战类题材《潜伏》都被解读为"办公室哲学"和"职场攻略"。这个人群亟需释放心理压力，恢复心理平衡。因此，他们需要面向一个喜剧化的场景，突然放松，以便获得一种欣悦的失重感。这个喜剧化的场景一定属于社会底层，因而一定是中国农村或者包含着农村。90年代以来，赵本山、范伟、高秀敏、潘长江等底层形象的笑星一路走红，绝非偶然，归根结底，他们是当代社会变迁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形象曾日益趋向崇高，60年代后，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不断泡沫化，最后以"高大全"转向"假大空"而宣告结束。这几年，喜剧化的农民形象，的确构成了相反的一极。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仔细观察，那些喜剧化的农民主人公，一颦一笑之间，有时又会呈现瞬间的苦涩和苍凉，让我们在那一时刻五味杂陈，洞彻人生。在这个瞬间，喜剧的进程停顿了，技艺高超的"小丑"，通过这种方式，在揭示真相、表达抗议、宣示真理。回到本文一开始的话题。应该说，由于占总人口的66.4%，因而农民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主题之一。庞大的农村过剩人口有序地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消除城乡差别，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课题，意味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全社会都参与其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主流人群必须更新自身的立场和态度，参与上述的结构调整。这个过程必须完成，也必将完成。因此，历史地看，农村题材的喜剧化只能是一种将被摒弃的暂时现象。（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变化的观念曾在中国起过如此巨大作用，以至于它既触及到了心理范畴、宗教一巫术修持、行为方式和时空观的历史，又涉及到了哲学史。然而，由于中国的意识观念和思想的历史更为复杂，同时既具有千差万别又具有演变性的原因，故它至今尚未被人充分认识。

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了民国文人的生活?

茱莉亚·克里斯特瓦上次来到中国, 已经是35 年前的事了。1974 年5 月她与罗兰·巴尔特、弗朗索瓦·瓦尔和马瑟兰·普莱奈等《求是》(Tel quel) 杂志同仁受中国政府的邀请作为“同志们”访问中国。

中国与亚细安(东盟)日前就《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实施准则，缓和了自去年以来南中国海持续紧张的局势。国际社会普遍表示欢迎。中国国内的反应则比较复杂，官方媒体一致表示赞赏，而一些社会群体(主要是"爱国愤青")则通过各种媒介--主要是新媒体--表达了很大的不满，认为实施准则表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大妥协。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与南中国海问题相关的亚细安国家，达成实施准则应当说是理性的表现，是进步。很显然，它是试图通过和平手段，突破南中国海僵局，为未来开辟可能性。对中国来说，还具有其它方面的意义。首先是避免了南中国海问题挟持中国与亚细安的整体关系。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国亚细安关系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问题。一方面，南中国海问题处理不好，中国和亚细安的整体关系必然受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除了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和亚细安之间还存在着更为广阔和重要的关系，南中国海问题只是中国和南中国海相关国家之间的问题。对那些和南中国海问题没有关联的亚细安国家来说，这个问题不是核心问题。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都是亚细安成员，一旦中国和这些国家发生冲突，亚细安其它国家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必须支持其它成员国。而这样做，势必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它们因此也不想看到南中国海问题影响中国亚细安的整体关系。其次是大国关系。美国、日本等大国用"航海自由"为理由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尽管在中国看来，这种理由并没有多少合理性，但美国等大国的利益存在于东南亚也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实施准则的通过，至少表明中国在概念层面开始把航海自由和主权问题相对区别开来，从而有利于处理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大国关系。两个相对独立的战略 实施准则的达成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仅仅是为解决问题创造了可能性。无论是中国还是南中国海诸国，都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已经是万事大吉。实际上，实施准则达成之后，越南、菲律宾等国也都在有争议的海域加快资源的开发。也有理由认为，面对这种情形，中国本身也会加快对南中国海资源的开发。这样，搞不好，势必造成新一波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无疑是南中国海问题的焦点。南中国海问题的走向如何？是管理控制，还是冲突？是战争还是和平？对中国来说，要直面这些问题，就必须反思南中国海问题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在众多问题中，至少需要对以往两方面的战略进行重新考量，一是和亚细安关系的战略，二是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战略。也不能简单说中国在这两方面没有战略。中国存在着处理亚细安关系、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战略，并且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战略。简单地说，在前者，中国强调的是多边主义；而在后者，强调的则是双边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亚细安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从开放到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的建成，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今天，中国和亚细安经济互相依赖性极高，并且已经造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链条。随着经济的持续崛起，中国也开始"走出去"。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和贸易，其它方面也在快速进步。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亚细安国家会首当其冲。中国也通过互联互通等项目，加大、加快了对一些亚细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和亚细安的外交关系上，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外交话语。尽管这一外交话语最早主要是针对美国而提出的，即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争当霸权，但是这一话语的主要实验场所就是亚细安。中国是亚洲国家，如果不能在亚洲和平崛起，那么很难说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为了实现"和平崛起"目标，在这个话语之上，中国又针对邻居国家提出包括"睦邻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意在细化和平崛起原则。在和亚细安的经济关系方面，中国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忙于反恐战争，忘掉了和中国的竞争，因此就为中国提供了进入亚细安的机会。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简单。中国在过去30年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企业到社会，各方都在发展和亚细安国家的关系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种形式是中国努力的结果。和经济关系相比较，在包括南中国海问题在内的战略方面，情况就很不相同了。与在前方面的积极态度比较，在战略方面，中国显得非常消极和被动。在这方面，中国没有明显的总体原则，但可以从中国的政策话语和行为方面总结出一些特征来，诸如"求同存异"，"先易后难"，现在解决不了的就让未来的人来解决，等等。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提出了众所周知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也在实施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并不大。尤其是，在很多方面，中国因为找不到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干脆就忽视甚至漠视问题的存在。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本身并没有开发战略。一旦当其它国家开始开发的时候，中国势必作出反应。经济关系和战略关系紧密相关 要掌握主动权，中国至少可以在三方面改进其战略。第一是经济、战略、政治、外交各方面的协调。中国经济这条腿很长，但其它腿则很短。其它腿很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不够多，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有效的机制用经济这条腿来辅助其它方面。尽管中国也强调要用经贸关系来推进其它方面的关系，但显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美国相比，中国和亚细安关系显得比较单一。美国和亚细安关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各个方面互相支撑。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美国把注意力放到亚细安，中国就感到了莫大的压力。第二，中国必须看到经济关系和战略关系这两方面的紧密相关性。中国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分离性。中国在经济方面接受了多边主义，但在战略上，尤其是和领土纠纷有关的领域仍然坚持双边主义。这种"不一致性"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局限性来。亚细安作为一个多边组织是一种整体关系，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其重点不同。中国很难在一些问题上和亚细安作多边处理，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则作双边处理。第三，中国也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关切热点问题，诸如南中国海、缅甸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着，但中国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相反，因为这些问题的难以解决，有关方面往往选择忽视。不过，问题是，这些热点问题随时都会恶化，并且一旦恶化，就会立刻影响中国亚细安关系的其它方面。(这种情形在东北亚也存在着，经贸关系的整合并没有带来区域其它方面的整合。)很显然，中国需要寻找一种比较平衡的战略。如果继续保持那种以为经贸优先就会促使其它问题自然解决的天真想法，那么就会继续浪费各方面的资源，最终导致问题的恶化。中国如果不能在这些方面找到突破口，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挑战有很多，有些更难以想象，但有两个问题已经显现出来。第一，南中国海问题如果恶化是否会改变亚细安的性质？冷战之后亚细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从战略面转型到经济面。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亚细安改变了从前通过排斥大国而保区域和平的做法，而是向各大国敞开大门，容纳大国的存在。实际上，亚细安已经成为包括美国、中国在内大国活动的舞台。如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大国开始对立，那么对亚细安这个区域组织的影响会如何呢？有人开始担心亚细安会改变其性质，从经济面又重新回到战略面。从去年以来的经验看，有人担心亚细安甚至可能成为防备中国的多边战略机制。与之相关的第二个挑战是：南中国海问题如果恶化，会导致一个亚洲"小北约"的正式产生吗？亚洲"小北约"是小布什当政时期产生的现象，即美国试图通过其亚洲盟国来构建一个围堵中国的军事战略同盟。这个意图因为后来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而中止。不过，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有了紧密的战略和军事合作，并且这种合作所要针对的就是中国。一旦这些国家感觉到中国军事战略的威胁，它们不会心慈手软。因此，有人担心，一旦南中国海问题恶化，也有可能形成一个正式的亚洲"小北约"。再者，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相比较，越南和菲律宾等都是小国，他们天然倾向于邀请其它大国(主要是美国)的支持。这一点自从去年以来，也表现得相当清楚了。同时，在实际层面，对中国亚细安关系而言，中国的内部政策环境并不很有利于理性政策的形成。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战略思维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方面，经济决定一切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决策圈内相当盛行。他们相信，随着和亚细安国家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亚细安国家会最终调整其目前"经济上依赖中国、战略上依赖美国"的局面。不过，一旦当经济关系不能导致其它方面的利益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受到内部的压力而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中国的现实主义派(强硬派)的声音也在上升，主要体现为思维的美国化，他们主要把重点放在硬力量，主要是军事力量上，认为惟有军事力量才能解决南中国海问题。考虑到中国社会层面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股力量不可忽视。客观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不能再继续忽视南中国海问题。决策者必须理性决策，但理性决策则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中国的决策者现在越来越缺乏学术界所说的决策的"自主型"，即可以不受方方面面的利益的影响，自主决策。尽管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但体制内外各方面的力量已经不可忽视。党内民主的存在和扩展表明，执政党的决策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各种不同利益的影响。而近年来所提倡的公共外交，更是为社会力量的参与外交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制度化的平台。可以预期，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协调各方面利益的外交决策机制，就会很难达成理性的政策。这表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也表现在所有其它重大的外交事务上。真理是，如果不能理性决策，不管一个政策体现为多么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其最终必然导致国家利益的最大程度上的损害。

第十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的发言。“[当前中国农业]造成的环境破坏，是远甚于工业的。一般的化肥能够被作物吸收百分之二十几，农业的高排放，其实是大气、水源、土壤三处污染，我们都知道里面有大量的残留是留在作物里面。”

编者按：一九七八年底，诗刊《今天》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今天》在中国出现，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在《今天》创刊三十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创办者北岛。

选举期间的台湾，已经没有社会事实可言。意即，社会上对于任何公共事务，没有可以彼此沟通的事实基础。是不是只有选举期间如此呢？还是离开选举之后，仍然有可能在某种共享的事实认知上，进行互动合作？

外媒评之评.. 2 中日关系平稳才是大局.. 2 封面.. 3 凝聚改革共识--聚焦十八大.. 3 十八大报告关键词.. 3 未来十年：战略危险期，还是机遇期？.. 6 十八大两个"翻一番"意味着什么？.. 10 "国民收入倍增"何以实现？.. 14 建设海洋强国，须科技引领.. 17 十八大体现中国最广泛改革共识.. 20 外媒看十八大.. 23 焦点.. 24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 25 林毅夫：中国仍有潜力持续高增长.. 25 争议"中国高增长终结论" 29 中国应避免重蹈欧美覆辙.. 32 时政.. 36 "中国特色"的EMBA教育.. 36 微博时代的非典型拆迁--常州钱家塘13号拆迁事件调查.. 42 警惕征地拆迁补偿过高.. 47 新穷人与光棍节消费狂欢.. 50 财经.. 53 光伏产业乍暖还寒.. 53 中国光伏产业路在何方？.. 56 宝钢外迁，上海"失重"？.. 59 香港楼市怎么办？.. 61 微软试水"硬"战略.. 64 金砖五国拟建共同基金挑战IMF. 67 国际.. 69 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如何转型？.. 70 经营东北亚：中国如何执其牛耳？.. 74 从"岛国"到"海洋强国"-- 日本海洋战略的嬗变.. 77 通往欧洲统一之路.. 80 科技.. 84 珠海航展：军品可圈可点，民品乏善可陈.. 84 历史.. 87 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的由来.. 87 专栏.. 89 印尼人中国观的变化.. 90 

麦家的文字是有力的，那么简洁，一种被痛楚所浸满的文字，它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穿过那黑暗的屋子，在黑暗中听风；能提供这种图景的文字的人，能独享一种秘密，一种幸福，一种意外之喜。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性普遍的“去政治化”背景下文本解构、“文化政治”诉求成为理论思考的核心，相对而言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结构并给出原理性的阐释，被视为“宏大叙事”遭到了抛弃。这是否也是造成当今普遍缺乏理论想像力和抵抗运动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呢？在此，柄谷的《跨越性批判》和奈格里、哈特的《帝国》《普众》一样，具有重新刺激起人们理论想像力的作用。

高铁建设的一大目的，正是为了将客货两线分开，让原来的暗亏暗补变成明亏明补，同时提高两套系统的效率。

适应这一复杂系统，学会管理它，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总有一天我们会远离风险的恐惧。在风险的恫吓面前，最值得恐惧的，不是风险本身，而是对绝对安全的追求。绝对的安全，意味着绝对的奴役。无论这种奴役来自何方，都将使得这片大陆重新陷入死寂般停滞。

自《南方周末》3月25日发表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学风问题》一文，汪晖"抄袭门"吵闹至今已近半年。8月5日，始作俑者王彬彬如愿以偿地收到了汪晖先生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出的"律师函"。在"沉默"数天之后，王彬彬于8月18日将该"律师函"上缴给有关媒体记者，有选择性地刊登了律师函的部分内容。8月29日，王彬彬先生于《羊城晚报》撰文"再说"《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剽袭问题。金杜律师事务所致王彬彬的律师函中，有如下一段话："出于对您学者身份的尊重，汪教授对您的系列文章一直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希望您能理解这种克制是有限的，也希望您对本律师函予以足够的重视，尽快纠正您的不当行为，消除其不良影响"。王彬彬显然无视汪晖的"克制"，他第三次公然挑衅"汪晖的底线"。王彬彬首次撰文，发明了"参见式注释"的新定义，这无疑是伟大的创举。这一创举可让全中国无数学者戴上"剽袭"的大帽，包括他自己。在这篇"檄文"中，王彬彬对于汪晖原文的注释进行刻意"隐瞒"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其掩盖事实之自如已达信手而为、口吐莲花的境界。4月29日，《南方周末》再次发表王彬彬《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一文，指汪晖《兴起》一书存在"抄袭"。《献疑》共有四条指控：第一条，王彬彬将他自己未能理解的片段曲解成"指鹿为马"；第四条，王彬彬将汪晖指明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论证过"的观点歪曲成汪晖自己的观点，从而指控汪晖"剽袭"了李泽厚的观点；中间的两条，王氏总算"老老实实"地将已标明注释的合理叙述解说成"剽袭"，开辟出"学术审查"的新天地--"注释式剽袭"虽未正式立项，萌芽却已可见。经过诸多学者如舒炜、钟彪、姚新勇等，以及广大网友的批评教育，王彬彬先生洗面革心，在责任编辑的监督下，将那些明显涉嫌诽谤的做法保留起来，第三次撰文特别隆重推出"注释式剽袭"这个新概念，主打"抓漏"牌。何谓"注释式剽袭"？王彬彬说："将他人的数百字、上千字，甚至更多的文字，原文照抄，或者稍做文字变动，却只在开头或中间部分，做一个注释。注释并不能涵盖的部分，便完全成了自己的思考"。王氏此番解说，前面灵活运用了他惯用的夸大其辞偷梁换柱法；关键在后面，讲的是方法论，即首先划定注释的涵盖范围，不能涵盖的部分即为"剽袭"。因此，如何划定注释的"涵盖范围"便大有学问，为了扼要地传达王彬彬"抓抄"工作的精神，我将这门学问换了个称谓，即划定注释的"管辖范围"。这样一来，王彬彬开拓的这片全新的学术领域，就与"城管"或者"警察"的工作，有了很相通的地方。述其要旨，王彬彬的学术审查是这样展开的：他首先用"引号"或"句号"，实在行不通，就用"段"来划定相应注释的"管辖"范围，进而将刻意圈定的"漏网"的小段文字与注释所给"出处"两相对照，结论是注释"管辖范围"内与外的文字皆所出同源，这就是"注释式剽袭"。总之，王彬彬在得出"剽袭"这个结论之前，既不用考虑当前国内学术界的注释惯例，也毋须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互文间的意义这些角度去分析，更不用论证涉嫌"剽袭"的文字与本文核心观点等等的关系，这是何等地"省心"，或者说"费心"。&nbsp;隐瞒注释，意欲何为？&nbsp;p>下面，我们来看王氏的具体指控。全文共四条指控，前三条为正文抄袭指控，后一条指控为"伪注式剽袭"。汪晖被指控"注释式剽袭"的对象，皆为文德尔班的《西方哲学史教程》，其中前两条涉嫌文字出自同一段落，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1042-104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 ：&nbsp;&nbsp;&nbsp; 章氏在讨论"惟我"问题时并不限于佛教资源，他也从西方现代思想中寻找解释，费希特和叔本华即是他的例证。如谓："似僧佉派而或进或退者，则前有吠息特（费希特--引注），后有索宾霍尔（叔本华--引注）是也。"这些惟我论的特点是"以为智识意欲，互相依往"。【70】值得注意的是，章氏在此提及的费希特和叔本华的各不相同的唯心主义都是从"康德在阐述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的种种敌对思想发展而来"。【71】文德尔班（Wilhelm&nbsp;Windelband）在讨论费希特对知识学的基本问题即"经验的基础是什么？"时指出："知识学力求证明：一切经验的意识即使它的目标集中在存在，客体，事物，并将这些当作自身的内容，归根结底，它的基础还是存在于意识对自身的原始关系上。"【72】自我意识构成了费希特唯心主义的原则。从主观方面说，这一唯心主义原则认为知识学只从知性的直观出发发展自己的认识，意识只从它对自身行为的反省出发而进行自己的活动；从客观方面说，日常生活中的所谓事物和客体以至康德所谓物自体都是理智的功能，从而客观只为主体而存在，知识的对象就是理性体系。叔本华在费希特的影响下，从"德性主义"的立场跃进到对万物本质的认识。"作为观念的世界"只能是现象；客体只有在主体中才有可能，客体被主体的形式所决定。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讲，只有直观才能理解世界的本质，而这种直观是这样一种直观："凭借这种直观，'认识主体'通过自身直接呈现为意志。"由此也就解决了外部世界之谜：物自体就是意志。【73】......&nbsp;【71】Wilhelm Windelband,&nbsp;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4. Qusg. , revidiert von Heinz Heimsoeth (Tubingen, 1950), p.488. 见中译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页778。【72】同上，页799-800。【73】同上，页810-811。&nbsp;我们可以看到，此段文字集中出现了三个有关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的注释。实际上，汪晖如不是过分讲求"学术规范"，他只需在注释【73】的位置做一个"注释"，请读者"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第六篇第二章第777页至812页即可。为什么呢？该教程的第六篇第二章题为"唯心主义的发展"，从第777页开始，篇首开宗明义地讲"康德所取得的原则发展到全国的德国哲学体系是在极其复杂的环境相互影响下完成的"，进而指出"康德哲学的最大影响在于：所有这些体系的共同特性是唯心主义，他们全部都从康德在阐述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的种种敌对思想发展而来"，其后所辖之四十一节"物自体"，即以10个主要哲学家为线索，阐述不同的哲学体系如何从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的种种敌对思想中发展出各自的"唯心主义"，其中"对康德物自体概念进行唯心主义的彻底的粉碎的正是费希特的工作"，而叔本华又在费希特的影响下，对唯心主义作出了推进的发展。这一小节恰好在第812页以叔本华哲学做结束。汪晖以短短的14行文字，概述了《哲学史教程》近40页的内容，提取晦涩难懂的德国哲学的要旨，实在不容易。因此，像王彬彬这样的专攻"汪袭学"的学者，读不懂，搞混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隐瞒起提纲挈领作用的话头，让读者不知所云，误以为汪晖真的"抄袭"了，那就不是无知之过，而当归入法律意义上的诽谤行为之列。&nbsp;请看，汪晖如何交代了这14行文字的总体出处：值得注意的是，章氏在此提及的费希特和叔本华的各不相同的唯心主义都是从"康德在阐述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的种种敌对思想发展而来"--在此总述之后，紧跟着注释【71】，清晰地表明此言乃直引自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778页，随后分两段述及费希特和叔本华，先后给出了两个注释，同样表明引用来源为《哲学史教程》。如此"步步作注"的学术写作，还被指为"剽袭"，可谓奇观。&nbsp;王彬彬在前两项指控中，分别给出了《兴起》从注释【72】到注释【73】之间的这段文字。遗憾的是，他终于还是遗忘了上述注释【71】前面那段最关键的话头，当然也将注释【71】一并遗忘掉了--王彬彬这种"健忘"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之？&nbsp;在隐瞒了相关的交代文字及注释之后，"学术警察"王彬彬开始大张旗鼓地为注释【72】及【73】划定"管辖范围"。他说，注释【72】只能"管"得着注释标记之前带"引号"的一句话。那么，其划分辖地的原则，就是以"引号"为准。因为引号内文字恰好是文德尔班说的话，主谓宾构成了完整的一个句子，也可以说王彬彬的划分是以"句号"为准。对于句号后面的一小撮文字，王彬彬秉着锱铢必较的原则，拿去与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述及费希特有关部分一对比，两者面目何其相似，这还不算"剽袭"？&nbsp;在第二条指控中，王彬彬进而对"注释式剽袭"的认定程序作了详解：&nbsp;上面这番话，有一句加了引号，但注释并没有紧挨着引号做，而是在引号后又有一句正文式的话，然后才是注释。注释说明："见中译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10-811页。"从上下文看，引号以内的话，加上引号后面的那句话，可以认为是注释指涉的对象。而引号前面我用黑体标明的几行字，不属注释所涵盖的范围。这几行字，读者会认为是汪晖自己的思考。&nbsp;仔细一琢磨，王彬彬这一番苦心孤诣的行为，逻辑上已然自相矛盾。按照前一指控的注释"管辖"原则，当以"引号"或"句号"为界。如以"引号"为界，注释【73】又怎么"管"引号后、注释前的那句话呢？如以"句号"为界，注释【73】就只能"管"紧邻它的一句话，即："由此也就解决了外部世界之谜：物自体就是意志"，那它前面带"引号"的那句话岂非"无家可归"？再假如，一个注释可以管两句话，一句带引号，一句不带引号，那它为什么又不能多"管"一两句，把前面托王彬彬之福逮住的"漏网之鱼"也一并管住呢？我这样讲，绝对不是胡搅蛮缠，大家可以细想其中有无道理。想通了这个道理，我们再来决定，是不是要给予"画地为牢"王彬彬一定的同情。毕竟，一个"学者"能够做到如此"锱铢必较"的地步，也算十分不易了。&nbsp;学术"私律"是如何建立的？&nbsp;从《献疑》开始，王彬彬学乖了，明目张胆"隐瞒注释"的做法略有克制，他开始向"模糊地带"进军。"模糊地带"，亦可称为"灰色地带"，即指在学术规范中含糊不清、难以一一作出具体规定的区域。例如，通常来说，"参见式"注释的用途比较多样，可指对参考资料的综述，亦可表示一字不差的引用，还可提示读者有关参考信息。总体上，"参见式"注释比较倾向于概括式的综述，而"见"或"直接标明出处"的注释则多用于"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但是，在学术写作及出版的实践中，却并不能如此泾渭分明，是为"模糊"。比方说，在学术写作中，有时综述，有时直引，还有的时候需要"边叙边引"。所谓"边叙边引"，即行文中含有带引号的直接引文或不带引号的间接引文，亦有综合性的叙述。综述可能是作者阐述自己的观点，也可能是对（与引文）同源的参考资料的综述，亦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我们常会发现一类"见"或"直接标明出处"的注释，它的"出处"范围从两三页至数十页不等，所引内容不过出自其中一两页--这种情况下，作者虽用"见"或者"直接标明出处"的方法来注释，其功能却与"参见"略同。如上文所言，《再说》第二项指控中，注释【73】便是一个现成的例子。这正是王彬彬用其注释"管辖"原则来衡量，显得捉襟见肘的缘故。他给出的第三项指控就更典型了。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十四章《知识的分化、教育改制与心性之学》第二节有如下文字（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 ，第1344-1345页）：文德尔班曾经把决定19世纪哲学运动的因素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现象界的自然科学概念对于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应有多大意义的问题。【17】欧洲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18世纪的启蒙哲学主要受到自然科学思想的支配。关于现实世界普遍符合规律的观点，对于宇宙变化最简单因素和形式的探索，对于整个变化基础中的不变的必然性的洞察--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理论研究，从而也决定了判断一切事物的观点：特殊事物的价值要以"自然的事物"作为标准来衡量。但是，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受到了德国哲学的抵抗：科学方法所取得的一切知识不过是现象形式，只不过是内心世界自身符合目的地向前发展的工具；对特殊事物的真正理解势必要决定该事物在符合目的的生活联系的整体中的意义。【18】换言之，精神生活在什么意义下、在何等范围内从属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构成了世纪欧洲冲突的核心问题。围绕有关心理学的任务、方法、体系、意义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观念和经验论上将人们带回休谟的联想心理学的观点。在他看来，人们用不着去追问物质本身和心灵本身究竟是什么，相反应该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物质状态和心理状态呈现为两种完全不能比较的经验领域，作为心灵生活规律的科学，心理学必须研究心灵所构成的事实本身而不可将这些事实归因于另一种存在领域的规律。【19】......【17】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页859。【18】同上，页859。【19】同上，页878-879。&nbsp;上述文字与前两项指控的情况很相似，集中地出现多个"参见"文德尔班的注释。上述两段文字，以及我限于篇幅省略未引的下一个段落，概述了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第七篇"十九世纪哲学"自"导言"起，长达数十页的内容。它们是《兴起》十四章第二节第一分论的开篇，汪晖开门见山讲"文德尔班曾经把决定19世纪哲学运动的因素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现象界的自然科学概念对于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应有多大意义的问题"。在简要阐述该问题后，汪晖进而概其要旨，即"换言之，精神生活在什么意义下、在何等范围内从属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构成了世纪欧洲冲突的核心问题。......"这样，话题顺而过渡到"关于灵魂之争"的问题上。这种自然而然地叙述，竟然被查出了"剽袭"问题。可见，王彬彬之细致入微。他这样论证了自己的"审查"结论：注释标记所涵盖的对象，只能是此标记之前的特定部分，不能指向该标记之后，这是常识。所以，注释【17】不能说明后面我用黑体标明的文字的来源。同时，除非在引用前或注释文字中特意做了明确说明，注释标记也不能越段而发挥说明来源的作用。如果注释【18】能够涵盖上一段，那注释【17】岂非多余。所以，注释【18】充其量只能说明这一自然段开头几句的出处，不能说明上一段中黑体部分的来源。这样，上一段后面的黑体部分，读者只能理解为是汪晖在表达自己对欧洲哲学史的某种理解。可见，王彬彬的注释"管辖"标准，又翻新变了面目。与前两回标准的不同之处在于，此番它以"段落"为准，而非"引号"或"句号"。你看，汪晖稍不慎重，只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将一整段叙述分成两段，就被"学术警察"逮个正着，且扣上一顶"巧取豪夺"的大帽！还是王彬彬自己说得好，分析这种微妙之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用心，"真是太细，太深了"。王彬彬虽然用心很细，很深，但是该"机械"的时候，他立刻就机械了。譬如说，他如此细心，竟然不能想一想：第二段开头何以用"但是"二字？"但是"这个连接词，表达的不正是行文的起承转合吗？"但是"所联结的上下文，会不会是一个整体？一旦碰到这种情况，王彬彬就会闭上眼睛，很合时宜地"机械"了。他若是再用心往下一想，汪晖"剽袭"的罪名恐怕就要落空了。那是万万不能的。严肃说来，学术著作的注释自然有其涵盖范围。但是，如何认定这种范围，却要根据上下文的关联、互文间的意义等等来作判断，机械地用"引号"、"句号"乃至"段落"来划定某个注释"管辖"范围，都是无视学术研究自身规律的做法，同时暴露出如是指控者自身学术研究能力的低下。王彬彬对汪晖的这几项指控，都是拿最严苛的，或者说自己"私定"的注释规则，对汪晖著作进行全面"审查"，将正常的学术论述统统打为"剽袭"。&nbsp;&nbsp;&nbsp; 上文所讲的，是学术写作中的"灰色地带"：它的存在，根本上源自学术研究自身的特性。实际上，有关注释的使用，我国学术界目前尚无十分明晰的规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笔者为此特意翻了翻案头近年出版的学术书籍，汪晖先生《兴起》一书在学术规范上的讲究，已属难能可贵。有的学术书籍，包括名家著作，全书注释寥寥无几，甚或注释全无。许多学术书籍，存在"混用"不同注释的情况。如美国"剽袭"研究专家苏珊·布鲁姆（Susan.Blum)所言：在游戏规则尚未制订之前，要求人们遵循规则是荒谬的。上面所讲的状况，且体现于我国有关著作权的法律法规中。1984年6月15日文化部发布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著作权的法规，该条例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可以适当引用但应当"说明作者姓名、作品的名称和出处"。1990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著作权法》，基本沿袭上述原则。其后，《著作权法》经过了2001年及2010年两次修订，但并未修改"合理引用条款"。换言之，根据我国法律，只要（引用时）注明作者姓名、作品，即为"合理引用"，"参见"、"见"或"直接标明出处"等注释标记并非判断"剽袭"的要素。&nbsp;&nbsp;学术打假，全靠"栽赃陷害"？&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再说》最后的指控，是"伪注"及"译文剽袭"，王氏将之概括为"伪注式剽袭"。看完此节，我不得不感叹：王彬彬的用心，岂止太细，太深！他首先给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982页一段文字：我们首先探讨第一个问题，即梁启超的"集体主义"及其与自由主义个人权利理论的关系......这一基本判断的理论根据是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特别是卡尔·弗里德里克（Carl J.Friedrich）在《人类和他的政府：政治学的一个经验主义理论》（Man and His Government;An Empirical Theory of Politics）一书中关于两种自由概念的解释。弗氏说："当人类或以个人或以集体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和当他们达到从事政治活动的程度时--也就是说，选择、决定、或对之发表意见而不受他人干预时，他们应被认为是自由的。......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在私人范围内人们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我们可以称为独立的自由；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参与群体活动，那么就是参与的自由。"【158】【158】Carl J. Friedrich, Man and Governmant: An Empirical Theory of&nbsp;&nbsp;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3), PP. 253-255。&nbsp;&nbsp;&nbsp;&nbsp;&nbsp;（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982页）乍看王彬彬所引文字，我不知其所云。再细看之，终发现"这一基本判断"几字前还躲着个省略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一看到省略号，我心里难免紧张。本能告诉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按照王彬彬先生的习惯，省略的，一般是关键的。不出所料，我一经核查原著，发现王彬彬先生果真将最关键的话用"省略号"代替了，这句话之后的注释自然也被省掉了：&nbsp;梁启超的"新民说"包含了对个人权利的辩护，但张灏指出，这种辩护本身带有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特色，并与自由主义产生了歧义。【157】&nbsp;【157】通过对梁启超的自由观念的不同方面进行梳理，张灏的结论是："梁的自由思想在发展国家的许多人中是非常典型的。他们同样优先关注国家独立的自由和参与的自由。但当形势需要的时候，他们往往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不管这些自由的思想是如何的流行，它们与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无关。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以摆脱公众控制的独立之自由为核心。当然，这些思想与古代希腊政治思想理解的自由相似。"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页144。&nbsp;看过此处完整的叙述，也就不难理解：张灏先生关于梁启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根据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得出的，特别是弗里德曼关于两种自由概念的解释。弗里德曼的解释是什么呢？很自然，紧跟其后的，殊为弗里德曼论述两种自由概念的一段引文。汪晖所用，乃正常的倒叙手法，以说明张灏先生演绎其观念的过程--这种正常的叙述，怎么被"打扮"一番后就成为"抄袭"呢？王彬彬自觉理亏，说不过去，只好冒着被告上法庭的风险，把有关张灏先生的的话及注释一并省掉了。&nbsp;我平铺直叙，读者恐不能立刻领会了王彬彬的用心。所以，我将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42页相关的文字引出来，这就一目了然了：&nbsp;梁的自由思想最好根据卡尔·弗里德里克（Carl J. Friedrich）在研究有关自由问题中提出的理论来加以分析。在弗里德里克看来，自由由两部分组成：独立的自由和参与的自由。他把这两种自由解释如下："当人类或以个人或以集体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和当他们达到从事政治活动的程度时--也就是说，选择、决定、或对之发表意见而不受他人干预时，他们应被认为是自由的。......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在私人范围内人们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我们可以称为独立的自由；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参与群体活动，那么就是参与的自由。"按照弗里德里克的分析，独立的自由可以指以下两种情况：或指个人从社会和社团契约中独立出来，或指一个团体从另一个团体独立出来②。② 卡尔·弗里德里克：《人类和他的政府--政治学的一个经验主义理论》（纽约，1963年），第253-255页。&nbsp;【笔者注：关于弗里德曼的引文注释，中译本给出中文信息；而《兴起》引及弗里德曼此言，注释信息为英文，且略有不同，这正是作者汪晖查核过英文原著的证明。王彬彬却颠倒黑白地说："汪晖剽袭了崔、郭两位的译文，却将崔、郭的汉译注释还原为英文"，这样的用心岂不险恶？】&nbsp;读者将两本书一对比，自会明白汪晖是如何诚实地引述了张灏先生的观点，及其论证的进路。不过，王彬彬在《兴起》的这段论述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瑕疵，即汪晖为弗里德曼的引文注释时，虽给出了英文的原始出处，却未曾说明其译文来源。这当然是一处疏漏。更重要的信息是，汪晖已在前一注释中详细述及张灏先生的观点，并说明引自先生著作之中译本《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不仅如此，《兴起》"参考书目"（第1619页）中，亦有张灏先生著作中译本的详细信息。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合理引用条款"，汪晖"剽袭"的指控根本不能成立。&nbsp;可是，抓住了这个小小把柄的王彬彬先生，怎么肯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呢？他先是用"省略号"省略了汪晖述及张灏先生观点的话，并顺手隐去说明张灏先生观点及其著作中译本信息的注释，汪晖的叙述逻辑也就不明不白了。然后，王彬彬将汪晖的文字与汪晖明白引用的文字一对照，再故作惊呼状：引文相同，翻译相同，连省略号位置都相同，岂能"狡辩"？这种用心，何止太细太深，简直是无比险恶。只可惜，他行凶的证据已然败露在读者面前。&nbsp;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彬彬为指控汪晖"伪引"及"译文剽袭"，再次制订了"学术私律"。用自编自造的谎言，来指控他人说谎，这是王氏一贯的行为。他说，注释【158】既然注明的是英文原著的出处，"那就意在告诉读者，自己读了弗里德里克的这本原著，并且自己翻译了所引用的这段话。这当然是一个谎言"。按照王彬彬这个荒谬的逻辑，凡给出外文原始出处之注释皆需本人自译引文，否则概为"伪注"。&nbsp;众所周知，注释的目的在于说明引文出处，以便读者参考阅读。有关英文的引文，作者既可参考译著，亦可自己翻译。在国内学术写作实践中，参考已出版译作的译文是更为普遍，或说更为优先的情况。严格地说来，如果作者的英文引文参照了中文译作，应标明详细的中译本信息，以便于读者核查，亦是对译者的尊重。这是一个总体的原则，疏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以避免的，尤其在中国学术规范并不完备的情况之下。&nbsp;如汪晖先生所言，张灏先生《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这类海外汉学名著，他手头多有英文原书。《兴起》一书写作时，因考虑到可能的翻译问题，他通常是在查核原著之后给出中英文双重注释。辟如，《无我之我与公理的解构》这篇谈章太炎的文章，最早发表于1994年，曾先后两次被翻译为英文，分别发表在《斯德哥尔摩亚洲学报》和Becoming Chinese一书。为了给译者提供方便，《兴起》中涉及的英文注释，都曾根据原文核对。出版的过程中，编辑有时根据需要，或取消中文部分，或取消英文部分，但这种种情况都不能与"抄袭"相提并论。&nbsp;王彬彬先生，对一位严肃的学者大兴其一己之"私律"，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栽赃和捏造证据，而一旦发现任何的疏漏及瑕疵，就无限上纲，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此行径，对于学术的危害不言而喻。但是这样的非法行径却被媒体不断放大和强化，这究竟是为学术，抑或"反"学术，事到如今还不够清楚吗？&nbsp;&nbsp;

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普遍看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互补系统，以味为美、以意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构成了中国古代美本质观的整体特色。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观本同而末异，如儒家认为自然比德为美、以情为美、以和为美、以“合目的”的形式为美，道家以无、妙、淡、柔、自然、生气和适性为美，佛家以涅槃 、寂灭、死亡以及涅槃 的象征——圆相、光明为美，便体现了中国古代美论的多样性。中国古代的美感论集中论述了审美的特征和方法。审美特征论涉及美感的愉悦性、直觉性、客观性、主观性、真实性。审美方法论强调咀嚼回味、以我观物、虚静纳物，与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论遥相呼应。

三方面的情况:一是重庆今后五年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的措施:城市化建设、工业化进度和三峡库区的发展,二是介绍一下重庆在近几年在财政、金融、资本三方面进行的一些措施；第三对我们教育战线及整个重庆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介绍。

&nbsp;The Nursery of GeniusA brief survey of ten magazines of influenceBy Nicholas Sabloff“A magazine,” Thomas Paine said, “is the nursery of genius.” Upon moving to America, Paine became a contributor and editor at the&nbsp;Pennsylvania Magazine. Not long after, he published&nbsp;Common Sense, the pamphlet that defin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Generations of young writers and thinkers have been drawn to what is an elusive project: to create a magazine that makes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course of politics, ar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uch idealists have persevered in the face of the debt, disillusionment, meager circulation, and general indifference from which all but a few of these publications inevitably perish.What follows are brief sketches of a certain variety of little magazine, “litt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nbsp;American Mercury) by virtue of their circulation. They are not zines or self-published pamphlets or policy journals, all of which may also be entitled to a claim of littleness. The magazines here are united in their commitment to forwarding the causes of literature, high art, and politics; they are best remembered for helping to establish canonical writers and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llectual culture of their day. The spirit of such magazines was perhaps best captured by Lionel Trilling in the 1950s when he wrote, “They are snickered at and snubbed, sometimes deservedly, and no one would venture to say in a precise way just what effect they have . . . except that they keep a countercurrent moving which perhaps no one will be fully aware of until it ceases to move.”&nbsp;The Dial, Boston1840-1844&nbsp;&nbsp;Often considered the progenitor of the “little” magazine in America, the&nbsp;Dial&nbsp;was founded by “Transcendental Club” members Margaret Fuller and Ralph Waldo Emerson. Like many little magazines, the&nbsp;Dial&nbsp;was conceived out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other journals of its day. Emerson used the second issue to call for a native literature that represented American culture. To this end, the magazine published obscure writers and poets, most of whom remained that way. The most notable exception was its most popular contributor, Henry David Thoreau. The Transcendentalists’ interest in Easter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brought the magazine more mockery than readers (“ethereal” was a common complaint): it never had more than 300 subscribers and Emerson came away from the project $300 the poorer. The magazine’s influence, however, has lived on. Resurrected countless times, in the 1920s the&nbsp;Dial&nbsp;became the premier Modernist magazine in the U.S. (it brought T.S. Eliot’s “The Waste Land” to American readers) and gave birth to a publishing house, the Dial Press, that carries on to this day.&nbsp;Poetry, Chicago1912-Present&nbsp;The flourishing of Modern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incided with a renaissance in American literary magazines. Harriet Monroe’s showcase for American poetry was at the center of this efflorescence.&nbsp;Poetry&nbsp;published T.S. Eliot’s groundbreaking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in 1915. The poem had been passed along to Monroe by the magazine’s foreign correspondent, Ezra Pound.&nbsp;Poetry’s early years featured Pound’s promotion of imagism and,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Carl Sandburg’s “Chicago,” passionate defenses of free verse. It published early work by Marianne Moore, Hart Crane, Wallace Stevens, and Edna St. Vincent Millay. The initial pay rate: a generous $10 a page. The amount the magazine received in a bequest from pharmaceutical heiress Ruth Lilly in 2003: $100 million.The Masses,&nbsp;New York1911-1917&nbsp;The Masses&nbsp;advocated for progressive causes such as socialism, pacifism, vegetarianism, and birth control, and published such progressives as Helen Keller, Jane Addams, and Bertrand Russell. The furious satires penned by its cartoonist, Art Young—he pilloried everything from the press to Jesus, and depicted capitalism as an overstuffed bald eagle—brought the magazine its share of controversy and notoriety. Edited by Columbia professor Max Eastman, the&nbsp;Masses&nbsp;was radical enough to print the intrepid American journalist and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John Reed and antiwar enough to run afoul of the Espionage Act in 1917,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trials that led to the magazine’s demise. After folding in 1917, Eastman and his colleagues returned a year later with theLiberator. Many of these same editors, though not Eastman, regrouped in 1926 to launch the more overtly Marxist&nbsp;New Masses.The Criterion,London1922-1939T.S. Eliot edited Modernism’s most famous magazine at night after coming home from his job at Lloyds Bank. The&nbsp;Criterion’s editorial office was his house. From these modest origins sprung a debut issue containing “The Waste Land” and a magazine that, in its first year, received contributions from Luigi Pirandello, Virginia Woolf, Ezra Pound, E.M. Forster, and W.B. Yeats. In his effort to convey a European consciousness unlike&nbsp; that found in other magazines of the time, Eliot’s&nbsp;Criterion&nbsp;became the first periodical to publish Proust in English. Eliot spent the following years trying to establish such writers as W. H. Auden, Stephen Spender, and Wyndham Lewis, while simultaneously expounding his defense of classicism, tradition, and Catholicism. The magazine never reached more than 800 subscribers and Eliot somewhat dispiritedly ended the&nbsp;Criterion&nbsp;in 1939.The American Mercury,&nbsp;New York1924-1980H.L. Mencken conceived the&nbsp;American Mercury&nbsp;as a magazine capable of taking in the whole absurd carnival of the American scene during the Jazz Age. Irreverent, learned, iconoclastic, and satirical, the magazine becam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Mencken himself. It furiously lampooned his favorite targets— creationists, Prohibition, the “booboisie”—in the pungent style of its editor. The premier literary tastemaker of his time, Mencken published fiction by William Faulkner, F. Scott Fitzgerald, Thomas Wolfe, and Sherwood Anderson alongside articles written by convicts, clergyman, lawyers, dishwashers, and outdoorsmen. At its peak, in 1928, the&nbsp;American Mercuryhad 84,000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lost momentum after 1929 when Mencken’s satirical edge,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economics, and disdain for the proletariat put him out of step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Depression era. The man Walter Lippmann once referred to as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is whole generation of educated people” left the magazine in 1933.Partisan Review,New York1934-2003It has been said of&nbsp;Partisan Review&nbsp;that despite rarely having more than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it had the&nbsp;right&nbsp;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When people get nostalgic for the golden days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America,&nbsp;Partisan Review&nbsp;is never far from their minds. Though it bega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rts branch of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the magazine’s founding editors, 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 soon parted ways with the party’s embrace of Stalinism. Staunchly anti-Stalinist and a defender of high art,Partisan Review&nbsp;was a magazine in which Rahv’s critiques of Marxism were followed by Eliot’s “Four Quartets.” The flagship pub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nbsp;Partisan Review&nbsp;published Lionel Trilling, Irving Howe, Dwight Macdonald, Hannah Arendt, Mary McCarthy, and such classic essays as Clement Greenberg’s “Avant-Garde and Kitsch” and Susan Sontag’s “Notes on Camp.” The number of little magazines—Macdonald’s&nbsp;Politics, Howe’s&nbsp;Dissent—started by its former contributors over the years, often following an intellectual falling-out, testifies to its influence.Les Temps Modernes,&nbsp;Paris1945-PresentJean-Paul Sartre launched&nbsp;Les Temps Modernes&nbsp;one year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France and at the height of his fame as a novelist, playwright, literary critic, and philosopher. It was truly a magazine of the moment and quickly became the leading exponent of Existentialism. (It, too, peaked a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published such titans of postwar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as Samuel Beckett, Jean Genet, Raymond Queneau, and Marguerite Duras, as well as Sartre’s monumental literary manifesto, “What Is Writing?” The magazine’s name, taken from the Charlie Chaplin filmModern Times, reflected Sartre’s belief that engagement with the present moment was man’s duty. Sartre also believed in the pen’s ability to ignite political change, and in its first decade,Les Temps Modernes&nbsp;condemned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and demanded that France depart from Indochina and Algeria. By the early 1950s, Sartre’s Soviet sympathies had caused all the original editors but Simone de Beauvoir to depart, and it was on the pages of&nbsp;Les Temps Modernes, in one of the defining moments of 1950s intellectual life, that Sartre and Albert Camus’s friendship ended as the two quarreled bitterly in print over Stalinism.The Paris Review,Paris/New York1953-PresentThe Paris Review, which began life in hopes of recapturing the literary spirit of 1920s Paris, wanted to serve its writers, and George Plimpton, its charismatic co-founder and editor, was not bashful about engaging in a little showmanship to ensure that their voices would be heard. While never as fervently countercultural as Barnet Rosset’s more European-orientedEvergreen Review, in its early years the&nbsp;Paris Review&nbsp;helped to launch Terry Southern, Philip Roth, and Jack Kerouac, and was the first to publish Samuel Beckett in America. Its “Art of Fiction” interviews have become an institution unto themselves. Forever hovering around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is still going strong despite Plimpton’s death in 2003 and despite the belief of one of its founding editors, Peter Matthiessen, that “little magazines should have short lives and then disappear.”The Baffler,&nbsp;Chicago1988-presentFounded by Thomas Frank, the&nbsp;Baffler&nbsp;modeled itself after Mencken’s&nbsp;American Mercury, and like his idol, Frank loved to cause mischief by exposing the absurdities and delusions of the “booboisie.” Unlike most little magazines, the&nbsp;Baffler&nbsp;was built around an explicit thesis: tha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had co-opted the very idea of dissent by making it a commodity. The magazine spent the 1990s ridiculing one instance after another—from the Gen-X rebel consumers at&nbsp;Details&nbsp;to the peddling of “alternative” culture—in which subversion and rebellion were marketed as lifestyle choices and the counterculture was used only to reinforce the logic of late-twentieth-century capitalism. Despite only publishing seventeen issues to date, the magazine has two anthologies of essays to its name. These days, Frank can be found on the punditry circuit, having brought his critique of the culture wars into the mainstream with his 2004 book&nbsp;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n+1,&nbsp;New York2004-Present&nbsp;&nbsp;Over the course of only five issues&nbsp;n+1&nbsp;has laid claim to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new little magazine to emerge from post-9/11 America. Although its small circulation pales in comparison to such coevals as the&nbsp;Believer&nbsp;and&nbsp;McSweeney’s,n+1&nbsp;has caused an impressive amount of commotion by responding polemically to the present era. Beyond liberal politics, the editors’ other great passion is the defense of the literary novel: the magazine openly declares itself a descendent of the high seriousness and sense of tradition of&nbsp;Partisan Review. Yet the magazine’s self-conscious tone and its ability to shift casually from discussions of European theory to dissections of pop culture are unmistakably contemporary. In recent issues, the magazine has begun focusing its breezy editorials on exploring the effects that such cultural phenomena as dating, casual sex, porn, and the omnipresence of cell phones and email have had on 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 and the experience of everyday life.http://archives.jrn.columbia.edu/nyrm/2007/sabloff_well.html

中国包括经济和军事在内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崛起，不仅其在国际政治所起的实际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国际社会也是这么期望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外交格局似乎是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尤其是今年年初以来，外交全方位面临很大的连锁压力。在压力之下，中国大多表现为抱怨和愤怒，处于消极的防御状态。尽管在一些领域也表现为强硬，但这些强硬的举措往往引出相关国家更为强硬的反应。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如果外交处理不好，更有可能演变成为深度外交危机。 连锁压力发生在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和美国的关系中。东亚和东南亚是中国睦邻政策的重点，但是现在可能很少会有人真的相信，中国和邻居的关系是和睦的了。今天，尽管中国和邻居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但邻居对中国的戒心和怀疑也与日俱增。一些国家担忧中国崛起对他们负面的影响，另一些甚至恐惧于中国的崛起。于是，这些国家在努力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就开始想方设法来预防中国崛起对他们所能造成的“威胁”。而中国各方面并没有意识到邻居的这种心态，因此没有能够从邻居心理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外交关系和外交行为。结果，一些外交结局刚好和自己原来的设想相反。 从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几乎是一泻千里，每况愈下。首先是和韩国的关系。在朝鲜问题上，世界上所有国家视中国站在朝鲜一边。韩国和日本视朝鲜为威胁，对美国来说，这个威胁并非坏事，因为刚好论证了美国力量在亚洲存在的合理性。“天安号”事件之后，美、日、韩同盟的军事战略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之后，南中国海问题出乎中国意料地浮上台面。因为南中国海问题不容易解决，在今后的日子里一直会牵涉中国诸多外交精力。和南中国海问题一样，东海钓鱼岛事件是个老问题，同样具有主权纠纷的性质。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崛起，日本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中日关系。 中美关系对立加剧 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和美国的关系。在一个实际上的G2结构之内，中美之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冲突，但保持合作至为关键，一旦发生重大的冲突，整个世界就要遭殃。但是，中美两国尽管同处一个结构，但行动共识则很少。美国也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如何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了。从战略到经济各个层面，美国已经摆好了和中国较劲的姿态。在小布什时期已经形成的亚洲“小北约”因为“天安号”事件而得到强化。如果南中国海问题解决不好，这个小北约也有可能扩展开来。同时，小布什时期已经提出来的“民主同盟”现在也有了形成之势。美国和民主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印度等的关系发展迅速，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美国遏制中国“挑战”和“威胁”的重点。在汇率问题上，“货币战”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货币战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较量。 中国当然已经不是从前的弱国，具有相当的能力来抵御外交压力。比如在经济上，中国可以做“稀土”文章或者使用其它的具有“经济制裁”味道的手段。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确可以利用经济杠杆向一些国家施加压力。美国和西方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正因为这样，在美国向人民币施压的时候，美国就显得比较孤独。因为各国和中国经济的关联度不一样，各国的立场就不同，美国很难协调。例如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在人民币问题上就和美国的立场不尽相同。这次G20峰会的结果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再者，连锁的压力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世界末日，中国也有其他的选择。中国可以选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结盟来应付美国的压力。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不过，一旦这个局面形成，将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所追求的国际关系局面大相径庭。 改变大资源、小外交的局面 要改变目前被动的局面，开创外交大局，提高外交影响力，中国还是要诉诸于理性。理性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被视为是软弱和屈服。实际上，理性并非软弱，更非屈服，理性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和使用中国日益增加的外交资源，改变大资源、小外交的局面。如何达成这个目标?这是个思维问题。如果思想不能解放，被老教条所框，那么就会白白浪费外交资源，不仅不能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反而会不明不白地损害国家利益。 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左”的思维定式。外交中“左”的倾向似乎各国都有，表现在强硬、民粹、爱国等等话语中。中国近来也有这种左的倾向性，并且是越来越明显。对“左”的思维来说，外交上就是“对抗有理”。和自己的对手(如美国和日本)对抗就是“爱国”，强硬的外交行为总能赢得社会的一片叫好声。相反，理性一些就被视为是不爱国，甚至卖国。在这样的情景下，到头来，强硬立场总是赢得“胜利”。尽管非理性的强硬往往是损害和破坏国家利益，但各方总可以找到很好的理由，一句“敌对势力”就可以向社会交代。在国际政治中，“敌对势力”当然存在，没有人会幻想一个没有“敌人”的国际关系。但“敌对势力”的存在不能成为外交小格局的借口，更不能成为外交恶化的理由。 有很多问题需要人们做理性的反思。例如朝鲜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外界的感觉是中国已经被朝鲜深度“绑架”。在他国看来，中国一直在“纵容”朝鲜，因为每一次朝鲜制造事端之后，总有中国站在背后，为其“撑腰”。而每次危机之后，中朝的关系似乎更进一步。但与此同时，中国和其他不认同朝鲜的国家则越走越远。中国在这方面的现状表明，其距离区域领导权还远得很，更不用说是主导全球事务了。要在区域外交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中国的行为必须得到区域大部分国家的接受。这不是说中国要放弃朝鲜，因为地缘政治关系和稳定的考量，中国是不能放弃朝鲜的。但中国在支持朝鲜的同时，也必须施加足够的压力，促使其实行改革开放，和国际社会融合，至少要遵守一些国际规则。 处理南中国海问题要更灵活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似乎已经迷失在双边和多边的关系上。因为搞不清陆地主权和海洋主权的区别，比较机械地固守着传统的双边主义。因为中国和很多周边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很多人也天真地相信中国可以通过类似的双边关系来解决海洋主权纠纷。这就引出了人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麻烦。较之中国，东南亚都是小国，都不希望直接面对中国这个大国。因此，它们欢迎美国的“回来”，即使美国不愿意回来，它们也会邀请美国回来的。这一点不难理解。但中国的有关方面似乎不理解这一点，因此视美国的“回来”是对中国的威胁。而中国的“拒绝”美国不仅被美国视为是中国搞亚洲版“门罗主义”，也使得东南亚国家非常担心中国的“霸权”，因此更需要美国力量的存在来平衡中国。因此，有观察家指出，是中国本身“引狼入室”。这话说得过分，但中国对此也可以作些思考。 在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在经济多边主义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海洋主权问题上过于死板。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早些时候做多边主义的文章，愿意和有关国家在多边构架内讨论双边问题，那么情况也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主权问题上的多边不是说中国和东南亚;在多边的构架内，和中国没有主权纠纷的国家，根本不会站在越南或者马来西亚或者菲律宾一边，最多只是个观察者。现在固守双边，就导致美国力量的介入，即大国政治化。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各方面的关系已经高度制度化，并且美国是唯一一个经过考验的大国。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如果感觉到中国在排挤美国，东南亚和美国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 南中国海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很难找到各方可以认同的解决方式(例如提交国际法庭仲裁)，但控制和管理是可以的，就是不要让问题暴露出来，影响各国间正常的外交关系。没有人感觉得到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有能力通过双边来解决南中国海问题。那么，多边有何不可呢?即使在钓鱼岛事件上，现在美国提出要设立“中、美、日”的多边机制来讨论，这也不见得对中国不利。多边当然有它的风险，也不见得是能够解决主权争议，但从控制和管理的角度，多边主义就变得有效。 封闭性军事思维需改变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军事现代化问题。这方面对邻国和美国最为敏感。随着经济的发展，军事现代化变得不可避免。中国又是进出口贸易大国，对海洋航道安全非常敏感，同时也要保护自己“走出去”的利益。中国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来论证军事现代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每当中国在军事现代化上有所举动，就引出一片怀疑和质疑。在这方面，中国一方面需要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必须加紧和各国展开军事方面的合作。对很多国家来说，中国的军队还是个谜，在不知道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何物的情况下而怀疑，并且对未来感受到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尽管对外作了很多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无济于事。如果目前封闭性的军事思维不改变，中国军事合作的国际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中国的亚洲邻居和美国等大国的军事合作也会越来越紧密。 甚至在经济贸易和人民币问题上，中国也欠缺考虑到国际因素。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产物，各国都有责任，但目前各国已经陷入了互相指责的状态。中国实际上为挽救金融危机尽心尽力，是这些年来世界经济走出深度危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等国把矛头指向中国，好像中国是危机的主要责任者。变相的“货币战争”已经开始。当然，美国也不见得能赢得这场战争。不过，这场战争对于握有大量美元的中国绝非好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存在很多年，一直得不到解决。美国等国指责人民币汇率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出口盈余。 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尽什么国际责任呢?中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有自己的理由，那么就要用其他途径减少出口和增加进口。不难理解，提高劳动者工资要比提高人民币汇率会有效得多。提高劳工工资是利己利人。对己，它意味着增加劳动者收入，从而减少社会群体的收入差异，有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同时也会对企业产生压力，要求企业转型，通过技术创新而增加利润等等。因为劳动力成本过于低廉，企业没有动机来做投资于技术，中国的产业迟迟不能升级。对外，提高劳动者收入意味着可以减少出口，实现贸易平衡。但在这方面，有关方面一味地屈服于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劳动者工资仍然维持在一个最低的限度。人民币升值不一样，能够从人民币升值获得好处的仍然是富人，而非劳动大众。如果劳动者工资不能很快提高，又坚持人民币不升值，那么贸易失衡问题会恶化下去，国际压力也会越来越高。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今天的中国外交处于一个转折点。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尤其显著。西方仍然深陷经济危机，经济复苏缓慢。面临结构性问题，西方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整。中国经济尽管也有结构性问题，但受危机影响程度轻，并且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西方自己无力回天，希望中国多承担责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呼声表明的是中国外交资源的增加。不过，很显然，越来越庞大的外交资源不会自动转化成外交空间。如果搞不好，反而会走向反面。一旦中国的成长被其他国家视为是威胁，那么它们就要用各种方式来挤压中国的外交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如果没有新思维，不仅会浪费巨大的外交资源，而且也使得外交难有大局面。

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