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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删节版见《法制日报》2011年8月20日第7版。人人为了家产打得头破血流，这样的家庭生活是狗血电视剧和猎奇社会新闻的常见题材，却不是绝大部分老百姓生活的常态，也不应该是立法者的出发点。

诗一首

本文在《上海国资》2011年第8期刊发时，因篇幅所限，有较大篇幅删节，在此发表的为原文，以飨读者）上海工人新村：社会主义与有尊严的“生活世界”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面具背后》、《想象城市的方式》等。上海史上失踪的“三十年”《上海国资》：今年初，上海本地一些报纸报道了你们的曹杨新村研究。我查了资料，最早关于你们在做曹杨新村的研究是2005年。为什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去做这个研究？罗岗：关注上海的工人新村，其实更早，最初是因为王晓明老师2001年去上海大学办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提倡中国式“文化研究”，那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找到一个切入口来重新研究上海，当时流行的是“上海酒吧”研究之类，这种研究当然很有意思，但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视角和思路来进入上海呢？“工人新村”的问题就是这样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的。具体而言，“工人新村”成为理解上海的一个视角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上海热”，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上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的翻译、出版所引起的广泛反响为标志。在“上海热”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叙述开埠以来的上海历史。上海开埠是在1843年，到2003年的时候是160周年。当时上海有两家大众媒体做了160版的大篇幅专刊来纪念开埠160周年。在这样的纪念里，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当然是重点。但有意思的是，两种专刊对160年历史的叙述都有一个空白的时期，就是1949年到1979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为什么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在上海史的叙述中成为了空白？当时，我指导一个学生做了一篇论文，专门分析这两个纪念专刊，看看上海的历史是怎么被叙述出来的。我们发现“上海热”导致的“上海史叙述”有一个特定的选择，也即1992年之后重新开放的上海和1843年开埠以后的上海的对接。而这个对接过程的前提，就是对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的有意遗忘和压抑。这也是“上海怀旧”的最主要特征。所以说，“上海热”、“上海梦”和“上海怀旧”是在重新想象上海在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中的位置，在这样的“上海热”中，如果不能正面抹黑社会主义这三十年的历史，也要故意留下留出空白，不讲或少讲这一段。在这样的叙述中，三十年上海的城市面貌几乎完全没有发生过变化，甚至是变得更糟。正是针对这种叙述，我们想问，难道三十年时间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留下的真是一片空白吗？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运动，它在这个城市里会留下怎样的痕迹？这是最直接的问题意识：为什么研究工人新村？就是因为工人新村是社会主义在这座城市留下的最深历史痕迹。当时“上海故事”的讲法有两种。一种是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另一种是卢汉超的《霓虹灯影之外》。《霓虹灯影之外》讲的是所谓“华界”的历史，与《上海摩登》所讲述的“租界”相对应。这两种叙述里，上海是分裂的，要么是发达的、灯红酒绿的租界，，要么是传统的、贫穷落后的华界，谁能代表上海？在这两种对抗性的叙述之间还有没有其它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研究曹杨新村的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则和“文化研究”有关。当时，我们在王晓明老师主持的上海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带动下，开始关注“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引入到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和文艺学有很大的关系，主要是北京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引进文化研究时，往往把文化研究看作是西方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就像翻译介绍诸如后现代、后殖民和新历史主义等新理论一样，把“文化研究”介绍进来。而且“文化研究”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流行文化，NBA啊，麦当娜啊，好莱坞电影啊，摇滚乐啊，等等，相应的，引入中国的“文化研究”也演变成了流行文化的研究，譬如小报、球鞋、减肥等等。这些朋友的工作当然非常有意义，一方面翻译、介绍了一大批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则是研究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同步的一些文化现象。但这是不是中国式“文化研究”呢？我们这个学术群体考虑的是，虽然用了沿用了西方“文化研究”这个名词，但更多关注的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伴随着市场社会的来临，正在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这种新意识形态因为和市场、消费、全球化以及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确实为运用来自西方的文化研究方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是与新意识形态相伴的文化形式，其基础一方面固然是市场化进程极大加速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但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把中国内部一些原有的问题和状况呈现出来：譬如在“上海热”中，和现代大机器工业相伴而生的上海产业工人就没有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里，这一阶层作为“共同体”的文化诉求和日常生活状态还不曾得到认真的研究和仔细的描述；再譬如在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对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正如有学者在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城市如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等之后指出，社会主义城市的营造不仅是一场城市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意识形态改造运动，如果将今天的上海理解为一座“后社会主义城市”，那么如何在这种视野中重建上海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历史，工人新村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当然，如何把对文化现象的讨论、对新意识形态的追问和更具体的个案研究、更有说服力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依然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认为就是“流行文化”，有人翻译为“大众文化”，也就是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并且能够带来大量快感的文化；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文化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通俗文化”，有人翻译为“庶民文化”，也就是来自民间的、底层的文化，而不是麦当劳式的、好莱坞式的消费文化。从文化研究的历史来看上，文化研究最早出现在英国，就是希望通过对“庶民文化”的研究，来对抗美国好莱坞式的流行文化。新村内部的规划、布局和陈设作为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由此可以在在工人生活的物质条件和他们的文化意识之间寻找到某种特定的关系，就像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做的那样，如果把生活和文化这两个方面分别用土豆和卫斯理教派来比喻的话，他事实上充分肯定了前者起着有效地稳定社会的作用。更为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揭示了土豆也是一种社会地位，当一部分人迫不得已选择土豆作为主食的时候，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地位，正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共同经验使不同区域、不同种族、不同职业的人在文化上形成了同质的社会集团。所以，我们研究上海的工人新村，也希望通过工人新村的研究来发现某种民众的文化和庶民的文化。更何况，工人新村的文化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来自民间，它也跟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更直接的触动是，2003年7月，湖南卫视开播了一档名为“象形城市”的节目，在这个节目上提出了究竟是石库门还是工人新村更能代表上海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媒体上关于什么是上海的城市地标的讨论。就这样，工人新村就被重新带入到了公众的视野里来，成为了话题。上海的住宅形式《上海国资》：工人新村在1949年之后才大面积出现，这之前工人住在哪里？罗岗：上海成为租界之后，这座城市最有特色的住宅形式就是石库门，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所指出的，石库门这种住宅形式的出现跟太平天国战争有很大关系，它也是租界时期的第一轮房地产开发的标志。这个过程说起来比较复杂，简单一些讲。最早租界就是英租界，按照当时英国租界管理当局的规定，租界要求“华洋分居”，也就是中国人可以在租界工作，但不能在租界居住。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浙一带有许多富人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上海。他们都是有钱的人，来了就要有房子住。当时上海租界有大量的洋行，也就是从事外贸生意的商人。战争发生了，生意不能做了，但他们手上有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要寻找出路，就投入到房地产里去了。英国公使开始还不准，商人就抗议，最后达成妥协，就在租界建造了第一批石库门房子。石库门是英国人投资的，但房客都是江南一带逃来的富人，所以石库门的内部格局很像江南一带的民居，但由于租界空间有限，为了开发更多的房地产，石库门的外部规划则是参照西方的联排式公寓，这样就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特色；在石库门的基础上，后来又发展出来了新式里弄房，新式里弄房要比石库门更加现代化，鲁迅故居就是很典型的新式里弄房；更好的当然是花园洋房，这样的房子上海现在仍然保留了不少；再就是公寓大楼，主要分布在上海的西区。这几种形式可以说是上海主城区的主要住宅形式。除了这四种住宅之外，并没有专门的给工人、穷人住的房子。穷人住在什么地方呢？沿着长江的各条支流到上海来的穷人，他们依岸而居，有的住在船上，有的上岸自己搭了简易的房子，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棚户区”。当时的工厂也有一些专门供工人居住的工人宿舍，主要集中在杨浦区。这其中，我查的资料显示，不少是通过当时的工人运动争取来的，而不是一开始就给他们的。即使如此，有能力给工人提供宿舍的企业也很少，所以这样的工人宿舍绝对数量很小，绝大多数人仍然住在棚户区。1949 年后的上海，人民政府一直面临着改善下层居民居住状况的巨大压力。据统计，1949 年5 月上海解放当时，全市200 户以上的棚户区就有322 处，其中2000 户以上的4 处，1000 户以上的39 处，500 户以上的36 处，300 户以上的150 处，200 户以上的93 处。棚户区占地面积1109 万平方米，棚户简屋197500间，建筑面积322.8 平方米，共居住着115 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旱船”、“草棚”、“水上阁楼”，星罗棋布地分散在上海的各个角落。这些居住地的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极其恶劣。对于新政权来说，棚户区的清除和改造，不仅是城市治理的燃眉之急，更是建立社会新秩序、彰显制度优越性的必要举措。曾在华东师大社会学系任教的陈映芳教授曾做过关于上海1949年后对棚户区进行改造的研究，她的文章中有比较详尽的棚户区分布情况，从里面也可以看出，住在里面的主要是工人和穷人。所以，在解放前，上海没有专供工人居住的大型社区。虽然解放前上海的工业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工人的居住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一点也是很奇怪的。如果我们看曼彻斯特、底特律这样的典型工业城市就会发现，都是有相应的工人集中居住区的。“大工业化”本来就和现代“住宅”问题联系在一起，早在1887年，恩格斯就指出：“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利兹、布莱得弗德、巴门—爱北斐特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针对由高速工业化带来的住宅问题，恩格斯提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社会主义国家把房产分配到工人的手中。但他没有预料到随着20世纪城市人口剧增，即使革命成功，把原有的住房平均分配也不足以解决“单个家庭的独立住宅”问题。因此，20世纪建筑业在工业化的高度压力下，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设计出一种标准化、低成本、预制构件的“平民住宅”，从而现实地解决在有限的空间之内，经济合理地容纳更多人口的问题，并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有研究显示，在工业化初期，城市都没有建设工人集中居住区的，因为当时的工人主要是移民——或是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或是从欧洲到美洲的移民——绝大多数是按照其来源地聚居的，就像今天在广东的情况，老乡们聚居在一起。随着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出现和推广，情况发生了变化。泰勒制和福特制的管理是与工厂中的流水线生产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管理方式不仅仅加强了对工厂内部生产过程的管控，实际上也延伸到了对工人日常生活的规训上，也就是说，不只是对工人如何生产要管理，而且对对工人如何生活也有要求。因此工人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了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开始大量兴建工人宿舍，以便于加强对工人的管理，这也必然导致整个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这样就打破了原来按照来源地聚居的格局，工人开始向工厂周围聚集，因为工厂为了工人上下班方便，节省时间，一般会将工人宿舍建在工厂附近。这样的管理逻辑也延伸到了工人宿舍的内部空间设计和对工人日常生活、家庭的安排当中去，最后就改变了整个城市的格局。但上海在1949年之前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工人还是住在棚户区。曹杨新村的来历《上海国资》：工人新村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比如说无产阶级先锋党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国有企业这些吗？罗岗：工人新村大面积出现是在1949年之后的，跟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个联系以往可能是被狭隘地理解了，譬如说，我们会认为，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所以国家要给他们建房子住；还有人会认为，1949年之后，上海面临着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型，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为了让工人更好地从事生产劳动，就要解除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给他们建房子。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概括地讲，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城市设计对“上海”面貌的改变，既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改变殖民化城市的面貌、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同时也关系到城市形态的变化（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而工人新村的建立，恰恰对应了社会主义对“上海”城市改造的诉求。因为“工人新村”一方面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另一方面“生产型”城市功能的发挥，需要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和投入。工人新村的建立虽然没有大规模地改变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具有十分明显的“示范”作用，让工人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感觉，把宣传意义上的“主人翁”地位落实为具体的生活感受。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被我们忽视的，那就是工人新村的建设和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有很直接的关系。毛泽东一直非常强调“群众路线”，对这个作为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可以做多方面的理解和阐述，我只想强调一个方面，那就是共产党如何为群众服务，只有全心全意服务好群众，群众才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你。毛泽东有一篇文章叫《组织起来》，是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有一段话特别重要，不妨引用一下：“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讲的“救国公粮”与“救民私粮”关系也类似于“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设计确实是以“先生产、后生活”为基本原则的，建国以后近30年间，“先生产，后生活”的宗旨始终贯穿于近郊工业区的建立和中心城区用地规模的扩大过程中，直到70年代末，上海基本上只注重企业发展，忽略了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所以中心城区尽管有所延伸，但其发展的范围和质量均相对地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不过，工人新村的出现把这个原则复杂化了。社会主义城市设计也要顾及“生活”的问题，但它对“生活”问题的考虑是以“生产”为前提的。换句话说，“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在工人新村上已经一体化了，“生活”成为了“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假如工人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在工厂中从事生产，那就必然要求在新村中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生活世界”。1951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工作组去普陀区调查工人住宅问题，在调查报告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普陀区在6.2平方公里的境域内，由于过去数十年来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市政建设极为畸形，工人居住不但普遍地十分拥挤，既缺少空气，更没有阳光。工人夜班回来得不到很好的睡眠，而且绝大部分的工房都已超过使用年限，破烂不堪，时有倒塌危险。棚户区域根本没有道路，雨后泥泞难走，臭气四溢，环境恶劣。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必须改善和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今天要改造与建设这个城市，在居住上如果不创造条件，不大量逐步建筑新的住房，而这对生产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次市政建设，首先以普陀区建筑工人宿舍这个内容为重点”。正是以这份报告的内容为基础，政府确定了一个以建造工人宿舍为重点的改善劳动人民居住条件的方案。1951年8月起，进行建房的前期工作，共征用真如镇东庙前村土地225亩，9月正式开工兴建工人新村。次年5月，首期工程完工。共建成楼房48幢，计167个单元，建筑面积32366平方米。因这个建房基地靠近曹杨路，故定名为“曹杨新村”，首期完工的住宅，称为“曹杨一村”。又根据当时的住宅分配标准，新建住宅总共可安排1002户居民，所以也称“1002户工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解放初期新政权建设工人新村也是一种姿态，但这是一种创造新生活的姿态。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中有一个描写很能说明问题，共产党的代表进到工厂里之后，要和资方代表争取工人的支持，但争夺的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积极分子”，而是技术过硬、有群众基础的工人。小说中有一个女工叫汤阿英，她是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已经结婚了，收入比丈夫高，在工人中间很有影响，但还不是共产党员。她当时生活在棚户区，条件很艰苦，下雨时炉子点不着，没办法做饭。资方要拉拢她，许诺的只是物质利益，譬如加工资，调离比较艰苦的工作岗位等；共产党却能给她一个新的“生活世界”，譬如汤阿英的婆婆一直不满意媳妇比儿子强，但共产党倡导的“男女平等”就给汤阿英的能干出色赋予了合法性和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工人新村的建立使得工人阶级的新“生活世界”得以实体化了，当时的口号是“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汤阿英住进了工人新村。标志着共产党得到广大工人的拥护和支持。所谓给工人提供一个新的、完整的“生活世界”， 一方面指新村的设计理念和总体规划，譬如是如何规划新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譬如如何安排新村内部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另一方面则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对住宅内部的“生活空间”的设计，用今天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房型”怎样？而我们都知道，在“房型”的设计背后，包含了设计者对所谓“理想生活”的理解，同时也在微观的层面上体现了控制、分配和使用空间的方式。透过“房型”这种具体的空间生产，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曹杨新村是在农业地带发展起来的，它较合理地利用了原有地块的特征，保留原址的一部分河流，沿河建成了贯穿新村的道路，再根据道路将新村分成不同面积的街坊。随着“曹杨一村”的建立，一系列配套公共设施也同时兴建。有小学、图书馆、公共浴室、老虎灶、菜场、消费合作社、诊疗所、大礼堂和必要的政府管理部门房管所、公安派出所。为了适应以后的发展，还预留了银行、邮局、托儿所、公园、文化馆等公共设施的建筑基地。新村内道路分主次两类，主要道路宽21米，支路宽12米。工程造价，住宅部分约为人民币220万元，市政设施部分约为80万元。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曹杨新村从1002户发展到三万余户，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基本上都是以当初的总体规划为依据的。当初保留的河道，经多年连续不断的整治、绿化，如今不仅是新村地区主要的自然景观，也成为公众活动的主要场所，营造一个与传统城区住宅完全不同的居住氛围。上海大学的蔡翔教授从小在曹杨新村长大，2000年以后才搬离那儿，以前我还常去他家聊天。他和我谈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和体会，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孩子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弄堂里的孩子，一种是工人新村的孩子。这两种孩子小时候所居住的空间和周边的环境给他们留下的记忆是不同的，在性格上也有一定的反映。弄堂里的孩子可能住在城市中心，各方面的条件比较便利，但大多数弄堂里的房子空间比较狭小，而工人新村的孩子居住的空间比较大，这种空间还不仅仅指房子里面的面积大小，主要是他居住环境的公共空间比较大、业余生活比较丰富。我在普陀区档案馆查到一个当时选址的材料，负责选址的调查组在最后提交的报告里说，之所以把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建在现在这个地块，当然有很多原因，有意思的是特别提到，曹杨地区“毗邻大夏大学”，大夏大学也即后来的华东师范大学，靠近大学，意味着教育和文化生活都可能上一个档次，也就是说，当时选址时是有相当综合性考量的；再譬如说，上海第一班通宵公交车就是开往曹杨地区的，因为有很多工人要上夜班，需要提供方便的交通条件。这些规划虽然是针对工人新村的，但却极大地影响了上海这座城市，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以前没有过的新因素。曹杨新村新建的工房，均为两层立柱式砖木结构，五开间，坐北朝南或坐西向东。每个单元建筑面积为275平方米，居住面积173.4平方米。可住大户4户，小户6户。大户居住面积为20.4平方米，小户居住面积为15.3平方米。每层均辟有公用厨房，为5户合用。厕所设在底层，为同一个单元内的10家住户共用。同一单元中楼上和楼下的居民各有一个大门出入，前后住宅的间距，相当于房屋高度的两倍，以保证住宅的采光、通风。成排的住宅之间留有空地，作为今后发展绿化或公共活动场所使用。按照现在的标准，煤卫不能独用，确实私密性不够，但当时新村的空间设计就是为了打破了“公”和“私”的界限。合用的卫生间、合用的厨房，更不用说户外的公共空间了，都提供了“公”与“私”交融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来塑造一个新的人际关系和生活世界。有一部老电影叫《今天我休息》，是一部很好看的喜剧，讲的是户籍警察马天明相亲的故事，他是一个专做好事的警察，就是在曹杨新村拍摄的。在这个电影里，你可能会以为这不是上海，因为没有外滩、南京路、淮海路等城市外景，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把内景变成了外景，曹杨新村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马天明本来是要去相亲的，但他“以今天我休息”为借口，在新村的人家中都可以走来走去，穿堂入室，帮人家做好事。而这一点在石库门、新式里弄房里是根本做不到，也没法想象的。对当下的启示《上海国资》：这个研究的现实性在哪里？就是说，这样的历史经验能否转化为现在的社会实践？罗岗：曹杨新村的试验成功后，逐渐从曹杨地区扩展到了全上海，形成了许多的工人新村，普陀区在1950年以建设曹杨新村为起点向市区西北部的开发，时至今日，已成为连接近郊嘉定区的主要地段。杨浦区在1952年以建设职工住宅发展起来的控江、鞍山、长白、凤城等新村，如今也已构成了城市东北部人口稠密的集聚点，并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变化很小的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1952年在长宁区境内建设天山新村的选位与布局，为向西部纵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曹杨新村也从曹杨一村逐渐扩展到了现在的曹杨九村。这个扩展的过程是很长的，不仅在整个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一直在延续，而且在1978年之后也还在延续，比如曹杨九村有些房子最晚是到1990年代之后才建成的。曹杨新村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不完全是在一个单位体制之下建立起来的。我们原来知道的工人聚居区多数是由各个单位建设然后再分配给自己的职工的，譬如钢铁厂会有自己的工人新村，如上钢新村，纺织厂也会有自己的工人新村，如棉纺新村。这样的工人新村多数在工厂附近，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构成一个独特的“小社会”，最后形成了完整的单位制度。但曹杨新村不一样，新村的居民不是来自同一个单位，最早住进来的第一批居民就是全市的劳模。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曹杨新村是整个城市规划的一部分，是一个功能区，和一般的工人宿舍不同。这也决定了曹杨新村没有像沈阳的铁西区那样，随着改革的进行和国企的衰落而衰落，铁西区衰落之后，是被房地产商重新拆建、改造过了，而曹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上海的工人新村也大多数都没有被拆掉，就是因为它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就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功能区，可以跟周边的其它单位、机构形成良性互动，具备独立存在的条件，而不是依附于一个固定的单位。当然，经过房改以后，这些房子都已经把产权转让给了居住在里面的人。后来经过产权的流动，工人新村绝大多数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居民主体不再是工人了，原来那种工人的“生活世界”也已经瓦解了。但这个过程的发生，更多地是因为它来赖以存在的外部环境已经变了，而不是说它自身导致了自身的衰落。“当代生活，当代曹杨”是靠近曹杨新村的一个庞大楼盘的广告词，它高高耸立在曹杨路和中山北路口，气势非凡。这个广告好像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房地产广告的浮华和夸耀，而是以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对顾客肯定有吸引力的概念——“曹杨”——作为广告的诉求。这里的“曹杨”指的就是“曹杨新村”。它从传统的“工人新村”变成房地产广告的诉求符号，这意味着80年代以后“曹杨新村”发生了一系列有趣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人新村内部性质的转化，即从“新村”向“社区”的转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两万户”工程的命运，拆除了“两万户”以后新建的公寓住宅已经完全商品房化了——用曹杨新村街道的官方表述是，从“以工人居住为主的老新村住宅区”发展为“曹杨新社区”。 而这种转变恰恰对应了80年代以后“工人”在中国社会地位的结构性调整。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媒体上曾经有过一场“谁更代表上海？工人新村VS石库门”的讨论，看上去尽管双方的观点互相对立，但都没有意识到“工人新村”作为一种住宅形式，如果不能和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世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那还有什么“代表性”呢？有一位论者的说法也许过于直白，但却道出了某种不得不接受的真相：“石库门对工人新村的胜利，意味着工人阶级经过1950年到1976年的“主宰期”，已经从城市的意识形态中心退出，成为上海的边缘阶层，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庞杂而有活力的市民阶层。资本社会主义时代降临之后，赴炎趋势和唯利是图的市民受到命运的宠爱，擢升为上海的主宰。人们惊异地发现，“新天地”叙事修复了业已崩溃的市民记忆，令后者在石库门的还原影像中找回了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梦想。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场建筑文化学的政变。”如果承认这种转变不可避免，而且已经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像“曹杨新村”这样“工人新村”存在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作为可供参考、借鉴的历史经验却在今天这个“高房价时代”有了更加突出的意义？譬如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过程中，是否需要考虑不仅给入住者以一个基本的居住条件，还需要提供一种有意思的生活世界？再譬如富士康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规模很大的工人宿舍，一个宿舍区可能就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但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为工人提供一个“生活世界”，而是把工人当成机器，工人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实际上是工作时间的延续，是整个劳动力从生产到消耗的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工人在这里没有生活，只有休息，劳动是主要的，休息只是劳动的间歇，所以出现了“十三连跳”这样的恶性事件。这种潘毅教授研究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宿舍制”和我们这儿讨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人新村”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得以形成的前提当然是大家都认识到的从“劳动者”向“劳动力”的转化。

有机会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虽多，但也不会超过全部农民的5%。95%的农民是大田农民，他们以种植粮食维持生活，他们有怎样的诉求，他们的诉求才是我们采取何种土地制度的真正基础。

7月20日，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作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演讲。他援引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名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并在演讲中批判“粉丝文化”。　　不过，北岛的“敌意”和批判，反倒让他的演讲成为2011香港书展近300场文化活动中最火爆的场次之一，300余人的演讲厅座无虚席，等待签名、合影的读者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其中不乏内地读者。　　近几年来，北岛的散文集《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陆续通过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等机构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但近期，北岛毅然暂停散文和专栏写作，集中心力重新写诗。7月21日，北岛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写散文对诗人来说比较容易，会上瘾　　记者：您在结束欧美近二十年的生活后，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教职已近4年，内地读者通过《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散文集，也了解到您近年来的最新创作。您这几年的主要工作还有哪些？　　北岛：我是2007年8月1日来香港的，还有10天，我来香港就整整四年了。这四年除了写《城门开》以外，我和朋友一块儿编了两本书，第一是《70年代》第一卷，现在在编第二卷，年底差不多会出来；另外就是《暴风雨的记忆》，关于北京四中的。从出版角度讲，主要是做这两件事。　　另外还做一些诗歌活动，因为大学有很好的平台。2009年开始做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那个时候决定每两年一次，今年11月会做第二届，除了邀请的诗人更多以外，我们会给每个应邀前来的诗人出一本双语或者三种语言的诗选，也会做更广泛的宣传。希望这样的诗歌事件不仅仅是香港的文化事件，而且是大中华地区的文化事件。　　记者：您这几年的散文给汉语世界的不少读者留下了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是不是因为以诗人的语言训练和技艺去写散文，会觉得游刃有余？但香港青年诗人廖伟棠近期有文章称，您刚把散文和报刊专栏都停掉了，转而闭门重新写诗？　　北岛：是的。对诗人来说，写散文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想写诗，但是发现散文容易让人上瘾。法国一个很重要的华人学者熊秉明说过“一把米能够喂几只鸡”的问题，他说其实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如果我只有一把“米”，我想喂散文这只“鸡”，又要喂诗歌这只“鸡”，是几乎不太可能的。一旦接手专栏写作，你会像日夜兼程一样赶路，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我决定干脆把所有专栏彻底停下来。这段时间完全不写散文，集中精力在诗歌上。不能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记者：“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是近年香港书展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悲观者往往认为每年7月的书展是香港出版和文化的一个短暂的虚假繁荣，而乐观者高调肯定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您作何考虑？　　北岛：香港在“文化”上不比内地任何一个城市差。从这个角度讲，“香港文化沙漠化”就是一个伪命题。来香港四年，接触到一些香港知识分子和作家，我挺佩服他们的，比如卢玮銮（笔名“小思”），最近他们的《双程路——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1963—2003》获得这一届的“香港书奖”。看他们接受的采访，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远远超过我们。他们专注，香港像他们这样的文化人也有一批，比如曾经的《八方》杂志，我在上世纪80年代看到的时候非常佩服，水平办得相当高。　　香港作为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它在“文化”上应该不亚于中国其他地区，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沙漠吧。　　记者：您对真实的香港有全面了解吗？包括对比较底层的香港都怎么去了解，有没有一些特殊途径？　　北岛：我这方面做得不够，没有去天水围那种底层社区实地考察，其实我是借香港这个大树来庇荫。我每天基本上就是从我家到我的书房，除了教书以外也很少去学校，基本的生活直径其实就是一公里。除了自己写作和编辑以外，我主要在做国际诗歌方面的活动。我承认我对香港的了解，更多是通过书本得到的，比如陈冠中、吕大乐他们对香港的研究。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对香港的了解过于贫乏，要重新梳理香港的历史，所以有意识地去读一些他们的书。　　记者：陈冠中先生这几年长住北京，读他写香港的这些文字，与您这四年的香港经验对照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北岛：他去北京了，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世界是需要错位的，大家互相掺和一下；我离开北京，在国外漂泊那么多年，现在来到了香港。就是需要这种出走和回归，对于香港人来讲也是，如果他们不离开香港，他们的眼光也非常有限；如果我不离开中国，我的眼光也非常有限。正是因为远离自己的故土，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记者：在昨天的演讲中，您认为生活境遇的改善有时可能对写作不一定有利，可您今天的薪金非常高，生活条件肯定比早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抡大锤时强多啦。　　北岛：生活和写作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不能说这阵你生活得好了，就写得差了，下一段因为生活过得苦就一定写得好。二者有一个大致的互动关系，就像我说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一样，他一生可以说过得很平静，但是我想他内心不是这样简单。　　我曾经概括过，写作需要两点，一点是心苦，一点是命苦。很多人对痛苦的那种感知程度比别人强，这也可以成为一种作家，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受罪。命苦和心苦往往连在一起。　　记者：在近年的各种表述中，您似乎谈不上有什么乡愁。　　北岛：你说完全不想回去，这也不是真的，但是我那种乡愁没有了，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对于北京，如果回去只是想看亲人，最重要的是我母亲，她90岁了；还有一些老朋友，但是现在连朋友都可以到香港来，他们经常组团来看我，现在这个也不是问题了。　　一个作家的宿命是，你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和乡愁几乎没什么关系。我漂泊二十多年，现在不知道我家在哪儿，你说北京是家，加州也是家，巴黎可能也是家，现在香港也是家。所以，我的乡愁已经变得非常的没有指向性。我也想曾经住过的地方，会想念那儿的朋友。　　我们这代人经历不太一样，我从8岁离开北京去上海，跟我母亲去探亲看我外公时开始，就有很强烈的冲动，想要远离自己的故乡，后来终于走到了回不去的地步。　　这和我们这代人的反叛有关系，后来“串联”、出国，海外漂泊，都和不断向外走的冲动有关系，远离自己的文化，远离自己的家乡，这是另一种紧张。同时，又有思乡的过程，所以又是一种紧张关系。历史现象需要复杂地去看，否则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　　记者：《城门开》中您指出，您父亲当年担任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奉命定期去“刺探”挂名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诗人冰心的思想动态，然后向组织汇报。但也有批评者认为您的这种“忏悔”太过宽容，放弃了对个体在极端年代坚守良知可能性的追问。　　北岛：有机会这个我们可以另外谈。这个确实涉及对革命的看法。不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你很难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现在我们容易很简单地否定他们，包括对杨振宁这一代的老知识分子。你要充分地理解，革命在当时是合法的，他们相信革命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件事，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理想。在我父亲那个时代，革命是政治，革命都是正面角色，我认为章诒和的写作最大的问题是，她完全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事件，把冯亦代写成反面角色，这完全是对历史的误解。在当时，冯亦代打小报告、自己向党交心，这是革命很自然的过程，只不过到了后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如果不很复杂地看这段历史现象的话，就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包括我父亲，我觉得那个汇报在当时没有什么，不是所谓“卧底”。当时向党交心、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汇报别人的思想，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人文学者应该坚持这样一种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去医治社会的疾病。人不仅要吃饭，也需要吃药。这个思想在以前就有了。80年代就有人提出种种思想，这些思想老是被批判，如异化的观点，人道主义的立场，我们不断地清除这些“精神污染”。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观点用一种独特的语言说出了当时的弊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弊端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综合发展指数意味着我们对单一GDP标准弊端的反思，对拿什么告别GDP崇拜的反思已经告一段落，反思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一步，我们也许考虑的是，整个反思与矫正的方向并不是用一个新的标准彻底取代GDP，GDP标准思维的一些基本原则也需要坚持

1960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转眼已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时光流逝，白了少年头。回忆过去的岁月，感慨殊多。一些已故师友的声音容貌，时时涌现在心头。

8月4日，横滨市教育委员会决定采用育鹏社出版的《公民》、《历史》两种教科书，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育鹏社教科书的编写者，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员，此次决定采用的课本，属于"新历史教科书"系列，其宣扬美化大东亚战争的观点被很多进步市民团体抵制，却在日本的国际都市横滨获得采用，这令人深思。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针对育鹏社教科书的采用，横滨市有77000人联名提交了反对意见书，而最后采用的决定，是由6人组成的市教育委员会以4票"多数"通过的。

战争、战争的准备、计划实施战争的所有措施是侵犯人权的最大理由，多少在原理上会损害民主主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修辞学在普通中国人心中似乎有关文学和语言，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修辞传统，与古希腊的修辞传统一致，关注的是口语交流，并集中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本文以知识谱系学的视角和方法，探求中国的修辞传统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权力关系中发生、衍生和演变，又如何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中，重新创造了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关注和珍视的，与以修辞格为中心的汉语修辞学形成反差的，关注政治法律社会公共议题，同时关注口语和文字交流的汉语修辞的实践传统。

【编者按】这篇作于2008年的文章**鲜明的指出：全球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随着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动，各国的政府范式将向限制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将进入"后全球化时代"。在后全球化，中国应该看清楚趋势，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文章的最后部分，是作者专为此文所撰写的后记。在后记中，作者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状况，以及中美汇率之争及其所可能导致的贸易争端，也进行了分析并发表了见解。--当我们回顾过去的2007年，并展望刚刚开始的2008年时，国际政治经济的地平线上正在出现的趋势中，有哪些会在新的一年里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我认为其中最重大的趋势，莫过于2008年美国大选过程中，可能显示出的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限制自由贸易？什么是后全球化时代？为了理解后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从什么事全球化时代开始。全球化一般指的是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全球化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几级的促进这些流动。反过来说，后全球化时代则意味着，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向限制这些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3日发表了一篇对美国民主党总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希拉里明确指出，她完全同意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4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提出的观点（2004年夏，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密尔立顿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的文章--编者注），即比较优势--作为支撑自大卫·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感念--已经无法再帮我们解读21实际的世界经济了。希拉里进一步指出，如果她当选总统，美国政府要全面审查迄今为止签订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正在酝酿过程中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会谈。希拉里还指出，如果他当选，他将命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制定有关于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上运作的透明规则，因为这些资金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另外，最近一年来欧洲国家的对华贸易政策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几年前，当美国开始要求中国大幅度减少贸易顺差以及人民币升值时，欧洲国家的对华立场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觉得与中国有一定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随着2007年中国成为欧洲国家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以及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上升，欧洲各国对华立场也发生了迅速的转变。最近，欧洲国家不仅仅在人民币升值，产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向中国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在英、法、德等国都出现了所谓的中国间谍案。今年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紧张关系，反映出西方社会对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崛起，感到的焦虑与恐惧。有人可能认为，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不过是政客为了竞选说说而已。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的关于最惠国待遇和知识产权的争论，还有无数次贸易报复的威胁，最后还不都是不了了之？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这么高，美国人离开中国制造将获得十分艰难。因此，政客与媒体再炒作，到头来也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人还习惯于相信，中国的出口大半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假如要搞贸易保护，限制中国产品，那不是在打击这些跨国公司吗？这些跨国公司自然会去本国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所以中国用不着担心。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迄今为止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些表面现象。而忽视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深刻历史进程。从一个动态的观点看，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将可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分水岭。1996年世贸组织年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期间，非政府组织公开喊出了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口号。尽管当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但这些口号在西方社会并未造成多大的反响。8年以后，萨缪尔森发表的文章，为这些政治诉求提供了经济学理论的依据。2004年11月，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围绕萨氏的文章刊登了一组名为《中国价格》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在国际分工中，不仅大规模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开始生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基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是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的基础。自李嘉图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的两百年中，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依赖的比较优势是资本与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依赖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现行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只需将这种分工关系固定下来。这种国际经济秩序为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是他们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内政治基础。但是，随着全球生产方式的兴起，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方式，不仅带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实现了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他们在国际分工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挑战，自由贸易可能不再对发达国家有利，《商业周刊》的这组文章表明，萨氏文章引起的学术辩论，已经迅速变成了关于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大辩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萨氏的观点在美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支持。时至今日，许多西方国家内部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政治联盟正在崩溃，萨氏的观点已经变成了美国主要政客2008年请选总统的政治纲领。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民主党入主白宫（现在看来这是极有可能的），美国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在发达国家的民主政体中，当保护社会成为选民们普遍的政治诉求时，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对症可压力的有效性将大为降低。尽管西方国家的危机感目前还没有导致全球化进程的全面逆转，但是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期，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对调整我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意味着什么，仍然有待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战略互动。有一点十分清楚，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一直支撑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正在减弱，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后全球化时代。从释放市场到保护社会也许有人会说，从各种统计数字上来看，以跨国界的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到动力的流动为标志的全球化，不是仍然在发展吗？从结构的观点看，这也许是对的。但是从制度的观点来看，如果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从全球化时代释放市场力量，向后全球化时代制约市场力量的方向转变，那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制度层面的变化将导致重大的经济结构性后果。西方学者们在讨论全球化程度的时候，经常用全球GDP总额和全球贸易总量的比值来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高低。笔者在《日本经济的悖论》一书中曾经指出，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跨国间的自由流动，总是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动而发生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是导致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变量。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第一次全球化大潮开始于十九世纪70年代并在1913年达到高峰，其逆转以1914年金本位的崩溃为标志。在其后三十几年的逆转期中，世界经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不复存在。在上世纪30年代初，发达国家普遍信奉生命线理论，生命线理论实际上和列宁讲的帝国主义论基本上一致，即当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全部出现问题后，为保证一国经济的运转与生存，必须依靠武力去保证过去以来贸易手段获取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这就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根本原因。二战以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发达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贸易总协定。这两个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是支撑我们现在仍身在其中的第二轮全球化浪潮发展的制度性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直接导致了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一步消解了原来那些限制资本跨国界流动的因素。从那时起，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快。换而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总会最终影响国际经济本身。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很多人相信，全球化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世界性趋势，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更多的交往和经济的发展，没有人会在封闭中发展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只是螳臂当车，他只能恶化所有人的情况。难道要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前后那样，各国都高树关税壁垒，最后同归于尽吗？说到底，这种看法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直线式的历史观来看待全球化的现状，并预测其未来了。然而，西方现存学术文献中却存在着有别于直线式历史观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两个观点为我们分析全球化的"长程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按照这两个观点，全球化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直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钟摆式的，或者是循环似发展过程。根据吉万尼·阿里奇的观点，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每一个轮回都始于生产和贸易的夸张。当生产和贸易的扩张达到一定阶段，各国对跨国界流动资本的争夺必然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一旦出现世界性的金融扩张，资本主义早晚要面临一个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经济秩序被新的所取代。他和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证明，国际秩序从荷兰的霸权，到英国的霸权，再到美国在20世纪的霸权，每一次更替都走过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卡尔·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是受着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一个要保护社会。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到了二十世纪初制造利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如果我们把阿里奇和波兰尼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延伸，来理解当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大萧条以来为了保护社会而建立的很多制度，在新的环境里显得没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使各国的政策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由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变。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在90年代导致了全球化过程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战后开始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到了70年代，开始向金融与财政领域扩张。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形成的美元本位制，三十多年来刺激了全球性的流动过剩。前边提到的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阴影出现，意味着这一轮全球化正在向着其周期的转折点迈进。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70年代初崩溃，特别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出现后，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一个空前的危机。当长达二十年的战后黄金时代结束后，发达国家企业的效率问题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纷纷从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实现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企业强烈要求金融自由化的政治要求。跨国公司希望将他们的海外资产在汇率发生变动时由一种货币迅速转换为另外一种货币以求避险。而对银行来讲，浮动汇率为他们创造了直接赚取利润的大好机会。在这两股政治实力的要求下，发达国家纷纷实行金融自由化。石油危机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这种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发展中国家为了度过石油危机，在70年代纷纷向外借债，这在80年代初导致了债务危机。在拉美债务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要求这些国家实行一系列释放市场力量的举措。到了90年代初，这些举措被总结成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各发展中国家遵守的准则。"华盛顿共识"简言之就是要释放市场力量，促进资本和商品的跨国界自由流动。真是由于这些历史背景，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过贱卖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以及污染环境，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产品，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中国，他们必然将花更多的钱来维持同等水平的消费。他们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呢？问题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全球化浪潮到了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全球化在21世纪初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中带来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是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方面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这是现在把世界推向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政治驱动力。随着跨国公司在90年代纷纷实行大规模的离岸生产和外包，发达国家的就业开始受到加大的冲击。当发达国家的人们有就业机会的保障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增加了发达国家人们在既定收入水平上的实际购买力，他们当然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对廉价商品的追逐必然导致生产不断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流失。当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工作机会与廉价商品之间做选择时，他们必然要选择工作机会，以为一旦失去了工作，商品再廉价，他们也买不起。这正是进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产阶级的崩溃与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美国为例，一方面，服务业中的金融与医疗等产业的收入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一般性服务业的收入则长期停滞。中产阶级中以制造业较高收入的蓝领工人为代表的阶层日益缩小。希拉里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到，美国收入的不平等目前已经达到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是唯一的特例。日本在小泉任首相期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这个长期以来90%以上的人口曾经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国度，催生了下层社会的出现。在许多西方国家，这种经济不平等还与移民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变得更为复杂。与此同时，"金砖四国"（巴西、俄国、印度、中国）的崛起开始对国际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对能源资源市场形成的巨大压力。由于金砖四国全是人口大国，仅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就要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几，俄罗斯和巴西也是世界上人口大国的前十名。当如此众多的人同时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时，其人均资源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必然形成巨大的压力，这导致近年来国际能源资源市场上的价格迅速上涨。这种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贸易上。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中国主要依靠制造业参与全球生产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印度则靠发展服务业在国际分工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而巴西和俄罗斯主要依靠卖能源资源同样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则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储蓄率跌至1929年以来的最低点。一个高度象征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变化的例子是在近来美国次贷危机中，来自中国、新加坡以及中东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成为了美国数个面临危机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融资者。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萨缪尔森指出，比较优势对西方人理解21世纪的经济已经不再具有指导意义。这种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加上美元本位制造成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很有可能触发美元危机或者其他形式的金融危机。一旦美元危机爆发，将对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构成致命打击。综上所述，阿里奇重视的金融扩张，目前正在通过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孕育着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波兰尼解释的以释放市场力量为标志的全球化，目前也正在向保护社会的方向转变。当代表全球化的两大标志性过程均走向转折点时，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转型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头等问题是国内的贫富差距、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等，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恰恰正是危险所在。人们可以为中国吸引了巨额外资而自豪，却从未想到既然外资把工厂搬到中国，就必然在其他国家把工厂关掉，把工人解雇。人们可以高兴的看到又有多少跨国公司把研发部门搬到中国，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其他国家高新工作的流失。人们可以对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攻城略地津津乐道，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对这些国家本国产业的威胁。人们可以对外资兼并中国企业感到恐惧，却对国外对中国兼并感到的相似恐惧无法理解。更要命的是，人们相信中国取得的这一切成绩无非是中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展的结果，却从未想到民主国家已经或担心即将失业的人们，没有闲心听任何人关于比较优势的说教，他们的恐惧与愤怒将转化成反对自由贸易的强大政治压力。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中国绝不是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2003-2004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向和谐社会与自主创新的转型，以及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都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受到整个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推动。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模以式世界工厂为标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全球生产分工，通过大力吸收效率驱动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企业间贸易，来扩大出口。在能源、资源以及产品方面大进大出，以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GDP里70%以上与贸易有关，跨国公司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率，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将近60%。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经典的东亚模式完全不一样。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基本上依靠本国内生的创新体制来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产品。并以高质量与售后服务来提高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靠加工贸易，靠位于全球生产链中的低端这样一种劳动分工，来参与整个全球化过程。世界工厂模式的发展结果是面临来自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是推动中故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国际驱动力。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容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人民币升值。因为中国过去参与的国际分工主要基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一旦人民币升值，中国的产业结构只能向高附加值产业和同一产业附加值高的一端移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提出从今以后中国要强调自主创新的原因。第二，西方国家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以减少对其他国家在就业方面的压力。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基础是什么？是老百姓有钱用于消费。而和谐社会正是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虽然国际驱动力不是和谐社会政策范式提出的唯一驱动力，但它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道理何在？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即在释放市场力量的过程中，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政府把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到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更多的推给了个人，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社会的高储蓄与低消费。这就是为什么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2003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为止，中国政府在连续的几年里最大的担心是通货紧缩，而不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通货膨胀。如果不建立和谐社会，如果政府不重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不在全球化时代为个人面临的日益增加的风险提供一种制度上的防护，那么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高的储蓄率，也不可能出现较高水平的消费。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由出口驱动型转为内需驱动。从国际大环境来说，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现在，这个外部环境可能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将对中国政治经济有很大的冲击。从今算起，到2008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对中国而言，这是所剩下不多的进行重大调整以应对后全球化挑战的机会窗口。错过这个机会，等待中国的将可能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外界变化是否匹配的问题了。要调整，我们必须认清什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任何一种调整必然会伴随着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有两种选择：一是回避政治风险，继续平衡国内现有的利益格局，继续执行"闷声发大财"，少说话，多赚钱，抓住有利时机发展经济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中国将继续把在国际贸易领域面临的冲突，解释成是发达国家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中国的表现，并对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不去担心天会塌下来。笔者认为，这样做的短期后果可能是出口可以进一步发展，但中期后果则可能是，加速中国自身在过去三十年里赖以生存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这种短期内为了稳定不做大调整的结果是当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后，中国不得不在国内更大的利益冲突中进行调整。更坏的一个可能则是到那时，任何一种调整都无法在有效的阻止中国陷入一个大的困境。另一种是看清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这一趋势，拿出魄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大调整，为自身争取时间。这种调整可能会在短期内引起比前一种选择大一些的国内利益冲突。但是，把这种调整与在国际环境全面恶化后被迫进行的调整相比，这种调整的政治成本与风险要小得多。日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急剧升值时烦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利用当时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国富资源进行结构性改革。等到90年代泡沫破灭后，这些国富资源大幅缩水，想用它来改个也是不可能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挑战在与贸易。调整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前提是和谐社会政策的成功。尽管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为建立和谐社会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但是在分配方面，特别在解决收入不平等方面，施政的力度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如果国企利润一年一万亿，政府税收每年以一万亿的速度增长时，中国还在结局不平等方面缩手缩脚；那么，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减速，可利用政策资源大幅度缩小时，在想加大力度解决这些问题，估计届时可利用的国富资源也会成为一个问题。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来看，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危险是，当社会财富的积累主要通过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来实现时，其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将大大加快。从这层意义上说，加入对流动性过剩的遏制失败，那么这将有可能是政府近年来为建立和谐社会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尽管当政府面临着人民币升值与宏观调控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这些都是"标"，而不是"本"。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减少他们的出口，为减轻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做出贡献，但却无法为中国从国际市场撤出来的资本与劳动找到出路。宏观调控可以减轻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冲突，却无法解决造成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即世界工厂模式带来的大量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后记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2008年1月7日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我最初用的题目是《美国大选与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表时被编辑改成《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写作的冲动来自于2007年12月3日我由美国去上海讲学时在飞机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及的英国金融时报对希拉里·克林顿的采访。当时读后的第一个直觉是我从理论上预测了很久的一件事情终于要变成现实了。早在1998-1999年我在为《日本经济的悖论》一书进行研究时就已经从理论上推出，全球化总是沿着生产贸易扩张，金融财政扩张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方向循环，并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之间进行钟摆运动。根据这个原理，这一轮全球花早晚也会发生逆转。该书的英文版于200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商务印书馆2004年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时，我在中文版序言中预言中国在2008年左右也会出现像日本80年代一样的经济泡沫。此后，我又于2006年2月28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一篇近3万字的，题为"危险的关系：美元本位制与金融风险"的长文，通过日本的经验系统的论述为什么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我当时完全无法想象在上面这篇短文发表后的两年里，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多少不平凡的事件。对许多中国人而言，2008年将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1月份雪灾，到春夏之际围绕着奥运火炬产生的一系列冲突，到5月的汶川大地震，再到8月份的奥运盛会，中国人感到的是任何艰难困苦和敌意破坏都不能组织中国前进的脚步。到了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经济一片狼藉，唯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这期间，不仅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引来众多的国际评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大为增强，而且美国学者政客关于以G2治理全球事务的提议，奥巴马访华的低姿态，和由此引起的一些列国际连锁反映使中国国内也开始弥漫着一种飘飘然的气氛。然而，刚刚进入2010年，中美关系就风云突变，剑拔弩张。这次围绕着中美汇率之争以及可能后续发生的贸易战，人们对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急剧恶化和严峻的程度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于目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局面，国际国内舆论有3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观点从中美关系论着眼，认为目前的冲突无非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周期性的反复。这次唯一与以往历届政府不同的是奥巴马一上台是采取一个低姿态，然后再转为强硬。既然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离开了中国的合作什么也干不成，他早晚还得转回来。在美国有一种说法，高失业率加选举等于贸易保护主义。等到年的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去，一切恢复正常。就目前而言，为了避免冲击过大，先排上几个采购团，花点钱摆平。实在逼到无路可走，把人民币汇率暂时上调3%到5%足矣。美国如果最后通过医疗改革的法案，必然还要严重依赖外债。到头来必然还要指望向中国借钱。所以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第二种观点从国际经济的在均衡入手，认为现在美国经济已经开始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型。解决巨大的贸易逆差问题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正因为如此，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观点认为奥巴马关于在5年中让美国出口翻番的承诺以及关于中国不应该再指望美国作她的主要出口市场的呼吁绝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美国的许多学者，政治家，以及政府官员已经认识到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所依赖的美元本位制早晚可能要被其他国际金融秩序取代。美国式的以消费者支出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是建立在美元本位制带来的海外融资能力的基础之上的。一旦美元的关键贮备货币的统治地位不复存在，这种经济模式将难以为继。为了未雨绸缪，美国从现在起就必须从贸易入手开始经济转型。等到美元完全失去目前的地位时再谈转型就一切为时过晚了。对这些人士来说，中国政府正式主张在未来用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中取代美元的手段绝不是说完就忘了的，中国政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肯定要向这个方向努力。既然近年来国际经济严重失衡中储蓄过剩一端靠的就是人民币的低估，重新建立国际经济的均衡只能从人民币升值开始。一般而言，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有数种方法。第一种反方法是贸易逆差国采取紧缩政策，减少进口，量入为出。由于这必将导致逆差国失业进一步扩大，这种方法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层面不可能被接受。第二种方法是贸易顺差国扩大国内开支，增加国内消费。中国的确在2009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国内投资，但由此引发的房价暴涨和通货膨胀却使居民可用于消费的储蓄大幅缩水。因此中国无法继续实行这种政策。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不平衡。由于这种必然导致失业，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坚决不同意。第四种方法是通过提高贸易顺差国的工资以减少该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减少出口。这种办法在中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但是正在成为一个政策趋势。第五种方法是贸易逆差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强制性的减少来自顺差国的进口。这五种方法中，美国只有采用紧缩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主动权。另外三种的主动权都在中国的手里。既然无法紧缩，美国就只剩下贸易保护主义一个选择。从上面的文章中可以得知，自由贸易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十分值得怀疑的概念。贸易保护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过街老鼠，而是一个已经获得许多经济学家背书的政策选项。第三种观点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的局面与1971年前后很相似。这种观点颇有些阴谋论的成分。它认为美国政府正在以进为退，以求在乱局中杀出一条维系霸权之路。1971念得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沼，经常账户开始出现逆差，国际收支存在大量的赤字，战后初期的黄金保有量已经逝去近五分之三，由约翰逊政权开始的伟大社会项目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然而，就是在许多人看来美国必然要走向没落的这样一种困局中，尼克松政权为维护美国政策的独立性，不惜让代表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大刀阔斧地迫使其他主要货币升值，不仅把美国本来很快就要大幅增长的经常账户的逆差在整个70年代控制在较低的程度，而且还通过美元贬值削弱了在60年代利用贸易顺差大举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欧洲各国的实力。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通过沙特实现了石油继续以没有黄金支持的美元标价和中东石油美元返还美国这两大措施从而建立起美元本位制，继而通过星球大战拖垮苏联，又通过广岛协议挫败日本，从而继续称霸全球。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美国从1971年开始的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可以说获得极大的成功。今天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五大投行消失了三个，三大汽车公司中两个濒临破产，失业率超过了百分之十的困境。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种困局下，奥巴马仍然明言美国决不当第二。在遭受如此严重的经济打击后，美国继续称霸的策略无非是借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经或正在出现的财政危机打击欧元以防止它趁机取代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借丰田汽车事件压住日本并开始调查德国奔驰的行贿事件以防止外国公司趁机在全球汽车业称霸，以压人民币升值防止中国国力趁机超过美国。即使这场争端可以引爆世界性的贸易战甚至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它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冲击。在笔者看来，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过程，即全球化的长程运动由金融扩张向全球经济危机的方向发展，公共政策范式的钟摆运动由释放市场力量转向保护社会。以上三种解读提到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但是他们即使出现，也只是作为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而不代表这个历史过程的实质本身。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医疗保险改革是迈向保护社会政策范式的关键一步。正在讨论中的金融改革也正向同一方向发展。然而，保护社会的最大主题在于对一国就业机会的保护，尤其是在大的经济危机显示出如果放任市场力量横行将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的危机。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是要保护本国社会不再受全球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的冲击。中国现在大力支持自由贸易是因为作为世界工厂自由贸易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符合中国利益并不等于符合他国的利益。那些认为本身受到损害的利益团体必然会在所在国的政治中大力反对自由贸易。当他们聚集了足够的政治能量，就可以改变该国的公共政策方向。当美国正在出现的局面成为一个国际性趋势，这个世界就无法避免的进入后全球化时代。两年前在写这篇文章时，曾经与责任编辑古重庆先生进行过数次深入的讨论。据他判断，当时在国内关心的优先顺序上，贸易保护主义最多也只能排第7或第8。我之所以在文中采取一种预设反论的写法，就是想通过直接反驳当时国内流行的想法来引起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在文中特别指出，如果不从当时就加紧调整，等待中国的将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能否跟得上外界变化的问题。读者今天在读这篇文章时，可能要比两年前都市更容易地建立起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两年前，贸易保护主义还是一个苗头或可能性，现在已经变成咄咄逼人的现实。从这层意义上而言，中美之间关于汇率的冲突如果导致世界性的贸易战，这极有可能成为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一个具体路径。中国在应对这个新国际环境变化时最大的障碍何在？在这里有必要重新讨论一下日本。至今为止国内的讨论仍然把中日比较的注意力放在中国目前的处境与80年代的日本的情形如何相似上。然而，最近形势的发展已经要求中国必须从两个新的角度重新汲取日本当年的教训：为什么日本没有能够利用泡沫经济带来的财富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年里一蹶不振？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利用泡沫经济带来的国富为未来打好基础的部分原因在于80年代的日本弥漫着一种与今天中国很相似的乐观情绪，盲目的相信本国经济的突出表现是由于本国模式的优越性使然，而根本忽视了导致本国经济突出表现的外部因素和偶然因素。当时日本成功的标志是股市、房市的泡沫现象，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债权国的身份，以及日本在全世界到处砸钱买资产的形象。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日本人以为他们的财富在未来仍然会像现在一样滚滚而来。然而，事后人民认识到，日本在80年代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原因既不是由于日本的产业政策，也不是由于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尽管他们与这二者都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为了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下的高利率的这味重药。由于高利率的吸引，各国流动资本涌向美国导致美元坚挺。美元坚挺的后果是日元的疲软。日元的疲软导致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上的竞争力。换言之，日本的竞争力不全部来自日本，在80年代上半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的金融政策。美国在80年代上半期积累了巨额的正常账户赤字，一个广岛协议就使得美国在80年代末实现了经常账户的基本平衡。当人们相信自身的财富在未来还会和今天一样滚滚而来时，他们不可能记者准备应对危机。同样道理，中国近几年贸易逆差与外汇储备固然有加入WTO，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等国内因素，但是如果离开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而采取的宽松的金融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而导致的大量进口，离开美国在财政贸易双赤字的压力下从国际上大量融资过程中中国贸易顺差美元返还带来的对美国消费的刺激，以及离开在2000至2006年间美元一路贬值带来的人民币兑其他货币的贬值，这期间的中国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的数量就要大打折扣。即使是抛开这些方面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依赖还是外部因素。由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外资在邓小平南巡后大量涌入，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中国变成了一个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世界工厂。跨国公司带来的订单（包括企业内贸易中的零部件）与提供的销售渠道使得它们占中国对外贸易的近60%。今天被当成是中国模式的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在十年前还是被抓大放小的对象，还被广泛地认为是没有效率的负担。只是由于这些国有企业占据了基础设施产业，在中国的出口在上述外部与偶然因素的带动下出现高速增长时他们才凭借自身在行业中地垄断地位而获得巨额的红利，成为中央政府税收的坚实基础。只要我们在讨论中国模式时认识到中国近几年来导致国势兴隆的偶然和外部因素，就不难认识到当这些偶然和外部因素消失时国势兴隆的推动力也会减弱。假如美国这次真的因为汇率之争从贸易上制裁中国，上面描述的这个中国模式异常表现的因果链条就很有可能在最关键的一节被切断。到那时，中国模式的真正构成要件到底是什么，其根基是否坚固，换言之，国有企业的年利润是否还能达到一万亿，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是否还能以每年一万亿的速度持续增长，才会面临一次真正的检验。仔细研究日本经济为什么陷入长期的停滞对今日中国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长期停滞的最重要原因不在于经济政策，而在于日本缺少一个形成领导整个社会实现根本性转变的政治意志以及贯彻这种政治意志的政治结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国人和日本人都已经认识到日本模式出了大问题。然而，日本在90年代末先是在自民党内走马灯似的换首相，最后，好不容易出了个小泉，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赢得了政权来推动这个转变。然而他和他的追随者却误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盲目地向美国模式靠拢。其结果，日本不仅在经济增长上收获不大，而且把其经济体制原有的注重平的的强项丧失殆尽，在短短的几年里应是造出一个下层社会来。国际上一般认为这次民主党上台终于使日本有可能实现两党之间轮流执政的可能。民主党也提出了回归亚洲的新思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的想法并没有引起周边各国的强烈共鸣。日本能否走出困境仍然有待观望。同样道理，在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急速变化之际，能否建立一种政治结构不仅是中国能够形成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及时转型的政治意志而且使之得到有效的贯彻将是决定下一个30你案例中国国运的根本问题。[*] 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原文标题为：《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7日

本期图志继续思考今天的世界为什么越来越不安全，从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债务、社会贫富分化、未成年人贫富分化、未成年人综合生活质量等方面，观察富有国家的社会问题缘由。壹、财政收入首先来看世界各国政府财政收入的GDP比重（图1），这个比重通常被视为国家从社会当中汲取资源的能力，简称为汲取能力或税收能力。这个数值越大，说明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越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税收数据不包括罚款、罚没、绝大部分社会保障捐税，属于狭义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企业流转税）。根据2011年初的最新数据，世界各国政府的平均比重为15.97%。中国（9.93%）与美国（8.46%）相当，按地区划分，OECD国家最高，欧盟国家都比较高。刚刚发生变态杀人案的挪威为28.2%，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的英国为28.46%。今年以后，挪威人会想，纳税人交了这么多税钱，却可能是在为那位杀人狂住豪华舒适监狱买单，这种人道主义不就是在鼓励草菅人命吗？废除死刑以后，一条人命也许就只是一年半的刑期就能换来，这种尊重杀人犯人权的政治态度，难道不是对被害人人权的最大侮辱和伤害吗？今年以后，英国人也会想，纳税人交了那么多税钱，难道是让你没有温饱之虞地上街捣乱吗？英国人还不仅仅是想想，英国政府已经在考虑取消参加骚乱者的社会福利，包括保障房的居住资格。图1 世界各国狭义税收的 GDP比重Source: http://chartsbin.com/view/1010贰、政府债务图2为世界各国政府债务的GDP比重。这里的政府债务是指中央政府所欠的债，又称公共债务、全国性债务或主权债务，包括内债和外债。中央政府欠债越少，整个国家的财政、经济就越健康。即便地方政府有欠债问题，也有解决之道。如果中央与地方同时欠债，欠很多债，财政债务危机就可能堕入万劫不复之地。该图表明，当今世界上财政健康的国家并不多，大国中俄罗斯（10.88%）、澳大利亚（17.63）、中国（18.6%）最健康，其他金砖国家的情况并不乐观：南非（30.14%）、巴西（68.9%）、印度（74.21%）。除澳大利亚以外，OECD国家都债难深重，美国：84.26%，英国：68.49%，挪威54.26%，被寄予拯救欧洲债务危机的德国（73.51%）、法国（78.1%）情况更糟。图2 世界各国政府债务的GDP比重 Source: http://chartsbin.com/view/2108 叁、美国的30个主要债权人图3说的是美国的主要债权人，共30个。截止2011年5月，美国的欠债总额为45140亿美元。美国的大债主有中国（11598亿）、中国台湾（1534亿）、中国香港（1219亿）、日本（9124亿）、英国（3456亿）、巴西（2114亿）、俄罗斯（1152亿）、瑞士（1082亿）、加拿大（907亿）、卢森堡（680亿）、德国（612亿）、泰国（598亿）、新加坡（574亿）、印度（410亿）、土耳其（393亿）、爱尔兰（335亿）、韩国（325亿）、比利时（314亿）、波兰（279亿）、墨西哥（277亿）、意大利（254亿）、荷兰（237亿）、法国（236亿）、 菲律宾（236亿）、挪威（210亿）、瑞典（209亿）、哥伦比亚（199亿）、以色列（190亿）、埃及（129亿）、马来西亚（127亿）、澳大利亚（123亿）。这真是个欠债的比借钱的更牛气的时代，靠这样的方式，美利坚世界帝国还能支撑多久？美国和欧洲正在泥潭里一脚深、一脚浅地挣扎，谁能救得了谁？分析一下这些债权人与美国的关系及其主权安全状况，肯定很有意思。图3 美国欠谁钱 Source: http://chartsbin.com/view/549 肆、美国的大债主图4 给出了美国的30个主要债权人。不管算不算上香港特区、台湾省，中国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主。 伍、贫富分化图5显示了世界各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即家庭财富的社会分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基尼系数。贫富分化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直面的难题。在整个美洲，只有加拿大稍好0.321，其他国家都比较严重，美国（0.45）的贫富分化程度比中国（0.415）严重。中国的情况在金砖国家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印度0.368，俄罗斯0.422，巴西0.567，南非0.65。英国在整个欧洲的OECD国家中，再次成为显著的例外，即基尼系数很高，在西欧国家中是最高的0.34。在经济衰退时期，高福利难以为继，引发财政债务危机，进而带来保守主义政府上台，削减社会福利，又引发社会民众不满，背后的总根源是贫富分化。图5 世界各国的贫富分化程度Source: http://chartsbin.com/view/559 陆、未成年人贫富分化图6显示的是27个OECD国家儿童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度，比较了在减税、福利补贴等之后，18岁以下（0-17岁），所得处于50%中位数儿童与10%的最穷儿童之间的差距。平均值是0.459，爱尔兰、德国、斯洛伐克、英国、比利时、波兰、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都处在平均线以下，可以看到笨猪六国（英、西、葡、希、意、爱尔兰）儿童物质生活条件的两极分化都比较严重，这也许可以视为今天英国社会骚乱的社会基础。图6 27个OECD国家的儿童物质生活条件不平等度Source: www.unicef.org/irc,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A League Table of Inequality in Child Well-being in the World's Rich Counties. 柒、未成年人教育失衡图7表明，27个OECD国家的未成年教育不公平度平均值为15.2，这是个主观问卷调查：询问家中下述教育资源的多少：一张桌子、一个安静的学习场所、一台电脑、教育软件、互联网、计算器、词典、学校教科书。处于平均值以下的有11个：葡萄牙、爱尔兰、挪威、波兰、德国、美国、比利时、匈牙利、英国、希腊、斯洛伐克。挪威、英国均呈现出很大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图7 27个OECD国家的儿童教育资源差异 Source: www.unicef.org/irc,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A League Table of Inequality in Child Well-being in the World's Rich Counties.捌、未成年人生活质量分化图8综合了物质条件、教育资源和健康状况三个因素，给出了OECD国家的未成年人生活质量的两极分化程度。得分越高，越平等。丹麦、芬兰、荷兰、瑞士最平等，希腊、意大利、美国最不平等，英国也非常不平等。图8 OECD国家儿童生活质量两极分化程度Source: www.unicef.org/irc,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A League Table of Inequality in Child Well-being in the World's Rich Counties. 玖、未成年人的综合生活质量分化图9 是OECD国家的未成年人综合生活质量两极分化程度，包括六个维度，物质条件、健康与安全、教育资源、家庭与伙伴关系、行为与风险、主观幸福感。英国、美国在五个维度中都处在最差的水平。该研究发现，儿童福祉与人均GDP没有明显关系，比如，捷克的儿童福祉得分高于更富裕的国家：法国、奥地利、美国和英国。图9 OECD国家的未成年人福祉Source: www.unicef.org/irc, An overview of child well-being in rich countries.本期图志发现，原本在人们眼中是个绅士国家的英国和理想样板的美国，却在很多社会指标上表现很差。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很值得大家深思，也为我们看待英国、美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多实在依据。观念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提醒我们凡事不要想当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平常心丢不得。

为什么世界显得如此不安全？是不安全的因素真的增加了？还是只不过是信息技术发达导致的灾难事件的传播放大？（文章阅读链接）

2011年6月23日午后，京城突降暴雨，市内多处积水，交通大面积瘫痪，甚至有两名男子在石景山区苹果园落入污水井中被雨水冲走罹难，二日后方才寻得遗体。其实北京市内的内涝并非现代所独有，只不过现代媒体发达，信息影像传播迅速，使人感觉更为直观而已。从历史上观察，北京的内涝乃至于北京所遭受的洪水灾害都是有史以来最为轻微的。主要原因就是建国以后，通过兴修一系列水利工程才基本根治了洪水，这是北京建城建都以来的第一次。洪水是决定城市安危的根本性矛盾，而市内的积水内涝则根本不是能和洪水相提并论的灾害，至多只是洪水所带来的危害之一。 北京历史上的市内积水 要说北京的水，先说北京的土。古之幽燕本来就是苦寒之地，根本无法和江南相比。地近塞外西北风一起便是满城飞沙了。王闿运《圆明园词》云： "九衢尘起暗连天，辰极星移北斗边。沟洫填淤成斥卤，宫廷映带觅泉源。" 其下自注曰： "自安史以来，燕地利久废，民教不修，本非宅京之所。" 此一句便写出北京作为封建帝国京师，水利不堪，水害为祸的尴尬。其实从金代开始，北方的森林因为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加的原因减少很多，所以风沙就越发严重了。以至于在明朝时候就有人发明了用细纱做成的防风眼罩--名为"鬼眼睛"--就像二十多年前春天北京街头裹纱巾的骑车人一样。 这些土并不安分，有风则扬，遇水为泥。所以早年的北京有"无风三尺土，有雨墨盒子"的俗语。大约成书于嘉庆时的《燕京杂记》记载： "阴雨则污泥满道，臭气蒸天，如游没底之堑，如行积秽之沟......" 这里说的只是一般的街道，下雨就会布满泥泞，除此之外北京还有很多终年的大水坑，比如现在的二龙路，原来就是二龙坑，是元朝金水河故道的一部分。清朝时金水河故道被称为南北沟沿，明朝时被称为大明濠，都是用来做大型排水沟用的。更有名的是建国初期就被搬上舞台的龙须沟，其实它旁边的金鱼池虽为古都名胜其实也盛名难副。 清朝时国家司法机关都在二龙坑附近，一下雨便要遭灾。曼殊震钧所著《天咫偶闻》就写到： "刑部地最洼下，长夏淫霖，大门以内，水入车箱，各司皆以木床为甬路，而后可入。大理寺、都察院亦然，相传谓之'水淹三法司'。" 《郎潜纪闻》则说： "刑部白云亭最低，夏秋雨后，辄排几案做桥，亭中水深至一二尺。阮吾山司寇有诗云，十八曹司水际浮，今尚然也。" 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所在地雨后尚且如此不堪，举轻以明重，则可以想象当时城内其他低洼地带雨后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这只是雨季的常态，光绪十六年（1890年）则发生了一次百年一遇的大水，当时永定河决口，洪水向东南而下，对北京威胁极大。前三门以北的内城因为平时疏于疏浚下水道导致街道积水墙倒屋塌。各城门不得已关城门挡住外来的大水，大雨过后想要开城门时，发现宣武门由于地势低洼，积水过深，竟然打不开了。所以只好从附近的象房中牵出两头大象才把城门拽开。 时至民国，情况依旧，周作人曾做《苦雨》一文对北京的雨和水不大满意：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 其兄周树人更在日记中谈过北京城中被水的经历： 壬子年（1912年）五月十七日记云：大雨，宣武门左近积水没胫，行人极少，予与季巿往返共一骡车。 解放前北京的市内积水问题还不是今天这样的大雨后交通瘫痪，而是整个城市路面铺装太少，不论大雨小雨，都会呈现出前文提到的"墨盒子"局面。根据档案记载（可查《北京档案史料2007.4》）1904年北京始有石渣路，1915年出现沥青路。而截止到解放前夕，北京共铺设道路142万平方公尺。而截止到1955年，北京铺装的道路面积达到554万平方公尺，其中高级路面达313万平方公尺。 要知道，这些没有硬化的路面不仅是尘土飞扬，更是垃圾遍地随处便溺，再加上来往内外的各种牲畜的屎尿，真是臭不可闻。所以从这些数字就可以想见如果市内的路面没有铺装硬化，雨后将是怎么一种可怕的情景。 由是观之，造成北京城内的雨后积水的直接原因是路面铺装和排水不畅，而北京又处于四季分明的季风气候之中，汛期降雨极大，一旦排水设施疏于管理就会造成严重的内涝。而水患的根本则在于京西的永定河水系和京东的潮白河水系会在汛期发生大的水灾。真正想解决积水问题，则要标本兼治，市内的下水道要修好；境内的水利设施更要建好，尤为需要着重治理的就是永定河的泛滥。 北京历史上的排水系统 现在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朝覆灭后为了灭其王气和防卫固守，拆毁了元故宫，并将元大都矩形城池北缩南拓为近于正方的形状，基本就是今天内二环的格局。而北京城最初的排水系统，也就是在兴建元大都时出现的。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一书认为，元大都科学规划"在地下顺着地形的坡度，铺设了排水设施"。而根据侯仁之先生的说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考古中在旧鼓楼内大街、西四、阜成门内大街均发现了元代的暗沟和明渠的遗址。"由此推测，大都城沿着主要的南北大街，都应有主要的排水干渠。干渠两旁还应有相与垂直的暗沟。干渠的排水方向，与大都城内自北而南的地形坡度完全一致。这些明渠暗沟的铺设，是应与大都的平面设计同时规划的。" 同样根据侯仁之先生的研究，明清的排水系统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城内主要的排水通道是大明濠也就是以后的南北沟沿、东长安街御河、西长安街东沟与西沟。外城则有三里河、虎坊桥、龙须沟。清朝时内城则在东西城墙内分别开出一条排水沟，西至太平湖，东到至泡子河。 由此可见，元明清时期城内排水主要靠加盖石板的明沟，而开沟、掏沟则又成为京城一景。 明末清初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记道： "京师二月掏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 《燕京杂记》则记道： "京师二月掏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 每逢大比之年，开沟的时间也正好赶上会试，于是也就有了"臭沟开，举子来"的民谚。 其实类似的情景今天还可以看到，在初春时就要把井盖打开，将里面淤积一个冬天的烂泥挖出来，以备汛期来临，晾晒淤泥那个味道确实中人欲呕。不过这种下水道并非日常想象的那种只有脸盆粗细的管子，而都是可以让人走下去挖掘的巨构。而且地沟的位置深浅都登记造册，以便每年开沟时找准位置，不过万一找错位置就会耽误时间了。不过在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的时代，开沟经常会出现"沟夫"中毒倒毙的情况。尤其是前门外鲜鱼口开沟时，因为平时即为水产和屠宰市场，气味最为浓烈，极易中毒。 然而这种工作第一容易弄虚作假，第二可能用来敲诈勒索，所以工作效率并不高。根据《都市丛谈》（1913年《白话中国公报》剪报）的记载，当时的官员在验看掏沟的效果时，一般让一沟夫从水沟一端进入，从另一端穿出，以证明沟渠通达可以畅行无阻。作弊者则分置两人于水沟头尾，先后应答。官员在地上并不见沟中人之面目，故经常被蒙混过关。 至于开沟时的敲诈勒索，其对象一般是道路两旁的店铺，因为如果工期冗长，再把烂泥堆在门口必定长期影响生意。故店家只好贿赂街道衙门的皂吏，使其多行方便，尽快完工。不然沟头消极怠工起来甚至可以拖到夏初。 这样的清淤工作效果着实可疑，所以遇雨则堵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现代人思维方式的问题，讲起京味儿总觉得旧京风情无限，"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可真是仔细思量，住在皇宫王府、离宫别苑中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能有多少？而对普通群众来说，旧时北京城内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哪有什么生活情趣可言？所以衡量生活品质的时候，还是要以最大数多人的平均水平为依据。 永定河水患的治理 北京历史上的水患主要来自于两个方向，即西边的永定河和东边的潮白河。而以永定河水患对北京的影响最为严重。 之所以永定河对北京有重要的影响，并不只是洪水的原因。而是北京最初的城邑就是以永定河渡口的形式出现的。北京的地理位置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北京小平原是中原腹地通过华北前往东北和塞外的交通要道。从中原前往东北必定需要渡过永定河，走过北京小平原，然后从北京的东北方向出山口经山海关一带方能到达东北。 所以北京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永定河的渡口发展起来的。北京这个城市从西周时期的琉璃河古城、西汉时期的蓟城、隋唐时期的幽州，一直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两朝的京师和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城市的位置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也就是逐渐远离永定河古渡口的。而潮白河温榆河则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没有这样重大的影响。 永定河水患开始影响北京始于金代。在此之前永定河流域植被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而辽金两朝大肆砍伐树木营造宫室、建造战船使得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当时的永定河被称为浑河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事实上，永定河确实也是含沙量仅次于黄河的一条河。根据《略论永定河历史上的水患及其防治》一文统计，自金代至1949年的834年中，共决口81次，漫溢59次，河道改道9次。清代达到了高峰，在268年中就决口78次，平均每4年就要发生一次洪灾。 永定河之所以经常泛滥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降水时空分布不平衡，汛期降水时间长、降水量大，枯水期降水极少； --洪水暴涨暴落，泥沙含量大，多年筑堤防洪形成地上河，破坏力强； --河道上陡中缓下平，尾闾不畅。 永定河水患自辽金始，其治理自然也自辽金始。辽金时期，北京城市的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广安门一带，以广外鸭子桥青年湖为中心。当时城市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供水水源不足，其来源就是现在西客站旁边的莲花池，当时名为西湖，水量很小。这种供水量勉强可以供应城市用水，而根本不足以支撑开漕运，于是金代统治者开金口引永定河水经过中都城北城东注入运河。结果因为永定河水含沙过量导致船只无法通过。 元初至元三年、元末至正二年分别由郭守敬和丞相脱脱主持开金口以通漕运，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终金元两代，对于永定河都是利用大于防治，但是却都已失败告终。而其对永定河的治理因为缺乏统一和科学的指导方针，也始终停留在不断筑堤上。 至于明朝也始终采用筑堤的办法进行防洪，但是把防洪的目的放在保卫京师的安全上。 清朝康雍乾三代时，对永定河洪水的治理有了新的方法和指导思想，首先是采取了上中下游同时治理的方法，避免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继而又针对永定河泥沙含量大的特点，采用了潘季训"束水攻沙"的辩证治水理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清朝的国力在乾隆后期开始下降，再加上贪官污吏借兴修水利中饱私囊，不但没有把永定河水患治理好，反而出现了在268年中就决口78次的最高纪录。 到了民国时期，1918年北洋政府成立了旨在保护天津租界利益的顺直水利委员会，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名华北水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为华北地区的水利建设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不仅在海河流域和永定河流域兴建了很多水利设施，而且还编纂了一部《永定河治本计划》，准备彻底根治永定河水患。1928年华北水利委员会提出开工建设官厅水库，既可节制洪水又能蓄水灌溉，计划在官厅村南筑拦水坝一道，坝高90米，长110米，遇洪水时，最大库容可达460兆立方米。可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北方沦陷，这些宏伟的计划都付诸东流了。 直到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有能力有条件开始建设官厅水库，并于1954年完工。在此之后，官厅水库与下游的位于山峡出口的三家店水库一起组成了两道强力的大锁，牢牢地控制住了肆虐了近千年的永定河洪水。不仅这条河两岸的居民受益，同时也使北京城第一次有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余论 正因为北京地处幽燕，所以这里的人民对于水特有一份敏感和感情。有谁能够使水害变为水利造福于民，人民就会永远记住他。回顾北京的建城史和建都史，元大都不仅造就了今日北京的基本格局，而且创造性地引入了高粱河水系为北京的水源，所以日后才有了刘伯温姚广孝建八臂哪吒城、高亮赶水、刘伯温关羽合力收服孽龙这一系列赞美高粱河水系应用的神话传说。 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不仅修建了官厅、三家店两座水库制服了永定河，而且修筑了密云、怀柔水库，在白浮堰的基础上修建了京密引水渠，解决了首都的吃水问题。 不仅如此，新中国更是彻底解决了自辽金以来困扰北京近千年的洪水问题，我相信这样的功绩也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感悟到，只有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政令通达，才有条件、有力量、有可能将一项项造福于民的宏伟工程从蓝图上的美好设想真正变为现实。 参考书目： 《北京灾害史》；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北京史苑（第一辑）》； 《北京档案史料2007.2》； 《北京档案史料2007.4》； 《北京档案史料2010.2》； 《燕京杂记》； 《天咫偶闻》； 《燕都览古诗话》； 《增补燕京乡土记》；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鲁迅与北京风土》。

战争电影，作为电影中的一个类别，是与国家、意识形态最为密切相关的一个电影门类。美苏，曾是战争电影的两大制造商，在战争电影的制造方式上，也大为不同。同样是二战电影，我们可以比较下《莫斯科保卫战》与《巴顿将军》，怎么讲述战争，怎么陈述个人在战争中的价值，怎么讨论国家与战争，几乎全是相反的。这符合冷战条件下对抗的意识形态叙述。 1991年，苏联解体，在之后的十余年时间中，苏联与俄罗斯的战争电影，几乎退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于全球的战争电影，除了中国的献礼片，几乎都好莱坞化了。这是非常可疑的一件事情，西半球的美国，自建国至于现代，关于战争的正面接触，实际上少之又少。历史上最值得陈述的，也只有珍珠港与9•11。 苏联及俄罗斯战争电影的没落，既是冷战结束，美国文化霸权一家独大的结果，也是俄罗斯国力下降的一个结果。战争电影的投拍，人力物力，耗资巨大，不是休克中的俄罗斯所能为的。 新世纪，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电影业有复苏之势，战争电影作为其中一个类别，也有相当大的复兴。本文粗略介绍几个俄罗斯的战争电影，以飨读者。当苏联已成往事--邦达尔丘克《第九连》 《第九连》是2005年俄罗斯最高票房影片。 反映前苏联阿富汗战争的片子《第九连》，有好莱坞成分，但本质上不是好莱坞。看完该片，很感动，这还是俄国人搞出来的东西。我查了下该片的导演，是邦达尔丘克的儿子--小邦达尔丘克。很感慨，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邦达尔丘克，就是谢尔盖•邦达尔丘克（Sergei Bondarchuk），导过《战争与和平》、《一个人的遭遇》等前苏联经典影片。《战争与和平》我看过数遍，上译的片子，影片长、画质差。最喜欢的，不是邦达尔丘克演的皮埃尔（Pierre Besukhov），而是Lyudmila Savelyeva饰演的娜塔莎。似乎还有个好莱坞版的《战争与和平》，也下过，看了五分钟，印象非常糟糕，删掉了。托尔斯泰原著中的娜塔莎，精灵一样的人物，超凡脱俗，又很浓烈的俄国少女特质，非常不好演。至今，还记得罗斯托夫伯爵家那丫头蹦出来的情景。 关于老邦达尔丘克，我所知道的，还有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国者。爱国，是珍爱国家的意思，不是简简单单爱不爱苏联。1994，老邦达尔丘克去世，我不晓得他晚年怎么想苏联崩溃这件事情。我了解就那么多，国内对于这个导演的介绍，几近空白。如果小邦达尔丘克是继承了其父的志向的话，《第九连队》这个片子差不多也回答了我的疑问。小邦达尔丘克在影片的结尾是这么说的： 两年之后，我们曾经为之战斗过的国家，将不复存在，我们曾经为之骄傲的苏联军服和勋章也不再时髦。 原话很长，大有托尔斯泰式的历史抒情味道，我只选了一句。 阿富汗战争，是前苏联最后一战，类似美国的越战，不义，打的累，打打停停，从勃列日涅夫时代一直打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前后四任总书记，整整十年，动用兵员80万，伤亡1.5万。当然，伤亡更惨的往往不是侵略者，而是阿富汗人。小邦达尔丘克这个片子拍的很克制，尽量回避了战争的义和不义。他只讲兵。兵不懂战争的正义与否，跟兵相关的，是生死和前途。电影的核心人物是画家和大牙，画家有理想，算是刚刚被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启蒙过的青年人，热爱艺术与自由，打仗打的莫名其妙，最后也在阿富汗莫名其妙丢了命。大牙是典型的苏联兵，爱国爱的真诚，仗打完了，全连死的就剩他一个。他跟长官汇报：第九连守住了高地。长官问：为什么不联系？大牙一脸茫然，原来，苏联人早就宣布撤退了，第九连守的高地，早就没了战略意义。很黑色，也很俄国心态。苏联不存在了，1990年左右，青年的一代人为苏联所付出的努力，都成了虚无，没人再来肯定他们的价值，即便是爱国爱到骨子里，为国家九死一生，一朝改朝换代，谁也不再关心你昔日的荣耀。 讲战争，绕了一个大圈，小邦达尔丘克又回到了与他父亲的相关的一个问题，苏联成就了邦达尔丘克父子，现在苏联不存在了，他们如何面对？小邦达尔丘克这个片子的用意，很明显，俄罗斯从苏联的躯体里一出生，就充满着的卑鄙，没有光荣感，他想唤醒人们对前苏联人与苏联的尊重，不是一味的唾弃。 历史任君摆布--《无畏上将高尔察克》 福克斯公司投资拍的《无畏上将高尔察克》，是在2008年俄罗斯第一票房大片。 《无畏上将高尔察克》整整下了两天，老没人续种子，可见俄国片子大家都不关注。看见这个片名，其实事先我打了针心理预防针：俄罗斯的翻案影片。但好奇心也被激发起来，真想看，俄国人是怎么给高尔察克翻案的？ 一转眼，彪悍的苏联成云烟，快二十年了。苏联解体，整个意识形态也翻了个身，这个转身幅度太大，让旁观者都有些惊诧。翻案成了主流。该翻的案子，都翻了，托洛茨基案、邓尼金案、哲学船案、流亡作家案，甚至于卡廷森林惨案。澄清历史，有必要，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过犹不及。以现在俄国的翻案烈度，高尔察克案要翻，也是迟早的事，电影不过是政治在艺术形态上发生的意识形态延续而已。 高尔察克这个人，苏联建国初期的小说《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都有他，不过，毫无例外，都是反动派幕后老板、白卫军的头。整个苏联时代，布尔什维克写的历史，高尔察克注定就是"反革命"。现在《无畏上将高尔察克》将高尔察克定性为忠贞不渝的"爱国者"。 "爱国"这一条，很难说布尔什维克对，还是高尔察克对。内战双方，都说是"爱国者"。不爱国，打什么内战？但是"爱国"有个区别，爱什么样的国，这也是题中之义。 1918年，俄国内战爆发，高尔察克想的是什么呢？影片如是表达高尔察克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左翼是一帮泥腿子和穷工人，闹革命，就是打翻贵族制，天下失序，这他决不能同意的。军人都是秩序爱好者，贵族制下出来的军人，成为贵族秩序爱好者，不奇怪。所以，影片中凡布尔什维克，无不猥琐下作，流氓气十足。反观贵族军官，则文质彬彬，气度不凡。 一战最艰苦的几年，俄国的士兵，在东线泥泞的防弹坑道里，连鞋子都穿不到。士兵倒戈，成就二月革命，也就顺理成章。反观军官阶层，影片叙述高尔察克在战争空闲中搞婚外情、沙龙中舞姿高妙，这一出，也是俄国军界上下两层隔膜的实际情况。 1917年2月，大革命起来，高尔察克向临时政府表示效忠。但这个临时政府不过数月，就被布尔什维克取代了。这之后是布列斯特和约和内战，情况比较复杂。高尔察克倒向反布尔什维克一方，也在情理之中。 高尔察克于1920年被秘密枪决，时年四十五岁。死前，行刑者问他有什么要求，高尔察克讲，再抽根烟。高尔察克的死法，很有职业军人从容赴死的气度。 但影片始终没有真正回答一个问题，高尔察克为何而战？ 影片似乎要告诉观众的是，高尔察克痛恨粗暴、野蛮的无秩序状态，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暴力，以此否定十月革命。但问题是，高尔察克与科尔尼诺夫的真正区别究竟在哪里？如果高尔察克可以翻案，为什么科尔尼诺夫不能？ 注 科尔尼诺夫，俄国1917年革命期间的叛将，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希冀建立军人独裁政权，举兵攻击彼得堡，为克伦斯基与布尔什维克所败。 国家与战争--《战国群雄》、《布列斯特要塞》 把《战国群雄》与《布列斯特要塞》，放一起写。唯一的一个原因，是这两部片子，彻底的战争电影，不扭捏，不造作，暴力，冷酷。这些镜头在电影里边，都是十分赤裸裸的。尤其是《战国群雄》这个片子，我甚至怀疑导演是赞美暴力的。 《战国群雄》牵涉到哥萨克与波兰人、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冲突，是根据果戈理的著名哥萨克小说《塔尔布•巴拉斯》改编的，根据的历史背景，我并不是很清楚。大约是彼得时代之前的俄罗斯，公国林立，雄者称霸。但是哥萨克与波兰人的冲突，并不算是斯拉夫内部冲突，而是不同信仰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波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一直是两国的大难题。波兰的近代命题，是不断的西方化，通过天主教、波兰先祖这些共同的认同重构波兰。而俄国的命题，则是"罗马化"，"莫斯科即第三罗马"，通过帝国的宗教认同，重构东正教世界内部的完整性与国家样态。由此，两个相邻的国家之间的冲突，除了领土争端之外，就一直存在很微妙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形态的纷争。波兰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的悲情，似乎早就写定了，它靠近俄罗斯，它仇恨俄罗斯。反过来，俄罗斯对波兰的感觉，也是如此。 所以，《战国群雄》这个片子看完，久久不能理清楚这个片子到底要讲什么主题。大概导演想讲的，就是历史感，战争、暴力、冲突与灭绝，就是这么赤裸裸，不是天使般的和平主义就能抹平历史的鸿沟。 熟悉近代战史的，都知道布列斯特要塞。1917-1918年，托洛茨基在此与德意志帝国艰难谈判，最终失败。德国兵临彼得堡，苏维埃再续城下之盟，丧权失地，并导致苏维埃高层大分裂。这是一站与布列斯特要塞的故事。 二战也有一段布列斯特要塞故事。电影《莫斯科保卫战》在上部《台风》中，就介绍了布列斯特要塞的惨烈。顾名思义，布列斯特要塞这个片子，只拍布列斯特要塞这一段故事。就是这一段故事，怎么讲，也很不容易。苏联崩溃之后，怎么拍摄二战的片子，既要政治正确，不突出布尔什维克抗战之功，又要表彰红军艰难奋战，这简直就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不过《布列斯特要塞》不太一样，除了取消了苏联战争电影常规的中央政治局几大常委议定战争议程、斯大林朱可夫英明神武这样的背景式正面描述，同时也取消了德国军人漫话可笑，以及希特勒的愚蠢狂躁。德国人，基本都只在背景里出现，没有面容，心理过程。简单说，德国军人在俄国普通民众、军人的印象中，只是一个杀人道具，没有什么人道主义的复杂人性观。 没有两国高层关于战争的讨论，没有宏大的战争地理，没有全景式的人海。有的，是家园的破坏，是坚贞不屈，是英勇就义。 再简单不过，这就是战争。多余的讨论，都没有必要。 《布列斯特要塞》这个片子，是俄国与白俄罗斯合资拍摄的片子，更为难得的一个层面，是它没有像《无畏上将高尔察克》这样沉迷于意识形态的矫枉过正。后者的投资方，有好莱坞背景。差异就在这里，《布列斯特要塞》是地道的俄国人拍的，是要卖给地道的俄国人看的，不需要取悦于好莱坞乃至全球规定的意识形态，而《无畏上将高尔察克》，所见处处媚俗。

2011年9月10日至11日，北京朝阳文化馆TNT剧场，新版《小社会》将再次与北京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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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结束了他在斯摩棱斯克省的两年乡村行医生涯，风尘仆仆回到故乡基辅。那一年，德国人扶持的"全乌克兰统治者"盖特曼和右翼民族主义者、自封的"乌克兰共和国领袖"西蒙.彼得留拉正在争夺这个欧洲粮仓的首都。而不远处，苏维埃红军则正在向这里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