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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黄纪苏: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观感和思考
    2012/03/07
    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 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引自 网上佚名微博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所能贡献给各位的,仅仅是一些个人零星的观察和不成熟的思考,这些肯定都不在学术研究之列,唯一的希望是它们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本人把它们放入沿时间-历史的叙述之中。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 "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应当说,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任何概念的边界都该相对模糊、相对开放才好,因为 它们所对应的现实本来如此。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这个中国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他们要大力发展的、能与欧 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悠悠历史中走来的、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 --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 [1]。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对于相对稳定的概念,实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 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最近中国的"左派"陷于分裂,其中一派特别激进的就认为,"工人阶级"不应是现代大企业中、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应是在城 乡间频繁流动的"农民工",或"流民",甚或"流氓无产者"[2]。他们虽不一定明说,但确有这样一个意思:工人阶级是毛时代的贵族阶级,如今破落了,只 好到公园里唱"红歌",把头埋进往日的回忆。这样的观点虽不可取,倒也不无道理。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一、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 是个支柱产业,盐政则是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距今2000年前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及会议论文集《盐铁论》成为后来两千年中华帝国统治的一块理 论基石。到了中华帝国末期的200多年前(1887年),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造访了有着两千年盐业史的自贡,他在在自己的日记中慨叹,全世界哪儿 能找到年代如此久远、规模如此宏大的企业。据同时期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有点不幸,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以及阶级关系 包括劳资关系等等,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文人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墨和研磨的砚台。产自端州悬崖峭壁的 端砚最为文人所宝爱。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诗人李贺曾用瑰丽的诗句赞美制砚工人巧夺天工,说他们"磨刀踏天割紫云"。有趣的是,到了把工人阶级奉为"第一阶级 的"、并不惮气力搜罗劳动者史料的毛时代,这句诗被唐代诗集的编纂者当做诗人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有力证据。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 繁荣,不过经济史中工人阶级状况却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 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早就了近 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 两句台词的演员。就拿中国经济比较繁荣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3]中间的1933年为例吧,那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是249.5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 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占了87.7%,剩下的区区12.3%才归现代工业[4],能容纳多少工人阶级呢?但既然中国革命选定了苏俄道路,既然苏俄道路上的"工 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 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远东最大、也 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结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 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 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 量。至于苏联或共产国际,他们似乎把中共的失败归因与文弱的书生而非工人的领导,于是指定一位工人当一把手。这个一把手没当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没多久叛变 了,叛变没多久就枪毙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不久也转移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 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尽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名列前茅[5]。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 的成功。这个革命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实际上的分裂局面,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大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的规模[6]。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 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全民)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 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恨不得几月份怀孩子都等着厂里下指标[7]。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 原因不光是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乡二元体制"[8]。第二,在生产关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说没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而且, 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9]。第三,我曾在中国 的文化馆系统做过一点点调查,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我们可以想 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会玩乐器的青年工人为数不 少。第四,对于亲属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 的子女是进不去的。军工及高科技保密企业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阶级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农倾斜[10]。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 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标语、口号、报刊、党章、小说、诗歌、音乐、绘画、雕塑、银幕等等,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 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 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时代报刊,听了毛时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为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那么高。我常对这 些年轻人说: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你们想得那么高。 毛时代是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党国一体。这种体制的长处是好起来无微不至 --坏起来也是无孔不入。在这样的体制中,各个阶层和人群都无法形成自为的独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临危难时才会想到抱团行动,而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实在 看不出他们有结社集会示威游行的必要,他们的生活被国家照看得不能再好了。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1],听着很唬人,好像 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 二、 后毛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其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 是相当不错的,企业发奖金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苦味还要等等。我五年前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 《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走在五线谱一样的大路上,有这样一段独白: 三接头倍儿亮毛哔叽倍儿垂 奖金倍儿高 路子倍儿对 电大下课 约女友去参加一内部舞会 据说一关灯整个一慕尼黑![12]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 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则在下跌,但跌幅远远小于文革期间的中国第一阶级即军人及 其子弟[13]。我19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差不多一倍,她曾笑问我,作为一个东方男人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 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一倍。而当时的价值汇率,一斤后者肯定折合一斤多前者。当时挣钱最 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嫌说话啰嗦,管他们叫"大狱里放出来的"。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 "科学"[14]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据说是因为马克思说过这话--马克思好就好在他什么都说过。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5]。知识 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共产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16]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 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19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 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在袜厂工作了二十年、将将四十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关于她的下岗,我当日的一些观感还记忆犹新。第一,她没怎么抱 怨,因为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17],收入比原来要多;第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 位上的难堪,虽然没说出来,但可以感觉到。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18],想必与毛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第 三,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在 "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19]。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 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在书记变老 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20],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 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 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 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时走在黄昏的街头喃喃自语: 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 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 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 找了一天工作,这天,说黑就黑了--车带还扎了 由于"改革"的合法性当时还是满满的,没有谁会质疑它。最早起来说三道四的 是思想界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大多披挂厚重的西方左翼理论迷彩服,很像上个世纪初躲在租界里活动的革命家,他们用特别宜于译成英文的中文讲也不知哪国的事, 别说工人了,一般学人听着都费劲,因此,影响范围一直有限。得不到思想支援的工人阶级,除了任人宰割,也就剩嘟嘟囔囔了。再引几段《大路上》的台词: 工人一: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四十不到就让回家 工人二: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二十年 就没请过事假 工人三: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啥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儿又成他们几个的啦 工人四:咱也闹不清市委党校都教什么,单位头儿进修了俩月真他妈跟大红门屠宰场学徒回来似的! 大路中央的书记-老板们则在交流抢劫经验,蔫损坏的天津卫口音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蔑视: 精英一: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别给脸不要脸,趁那什么主义还没凉透,赶紧领俩钱走人,往后下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着滚蛋! 精英二:我们那儿有俩戆头跟我论"领导阶级"这个理儿,我说哎呀呀,咱就别撒泡尿照照了,咱还是拿份报瞧瞧吧,扒开眼儿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势群体"--我没造谣吧?遇着那干哏倔,就得阴损坏--"领导"?还真拿小鸡鸡当高射炮了! 精英三:你说怎么着,那天厂里一楞头青到党委找我,说凭嘛我们下你不下?我说凭嘛,这 间屋子就俩人咱不说仨人的话:就凭改革相当于踢球,你踢不过我呗!这小子唰--从腰里掏出家伙,我"啪"--三百块钱工资拍桌上:好样的,你干不了别的肯 定胜任保卫工作,我聘你当私人保镖!这小子傻么壳眼的还替他一家老小千恩万谢呢警车就到了--这段儿听着是不是跟惊险小说似的? 我十几年前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流经济学家、部长、省长们畅谈经济形 势,他们对工人阶级可能的反抗毫不担心。我记得其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 就下去了。还记得中国东北工业大省的一位省领导介绍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障,说那里的工人下岗,每人不到七千块钱便买断,还说做职工思想工作就两条,第一条比 上不足比下有余,第二条认命。当然就全国来说,肯定不止这两条,例如当时国家就力推一首流行歌曲安慰下岗工人,歌名是《从头再来》,由后来2008年奥运 会主题歌的男歌手刘欢演唱。这首歌没有谴责和愤怒,只有"记忆""梦""爱"以及比早市上土豆还便宜的达观,其中"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成为 电视剧中的调侃语了。作为新中国"长子"的东北工业垮得最惨,那里的工人心理落差也最大,他们展开大规模的心理自救运动:东北二人转近乎自虐的自嘲,之所 以在白山黑水如火如荼,与那里工业大规模凋敝、工人大规模下岗,陷入无助无告的境地有着直接的联系[21]。人应付承受不了的环境压力,会走自杀和精神分 裂两条道,东北人以及很多中国人则选择了第三条道--笑。笑在这些年里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文化消费品了。 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之后二十年,2001年资产阶级也正式加 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是争讼一时的"资本家入党"。平心而论,毛时代的共产党也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虽然它的政策向工人倾斜。那时党 代会上不乏身着工装的工人代表、头裹白毛巾的农民代表。但决定工农命运的并非这些工农代表,而是党国。到如今党代会上是清一色的西装了--代表净是些大款 大官和大腕[22]。现在倒是应该问问党和国家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了,原因倒也不在于这些精英坐在了代表席上,而在于他们已经蓄积了雄厚的社会经济力量,已 经到了问鼎政治、让国家机器一心一意为他们办事儿的时候了。 在工人阶级的这场浩劫面前,当代文化表现得异常可耻。中国的文化精英早已养 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把自己当年也积极参与了的罪行通通推给"专制集权"的政治精英去埋单。例如《河殇》的作者苏晓康,1990年代初已为流人,还在 海外献计献策,让当局坚决搬开老工人这块改革的绊脚石呢[23]。等到政治精英照他们的意思"壮士断臂"、搬开了绊脚石之后,他们又转而呼吁绊脚石们起来 闹工潮,说绊脚石之所以被搬开,都是因为没有民主宪政,没有独立工会。除了这些胸有蓝图、先轰工人下岗、再哄工人上街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一般的学者文学 艺术家则对成千上万工人的沦落采取装没看见的态度。也许,他们是真没看见。他们1980年代三步并作两步走向戛纳走向柏林"走向未来";1990年代则齐 刷刷钞票似的从一台点钞机直奔另一台点钞机--即便被方舟子验出是假钞也绝不掉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哪来余光顾及别的事情[24]?少数有良知的艺术 家留下寥若晨星的见证,包括描写沈阳工业败落的纪录片《铁西区》、描写黑龙江国企工人挣扎的小说《父恩难辞》,描写深圳南方工人苦难的《那儿》以及最近的电影《钢的琴》。《父恩难辞》的作者赵剑斌我认识,他的小说出版极其艰难,更不用说搬上银幕了。感人至深的《钢的琴》虽然荣获东京电影节的奖项,但在国内 上映时,友人祝东力去的那个影院放映厅里只坐着他自己,与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那些没灵魂没血肉但就是有钱吆喝的商业电影形成刺眼的反差。 2003年当国的胡温政府,对1990年代的路线做了某些善后。社会保障体 系有所加强,城市低保水平有所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有所改善。这一代工人阶级的问题,政府解决了一部分,家庭子女消化或稀释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交给 了时间:随着他们的老去,随着他们逐渐失去行动上的抗议能力,他们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当然还是他们自己和家庭的问题,但已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了。 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即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企业职工,总的说来是一个相当温顺的群体,与正统马列主义照着1870年巴黎、1917年彼得堡、1919年 柏林--也许还可以加上1980年格旦斯克--情形所绘制的反抗、斗争的工人形象基本不沾边。但中共的意识形态继承了这个孔武有力的工人标准像,一直把工 人看成"不动则已"的力量[25],以至我们经常听到"关键就看工人的了""只要工人动起来"之类的说法。但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工人阶级从来 也没真正地"动"过。这也可以理解: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要受益者,既没"动"的动力,也没"动"的能力。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地位每下愈况,动力虽然有 了,但能力还没有,还没等逼出能力来,甚至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就基本淘汰出局了。2000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酵,"改革"逐渐用尽了它 原有的能量,质疑和反抗随之浮出水面。2006年创作的《大路上》中有这么两句台词: 精英一:从前,咱们一提"改革",干他妈什么不行啊! 精英二:如今,他们一听"改革",就想着锁防盗门拨110-- 2009的通钢事件,中国国企工人阶级终于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把一个人或一条狗所应有的血气喷溅在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白皮书上。 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人阶级"是不包括农民工的。这也不奇 怪,农民工是一种工农混合身份,两种身份此消彼长,农忙时是农,农闲时是工,刚"洗脚上田",又脱鞋下田,有的弃农务工,但离土不离乡[26],有的离县 离省甚至远走深圳北京,身份飘忽不定。不过这些年随着农民工的新老换代,"工"的比例明显占了上风。我去过的农村,交谈过的打工青年中,会做或做过农活的 真不多了,他们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这种认同上的变化所形成的张力势必对目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发起新一轮的冲击,在推动城市化 进城的同时,改变既有的"工人"定义 农民工不是工人阶级? 农民工一度也叫"盲流"。这两个字颇为传神,它描画出了一种坚定不移却又不 拘一格的原始冲动,就像黑暗中奔行的河流。这股集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于一身的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人口迁徙[27],很多人喜欢将它追溯到1979年代末、 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认为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这个剩余人口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商品经济所拉动的工业对劳动力的 需求一拍即合。这种经济学的解释大致不错,但也有个小问题:以中国的人均耕地水平,剩余劳动力其实不用等到家庭联产承包早就是一个事实了[28]。是巨大 的城/乡、工/农差距造就了缩短差距的欲望,是适时的时代变迁尤其是政策转变成就了这个欲望[29]。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打工潮是一场追求平等的运 动--当然,相对于打工者在乡间的左邻右舍,它也是一场追求不平等的运动[30]。 农民工的出发点是城乡二元体制下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极为艰苦的劳动环境。 如果忘了这个起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尤其是真实心境。这个起点决定了打工者几乎无论往哪儿走都是往上走。往上走也会经历种种痛苦,感受种种艰 难,但这其中自有一股精气神,与城市工人阶级的消沉绝望形成鲜明反差。我有回在北京一个商店买了两条便宜裤子,店员介绍我去附近一个省钱的裁缝铺给裤子牵 边。那个铺子是一对中年农村夫妇开的,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屋子,差不多成了衣服裤子的密林。工作台、饭桌、床三位一体,上面堆着几摞衣物,其中一摞忽然一 动,原来是个孩子看小人书看完了。厕所也兼着厨房,男主人正蹲在马桶边淘米洗菜。门随时被推开,不是顾客来取衣服,就是邻居大妈来搞自助--"还儿你的烙 铁好使!"女主人应对裕如,很会来事儿。如果不是配备了这样一种上坡心态,数亿农民工如牛似马的打工生涯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廉价、耐苦、乐观和规模所合 成的"比较优势",在过去几十年中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真真切切的影响[31]。 就像前面说过的,农民工整体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他们从中国社会阶 梯的最底层攀登向上,"境"有所改观时,"心"也会随之改变。新一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32],他们心中所想已不再是父兄们的"空 手出门,抱财回家"了[33],他们的心态应该更接近城市的边缘群体或发达国家的二代移民。构成他们人生参照的,已越来越不是老家的左邻右舍,也不是同学 亲戚,而是城里的红男绿女了--一些倒饰得跟出口转内销似的农村打工妹,跟二三十年前当保姆、弹棉花的看着已全然两样了。他们正在从小池塘里的大鱼中鱼, 变成大池塘里的小鱼。小鱼对苦难会更敏感,对公平会更期待,对大池塘的现状会更不满,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小鱼在情感上已不属于小池塘了[34]。2010 年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令整个社会惊骇莫名[35],公众忽然间发现,此农民工已非彼农民工。一个企业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自杀行为,当然可以有更复杂的、 包括精神卫生方面的解释,但这个事件无疑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历史转折期[36]:向劳动敲骨吸髓、榨取最大利润的野蛮资本主义,已遇到来自新的底 线--读过小说、写过诗歌、没事就泡网的新一代农民工--的以死抗争。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圈,近些年对农民工的境遇表现出难得的同情,他们不 但兴致勃勃地教他们跳舞、同他们唱歌,把他们拉进"行为"或"装置"艺术,还红着眼圈看他们表演自己的故事。很难想像这些慈爱的面孔头些年会对城市工人阶 级冷若冰霜。这其中的原因可稍作分析。首先,农民工还是农民,在社会光谱上离知识分子足够远。有的东西要近了才可亲,有的东西得远点才可爱。农民属于后一 种情况,他们更像书中人或画中人[37]。城市工人可惜就没这么抽象。其次,在利益上,农民工对以文化产业及创意产业为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构不成威胁,他们 冲击的,是处于经济低端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农民工以廉价劳动攻克城市工人阶级铁饭碗的同时,拉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让包括知识分子 在内的城市中产阶级受益匪浅。再次,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中,并没有"农民工"的说法,这样一个陌生的概念,不会勾起知识分子的伤心往事。此外,同情农民容 易整合知识分子对毛时代的憎恶,因为他们已经论证出来了,是毛时代开始实施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最后,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实践把一部分知识 分子一遍又一遍从虚拟精英的半空活活摔在柏油马路上,这让其中一些感觉敏锐者觉得自己跟农民工也差不来离,甚至还不如呢,同情他们就是同情自己[38]。 总之,知识分子整体对农民工的态度,比起1980、1990年代对农民的鄙视和对工人的无视,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其实他们跟农民工群体多些往来,回报未必小于付出。去年底今年初著名摇滚歌 手汪峰有首不太著名的《春天里》,就是因两位农民工旭日、阳刚的演唱而家喻户晓,红极一时。那首歌讲的是:如今已经是中分背头要什么有什么的艺术家,无限 怀念留着长发背着吉他有席梦思不睡非睡桥洞的少年时代即"春天里"。这种近乎无病呻吟的小情小调,缺少摇滚所要求的、有充分社会根据的冲击力。而两位胡子 拉碴青头楞脸的原生态农民工,一手拉着亿万农民工几十年冲寒冒暑的浩荡奔走,一手拉着艺术家的个人主义抒情怀旧,真不啻为一笔小生意拉来巨额投资。作为中 间人,这二位农民工歌手自然也拿到不菲的"提成",如今各自都配备上经纪人了。 四、   工人阶级的未来在哪里? 最后,谈谈对未来的看法。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情况只能越发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也取决于世界未来的走向。 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逼上了一条上气不接下气的跑道。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死地求生、后来居上。以社会主义的平等互助为价值、目标、乃至手段的中国革命,也许不是最好、但肯定比其他力量更好地实现 了这个任务。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中国用于"维稳"的经费,据说规模逼近军费了[39]。 "重庆模式"从惰性十足的官僚体制中横空出世,也说明中国到了非改弦易辙不可的时候。 很难说,中国今天不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受益者,因为它在这条道上走得 够顺的了,居然一路走成了"中国模式",这让许多左翼理论家的预言落空。但问题是,刚准备终结历史就被历史一腿绊倒在2008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看着又是 一副穷途末路的样子。这个已经领导了人类发展数百年、把人类领进技术和物质奇境的体制,如今把又把人类领到了马上就要见底的油箱前,领到了照出人类四分五 裂的镜子前。这致命的分裂也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其中有我说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分裂,也有我没说到的世界工人阶级的分裂。已经走到坑蒙拐骗地步的现行资 本主义体系,不可能缩小更别说消除这些分裂了。我在2008年底写了篇文章,题目是"火烧楼跨,又到了想象未来时候"。世界以及中国还有工人阶级,现在需 要他们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想象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未来了。 -------------------------------------------------------------------------------- [1]在中文里,"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常常混用,为近义词乃至同义 词,但在某些场合区别也不小。另外"工人"和"劳工"、"职工"也是若即若离。我的印象中几十年前工厂的工人才叫"职工",如今我在社科院的学者同事,也 都叫"职工"了。如今又有人将"工薪阶层"英译成"workingclasss",实在是浑成。 [2]不久前当欧洲发生骚乱时,激进的左翼理论家便马上指出,这正是流民无产阶级的国际版。参见blog.sina.com.cn/s/blog_67dbd70d0100tytt.html [3]据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1912年到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1928年到1936年则为8.4%。 [4]中央财委编:《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转引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北京。 [5]有一件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那是1948年底,共产党经20年"农 村包围城市"终于要进入北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临时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毛患有失眠症,他睡觉的时候周围一点噪音最好也没有。但那天离他卧室不远却叮叮当 当响个不停,有水暖工人在那里干活,警卫战士回忆说当时急得不成却又不敢前去制止,因为干活的就是如雷贯耳的"工人老大哥",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 [6]据《中国工会统计年鉴2008》,第二产业就业人数1952年为1531万,1965年为2408万,1975年为5152万 [7]其实集体企业尤其是所谓"大集体"也享受同样的待遇,只是程度稍低而已。但和今天农民工近似的"合同工"情况就大为不如,所以文革其间他们曾闹过一场小小的风波。 [8]大体以1958年颁布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9]这种主观距离以及社会、政治距离,都不是瞄准收入的基尼系数所能量度 的。说到基尼系数,毛时代大体在0.3上下,如今飙升到0.5左右了。基尼系数并不总是不平等的最佳指标,例如,文革初期的不平等,用"红五类""黑五 类"的社会政治排名就比基尼系数要实事求是得多。 [10]前不久见到一位从事音乐剧创作和评论的老人,像其他那一辈知识分子 一样,他对毛时代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大学招生政策是个例外。他说要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好",他根本干不上这一行。因为公共艺术教育在当年是一种奢侈品, 音乐的早期教育全由家庭来承担,这就使得不少有音乐天分却无家庭背景的孩子被埋没,无缘进入(中等和高等)音乐院校学习。好在毛时代的音乐学校降低入学考 试的技术门槛,取消了多声部一项,因为像他这样的工人子弟只买得起笛子,见都没见过钢琴。他说,"等我进了学校,有了钢琴,和声这些我很快就赶上去了,起 码不比那些世家子弟差。" [11]工人阶级曾被一次次推到"领导阶级"的位置上。1957年,当官僚 集团不能容忍知识阶级的批评而决定反击时,第一个或第二个动作就是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工人说话了"的文章。1960年代末作为文革主力的知识分子'造 反'失控时,"工宣队"被派去回复秩序。1970年代中期镇压四五运动,也是打的"工人民兵"的旗号。1980年代反对知识阶级的"自由化"时,记得当时 党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邓力群就在报纸上催促"工人阶级"站出来说话,忘了知识分子也刚刚被他们提拔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2]据说全国总工会1980年代初曾搞过一次内部的职工思想调查,又据 说百分之六十几的受访者被问到"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时选择了"资本主义好",理由是"钱包鼓了,还可以乱搞"。这个调查的真实性固然可疑,但改革 开放的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西方或未来性自由的期待,则是很多人私下都同意却又不好意思公开承认的。 [13]中国有位传奇人物李春平,就是老红军的儿子,他在文革末期加入了无 数青年梦寐以求的解放军。文革结束后转业当了一名普通职工,失落之余打架斗殴判刑坐牢,出狱后便频频出没于外国人光顾的饭店。其英俊的外表终于引起了一位 好莱坞老奶奶的注意,老奶奶将他带回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美国去同居。十几年后,他携带着老奶奶留给他的巨额遗产以及禁止他再婚的遗嘱附加条款回到中国,从 此乐善好施,曾被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2006年出版《忏悔无门》,风行一时。 [14]在中国当时的语言体系中,"科学"也可掉过来作"学科",从事文史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一度都被视同"科学家"。 [15]知识分子可谓改革前十年的第一阶级,他们今天羡慕老板,一口一个"张总""李总",而当年的张总李总却把他们羡慕个不成,居然给自己想出"管理教授"这样不三不四的名号。 [16]一般叫"鸭舌帽",一度是中国招贴画上工人的标准佩戴。 [17]"受雇"、"老板"之类在当时是很陌生的词汇,毛时代也用,但多用 于被中国革命推翻了的"旧社会"。老板一词最早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中开始流行,他们给教授当researchassistant,于是爱说boss或老板。 揣摩其口吻,似乎也多少流露了一种时髦而浅薄的价值取向,因为这些留学生在1980年代初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就喊出"宁要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要社会主义的贫 穷"的口号。 [18]这在1990年代初的媒体上曾有过议论,多被解释为城里人当惯了"爷",吃不得苦。 [19]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 从1997年的7千万到2003年的不到4千万,呈锐减趋势,转引自常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81页。关于九十 年代中期到两千年初期下岗工人的总数,不同研究者的估算出入极大,有说2000万,有说4000万,还有说6000万的。这并不奇怪,首先"工人"的定义 就有分歧,是仅仅产业工人呢,还是也包括第三产业的商业职工?其次"下岗"的标准也不清晰,"待岗"算不算?"内退"怎么算?再者,有人登记了下岗,有人 没有。 [20]参见本人2004年写的《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21]参见本人与祝东力的对谈《笑里藏着什么?》,《艺术评论》2004年2期;祝东力《小丑的夜晚:关于东北二人转的所思所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5b01d010007z3.html。 [22]据已故法学家、宪政学者蔡定剑的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到了最近的第十届,工农代表已从第四届的51%,下降到第十届的不足4%。转引自邋遢道人的网文《工农代表占51%时不说,4%时要改献策为"谋策"?》,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9/262258.html。 [23]见苏晓康1990年代初发表在《中国之春》上的政论。我在戏剧《切·格瓦拉》里,曾把他们想法压缩成一小段台词:"工人阶级哪儿是什么先进生产力呀,顶数他们落后,垃圾!有他们赖在岗上,科技就甭想进步,效益就甭想上去。" [24]参见本人的《3+X:国家、西方和市场之间的文艺琐谈》,载《博览群书》2003年11、12期或本人博客,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7251_p_1.html。 [25]相形之下,官僚阶级对读书人的能量一贯轻视,觉得他们只会摇笔杆子、耍嘴皮子,成不了气候,大概是到了1989年才转变思想,实事求是。后来通过211工程以及最近的社科创新工程等等形式对知识分子的大笔投入,想必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有一定关系。 [26]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乡镇企业职工人数1980年为三千万,2007年为一亿五千万。 [27]据《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估计,总数多达二亿四千万,见http://www.gdcct.gov.cn/politics/chin ... 105/t20110524_494758.html [28]1960、1970年代还集体化的时代,"冬闲"时节,公社一般会组织农民修水库什么的,其实也是一种为剩余劳动力创造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用民间幽默的说法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供-需以及所谓劳动力的"剩余",其实也有辩证、相对的一面。 [29]同注26。乡镇企业1980年人数为三千万;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1985年人数接近7000万。亦见《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7日。 [30]关于平等与不平等运动既对立有同一的辩证关系,我在《高高低低话平等等》中有更详尽的讨论,见《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1]城市里的很多行业,如餐饮、快递、建筑装修,甚至制造业的一些部 门,就算城里人想干,恐怕也拿不起来了。发达国家的一些低中端产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冲击,气得他们直烧中国的裤子。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世界的城市,他们 在享受便宜商品的同时,丧失了生产它们能力和机会--谁也不可能哪头都合适。 [32]据调查显示,92.4%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62.5%的人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这个比例远高于他们的父辈。见《农民工对城市满意度:二代不如一代》,《新华日报》2010年8月10日(http://news.163.com/10/0810/07/6DN65GOU00014AED.html) [33]这一时期农民农工最突出的问题是欠薪,结果是空手离家,空手回家。农民工讨薪的艰难测量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野蛮程度。参见笔者前不久写的《农民工讨薪六法》,《凤凰周刊》2011年17期。 [34]忘了是《天涯》2000年具体哪年哪期了,上面登了一组在珠三角血 汗工厂打工、后在火灾中丧生的农村女孩日记,她们悲惨的境遇让人动容。日记中提到,城市再难,也绝不回去了,因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在融入城市生活的 决心上,男女间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性别文化通过婚姻为二者提供的机会是不大一样的。这一点跟1980、1990年代中国在西欧北美的留学生境况仿佛。 [35]在维也纳这次会议上,来自西方的与会者听到有关十三连跳的介绍都称"太可怕了"。我跟其中一位说,如果富士康工人不跳,还像一代农民工那样无动于衷,那对西方才真可怕呢。 [36]十年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在谈论"刘易斯拐点"(Lewisturningpoint),似乎说的早了一点。不过就长期趋势而言,这个转变迟早要到来。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以及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这个"点"会是一个相对漫长而模糊的时间段。 [37]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这些年"三农"同环保绿色一道几乎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口香糖了,成全并维护着他们的爱心和高尚感。 [38]有位女诗人将自己的漂泊潦倒经历稍做移情,创作了一组悲愤而有力的现代诗《弱势群体之歌》,其中失意知识分子和农民工光影交叠,都分不清彼此了。参见笔者《世路上行走的诗行》,《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9]这条消息在媒体上耸动一时,不过,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并无"维稳"一 项,有的是"公共安全",其2011年预算为6244亿,超过了国防预算。正像有论者指出的,这个界定含糊的"公共安全"预算有可能夸大了实际的"维稳" 经费。但定义更含糊的"维稳",其实际花销也有可能比6244亿还大。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有些在财政预算中会落在非"公共安全"的开支下,如近 年藏、疆两地开工的一些"民生"工程,是跟维稳直接相关的。
  2. 郑永年: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2012/03/06
    与自由主义拒绝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被本土化了,这导致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国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那么迅速,就是因为没有抑制新自由主义的力 量。
  3. 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
    2012/02/10
    在传统时期,乡村具有相对自主的政治空间,从而可以阻止乡村内部边缘人群搭便车行为。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的全面渗入,乡村自主政治空间逐步消失,乡村社会由分配责任与义务的政治向分配权利的政治转变,之前被乡村主导力量所压制的边缘力量崛起。在乡村去政治背景下,不受约束边缘力量的崛起,对当前乡村治理构成重大挑战。
  4. 季剑青:民族主义能否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读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
    2012/02/07
    收入这本书中的三篇文章,虽然处理的对象不同,但在我看来背后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关怀,用汪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提出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的中国观",一种新的阐释现代中国的理论框架。
  5. 伊朗国情简介
    2012/02/07
    伊朗北部与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接壤,并隔里海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相望;西部与土耳其、伊拉克、东部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南部濒临波斯湾和阿曼湾,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和沙特阿拉伯隔海相望。
  6. 王明珂:谁是羌人--华夏边缘的漂移
    2012/02/07
    在此,「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的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着「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
  7. 罗伊:资本主义如何毁了印度?
    2012/01/30
    资本主义真正的掘墓人,原来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是存在于其自身错觉中的红衣主教,他们将意识形态变成了宗教信仰。他们似乎难以理解现实,也难以领会思潮变化的精髓。
  8. 大江健三郎:历史重演
    2012/01/30
    日本战败时我十岁,第二年日本就通过了新的宪法。然而事实是,日本已经逐渐对军事力量进行了整组改编,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与美国签署秘密协议,允许其向日本出售核武器,这样一来,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便成了一纸空文。
  9. 黃國鉅:港式民粹主义的雏形
    2012/01/29
    他们要吸引的,不是民众的思想,而是诉诸他们的恐惧情绪和自卫本能。
  10. 香港独立媒体:本土论战与蝗虫想像(编辑室周记)
    2012/01/29
    群众的担忧(无论理性或非理性的)需要真切的理解,动辄套上排外民粹的标签是无补于事,也会阻碍理性交流,但伴随汹涌民情而生的蝗虫论,却必须尽最大力量声讨。
  11. 马丁·雅克:中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2012/01/19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其后果意味深长。在西方,至少在二战后这个时期,我们总是认为合法的国家,绝对是一种民主的运作方式,并且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中国模式却颠覆了这个逻辑。在西方看来,中国没有民主,但它的国家有着很大的合法性,我认为比任何西方社会的合法性都大。如果国家的合法性所指的主要或只是民主的运作方式,那么像意大利这样开展大量选举的国家理应有很大的国家合法性。但事实却相反,在意大利,国家由于长期缺乏合法性而衰弱。其原因是,意大利人对国家持极怀疑的观点。他们不认为国家是其正当代表,实际上,很多意大利人认为国家要么是非法的,要么只是部分合法的,而后一种观点更为普遍。这就是为什么避税被许多意大利人认为是完全合理的,为什么他们选贝卢斯科尼为首相的原因所在。这个人曾为了其个人目的公然使用国家权力,以保护自己免于对其用非法手段建立媒体帝国的指控。在意大利,国家之所以长期缺乏合法性,源于复兴运动(150年前的意大利统一运动)只是部分获得了成功。它从来没有降服其他势均力敌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认同资源,从而成功地使意大利人首先效忠于自己。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仍然是分裂和脆弱的,人们所效忠的对象也都势均力敌,国家无法像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一样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及相应的合法性。从意大利的经验来看,很显然,民主并不一定能确保国家的合法性。而且,与当今西方的常识相反,民主绝不是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使我们又回到了中国的问题上。在中国,国家合法性有两个基本来源,但都与西方式的民主无关。第一个来源也是国家合法性的首要原因。即中国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民族国家,尽管在20世纪中国就自称是民族国家,但它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在西方国家,最主要的认同来源是民族国家;中国则不同,其主要的认同来源是中华文明。近代中国的历史不是追溯到约19世纪末民族国家规范的采用,而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胜利。决定中国人认同意识的所有关键特征--儒家价值观、国家的独特作用、家庭的本质、祖先崇拜等都可以追溯到过去2000年作为独特文明国家的历史,而不是追溯到20世纪作为不完全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被定义为惊人的长盛不衰,人口和地域规模与众不同,而最不寻常的就是,其文明和国家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其结果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就是统一。这并不奇怪,因为维持这样一个庞大和多样化的国家的统一免于各种巨大的离心力威胁,无论是在帝国、共和,还是共产主义时代,都始终是中国治理中最重要和艰巨的任务。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都是国家分裂和不稳定的时期。在中国人看来,国家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也就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换句话说,就是文明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国家神圣的首要的任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天命"将被收回。这一责任的极端重要性,赋予国家超出所有其他机构的基石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意义。关于国家合法性的第二个因素最好可以描述成,国家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以及国家对中华文明的责任提高和强化了这种合法性。过去一千多年来,国家的权威都没有遇到重大对手。这与西方国家为建立权威不得不与众多的对手和竞争者,如教会、贵族、商人、企业等进行斗争完全不同。关于这场斗争的故事,几个世纪以来在通过有关界定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律时一直被人们诉说着。与之相对照,中国的国家权力没有受到明显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手,那就没有必要界定国家权力的边界了。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国家合法性有多么根深蒂固了。它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在某些方面历史可能更长。而且对中国人而言,国家的作用难以想象地重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与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的西方人完全不同。对于西方人来说,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明确的和受约束的。美国与欧洲的传统,尤其是与法国和德国的传统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这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尽管程度不同,但西方人都倾向于认为国家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入侵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社会脱钩的。中国人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家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中国人认为国家就是家庭的一分子,实际上就是一家之主。请记住,家与国是中国社会当中两个最重要的机制。与西方传统相比,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程度要大得多。在中国社会中,国家不是局外人,而是有着令人骄傲的地位。在中国,国家的另一个名称是家国,这并非一个语言学上的偶然。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人在历史上和今天如何认识国家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基本背景。在这里,强调中国国家传统的延续性是重要的。尽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不断被改造,但这些事实仍继续决定着中国国家的本质。在中国,国家的历史演进方式完全不同于欧洲,更不用说美国的传统,这并不足为奇。一方面,在中国,国家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它是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政府。在此之前,写于2500年以前的《孔子》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本治国的伟大哲学著作。在中国,国家已经具备了能够治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的现代化形式:中央集权的政府、建立在科举制度基础上的训练有素和老练的官僚队伍。这比欧洲要早得多。它还发展出一系列关于经济、人口和军事方面的能力。例如,户籍制度以及像大运河和长城这样庞大的基建项目。它有能力在全国各地调拨粮食,以平衡供需。这比欧洲要早得多。到了大约1000年以前的宋代,所有这些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有些甚至在之前的数百年就建立起来了。换言之,不仅是中国的国家远比欧洲国家的发展早很多,而且其发展轨迹也绝然不同:开发出来的国家功能要早得多,发展的次序不同,其所依照的因果关系模式也不同。鉴于历史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试图透过西方的光谱来了解当代中国国家及其可能的发展路径,将是极为短视的。事实上,在中国,没有比国家更与众不同的(如果你喜欢,可以用更"乡土的"这个词)制度设计了。我们必须首先用它自己的说法而不是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来了解中国国家当前的作用、结构及其未来的演变。当今中国的国家这又把我们带到了今天中国的国家这个问题上。在今日中国,国家仍然非常与众不同。以其经济作用为例。与它最为接近的是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台湾。与"华盛顿共识"模式提倡市场作用、私有化、最低限度的国家不同,东亚模式包含一个高度活跃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工业政策、一个出口导向的策略。中国模式大量吸收了这方面的经验,但仍然非常独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国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在日本和韩国是非常有限的,而在中国则是广泛存在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了国有企业的重大改革(这与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所推行的办法都一样),西方普遍预期私有化将减小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作用。但事实上,其结果完全不同。由于"抓大放小"策略的实施,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但较大的国企进行了重组、获得了补贴,并经常合并创造更大的国有企业。2008年,国有企业占工业和服务部门总资产的30%,但其数量却仅占企业总数的31%。换句话说,尽管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但却控制了企业总资产的很大一部分。自1999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数量从37%下降到不足5%,资产从68%下降至44%。与私有化不同,政府设法使大量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尽可能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因此,前150名国有企业远不是变成了跛脚鸭,而是变得利润非常可观,其利润总额在2007年达到1500亿美元。这一直是一个更大的政府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公司,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很难想象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会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通常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并经常处于半垄断状态。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反而将它们暴露在与其他国有企业、私人公司和外国公司最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允许国有企业筹集大量私人资本。2007年首次公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前12个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其筹集的总资本占全部资产的85%。其中一些最大的企业甚至还有外国股东。例如,一些私人投资者共计拥有中国各银行1/4的股份。可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将私企和国企的特点最好地结合了起来。领先的国有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难以计数的援助,但也有足够的独立性更像私人公司一样进行管理,而且能够像后者一样筹集资金。这种结合的方法反过来也起作用,一些最大的私有企业如联想和华为公司一直以来都主要得益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和韩国类似。然而,与日本和韩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不同,中国表现最好的公司大多有着政府背景。因此,当前的中国模式包括一个积极的、无所不在的国家,一个由国有企业构成的强大躯体,一个与私有部门大公司的联系网,一个中国经济转型和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缔造者。重要的是要强调,中国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高度能动的机制。西方的普遍看法是,国家的特点是僵化、萎缩、不合时宜,但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西方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即虽然中国经济改革进展迅速,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是大错特错。中国曾进行了广泛和深远的改革,特别是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而且改革仍在继续。中国的改革比西方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改革要大得多。在试验和试错过程的基础上,国家不断转型,机构也重新被定位和受到激励。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记住,中国的国家不仅只包括中央政府,还有省政府,其中有九个人口都不少于法国和英国,更不用说像北京、上海、重庆等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了。各省政府都有自己的经济和工业政策以及自己的省有企业,如中国最大的汽车公司奇瑞。事实上,中国经济如此充满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各省以及各省的公司(有些是国有,有些是私有)之间一直存在竞争。中国模式还有另一个最不寻常的方面。它把两个人们通常认为毫不相关的特点结合在一起。首先,有一个无处不在(和多元)的国家,它高度活跃,通过各种方式介入经济(和社会)活动。其次,坚决信奉市场和相信竞争。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是抵触垄断的,一旦出现垄断,政府就设法重组市场以确保竞争。对第一个特点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它与中国的历史完全一致。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对中国信奉市场和竞争感到惊讶,这同样深植于中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当中。亚当·斯密在18世纪末期就描述了中国市场远比当时欧洲的市场要大得多,发达得多。中国模式的特别甚至是唯一之处,坦率地说,就在于它是超国家和超市场的结合体。中国在这方面的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以下悖论:中国"比产业政策鼎盛时期的日本更加市场导向,但在影响具体的工业产出方面却不如日本积极,尽管今天中国的国有制是如此突出"。近年来,关于所谓"北京共识"的提法一直存在许多讨论。但应该指出,中国人自己还没有采用这个提法,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多大的兴趣。该提法认为,中国的例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了相关经验和教训。毫无疑问,这确有道理。毕竟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它比美国要有资格得多。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却面临各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和挑战。虽然,这并没有阻止美国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提出自己的建议,但现在却被人们驳得体无完肤,置之不理。但是鉴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情况,其他发展中国家究竟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呢?最显而易见的似乎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有能力的、战略性的国家,竞争精神,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实验过程,向外来思潮开放和相对开放的市场。中国的发展有两个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复制的基本特点,一是中国的国家,二是中国的地域和人口规模(印度除外)。从表面判断,作为高度发达的社会和经济体的西方,能向中国学点什么就更不清楚了。毕竟它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然而,正是中国的转型速度,越来越迫使我们不得不去设法理解和学习中国的经验了。此外,如果中国国家的传奇真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经验(事实的确如此),那认为我们只能借鉴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经验就大错特错了。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从追随型向创新型迈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会看到中国的国家将发生深刻的改变。但是,鉴于过去2000年的历史,我们不应该期望中国的国家突然或从此就变成西方式的经典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新制度形式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其内在的连续性仍将像过去一样明显和持续下去,其本质特征换上了新装,但它的DNA却不会改变。那么,中国的国家能为西方提供什么经验呢?从本质上讲,由于源于如此不同的历史和文明基础,中国呈现出一种我们多少有些陌生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使超国家和超市场并行不悖。中国模式不在任何西方看待国家的或左或右的谱系当中。它不能被复制或移植,因为它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产物。但假以时日,随着中国转型为一个现代社会,同时也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时,中国的国家就将对我们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了。这将迫使我们重新评价我们对国家及其作用的认识。除了国家和市场的独特结合以外,这种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以及据称近2000年来最出色的国家,中国是治国之道的老家。正如我们在过去30年里所看到的,尽管事实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国家确实是非常有能力的;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的国家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运作自如。其能力之一就是战略思维能力。步履蹒跚和疲惫不堪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成功相对照,会使人们越来越多地争论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国家身上学习些什么。总结有关中国国家的讨论,可将其主要特点归结如下:高度的合法性基础深厚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历史悠久的治国传统权限极大卓越的战略能力,眼光长远内在的延续性国家和市场的独特结合中国的软实力最后,让我们在中国软实力的大背景中来思考中国的国家。人们普遍认为,对于发达世界而言,中国的软实力仍然十分有限。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则完全不同:作为其经济成就和援助的结果,中国已经对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很难发展出一种对西方有吸引力的软实力。这的确不容易做到,但我认为,这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是严重的低估。中国在发达世界没有什么软实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是其更大的吸引力唯一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的世界尤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最渴望摆脱贫困,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人们渴望成为比自己所处社会更富裕的社会中的那些人,而瞧不起比自己更贫穷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不成文的等级观念。目前台湾不希望成为中国一部分的一个根本原因,与其说是中国缺乏民主,还不如更坦白地说,是因为中国比台湾更贫穷。此外,富裕的国家拥有向他国推介自我的手段,如好莱坞、大型体育赛事、谷歌之类都是富裕和发达社会的功能。而中国直到2008年才成功(并且有必要的资金)举办了奥运会。在这个意义上说,约瑟夫·奈有关软实力的观点存在严重的概念缺陷。例如,在《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中,他用基本上完全不同和毫不相关的词语来描述硬实力和软实力。他在一个表格中,将经济实力归为硬实力。他说,"软实力并不取决于硬实力。"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它的文化......政治价值......外交政策......"然而,经济实力,即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对多数软实力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原因有二:首先,人们渴望能成为富裕社会而不是贫穷社会中的人;其次,多数软实力都建立在经济财富的基础上,并且依靠它才能行得通。奈说,"美国的许多软实力都是好莱坞、哈佛、微软和迈克尔·乔丹制造的"。但其中的每一个都不同方式地依靠或消耗了大量国民财富。这些对巴西、安哥拉,或中国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只有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经济体的美国,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综上所述,硬实力和实力量不能根据分类系统分隔成互不相关的领域。它们的形式或许不同,但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都是一国实力及其治理制度的表现形式。此外,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经济实力是软实力的根本前提,决定了其本质和可能的形式。有关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难就难在,它把这种实力碎片化,使之失去了联系,而没有认识到其在本质上是有机和根本上统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安东尼·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为处理各种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概念框架。让我们回到中国软实力的问题上,或者说,回到中国未来的霸权吸引力的性质问题上。综上所述,很显然,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就有能力用各种方式而不仅是文化的方式向世界推介自己了。北京奥运会就已让我们初步尝到了其中的滋味。中国正在迅速扩展其全球媒体事业,例如,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众多国际频道。同样,现在世界各地有数百个孔子学院。穷国做不到这一点,但中国慢慢有能力也愿意做到这一点。而且由于登上了发展的阶梯,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向外看,成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全球性大国。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用来施展其文化的支配性影响的物质力量将迅速增长。作为一个日益强大和富裕的国家,中国将产生其吸引力。在其鼎盛时期,仅仅因为有钱,美国最有吸引力的特征和其他很多方面都成了现代化的标尺。人们看看美国,就可以了解和设想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过去60年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计其数,如汽车、商场、高层建筑、航空旅行、郊区、个人电脑、互联网、搜索引擎、快餐、常春藤盟校、好莱坞等的兴起。所有这些在富裕起来的地方涌现,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与之相比,这并不是说,美国垄断了这种影响,而是它居于压倒性的主导地位。当我们进入一个多极经济世界时,由于美国衰落,而中国崛起,美国正在而且将逐渐失去这种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将逐步得到它。这不是推测,而是一种必然。以基础设施为例。这当然是一个古老的中国传统,如前面提到的长城和大运河。庞大的基建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组成部分。其结果是基础设施及其技术变成令世界羡慕的对象:庞大的机场、优秀的高速公路网、北京至拉萨的铁路、浦东至上海的磁悬浮铁路、三峡大坝、鸟巢体育场,以及将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并最终改变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和关系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相比之下,美国就相形见绌了:基础设施已经老化,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充裕,所谓的远见以及令人忌妒的对未来的承诺。当设想未来的基础设施时,世界现在越来越把视线转向了中国。这无疑是软实力的一部分,而这已经发生了。再来看看城市及其交通体系的未来。据估计,到2025年,中国将有八个人口超过800万的城市。中国的问题是人口众多,空间狭小,这与美国和欧洲非常不同。中国需要建设新城市来解决流动性问题。因此,预计中国将走在这一创新的最前沿,成为世界人口大国的标尺,并对我们所有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公交火车",它类似于汽车在隧道或桥梁上飞驰一样,沿着高速公路的一个方向在轨道上运行,时速高达37英里,运力多达1400人。欢迎来到中国式的未来。总的来说,中国的现代性(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雏型)将成为未来中国软实力的独一无二的最有力的一个来源,并且发挥其作用。以根本性的文化问题,如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例。正如前面在国家的背景中所述,这些不能被移植或复制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中。最有可能这样做的国家是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和越南。尽管如此,中国文明传统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支配性的影响,正如外来和陌生的西方传统在最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最近两个世纪所做的那样。中国的国家肯定是其中一个。但还有其他三个值得一提。你或许由于艾米蔡氏新课程出版的影响,会对中国家庭教育的传统与西方相比有何优劣产生争论。这不是新的:它在目前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敢肯定,辩论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家庭教育的传统与西方在许多方面都是绝然不同的,其影响力将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而扩大。还有什么能够比不同的家庭和家庭教育模式更根本的软实力表现形式呢?家庭教育与教育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根据全球教育成绩的调查,近些年来,东亚儿童的表现比西方儿童要好很多。最近的例子是2010年12月发表的调查,该调查表明,上海学生的水平明显好于其他地方的学生,而且远远好于美国学生。有一种贬低这些研究结果的权威说法,即东亚儿童的学习靠死记硬背,而西方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如何解决问题和有创造性。这可能有一些道理,但肯定被夸大了。事实证明,上海儿童在这方面也更胜一筹。不过,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化比西方社会更加强调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而这一信仰根源于一种非常不同的文明传统。顺便说一句,这些社会比西方传统更强调包容性,即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成功。很显然,在美国和英国,教育程度非常低的离校儿童的比例高得惊人。我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犯罪。西方社会的犯罪率比东亚社会高很多。有儒家传统的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强调责任、父母的权威、尊重、纪律和秩序。美国最不具吸引力的特点之一就是高犯罪率,特别是凶杀案。这有多种原因:一个是其特有的枪支拥有情况(它是美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另一个是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遗产。我不认为东亚地区的城市有人会问:"这个城市安全吗?"在有儒家传统的社会当然不会有此疑问。相反,按照美国的标准,它们是非常安全的。这些例子,包括国家、基础设施、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犯罪,对人们的生活和人们所关心的事情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它们远比通常用来说明美国软实力的那些例子重要,后者通常是从流行文化的某些方面提取出来的。前者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与治理和责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它们才是最根本的。我的结论是,有关中国软实力的多数讨论都非常肤浅。毫无疑问,中国迟早会把它巨大的软实力,运用到不仅仅对我们西方社会的未来最基本的那些领域。(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12. 殷之光:叙利亚在发生什么?
    2012/01/18
    "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爆发的时候,人们还可以天真地认为这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暴政行为,那么当这场运动发展至利比亚、叙利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看到,其背后隐藏的影响所有阿拉伯世界的深层次的宗教与社会动因。
  13. 2011年社科界十大热点关注
    2012/01/14
    2011年社科界十大热点关注(社会科学报编写)
  14. 《外交》:多元文化主义已“彻底失败”?
    2012/01/13
    2010年8月,德国关于外来移民融入问题的争论达到高潮,时任德意志联邦银行理事的希洛·萨拉秦出版了《德国放弃自己》一书,警告人们提防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带来的经济文化危险,探讨移民与德国人智商退化之间的关系。该书一经出版便迅速热销
  15. 项飚:寻找一条中国道路
    2012/01/12
    关键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们怎么看世界。究竟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在学理上足够精细,是另外一回事,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对世界的新的想象。即世界不是完全外在的实体,不会稳定地、自动地迈向历史的必然,而是要把世界想象成为一个要主动争取的对象,相信自己能在世界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16. 赵晓力:中国家庭正在走向接力模式吗?
    2012/01/09
    费孝通的理论,虽然和"五四"以来对婚姻的浪漫主义想象格格不入,却符合儒家对婚姻功能的理解:"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17. 欧树军:重归家庭: 福利国家的困境与社会治理新模式
    2012/01/08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穷兵黩武、债台高筑的美国越来越像古罗马帝国,欧洲也深陷史无前例的主权债务财政危机,我国人口的再生产则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身处时局巨变之中的我们,是时候根据我们的人口模式转变和将来可能出现的财政压力,从长计议一种"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了。
  18. 福山:历史的未来(中英文)
    2012/01/06
    自由主义民主在中产阶级衰落后还能维持吗?历史的未来在于左翼是否提供建设性新方案。(1月6日更新,感谢观察者网提供中译文,译者:朱新伟)
  19. 昝涛: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演变
    2012/01/06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导言
  20. 洛苏尔多:自由主义的反历史
    2012/01/05
    我的著作并非拒绝承认自由主义的价值。《自由主义的反历史》采用的方法论是:研究对象不是抽象的自由思想,而是自由主义,即具体的自由运动 和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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