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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郑永年:中国外交:新思维才会有新格局
    2010/11/17
    中国包括经济和军事在内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崛起,不仅其在国际政治所起的实际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国际社会也是这么期望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外交格局似乎是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尤其是今年年初以来,外交全方位面临很大的连锁压力。在压力之下,中国大多表现为抱怨和愤怒,处于消极的防御状态。尽管在一些领域也表现为强硬,但这些强硬的举措往往引出相关国家更为强硬的反应。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如果外交处理不好,更有可能演变成为深度外交危机。 连锁压力发生在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和美国的关系中。东亚和东南亚是中国睦邻政策的重点,但是现在可能很少会有人真的相信,中国和邻居的关系是和睦的了。今天,尽管中国和邻居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但邻居对中国的戒心和怀疑也与日俱增。一些国家担忧中国崛起对他们负面的影响,另一些甚至恐惧于中国的崛起。于是,这些国家在努力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就开始想方设法来预防中国崛起对他们所能造成的“威胁”。而中国各方面并没有意识到邻居的这种心态,因此没有能够从邻居心理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外交关系和外交行为。结果,一些外交结局刚好和自己原来的设想相反。 从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几乎是一泻千里,每况愈下。首先是和韩国的关系。在朝鲜问题上,世界上所有国家视中国站在朝鲜一边。韩国和日本视朝鲜为威胁,对美国来说,这个威胁并非坏事,因为刚好论证了美国力量在亚洲存在的合理性。“天安号”事件之后,美、日、韩同盟的军事战略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之后,南中国海问题出乎中国意料地浮上台面。因为南中国海问题不容易解决,在今后的日子里一直会牵涉中国诸多外交精力。和南中国海问题一样,东海钓鱼岛事件是个老问题,同样具有主权纠纷的性质。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崛起,日本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中日关系。 中美关系对立加剧 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和美国的关系。在一个实际上的G2结构之内,中美之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冲突,但保持合作至为关键,一旦发生重大的冲突,整个世界就要遭殃。但是,中美两国尽管同处一个结构,但行动共识则很少。美国也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如何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了。从战略到经济各个层面,美国已经摆好了和中国较劲的姿态。在小布什时期已经形成的亚洲“小北约”因为“天安号”事件而得到强化。如果南中国海问题解决不好,这个小北约也有可能扩展开来。同时,小布什时期已经提出来的“民主同盟”现在也有了形成之势。美国和民主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印度等的关系发展迅速,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美国遏制中国“挑战”和“威胁”的重点。在汇率问题上,“货币战”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货币战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较量。 中国当然已经不是从前的弱国,具有相当的能力来抵御外交压力。比如在经济上,中国可以做“稀土”文章或者使用其它的具有“经济制裁”味道的手段。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确可以利用经济杠杆向一些国家施加压力。美国和西方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正因为这样,在美国向人民币施压的时候,美国就显得比较孤独。因为各国和中国经济的关联度不一样,各国的立场就不同,美国很难协调。例如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在人民币问题上就和美国的立场不尽相同。这次G20峰会的结果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再者,连锁的压力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世界末日,中国也有其他的选择。中国可以选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结盟来应付美国的压力。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不过,一旦这个局面形成,将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所追求的国际关系局面大相径庭。 改变大资源、小外交的局面 要改变目前被动的局面,开创外交大局,提高外交影响力,中国还是要诉诸于理性。理性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被视为是软弱和屈服。实际上,理性并非软弱,更非屈服,理性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和使用中国日益增加的外交资源,改变大资源、小外交的局面。如何达成这个目标?这是个思维问题。如果思想不能解放,被老教条所框,那么就会白白浪费外交资源,不仅不能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反而会不明不白地损害国家利益。 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左”的思维定式。外交中“左”的倾向似乎各国都有,表现在强硬、民粹、爱国等等话语中。中国近来也有这种左的倾向性,并且是越来越明显。对“左”的思维来说,外交上就是“对抗有理”。和自己的对手(如美国和日本)对抗就是“爱国”,强硬的外交行为总能赢得社会的一片叫好声。相反,理性一些就被视为是不爱国,甚至卖国。在这样的情景下,到头来,强硬立场总是赢得“胜利”。尽管非理性的强硬往往是损害和破坏国家利益,但各方总可以找到很好的理由,一句“敌对势力”就可以向社会交代。在国际政治中,“敌对势力”当然存在,没有人会幻想一个没有“敌人”的国际关系。但“敌对势力”的存在不能成为外交小格局的借口,更不能成为外交恶化的理由。 有很多问题需要人们做理性的反思。例如朝鲜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外界的感觉是中国已经被朝鲜深度“绑架”。在他国看来,中国一直在“纵容”朝鲜,因为每一次朝鲜制造事端之后,总有中国站在背后,为其“撑腰”。而每次危机之后,中朝的关系似乎更进一步。但与此同时,中国和其他不认同朝鲜的国家则越走越远。中国在这方面的现状表明,其距离区域领导权还远得很,更不用说是主导全球事务了。要在区域外交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中国的行为必须得到区域大部分国家的接受。这不是说中国要放弃朝鲜,因为地缘政治关系和稳定的考量,中国是不能放弃朝鲜的。但中国在支持朝鲜的同时,也必须施加足够的压力,促使其实行改革开放,和国际社会融合,至少要遵守一些国际规则。 处理南中国海问题要更灵活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似乎已经迷失在双边和多边的关系上。因为搞不清陆地主权和海洋主权的区别,比较机械地固守着传统的双边主义。因为中国和很多周边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很多人也天真地相信中国可以通过类似的双边关系来解决海洋主权纠纷。这就引出了人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麻烦。较之中国,东南亚都是小国,都不希望直接面对中国这个大国。因此,它们欢迎美国的“回来”,即使美国不愿意回来,它们也会邀请美国回来的。这一点不难理解。但中国的有关方面似乎不理解这一点,因此视美国的“回来”是对中国的威胁。而中国的“拒绝”美国不仅被美国视为是中国搞亚洲版“门罗主义”,也使得东南亚国家非常担心中国的“霸权”,因此更需要美国力量的存在来平衡中国。因此,有观察家指出,是中国本身“引狼入室”。这话说得过分,但中国对此也可以作些思考。 在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在经济多边主义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海洋主权问题上过于死板。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早些时候做多边主义的文章,愿意和有关国家在多边构架内讨论双边问题,那么情况也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主权问题上的多边不是说中国和东南亚;在多边的构架内,和中国没有主权纠纷的国家,根本不会站在越南或者马来西亚或者菲律宾一边,最多只是个观察者。现在固守双边,就导致美国力量的介入,即大国政治化。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各方面的关系已经高度制度化,并且美国是唯一一个经过考验的大国。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如果感觉到中国在排挤美国,东南亚和美国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 南中国海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很难找到各方可以认同的解决方式(例如提交国际法庭仲裁),但控制和管理是可以的,就是不要让问题暴露出来,影响各国间正常的外交关系。没有人感觉得到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有能力通过双边来解决南中国海问题。那么,多边有何不可呢?即使在钓鱼岛事件上,现在美国提出要设立“中、美、日”的多边机制来讨论,这也不见得对中国不利。多边当然有它的风险,也不见得是能够解决主权争议,但从控制和管理的角度,多边主义就变得有效。 封闭性军事思维需改变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军事现代化问题。这方面对邻国和美国最为敏感。随着经济的发展,军事现代化变得不可避免。中国又是进出口贸易大国,对海洋航道安全非常敏感,同时也要保护自己“走出去”的利益。中国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来论证军事现代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每当中国在军事现代化上有所举动,就引出一片怀疑和质疑。在这方面,中国一方面需要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必须加紧和各国展开军事方面的合作。对很多国家来说,中国的军队还是个谜,在不知道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何物的情况下而怀疑,并且对未来感受到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尽管对外作了很多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无济于事。如果目前封闭性的军事思维不改变,中国军事合作的国际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中国的亚洲邻居和美国等大国的军事合作也会越来越紧密。 甚至在经济贸易和人民币问题上,中国也欠缺考虑到国际因素。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产物,各国都有责任,但目前各国已经陷入了互相指责的状态。中国实际上为挽救金融危机尽心尽力,是这些年来世界经济走出深度危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等国把矛头指向中国,好像中国是危机的主要责任者。变相的“货币战争”已经开始。当然,美国也不见得能赢得这场战争。不过,这场战争对于握有大量美元的中国绝非好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存在很多年,一直得不到解决。美国等国指责人民币汇率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出口盈余。 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尽什么国际责任呢?中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有自己的理由,那么就要用其他途径减少出口和增加进口。不难理解,提高劳动者工资要比提高人民币汇率会有效得多。提高劳工工资是利己利人。对己,它意味着增加劳动者收入,从而减少社会群体的收入差异,有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同时也会对企业产生压力,要求企业转型,通过技术创新而增加利润等等。因为劳动力成本过于低廉,企业没有动机来做投资于技术,中国的产业迟迟不能升级。对外,提高劳动者收入意味着可以减少出口,实现贸易平衡。但在这方面,有关方面一味地屈服于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劳动者工资仍然维持在一个最低的限度。人民币升值不一样,能够从人民币升值获得好处的仍然是富人,而非劳动大众。如果劳动者工资不能很快提高,又坚持人民币不升值,那么贸易失衡问题会恶化下去,国际压力也会越来越高。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今天的中国外交处于一个转折点。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尤其显著。西方仍然深陷经济危机,经济复苏缓慢。面临结构性问题,西方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整。中国经济尽管也有结构性问题,但受危机影响程度轻,并且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西方自己无力回天,希望中国多承担责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呼声表明的是中国外交资源的增加。不过,很显然,越来越庞大的外交资源不会自动转化成外交空间。如果搞不好,反而会走向反面。一旦中国的成长被其他国家视为是威胁,那么它们就要用各种方式来挤压中国的外交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如果没有新思维,不仅会浪费巨大的外交资源,而且也使得外交难有大局面。
  2. 福柯:整全与单一:对政治理性的批判
    2010/11/30
    1979年10月10日和16日,福柯应邀至斯坦福大学Tanner人类价值讲座发表演讲。“Omnes et Singulatim:Towards a Criticism of Political Reason”(整全与单一:对政治理性的批判)全文发表了这两篇演讲。福柯在这次演讲里考察了理性化和权力的过分使用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一种从“个体化权力”的观念、一种他称为牧领(pastorship)的现象发散出来的关系的转变。(英文本及赵晓力译文)
  3.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2008/08/26
    “专制中国”仍是西方惯用的一个词,这个概念究竟是描述还是偏见?它的历史根源又是什么?
  4. 迈克•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策略:地缘政治和各种新联盟
    2009/03/30
    当前大部分关于地缘政治的讨论,均设想我们只能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这两种维持全球秩序的策略之间作出抉择。
  5. 人文与社会:日本右翼教科书问题关键词
    2009/08/08
    2009年8月4日,日本横滨市教育委员会投票通过,当地公立中学可以采用一本右翼历史教科书。 这本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撰的教科书,本由扶桑社出版,但因用量太小,出版社与编撰方产生纠纷,此次改由自由社出版,横滨市教育委员会通过决定,从2010年4月开始的两个学年内,在8个区共71所公立初中可采用这本名为《新编新历史教科书》的教材,涉及学生大约3.9万人。这是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中的一次重要事件。该教科书在慰安妇和中日战争等问题上,采取右翼观点,粉饰侵略。特此介绍这个事件中的一些关键词。
  6. 郑鸿生:台湾人如何再作中国人--超克分断体制下的身份难题
    2009/09/01
    今天在台湾,「中国人」身分充满争议。
  7. 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
    2009/09/01
    在8月30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大选中,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击败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自民党,获胜后的民主党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在31日凌晨宣读大选胜利的宣言时,热情地宣称此次大选在日本宪政史上首次实现了“政权更迭”,30日这一天已“成为历史性的一天”。美国《纽约时报》8月27日刊登他的一篇题为《日本的新道路》的文章,中文要点见内,附英文原文及鸠山简介,包括鸠山家族自北洋海军起与中国打的交道等等。
  8. 陈多友、小森阳一:大众媒体墙与心脑控制
    2009/08/11
    对通过资本、权力的介入而进入流通的所有的言论,对资本、权力衍生出的语言表达去表示怀疑,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分析,并且把这个分析的原理理论化,我想,这是生活在21 世纪的我们今后生存下去的能量,是可以驾驭语言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每天一定要会见电视记者,乐此不疲地接受他们的采访,而且他的发言一定只使用用时仅15秒钟左右的语句,换言之,他使用了类似广告的手法表述自己,并有效地利用此种手法来控制国民大众。
  9. 王晓明:新的国家认同及其未来
    2008/12/07
    原编者按:此文以《中国认同之现状与希望》刊登于天涯6期,但有较大删节,此为全文。
  10. 唐小兵:聆听奥巴马
    2008/12/01
    分析奥巴马的当选演说。 “如果还有人对奥巴马的演说才能将信将疑,还有人怀疑一场草根性的群众运动在中产阶级的美国能否真正成功,还有人对激情和希望所能激发的巨大能量怀抱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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