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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孔孟之间与老庄之间

这篇小文想着重考察郭店简、上博简发现后,学术思想史直接受其影响的段落与部分。文中将先就简的年代本身作进一步的推定,然后分别谈到这两批简的两项最主要的内容,即儒家和道家,分别进行概观的探讨。

1993年清理出土的荆门郭店楚简,在1998年公布;1994年收购入藏的上海博物馆楚简,自2001年开始发表,迄今仍在继续出版之中。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出现,迅速引起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研究热潮,涉及到许多学科和方面,但受影响最大的,恐怕应推学术史、思想史。两批简内大量丰富的佚籍,使人们不得不提出重写有关学术思想历史的要求,在二十世纪长期流行,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的若干观点,正在遭到动摇,甚至导致根本性的改变。

这篇小文想着重考察郭店简、上博简发现后,学术思想史直接受其影响的段落与部分。文中将先就简的年代本身作进一步的推定,然后分别谈到这两批简的两项最主要的内容,即儒家和道家,分别进行概观的探讨。由于我个人识力有限,同时上博简也还没有完全公开,看法只能是不成熟,或者说是暂时性的,敬希大家赐予指教。

一、郭店简、上博简的时代

郭店简与上博简时代的研究条件明显不同。前者系经考古发掘出土,有出自墓葬的材料记录足稽,后者出于盗掘流散,缺乏原来墓葬的信息。

如众所周知,郭店一号墓其实也经过盗扰(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以下有关该墓材料均据此文),盗墓者第一次仅挖至椁板,第二次则在椁板东南隅箱头南端锯洞,并且撬开边箱,盗去一些文物。不过从后来发掘的平面图看,所失不多,特别是简基本得以幸免。这就使墓以及简的时代有可能得到推定。

按照考古学的原则,郭店一号墓的时代是墓中简的时代的下限。作为墓的随葬品的简,其书写的时间不可能迟于墓的下葬,由于是实用的书籍,一般说总应比墓的建成为早。至于这些书籍的著作时间,还可能比简的书写早相当一段时期,是大家不难理解的。

郭店一号墓的发掘简报,业已对墓的时代作了很好的分析。这座墓位于楚国郢都地区,这个地区的墓葬,考古学者已经有比较详细可靠的分期,其中江陵雨台山墓葬群的序列可以作为最好的标尺。郭店一号墓的简报正是这样做的,以所出器物尽可能同雨台山类似出土品对比。下面将比对结果表列出来,前面是郭店一号墓所出器物名称,后面是雨台山出同型器物的墓号及所属分期:

铜器:               郭店:    雨台山:

盘                   M354,    四期
扁菱形镞             M499,    四期
马衔                 M323,    四期
盖弓帽               M545,    四期

     陶器:                

鼎                   M176、179,六期
盉                              六期IV式
斗                              六期II式

漆木器:

耳杯                  M245,  五期
木梳                  M513,  五期
木篦                  M314,  四期

这里面陶盉、陶斗,简报对比雨台山六期,需要说明一下。雨台山分期中的陶盉,Ⅲ 式与IV式实际非常接近,据报告,见于M176、179的Ⅲ式盉"环耳外撇近横,蹄足内侧平,外侧有削割痕迹,肩、腹部饰弦纹",而见于M555的IV式,"形制相同",只说"环耳外侈近横,腹壁直,圜底近平,蹄足内侧平,外侧呈三棱形"(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8-69页),同Ⅲ式的差异非常细微。郭店的盉,看线图与雨台山Ⅲ、IV两式均有一点差异,可能是由于足上部有兽面,划到IV式一边去了。我认为该盉也当对比雨台山Ⅲ式,在其五期,这和陶鼎恰相配合,已见于雨台山M176、179。另外陶斗,郭店的一件与雨台山I式、Ⅱ式差别都比较大,恐没有分期的意义。

把陶器中的盉改到雨台山五期,去掉斗,便可看出郭店一号墓整体说来相当雨台山五期,即战国中期后段。

简报又专门以郭店一号墓器物同距离很近的包山二号墓对比,同型的有铜扁菱形镞、軎辖、木枕等。尤其是方形有漆绘的铜镜,两墓所出"如出一笵"。这种镜不是耐用物品,更表明墓的时代性。包山二号墓的时代可由墓中简文纪年推定,是公元前316年(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332页),属于战国中期后段,用雨台山分期,也在五期。

这一切,证明简报讲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确是很对的。

战国中期后段,从绝对年代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仍以雨台山分期来看,在中期后段之下,还有楚墓的一个期,即战国晚期前段的六期。郢都楚墓的下限,公认在秦白起拔郢的公元前278年,此后当地的墓即归秦墓的范围(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作为考古器物的分期,能明显成为一个期总要占二三十年甚至多一些,而公元前278年上距公元前300年不过二十二年,所以我们说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应该是合适的。有的学者出于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考虑,希望把墓的时代下移,是做不到的。

上博简无法用像郭店简这样的方法来推定时代,但如学者们共同感觉到的,上博简的形制、字体等与郭店简没有突出差别,当属于同一较宽的时代范围之内。以下两点,似可作为推测时代的参考:

上博简有一种现题为《柬大王泊旱》(马承源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柬大王"即楚简王,卒于公元前408年。上博简包括这个王谥,自然不能更早。简王的轶事成为一种文献流传,可能要在他身后若干年,把简的整体年代估计在战国中期后段以下较为合理。

与这批简同时,有一些丝织品流散,传说出于一墓。其刺绣技法纹饰都和江陵马山一号墓的出土品相若,很可能属于同时,马山一号墓的时代,发掘报告云"为战国中期偏晚或战国晚期偏早,约公元前340年之后,至公元前278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5页)。

因此,我们试估计上博简所自出的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到晚期偏早,简的书写时代也不出此限。

二、孔孟之间

郭店简依整理者的划分,有书十六种。上博简(不包括另收的字书等简)尚在陆续发布,据称至少有书八十多种。两者相加,已超过百种,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时在楚地流传的书籍的主要趋势。

两批简,内容固然很多很杂,但主要的,有学术思想意义的部分,是属于儒家和道家。我们看郭店简里面的四种《语丛》,性质是多种书籍的摘抄,其内涵主要仍为儒道两家。这说明,当时在楚国的诸子百家学说,这两家实居优势。进一步设想,由于楚国并非学术的中心,这样的优势状况可能也同样存在于全国其它多数地区。今后有条件的话,试以公元前300年为轴线,对学术思想史作一考察描述,一定是很有兴趣的。

简中所见儒、道两家著作,都出于学者的传述。儒家作品有记述孔子言行的,如《诗论》、《孔子闲居》,均系弟子记录传习之作。道家作品只有《老子》系老子手著,但所见是摘录本,所附《太一生水》则显为后学增加。因此,我们根据这两批简所能够直接阐发的,是老子、孔子以下早期儒家的学术思想。

现在先看儒家。

我曾一再引用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关于儒门诸子生卒年代的估算,下面再按本文的需要开列一些:

孔子            公元前551-479年
子夏                  507-420年
子游                  506-445年
曾子                  505-436年
子思                  483-402年
子上                  429-383年
孟子                  390-305年

孔子为儒家第一代。为七十子中后进的游、夏、曾子,是孔学的主要承继人,是第二代。子思则与七十子弟子平列,是第三代。孟子之学上承子思,然其生年不及见,或说是子思之子子上的弟子,是可能的,子上为第四代,孟子则在第五代。

郭店一号墓下葬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与孟子卒年接近,所以我曾说郭店简儒书当为孟子所能读。上博简的下限可能更迟一些,但其中儒书的内涵,写作年代在公元前300年以下的,即使存在也一定甚少,大体说同样应在孔孟的年代之间。《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关于儒分为八,篇中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或作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并不是并世的八个支派,而是辈份不同的八位学者,各有趋向。

值得注意的是,儒分为八中的一部分互相联系密切。前人已经论及,《孟子》书中明引曾子者九处,引子思者六处,均为崇敬推尚的态度(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3页)。乐正氏当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梁启超已有说明,即使如郭沫若说是孟子弟子乐正克,也同属一系。仲良子有注释曾子之语,同样和曾子系统有关(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6-1127页)。这样看来,儒分为八中的一半实际彼此相关,可说是当时儒家的主流。

郭店简以及上博简的发现,正好凸显了这一点。我已经讨论过,郭店简《缁衣》、《五行》出自子思,其它《性自命出》等也与曾子、子思一系有关系,甚至不妨视为《子思子》。上博简也有《缁衣》和《性自命出》(《性情论》),证明这一系儒家的著作在那时非常流行,有很大影响。

《性自命出》郭店简有一段子游的话,特别值得注意。《荀子·非十二子篇》在指责子思、孟子的"五行"说时,讲到其说托始于子游,可见子游同这一系存在一定联系。

最近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梁涛先生的文章《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与年代》(见本刊第4辑),文中提到《礼记》的《礼运篇》作于子游之说。《礼运》的中心内容是禅让,而郭店简的《唐虞之道》,上博简的《容成氏》、《子羔》等都主张禅让,其间应有关联。梁文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以为《礼运》成于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国以后,则恐不妥当。

禅让之说本于《尚书·尧典》,起源应该很早,但在儒家学说中形成高潮,可能即始于子游或其弟子撰作的《礼运》,《唐虞之道》等是在其影响下引申发挥的产物。到燕国的事件发生之后,孟子率先起而反对,鼓吹禅让的风气便煞住了。两批简的儒家著作中,禅让说一时盛行,正与战国中期后段公元前316年以前的形势相当。这对于推断简的时代,也是有价值的论据。

总之,在孔孟之间,曾子及子思一系作用最大,宋儒的道统说还是有相当道理的。

三、老庄之间

相比于儒家的孔孟之间,道家的老庄之间的传承更不清楚。

由于《史记》关于老子的传记突出了所谓"犹龙"的特点,老子其人和他的时代长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郭店简本《老子》的存在,至少把《老子》成书在《庄子》之后的一派说法排除了。

根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庄子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365-前290年,所以郭店、上博简中各种书籍也都能为其所能见。

《老子》的形成,应比两批简的时代要早,这是因为下列几点理由:

首先,郭店简里的《老子》三组,只是《老子》一书的摘抄本。这有其内证,《老子》丙组附有《太一生水》,而《太一生水》乃道家后学所作,其文字所本的《老子》篇章,有的不见于郭店简,充分说明当时《老子》绝不限于简本的那么多(李学勤:《论郭店简﹤老子﹥非﹤老子﹥本貌》,《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摘抄本自然要晚于内容更多的原本。

简中还有一些作品,是引申推演《老子》的,例如《恒先》。《恒先》不仅袭用《老子》,而且在思想上有相当大的跨进。这表示《老子》比简早,而且要早相当大的时段。

我们还可以把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书》放在一起考察。《黄帝书》作于先秦,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属战国中期(参见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龙晦:《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探原》,《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其内容多本《老子》,看来《老子》成书应更早些。我曾从各方面材料考虑,认为《老子》其书"不晚于战国早期"(李学勤:《古文献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在《黄帝书》公布以后,学术界为"黄老之学"面貌的揭示而振奋。原来文献艳称的"黄老之学",其思想富于积极色彩,与庄列一派的引退截然有别。后来的若干法家人物,都曾于此取义,如慎到、申不害以至韩非之流,殊不足怪,而其最晚的作品是久被贬为伪书的《鹖冠子》。

黄老一派道家的重新认识,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然而这是老子下面道家的别派,对于老庄之间的联系尚未能说明。

释读上博简《恒先》,使我们看到这里缺失的链环。

《庄子·天下篇》于诸子均有批评,最后推尚老聃、关尹,而归结于庄周。文中说关尹、老聃"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实则这样的范畴并未见于《老子》书内。郭店简《太一生水》有"太一",我曾以为是关尹遗说(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2页)。《恒先》开头便说:"恒先无有",这恰恰就是《天下》讲的"建之以常无有",其为老子弟子关尹一系的遗说,是明显的。

《恒先》下面还有一串术语,我读之为"大全"、"大(太)清"和"大(太)虚"。三者均见于《庄子》书内,"大全"见《田子方》,"太清"见《天运》,"太虚"见《知北游》(李学勤:《楚简﹤恒先﹥首章释义》,《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可以清楚地看到,《恒先》是《老子》到庄学之间的联络桥梁。

希望本文的简短讨论,能促使更多学者注意孔孟、老庄之间学术思想演变的探讨。相信这方面研究不但会更进一步抉发现已发现简文的秘蕴,还将导致对有关传世文献有深入的认识,在不久的将来,再有新材料出现,我们可以有较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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