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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惠:台湾志士,再不回忆就晚了——《陈明忠回忆录》序

吕正惠 陈明忠

  一、

  上世纪九O年代,台湾统派的一些年轻人,很希望五O年代的老政治犯(我们习称老同学)写回忆录。那时候全台湾已经充斥着台独派的历史观,我们希望老同学的回忆录可以产生一些平衡作用。但老同学对我们的建议不予理会,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要做事,回忆过去没有什么用。况且,那时候台湾解除戒严令才不久,老同学也不知道过去的事能讲到什么程度,心里有很多顾忌,当然更不愿意讲述以前的事。

  当时我们着重说服的两个对象,是林书扬先生和陈明忠先生。林先生尤其排斥写回忆录的想法,因此,直到他过世我们都不太了解他的一生。陈先生虽然比较愿意谈过去的事,但也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偶然谈上一段,他也没有想写回忆录的念头。

  前些年,《思想》的主编钱永祥,要我和陈宜中联合访问陈先生。这篇访问稿《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出来以后,很意外地被大陆很多网站转载,大陆读者反应说,他们对台湾历史增加了另一种理解。

  由于这个缘故,陈先生终于同意由他口述,让我们整理出一部回忆录。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李娜,知道这件事以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承担访谈录音和整理录音的工作,不拿任何报酬。李娜和蓝博洲、张俊杰,还有我,多有来往,比较了解台湾的统派,对台湾历史也比较熟悉,为人热情,所以我们就同意由她来承担这一工作。应该说,这本书能够完成,李娜是最大的功臣。

  李娜完成录音的逐字稿整理以后,我打印出来,交给陈先生修订增补,我再根据陈先生的校稿加以整理。李娜的逐字稿已经把陈先生所讲述的事实做了一些归并,而且划分了章节。在这方面陈先生和我只做了小幅度的调整。我的主要工作是修订文字,让陈先生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确,并且跟陈先生随时联系,确认一些事实。

  我跟李娜讲,陈先生普通话讲得不太好,讲话常有闽南话的习惯,造句、用词比较质朴,整理时不要太过修饰,尽可能保持他的语气,这样比较生动。李娜基本上按照这一原则整理,但她到底是北方人,又是女孩子,有时候总会不小心流露北方女子的口吻。我跟陈先生一样,讲的普通话含有浓厚的闽南话味道,因此,凡是我认为不太合乎陈先生口吻的句子和用词,我都改了。另外,陈先生个性比较急,讲得比较快,前后句子常常不太连惯,我就增加一些句子,让意思清楚。我的修改,陈先生至少看过三遍,他有时候也加以增改。应该说,全稿是在陈先生的仔细审订下通过的。

  回顾起来,自从李娜把逐字稿交给我以后,又经过了两年多,因为我很忙,校订工作拖得太久,这是应该跟陈先生和李娜致歉的,另外,稿子在《犇报》连载期间,把我的校订稿打印出来,交由陈先生修订,这种工作都是陈福裕负责的,他还和陈先生密切联系,从陈先生处选用照片,编配在本书中。在最后的排印过程中,校对工作全部由夏潮联合会的李中小姐负责统筹。最后,黄玛俐小姐听说是陈先生的书,立即允诺设计封面及版面,这都应该说明,并表示感谢。

  二、

  陈先生生于一九二九年,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台湾光复时十六岁,高中已经毕业,因此他主要的知识语言是日语。十八岁时遭逢二二八事件,并身涉其中,事变后不久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一九五O年被捕,一九六O年出狱。出狱后,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为台湾新兴企业的重要管理人员。但他不改其志,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花费大量金钱从日本搜购资料,并与岛内同志密切联系,导致他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国党原本要借着他的案件,把当时岛内从事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陈先生备受各种苦刑,仍然坚贞不屈,让国民党找不到扩大逮捕的借口。国民党原本要判他死刑,由于海外人权组织和美国保钓运参加者的倾力援救,改判十五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因病保释就医。陈先生出狱时,岛内台独势力已成气候,不久民进党组党,戒严令解除。为了对抗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陈先生又联络同志,组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者互助会、中国统一联盟、劳动党等,是台湾公认的重要统左派领袖。

  陈先生口述的一生经历,主要围绕着上述事件而展开,主要是以叙述为主。虽然偶有议论,但无法系统地呈现他的政治见解,因此他决定把《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收入书中,以弥补这一缺憾。陈先生的一生,不但呈现了台湾近七十年历史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现代命运。因为现代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大都不太熟悉,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对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加以重点分析。我希望这本书将来能够在大陆出版,因此,我把大陆的读者都预想在内,涉及面比较广,希望引起大陆读者的关注和讨论。

  我的序言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台湾人与日本殖民统治的关系,二、国民党与台独,三、中国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后续发展问题。

  大陆的一般人好像有一个倾向,认为台湾人对日本的殖民统治颇有好感,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其实这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台湾媒体给大陆读者造成的印象,完全不合乎历史实情。在一次简短的访谈中(见本书附录),陈先生一开始就说,改变他整个人生的思想和行为的,就是高雄中学的日本人对他的歧视。这并不是单独的个案。陈先生的前辈,二二八事件后台北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后来被国民党处死的郭琇宗,是另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出身于台北大地主之家,跟陈先生一样,考上台北最好的高中,也因为饱受日本同学的欺压而成为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要熟悉日据末期的史料,以及当时台湾重要人物的传记,就可以知道,光复后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台湾人普遍都有这种遭遇。

  其次,台湾农民的处境,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远比清朝恶劣得多,陈先生在书中已经谈到了。只要稍微阅读日据时代的台湾新学作品,或者了解一下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发展,也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日据时期台湾最活跃的反日运动是由“农民组合”所发动的。而领导农民组合的知识分子,大半就是对日本人的歧视非常不满的、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台湾人。这一股力量,是台湾左翼运动的核心,也是台湾光复和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主流知识圈倒向共产党,并且加入地下组织的主要推动力。

  非左翼的民族主义者如林献堂等大地主阶级,也对日本的统治不满。因为他们极少参政的机会,他们的经济利益也严重受到日本企业的排挤。他们一心向往祖国,认为只要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就可以成为台湾的主导力量,并且取得他们应有的经济利益。因此,台湾光复,国民党的接收官员和军队到达台湾时,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这从当时的报纸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种情势,在国民党来接收以后,逐渐地、完全地改变得过来,国民党的接收,几乎一无是处,所以才会在不到两年之内就激发了蔓延全岛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内部的左翼力量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在来台的大陆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迅速倒向共产党。他们之中最勇敢的、最有见识的,基本上都加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国共内战的局势对共产党越来越有利,他们认为台湾解放在即,不久的将来就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没想到,不久韩战爆发,美国开始保护残存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也在美国支持下,大力扫荡岛内的亲共分子,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白色恐怖。国民党秉持“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几乎肃清了岛内所有的支持共产党的人。这样,最坚定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台湾人,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关押在绿岛,还有一部分逃亡到大陆或海外,日据时代以来最坚定的抗日和民族主义力量,在台湾几乎全部消失。

  非左翼的地主阶级(左翼之中的地主阶级也不少,如郭琇宗、陈明忠都是)虽然对国民党还是很不满,但比起共产党,他们还是勉强跟国民党合作。但是,美国为了杜绝日本、南韩和台湾的左翼根源,强迫三个地区的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国民党当然愿意跟美国配合,因为这还可以借机削弱台湾地主阶级的势力。国民党表面上是用国家的资源跟台湾的地主阶级购买土地,但实际上付给地主的地价根本不及原有的三分之一。台湾的地主阶级从此对国民党更为痛恨,地主阶级的领袖林献堂外逃日本,而且还支持在日本从事独力运动的另一个地主廖文毅。所以陈先生才会说,台独运动的根源是土地改革,这是从未有人说过的、深刻的论断。

  这样,台湾内部原有的最坚强的、爱国的左翼传统在台湾完全消失,而原来温和抗日或者跟日本合作的地主阶级,全部转过来仇恨国民党。前一种人的后代,在父亲一辈被捕、被杀或者逃亡之后,在反共的宣传体制下长大,无法了解历史真相,又因为上一代的仇恨,当然也只会仇恨国民党。而地主阶级的后代,不管他们的经济力量受到如何削弱,他们还是比较有机会受到教育,比较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他们上一代对国民党的仇恨都遗留在他们身上,他们在海外又受到美国的煽动和支持,他们的台独组织在一九七O年代大大的发展起来,并且在八O年代和岛内的台独势力相结合,就成为目前台独运动的主流。

  在美国新兴的台独势力,开始美化日本人的统治。就台湾一般民众而言,他们亲身经历到日本和国民党的统治,他们认为日本官吏比较清廉而有能力,而国民党的官吏则是又贪污又无能,他们逐渐忘却日本统治的残暴和压榨,因为国民党的残酷绝不下于日本人,而国民党的压榨也和日本不相上下。所以,台独派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美化,很容易得到一般台湾民众的呼应,这样,整个历史就被颠倒过来,积非成是。最重要的关键还在于,国民党把最坚强的抗日的、爱国的岛内势力根除无余,这也是八O年以后岛内的统派力量一直很微弱,难以发挥影响的原因。

  三、

  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残酷地清除台湾最坚强的、抗日的爱国力量,这纯粹是自私。但国民党为了稳定台湾,发展台湾的经济,不得不实行土地改革,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说他做错了。没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经济发展。台湾地主阶级的后代对此念念不忘,也应该加以批评。

  坦白说,这十多年来我对国民党在台湾的功过比较能坦然地加以评价。国民党在土地改革后,实行低学费的义务教育,又实行非常公正的联考制度,让许许多多的贫困的台湾农家子弟逐渐出头,确实有很大的贡献。另外,由于教育的普及,受过教育的台湾人基本上都会讲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普通话不但让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还有原住民可以相互沟通,而且,在两岸互通以后,还可以跟大陆一般民众沟通,客观上为统一立下了很好的基础。虽然在推行普通话的过程中,国民党曾短时期(一九五、六O年代之交)施行过禁止方言的过当政策,但总是功大于过。现在的台独派,不管花多少力气想把闽南话文字化(他们称为台湾话文),都不能成功,反过来证明了国民党推行普通话的贡献。

  一九七O年代以后,尤其在一九八七年解严以后,过去三十余年台湾历史的真相逐渐被曝露出来。面对台独派及一般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罪行的揭露与控诉,国民党的统治阶层,以及他们的第二代很难反驳,再加上美国的暗中支持,国民党也无法以法律来压制台独言论。这样,政治上台湾就分成两大阵营,即现在一般所谓的蓝与绿。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之下,还是有不少台湾人跟国民党合作,他们的利益和国民党密不可分,同时,由于民进党常常诉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