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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马基雅维利式民主还是 麦考米克式民主"?--评麦考米克著《马基雅维利式民主》

章永乐:马基雅维利式民主还是 麦考米克式民主"?--评麦考米克著《马基雅维利式民主》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经略网刊
麦考米克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是一本既深刻又片面的书,而且恰恰因为片面,才达到了深刻。其深刻之处在于,通过解释马基雅维利,麦考米克对选举民主的局限性进行了反思,建构出一个有助于平民制约本国经济精英的政治控制力的制度模型,而这在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都在加剧的今天,变得尤其具有时代针对性。然而,认为马基雅维利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模型的原作者,则面临着许多文本解释上的困难。

马基雅维利的精神正在当代获得新的延续。在其出版于2010年的著作《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中,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麦考米克指出,当代的选举式民主无法避免经济精英垄断政权,必须在选举之外赋予平民以额外的制度支持,才能平衡富人的力量;而马基雅维利恰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原理和制度方案。根据他总结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原理,麦考米克为当代美国设计了一个"保民院",这个保民院由五十一个随机选取的非富人阶层的公民组成,具有否决权、公投提案权、弹劾权三项基本宪法权力,承担起守护共和国自由的使命(pp. 183-184)。

麦考米克教授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一直具有强烈的当代关怀,其马基雅维利解释尤以"平民主义"(Populist)路径而著称。在解释路径上,麦考米克教授与剑桥共和主义学派存在严重的分歧。麦考米克批评斯金纳、维罗里、佩蒂特等剑桥学派学者过多地将马基雅维利放在古典共和主义复兴的语境中进行解释,赋予其过强的精英主义色彩,而未能注意到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激进性和创新性。在麦考米克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具有强烈的平民立场,试图在一个贵族与君主主导的时代对平民进行赋权。这一观点当然不是全新的。早在18世纪,卢梭就曾指出,马基雅维利其实是在给人民上大课,《君主论》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其真正目的并不是给君主出谋划策,而是向人民揭示君主的阴谋诡计。但卢梭并没有在学术上完成这个证明。卢梭以后的平民主义者们继续受到马基雅维利的激励与启发,尤其是两位共产党人--意大利的葛兰西和法国的阿尔都塞。葛兰西在《君主论》中读到了马基雅维利对当代"新君主"共产党的告诫,而阿尔都塞则将马基雅维利视为一位孤悬在16世纪,与19世纪的共产党人气息相通的思想家。同样,这两位天才的思想家也没有对马基雅维利的文本进行足够深入和细致的学术解读。

《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则在学院派学术的意义上对"马基雅维利=平民主义者"这一命题进行了证明。在这本著作中,麦考米克主要基于《君主论》、《李维史论》与《佛罗伦萨史》三部作品,阐发了"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的原理,并对其制度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原理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对平民(Popolo)与"大人物"(OttimatiGrandi)之间差异的深刻理解。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里都存在两种不同的脾性(umori),"大人物"的脾性倾向于压迫,平民则试图摆脱"大人物"的压迫;既然"大人物"的野心并没有止境,平民在摆脱为必然性(necessità)而斗争之后,仍然要为对抗"大人物"的野心而斗争。如果说守护某物的责任应当被放在对其最缺乏占有欲望的人身上的话,那么守护共和国自由的责任应当被赋予平民。在马基雅维利笔下,罗马提供了一个值得效仿的范例,在那里保民官具有否决权,平民具有立法权和对共和国官员进行公开指控的权力。这些制度比选举更有助于维持平民的政治影响力,因为"大人物"很容易俘获选举制度,将其变成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在麦考米克看来,马基雅维利所构想的制度模式,完全可以应用到当代世界,尤其是美国。为了论证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与当代的关联,麦考米克不能不注意到当代世界与16世纪在情境上的不同:在当代世界,帝国主义已经臭名昭著。因此,如果他所阐发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与帝国扩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那么这一模式自然也就无法在当代世界获得足够的正当性。因此,麦考米克努力对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作出"去帝国化"的处理。

在我看来,麦考米克的努力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是提出一种对当代具有启发意义的民主模式;第二,论证马基雅维利是这种民主模式的思想教父。这两个层面事实上可以相对分离。即便没有第二个层面的证明,哪怕我们将第一个层面的民主模式称为"麦考米克"模式,它对当代政治实践,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实践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如果审视麦考米克在第二个层面上所作的思想史证明,这部作品的薄弱之处很快就会暴露出来。麦考米克对马基雅维利作为"平民主义者"的形象塑造,是以压制马基雅维利文本中的另外一些重要主题作为代价的,其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帝国扩张的主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大人物"正面作用的思考。

本文将对这两个层面进行探讨。我将首先讨论麦考米克的文本解释路径,揭示其长处与不足,这同时也是一个反复界定麦考米克所赞成的民主模式的实践指向的过程。然后,讨论将转向这种民主模式的实践启发意义。既然我并不认为麦考米克忠实概括了马基雅维利的民主模式,那么我同时需要说明,准确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又具有哪些要素和实践意义。我将证明,麦考米克所赞同的民主模式是对真正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的批判式发展,二者并不能相互等同。、

 

麦考米克的解释方法

麦考米克对马基雅维利的"平民主义"解释,基本立足点就在于马基雅维利在显贵(Ottimati)/大人物(Grandi)与平民(Popolo)两种不同脾性的区分,即前者倾向于压迫,而后者仅仅是要逃避压迫。然而,一般解释家首先注意到的不是马基雅维利的这个区分,而是马基雅维利那些看似愤世嫉俗的对人类自然(natura)的全称判断。比如,在《君主论》第17章中的这个判断:"关于人类,一般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险、追逐利益的。"在《李维史论》I. 37中,他又指出:"自然创造人类,使其能够欲求每个事物,却不能得到每个事物;如此一来,由于欲求总是大于获取的能力,结果是对现在所拥有的不满意,从中得不到什么满足感。由此导致他们命运的不同,因为一方面有些人欲求拥有更多,另外有些人害怕失去他们已经获得的一切,最终走向敌对和战争,由战争导致一个地区的毁灭和另一个地区的成功。"

解释家如果重视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性的这些一般描述,通常会很快将此与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观与帝国观联系在一起:因为人是贪婪的,欲求无度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而在扩张和征服中就会出现帝国。这一解释看起来也符合《李维史论》I. 37那段话的字面意思。但努力对马基雅维利"去帝国化"的麦考米克并不愿意接受这一解释方向。麦考米克认为,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的一般教诲不应按照其字面意义来理解,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他对于"大人物"和平民的区分。他引用了《李维史论》I. 5最后几句话,在那里,马基雅维利指出大多数时候骚乱是由"大人物"引起的:"大人物"既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源,又害怕失去手中已有的资源,同时,他们可用以作恶的资源也更多。是"大人物"的"不端和有野心的行为举止",在那些不拥有这些事物的人心中燃起占有的欲望。换言之,"大人物"拥有资源,首先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或公共福利,而是为了压迫比他们低的阶层;而平民并不天然嫉妒"大人物",只是在受到"大人物"压迫的时候,他们的欲望才被激发出来。用麦考米克自己的概括来说,少数人和多数人"分别被不同质的欲望所驱动"(p. 5)。因此,马基雅维利对两种脾性的区分,而非对人性的一般描述,才更具有实质意义。

更具体地看,"大人物"到底是被什么欲望所驱动的呢?在传统解释看来,这些"大人物"之所以压迫平民,是因为他们对荣耀具有极大的渴望。但麦考米克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马基雅维利眼里的OttimatiGrandi,其主体其实并不是追求荣耀的世袭贵族,而只是跻身权贵的富裕阶级,他们的首要渴望是攫取更多的财富,甚至罗马的贵族也表现出这一倾向。麦考米克着重引用了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I. 37中对罗马贵族的评论:"罗马贵族在涉及政治职位时,总是同意平民的要求,而没有引起对公民政体过分的骚动;但是,当涉及财物时,贵族是如此顽固地保护"。罗马贵族为了阻止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最终采取了谋杀这样极不光彩的手段,这说明他们首要的欲求对象并非荣耀,而是财富(pp. 4-5)。麦考米克进一步指出,从古代和近代早期的城市国家的历史来看,多数贵族也并不追求罗马式荣耀,他们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而非积极的帝国扩张政策;更倾向于维持国内秩序的和谐与稳定,而非阶级斗争(p. 56)。由此他推出,马基雅维利对"大人物"本性的认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麦考米克将OttimatiGrandi解释为富人,当然是为了在当代推广"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模式这一实践目的。在近代革命之前,"大人物"往往拥有许多身份性特权,而不仅仅是在财富上存在差异;而当代的"大人物"与大众之间很少会在法律身份上出现不平等,但他们可以运用自身优越的经济社会资源,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以利于攫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因此,要让"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模式与当代无缝对接,就要论证,"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所针对的对象,从根本上还是社会的富裕阶层。

在厘清OttimatiGrandi的含义后,麦考米克告诉我们,理解《李维史论》的关键是理解这部作品所呈献的两位青年人:科西莫•鲁切拉伊(Cosimo Rucela i)与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Zanobi Buondelmonti)。解释家们对《君主论》的呈现对象大做文章,通过理解美第奇来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意图,然而很少有人在《李维史论》上花同样的精力,也许是因为解释家们觉得《李维史论》的呈献对象比较简单。过去一般的解释将这两位青年人解释为共和政体的同情者,而"共和之友"自然地等同于"平民之友"。但麦考米克却提醒我们,"共和之友"未必是"平民之友",因为共和国里存在着"大人物"和平民之分。这两位青年人"出身于拥有相当财富和名声的家庭,凭借着家族谱系、教育和才能,有望在政治体中占据显要的位置"(pp. 36-37)。从低于他们的社会等级人士的眼光来看,他们就是OttimatiGrandi的一分子,也分享了OttimatiGrandi攫取财富和压迫平民的倾向。

在《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中,麦考米克将两位青年人的"大人物"身份之重要性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因为他们身上有"大人物"的本性,马基雅维利的教育就只能顺势而为,将有违"大人物"利益的政制方案巧妙地包裹在复杂的修辞之下。简单地说,马基雅维利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胡萝卜"是建立帝国的不朽功业,而"大棒"则是所谓"必然性"(necessità)。

正如上文已指出的,为了论证"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在当代的适用性,麦考米克不能不大力对"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和在当代已缺乏正当性的帝国主义作出切割。这就要论证,马基雅维利对帝国荣耀的强调,只不过是用来引诱"大人物"家庭出身的青年人的修辞,并不完全是他内心的信念。"大人物"的攫取倾向是无法消除的,问题就在于将其导向何方。让青年人对建立帝国的不朽荣耀感兴趣,就可以将他们的攫取倾向导向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为平民主义政制的引入提供条件。马基雅维利对威尼斯、斯巴达与罗马的比较就服务于这样一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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