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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内小夜子:南京大屠杀与日本僧侣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12年第1卷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国内的佛教界各派系也纷纷派出从军僧侣前往中国战场,从事慰问、超度、遗骨送还等鼓舞侵华的活动。虽然日本佛教界对于战争责任,特别是对于是否目睹过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问题遮遮掩掩,本文分析日本东本愿寺从军僧人的日记、东本愿寺新闻报道等资料

在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研究中,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的精神支柱--"国家神道"这一宗教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神道"统治之下的日本佛教等宗教在侵华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做了哪些事情,即便到了今天,依旧是对日本宗教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江户幕府时代终结之后,明治维新使日本开始了近代国民国家的建设,但是由于日本曾经有过一段残酷镇压基督教的血腥历史,因此西方各国普遍怀疑日本是否能够奉行自身所标榜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天皇利用宗教这一统治工具,通过强制学习《教育敕语》,将日本国民思想统归在"国家神道"之下。但是又顾虑到近代国民国家中"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准则,因此抛出了"国家神道并非宗教"的诡辩之谈。于是,天皇以神的身份自居,"国家神道"掩盖了其宗教的本质,成为了日本国民道德标准,并凌驾于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所有宗教之上。

本文通过对天皇法西斯制度时期日本佛教,特别是拥有众多门徒的东本愿寺、西本愿寺活动的分析,重点研究日军攻击南京期间日本从军僧侣在军队中的传教、慰问、超度等助纣为虐的行为。

一、南京沦陷之际的日本佛教界

净土真宗是日本佛教界一个代表性的派系,镰仓幕府时期由亲鸾祖师开创,现在分为10多个分支派系。其中,总寺院设在京都的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以及净土真宗本愿寺派西本愿寺这两个寺院各自拥有近1万所的寺庙和1000万人的门徒,属于日本佛教中相当大的一个团体。下文就这两个寺院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研究。

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而蒙在鼓里的日本国内却陷入了庆祝活动的狂热之中,日本佛教界为此也特意举行了"胜利庆祝会"、"感谢皇军法会"等活动,高调"庆祝"侵华日军攻陷中国首都一事。

其中,西本愿寺12月11日在两堂前树立了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面悬挂了太阳旗和"庆祝攻陷南京"的大旗。正午时分,由其总负责人千叶康之招集职员举行"攻陷南京庆祝会",三呼天皇陛下万岁。此外,西本愿寺驻东京办事处的藤音轮番住持还亲自前往日军大本营祝贺。

东本愿寺则在山门前挂起了"庆祝攻陷南京"、"庆祝皇军大捷"的横幅与太阳旗。并分别给松井石根与长谷川清发出了一份电报,里面这样说道:"我军在天皇武威的指引与众将士忠勇战斗之下,攻克了敌国首都,以此空前的战果向世界宣扬了天皇武威。吾等皆感激不尽,谨代表全体门徒致以最诚挚的祝贺。"东本愿寺还在议事堂举行了庆祝攻陷南京的仪式,遥拜皇宫、三呼万岁,以此向皇军示好。①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知恩院、东寺、大德寺、妙心寺等各个宗派的寺院、佛教学校之内。②

占领南京之后,日本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度越发高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掩盖侵略战争的真实目的,煽动日本国内"惩罚中国"的情绪,更加推进了战争的步伐,而此时的佛教更是带头成为了日军侵华的帮凶。

二、东西两本愿寺的后方支援与战时奉公体系的确立

东西两本愿寺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扩大,逐步强化了战时奉公体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的7月17日,东本愿寺宗教总长关根仁应向门徒发出了以下内容的公告:

"确保东洋地区永久和平是明治天皇所确立的百年国家大政方针,乃我帝国之责任所在,秉承大乘佛教教旨的净土真宗完全支持这一政策。明治维新以来数次的战争与眼下对满洲国的扶持,无不体现出了日本帝国的精神。我帝国始终如一寻求与中国4亿民众增进友谊的渠道,一刻未曾忘记肩负的振兴东亚之责任。然而邻邦之国民恶意曲解我帝国的真心,故意制造事端,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吾等愤恨之心难以压抑。邻邦暴虐行径已危及我帝国生命线,吾等国民必须立即醒悟,彰显国际正义,粉碎邻邦国民的邪恶之举,为天皇武运而奉献。此时此刻,吾等净土真宗的信奉之人须遵循国家教义,以王法为本,尽奉公之道。"③

由此可见,此文将毫无道义可言的侵略战争理由解释为"确保东洋永久的和平",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危及生命线的暴虐行为",以此将战争责任推脱给中国方面,并制造日本国民的"危机感",虚构出侵华战争的正当性。

同时,西本愿寺千叶康之贴出了"尽国民之本分,作为遵循王法为本准则的同门僧众需众人一心报答皇恩,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通告。④

1937年9月9日,近卫文麿内阁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实施规定》,第二天公布了运动细节。接到通知后的两寺院无一例外都积极响应军国主义政府的号召,东本愿寺立刻起草《同信报国运动委员会规定》,开始了所谓的"同信报国运动"。西本愿寺则起草《本愿寺派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纲要》,开始了"立信报国"的运动。⑤

在这一情况之下,西本愿寺与7月23日临时设立了"事变问题奉公事务所",统筹管理后方支援、战时奉公事务。此类事务所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出兵西伯利亚的时候都有设立,其中的慰问课第一分课的工作内容如下所示:

"1.前线军队的传教慰问;

2.侨民、难民的慰问救护;

3.战死、病死者的现场追悼法会;

4.前线伤病员的慰问;

5.特派慰问传教;

6.日本国内的救援传教;

7.其他与前线慰问传教相关的所有工作。"⑥

简单地说,慰问第一课的工作就是对前线日本军民的传教和慰问。

东本愿寺则在7月22日设立了奖义事务局,与西本愿寺一样从事军队慰问、从军传教、前线慰问联络、物资供给等工作。并且分别在天津、大连、长春设立了前线事务处理本部、慰问本部、人事会计本部。⑦

东西两寺院通过在中国设立事务所,积极地派员前往中国战场从事军队慰问传教活动。

三、从军传教与南京大屠杀

卢沟桥事变之后,西本愿寺立刻向驻伪满洲、朝鲜、中国的僧侣发出了动员令。随着侵华日军司令部1937年7月17日开始允许从军僧前往前线部队进行传教慰问之后,华北地区的从军僧活动日益活跃。上海方面则是在同年8月14日开始由驻上海的日军海军武官向僧侣颁发从军许可证。

东本愿寺不仅向中国华北派出了32名从军僧,还在8月11日向上海派出了特别慰问队。对于当时从军僧的表现,有评价说:"从军僧在前线与军队共进退,不惜自身性命地从事着鼓舞皇军士气、超度忠勇的战死士兵、为日军担当中文翻译等工作。"⑧

后来伴随着战线的延长与日军兵力的增强,从军僧的数量也增加了不少,不过其中的大多数都经历了"八一三"事变至攻占南京这一段时间内的战斗,并与日军一同进入了南京城。

进入南京后的12月8日,就在中山路上的国民政府中央医院三楼,各宗派的从军僧侣举行了"南京战役茶话座谈会"。⑨

座谈会的出席者有日莲宗结城瑞光、西本愿寺横汤通之、上山显次、东本愿寺小出唯信、田山忠雄、净土宗村田显承、曹洞宗中泉智法、藤原哲应、临济宗南禅寺派前山义补、临济宗妙心寺派小田雪窗、从军记者坪天吾一等11人。

此外,返回日本京都的一部分僧侣在1月15日召开了"从军僧座谈会",出席者有大谷派上海分院高西贤正、大谷派从军僧真岛如龟雄、田山忠雄、妙心寺派从军僧浅井绍德、净土宗从军僧中野隆雄等人。⑩

这些座谈会的记录成为分析从军僧进入南京前后以及在前线从事工作具体内容的重要资料。根据对资料的分析,从军僧的任务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埋葬战死者、将遗骨先送到上海别院,再送回日本;

2.对士兵进行传教;

3.慰问受伤者;

4.参加战斗;

5.名号、佛珠、教义的分发;

6.提供慰问品、物资;

7.抚慰中国民众;

8.向本部汇报战况、活动情况;

9.传教所的开设准备工作;

10.翻译、其他(联络战死者家属、树立供奉塔等)。

有关第一项埋葬战死者一事,真宗大谷派从军传教僧真岛如龟雄说道:"我经常在前线与士兵们共进退,在枪林弹雨之中超度倒下的士兵能够使活着的士兵安心投入战斗,不管怎样,与士兵共甘苦的非战斗人员只有我们从军僧而已,士兵们也因此感到高兴。从军僧不仅仅是在军队中传教而已,而且还要超度战死的士兵,做一些杂事。"(11)

净土宗从军传教僧中野隆雄说道:"称之为从军僧美谈也不为过之,因为这是我在前线亲耳听说的事情。当时我军数十人乘火车进军之际遭到400多敌军的袭击,带着全军覆灭的觉悟,我军投入了防卫战。当时这支部队的从军僧来自东本愿寺真言宗,他在弹雨之中为倒下的士兵念经超度。部队长看到这一幕后颇受感动,对士兵们鼓励说'看到那个勇敢的僧人了吗,鼓起勇气绝对不能输,绝不能把阵地让给敌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车站被守住了。可以说,正因为有从军僧伫立在最前线才守住了阵地。"(12)

战地的埋葬与遗骨送还工作是从军僧的一个重要任务,如同以上言谈所述,在枪林弹雨中的"野葬"仪式使得与死亡为伴的士兵们能够缓解对战死的不安,提升他们的士气。

有关第二项的传教工作,东本愿寺从军传教僧田山忠雄说道:"对于是否在战场传教一事虽然也有争论,不过不同场合下情况也有所不同。我曾经被部队长嘱托在超度战死者的同时对活着的人传授教义,其实我认为军人的敕语就已经是宗教的教义了。"(13)

净土宗从军僧村田显承这样说道:"我在进入南京之后的几天内,每天都要向士兵诵读天皇敕语,然后是精神讲话,向士兵传授精神力量。"(14)

从军僧传教的内容主要是明治天皇的《赐给军人的敕语》、《军人敕语5条》,其中教育士兵要有"义比山岳重、死比鸿毛轻"、"军人必须武勇"的觉悟。从东本愿寺田山从军僧的记录可以看到,为了减轻激战之后士兵由于疲劳、战友死亡而产生的厌战情绪,有时甚至还需要用"怒斥"来教育士兵,使他们继续走向战场。

接下来的第四项"参加战斗"指的是从军僧与日军一同投入战斗,与日军士兵争先攻入南京以及周边其他城市。

西本愿寺杂贺从军僧曾与日军田代部队共同行动,在攻击江阴的时候一同冲入了南门。而就在前一日的凌晨4点,他与《河北新报》记者小野寺为了第一时间看到太阳旗在城内树立的模样,而顺着民房房顶爬进了城墙,冲入了还未打开的城门,不经意的取得了第一名的功勋。(15)

东本愿寺从军僧诹访部宪人则说道:"各部队向南京市中心猛烈开炮,隆隆的炮声中,通过电话得知'某某部队终于逼近西华门'的快报,继续前进到一个山丘后,已可以一眼望到陷入火海的南京市区。在接近城门的时候看到后方过来的坦克队,于是边喊着'让我也第一个冲进去'边强行登上坦克,前进了2公里多。抵达三丈之高的城墙后,城墙上已经垂下了梯子,敢死队员正在登城。仔细一看,城门上方已经高悬太阳旗,士兵们三呼万岁的声音使笔者充满了感激之情,向我忠勇无双的士兵们致敬。"(16)

从中可以了解到,从军僧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趁着战场混乱之势,"兴奋"地与士兵争夺第一个入城的"荣誉"。

东本愿寺从军僧大谷尧雄、长野至念当得知其"光荣"地获许列队欢迎松井石根入城式的时候,立刻向本部发出了"泪光闪闪的第一报"。其中这样写道:"虽然12日已经占领光华门,但是附近的战斗依旧非常艰苦,敌人的死尸堆积如山,在此为皇军的英灵超度。15日在前线听取了某某部队的报告会,无论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都热泪盈眶。"(17)

从军僧流的眼泪并非是为了光华门附近中国士兵堆积成山的尸体,那只是对日本侵略军、对"荣幸"参加松井石根入城式的"感激之泪"。

从军僧发回的报道立刻被宗教的机关报刊载,可以说,从军僧也起到了现场采访报道的作用。

以上描述中,可以一窥日军从军僧的工作内容。从军传教活动是一个直接协助日本侵略战争的例子,而且其对外彰显佛教集团对国家的忠诚心、有用性,对内促使僧侣门徒们爱国热情高涨。

可以说,从军僧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直接的加害者。

四、军队慰问使与南京大屠杀

东西两本愿寺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加快了向中国战场派遣慰问团的活动。

西本愿寺首先在1937年7月19日派遣了大谷照承连枝前往华北慰问日军,之后,大谷光照法主于同年8月19日亲自前往伪满洲国慰问日军。

法主是凌驾于一万多寺院、1000多万信徒之上的佛教集团最高指导者,与天皇制度一样采用世袭制。

大谷光照法主于1937年11月29日至12月25日的近一个月时间内,打着"慰问华中皇军"的旗号,随日军从上海前往南京,就在南京沦陷的第二天12月14日,其抵达了南京光华门外。

法主以"代表一门所有门徒"为名,慰问了当地的日本军队和侨民,并且就日本的现状说道:"吾等要以始终不变的信念为保证世界人类和平这一远大理想而不断迈进。"并要求日本侨民要"为了实现这一光荣任务而更加紧张努力。"希望军队"给予宗门更多的监督鼓励,克服眼下的困难,一心一意为国捐躯。"(18)

作为宗教领袖,居然如此无原则的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更不用想象其他下层的宗教人士会是怎样。

12月15日开始,法主开始对南京城内外的军队进行慰问,至19日离开南京为止,所作所为如下所示:

12月15日,前往光华门慰问日军第9师团。(至18日为止每天往返于光华门)

12月16日,前往国民政府所在地慰问第16师团,南京市政府所在地慰问第11师团,基督教青年会馆慰问第6师团。

12月17日,前往挹江门、中山码头、中山门、紫金山慰问城内各部队及参谋本部、副官部。

12月18日,前往土水镇故宫飞机场参加日军主办的慰灵祭。

12月19日,从中山码头乘船前往长江下游。

此时的南京城内,正是屠杀、强奸、掠夺等暴行最为猖狂的时期,法主在沿途曾经看到了什么,可以通过很多他人的证言、资料得以论证。

首先,法主15日前往的光华门的情况根据《东京日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在关于13-15日光华门一带的证言中所述:"光华门道路两侧的壕沟被尸体所掩埋","被炸断的肢体散乱一地,这一幕让我想到了地狱。日本的坦克肆无忌惮的从尸体上碾过,死尸、硝烟的臭味混杂在一起,如同地狱中的焦炎地狱、血池地狱,而站在地狱中的我仿佛是一个地狱中的狱卒。"(19)

另外,法主17日前往的中山码头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野战邮局长佐佐木元胜在日记中记录的长江沿岸惨状所述:"经过野战邮局前方的道路,到达长江岸边后,看到了一场人类史上最大的悲剧。昨天俘获的2000多中国俘虏被绑缚后4人一组赶到江边,随后日军用中国的枪支对其射击,发现有逃跑的人就用机枪扫射,江面上的驱逐舰则用探照灯配合照明。两个地点发生了大屠杀,最后日军在尸体上浇上汽油焚烧,尸体被烧得漆黑,鲜血流入长江,四处都是尸体。"(20)

法主18日下午2点参加了南京明故宫机场内由日军方组织的慰灵祭。大谷法主身着黑色僧服,随行的后藤、小笠原等人也一同出席。慰灵祭按照神式举行,日军陆海军司令松井石根、长谷川清等都有参加。

宗教权威的法主参加慰灵祭是对日军士气的极大鼓舞,日本的新闻报纸也将慰灵祭的情况传递给了日军死者的家属。(21)

后藤澄心在随行日记中写道:"12月1日从上海一路走来都是好天气,我们慰问了陆海军及相关机构,并且一路经过了曾经发生过战斗的战场,特别是能够尽早进入南京城使我们看到了城内尚未熄灭的战火。参加入城式、慰灵祭让我感到无比光荣。"(22)

从军僧的慰问传教活动触及了日本官民军的各个机构,慰问了几乎所有的日军侵华部队,还水陆结合造访了各个战场遗址,不用说,其活动受到了日本军方的大力支持。这种名义上的慰问,实质上助涨了日本天皇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气焰,而且还极力掩盖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法主的慰问活动虽然未直接参与军事暴行,但其行为激励了士气,协助了侵华日军,成为了实质上的帮凶。

大谷法主12月25日返回日本后召开了记者见面会,他说道:"进入南京是此行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幕,我看到了在华北战场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息。在丹阳宿营的时候还一度听说中国军队的3000多残兵向我们营地发动攻击,着实紧张了一番。"

"非常感谢第一个攻入南京中华门的日军士兵告诉我战斗的经历,当时他满身是血。"(23)

与记者们谈笑风生的法主丝毫没有谈及日军屠杀、强奸、掠夺、放火的暴行,丝毫没有表达出任何对中国死难者的同情之心。

法主的慰问活动说到底就是鼓励士兵参加战斗,而这些士兵的暴行造成了中国民众的大量死亡、毁坏了中国无数个家庭,对此其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另一方面,法主还要求门徒忠诚于国家与宗教。

佛教第一条戒律就是"不杀生"(不杀人、不被杀、不让杀),以佛陀之名发动的所谓的"圣战"实为罪孽深重。

日本战败后,根据新的宗教法,大谷"法主"更名为"门主",至1977年3月退休为止,都处于宗派指导者的地位。

阿罗健一在《南京事件见闻》(24)中收录了大谷门主的采访,这也成为其唯一一次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记述。

"完全占领南京的第二天,也就是14日的傍晚,我抵达了南京,在城内的宿营地停留了4天,期间在城内寻访过很多地方,既没有看到屠杀,也没有听到传闻。当时已经战事完全平息,市内非常平静,基本上看不到市民的身影,不是一个能够发生屠杀的环境。日军则在城内外合适的地方宿营,悠闲地进行着休整。"(25)

法主所述"战事完全平息,市内非常安静"之言的真伪如何,只要看一下东史郎等人的从军日记就可以辨别。当时正处于日军扫荡作战期间,做出"没有看到屠杀"的证言只能认为是掩盖南京大屠杀的行径,这也说明了日本佛教界存在的不愿正视历史的诟病。以上简单地归纳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东西两本愿寺的从军慰问活动情况。虽然研究获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就目前来看,日本宗教界并没有认真地对战争责任进行反省,宗教战争责任的全貌也还需要更为深入彻底的研究。(26)

注释

①②《教学新闻》1937年12月14日,第1590号。

③《真宗》第431号,1937年7月。

④《教海一澜》第846号,1937年8月。

⑤山内小夜子:《中日全面战争开始阶段真宗大谷派的活动》,《教化研究》109号。

⑥《教海一澜》第846号,临时事务所出版,1937年8月。

⑦《真宗》第432号,《现场奖义事务》,1937年8月。

⑧《真宗》第437号,1938年1月。

⑨《文化时报》,1937年1月5日-11日连载。

⑩《文化时报》,1938年1月18日-23日连载。

(11)(12)《文化时报》,1938年1月20日。

(13)《文化时报》,1938年1月21日。

(14)《文化时报》,1938年1月11日。

(15)《文化时报》第3855号,1937年12月17日。

(16)《文化时报》,1938年1月18日。

(17)《文化时报》,1937年12月28日。

(18)《教海一澜》第850号,1937年12月。

(19)《丸》第24卷11号,1971年11月,第99页。

(20)吉田裕,《天皇的军队与南京事件》,第119-120页。

(21)(22)《教海一澜》第851号,1938年1月。

(23)《中外日报》1937年12月27日。

(24)阿罗健一: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一员,曾在东史郎案件中支持原告桥本光治。

(25)阿罗健一,《南京事件见闻》,图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95-296页。

(26)本文参考其他文献:野世英水《战争中的真宗从军慰问僧》、《真宗与靖国》、《中日十五年战争中的真宗》、孟国祥《论日本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的侵略》。

作者:日本东本愿寺教学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特别招聘研究员。【译 者】芦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南京 2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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