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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四十年的卢沟桥——献给遇罗克的冤魂

读书2006.12
在如此沉重的一篇文字里涉及自己,首先会使自己感到不能容忍。但是,当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看着自己的双脚走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时候,我确实感到过一种踏实。因为那时我的心里似乎掠过了一丝欣慰,我意识到:也许我可以面对那位陌生的死者了。和一个受到曲解、歧视、压迫的群体在一起誉毁与共,尽我微薄之力,还他们以尊严--原来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形式!这就是我的忏悔,它更是尖锐的挑战。我忍不住莫名的兴奋,再也没有走的犹豫。因为我相信,这种位置和处境是能经受住遇罗克的审视的,它远比那种欺世骗人的忏悔作文更具意义。
作者简介: 张承志
回族,194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济南。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旗插队四年。1975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学士,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1981年获得硕士学位,主要进行北方民族史研究工作。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1978年开始写作。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30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义气质”著称。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北方的河》《黑骏马》《西省暗杀考》《清洁的精神》《心灵史》。短篇小说《雪路》《晚潮》《辉煌的波马》《北望长城外》《胡涂乱抹》《大坂》《顶峰》《美丽瞬间》等,多次获奖。其中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描写西北哲合忍耶人苦难的信仰历程,有评论认为是当代文坛少见的“寻找精神价值,向世俗挑战的旗帜”。近作有2005 年出版的游记《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散文集《聋子的耳朵》,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年出版。

从未有过一次写作如这一篇,从立意一直沉吟,居然踌躇了二三十年。

它总是难合时宜。二十周年时就有了这个念头,但那时毫无谈论这个题目的条件。那只是一种蛮横的压力,逼迫的气氛在强人所难。那么我拒绝,我想,谈论它需要真正的畅所欲言。耐心等着时过境迁,我悄悄地做着准备。

人可以再次回到缄默,但心里的自责却在堆积。因为这不是一篇私人的学艺之作,这是一笔不能逃避的孽债,是一次赎罪。

二十年过去以后,三十年也过去了。如今已接近他含恨死去的四十周年,还是没有期望的气氛。但是我的心里一直印着这个题目,它宛如一个阴影或一个牙齿,啮咬着我的内里,使我觉得心事未完。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似乎是我的一个莫名的陪伴,我的文字因他不敢狂妄。这是一笔作家的负债,不写了它,我不能获得安宁。

今天是四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日,我决心把它写掉。看来它永远也难逃不合时宜的宿命,而我也没有余裕太久地等待。

过长的腹稿时间,造成了思想的复杂。时至今天,我要写的已经和二十周年时大大不同了,已经有了更多的问题加入,同时事情也变得简单,其实要说的非常直白。

北京郊区得卢沟桥,坐落在被截流之后的永定河上。河滩地破败不堪,工业驱赶了乡村,满目一望荒芜。"文化大革命"中被命令迁出的穆斯林墓地,就安置在桥附近的一个坡岗上。在一边,紧紧毗连着这片墓地的,都说就是北京市处决死犯的刑场--我想纪念的遇罗克,大概就是在这里,被一颗枪弹击碎了头颅。

已经记不清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还是在次年的正月。只记得那时街头驶过的宣传车上,涂着打倒反动的《出身论》的标语。接着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了那篇长长的文章,印象是他们是另一派的敌方,属于压迫老红卫兵的思潮。

今天谁都知道:那是一个以家庭出身为借口,对人实行分类、歧视甚至压迫的时代。但当事者喜欢拘泥有利自己的细节;以家庭出身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的种姓狂热,只不过横行了两三个月就土崩瓦解了。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国已是一派批判反动的血统论的怒潮。到了那个冬天,曾经骄横一世的老红卫兵正纷纷锒铛入狱,"中央文革"对"老子英雄儿好汉"做了富于理论意味的结论:"他们主张的,是封建的地主阶级的血统论。"

他的死,其实不是在血统论横行的八月,而是在血统论如过街老鼠处处被围追堵截的时候,突兀地发生的。

我在很久之后也没有弄明白:究竟为了什么,专政的铁拳会狠狠打在了一面认真研究着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一面顺应着全社会对血统主义批判的《出身论》作者的头上。历史脚步在当时的具体痕迹,悖乎人想当然的估计。其实人早就被深刻地分类对待了。这是一种异化的迹象。只不过,不管是当时高人一等的一方,与感受歧视的另一方,都没看见社会这更深的一层。

我举意写这篇文字以后,我多次企图读到遇罗克的判决书,但至今也没有如愿。后来听说出版了一本悼念他的书,但我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更强烈地意识着的,不是枝节的解释而是立场的追究--毕竟我的双脚曾经站在那一边;在那一边,我们看杀或者加害,心情轻松,不加思索。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但当时的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属的、是怎样的依附权势的一翼。我们全然没有发现,唯独自己投身的它,沿袭着一种漫长的历史和阶级的腐朽,它隐藏着人的对他者歧视的恶秉,它是一种卑劣的传统,一种丑恶的遗传。

当然这都是今天说出的话。而作天,跻身这一翼会有舒适的快感。哪怕在讲究精神的六十年代,附庸体制的快感是实惠的;即便少年的我们,也在本能中懵懂地懂得这些。

哪怕到了此时此刻,哪怕思想的认识已然足够,我也不敢说:若是那时头脑清晰,我就能一迈脚踏入泥潭。还有一个更大的主角叫做恐怖。众多的、被视为反体制的思想和行为,事先已决定规避那种遇罗克遭逢的恐怖。当年,就算意识到了这一边的不义,谁能说,他肯定会蹈火赴难,站到受难的那一翼去!

抗议"歧视"的遗产,里外都满是苦涩。也许正因此,它才显得那么宝贵。

血统论这个潜入革命的母体、在一九六六年突然成了精的怪胎,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对时代实行玷污。我对它不能容忍。它那么肮脏地玷污过,连同我们对革命的憧憬、连同我们少年的热情。在一本书中,我讲述了自己的这种心情:"随着自己的能力增长,我一天天一年年地愈来愈厌恶血统论。我觉得,它在我最纯洁地少年时代侮辱过我,或者说,它使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有过因恐惧而媚俗的经历。我因此而极端地仇视它。"

那时的敌视是含混的。我并不懂,要迎对的敌人是对人的歧视。

一个印象浅浅地,但是镂刻着。在我淡漶的记忆中,一丝震惊像永远鸣响的警号。即使那时还不谙世事,即使当时身处与他对立的营垒,即使后来听说他还触碰过更大的禁忌,我仍不能想象;那篇文章的作者居然会被枪决。

前些年看多了善良人们的忏悔表演。那些沉思冥想的作态不值一文。我想,真的忏悔并不用词语表示。它永远比人想象的激烈得多。它是一种宣言和战书,是自寻死者的风险,是踏上死者的立场。死者不需要道德文章,但他们渴盼有人继续他们的奋斗。

我不仅不认识遇罗克,甚至不熟悉他的故事。他于我只是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的那个印象,如一个陌生的符号。但我知道,没有谁能如他,数十年如一日在我的灵魂暗处,一直凝视着我。

不消说,他若活到今天,无疑是一名作家。那么多不适当的人都成了作家了,他怎么不能呢。但他倒在卢沟桥边的沟壑里,只留下了《出身论》。不能把这篇在苛刻语境里写下的文字,视为他表达充分的遗作。他留下的遗产,是拒绝对人歧视的立场。

多年来,在无人知晓之间,每逢踏出关键的一步,每当面对思想的抉择,我都感到与他发生了对话。因为对人尊重或歧视的命题,并未因为祭坛上有他做了牺牲就已然结束。也许正相反,在更大的范围内,这个冲突愈演愈烈,他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在他惨死的几十年后日渐尖锐。

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在歌舞升平的此时,如招人耻笑的一种怪谈。但它又确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是戳破伪学、伪文学和取媚体制的伪知识分子的利器。哪怕恰是那些人,多把遇罗克挂在嘴上。

我想,若是对死者的悼念,只是替换成新形式的歧视他者,则卢沟桥的冤魂就只能抱恨了。那至少是对逝者价值的轻慢。但是不会,死者的强大启蒙不会允许,四十年前他殉死的刺激,宛似大地上撒下的种子,只要遇上气质类近的人,种子就孕育胚胎于土壤,早晚破土而出,发芽抽枝。

在如此沉重的一篇文字里涉及自己,首先会使自己感到不能容忍。但是,当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看着自己的双脚走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时候,我确实感到过一种踏实。因为那时我的心里似乎掠过了一丝欣慰,我意识到:也许我可以面对那位陌生的死者了。和一个受到曲解、歧视、压迫的群体在一起誉毁与共,尽我微薄之力,还他们以尊严--原来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形式!这就是我的忏悔,它更是尖锐的挑战。我忍不住莫名的兴奋,再也没有走的犹豫。因为我相信,这种位置和处境是能经受住遇罗克的审视的,它远比那种欺世骗人的忏悔作文更具意义。

我不知道,我有时忍不住想对他说--当气质类近的人真地走来,真地选择了被歧视的一翼、真地加入了低贱者的阵营,甚至也赌上人生直面着卢沟桥的风景时--是否就完成了宿罪的清算,是否就做到了对他的告慰。

悼念也不是虚伪的赞美。有时候,思想的试练,即便对死者也不会放过。这是一个有点苛刻、但饶有深味的话题。不止一次,每当念头集结到他身上的时候我总禁不住想:若是他活到了今天,他会走到哪一边去呢?

他在自己的早期思想之上猝然倒地。他完成了自我,没有再面对以后的一系列历史拷问。然而继他而来的人必须正视这些,因为历史不会原样重复,他反对的特权与歧视,会不断地变幻旧貌新颜。我们想念着以前的他,选择的却是纷杂眼前的路。

记不清多少次和旧日的朋友谈到过他。我试探他们对这件事的心思,想知道他们是否也心怀负疚。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该对他感到更多的责任。但是人大多习惯了活得轻松,一如他们也并不觉得应该对巴勒斯坦的受难、对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的亡国、对伊朗的遭受威胁忧心忡忡。他们不同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教训之一,即对人的歧视乃是一项严重的罪恶;正如他们不同意--新帝国主义的世界控制战略与阴暗的他人歧视思想互为表里;他们反对--今天对新帝国主义的抗议,是正义知识分子的人道原则。

遇罗克会怎样分析每天流过电视屏幕的、严峻而又恐怖的现实呢?他会怎样坚持自己抗议歧视的思想呢?我们无权这样追问死者。但是,又确实存在着对民主本质的追究。强加给人类的不尽的艰辛和流血,要求着一种思想的进步。

我们已经看惯了一些所谓斗士,从民主的火线突围,却钻进了帝国主义的裤裆。尽管历史已几度周折,帝国主义已几次撕去民主的面皮,但他们却依然老经旧调,既没有清醒地分析大局,更没有反省自己地生存--由于他们系前途命运于帝国主义之卵翼的存在方式,他们的启蒙,被启蒙的本质否定了。他们呼天抢地扮演的悲怆角色,已经变质为帝国主义正当性的注解。

遇罗克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不易觉察、但是区别巨大的不同。我以为这一强调是重要的:遇罗克民主思想的核心,是抗议对人的歧视。回味这种色彩和立场,它悲哀而坚硬,它属于漆黑的下九流,无缘附庸上流的精英味。他写过的那部作品,只是被践踏污泥的、卑贱一族的争辩书。这种归属,本质上反叛着上述的"豢养",甚至与强势的世界不能共语。被歧视的卑贱地位,可能养育一种深刻的尊严,也可能导致更可悲的下贱。对他的思想所处立场的留意,使得我总想窥见他的来世。

作为他的承继者,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变本加厉的各样歧视。对人的歧视并没有随着上个世纪的结束而收敛,反而从新世纪降临伊始,就大肆地全球蔓延:对弱者、对少数、对他者的权利、对贫瘠的第三世界、对不同的文明。从民主渴望开始举步维艰的启蒙,又悲剧般迎对着侵犯和抹杀他者文明的神圣十字军同盟,正如迎对着当年神圣的"阶级路线"。

每年几次,凡是去卢沟桥墓地的时候,我总是顺着老人的指点,试图寻找那个地点。隔着一簇簇穆斯林的土墓,隔着一条土路,据说就是枪毙犯人的刑场。他是倒在这里么?他是被打在头部么?忙着自家的扫墓,想着他的故事,我的周身掠过异样的感觉。距离危险和残酷居然这么近,这不能不使人联想怪异。

无论如何,他的故事所挟带的血腥,使追随的人心怀紧张。卢沟桥原貌未改,仿效他危险而困难。我们是在空隙宽阔的时代,重温他的遗产、并决定要走他的路的。歧视似乎远远淡去了,也可能正乌云般啸聚,加紧其全球化的过程。比起他,一切都没有多少改变,甚至失去了思潮的簇拥。不过这不是一个非要劳神的题目;道路自会引领着人前行,弱者和英雄,当他们在走向卢沟桥的时分,结果会相差得很少。

仅以这篇小文献给遇罗克的冤魂。

写于二00六年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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