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戴國輝：霧社起義與中國革命

譯者：林書揚

《遠望》編者按：本期為紀念霧社原住民起義事件60周年，特刊載林書揚先生譯，史學家戴國煇先生著作的「霧社起義與中國革命」一書文章，由於本書已即將付梓印行，故本刊僅摘錄其中一章節，讀者將可在出書之前先睹為快！

前言

1930年10月27日，當時還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爆發了著名的「霧社蜂起事件」。這對日本統治當局而言，無疑是意義重大的一大衝擊。

之所以說是一大衝擊，首先是因為起義的部落，是被日本當局視為「蕃界」中最「開化」、「溫馴」，生活、教育水平較高的霧社高山族。其次是日本當局刻意塑造的「理蕃」工作成果象徵、苦心培育的「理蕃」工作潤滑劑，塔吉思．諾賓（花岡一郎）與塔吉思．瑙一（花岡二郎）二人，既不顧身為警官的職責，不但事先未通報，還毅然投身起義行列，拒降自盡。（一郎全家一齊自盡赴死，二郎為保妻子的胎兒，先令其潛赴叔母家後自縊。）再則這次起義，顯然是有計劃、有組織的長期準備的襲擊，不似從前一般禍延漢人。在這次事件中，日籍受害者多達134人，是「理蕃」史上最為慘重的一次。

使日本當局更加憂心忡忡的是，表現在起義過程中顯著的「民族意識」性質。當起義的高山族湧入他們最終攻擊目標──霧社小．公．蕃童教育所運動場──的時候，異口同聲高呼：「內地人（日本人）連小孩也不放過！本島人（漢人）不殺！」。他們看見日本人的官、公舍就縱火，對漢人的商店房屋則不但不燒，反而細心避免延燒禍及。自整個起義過程中，只有兩名漢人死亡，當中一名成人係為流彈誤傷，小孩則因身著和服遭誤殺。

當時，正值世界經濟大恐慌谷底，日本資本主義體制根本地動搖，無論是在都市裡或農村中都人心惶惶。日本的殖民統治體系也無可避免地遭到必然的衝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相應地聲勢高漲。剛好在這時候爆發的「霧社蜂起事件」，很明顯地具有「殖民統治下的民族壓迫與勞力剝削問題」的性質。日本當局自顧不暇之餘，惟恐星火燎原，引發台灣島上其他高山族以及漢人，進而朝鮮的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於是動員了它現代化配備的軍隊，進行殘酷、血腥的鎮壓。

受到霧社起義衝擊的不只是日本殖民政府。高喊著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在日本當局高壓下推動運動的漢族社會運動家和知識分子，也受到霧社起義莫大的衝擊與啟發，認識到「晚開化」的少數民族也潛藏著強大的革命力量。

本文根據當時的報刊雜誌的紀錄，試圖整理出當時漢族反體制運動家、知識分子，受到霧社起義衝擊的態度和思想上的轉折，及如何受到該事件的啟示而深化本身認識，並加以研究。

島內抗日左翼對起義事件的反應與自我批判

在筆者以《台灣新民報》為中心，追蹤台灣抗日右派、民族派對霧社起義事件的反應過程中，可以看到，《台灣新民報》雖然屢遭削除與伏字的厄運，但總還可以把事件前後全部刊載。與之相比，屬於抗日左翼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系統的報紙《新台灣大眾時報》，由於三．一五、四．一六大檢舉事件後的嚴厲彈壓，幾乎可以說一發刊便糟禁止發賣和沒收處分。筆者目前知其所在的僅有的三冊（第一冊是第二卷一號，三一年三月；第二冊是第二卷三號，同六月；第三冊是第二卷四號，同七月），都印有警視廳的發賣頒布禁止的圖章。

下面再看看該雜誌對霧社蜂起事件的反應。

一、三一年三月號上，有一篇署名雪嶺的論文，題為「霧社蕃然蜂起的真相和我們左翼團體的態度」。在當時所有的有關論文中，算是最有系統的一篇，而全篇中與本稿中題具有直接關連因此而令人注意的，是(7)霧社蕃人蜂起的意義，與(8)左翼團體的態度兩項。

關於蜂起的意義，雪嶺如此論述：「長年來承受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最殘酷的╳╳（榨取）與╳╳（凌辱）的霧社蕃人，果然起而以死對抗這個╳╳（日本）帝國主義了，依總督的公報，說是突發性騷擾事件，我們都不如此想。在資產階級兩大政黨的醜惡的紛爭下，此類事件由於有危及濱口內閣生命之虞，因而總督府的方針不用說全在隱蔽事實、曲解意義。這種情形一如向來流行於官場的表面文章的任意草就。關於蜂起事件，只要稍加研判前後之情勢，任誰都能斷定，是一種有計劃的內亂，屬於民族╳╳（革命）。╳╳（日本）帝國主義在蕃地所採行的胡亂荒唐的劣行，可以說全世界無出其右者。因而霧社蕃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痛苦，當然已達極點。祖先留傳的土地於今安在？獨立之主權一旦而消失，自給自足之經濟組織已受破壞，且被封鎖，人如牛馬被驅往勞役。警察官肆情侵犯蕃婦或其女兒。這些都是霧社蕃人最為痛恨的事，是促使蜂起的原動力。試想陷進如此悲慘境遇的霧社蕃人，如何能不起來革命呢。在階級分化尚屬曖昧、頭目之執政權被剝奪的情況下，蕃人反抗的唯一對象，除╳╳（日本）帝國主義外無他。蜂起事件帶給我們台灣人解放運動很大的教訓。從來我們對蕃人的╳╳（運動）不太懷有關心。蕃人與台灣人的╳╳（運動）假使╳╳╳（以下全文伏字）」。

從以上的抄譯，可見雪嶺在用語上，如蕃人、台灣人等類，一如前面介紹的《台灣新民報》。較大的差異在於雪嶺不曾使用兇變、出草等字眼，進而一貫地把事件認定為民族革命的蜂起。

再者，蜂起事件的衝擊，使他們承認一向輕視高山族解放運動的，自己的淺視，對於所謂的教訓，也不像《台灣新民報》那樣只論及當局應該接受的教訓，而把它與自己的解放運動連繫起來，做為強化未來運動的一契機，表現出前瞻性的姿態。當然，輕躁地高喊革命的傾向一如後引同派系的諸論文，但這一點並非其特有的問題，而是該時期的世界性恐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全般狀況，與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台灣左翼周邊的中國、日本左翼運動的總的氣氛所使然，我們應如此想。

接下去，在（一）（八）左翼團體的態度的一段中說：「蕃人與台灣人、同屬弱小民族，同樣處在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榨取）所╳╳（壓迫）的地位。（以下伏字太多無法判讀、中略）。在霧社蕃人蜂起之際，我們左翼團體向勞農、無產市民進行過散漫的宣傳，或以個別╳╳（行動）表明『反對出兵霧社』。但這種態度甚為消極，顯屬大錯。民眾黨對霧社一直操持沉默，到了日本大眾黨的河野密來台（正確地說，日本大眾黨決議派遣其來台後），始發電報表示歡迎，應付一番。又，自治連盟的走狗們，言明對霧社事件要慎重處理，向官憲聲明擬取消演講，甚至有其地方黨員，偽稱係街民代表，親赴戰地慰勞討伐軍。這正是背叛民眾的黨，暴露出其╳╳╳╳╳（走狗之本性）的行為，不待我們多言。霧社蕃人蜂起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虐殺）蜂起蕃人，在各地徵召人夫，且把人夫工錢剋扣。即在當時，我們左翼團體應該展開反對徵召人夫反對剋扣工錢的鬥爭。經由這種鬥爭，促使一般大眾認識╳╳（革命）事件的意義與台灣人和蕃人所處的地位，同時有必要把它推向╳╳╳╳（武力鬥爭）的新階段。可是當時我們所有的左翼團體，主體力量薄弱，無法推進勇敢的鬥爭。我們左翼團體再度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

對有關團體應有的態度的雪嶺的自我批判加以議論以前，似有必要先對該時期的台灣抗日運動各派的大致情況性質加以澄清。

第一次大戰後，隨伴著新思潮的衝擊與殖民地統治的展開，留學於日本與中國大陸的台灣青年的民族意識顯著地高揚了。他們充分利用身在島外的有利性，組織一些讀書會等革命團體，利用休假機會回台舉行演講會等，努力於啟蒙運動。這些活動促進了島內知識分子的民族自覺的提高，後來與土著資產階級中的民族主義派以及對民族歧視懷有不滿的大資產家和地主階層等抗日右派發生了連繫，終於結成了文化協會（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

該協會在誕生初期，雖包含上自如林獻堂等大地主下至勤勞者階級，但一來當局恐懼該協會隨著殖民地開發的進展而繼續發展，因而採取了分化策略，再因受到俄羅斯革命、中國革命、大正民主等影響，在台灣青年之中，除了民族自決思想外漸有被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思想所吸引者，會中思想狀況漸趨複雜。

後來，由於急進少壯派的發展日盛，隨著會中分化亦加深，以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的第一次全島大會為最終而決裂。協會的主導權歸連溫卿、王敏川等無產青年手中，而林獻堂等資產家以及中上層地主，和崇拜孫文的民族主義派，小資產階級分子的蔣渭水、謝春木等，則退出協會而另組台灣民眾黨（二七年七月十一日）。

但即使在這一個新成立的黨裡面，也自始便有相對立的兩個集團，一方面是以蔡培火為指導者，先行肯定日本的統治，徐圖以合法手段設置台灣議會實現地方自治改善本身地位，企求台灣資產階級的階級發展，階級諸權利的伸張的，資產家、地主階層的一派；和蔣渭水、謝春木等所代表，以小資產階級為中心的民族主義者的一派。後面一派主張「全民」的解放運動，組織「全台灣人」（當初並未包含「蕃人」），把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合併進行，在一定條件下和世界上弱小民族與無產階級相提攜，爭取民族自決為目標。

二八年七月十五日，該黨召開了第二次大會，主流派的蔣渭水派，受到各國無產階級的抬頭與殖民地反帝國主義鬥爭及中國革命情勢發展的鼓勵，終於向大會提議與世界弱小民族及國際無產階級結成聯合鬥爭。翌二九年發生了世界大恐慌，因勞農爭議的頻發，與來自已經左傾化了的台灣文化協會的批判和打倒運動的刺激_，該黨顯出進一步的左傾趨勢。順提一下，此時的文化協會，已經處在二八年四月十三日結黨的台灣共產黨的影響之下。不過，共產國際內部的混亂，和中日兩國左翼運動的分裂與混迷，帶給台灣內部甚為深刻的影響，連溫卿一派雖然曾經為了把協會的主導權自抗日右派手中奪取而活躍過，此時也被目為山川均系統而受到排斥。

無法跟上主流派的左傾路線的蔡培火一派，終於在三○年八月十七日，把同年二月以來協議中的「以地方自治改革為目的之結社」──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付之於實現。

而霧社之起義事件，正發生在這樣的分裂抗爭的風暴中。看看事件前後，文化協會在各地召開攻擊台灣民眾黨與台灣自治聯盟的演講會一事，便可瞭然個中情形。

雪嶺在「左翼團體的態度」中，在未自我批判以前，先把自治聯盟形容為「走狗」，且對民眾黨的沉默也表示非難，其理由可以從上記抗日各派間的分裂抗爭，和文化協會少壯派的急進主義者們所處境遇，去加以推察。事實上自治聯盟除了在日的楊肇嘉的抗議活動外沒有什麼動靜。甚至有如雪嶺在文中所做的指責，有些人「慰勞」「討伐軍」。在徵集慰問金一事上提供合作。這些事實也被登載在《台灣新民報》上。即使這種協助官方的行為非出於本意，只是保身術之一種，然而在自治聯盟系統的資產家、大地主、地方豪紳們來說，高山族本來就是蕃人，有的很認為他們的存在與己無關連，頂多是一時憐憫的對象，這樣的心態，的確是當時這些人的實情。

有關台灣民眾黨的動態，前已有詳記，不再贅述，但雪嶺對民眾黨的非難未必完全正確，多少有一點遷怒式的發言。還有，如前述，文化協會會員是在河野、河上的演講會上有過妨害的舉動。事實上不只是會場上的妨害，該協會本部和同系之台灣農民組合本部聯名，對河野河上兩位提出要求離台的決議文。

當然，該協會對河野、河上的調查的反對，演講會上的妨害，不過反映著當時日本國內左翼運動的分裂與抗爭。不止於如此，台灣的青年急進主義者，處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正遭受到一次接一次的嚴厲的彈壓，逐漸走向極左宗派主義的偏差，漸漸地失去了融通性與運動中有原則有彈性的適應能力。

因而在最需要聯合鬥爭，也具有聯合鬥爭的條件的狀況下，仍然擺脫不了過去的包袱，不但無法結成統一戰線，對霧社起義事件也只能採取抵消中間偏左解放運動的力量的對應方式。

文化協會派的自我批判，在學謙的「一九三一年劈頭第一聲」一文裡也能窺見。他指責當局的「討伐」是對「霧社生蕃弟兄」的無情彈壓和對勤勞大眾與無辜良民的威脅行為。對霧社蜂起事件則如此分析，「震撼世界耳目的╳╳（革命）的民眾暴動，促使我們的認識進一層深化。它帶給我們的教訓是甚麼？我們的運動從來缺乏與生蕃弟兄的連繫，我們不曾把他們組織成最勇敢的前衛部隊，不曾把他們納入戰鬥的列寧主義的旗幟下共同進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因為這些組織上的缺陷和疏忽，使我們面向霧社╳╳╳╳╳╳╳（蜂起時無法有效）展開戰鬥，終至一敗塗地。今後有必要和生蕃建立緊密的連絡。」此外在同號同誌的編輯後記中，署名為暴君者，留有這樣一段：「自霧社事件發生以來，人們只是驚惶失詫異，進而胡亂猜測，毫無主見。這是因為我們從來都不肯思考蕃人的問題的緣故。今後我們必須關心這些十餘萬弱小民族的命運。」

二、《新台灣大眾時報》第二卷第三號（三一年六月二七日）

在本號，有署名一波的「借刀殺人的理蕃政策」。一面報導第二霧社事件，一面追究當局的責任，並且判斷本事件必定是當局不但故意忽視潛在危機，更積極利用分而治之的常套手段，煽動「友蕃（一波稱為背叛蕃）」令其虐殺素有怨隙的╳╳（霧社）蕃人。

有趣的是，一波的論文有異於上記的雪嶺論文，把蜂起事件評價為「雖尚未脫離從前的農民暴動水平，但帶給世界上被壓迫民族與無產階級的影響非常尖銳，且對世界╳╳（革命）將發揮不可限量的助力。」如不玩弄革命言辭而予以冷靜的觀察，將會發現霧社蜂起大概離革命還有一段距離。

關於《新台灣大眾時報》上的記事與文章到此為止。但文化協會派及台灣共產黨系的人們，除了在同誌發表論文外，蜂起後隨即以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日期在產業勞動調查所刊行的《共產國際》第四卷第十六號（三○年十二月八日）上發表「擁護蕃人暴動──台灣╳╳（革命）青年之檄」。另外以在台灣製糖會社工作一位陣（陳）元之名，發表「台灣霧社的暴動」在上海發行的日文雜誌《太平洋勞動者》（泛太平洋勞動者組合機關誌）第一卷第十一號（三○年十二月）上。及以蘇慕紅之名發表「關於台灣的民族革命」一文在《無產階級科學》的第三卷第一號（三一年一月一日）上，展開了相當活潑的論陣。

其中第一篇的「台灣革命青年之檄」，強調「蕃人的暴動是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而且是台灣╳╳（解放）運動高漲的第一聲。第三期特徵在台灣的最顯明的表現。此一鬥爭給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力相當大的打擊。因而削弱世界反動階級之一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力。對世界╳╳（革命）的前進，帶來了客觀上相當大的助力。」然後對中國、朝鮮、日本及各國的革命勞動者、農民，及被壓迫大眾，提出擁護及支持暴動的呼籲。

其次，「關於台灣的民族革命」如此說，「處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下的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解放革命現已開始進入前哨戰了！十三萬蕃人弟兄以武裝暴動向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展開拚死的鬥爭了」、「日本帝國主義者誣蔑蕃地同胞為無人性之人種，好殺異種人，殺文明人艮其肉，割人首級食之等等，不一而足，盡是歪曲誇張的謠言。蕃人弟兄姐妹決非如其所說，依此次之暴動情況可予證明。對於異民族之台灣民族，何以不加害？……官憲屢說蕃人全依感情行事，什麼蕃婦對日本的感情糾紛問題云云，真是一派胡言。蕃人弟兄斷非因官方謠言所說那樣的理由而出以暴動，也決不是他們所說的偶發性、突發性事件」，如此正面地糾彈與否定當局所播放的「兇蕃泰雅爾」逆血攻心原因說、男女兩性糾紛說，或偶發的事件觀等謬說。蘇慕紅更進一步報導說，「當暴動一爆發，帝國主義者立即以警務局之名義聲明『凡騷擾之蕃人及意圖參與其騷擾者必將加以徹底之鎮壓……』這正表示帝國主義者深怕革命蕃人弟兄與台灣民族攜手」，且因暴動中只襲殺日本人，當局懷疑或有漢族系台灣在背後策動，「急速派遣檢察官至埔里，專心專意想檢舉台灣人」。事實上，當時的台中州知事水越幸一，向警務局長、高等法院檢察官長、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官長所呈送的祕密通報「有關霧社蕃騷擾中，本島人之行動」（「中警祕第一五二六號」、昭和五年十一月七日）中如此說：「鑑於此次霧社蕃騷擾，僅對內地人加以殺害，而未對本島人加害，令人懷疑蕃人與本島人之間是否有所通謀。尤以霧社內地人於遭難後家財亦被掠奪，而該地經營雜貨店之左記巫金墩、田財二名，在亂中全無損害，只將該店鋪由外面以木板釘封後從容下山，狀況可疑，乃予以調查訊問……（後略）」之云，證實蘇氏的報導確有其實。據傳聞，受檢舉的巫金墩等二人，被嚴刑拷打過。總之，此時被檢舉的漢族系台灣人後來如何，有必要加以追蹤。這是未被澄清的研究課題之，本人要記下來。

關於蜂起的意義與今後的展望，蘇文中說，「這次的暴動比之從前在組織性、計劃性方面雖比較進步，然而說不上成功，至為明顯。這不僅是台灣蕃人的本身條件問題。蕃人弟兄既屬一弱小民族，不能沒有與國際無產階級的連繫。蕃人問題也是國際無產階級本身的問題。無產階級的解放，如無殖民地無產階級的解放，幾無可能。蕃人的解放，如無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也幾無可能。我們必須將台灣革命蕃人的暴動，看做被壓迫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無產階級之間的連絡，必須把將來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再分配的紛爭以及反蘇維埃同盟戰爭轉化為無產階級革命。印度、安南、朝鮮等地弟兄們的鬥爭，必須與台灣的蕃人弟兄的鬥爭相連結」、最後以「讓我們不停高呼擁護無產階級祖國！」為結尾。

以上蘇文中的展望並未踰越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般性意識形態，但如明白地把高山族擁抱為解放運動的弟兄，即使在共產主義聯營中亦屬劃時代之舉，值得特書。

陳元據說是一位糖廠工人。至今我們所看過的台灣左翼的多篇論述，一般都還襲用著蕃人的蔑稱。只有陳元，不但改稱土著民或高砂民族，當需要引用生蕃一詞時，特加括弧號以示非出本人意思。這種用語上的正確與慎重必定和他所強調，以蜂起事件為契機反省勞動運動與民族運動俾能獲得教訓的新觀點，有一定關連。

陳說：「回顧這次的暴動……（一）吾人不得不痛感今天台灣左翼力量之薄弱。台灣左翼，不但無法站在大眾日常鬥爭的陣頭，即使對於大眾生活中自然發生的鬥爭，也缺少強固的組織體而無力給與指導加以擴大化。如這次的霧社暴動，吾人坐視一個民族在自衛鬥爭中敗亡的悲慘歷程而無力伸出救援之手。（二）台灣的同志們必須因為在至今為止的民族運動中過低評估『生蕃』而從未伸出友誼之手之事，受到嚴厲的指責。暴動失敗的原因，必須由台灣的革命本島人（漢族系台灣人）負起一半的責任。在將來的階級戰爭中，和日常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資產階級口中的『生蕃』這個最弱最小民族，也有可能擔當很大的任務。因此台灣的勞動運動者，必須及早組織由下而上超越民族界線的統一戰線，加以鞏固，同時改進至今所犯的錯誤（過低評估高砂民族……原註）。把散在台灣全島的『二十萬』左右高砂民族認定為我們的真正同胞，伸手提攜同步前進」。這是作者自己說的，得自「一大衝擊」的教訓，同時亦提出「明白的暗示」，說「霧社暴動很遺憾地慘敗了。但我們不可忽略霧社事件與世界弱小民族的抬頭趨勢有一脈相通的地方。這個事件以無法否定的方式明示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進展形勢。」

陳元的自我批判，在至今所整理過來的左翼言論中，最客觀，對自己最為嚴格，毫無過分的高調。不過他雖然提議必須由下組織高山族，但如何突破當局的「蕃界封鎖」、「入山許可」等制度規定，卻沒有具體地提及，不能不說是缺失。以上對於台灣左翼的議論加以冗長的整理與論評。通觀望些，可以說台灣左翼受自霧社事件的衝擊大於中間偏左的蔣渭水、謝春木一派人。他們對於蜂起事件的評價，雖各有語感色調的差異，但對高山族的認識的深化，卻是曠野的共同軌跡。只是，所有的這些議論，不止在台灣，即使在日本也屬「禁止頒布」，因而對一般大眾，可想無法產生直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