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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哲民:古兰经--中国制造

《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东方出版社2011
《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一书节选
作者简介: 贝哲民
Ben Simpfendorfer,澳人,历任摩根大通高级中国经济学家、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通晓阿拉伯语与汉语,为FT等刊物撰稿

电子古兰经

当叙利亚前副总统阿卜杜尔·哈利姆·卡达姆2001年访问中国,驻足中国南方的深圳时,所见之事令他吃惊。深圳是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典范。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赋予深圳特殊的政策,允许它与世界进行自由贸易,结果深圳发展迅猛。香港的投资者携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涌入,穿越边界重新建厂,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深圳这个曾经沉睡的小渔村成为一个拥有超过800万人口的大都市,吸引着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迁移至此。据说卡达姆高度赞扬了中国原领导人邓小平的睿智,正是他一手策划的经济改革惠及了深圳。自然而然,叙利亚的副总统想在叙利亚复制这一奇迹。

他所不知道的是在深圳30%以上的人口是15至29岁之间的青年妇女。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未婚,并且远离家乡。如果知道这一点,卡达姆可能会震惊的。他的女儿们都是虔诚的逊尼派的穆斯林,在未婚之前,她们是不能工作的。我禁不住想,如果他知道了这个城市的人口结构,也许他就不会那么推崇邓了。他也未必想在叙利亚复制相同的模式了。如果没有这些青年妇女的贡献,深圳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是不可能有那么迅速的增长的。她们无怨无悔地来到沿海省份,在出口加工厂及服务部门就业,对于中国释放庞大的经济潜力是至关重要的。

周小姐是深圳青年妇女的典型代表。她是绿色科技--一家销售电子版《古兰经》的电子技术公司的销售代表。看到他们的广告后,我对他们产生了兴趣,预约去办公室拜访。这家公司坐落在城郊,被一群工厂、宿舍、办公大楼和一家大众汽车的经销商所环绕。一名保安让我进入大门,我坐电梯上了十楼。这家公司的办公室狭小,杂乱无章的网线散落在地板上。我进门后,周小姐和她的两个同事立刻起立致意。握手之后,我们围着一个小会议桌坐下。几句幽默的对话让气氛活跃之后,周小姐从绿包装中拿出一本电子版的《古兰经》,演示它的功能。

周小姐的家乡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深圳的西边,距深圳有10小时的大巴车程或1小时的飞机航程。她毕业于广西桂林一所大学的外语专业。她的很多同学都做了导游。广西风景如画,以旅游业为主,慕名前往的游人如织。周小姐解释说,"我这个人比较懒,干不了导游工作,我不愿意走路。"因此,她与她的男朋友一起来到了深圳。他们经由一个著名的求职网站找到了工作。只要拥有一个学位并且懂英文,找个工作并非难事。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她加入绿色科技时间不长,但她很喜欢这份工作,觉得老板非常好,即使他"是来自广州的本地人"。她和同事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或者在工作之余打乒乓球,生活还算惬意。

我提出看看工厂,周小姐同意了。工厂离办公室不远,与深圳成千上万类似的工厂没什么不同。它在一栋外表普通、窗户极小的十层建筑里。我们乘坐一个大货梯到达七楼,一名女保安坐在货梯里的小桌子后,用一个便携式小电扇纳凉。绿色科技只是占用这栋建筑的数十个公司中的一员,他们租用了一个大车间。进去之后,可以看见几十个女工坐在排列整齐的三列工作台后,弓着背,专心致志地工作,把小零件组装成电子《古兰经》。几个穿蓝色工服的小伙子坐在长工作台的尽头,查看成品、通电,以测试产品是否能正常运行。

工厂的经理走过来与我握手,表示可以领我参观一下。这是一个整洁、干净、光照良好的厂房,墙上贴着许多安全标志。当然,在这个城市里,有比这糟的地方。巨大的金属笼子占了一半的空间,是用来放置元器件,以防丢失的。这层楼的另一半就是女工们的工作台。当我们观察她们组装工作的时候,她们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这里的大部分女工都跟周小姐一样来自广西。不久,我们离开了这栋大楼,周小姐为我指认了一下她们的宿舍。它们很容易被注意到。女工们六个人住一个小房间,非常拥挤,她们洗的衣服都晾在窗户外。类似的场景在深圳随处可见。

从厂房回到办公室后,我买了一打《古兰经》。我提出返回,但周小姐担心我找不到回香港的路,她被指派把我安全地送到边检站。我们一起乘坐深圳新建的地铁,一路聊着天。最后,在边检大厅,我们才挥手说再见。那时,我对此行还没什么感觉。但这次旅行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中国青年妇女的生活,周小姐也不例外。青年妇女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许多妇女如同她们在深圳的同龄人一样,在工厂里辛勤地工作,或是在小饭店里从事服务性工作,或是在商店里当售货员,或者为会计师事务所审核账目,她们中有的人可能已经创立了属于自己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公司。在提到中国经济的时候,忽略她们的贡献是难以想象的。

青年妇女的重要性在2004年得到凸显,当时主要的出口加工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该矛盾在深圳及其周边地区尤为突出。这真是坏消息。该地区提供了中国30%的出口额,国家劳工部门负责人承认了这一现实。据说深圳的用工缺口就达到10万人。这一数字真是令人震惊。同期美国月度新增工人不过才17万。这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中国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就要枯竭了吗?劳工短缺的现象在次年进一步恶化。那时我所接触到的国外制造商都提及必须增加工资和福利水平以吸引劳工。

这是怎么回事?首先,制造业的增长太快,对青年女工的需求不可遏制。其次,更重要的是,服务业也在大量地雇用青年妇女。我在中国内地城市访问的时候,发现一个共同点,在许多商店的橱窗都贴有"招工"的小告示。作为一个年龄在15至25岁,身高超过150厘米,能说普通话的青年女性,在现在的中国不愁找不到工作。突然之间,沿海大工厂的业主们必须努力从内地省份招徕青年女工,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比内地服务行业更好的工作条件和薪水。当然,如果想找个合适的结婚对象,留在家里显然比去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更明智。

中国的青年女性也会去阿拉伯世界碰碰运气。她们是阿拉伯国家与中国贸易的推动力之一。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当我在阿拉伯世界旅行时,在开罗、迪拜、大马士革我都碰到了中国的商人,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女性。想找到参照物不容易,比如,在阿拉伯世界工作的西方女性极少。西方女性一般在迪拜工作,迪拜人口的80%是外来人口,对女性的限制也没那么多。即使在一些不那么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如埃及、约旦和摩洛哥,女性的工作机会也极少,仅有的工作机会大多来自于多边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其他援助机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青年女性遍布这一区域,她们被商机所吸引,来此淘金。

我后来知道在阿拉伯世界经商对一名中国女性意味着什么。有一次,迪拜机场因为大雾关闭,我乘坐的飞机转降多哈。我们在机场坐了5个小时等候天气晴朗,但我的时间并没有浪费。我的邻座有两位中国女商人,她们看到我在看一份中文报纸后很惊诧,我们开始了攀谈。第一位女商人销售照明设备,她在广东和越南都有工厂,她在阿拉伯世界从事贸易已经有十多年了,每年要来这里十几次。因此,我问她,"对于女性来说,在这里做生意意味着什么?""不容易,"她回答,"迪拜和科威特还好点儿,埃及和叙利亚就比较难做,在沙特阿拉伯几乎不可能。但这儿的钱好挣,这个地方发展非常快。"

第二位女商人销售电子设备,她正打算去利雅得。我在利雅得很少看到来自中国的商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你是如何做销售的?"我问她。"我通过互联网与我的客户交流,"她回答说,"之后我们就在利雅得我住的宾馆里见面。但我总是记得用薄纱蒙住我的脸。"说着她就从脚下一个鼓鼓的包里掏出了一个黑色的头巾。"不过,"她接着叹了口气,"有的男人并不尊重我,这个工作不好做。"她的邻座也是去利雅得的,不过是第一次去。"你害怕吗?"我开玩笑地问她。她笑着回答,"是的。"我们一路聊天直到上飞机,当她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堆满垃圾和机场手推车的过道时,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她们。

中国对这些女商人评价很高。一家中文报纸称呼她们为"女中豪杰"。这篇报道中所指的女商人占据了迪拜阿尔·纳赛尔广场边的一栋楼。读完这篇报道后,我拜访了这栋建筑。我刚吃完午饭就到了那里,那儿还没有开门,因此我坐在外面等待。不一会儿,商人们就来了。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对比。这个地区还是相对保守的。这儿的店主大多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她们穿着保守。可这儿的中国女性不这样。当第一位女店主进来的时候,我甚至有点儿被吓着了,她穿着短裙和无袖上装。我在这里所见到的情景与在义乌没什么区别。也许拒绝服从当地习俗正是她们成功的理由。当然,她们也会雇用巴基斯坦人做助手。

绝大多数中国女商人都在一个四层的小商贸楼里。楼的顶上有一排大大的标识--红色、粗体的"中国城"。我在一楼一个销售女性服装的摊位前驻足停留。老板来自浙江省,我们聊了一会儿,"生意如何?""挺好。"她回答。她说在迪拜销售女装生意很好,由于许多女性在购买内衣时会觉得尴尬,所以希望由同性来招呼。事实上,这栋商贸楼里绝大多数商店都是销售女装的。如同叙利亚阿德拉自由贸易区的"中国城"一样,迪拜阿尔·纳赛尔广场的中国人也喜欢凑在一块儿。不过,这儿看不到一个男性,这个商贸楼完全是由女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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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叙利亚维持稳健路线

在2004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参议院的演讲中提到了一个"邪恶轴心",那是在后"9•11"时代的一个露骨的声明。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是这个"邪恶轴心"的原始成员。但在随后的一年,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将叙利亚加入了这个名单。华盛顿在2004年通过经济和政治制裁来制约他们。尽管欧盟委员会在2004年与叙利亚签订了伙伴协议,但他们表示在目前的政治情形下,很难想象去拓展双边关系。在随后的几年里,叙利亚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依然紧张,尤其是在叙利亚被控卷入谋杀黎巴嫩前总统拉斐奇•哈里里(Rafiq Hariri)事件后。看起来这个国家在地图上似乎陷落了。

但许多中国商人不同意西方的评估。相反,他们视叙利亚为阿拉伯世界的凝聚力。这是他们个人的观点,而不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但这种见解认识到了叙利亚在丝绸之路的终点所扮演的重要历史角色上,以及它在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地位。这些商人将赌注押在叙利亚会继续扮演这种角色上,尽管美国和欧洲对它实行政治和经济制裁。他们认为根本性的历史潮流非常强大,足以对抗一个外国政府强加的制裁。而且,中国在处于叙利亚所类似的历史潮流时,成功崛起了。尽管华盛顿竭力让叙利亚与世界隔离,但走在大马士革街道上的中国商人数目却越来越多了。

叙利亚作为代表阿拉伯世界凝聚力这一地位得益于它的相对稳定,这不是小成就。这个国家遭受了与伊拉克和黎巴嫩类似的逊尼派、什叶派、基督教及库尔德人的分离活动。它与伊拉克在东部交界,以与黎巴嫩在西部交界,与以色列在南部交界,以一种插入式的安全仪器帮助其保持和平。同时,叙利亚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公开挑战美国和以色列时,它避免了武装冲突。这一战略现在正在慢慢地收到成效。中国商人经常将叙利亚的稳定作为在这个国家维持经营的依托。但至少在当前,中国的崛起帮助点燃了这个国家作为贸易中心的历史记忆。

阿德拉自由贸易区(Adara Free Zone)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如果叙利亚选择走第二条、更乐观的路。这个工业园享受免税政策,同时也是这个地区主要的物流中心。周冬云(音译)认识到了阿德拉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商业中心的价值。她新建的"中国城"在来访的伊拉克官员中特别受欢迎,两层楼的展示厅销售着从办公室设备到工厂设备的任何东西。中国商人也利用阿德拉自由贸易区向更广大的地区销售,尤其是向黎巴嫩,因为2006年战争之后的重建努力刺激了建筑材料需求的增长。这个工业园的角色与大马士革老城的大广场曾经扮演的聚积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商人的角色类似。在美国聚焦于武装军营时,中国注重的是工业园。

叙利亚政权当然希望相同的增长速度和社会稳定。谁不想呢?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想如此。2007年10月,一项调查显示有52%的受访埃及人、约旦人、科威特人、黎巴嫩人、摩洛哥人和巴勒斯坦人认为稳定的经济比自由的政治更重要。然而,稳定的经济对于羸弱的阿拉伯经济体来说并不容易。经济改革的第一步经常是最具挑战性的,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在一个可以看到伊拉克卷入宗派冲突深渊的地区,怎么夸大对不稳定的恐惧都不过分。

叙利亚在慢慢前进。它已经使其银行业自由化,允许私人银行开设分支机构。黎巴嫩的主要银行也已经在这个脏乱的城市设立新的分支机构。政府制定了新法规吸引外国投资者。叙利亚央行在2003年决定减息,这是22年来的头一遭,随之允许银行更灵活地设定自己的存贷款利率。如今我们可以自由地在街道上兑换钱币,而不必担心被判蹲监狱。股票市场也在筹划中,尽管说它在2008年初已经开张了。同时,迪拜的Emaar正在大马士革的郊区开发一个价值5亿美元叫做第八扇门的住宅项目,这只是叙利亚在全国建的许许多多的住宅项目之一。

中国人也扮演了一个更加直接的角色。家用电器制造商海尔是迄今为止在该国的最大投资者,它的叙利亚工厂每年生产50 000台洗衣机和微波炉。这个数字与海尔在中国的产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已经足够占领叙利亚20%的市场了。海尔有积极的营销活动和广告,它的产品广告在大马士革随处可见。叙利亚仅仅是一个起点,因为该公司有计划将产品出口到邻近的阿拉伯市场。随着收入的增长刺激了对家电的需求,海尔应用它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使用的策略,既关注本地市场,也出口。

中国的公司在建筑方面作出了更大的贡献。想发现原因并不难。叙利亚的基础设施还得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它还有重大的石油储备,前苏联也为它提供财政支持;从那以后就逐渐老化了,叙利亚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有能力承担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相比之下,中国的建筑公司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迎来了一系列的项目,因为中国当局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大型基建项目,尤其是港口和道路。中国建筑公司的建造成本比美国和欧洲的同行们便宜是很正常的。正在叙利亚北部建造一个价值1.8亿美元水电站的四川机械进出口公司仅仅是众多在该国运营的中国公司之一。

中国的电信公司华为尤其积极,这家公司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它被控专利侵权,并且与军方有联系。但它成功地在国外卖出了服务,它主要聚集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因为这些国家在建造廉价通信网络方面的经验需求极大。2007年2月,华为在大马士革召开地区会议,它在阿拉伯地区的员工都飞往大马士革。我从一位帮助安排这次会议食宿交通的叙利亚朋友那里听说了这次会议的一些内容,那是他第一次与一群中国商人真正地发生联系。"他们总是那样充满激情吗?"他问道,"他们互相之间高喊追逐,让他们安静地待在一起很难,但他们在那儿很开心。"说着,他露出了微笑。

该公司的员工有足够的理由如此开心。华为最近在叙利亚夺取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是以击败它的竞争对手爱立信和西门子而得到的,因为华为为一款近似的产品提供了低得多的价格。

今天的叙利亚经济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有诸多的类似之处,中国的经验在叙利亚能够立刻应用。批评家或者认为,中国模式支持了流氓政府,然而,中国模式是建立在改革之上的,是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荐的。毫无疑问,中国在推销它的改革方面做得更好。想象一下,一名曾在20世纪90年代拜访北京的官员最近又去中国参观的话会有什么感受。这个城市的变化,包括摩天大楼和十车道的高速公路,对经济改革的宣传作用,比任何多边组织的声明要好得多。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模式强调社会稳定,这一点的重要性对于叙利亚怎么夸大也不为过。

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历史负担,这一点起了很大作用。在这条贸易路线于17世纪衰落之前,丝绸之路代表了中国与叙利亚的最后的实质性联系。这与欧洲不一样,欧洲曾经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入侵阿拉伯世界,后来还对阿拉伯进行了殖民统治;跟美国也不一样,美国武装支持了以色列,并曾两次入侵伊拉克。中国意识到它在抵达阿拉伯世界的时候,有一份清白的记录,中国不打算涉入政治,浪费这种机会,除非是有清晰的战略需要。迄今为止,因为还没有这种清晰的战略需要存在,因此中国维持着稳健的中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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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商人中国淘金

   2001年9月后不久,阿拉伯商人第一次发现了义乌。这些商人发现由于签证受限,去美国越来越难。当海关把商人的名字误认为是"恐怖名单"上的名字时,发生了许多逸闻趣事。2000年,前往美国的阿拉伯人一直保持在25万以上。截至2007年,数量已降到17万。当知道阿拉伯人不太可能光顾亚特兰大或芝加哥时,普通美国人可能感觉更安全。但是,世界已经变了。面对签证限制,阿拉伯商人以前可能待在家里,但现在,他们选择去中国义乌。

    对西方来说,这是不幸的时间。十年里,阿拉伯商人第一次有钱花。石油价格屡创新高,阿拉伯经济急速发展。2004年至2007年,经济增长平均达到令人吃惊的6%,与此相对,发达国家不过是2.9%。迪拜的建筑工业是这一地区新财富最明显的标志,它修建了一座棕榈形小岛、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商场和一座最高的摩天大楼。但是,最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为了复兴商品经济,阿拉伯国家对进口敞开了大门。在1990年至2005年间,世贸组织允许了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七个阿拉伯国家加入。在十年的经济停滞后,阿拉伯国家不仅有钱花,阿拉伯商人进口外国商品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因此,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商人向海外进发。然而,在他们费力地获得签证以进入西方经济体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其他选择。

    中国是及时出现的替代者。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商品出口以每年30%的增长率飞速上升。北亚的厂商也向中国大陆大量外包生产。但是,真正的妙举是在2001年9月发生的系列事件的同时推出的,北京非官方地决定放松签证限制。政策虽没有明显改变,但北京日益渴望吸引外商和外资。驻埃及的中国大使馆声称为埃及公民发放签证只需经过一个夜晚,而普通埃及人从申请到收到美国签证需十八个工作日。事实上,我提到的大多数阿拉伯商人声称在二十四小时内能收到签证,可见中国在商业上非常开放。

    如此行动的结果在义乌非常明显--在义乌的街道上,阿拉伯商人随处可见。在拜访义乌时,我打车前往"红客旅馆",它是阿拉伯社区的一个组织,是多数新来者首先驻足的地方。"红客旅馆"是一群随意而又复杂的建筑的联合,中心的一个院子有萧瑟的树丛。它集旅馆、办公室、饭店、清真寺功能于一身,为在义乌的阿拉伯人服务。在其中散步时,我遇见一个巴勒斯坦人,他坐在院子里边喝茶边看杂志。我们聊了一会儿,直到我试探性地问更多有关阿拉伯社区的话题,"你不要问我,"拉希德说道,"问我的堂兄。"他拽住我的胳膊,带我穿过回廊的入口。我们沿着北绸周街道走了十分钟,一路边走边聊。

    最后,拉希德把我引到一个阿拉伯餐馆里,"我的堂兄在这里工作,你应该问他,他已在义乌居住了很多年。"他说道。这个餐馆是奇怪的文化融合体,而阿拉伯的装饰物使它看起来与普通的中国餐馆稍显不同。餐馆的角落里耸立着巨大的塑胶棕榈树,这是表明文化纯正的小尝试。我被介绍给拉希德的堂兄,我们又聊了一个小时。他已在义乌居住十年,与当地一个中国女孩结婚,"我们的餐馆是这儿开的第一批阿拉伯餐馆之一,"他说道,"但是,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他拿起手中的烟,"在过去的几年里,出现如此多的阿拉伯人,太难以置信了,在过去的一年里,这条街上的阿拉伯餐馆的数量增加了三倍,但阿拉伯商人仍比餐馆多,因此,这是做买卖的好时机,我并不是在抱怨。"

2004年,这个城市仅有3个阿拉伯餐馆。但是,到2008年,餐馆数量几乎达到了20个。在中国,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不能与义乌相比。在"红客旅馆"附近,阿拉伯餐馆林立,以满足阿拉伯世界所有国家之需要。"阿尔

  • 阿克萨"满是巴勒斯坦的用餐者,而"阿尔大马士"多为叙利亚顾客。在中国这个沿海小城市,从黎巴嫩沙拉到埃及料理,商人什么都能吃到。


    2004年,也门商人第一次开始大量涌入。也门是一个占据海湾半岛南端的多山之国,仍是一个高度部落化的国家,很贫穷,许多也门人前往邻国沙特阿拉伯谋生。2004年,由于石油价格上涨,沙特阿拉伯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在近十年的财政紧缩后,政府又开始挥霍,而普通家庭对进口商品的购买力增强了。少数有企业家头脑的也门工人意识到可以从复兴的消费里挣钱,因此,他们甩掉建筑工人的帽子,前往中国,最后,在义乌落足。他们发现在这个城市的展示大厅里,商品极其便宜,可以出口到沙特阿拉伯。

    我本不应该对在义乌发现也门人感到惊讶。他们是天生的商人,大多来自于哈德拉穆提部落,此部落起源于也门东部的省份,这个地区受惠于贸易风,结果哈德拉穆提商人遍布世界各地。有意思的是,奥萨姆

  • 本拉登家族起源于哈德拉穆提,本拉登构造了一个追随者的松散网络,与他的同胞发展从沙特阿拉伯到中国的贸易线不同。本拉登的行为极具讽刺性,他的所为加剧了对阿拉伯商人的签证限制,包括来自哈德拉穆提的商人,这些商人于是被赶入中国的怀抱。这是一个提醒--近年发生的表面上看起来孤立的事件,事实上经常是相互联系的。


    巴勒斯坦人紧随而至。故乡战争的爆发令他们被迫逃离,他们希望能在中国发财致富。穆罕默德

  • 纳塞尔的故事很典型,他是一个二十岁的巴勒斯坦人,来自西岸,他的表兄们已在义乌定居,开了许多阿拉伯餐馆。三年前,在表兄们的建议下,他也来到义乌。我们在他位于北绸周大街的办公室会面,坐下来聊天,喝极甜的咖啡,一起待了一个小时。穆罕默德在沙特阿拉伯卖皮带,"这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他解释道。他说中国话的速度很慢,口音浓重。但这不重要,因为穆罕默德没有计划在中国住一辈子,"一旦我赚到足够的钱买房子和结婚,我将回到巴勒斯坦。"他发现远离家乡与住在伊斯兰社区之外是很艰难的。


    埃及和叙利亚商人是最后一批到达义乌的,石油价格上涨对这两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并没有造成戏剧性的影响。在城市的展厅里,我遇到一位来自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商人,他正在五金货摊上看螺丝刀,当他转头和朋友交谈时,我听出他的叙利亚口音。走了一会儿后,我们开始聊天,原来他来这儿仅仅三天,在这儿进货,回大马士革卖。我谈到,我没有想到在这座城市能看到如此多的阿拉伯人。"这仅仅是另一座阿拉伯城",他指着周围展厅的商人们说道。这有些夸大其词,但他的看法是有根据的。随着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之间贸易的增加,义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义乌从石油价格上涨和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改革中获益。

    这些阿拉伯商人是沿着他们祖先的足迹来到此地的。几世纪前,第一批阿拉伯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到达这里,丝绸之路把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地中海连接起来。正是通过此路线,历法、香料、伊斯兰教等传到东方,而桔子、玫瑰、丝绸等传到西方。沙漠驼队辗转于各个城市,或是在旷野席地而睡,冒着强盗抢劫和脱水的危险四处奔波。沿着此路,他们穿越可怕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栖息在波斯高原的城堡。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贸易活跃于公元200年至1500年,但此后,由于中亚的政治动荡,使得沙漠驼队穿越丝绸之路变得很危险,因而两者之间的贸易逐渐没落,而新崛起的欧洲大国开通了海上贸易路线。

    早期的阿拉伯商人或许已经逝去,但他们没有被遗忘。许多阿拉伯商人在中国永久定居,与中国汉族融合,他们的后代长得像中国人,说中国话,但仍然信奉伊斯兰教,被称为"回族"。回族是一个明显的提示--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他们在中国是唯一一个以信仰划分,而不是以聚居地划分的少数民族。虽然还有其他的中国穆斯林,但回族占全部2 000万穆斯林的一半。他们也是分布最广的,他们的祖先遍布全国。因此,公元1600年之后,当穿越丝绸之路的阿拉伯商人的数量变得极少时,是回族保留了对早期阿拉伯商人的记忆。

    当然不仅回族欢迎阿拉伯商人,义乌的当政者也意识到阿拉伯商人的到达对本地的经济有益,因此,2004年当地政府决定建一座清真寺。这是个英明的决定。义乌的当政者大多为中国汉族。极少数是实干的基督徒,因为全部都是实干的穆斯林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他们公认,建立清真寺将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阿拉伯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决定建一些五星级宾馆,其实用主义意识显而易见。当政者认识到更富有的商人如果不得不住在肮脏、吵闹的旅馆,他们是不会来到义乌的。这种"你建起来,他们就会来"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义乌的当政者没有仅限于建清真寺。后来他们请求派一位伊斯兰牧师或阿訇,后来北京派来了马纯真。马纯真在完成北京的学业之前,和我的一位朋友在新疆一起学习。在中国散布的许多伊斯兰大学中,他在其中的一所学习。当阿訇是一个好差事。政府每年给他13 000美元,比中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多六倍。当马纯真到达义乌时,义乌的清真寺还没有完工,会众集会人数不到100人,借用"红客旅馆"的二楼。但马纯真到来之后,集会的会众迅速增至600人,他们立刻填满了房间。当清真寺于2005年9月正式开放时,会众集会时规模已壮大至1 000人以上。

    自此以后,义乌当政者继续寻找新方式欢迎阿拉伯商人。金克昌局长欣喜地告诉《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他仍在寻求令穆斯林阿拉伯商人生活得更自在的方式。他们计划建一座伊斯兰学校,因为他们发现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的子女在本地学校学习,学校的伙食通常包括猪肉,因此他们的父母不得不把孩子送到清真寺吃午餐。当局计划首先建成一座清真寺附属幼儿园,接着建小学、中学。当局相信随着这些建筑的物的落成,越来越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会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带到这里居住。义乌当局的这些决定将会使一大群阿拉伯人在那儿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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