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让-卢克·戈达尔
Jean-Luc Godard，1930年12月3日－）也译为高达，法国和瑞士藉导演，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奠基者之一。2002年sight and sound 杂志举办的电影评论人投票中被选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导演之第三位。
电影通常被视为挑战和抗衡好莱坞电影的拍摄手法和叙事风格。他也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对电影发展史的丰富知识注入他的电影。著名影片有《断了气》，《轻蔑》等。
电影通常被视为挑战和抗衡好莱坞电影的拍摄手法和叙事风格。他也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对电影发展史的丰富知识注入他的电影。著名影片有《断了气》，《轻蔑》等。
今年已经79岁高龄的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新片《社会主义》(Socialisme)亮相戛纳电影节，这位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的旗手近年来很少在媒体上露面，最近就有记者前往戈达尔定居的瑞士日内瓦湖边的一座小镇，采访到了这位世界电影的大师级人物，与戈达尔深度探讨了他最新的电影作品——《社会主义》。而在谈到了近日身陷陈年官司中的波兰斯基，戈达尔也希望身在戛纳的每一位电影人都能支持波兰斯基。
关于新作品的起名到内容
问：为什么要将新作命名为《社会主义》呢？
戈达尔：我一般都会提前为电影命名，提前为电影命名就像是音乐中提前定下基调一样，我会拟定一张题目的列表，比如一份充满高贵感觉的题目，或者一份有关银行的题目。一开始我给这部电影起了《社会主义》这个名字，不过随着电影逐渐成形，我也越来越有些不满意，现在的这部作品更应该起名为《共产主义》(Communisme)或者《资本主义》(Capitalisme)。但有一个很有趣的巧合：我给哲学家让-保罗-卡尼尔(Jean-Paul Curnier)寄送了一份这部电影的小册子，当时电影名还未最终确定，仅有制作公司维加电影(Vega Film)起名为《社会主义电影》(Film Socialisme)，他阅读完毕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达12页的信，信中表达了他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于是我对自己说也许他是对的，所以最后我选择保留这部电影的名字。
问：影片在地中海巡游的想法是从何而来呢？是荷马吗？
戈达尔：刚开始我本想计划让故事发生在塞尔维亚，不过没能成功，于是我又想设计一个发生在圣马丁岛家庭的故事，不过这个也不适合电影的长度。
问：的确这部影片里的人物设置类似一本小说，这在您的作品中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
戈达尔：也许吧，不过这么说也不太准确。在将所有人物都转化成电影角色之前曾被打断过，的确他们都很有标志性，有人会觉得他们仿佛是来自于另一个时代，他们在地中海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故事中他们走过的路程正是当年莎士比亚年轻时走过的地方。
问：您是怎么在电影中安排这一切的呢？
戈达尔：没有什么特定的规矩，这些东西同样适用于诗歌、绘画或者数学，特别是古老的几何学。角色的组合就像是基础的几何学，非常的基础，所以我给大家展示了海洋，这种感觉不能完全用词汇来表达，他们就像是一个个团体，而当我们谈起团体时就会联想到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谈起社会主义那肯定又会说到政治。
关于知识产权
问：您从来不对自己的影片进行知识产权保护，这样的话任何艺术家都有可能会从您的作品中窃取东西。
戈达尔：我是反对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我认为就没有知识产权这个东西，人们把很多东西放在因特网上，大部分东西并不怎么好看，但我并没有感觉到他们从我身上拿走了什么，我家就不能上网。
问：您在《社会主义》中使用的一个镜头约翰-福特(John Ford)早在1964年的《安邦定国志》(Cheyenne Autumn)中就使用过，对您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吗？
戈达尔：从法律角度来说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我要去鉴定这两个镜头的差异，如果我要在法庭上进行申辩我就需要雇佣两名律师走两套系统，一个为引用权做辩护，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会因为使用前人发明的公式而受到审判，而另外一名律师为摘录辩护，我并没有引用前人的东西，只是受益于他们的成果。
问：在表现中东的宁静时，您为什么选择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创造的片段而不是自己拍摄一段呢？
戈达尔：因为我认为阿涅斯-瓦尔达的那段片段非常精彩。
问：但阿涅斯-瓦尔达的影片中并不是那么呈现的。
戈达尔：没错，这是我进行的编辑，我重新做了组合，但我不认为这破坏了原本的影片，我认为它们非常符合我想表达的东西，既然它们已经在那儿了我为什么不用呢。艺术作品不应该被当做财产进行划分。
问：您的这部电影作品在影院上映的同时也将在互联网上进行播出吗？
戈达尔：这不是我的想法，在制作预告片时，我本想放在YouTube进行一下宣传，将影片放在网络上进行播放是发行商的想法，既然他们付钱了我就接受他们的请求，如果我可以主导发行工作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我花费了4年的时间来制作这部电影，在制作方面这是一部非典型性的影片，影片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分成一段一段进行拍摄的。
关于电视
问：上世纪80年代，我们经常可以看见您在媒体上频频亮相。
戈达尔：是的，但我现在比较介意这个事情，我不在想反对电视的某些做法了，相反我还有些相信这东西。我不认为这会改变什么，但这的确会改变人们的兴趣所在。我对电视的有些节目很感兴趣：比如讲述动物的节目、历史频道，我也非常喜欢看美剧《豪斯医生》(House)，但我不能连着看十集以上。
关于演员
问：为什么这次您会邀请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和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参演这部电影但最后他们的戏份很少？
戈达尔：我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帕蒂-史密斯正好在我身边，所以我让她参加了这部影片，但由于她扮演角色的原因我没有必要拍太多她的戏份。因为我想引用一段胡塞尔关于几何学演讲的想法吸引了阿兰-巴迪乌。
问：为什么会有阿兰-巴迪乌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礼堂前的那一段戏？
戈达尔：因为游轮上没有人对他的文章感兴趣，但面对空礼堂时，巴迪乌很高兴，他说自己终于有机会在没人出席的状况下进行演讲。我的电影中没有任何指向性，不是我创造这个空礼堂，我不想做出任何评论，我只想去表现，表达一些情感的交集。
关于正义
记者：您在电影中说道“如果法律不再公正，那么正义将会超越法律”。
戈达尔：这句话关系到作者的权利，每个DVD在开始前都会加上FBI的刑事警告，但你也可以超越表面意思去理解这句话，你可以想象罗曼-波兰斯基的拘捕事件。
问：您对波兰斯基在您生活的国家被拘捕有什么看法？
戈达尔：我又是法国人也是瑞士人，我虽然住在瑞士但我要给法国纳税，我喜欢瑞士的很多地方，而且我的根在这里，但从政治角度来讲有些事情让我很是震惊，这种震惊程度可能和波兰斯基差不多。瑞士政府不愿意服从美国，他们可以与美国对话但是不接受美国的意见，我希望戛纳的每一位电影人都能支持波兰斯基，而且正是瑞士的正义也不都是完全的正义，就像当年他们支持已经入狱的导演贾法-潘纳西(Jafar Panahi)一样 。
关于希腊危机
问：此次希腊的债务危机是否影响到了您的电影？
戈达尔：我们应该感谢希腊，西方世界不断向希腊放贷，哲学、民主主义、悲剧艺术，我们总是忘记悲剧与民主之间的联系，没有萨福克里斯就没有伯利克里，没有伯利克里就没有萨福克里斯。我们现代社会的科技都需要感谢希腊，希腊向当今世界要一万亿的版权都不足为过。
问：希腊现在也被指责是骗子。
戈达尔：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学校里学过的一段诡辩，他们说伊巴密浓达是骗子，那么所有希腊人都是骗子，因为伊巴密浓达就代表着希腊。
关于美国
问：奥巴马总统的当选是否改变了您对美国政治的看法呢？
戈达尔：有意思的是曾经也有其他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对奥巴马的当选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我一直都希望不要有什么人加害于他，他代表的美国和乔治-布什代表的美国并不一样。
关于体育
问：您还对体育感兴趣吗？
戈达尔：是的，但我为现在的足球完全没有什么防守可言，只是一味的进攻。除了巴塞罗那队，不过这只队伍也不能在连续两场比赛中发挥同样的水平。
关于传记
问：在过去的一个冬天里，您拍摄了一部向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致敬的短片？
戈达尔：我是受电影公司之托做的这件事情，我想使用他文章的题目，去唤醒上世纪50年代他对年轻的我们的影响，对于他这个人我真的不能讲得太多，你不能讲太多与你分享很少的人。不过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于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
问：您看过安托万-德巴克为您撰写的传记吗？有感觉受到这本书的打扰吗？
戈达尔：我曾快速的翻阅过这本书，因为安妮-玛丽的部分的确打扰过我，因为那一段的东西并不真实。我也因为家中有人向他提供文件而让我感到不舒服，这种方式很不好，我也没有组织这本书的发行。
问：您和埃里克-侯麦还有联系吗？
戈达尔：有一些不多的联系，因为我俩曾在巴黎住在同一栋楼里，所以我俩以前经常聊天。
问：您看过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吗？
戈达尔：我在DVD上欣赏了他的这部作品，我个人对间谍题材的东西很感兴趣，但是很难想象他也有兴趣拍摄这样的题材。
关于特吕弗
问：您是否真的认为特吕弗(Truffaut)的电影没有什么价值？
戈达尔：不，不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他的那种电影不是我所要追求的。
关于死亡
问：您是否思考过自己的死亡？
戈达尔：是的，不可避免得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关于死亡，老了以后会更多的去审视自己，比起以前我的社交生活改变了很多，我真的很想捡起网球拍去打打网球，但由于膝盖的原因不能实现这个愿望。当你老了以后，童年的事情反而渐渐清晰起来，但我并不为死亡而感到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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