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邀请，笔者自2009年9月23日至10月4日赴德国进行学术访问暨考察德国联邦议会大选。9月27日，德国第17届联邦议会大选落下帷幕，对各参选政党的考验也随之落幕。结果，执政4年的大联合政府走向终结，此前被不少学者看好的第二届大联合政府未能出现，由联盟党和自民党组成的新一届黑黄政府浮出水面。
德国社会民主党惨遭滑铁卢
在此次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仅为23%，是该党自1949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记录（社民党此前的最差记录是1953年的28.8%）。选举日当晚，初步统计结果公布之时，时任联邦外长的社民党候选人施泰因迈尔面对镜头，不得不承认，“对于社民党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日子”。许多德国学者都用了“灾难”一词来形容这一结果。23%的支持率，使得社民党似乎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全民党了。
那么，这个自19世纪60年代起发展至今的德国最古老的政党，这个曾经的德国最大政党，这个自新世纪更迭之际起连续执政11年的政党到底怎么了？是什么原因使德国社民党沦落至此？社民党该如何面对如此惨痛的失败？
政策右转是失利主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社民党走到今天这一步，绝非一时一事之结果。追根寻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首先，德国社民党的指导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起向右转，提出“新中间”路线。二战以后，德国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伴随着经济腾飞和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传统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萎缩，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成为雇员队伍的主体。从前工人阶级子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改革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进而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环境，进入主流社会，成为所谓新中间阶层的主体，传统的阶级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
1999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发表的纲领性文件，即被广泛宣扬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第三条道路在德国则被更多地称为“新中间道路”。“新中间道路”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务实性，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施罗德自称既非左亦非右，认为什么政策能产生最佳效果就用什么政策。“新中间”就是将社民党的选民重点定位于所谓的新中间阶层，不再完全依赖传统的产业工人。这种调整部分适应了德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但重心的转移也在事实上抛弃了社会最下层的民众，致使这部分民众或是退出政治生活，不参加选举投票，或是转而支持其他政党。
其次，施罗德在第二次总理任期内实施了较为激进的社会福利改革——“2010规划”。谈到社民党此次大选失利的原因，似乎不能不提“2010规划”。这是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于2003年提出的社会福利改革方案，涉及劳动力市场、税收、医疗、科研和养老金等各个方面，其核心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并辅之以一系列强力措施。其中，削减养老金和失业补贴、削减失业者的福利、拒绝接受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的工作机会的失业者将受到惩罚等等改革措施，触动了社会福利国家的一些根本特性，在社民党内部及全德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一场右翼政党长期想做而不敢做，最终由左翼政党推行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比德国传统保守派的主张更加自由化，因而遭到公众的抗议和来自党内的批评，并引发了社民党内改革派精英与基层党员、传统选民的分裂，使社民党深陷于身份认同的危机。
“2010规划”改革方案遭到的最强烈反抗来自工会。2005年1月22日，反对“2010规划”的德国西部工会人士和社民党人在哥廷根成立了一个“站在社民党左侧”的新的左翼组织——“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WASG）。2005年大选前夕，“选举替代”和民社党组成参选的共同名单，最终获得8.7%的得票率。2007年6月16日，德国民社党和“选举替代”合并，成立了德国左翼党，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版图，对德国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2010规划”对社民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18万名党员退党，左翼党成立，大选得票下降几乎一半。
德国社民党在理论和政策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和变革，在力图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危机。结果，在此次大选中，数百万社民党的传统选民在9月27日大选当天选择了呆在家里，而没有选择去投票给社民党。此外，还有200多万人选择投票给其他政党。这样，大选结果就有利于出现黑黄联盟。社民党此次共减少选票640万张，其中有280万是未投票的选民，另有161万张选票流向绿党，96万张流向左翼党，56万张流向自民党，42万张流向联盟党。
在这个意义上说，给社民党造成重创的是众多传统选民选择了沉默。所以，社民党目前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是社会转型、阶级结构转型导致的方向危机，进而引发了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和领袖危机。
“重孙一代”何去何从
毫无疑问，在遭受重创之后，德国社民党必须重新定位，重新找寻自己，需要更换领袖。如何总结、评价、反思过去11年的执政经验，是社民党从现在起就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社民党此次大选失败，标志着联邦德国前总理社民党人勃兰特的“孙子一代”曲终人散、“重孙一代”粉墨登场。20世纪90年代初，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社民党人开始进入党的领导层，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奥斯卡·拉封丹、鲁道夫·沙尔平、格哈德·施罗德等。这些人曾被称作勃兰特的“孙子一代”，他们主导了社民党最近20年的发展历程。而拉封丹和施罗德两人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前者更强调传统价值和传统选民基础，而后者则强调现代化和新中间——最终分道扬镳，拉封丹于2005年6月宣布退出社民党，并在后来成为德国左翼党的主席之一。“2010规划”是施罗德所领导的社民党进行改革的最终成果，它在部分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加剧了德国的贫富分化，增强了中下层民众的不安定感。虽然施罗德自2005年大选之后就淡出政治舞台，但他的政策仍在延续，直到此次大选之后，社民党丧失执政地位，施罗德时代才真正终结。
目前，社民党已经提名西格马尔·加布里尔担任社民党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担任社民党总书记，这两人都是新生代，被视为勃兰特的“重孙一代”。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之后，重孙一代能否率领社民党收拾残局，重塑形象，提振信心，找回迷失的自我，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候任总书记纳勒斯是社民党内左翼力量的领袖，她曾于今年春天提出一个旨在替代第三条道路的新纲领性文件——《美好社会》。纳勒斯即将出任总书记自然使各方对社民党的路线向左转、回归传统有所期待。
是否能够打破禁忌，同左翼党合作，也关系到社民党未来的发展。德国左翼党对于社民党来说是一个禁忌。自从左翼党成立以来，社民党内就在争论如何处理与左翼党的关系：是针锋相对地与其进行斗争，抑或考虑与其合作，共同对抗联盟党。如果选择与左翼党进行合作，就意味着承认社民党以往政策的失误，可能使左翼党更加壮大，结果反而伤及社民党自身；如果选择与左翼党进行斗争，则意味着可能永远失去从前支持社民党、现在支持左翼党的那部分选民，从而削弱社民党自身的选民基础，进一步丧失其全民党的地位。可以说，如何处理同左翼党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社民党。在实践上，社民党只允许该党在德国东部与左翼党进行合作，因为左翼党在德国东部是主流政党，离开左翼党，社民党很可能无法在东部各州执政。但在德国西部，社民党一直拒绝与左翼党发生关系。
本次大选之后，这种状况很可能发生改变——执政11年之后，社民党再度成为反对党，若想重整旗鼓，就不能忽视左翼党，而左翼党若想扩大活动空间，也必须向社民党妥协，所以双方在未来接近的可能性很大。
德国社会民主党惨遭滑铁卢
在此次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仅为23%，是该党自1949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记录（社民党此前的最差记录是1953年的28.8%）。选举日当晚，初步统计结果公布之时，时任联邦外长的社民党候选人施泰因迈尔面对镜头，不得不承认，“对于社民党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日子”。许多德国学者都用了“灾难”一词来形容这一结果。23%的支持率，使得社民党似乎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全民党了。
那么，这个自19世纪60年代起发展至今的德国最古老的政党，这个曾经的德国最大政党，这个自新世纪更迭之际起连续执政11年的政党到底怎么了？是什么原因使德国社民党沦落至此？社民党该如何面对如此惨痛的失败？
政策右转是失利主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社民党走到今天这一步，绝非一时一事之结果。追根寻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首先，德国社民党的指导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起向右转，提出“新中间”路线。二战以后，德国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伴随着经济腾飞和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传统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萎缩，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成为雇员队伍的主体。从前工人阶级子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改革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进而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环境，进入主流社会，成为所谓新中间阶层的主体，传统的阶级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
1999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发表的纲领性文件，即被广泛宣扬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第三条道路在德国则被更多地称为“新中间道路”。“新中间道路”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务实性，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施罗德自称既非左亦非右，认为什么政策能产生最佳效果就用什么政策。“新中间”就是将社民党的选民重点定位于所谓的新中间阶层，不再完全依赖传统的产业工人。这种调整部分适应了德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但重心的转移也在事实上抛弃了社会最下层的民众，致使这部分民众或是退出政治生活，不参加选举投票，或是转而支持其他政党。
其次，施罗德在第二次总理任期内实施了较为激进的社会福利改革——“2010规划”。谈到社民党此次大选失利的原因，似乎不能不提“2010规划”。这是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于2003年提出的社会福利改革方案，涉及劳动力市场、税收、医疗、科研和养老金等各个方面，其核心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并辅之以一系列强力措施。其中，削减养老金和失业补贴、削减失业者的福利、拒绝接受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的工作机会的失业者将受到惩罚等等改革措施，触动了社会福利国家的一些根本特性，在社民党内部及全德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一场右翼政党长期想做而不敢做，最终由左翼政党推行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比德国传统保守派的主张更加自由化，因而遭到公众的抗议和来自党内的批评，并引发了社民党内改革派精英与基层党员、传统选民的分裂，使社民党深陷于身份认同的危机。
“2010规划”改革方案遭到的最强烈反抗来自工会。2005年1月22日，反对“2010规划”的德国西部工会人士和社民党人在哥廷根成立了一个“站在社民党左侧”的新的左翼组织——“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WASG）。2005年大选前夕，“选举替代”和民社党组成参选的共同名单，最终获得8.7%的得票率。2007年6月16日，德国民社党和“选举替代”合并，成立了德国左翼党，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版图，对德国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2010规划”对社民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18万名党员退党，左翼党成立，大选得票下降几乎一半。
德国社民党在理论和政策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和变革，在力图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危机。结果，在此次大选中，数百万社民党的传统选民在9月27日大选当天选择了呆在家里，而没有选择去投票给社民党。此外，还有200多万人选择投票给其他政党。这样，大选结果就有利于出现黑黄联盟。社民党此次共减少选票640万张，其中有280万是未投票的选民，另有161万张选票流向绿党，96万张流向左翼党，56万张流向自民党，42万张流向联盟党。
在这个意义上说，给社民党造成重创的是众多传统选民选择了沉默。所以，社民党目前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是社会转型、阶级结构转型导致的方向危机，进而引发了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和领袖危机。
“重孙一代”何去何从
毫无疑问，在遭受重创之后，德国社民党必须重新定位，重新找寻自己，需要更换领袖。如何总结、评价、反思过去11年的执政经验，是社民党从现在起就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社民党此次大选失败，标志着联邦德国前总理社民党人勃兰特的“孙子一代”曲终人散、“重孙一代”粉墨登场。20世纪90年代初，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社民党人开始进入党的领导层，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奥斯卡·拉封丹、鲁道夫·沙尔平、格哈德·施罗德等。这些人曾被称作勃兰特的“孙子一代”，他们主导了社民党最近20年的发展历程。而拉封丹和施罗德两人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前者更强调传统价值和传统选民基础，而后者则强调现代化和新中间——最终分道扬镳，拉封丹于2005年6月宣布退出社民党，并在后来成为德国左翼党的主席之一。“2010规划”是施罗德所领导的社民党进行改革的最终成果，它在部分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加剧了德国的贫富分化，增强了中下层民众的不安定感。虽然施罗德自2005年大选之后就淡出政治舞台，但他的政策仍在延续，直到此次大选之后，社民党丧失执政地位，施罗德时代才真正终结。
目前，社民党已经提名西格马尔·加布里尔担任社民党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担任社民党总书记，这两人都是新生代，被视为勃兰特的“重孙一代”。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之后，重孙一代能否率领社民党收拾残局，重塑形象，提振信心，找回迷失的自我，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候任总书记纳勒斯是社民党内左翼力量的领袖，她曾于今年春天提出一个旨在替代第三条道路的新纲领性文件——《美好社会》。纳勒斯即将出任总书记自然使各方对社民党的路线向左转、回归传统有所期待。
是否能够打破禁忌，同左翼党合作，也关系到社民党未来的发展。德国左翼党对于社民党来说是一个禁忌。自从左翼党成立以来，社民党内就在争论如何处理与左翼党的关系：是针锋相对地与其进行斗争，抑或考虑与其合作，共同对抗联盟党。如果选择与左翼党进行合作，就意味着承认社民党以往政策的失误，可能使左翼党更加壮大，结果反而伤及社民党自身；如果选择与左翼党进行斗争，则意味着可能永远失去从前支持社民党、现在支持左翼党的那部分选民，从而削弱社民党自身的选民基础，进一步丧失其全民党的地位。可以说，如何处理同左翼党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社民党。在实践上，社民党只允许该党在德国东部与左翼党进行合作，因为左翼党在德国东部是主流政党，离开左翼党，社民党很可能无法在东部各州执政。但在德国西部，社民党一直拒绝与左翼党发生关系。
本次大选之后，这种状况很可能发生改变——执政11年之后，社民党再度成为反对党，若想重整旗鼓，就不能忽视左翼党，而左翼党若想扩大活动空间，也必须向社民党妥协，所以双方在未来接近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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