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民族走廊理论问题

1.民族走廊学说的提出

民族走廊是一个学说,藏彝走廊只是其中的一条,主要指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费孝通先生对这个问题有过五次阐述。2003年我们在“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研讨会”上总结和探讨过。其中,1978年费先生在全国政协关于民族识别会议上的讲话,首先提出了民族走廊的概念,最后一次是在2003年给“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研讨会”的信函中又作了阐述。这封信我们已经收集在《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论文集中作为第一篇,也是费先生关于藏彝走廊的最后说明。

藏彝走廊是一个民族学学说。费先生当时提出这个概念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国的民族学研究没有完全打破省区界限,没有形成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没有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概念。因此,有必要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和综合研究的层面,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对此,我个人深有体会。仅就藏彝走廊而言,这条走廊中的人口,我统计过一下,共有1000余万人,530万是少数民族,其他是汉族。其中,彝语支民族有293万,藏语支民族185万,羌语支民族48万,共526万,其他是讲壮侗语和苗瑶语的民族共3万人。可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由于过去没有形成全国眼光,仅仅在西南民族研究方面就留下了许多后遗症。比如没有重视民族内部和民族间的互动问题,造成对四川、云南的藏和普米,纳西和摩梭、蒙古等民族族别认识出现了一些不一致的问题。同样,由于没有形成全国的目光,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签定后确定了西藏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改革,但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只要在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的藏区进行民主改革,就必然影响到西藏的局势。现在回头来看,一定意义上就是没有通盘考虑这些问题,费先生从民族学角度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2003年费先生在给“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研讨会”的信中,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问题。费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在1980年代。1990年,费先生在北京主持“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就他提出的这一理念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获得国内同行学者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其中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在此信中又指出各民族“文化自觉”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这四句话原来最末一句是“天下大同,”后来他将其改为“和而不同”。这句话我以为改得非常之好。因为这不是从儒家天下大同思想出发的,而是从民族与文化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个人认为,和就是一体,不同就是多元。费先生这四句的本质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此中的“和”与“不同”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费先生五次提出的民族走廊这个学说的目标,就是为了说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我想,我们研究民族走廊学说,梳理这一学术思路的发展,对于中国的民族学乃至中国民族史,都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必须是各民族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关心,这样才能巩固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为此,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必须打破地区与学科的界限,为各民族的进步发展服务,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按照费先生的原话来说,藏彝走廊仅仅是这个全局中的一个棋子而已。

2.民族走廊学说的意义

首先,费先生提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其中板块是指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区、中原区。走廊是指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板块是以走廊相联结的。在对这个民族分布格局的勾画中,涉及民族学、民族史、民族关系等诸多学科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待深入探讨。

其次,此中的板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走廊则具有相对的流动性。因此走廊更应深入研究。民族走廊学说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整合中华民族,尊重各民族个体,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都是关键。这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个民族走廊学说的理论问题虽然已提出27年了,但是我们仍然探讨得不够充分。费先生生前希望我们继续探讨和发展这个学说。这是一个纲领性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二、藏彝走廊范围问题

关于藏彝走廊的范围,大家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其中,关键是关系最紧密的横断山脉、横断山脉中的六江流域和藏彝走廊这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应予理清。

实际上,横断山脉、六江流域(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和藏彝走廊大部分地区是重合的,但却是不同的概念,是不同但关联度很大的概念。横断山脉和六江流域是藏彝走廊的主要区域,这点没有异议。但是,横断山脉与六江流域并不是全部在藏彝走廊中。同时,有的研究者还认为藏彝走廊的北缘应该包括青海的果洛、玉树两个自治州,有的还提出应该包括甘肃的甘南州和陇南地区在内,其东南是否到达滇东北大关河流域?其东缘是否应该包括龙门山脉?其南缘究竟止于何处,是否只到大理州北部?对这些都有不同看法。

此外,藏彝走廊并不是仅指藏彝两个语支的藏缅语族民族的地方,此中还有羌语支的民族以及一些苗瑶、壮侗语族的其他民族也在这里活动。而藏彝两个语族支民族也绝非仅在这条走廊中,有许多已超出了这个界限。这二者的关系如何处理?涉及藏彝走廊的界定,这都有待研究。

总之,藏彝走廊的范围有多大?它与横断山脉、六江流域的关系是怎样的?与藏语支民族和彝语支民族的关系如何?都还应该深入讨论研究。

三、考古学的问题

藏彝走廊的考古发掘工作不够充分。现在岷江、大渡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情况大体上比较清楚,雅砻江、金沙江也有一些相关发掘与研究,但远远不够。至于澜沧江、怒江的就更少。

这条走廊中的考古学工作仅在岷江、大渡河流域较有成绩。但关键是缺环甚多,不成系统。如距今5000年的茂县营盘山遗址与汶川姜维城遗址、丹巴中路遗址、汉源狮子山遗址等都出土了与西北马家窑文化相似的彩陶,应为同一文化传播。昌都卡若遗址亦有彩陶,也有受影响的痕迹,但其他地方尚不清楚。即令是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也还有许多问题。比如马家窑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关系如何?马家窑文化有没有进入成都平原?它与成都平原的古文化是什么关系?这些都不太清楚。

还有,藏彝走廊中有多处石棺葬发现,以岷江上游最多,其发现的石棺葬数量占整个西南地区已发现的石棺葬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延续的时间也很长,约从战国至东汉。许多学者认为它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但这些文化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岷江上游的考古学文化都没有完全弄清楚,何况还有其他流域。因此,对它的族属确定也就很困难。

此外,粟米文化存在于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和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等处,应该与西北文化有联系,但也没有完全弄清。

总之,这是涉及古人类的古代民族活动的问题。藏彝走廊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还应大大加强。

四、民族史的问题

1.对藏彝走廊古代民族的族属有不同认识。学术界一般认为,藏彝走廊的古代民族主要与古代的氐羌戎系民族有关,但有的学者认为不一定如此。有人认为除了氐羌戎系的民族外,还有夷系的民族(非指现在彝语支民族先民)。近来,霍巍同志提出还有胡系的民族的存在。这些新的观点非常可贵,值得深入探讨,以确定夷系民族是什么民族?胡系民族又是什么民族?而他们与现在藏彝走廊中的民族有无族源上的联系?现在看来,这个走廊中历史上还有壮侗、苗瑶语族的一些民族活动,如古代的濮人、邛人、僚人等等,都值得深入探讨。

2.对藏彝走廊中藏缅语族各语支民族,如藏语支、彝语支和羌语支的民族,一般均认为来源于西北,但也有许多新的看法。比如近来一些学者认为彝族的先民就是当地的土著,与古氐羌人没有多大关系等。

3.大部分学者虽然都同意藏彝走廊中的藏缅语族诸民族主要来源于西北,但对他们从哪里来?什么时候来?亦即其迁徙路线都有不同的解释。

4.对藏彝走廊中各民族的互动,彼此的交融与自身的分化,均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

五、民族语言的问题

1.对汉藏语系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没有汉藏语系的存在。即令在承认汉藏语系的学者中,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语系不应该包括壮侗语族、彝缅语族,认为这两个语族与汉藏语系相距甚远,应该是单独的语系。相应,他们认为藏语支与缅语支距离大些,而彝语支与缅语支应同属一个语族。

2.藏彝走廊中,尤其在这个走廊的东缘存在着非藏语、彝语、羌语的11种语言,一般称为小语种。讲这些语言的居民,多者人数达10余万,少者人数在数千至2万人之间。目前学术界对这些小语种有不同认识。对藏彝走廊中的小语种的看法分歧很大。比如嘉绒语属藏语支还是羌语支?纳木依语究竟属羌语支还是彝语支?尔龚语究竟是一种独立语言还是嘉绒语的一个方言等等。由于对这些小语种的调查研究不够,系属很难划分。

语言与民族是两个不同概念。一种民族讲多种语言或多种民族讲一种语言的情况并非少见。但是,语言的研究影响到民族的研究。相同语系、语族、语支、语言的民族在历史上一定有很多的联系,经历过或分或合的历史旅程是必然的。

六、民族文化的问题

1.民族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诸多方面。藏彝走廊中各民族有丰富的文化,既有自身的特点,又有相互的影响。现在我们对这条走廊研究不够,如迄今对藏彝走廊中的民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民族志,而只有按省(区)、州、县分开来写的某些民族志,故难以对这条走廊中的民族文化进行历时或共时的文化比较研究。比如走婚文化,尽管今天在川滇交界的泸沽湖和四川道孚、雅江一带的扎坝地区都还较典型地存在着,但这种文化间有什么关系?又与唐代的东女国有什么关系?都还没有认真研究。此外,苯波文化、碉楼文化等也是如此。苯波文化在这一带一直很发达,它与四周的关系迄今没有明确的答案。碉楼文化从岷江上游开始,直到西藏西部都有,但以这一带最为集中。它们是不是同样的文化?这些皆因为没有详细的民族志记述,故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很难深入。

2.藏彝走廊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有的是人为宗教,比如藏传佛教的影响就很大。各民族原始宗教的影响也很大。但我们对各民族原始宗教的比较研究不够。比如,苯波教和东巴教的创始人都是一个人即丁巴喜饶。到底谁影响了谁?纳西族和嘉绒藏族各执一词。最近金川县整理了许多资料,都说是明清就有的,认为苯波教发扬于金川地区,祖寺是雍忠寺(今广法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也需要深入的研究。

3.羌、藏两个语支的民族文化的联系较为密切,而与彝语支的民族文化距离比较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还没有深入的研究。

4.民族文化的变迁与调适,应该加紧进行研究。最近我们一直在藏彝走廊中走来走去,深感在现代化的高速进程中,外来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冲击太大了,怎样才能保留固有的传统优秀文化?怎样使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结合起来,需要认真加以探讨。

七、生态与民族的关系问题

在藏彝走廊地区,这是一个近年来才引起重视的问题。尤其是长江上游天然林禁伐以后,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虽然研究起步了,我们也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这方面的课题形成了研究成果,但仍然是研究得不够。尤其是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如何影响各民族的生计选择,各民族保护生态的传统经验,在当前生态变化怎样改变传统经济,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又如何影响传统社会等等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这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八、民族经济的发展问题

以前对藏彝走廊地区这方面的研究从区域经济出发的比较多,而从走廊的全面或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研究民族经济的发展则较少,对此应该加强。因为这关系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以及民族振兴的问题。虽然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也与研究不够有关。今后的关键在于要把民族经济基础的东西弄清楚,并从民族自身的发展和民族振兴的视角进行针对性的民族经济研究,从而使研究的成果,直接服务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上述看法仅系个人意见,不一定妥当。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正。如果我们今后在上述问题研究上取得了进展,那将是对整个藏彝走廊研究的一个推动。

费孝通先生在今年初故去了。我想,我们加强藏彝走廊的研究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上游古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到金沙遗址”(批准号:04XKG002)的阶段性成果。


李绍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