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学术空气很浓，学术讲演几乎天天都有，有时一天还不止一场，有文艺的，学术的，时事的。还有些文艺表演，如诗歌朗诵、音乐欣赏等，活动多在白天。我在西南联大期间有时选择地参加。
徐悲鸿谈画
徐悲鸿先生由欧洲经苏联回国返母校，过昆明，联大学生会请他讲演。他讲了在苏联参观苏联红军卫国战争画展。他说苏联卫国战争调动了全国各界的爱国热情，艺术也充分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苏联画展组织者动员了全国有名的不同流派拿出作品参展。大量的作品是描写红军抗击德国纳粹的战争。也有些风景画家，没有画过红军卫国战争的作品。为了使画展丰富多彩，表明全苏联流派一致的团结精神，尽量动员艺术界更多成员参加。当画展组织邀请这些老画家拿出作品时，一位老画家生气地说：“没有，都给钉上木板了”(因为当年苏联革命成功后，有过极左的行为，把不是直接表现革命的绘画作品封闭起来，教堂的宗教故事画用木条钉上谢绝参观，曾引起一些画家的不满)!经动员者一再劝说，这位风景画家拿出一幅乡村风景画。徐悲鸿在展览会上看了这一幅画，题名“绿舞”，一棵大树屹立在田野上，树叶迎风飞舞，生动极了。恰好有几个青年参观者也在欣赏这幅画，问解说员：“这大树和房子很好，画上怎么不见红军啊？”解说员机敏地说：“你不是看见树后这所房子吗？红军隐蔽在房子后面啊！”徐悲鸿先生有一幅古代寓言画。明清之际中国社会上流行一首歌谣，“他人骑马我骑驴，中怀怏怏恨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心下一时稍舒齐”。大意说，有人看到别人骑马，自己骑驴，心中不平衡，回头又看见推车汉子大汗淋漓地推车上坡，心中的不平衡又缓解了好多。这首歌谣在于说明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教人安分守己，并没有什么“革命性”。苏联的画家同行们看到这幅推车图，他们虽不懂汉文，却很欣赏画中的推车人两臂肌肉丰满凸起，很有力量，称赞把劳动人民的精神画出来了，要求赠给国家美术馆收藏。徐悲鸿先生答应了。解放后，我有几次去苏联，曾向有关方面打听徐悲鸿这幅推车图是否还在，他们说，展品经常轮换，一时很难查找了。很遗憾没有亲眼看一看徐悲鸿先生的这幅推车图。
焦菊隐谈二战时期的英国人民
纳粹德国首先发明飞弹(后译为导弹)V1、V2,利用它攻击伦敦，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建筑被毁，危及交通，市内道路通行天天改变。当时伦敦一家大百货公司遭到飞机袭击，屋顶炸穿，被开了天窗，但仍照常营业。公司门口布告：Open as usual。第二天又被炸了，屋顶的破洞更大了。百货公司又公告：More open as usual。英国人民巧用Open这个双关语，more open既表示对敌人的藐视，又体现出伦敦市民的乐观幽默性格，遭炸而不气馁。居民生活用水、食物均按定量配给。洗澡规定只能放半盆水，无人监督，市民都能自觉遵守。丘吉尔70岁生日，配给部多发给半磅茶叶，附言说，为了祝贺您的生日。像丘吉尔这位英国战时最高统帅也并不比一般市民特殊。
法学院一位教授在昆中北院作世界形势报告，分析德苏不会开战，有四条根据，先讲了两条，中间休息二十分钟。恰好这时街上报童叫喊“号外”，“号外”，“德苏开战了”，“德苏开战了”。主讲人颇感尴尬，宣布下半不讲了，提前结束。其实，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一介书生仅仅根据报刊、文献提供的有限信息资料去做判断，结论有误完全可以理解。后来二战记载德国出兵进攻苏联，连斯大林还判断失误，何况远离实际的东方学者？这位教授照常受到学生们爱戴。
学术讲演
西南联大人文学科专家云集，学术风气活跃。北大文科研究所罗常培教授积极组织，领导。联大还有许多学术社团组织，也经常开展各种学术活动。我听过的学术讲演，现在记得清楚的有汤用彤先生的“言意之辩”。向达先生的“唐代俗讲考”，介绍唐代的寺院培养一批能言善道的僧人，以讲故事的方式，向群众宣传佛教信仰，讲述因果报应，听讲者听得入迷。冯友兰先生讲“禅宗思想方法”，说禅宗的认识论用的是“负的方法”，用否定的词句表达要肯定的意义，以非语言的行为表示要表达的意义，“说就是不说”。讲演散会时，天气转凉，冯先生带了一件马褂，穿在身上，冯自言自语地说，“我穿就是不穿”。这部分内容收入了他的《新知言》一章里。贺麟先生讲《知行合一新论》，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有所发挥。低层次的“知”和低层次的“行”是合一的；高层次的“知”和高层次的“行”是合一的。他说大学教授运用大脑，是大学教授的“知行合一”，舞女运用大腿，是舞女的“知行合一”。主持讲演会的汤用彤先生宣布散会时说：“我们运用大脑完了，也该运用我们的大腿了。”《知行合一新论》收入他的《会通集》。
化工系陈国符先生在德国专攻造纸，他业余常翻阅我国道教全书《道藏》，有一次讲演会上他讲“道藏源流考”，这是他探索道教的开始。他这项业余爱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逐渐深入，其成就和影响超过了他的化工造纸专业。他开辟的新蹊径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称道。他讲一口乡音浓重的常熟方言，不好懂，喜欢用强调副词“交关”，讲一两句，就出现一次“交关”。有一位听众，散会后走在路上还喃喃地说，“他的话交关难懂”。
西南联大的学术讲坛，也吸引了外省学者的兴趣。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黎东方教授到昆明讲“三国历史讲座”，租用省党部的礼堂，售票讲演，送给联大历史系教授们一些票。姚从吾、郑天挺等先生都去听过，我也分得一张票。为了适应广大听众的趣味，黎东方先生讲历史故事时，经常加进一些噱头。讲三国时期吕布与董卓的矛盾，把三国演义的一些情节加以演绎：“吕布充当董卓的贴身侍从武官，住进相府。吕布就在客厅支了一只行军床，这样与貂婵见面的机会多了，随便谈谈三花牌口红的优劣，谈得很投机……”由于黎东方善于随时加进一些“调料”，他的讲演上座率不错。听说他在重庆的讲座也很受欢迎。我只听过他一次讲三国，在散会回来的路上，与姚从吾先生随走随聊，认为用这种方式向一般市民普及历史有长处。但这只有黎东方教授特有的天才能办到，我们学不了。
这些琐事，说也说不完，只可作为茶余饭后闲谈凑凑热闹。事隔六十多年，记忆犹新，愿与西南联大校友分享逝去的生动活泼的一段生活。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供稿）
徐悲鸿谈画
徐悲鸿先生由欧洲经苏联回国返母校，过昆明，联大学生会请他讲演。他讲了在苏联参观苏联红军卫国战争画展。他说苏联卫国战争调动了全国各界的爱国热情，艺术也充分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苏联画展组织者动员了全国有名的不同流派拿出作品参展。大量的作品是描写红军抗击德国纳粹的战争。也有些风景画家，没有画过红军卫国战争的作品。为了使画展丰富多彩，表明全苏联流派一致的团结精神，尽量动员艺术界更多成员参加。当画展组织邀请这些老画家拿出作品时，一位老画家生气地说：“没有，都给钉上木板了”(因为当年苏联革命成功后，有过极左的行为，把不是直接表现革命的绘画作品封闭起来，教堂的宗教故事画用木条钉上谢绝参观，曾引起一些画家的不满)!经动员者一再劝说，这位风景画家拿出一幅乡村风景画。徐悲鸿在展览会上看了这一幅画，题名“绿舞”，一棵大树屹立在田野上，树叶迎风飞舞，生动极了。恰好有几个青年参观者也在欣赏这幅画，问解说员：“这大树和房子很好，画上怎么不见红军啊？”解说员机敏地说：“你不是看见树后这所房子吗？红军隐蔽在房子后面啊！”徐悲鸿先生有一幅古代寓言画。明清之际中国社会上流行一首歌谣，“他人骑马我骑驴，中怀怏怏恨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心下一时稍舒齐”。大意说，有人看到别人骑马，自己骑驴，心中不平衡，回头又看见推车汉子大汗淋漓地推车上坡，心中的不平衡又缓解了好多。这首歌谣在于说明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教人安分守己，并没有什么“革命性”。苏联的画家同行们看到这幅推车图，他们虽不懂汉文，却很欣赏画中的推车人两臂肌肉丰满凸起，很有力量，称赞把劳动人民的精神画出来了，要求赠给国家美术馆收藏。徐悲鸿先生答应了。解放后，我有几次去苏联，曾向有关方面打听徐悲鸿这幅推车图是否还在，他们说，展品经常轮换，一时很难查找了。很遗憾没有亲眼看一看徐悲鸿先生的这幅推车图。
焦菊隐谈二战时期的英国人民
纳粹德国首先发明飞弹(后译为导弹)V1、V2,利用它攻击伦敦，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建筑被毁，危及交通，市内道路通行天天改变。当时伦敦一家大百货公司遭到飞机袭击，屋顶炸穿，被开了天窗，但仍照常营业。公司门口布告：Open as usual。第二天又被炸了，屋顶的破洞更大了。百货公司又公告：More open as usual。英国人民巧用Open这个双关语，more open既表示对敌人的藐视，又体现出伦敦市民的乐观幽默性格，遭炸而不气馁。居民生活用水、食物均按定量配给。洗澡规定只能放半盆水，无人监督，市民都能自觉遵守。丘吉尔70岁生日，配给部多发给半磅茶叶，附言说，为了祝贺您的生日。像丘吉尔这位英国战时最高统帅也并不比一般市民特殊。
法学院一位教授在昆中北院作世界形势报告，分析德苏不会开战，有四条根据，先讲了两条，中间休息二十分钟。恰好这时街上报童叫喊“号外”，“号外”，“德苏开战了”，“德苏开战了”。主讲人颇感尴尬，宣布下半不讲了，提前结束。其实，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一介书生仅仅根据报刊、文献提供的有限信息资料去做判断，结论有误完全可以理解。后来二战记载德国出兵进攻苏联，连斯大林还判断失误，何况远离实际的东方学者？这位教授照常受到学生们爱戴。
学术讲演
西南联大人文学科专家云集，学术风气活跃。北大文科研究所罗常培教授积极组织，领导。联大还有许多学术社团组织，也经常开展各种学术活动。我听过的学术讲演，现在记得清楚的有汤用彤先生的“言意之辩”。向达先生的“唐代俗讲考”，介绍唐代的寺院培养一批能言善道的僧人，以讲故事的方式，向群众宣传佛教信仰，讲述因果报应，听讲者听得入迷。冯友兰先生讲“禅宗思想方法”，说禅宗的认识论用的是“负的方法”，用否定的词句表达要肯定的意义，以非语言的行为表示要表达的意义，“说就是不说”。讲演散会时，天气转凉，冯先生带了一件马褂，穿在身上，冯自言自语地说，“我穿就是不穿”。这部分内容收入了他的《新知言》一章里。贺麟先生讲《知行合一新论》，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有所发挥。低层次的“知”和低层次的“行”是合一的；高层次的“知”和高层次的“行”是合一的。他说大学教授运用大脑，是大学教授的“知行合一”，舞女运用大腿，是舞女的“知行合一”。主持讲演会的汤用彤先生宣布散会时说：“我们运用大脑完了，也该运用我们的大腿了。”《知行合一新论》收入他的《会通集》。
化工系陈国符先生在德国专攻造纸，他业余常翻阅我国道教全书《道藏》，有一次讲演会上他讲“道藏源流考”，这是他探索道教的开始。他这项业余爱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逐渐深入，其成就和影响超过了他的化工造纸专业。他开辟的新蹊径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称道。他讲一口乡音浓重的常熟方言，不好懂，喜欢用强调副词“交关”，讲一两句，就出现一次“交关”。有一位听众，散会后走在路上还喃喃地说，“他的话交关难懂”。
西南联大的学术讲坛，也吸引了外省学者的兴趣。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黎东方教授到昆明讲“三国历史讲座”，租用省党部的礼堂，售票讲演，送给联大历史系教授们一些票。姚从吾、郑天挺等先生都去听过，我也分得一张票。为了适应广大听众的趣味，黎东方先生讲历史故事时，经常加进一些噱头。讲三国时期吕布与董卓的矛盾，把三国演义的一些情节加以演绎：“吕布充当董卓的贴身侍从武官，住进相府。吕布就在客厅支了一只行军床，这样与貂婵见面的机会多了，随便谈谈三花牌口红的优劣，谈得很投机……”由于黎东方善于随时加进一些“调料”，他的讲演上座率不错。听说他在重庆的讲座也很受欢迎。我只听过他一次讲三国，在散会回来的路上，与姚从吾先生随走随聊，认为用这种方式向一般市民普及历史有长处。但这只有黎东方教授特有的天才能办到，我们学不了。
这些琐事，说也说不完，只可作为茶余饭后闲谈凑凑热闹。事隔六十多年，记忆犹新，愿与西南联大校友分享逝去的生动活泼的一段生活。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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