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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权的逻辑——中国土地制度向处何去》结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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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书业入列“全国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2009年末至2010年中,《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从出台到修改的过程中,关于图书定价销售的议题再度牵动业内外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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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则的偏离不仅使我们远离了长期以来的稳定发展时期,而且还可能孕育了大萧条。出自道义的因素反而经常迫使人们作出有害无益的事。有谚云至善者善之敌,即为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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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2010/12/18
| 阅读: 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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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黄有光等谈幸福:崔之元主张,幸福感的客观基础,可以用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标来衡量,它包括三项指标,一是人均GDP。二是预期寿命。95%的人会认为人寿命越长越幸福。第三个分量是教育指标。黄有光用"4F"表示四大因素,即Faith(信仰)、Form(健康)、Family(家庭)、Friends(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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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杨庆育谈农村人口市民化:转户居民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农村"3件衣服"可继续保留。农村居民转户后,在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大保障上实现一步到位,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真正穿上城市"5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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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2010/11/28
| 阅读: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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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
2010/11/25
| 阅读: 2496
《困局经济学》的前言和第一章。1998年,迈克尔·赫勒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反公地悲剧:从马克思到市场转型中的产权》一文,正式从学术的视角和高度提出了“反公地悲剧”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之前创造的“公地悲剧”虽然很好地说明了公共资源被过度利用的恶果——哈丁在《公共悲剧》中写道:“在一个信奉任意享用公有资源的社会,人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毁灭是其必然的命运。任意享用公有资源会带来毁灭。”但哈丁却忽视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或称“使用不足”)的可能性,而这所导致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收益减少的情况更是严重。于是,便发生了“反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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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
2010/11/20
| 阅读: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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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
2010/11/19
| 阅读: 1409
当年的经济学家没有独立董事,没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考量,也没有骇人听闻的出场费。从整体上说,80年代的经济学家有理想,纯粹,正派,不计个人得失,生活简朴。即使作为政府的咨询决策机构,离权力中心很近,也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为自己换取什么既得利益,因此相对独立。二十年过去,民众对经济学家总体上由尊敬信赖变成反感诟病,既有时代的也有个人的责任,无论对谁来说,即使是从中获得了超乎应得利益的人来说,其实,也是十分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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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10年10月发布,共六部分,指出富士康强制加班、超时加班——违反《劳动合同法》,克扣加班费——违反《劳动合同法》,滥用学生工——违反《实习见习条例》,漠视职业安全隐患——违反《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私了”工伤事故——违反《工伤保险条例》。选登系列二与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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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专管经济社会事务的助理秘书长乔莫·桑德拉姆(JomoK.S.)自2005年起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一职,并兼任G24国际货币事务和发展政府间集团的(荣誉)研究协调员、联合国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他说“不是人民币的问题,是美元的问题。更进一步说,这也不仅是美元的问题,是当今世界货币储备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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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如果进一步和“社会分红”实验相结合,可能会有更令人兴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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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庆市实施的“十大民生工程”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特别是,重庆市启动了目前全国最大规模的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建设。重庆“十大民生工程”中的各个部分相互补充、相互促进。重庆实施“十大民生工程”的制度基础是我所谓“重庆经验进行时”——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地票交易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其政治保障是干部“三进三同”,“三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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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金融危机,是少数最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转型调整的必然结果,它们在向更高层次转型,即物质性生产将进一步收缩,非物质性生产比重将进一步提高。与之相比,中国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从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逐步转变为非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服务业超过制造业份额,是中国经济下一轮战略调整的实质所在,而社会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财经》记者张燕冬,董欲晓访谈郭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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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Philip C. C. Huang
2010/10/25
| 阅读: 2091
发展的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它们普遍用低于其成本的土地和配套基础设施,另加各种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税收优惠,并允许绕过国家劳动和环保法律来招引外来投资。正是它们的这种非正规实践以及伴之而兴起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而不仅是外来企业,才是中国惊人的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其日益加剧的社会与环境危机的来源。本文的分析来自历史+理论的视角,所指向的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新的理解和实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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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否将会是比较简单的资本主义模型(虽然是具有庞大人口压力以及众多贫困民众)?抑或将是一个分配比较平均的发展?或者说,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经历是否会和后三十年的市场改革以某种方式合并为一体,抑或是完全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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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