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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可以促进效率薄熙来在去年11月的重庆市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提出了“分好蛋糕”论。他说，“一些干部有个潜意识，认为只有把“蛋糕”做大了才谈得上分。其实，没有公平正义，不但分不好蛋糕，连做蛋糕的人最后也没劲，更谈不上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群众的积极性高了，蛋糕才做得大，就是要很好解决生产关系反过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重庆日报》2010年11月18日）。如果把薄书记所说的“分好蛋糕”理解为公平，“做大蛋糕”理解为效率，他实质上是鲜明地提出了“公平可以促进效率”的观点。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央从14大以来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提法，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薄熙来“公平可以促进效率”的观点。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讲得更为具体，除讲“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外，还进一步说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收入。” 但到了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则有新的提法：“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员的共同富裕。” 这里讲的三条都是公平问题：在分配关系上不再提效率优先，公平不再处于“兼顾” 地位，而是作为重要关注点予以强调。 特别应该注意到的是2006年10 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有关提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这里加重语气，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显然，这与“兼顾公平”的提法是不同的。2008年党的17大报告更进一步明确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可见，党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深化。有趣的是，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题为“公平与发展”，其核心观点是“公平和发展繁荣有着互补性”，长期的教育，财产和收入，卫生，医疗及就业上的不公平将严重阻碍发展。该报告以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John Rawls),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A.K.Sen)的“能力集合论”和耶鲁大学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罗墨(John Roemer)的“机会平等论”为理论基础，对世界各国的大量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公平可以促进效率”，“不公平将阻碍发展”。重庆市委三届八次全委会提出，到2015年时，重庆基尼系数要从0.42降到0.35左右，城乡收入差距从3.4∶1缩小到2.5∶1左右，并已把缩小贫富、城乡、区域“三大差距”写入“十二五”规划发展目标。这三大差距不仅是重庆的难题，也是全中国面临的难题。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统筹城乡综合改革实验区，重庆缩小“三大差距”的举措—如大规模的公租房建设和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和必将继续吸引全国人民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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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经济
2011/03/28
| 阅读: 1891
2010年4月24日，位于重庆涪陵白涛镇的“816核工程遗址”对国内游客开放。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体，在地面以下有20多层楼高，可抵抗100万吨TNT当量氢弹的空中爆炸。工程始建于1966年，主要生产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钚239，18年后的1984年因国际格局的变化而停建。“816”，是建设该工程的核工业部的一个厂的名字，更是一代“三线”建设者的生命符号。不久前，我有幸和816厂更名前的最后一位厂长安启洪一起参观了堪称“人间奇迹”的“816核工程遗址”。这位清华大学化学系核燃料专业的毕业生，从基层做起，歷任中國核工業816廠車間技術員、工程師、分廠副廠長、總廠廠長助理、總廠副廠長、黨委書記、總廠廠長。“军转民”后的816厂1990年改名为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2001年12月4日，建峰化工总厂从中国核工业集团移交重庆市属地管理，成为重庆地方国企。2004年，重庆市国资委将建峰化工总厂与重庆化医集团重组整合，安启洪以其杰出的管理能力出任重组后的重庆化医集团董事长。他继续发扬816厂的献身精神，为重庆国企的改革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07年被重庆市民选为“重慶直轄十年建設功臣”，并于2008年当选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我注意到，他现在用的公务车的尾号是“816”。但是，建峰化工为广大国人（特别是股民）所知，可能并不是因为它的前身核工业“816厂”，而是因为2005年12月16日它成功入主重庆亏损上市公司“民丰农化”，实现借壳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ST公司。更有特色的是，建峰化工入主“民丰农化”是将资产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结合起来，创造了股民所说的“重组+送股+承诺业绩”的组合对价方案。具体来说，对价方案由三部分组成：（1）建峰化工以盈利能力较强的优质化肥资产和民丰农化原有的整体资产进行置换；（2）非流通股股东按10股送1.5股比例支付股票对价；（3）大股东建峰总厂对资产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业绩做出承诺，若未达到承诺水平，建峰总厂将向流通股股东每10股追2股。这是一个一对流通股股民非常优惠的对价方案，在2005年12月16日的股东大会上得到了94%的流通股股东的赞成。为什么国有大股东建峰总厂愿意向流通股普通股东做出较大让利？关键是建峰总厂把“重组”（这里即资产置换）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结合了起来，重组做大了蛋糕，对价分好了蛋糕。这是黄奇帆市长“世界是可以重组的”的名言的又一印证。200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相关业务指引，规定凡以重大资产重组作为股改对价的上市公司，其股改方案应有“重组+送股+承诺业绩”的安排，这可以说是我国股市上的“重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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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经济
2011/04/11
| 阅读: 1977
提到英国城市曼彻斯特，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可能首先想到“曼联”---曼彻斯特足球联队。但对我这个60后来说，曼彻斯特带来的第一联想却是：这个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地方。但最近，我觉得关于重庆和曼彻斯特的两个故事特别引人入胜。
第一个故事：来自曼彻斯特的英国人立德乐第一个驾驶轮船通过三峡抵达重庆，促成了重庆的正式开埠。1859年，19岁的立德乐来到香港，先在一家德国洋行当茶叶检验员。第二年，他只身到上海，参加清政府抵抗太平天国起义的上海保卫战。1861年，他又加入洋枪队，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天国。他装扮成商人，先后到江苏、浙江等省刺探太平军情报。太平天国失败后，清王朝授予立德乐三品官衔。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特别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旅居，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之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 这意味着能否驾轮驶抵重庆，已成为英国进入西南的关键。1898年，立德乐夫妇卖掉首饰与在上海的房产，订造轮船“利川”号，从上海开到宜昌，并终于在同年3月9日清晨驶抵重庆。重庆的门户从此打开了。邓小平20年后也正是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的。2006年，重庆市人民政府为200位重庆历史名人在朝天门塑像纪念，其中12名外国人中，来自曼彻斯特的英国人立德乐排座首席。
第二个故事：2010年3月10日重庆机电集团与英国精密技术集团（Precision Technologies Group Ltd，以下简称PTG)签订收购协议，重庆机电集团在香港上市的控股子公司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2000万英镑现金收购PTG下属的6间公司全部股本。本次收购后，重庆机电将拥有三个百年品牌（霍洛伊德、宾斯巴瑞、克劳福德-斯维夫特），获得螺杆机床、各种型线的螺杆加工、磨齿机、大型机床（包括大型卧式车床、轧辊磨床、深孔镗床、摩擦焊接机等）等4类主要产品的开发、设计及制造的国际先进技术，同时，可以获得国际领先的五轴联动技术。
重庆机电集团董事长谢华骏透露，在最终签订协议之前，他与英国公司的每一个高管都进行了单独谈话，目的是力求稳住一个高技术的企业，通过其在国际上领先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与国内的制造业形成互补，而不是单纯的看中几项专利，不排除今后使其在伦敦上市的可能。
有趣的是，重庆市国资委---重庆机电集团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主任崔坚到曼彻斯特参加签约仪式期间，特别启用了PTG公司多年不用的职工食堂，宴请了全体职工。英国职工颇感惊奇，因为他们从没有和老板在一起吃饭过。恩格斯如果再生，可能会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加写一个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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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卡斯特发出“网络社会的崛起”预言时，感叹其研究与写作一直追赶着比工作能力进展得还要快的研究对象，世界仿佛乘上了信息化“魔轮”，网络社会似乎也正朝着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六度空间”的假设，不断构筑起“熟人的熟人”的网络王国。从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随人上网从理想变成了现实。特别是微博的兴起，实现了移动客户端与社交网络、个人门户的有效结合，无论是获取信息、资源共享，还是表达交流，人类似乎因具备疾速传播、海量聚合以及超级动员能力而变得更加强大。但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版图上，有一个重要的力量——研究对象的本体可能被忽略了。正是这些由我们所发明的技术和工具，在其势力空间内异化了一部分使用者并制造了区隔。而由它所带来的所谓泛众欢歌，也从客观上解构着现实社会的威权，这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移动互联技术兴盛背后的另一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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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以把票当作一个生活的工具来赚钱， 天经地义。你也可以从跳舞，换得的名声去做更有名更有钱的事情，可对我来讲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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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晕倒，我不好那口！你有空来杭州看看吧。那么多年，你知道我在做啥吗？呵呵……说实在你不了解我。也不了解互联网对未来真正的意义。大姐，有空来看看。我不好政治那口，我既讨厌左也反感右，我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我皮厚但我怕你们会误导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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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历史
2011/06/18
| 阅读: 2316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提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担任负总责这个职务，因而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分析这个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据目前披露的大量史料，在当时党内高层是有不少领导同志推荐和拥护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主张由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毛泽东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中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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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企业筑造更美好世界”，只有实现人的主体地位，这个美好世界才是我们创造的，而不是被给予的，这才是幸福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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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人们对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盈利能力质疑不断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土地流转信托财产收益设计方案，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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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枣庄发生的土地流转大户跑路事件，却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土地流转金融创新的风险结构，应依据有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和权利内涵，在以金融创新促进规模经营的同时，更加注重流转农户的权利与权益，真正做到效率与公平兼顾、公平促进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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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曼专栏：为反对而反对的恶意政治 上星期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把争取主办2016年夏季奥运的芝加哥打回票，欧巴马总统称之为受教的一刻。不过，据一名保守派刊物《标准周刊》的员工贴的部落格文章说，标准周刊的总部「爆出欢呼声」，该部落格文章标题则是「欧巴马输了！欧巴马输了！」激进保守派名嘴林博说自己「兴高采烈」。新闻网站「卓奇报导」得意洋洋：「世人回绝欧巴马」。诸如此类言论，繁多不及记载。所以我们从这一刻学到什么？其中之一是，如今主导共和党的当代保守运动，情绪成熟度像个13岁顽童。更重要的是此事说明了美国政治情势少不了的真相：当前我国两大政党之一的指导原则纯为愤恨。任何事情只要对总统有好处，共和党就反它，不管此事能否造福美国。当然，欢庆美国被国际奥委会回绝是很孩子气，但没造成任何实质损害。但同样的愤恨原则决定了共和党对更多严肃事情的立场，可能有严重后果，尤其是就健保改革辩论的立场。现在，可以理解许多共和党议员反对民主党的扩大健保纳保计画，就如同布希总统试图把社会安全福利金转为某种大规模401k退休金，被大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一样。毕竟，两党对政府适当角色的见解互异。但两党战术有所不同。2005年，民主党反对社会安全福利制度私有化时，他们的主张符合其基本的意识型态：他们声称以私人帐户取代有保障的福利，会害已退休者冒太多险。对照之下，共和党反对健保改革的做法看不出有这样的理念连贯。共和党主要的进攻路线，是宣称健保改革会戕害联邦医疗保险，其所言的根据主要是关于死亡审定小组的谎言云云。这样的攻击路线完全不符共和党传统，也和保守派所称的信念扞格。想一想，共和党自我定位为无限制的联邦医疗保险支出的捍卫者，有多怪异。第一个原因，是当前的共和党自命为雷根党，而雷根强烈反对创立联邦医疗保险，警告说它会毁了美国的自由。1990年代，前联邦众议院议长金瑞契企图大砍联邦医疗保险经费。近年，共和党再三抨击国民应得福利支出增加，增加大致是因为健保成本上升所致。但欧巴马政府的扩大纳保计画，一部分仰赖联邦医疗保险节约的经费。由于共和党反对所有可能对欧巴马有利的事，它就沦为无效医疗处置和给保险业者过高给付的热情守护者。我们的一大政党何以变的如此无情？这么愿意拥护焦土战术，即使如此做会损害所有未来政府治国的能力？关键在于自从雷根主政以来，共和党一直是激进派天下，这伙人根本不接受任何其他人有治国权利。任何对这种恶意、过度反欧巴马的情形感到意外者，一定已经忘了柯林顿当家时的情况。还记得林博提出希拉蕊·柯林顿是杀人共犯？还记得金瑞契让联邦政府无法运作，企图霸凌柯林顿总统，逼小柯接受删减联邦医疗保险经费？更别提共和党企图弹劾柯林顿时的行径。现在唯一不同之处，是共和党屈居下风，不仅失去国会主导地位，在议题辩论上亦然。公众不再像以前一样买保守派意识型态的帐，昔时对大政府的攻讦、对市场魔力的称许，已乏人共鸣。然而保守派仍相信，只有他们才该当家。结果产生愤世嫉俗、只求目的却不择手段的做法。共和党认为唯有让「正当的」执政党重新掌权的一天早日到来才重要，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穷追猛打现在的政府。这样的场面真难看，但真相如此。任何想为美国当前的真正问题寻求解决之道的人，都必须了解这个真相。（作者Paul Krugman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夏嘉玲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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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人文
2009/05/05
| 阅读: 1638
编者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个行业都掀起纪念五四的高潮，五四精神历经九十年的岁月显得更加的生动和鲜活，同时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辩。五四运动对于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强烈影响，有人高赞五四的批判精神，有人却认为其为文化“断裂”的根源。如何合理评价五四精神、五四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厘清对五四精神、五四文化的认识，记者采访了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东亚研究系主任张旭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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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起，我国要在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以解决农村低收入和困难家庭的收入和生活难题。然而，在农村实际工作中，如何分配低保指标和贫困补助，却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本调研笔记中记录的案例采用了村民全体民主投票的方式产生低保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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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推动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来到农村，推动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吸引部分大学生选择回乡创业。那么，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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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村基层人员的实践经验，农村工作的“危险期”有两个：“三伏”与“三九”，即六月小麦收割完到秋收这段时间，还有秋收结束后至春耕时间，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传统的农闲期，大量人员处于闲散状态。农村文化建设是丰富农民业余生活，提高村庄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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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对帮扶是政府和社会推进地方政府新农村建设的措施之一，是指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社会团体等与基层单位结对，为对方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业生产等方面提供扶持，加快结对农村的发展。但帮扶的必要性和意义何在呢？帮扶的基点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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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方式组建的合作社相比，村集体推动成立的合作社是与村庄治理产生联系的平台。透过合作社的发展，农村的组织建设与经济发展将结合起来，可以逐步探索实现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有机统一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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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仍然农村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村治的核心问题。2007年换届选举后，重新建立村庄秩序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本文旨在回顾村里通过收益分配而不是土地分配本身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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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法理学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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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华南PS街道办事处化解劳资纠纷的过程及相关事件的田野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2008年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具体案例分析。笔者发现,在《劳动合同法》生效以后,街道办事处在劳资纠纷中的角色由过去的放任转向了干预,并人为地降低了法律的执行标准,以预防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笔者认为,劳动合同制度未能得到有效实施是受制于多个相互联系的社会过程——如基层政府的组织环境、城市化以后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关系的变化、产业的升级转型等——的互动。本研究表明,在评估地方政府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时,需要特别关注地方背景和具体的制度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