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Ranger

Ranger 文章列表 全部

文章:60 推荐阅读:6 专题:0
普通 推荐阅读 全部
缺省 时间 标题 评分 阅读 评论 跟踪网址 | 倒序 顺序
(1) 2 3 »
文章
  1. “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张旭东访谈录
    文学 人文 2009/05/04 | 阅读: 1762
    访谈人:张旭东,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中英文主要著作包括: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批评的踪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等。
    采访人:姜异新,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以下简称张、姜)
  2. 张旭东:只有五四才能帮助中国在全球化中找到方向
    社会 人文 2009/05/05 | 阅读: 1578
    编者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个行业都掀起纪念五四的高潮,五四精神历经九十年的岁月显得更加的生动和鲜活,同时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辩。五四运动对于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强烈影响,有人高赞五四的批判精神,有人却认为其为文化“断裂”的根源。如何合理评价五四精神、五四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厘清对五四精神、五四文化的认识,记者采访了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东亚研究系主任张旭东教授。
  3. 王东宾:回乡调查之一:农村低保的民主治理
    社会 2009/05/25 | 阅读: 2019
    自2007年起,我国要在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以解决农村低收入和困难家庭的收入和生活难题。然而,在农村实际工作中,如何分配低保指标和贫困补助,却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本调研笔记中记录的案例采用了村民全体民主投票的方式产生低保名单。
  4. 回乡调查之二:农村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村官)?
    社会 2009/05/25 | 阅读: 1591
    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推动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来到农村,推动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吸引部分大学生选择回乡创业。那么,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呢?
  5. 回乡调查之三: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
    社会 2009/05/30 | 阅读: 1416
    根据农村基层人员的实践经验,农村工作的“危险期”有两个:“三伏”与“三九”,即六月小麦收割完到秋收这段时间,还有秋收结束后至春耕时间,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传统的农闲期,大量人员处于闲散状态。农村文化建设是丰富农民业余生活,提高村庄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6. 回乡调查之四:政府和社会帮扶农村的基点在于村治
    社会 2009/05/30 | 阅读: 1406
    结对帮扶是政府和社会推进地方政府新农村建设的措施之一,是指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社会团体等与基层单位结对,为对方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业生产等方面提供扶持,加快结对农村的发展。但帮扶的必要性和意义何在呢?帮扶的基点在哪里呢?
  7. 回乡调查之五:合作社与村治
    社会 2009/05/30 | 阅读: 1394
    与其他方式组建的合作社相比,村集体推动成立的合作社是与村庄治理产生联系的平台。透过合作社的发展,农村的组织建设与经济发展将结合起来,可以逐步探索实现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有机统一的机制。
  8. 回乡调查之六:土地问题与村治
    社会 2009/05/31 | 阅读: 1186
    土地仍然农村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村治的核心问题。2007年换届选举后,重新建立村庄秩序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本文旨在回顾村里通过收益分配而不是土地分配本身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种尝试。
  9. 苏力:让我的失败为这个民族的成功奠基
    法律 2009/06/10 | 阅读: 1261
    第五届法理学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10. 争夺地带:从基层政府化解劳资纠纷看社会转型
    社会 2009/10/03 | 阅读: 1117
    本文通过对华南PS街道办事处化解劳资纠纷的过程及相关事件的田野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2008年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具体案例分析。笔者发现,在《劳动合同法》生效以后,街道办事处在劳资纠纷中的角色由过去的放任转向了干预,并人为地降低了法律的执行标准,以预防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笔者认为,劳动合同制度未能得到有效实施是受制于多个相互联系的社会过程——如基层政府的组织环境、城市化以后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关系的变化、产业的升级转型等——的互动。本研究表明,在评估地方政府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时,需要特别关注地方背景和具体的制度条件。
  11. 刘国光:60周年感言——谈前后30年、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
    社会 思想 2009/10/03 | 阅读: 1788
    今年是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60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包括前30年和后3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30年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进行的,取得成就更大一些,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前30年和后30年也都走过曲折的道路,都有各自的失误。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为作今后继续前进时,需要思考的宝贵财富。
  12. 张维为:中国成功的八个理念
    社会 2009/10/03 | 阅读: 1768
    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于2009年10月1日中国60周年国庆之际,刊登了张维为教授的文章:“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并加了题注:“西方应该研究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以下是该文的中文译文和英文原文:
  13. 袁松:房头记忆如何可能?
    社会 2009/10/04 | 阅读: 1367
    袁松:房头记忆如何可能? ——大冶调查随笔 湖北省大冶市的沼山村属于鄂东南丘陵地区,该地区的村庄形成于元末战乱之后从江西到湖广的移民浪潮,各自然湾多为单姓聚居,湾子与湾子之间以田地相隔,同一宗族的不同支脉散布在附近不同的湾子里。在那里调查时,当地人强烈的村庄记忆与房头认同让人印象深刻,村庄政治与公共品供给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举例来说,沼山村的刘通与杨文昌两个自然湾从明朝开始就世代不通婚,一直持续至今。这件事情最初的起因是刘姓的祖先通公当时的一个奴才姓杨,他后来从刘家离开搬到山里居住,繁衍出的子孙后代就是现在的杨文昌。这两个湾子一开始之所以不通婚,是因为不能乱了尊卑等级,后来渐渐地刘姓对杨姓就有了一种鄙夷的心态,认为他们是自己祖先的奴才生出的后代,而杨姓则对刘姓这种瞧不起人的心态异常气愤,坚决不与之往来。此后两个湾子在历史上又曾因山林地界和沟渠灌溉发生过一些纠纷,甚至发生械斗。民国时,杨姓一位读书人成了“区长”,这位出人头地的官员果然不负众望,他在任内让刘通湾的人受了许多虐待……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不到四十户人家的张伏四湾居然有两座正屋,相隔不过十几米远,一座的门廊处写着“伏四祖堂”,另一座则写着“伏三祖堂”。这个湾子的张姓有两个房头[1],但这两个房头从不共用同一个正屋,而且连唱戏这样的集体活动也是分开的。这个事情的原因甚为久远,张伏四湾的一个村民说,300多年前他们的开基太公迁到这里时只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张伏四)妻子就亡故了,于是这位太公续弦娶了第二任妻子,妻子带来前夫所生的一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张伏三。也就是说,张伏三本来不姓张,改姓换来祖宗之后才叫张伏三。有趣的是,几百年后伏三与伏四的后人都说对方的祖先才是继子,自己的祖先才是正宗的张姓后代。当然,强烈的村庄记忆并不仅仅体现在中老年村民对村庄历史中一些掌故、传说的熟悉,更深层次的记忆还体现在以房头为基本组织单位的各种公共事务中繁琐的仪式,复杂的程序,古朴的用语,而且,村庄日常生活中的禁忌颇多,各种谚语特别是处理具体关系的歇后语、顺口溜非常完备;不仅如此,当地涉及民间信仰与习俗的集体活动很多,节日内容丰富。其中最为隆重的几种活动包括修族谱、接太公、唱戏、丧葬与祭祀。为什么在沼山村的各个自然湾中,农民的认同单位——房头会如此明显且不容置疑?为什么这个认同单位可以穿越数百年的历史延续至今?它的存在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仔细分析。 一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村民的房头意识产生于每年常规化的祭祀活动。同一房头的村民所祭拜的对象一致,顺序相同。开基祖生于故土,因而也埋葬在遥远的江西,山水迢迢,清明祭祀时难以顾及。而开基祖(也被称为始迁祖)迁居后在本地出生的第一代儿子,也就是各个房头的祖先,则埋在村后的祖坟山上。在每年的清明、七月半等祭祀的时节,子孙们都要从这个祖先开始祭拜,施以重礼。其它房头的祖先如果葬在附近,顺便祭拜一下,如果有一定距离,则可以不拜。而在本房头祖先之后的若干“太公”(爷爷以上即三代之外的祖先都称太公),由于人数众多且年代相隔久远,许多人的墓碑已模糊不可辨识,还有许多人的埋葬地点已难以记起,祭祀时难免有所忽略。当然,距离村民自身年代较近的祖先,记忆依然清晰,甚至音容笑貌仍能记起,在扫墓时也要去坟前一跪,以求心安。如此一来,在祭祀活动中,本房头的所有男丁都是首先去房头祖的墓前,然后又到最近四五代本房先祖的坟头跪拜。而房头意识、亲疏之感,也在生者与先祖的沟通中产生。至于这种祭祀的规则,一位村庄长老回答说:“哪里不是这样呢?没有第一个祖先就没有我们这里的这些后人。去祭拜一下(还记得的人)也不是为了什么,人死如灯灭,不求他保佑,就是觉得感情上好过一点。”为什么在祭祀活动中的后人看来,去祭拜本房的近祖心安理得,而其它房的先人则好像隔了距离呢?这里就涉及到人类普遍参与祭祀活动的一个根本问题:生者与死者阴阳两界沟通的实质是什么?其实阴阳两界是无所谓沟通的,人之所以能对一个死者的符号寄托情感,是在寻找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之同一性。过去的我与活着的死者曾经有过密切的互动,他/她的符号能够勾起现在的我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从而更好地定位自我,迈向未来的生活。简而言之,人们参与祭祀活动是为了在曾经与社会发生的互动中寻找自我的本体。在村庄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不同的房头就是几个不同的大家庭,他们居住在村庄的不同方位,房头之内互动更为频繁,[2]感情更加亲密。村民们之所以去祭拜本房的近祖,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这些逝去不久的老人接触更多,情感积淀更深,而当这种自然产生的情感原则贯彻到祭祀活动中后就会强化同一房头的子孙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3],加重彼此间的人情往来,这又会反过头来使得子孙的子孙们在祭祀活动中拜祭本房的祖先。如此循环往复,情感性的习惯在代际间的传接过程中慢慢变成大家默认的“规矩”,即使同一房头的后代们没有在村里集中居住也同样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操演。比如,在最典型的聚会场合红白喜事中,三服之内的亲房都有义务去帮主家干活,而且还要送礼;三服之外但同一个房头的亲人需要送礼,但不帮忙;不同房头的村民不用送礼,但会有一个长老被邀请;村中若有其他姓氏一般不用参加。在这样的场合中,族亲与姻亲是分开的,族亲是本湾子人,姻亲是外湾子人,外面的人是客人,送礼、吃饭、娱乐即可。而当远近亲疏的格局形成以后,送礼的内容、分量、方式也都成为一种公开表演,不再是个人之间的私事。[4]在丧礼等正式场合中,与主家关系不同的人穿戴的孝衣规格有所差异,站立、行走、坐下的位置各不相同,形成规整的秩序。类似的差序规则在相对封闭的定居型农业社区形成以后,会在各种不同的公共仪式及活动中操演,让参与到仪式活动中的个人受到规则的训练,而在沼山村,这种训练的最为显著的一个效果是强化人们对于房头的认同感。如前所述,尽管修谱、接太公、唱戏等活动的地理范围都超出了自然村,有的活动如修族谱跨越了省市,接太公与唱戏的开展范围是在同一个基层市场圈内分散居住的宗族,但是,所有这些活动最基本的承接单位与组织单位都是房头。同一宗族的不同支脉由于散居各湾,举办全宗族的活动时往往成本很高,因而频率较低。在涉及到全族的集体活动时,因为自然村内的各个房头有紧密的私人关系,于是各个湾子分配到的组织、联络、收款、运输等任务就落实给各个房头轮换承担,以便提高办事的效率,特别是从私人那里集资收款时,将公事转化为房头内部收款人与付款人之间的私事,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阻力。在这些公共事务[5]中,一些有公心、有能力、有魄力,性格正直刚毅的人物逐渐在实践中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每个房头的房头长。[6]房头长的权威确立以后,本房头以内的纠纷、分家、移继、招赘等私人事务都会主动找上门来要他解决,当然,请他吃饭是少不了的,这是最起码的礼节,然而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其它的物质上的好处。在房头长那里,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以及从中获得的自我实现感,而房头也因房头长们的自发追求而整合起来,形成了凝固了自我意识。 二在村庄社会中,地方文化的延续并不依赖成文的法令,不依靠人们对于各种明定规则的有意识遵守,而是靠身体自幼接受的习惯性训练。奥克肖特曾经区分过两种道德类型,一种是“对道德标准的反思应用”,另一种是“感情和行为的习惯”。[7]在前一种循规生活方式中,不仅规范或理想是反思的结果,而且这些规范和理想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也同样属于反思行为;而对于后一种来说,此处的行为几乎等于没有反思,在一种生活情境中,不存在对选择的权衡,有的只不过是遵循自幼熏陶的行为方式。习惯行为和规范行为之间的分界线,取决于是否有意识地应用了规则,实际上,大部分的人类行为都可以用习惯来加以描述。也即是说,规范潜藏在身体的习惯中,人们在具体的实践中下意识地加以应用,当习惯改变时,人们也是在无意识的从众与模仿过程中改变的,他们不会去深究习惯背后掩藏的规则,去反思它的价值,然后再进行选择。保罗·康纳顿极具启发性地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做了一个基本类型的划分,他把记忆(动词)分为个人记忆、认知记忆与身体记忆。[8]个人记忆是指生活史中的事件、经历,认知记忆是指一种过去获取的知识,如数学公式,逻辑真值等,身体记忆是人们具有的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就像骑自行车、游泳一样。康纳顿非常看重身体记忆的作用,正是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使得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记忆的知识通过不断的仪式性操演来传承和维持。尽管行动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文化通过提供行动指向的终极目的和价值来塑造行动,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与生活情境里,文化更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工具箱,人们依据它来决定采取行动的策略与规则。沼山地区的房头认同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记忆,首先是因为村庄中单姓聚集的居住形态和早期生长史中形成的地方文化给村民们提供了一个以房头为单位的寻求生活意义与共同价值的集体行动路径,村庄社区的公共规则也以房头为核心向外展开。在年复一年的村庄生活中,以房头为单位的仪式性活动反复举行,它不断在实践中将各种象征符号与文化规则进行身体刻写,进而延续了房头认同。概述之,房头认同的传承和延续有两个核心要件,一是提供意义和行动路径的文化经验保持稳定,二是仪式活动的持续。意义/符号系统的稳定性与一致性能够激发仪式活动的继续举行,而仪式活动的保持能够反过来强化意义/符号系统在特定场域内的一致与稳定,延续人们对仪式性活动的行动路径特别是组织单位的认同。仪式是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可以使参与者在特定的符号系统面前体会到具有强烈的意义与感情,从而把共同的价值赋予操演者的生活。仪式(特别是丧礼和祭祀)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程式化,它刻意讲求形式、严格遵守成规,几乎会到呆板的程度,任何对仪式的变通都要经过非常正式的商议才能通过。正是严格的程式化使其正式、庄重、严肃,同时也使它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对过去的重复。仪式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纪念,无论是纪念某事还是某人,其操演过程中的符号叙事都是为了表达和重申对过往者载附之精神的弘扬。人们通过参加若干场仪式,模仿他人的语言、神态、举止、姿势、观察前辈的组织方式、事务流程,体会具体情境中的感受和联想,便可以在不经意间完成村庄记忆的传递,而不需要下意识地强迫自己进行理解、背诵和练习。但是,如果仪式的意义指向已不明确,或者说人们只能够守住仪式的古老形式却对其符号的理解难以达成一致的时候,记忆的功能就要大打折扣,甚至连仪式的结构本身也会被慢慢改变。举例来说,沼山村的丧礼中有一种叫做“做斋”的仪式,在仪式举行的过程中子孙们要跟着道士在老人的遗体前转圈,亲友们围在一旁观看,意思是在黄泉路上送老人一程。现在我们往往只能看到道士们围在一起转圈,子孙及亲友们都不参与,连在一旁看热闹的人都没有,因为大家觉得“看多了,没意思”。而且,人们举行做斋仪式的动力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举行做斋时尾随其后的子孙越多,队伍越长,表示老人越能够走得顺畅,它象征和表达的是一种“慎终追远、子孙绵延”的价值追求,现在尽管当地人仍有较强的生育冲动,但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做斋是为了什么,村民们举行这个仪式时更多地只是为了争个面子:“别人有钱做我为什么不做呢,我家又不差,不能(因此)被别人看扁了啊!”[9]关于做斋仪式的知识以前是靠代际间的口述传承,尤其是通过准专业的兼职道士们的师传并向周围的农民传播,但经过革命年代的洗礼之后,有关这些仪式的内容在话语层面上都被指斥为封建迷信,特别是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年轻一代,他们从学校老师和语文、思想品德及历史课本那里接受的观念都把宗族视为腐朽势力,把那些与神秘主义相关的,涉及死后世界的仪式看做不科学、不文明的行为。这些因素都使得村中仪式的意义指向逐渐被遗忘,而形式化的细节也有被简化的趋势。同时,如果村庄文化经验中仪式活动的行动路径因为替代物的出现而发生更改,则仪式参与者对行动单位的习得与传承也会渐渐失落。比如正文中讲到的熊文湾最近接太公的例子,领头的熊自皇老人充分利用市场,事先向商店赊购所需物品,省去了各房头的收钱事宜,事后他再用同宗族其它湾子的礼金来冲平账目。请客吃饭的方式同样做了变通,由于湾子小,精英人物在外打工,没有更多的时间回村应对,熊自皇老人舍弃了以往由各房头轮换,集中买菜、借餐具桌椅、吃饭的习惯,而是用了一种按户承包的办法,每户人家安排两桌客人,自己做饭自己招待。他这样做省去了很多麻烦,但却无意间把房头的行动单位抹煞了,而且把全湾公共的客人分配给每个家庭,成了私人的客人。笔者还在周边的其它村听闻了这样的情况,即由村中的一位在外经商发财的富户将钱垫出,然后将整个招待的事务包给镇上专业的厨师,由他带人、带菜、带工具、带桌椅过来,一揽子包干。在这些例子中让仪式活动细节中的行动路径发生变化的诱因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与交通的便利,作为替代性行动路径的市场机制越来越深入,以及随着打工经济的深入和村庄的贫富分层而使得村庄精英常年外出谋生,在村时间受到极大限制。最后,表达地方文化的仪式性活动需要足够的行动者作为支撑,抽象地说,一定的文化结构需要一定的社会形态与之对应,如果村庄的社会结构经常性地发生变动,则与特定文化粘连在一起的仪式活动就难以举行。比如在沼山村的深山里有一个简张湾,这个湾子在户口本上的统计显示有近300人,但实际上常年在村里生活的只有不到50人,因为这个湾子距离集镇太远(步行一个来回需要约3个小时),而且山路崎岖,运输不便,90年代的打工潮兴起以前,村民们基本上自给自足,与外界的生产交换不多,但在这之后村民们打工的收入多了起来,日常生活的需求依赖集镇的程度大为增加。特别是小孩读书的问题,以前沼山村的小孩多的时候,小学和中学都建在村里,此后随着学生越来越少,学校都集中到了镇里,简张湾的孩子念书就更加辛苦,尤其是遇到下雨天情况更加糟糕。湾里老人说,十多年前,这里的年轻人等到孩子要上幼儿园的年纪,就到镇上租房住,或者直接买房。现在,这个湾子陆陆续续搬走了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家,我们在湾子里看到,尽管大部分的房子都是老房子,虽然没拆,但门前都是人头高的荒草。那些搬到镇上的人平日里在外打工或者做些小生意,他们散居各处,会聚极少。老人们在谈起他们的子女时都一个劲地叹气,说他们都忘了本,言下之意是她们身上的传统到儿女们那里留下的越来越少了。不断有人迁出的效果是村庄空壳化,村庄记忆失去了群体压力形成的传承氛围与身体的载体,而不断迁出的人如果是插入到陌生的地域而非集体搬迁,则这些迁出者就需要面对新的符号,新的规则,新的行动路径。在各种迁出者杂居的社区,他们各自的记忆没有强烈的一致性,而要等他们通过人情交换等总体性社会制度延伸关系网络直至形成地缘性共同体,产生信任与规则,又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就在这样一段时间内,又不断有人迁入与迁出,如此一来,不断变动的社会结构就难以孕育一种文化模式并进而通过仪式活动形成社会记忆。阳云云在安徽长丰调查时感觉到那里的农民对村庄的历史较为陌生,在谈及具体事件时缺乏线性的时间框架,而是一种模糊的周期性的概念。[10]她认为这与当地的历史中每隔十几年就要发生一次的大水灾使得那里每隔若干年就要发生一次规模较大的移民不无关系。我曾经调查过的湖南汉寿县的松村,那是一个多姓杂处,居住分散的聚落,村中没有异常明确的规范与禁忌,缺少公共的仪式活动,村民们对集体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有较深的记忆,但却无法讲述更为久远的历史。松村属于洞庭湖周边的平原地区,五百多年前是一片沼泽,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有人迁居当地围湖造田,此后的几百年内又因为修建长江大堤湖水渐退而不断有来自外省的移民。也就是说,这些村庄的社会结构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开放状态,直到建国之后才趋于固化。斯威德勒说,“在稳定的时期,文化经验与社会的结构化环境相互加强,而在不稳定时期则会随着新生的意识形态建立新的风格或行动策略。”[11]斯威德勒所说的稳定时期是指社会结构处于一种长期连续的日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特定的社会结构能够使从中产生的文化经验保持生命力。然而现实情况是,村庄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在历史中会以多种模式互相交叠,而简单同构的模式只不过是其中有限的个案——它只能在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下出现,这种稳定使人们可以在社会与文化的罅隙处作出调整,使之继续严密,而在变动的社会中,两者之间的不连续性却是一种常态。 三社会/集体记忆不同于个体记忆的地方在于,社会的寿命比任何一个个人的寿命都长,研究记忆的社会构成,就是要研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承行为。而当我们思考农民认同-行动单位的村庄记忆时,同时也是在反思其认同单位的忘却机理。在目前的沼山地区,传统仪式中的许多环节及其蕴含的意义开始被淡化、被遗忘,举行仪式的动力因也发生了变化,但仪式中行动者的组织路径却依旧保持,并且被视为“理所当然”,前述例中的变通情况,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并不为其他自然村所效仿。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刚刚出现的变化却是集体记忆脱落和断裂的信号。人类是通过生产和运用符号以形成社会的高级动物,尽管客观世界纷繁无序,但人们却会在头脑中构筑普遍秩序的概念,并在现实互动中通过种种象征符号的运用赋予精神世界以秩序的实在性:上至神仙菩萨龙王土地老祖宗,下至帝王将相宗族房头大家庭,不同的体系在概念世界里俨然有序,而个人则需要则这个有序的概念世界里寻找自身的定位,获得本体性的存在,进而更加地强烈认同属于自己的层级,并赋予这个层级单位的象征符号以真挚的情感,并使他的“精神气质”与“世界观”[12]受到这些符号的潜在影响。文化作为一张无所不在的意义之网,是一个有序的象征体系,嵌入其中的人们依据它来解释经验并指导自身的行为,社会互动依它而发生;相对而言,社会结构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互动的模式本身。尽管具体社区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被其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但是自从稳定的文化传统形成的那一刻起,它就会在无形之中对社会结构产生强大的影响。诚然,各地农村因为“传统”[13]的断裂程度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农民认同单位,但是为什么不同地区在现代性的不断冲击下与自身传统断裂的程度不同,速率不一?不同区域的农村对于自身传统的记忆能力是否有质的差别?换句话说,是否所有地区的农村都一定会朝着这种原子化的方向解体?是村庄社会结构的原子化导致了文化传统被荡涤还是传统被荡涤而促发了村庄的原子化?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开掘。 [1] 简略地说,房头是本自然村中的同族成员按照开基祖的不同嫡子而分出的根脉,如刘通湾的开基祖“通公”于明洪武年间从江西德安县唐溪乡南田村迁居至此,生下四个儿子,从此以后村里的刘姓成员便分成四个房头,而村民们从小就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房头。[2] 这样的格局在现在的一些小湾子中仍然可以看得出来。陈执生湾的一位老人说,我们湾里各个房头插花住的情况是土改后才出现的。[3] 访谈对象刘汉民说:“小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参加一些房头的活动(一般是赶人情),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会开始问父母为什么我们总是跟这几家走得近,父母会简单地告诉他跟我们最亲的人是哪些哪些。孩子们从小就会选择跟自己同房头的小孩玩耍,甚至有些人家附近没有同龄的小孩,他们也宁愿跑到住得较远的同房头的亲戚家玩耍而不是选择和邻居家的小孩玩耍。[4] 比如刘通湾的两户堂兄弟之间长期不和,但碰到其中一家的老人过世,另一家仍然要送重礼,“他们私人之间不和是私人的事,但这个礼却非送不可,(因为)大家都看着,你不送,让子孙后代都来学?”[5] 还包括建正屋、修牌楼,安排红白喜事等等。[6] 关于房头长的自然产生与卸任,前文已有交待,此不赘述。[7] 参见M.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London, 1962), pp61-69. 转引自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8]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9] 按照杨华的说法,“做斋”的宗教性动因变成了社会性动因。[10] 比如问访谈对象他/她是哪一年外出打工的,答案不是具体日期,而是在哪次大水跟哪次大水之间。[11] 约翰·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第34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12] 借用格尔茨的术语。“精神气质(ethos)”涉及道德、美学与价值性的因素,如道德风格、审美格调及情绪特质等,“世界观(world view)”涉及认知方面,是对纯粹现实中的事物存在方式的描画,是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概念。[13] 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传统”这个模糊的概念很容易掩盖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农村不同地区的村庄形态、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与国家政权的历史互动也存在着质性的差别,而这些正是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海外人类学最大的不同。
  14. 英“计算机科学之父”半世纪后雪沉冤 英国政府正式道歉
    科技 2009/10/04 | 阅读: 1158
    图灵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著名的数学家、逻辑学家,也是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二战期间,他协助军方破解了德国“谜”式密码机编写的情报,在盟军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图灵因此被授予“不列颠帝国勋章”。
  15. 陈蓉霞:情感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
    书评 2009/10/05 | 阅读: 1691
    情感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读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  作为进化的造物——人类,我们不仅拥有发达的智力,同时还拥有最为丰富的情感。尽管由达尔文开创的科学告诉我们,这种情感也许只不过是自然选择的“策略 ”而已,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珍爱自己的情感生活。假设生活中缺失了情感,不再有喜怒哀乐,不再有彼此间的信任与默契,更重要的是,不再有相濡以沫之情,这将是毫无意义的人生。达尔文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继《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的由来》(1871年)之后,他又发表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 in Manand Animals,1872年)一书。关于此书的缘起,在写于 1876年的《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中,达尔文写道:“我的长子生于1839年12月27日;我马上开始记录他所表现的各种表情的开端,因为我相信,即使在这个早期,最复杂最细微的表情一定都有一个逐渐的和自然的起源。”该书实际上论及人类情绪、感情的起源和演化,是相关领域先驱性的科学工作,其意义自不待言。  达尔文在这部著作中表达的基本思想即是,人类的情感和表达是天生的,不习自会的,并且具有共性,比如,当害羞时,各地的人都会脸红,哪怕是黑人,也能观察到他们的脸色因此而更有光泽。给生活在新几内亚巴布亚岛上的土著人出示一张板着脸的高加索人照片,前者能毫不费力指出后者在生气。也许不同的文化在习俗礼节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我们却天生具有一套相同的、最为基本的心理构造。既然情绪表达具有这种相通性和天生性,这就表明,它们是通过遗传而来,并且与自然选择密切相关。与此同时,达尔文还以相当的篇幅关注各种情绪的躯体表达特征,尤其是脸部表情与情感的相关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感表达也存在于动物身上,这是人类起源于动物的又一个明证。 人类的五种基本情绪,负面情绪占四种   当代心理學认为,人类的情绪分为基本情绪和次级情绪。基本情绪有五种: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和厌恶,它们分别对应于特定的躯体状态。次级情绪是上述五种基本情绪的细微变体,比如,欣喜和惊喜是快乐的变体;忧郁和惆怅是悲伤的变体;惊慌、害羞与焦虑是恐惧的变体;憎恨是愤怒的变体;鄙视和轻蔑是厌恶的变体。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五种基本情绪中,除快乐之外,其余四种都是负面情绪。这一点意味深长。它表明,地球上的动物(包括人类自身)大多时候都生活在一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身边随时会有天敌出现,更不用说洪水、干旱、疾病等自然灾害的如影相随。因此在所有的情绪中,恐惧是一种最为原始古老的情绪,它犹如忠实的报警装置,提醒我们避开危险,防患于未然。其余则有悲伤、愤怒和厌恶,它们同样是对世事无常或可憎之事的提醒。休谟深刻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最早的宗教观念并不是源于对自然之工的沉思,而是源于一种对生活事件的关切,源于那激发了人类心灵发展的绵延不绝的希望和恐惧 ”。(大卫·休谟:《宗教的自然史》,徐晓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这是因为,“我们既没有充分的智慧去预知,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防范那些不断威胁我们的灾难。我们永远悬浮在生与死、健康与疾病、丰足和匮乏之间”。(同上,第16页)这就是说,人类生活中的厄运远远多于好运,正如古希腊诗人荷马所说:“诸神赐予我们一份快乐,就要相伴双份的苦难。”也正如作家张爱玲的叹息:“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而人又是这样一种动物,到手的好运认为是理所当然,经历的厄运则久久难忘,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间的缘由则在于,正是对厄运或痛苦的深刻记忆避免让我们重蹈覆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还须思危,实在是古代圣人留给我们的极为深刻的智慧。难怪在五种基本情绪中,负面情绪会占上四种。 生命中悲惨更多,还是快乐更多?   若说人类(其实还有动物)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负面情绪之中,亦即被不快、忧虑甚至痛苦所缠绕,那么,人类或动物为何还会有求生避死的本能、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对于自然界存在的诸多苦难和痛苦,作为博物学家的达尔文怀有深刻体会,更何况达尔文生性格外敏感细腻,他的爱女安妮在10岁时夭折,这一事件在达尔文的一生中都是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越是思考自然界的苦难,达尔文就越发困惑,因为当时的神学理论把世间所有的苦难都归诸于上帝对于信徒的考验,但他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真正仁慈全能的上帝,怎么可能会把秩序建立在世人沉重的痛苦之上。   在1876年完成的《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中,达尔文提问到:在所有具有感觉能力的生命中,究竟是“悲惨更多,还是快乐更多”?“这一世界作为整体是善还是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他有些拿不定主意。“根据我的判断,快乐当然更占上风,尽管难以证实。”他认为,如果一个物种的所有成员都习以为常地蒙受痛苦,它们就会“不再关注繁衍,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形曾经或者至少是经常发生”。于是,他得出结论:“这些愉悦,它们持久反复地出现,以致我毫不怀疑,总体说来,它们给予大多数有感觉生物的快乐要超过悲惨,尽管许多个体偶尔也会经历更多的折磨。”就此而言,达尔文依然是一个常识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者。毕竟生命给了我们太多美好的东西,而情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有爱就有痛,于是,我们愿意痛并快乐着。事实上,自然选择通过赋予个体以快乐情感以引导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食欲的满足即会产生快乐之情,因为饱餐有利于个体的生存;性欲的满足(性高潮)更是达到快乐之极限,因为它有利于个体基因的传播。就此而言,快乐常表现为对于生理欲望的满足,因为它们与个体的生存及其繁殖密切相关。 惊讶之情有什么用处?   其实还有一种情绪值得一提,那就是惊讶,不同于其他情绪,它是一种中性情绪,与积极和消极体验无关,类似于催化剂的作用。惊讶的存在本质上与学习有关。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求知出于好奇与闲暇。好奇就是对未知或新鲜事物的惊讶之情,学习就是被这种好奇之心所激发。儿童对于我们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之心,以至问题不断,这就是学习最好的动力。遗憾的是,成人因熟视无睹而麻木,不再有惊讶,也不再有学习的动力。就此而言,科学家就是那些对周围事物终生保持惊讶之情的人们。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为什么是我创立相对论,我认为原因如下。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不见得会去思考空间与时间问题,他会认为这个问题早在孩童时代就解决了。我则相反,智力发展很慢,成年以后还在思考这一问题,显然我对这个问题要比儿童时期发育正常的人想得更深。”   细究起来,我们对第一次接触的事物总是印象深刻,想忘也忘不了。自然选择赋予我们惊讶这一中性的情感,看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对未知事物充满激情,因为人与动物的不同还在于,人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但麻木恰恰是学习的天敌。就此而言,成功的教育模式即在于呵护并且强化学生的惊讶之情、好奇之心。 情绪的功能之一:有利生存   在达尔文看来,情绪是一种先天的能力,通过遗传而得到,本质上它就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自然选择所保存的性状,必定是对生物体生存繁衍有利的性状,由此看来,动物(包括人类)的各种情绪必定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以恐惧为例,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一块厚玻璃板放在平台上,使得玻璃板超出平台的边缘。将一个6个月大或更大些的婴儿放在玻璃板上,逗引他向前爬,他会在清晰可见的平台边缘停下来,同时表现出恐惧的行为和面部表情。看来婴儿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对于悬空高处的恐惧感,显然这与我们的特定生存环境有关。因为我们的祖先灵长类动物是一种树栖攀缘生物,不慎从高处坠下就是一种常见事故,由此形成的恐高症就是一种有利性状,它提醒我们尽量避开悬空的高处,以防不测。其实人类或多或少都有恐高症。所谓高处不胜寒,就是一句极妙的双关语。   记得笔者女儿在5个月左右时,有次笔者买回一个上紧发条后会跳跃的青蛙,当它在桌上跳跃时,只听女儿发出叫声,开始我们没注意她的表情,还以为她是被逗乐了呢,结果发现叫声不对,再观察她的脸色,显然是惊恐万状。于是,赶快拿走了那只会动的青蛙。动物在恐惧时,大多会发出尖叫声,这种高频声常被用来作为警报声,以警告同伴或向同伴发出求助信号。今天的人类社会同样利用这种高频声作为警报。 情绪的功能之二:维持恰当的人际关系   人是群居动物,或说社会性动物。正如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所说,那些“不能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或者因为自我满足而无须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不是野兽就是上帝”。婴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在与自己的养育者(通常是母亲)建立起稳定的依恋关系之后,就会表现出“认生”这一恐惧感,也就是说,当别人、尤其是陌生人试图接近他(她)时,就会因害怕而哭闹,紧紧依偎于自己的母亲。正是这种天生的恐惧感,令婴儿与自己的养育者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以便获得必要的保护和庇佑。这也许正是婴儿建立人际关系的第一步。   在进行人际交往时,我们都懂得“投桃报李”、“以牙还牙”等策略。这是因为在一个社会性群体中,相互需要及其互惠帮助是维持稳定关系的必不可少的纽带。设想一下,某天我见邻居正驮着重物费力地上楼,于是我用举手之劳帮了他一把。过些天,我家搬重物,急需邻居助上一臂之力,但他却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后关上了房门。此时的我会做出怎样的举动?我一定会愤怒,由于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此时若正好有旁人经过(或者我主动告诉别人),他就会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那位忘恩负义的邻居的坏名声就会传遍全楼,从此他休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反过来设想,若是我对邻居的忘恩之举无动于衷,下次依旧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结果将会怎样?结果将是,群体中如此尽占别人便宜的小人会越来越多。当然这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再说嫉妒这一似乎上不得台面的情感,除了与男女恋情有关之外,它还与维护公正有关。公正可说是一个好词。但激发人们公正感的或许正在于一己私利:凭什么某人能比我(或我们)多吃多占?这就是嫉妒心在作怪。正是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之下,我们拍案而起,以公正的名义攻击我们的嫉妒对象。就此而言,嫉妒犹如社会的免疫系统,不可缺少。正如学者曹明华所言,“假如大众都完全没有嫉妒心,都一心一意地忠诚和奉献,那么骗子会更猖狂,私欲膨胀者会更攫取,病态而又掌控权力者会更如鱼得水”。   由此可见,维系社会稳定以及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来源之一恰恰是我们的各种情感,尤其是负面情感。古希腊有一则神话,说的是宙斯交与美女潘多拉一个盒子,嘱她切不可半道打开,但她却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冲动,打开了盒子,结果从盒子中跑出来的全是“恶”的东西,如嫉妒、仇恨、灾难、疾病等。今人以潘多拉的盒子来比喻“恶”,殊不知,文明正是被恶之力量所推动。 情绪的功能之三:道德感起源于情感   说起来,道德是自私的反义词,道德表现为利他甚至自我牺牲。达尔文对此的解释是,一个群体中,具有道德感的个体越多,他们为群体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群体就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显然自然选择有利于道德感的脱颖而出。但当代学者却发现此种推理存在漏洞。因为具有道德感的个体更可能会因自我牺牲而较少甚至没法留下后代,因为冲锋在前的后果很有可能就是丧失生命,荣升烈士;相反,那些胆小鬼倒是趁机占尽便宜,从别人的牺牲中苟且偷生,从而大量繁殖自己的后代。如此说来,自然选择反会淘汰那些“高尚人士”。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   达尔文在此确实犯下了一个错误,他于不知不觉中把群体设定为选择的对象。但当代进化论者对此已达成共识:自然选择的作用对象是个体,甚至是基因,而决非群体。这就是说,自然选择总是青睐于令个体(或基因)的适合度达到最大化,哪怕因此而牺牲群体的利益。用道金斯的话来说,基因的本性就是尽可能多地复制自己的后代,他称之为“自私的基因”。个体的行为受我们体内基因的支配,因而也不可避免具有自私性。如此说来,道德感的起源似乎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选择无关,那么,它纯粹就是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事件,是灵魂对躯体的超越?   然而,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社会生物学恰恰要从生物学的层面来讨论道德感的起源。尽管基因的本性可以借助“自私” 一词来刻画,但基因的本性同样可以导出具有利他色彩的血缘互助,这就是“亲选择”的概念,它是指,彼此具有亲缘关系的个体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对方,只因它们之间或多或少有一些相同的基因。一个极端的例子即是母爱,这是因为子女的体内有一半基因来自母亲,在此意义上,帮助子女谋生,也就等于为自己的基因寻求最大限度的复制机会。   除了血缘纽带之外,个体之间的合作还与互惠利他行为的出现有关。自从20世纪上半叶出现博弈论以来,科学家试图用博弈论的语言来描述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合作及其竞争行为。加拿大博弈论家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设计了一种游戏程序,名为“ 投桃报李”(Tit for Tat)策略。当它首次与任何一个程序相遇时,总是采取合作行为,若对方给予回报,则双方合作成功并建立友谊。由此带来的就是“双赢”效果,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就是“非零运算”。若对方欺骗,“投桃报李”就会采取惩罚、报复策略,并终止合作关系。运算的结果,只要群体中存在一定量愿意合作的程序,投桃报李策略就会是优胜者,并且投桃报李者越多,该策略所获得的成功机会也就越多,换言之,社会越是和谐。这样的群体就达到了“进化上稳定的策略”,亦即其他策略难以钻空子侵入。但可以设想,在一个群体中,若绝大部分的个体都采用自私策略,只想抓住每一次机会利用对方,那么,个别的投桃报李者将难以立足。这样的群体尽管也是稳定的,但效率却是最差,亦处于最不和谐状态。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凭什么群体中不会是自私者占绝大多数,答案正在于亲选择原理。在一个小规模的群体中,个体相互之间未免都有“沾亲带故”的关系,它们就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合作利他行为,这正是投桃报李策略得以存在的基础。当投桃报李策略所带来的成功被更多的个体享受到时,它就会进一步蔓延开来,以至无须受亲选择条件的束缚,亦即针对对象不只限于直系或较少的旁系亲属。   在自然界中大量存在互惠利他行为,比如,吸血蝙蝠夜间去大型哺乳动物那里吸血,有些个体偶尔会空腹而归,此时吸饱血的个体就会吐出胃内的血液喂给饥饿的个体,尽管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血缘关系。这样的行为常常是相互的,结果就是双赢。在灵长类中,这种互助行为更加流行。黑猩猩相互之间分享食物,梳理毛发,彼此给予对方以安抚,或是合作抵抗共同的敌人,等等。不过,互惠利他行为的流行也许需要某些条件:个体有足够长的寿命,能辨认并且记住对方的行为。这也就是它们在高等哺乳动物中更为常见的原因。   这就是说,自然界本已存在道德的萌芽,并且道德的前提恰在于个体乃至基因的自私。假设这一前提成立,即人类道德源于动物中的亲选择以及互惠利他行为,那么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血缘互助还是互惠利他,其背后都不存在个体的有意算计或所谓的动机,而是通过感情的引导来执行这一进化逻辑。我们天生就具有感激、同情、回报、愧疚等正面感情,当受到伤害时还具备愤怒、仇恨乃至报复等负面感情。正是这些情感令我们做出“投桃报李”或“以牙还牙”的行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向来被视为做人美德;而血债要用血来还,同样也是社会所能认可的行为准则。在这些美德或准则的背后,其实都是情感要素在起作用。   一种重要的情感即是,同情或移情能力,用民间的大白话来说,就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说的也正是道德感起源于人性中共有的同情之心,它与功利性的追求回报或舆论的赞赏无关。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却是,有时恰恰是现代社会的灌输或说教才导致个体丢失了素朴的人性。比如在影片《朗读者》中,女主人公本是一个文盲,但所谓现代社会的说教却让她迷失了本性,在担当犹太集中营的看守时,她可以做到毫不动情地挑选出某个犹太女囚犯,让她去送死;当集中营发生火灾时,她却依然忠于职守,不愿为囚犯提供一条生路。当战后面对法庭的审判时,她的回答却是,作为一个看守,她只能这样做。她的人性就在忠于职守的说教之下泯灭了。   就此而言,道德先于人性,而非人性所独享。而宗教,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无非就是劝人为善,可见它只是强化了已有的道德情感,而决非无中生有地创造出道德情感,或者用宗教的语言来说,是神赋予人以道德良知。其实与其说是神,还不如说是无情的自然选择造就了动物(包括人)的道德情感。   (本文是作者为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所写的导读,原文约15000字,本报发表时作者做了缩编和改写)
  16. 克鲁格曼:为反对而反对的恶意政治
    政治 2009/10/06 | 阅读: 1687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曼专栏:为反对而反对的恶意政治 上星期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把争取主办2016年夏季奥运的芝加哥打回票,欧巴马总统称之为受教的一刻。不过,据一名保守派刊物《标准周刊》的员工贴的部落格文章说,标准周刊的总部「爆出欢呼声」,该部落格文章标题则是「欧巴马输了!欧巴马输了!」激进保守派名嘴林博说自己「兴高采烈」。新闻网站「卓奇报导」得意洋洋:「世人回绝欧巴马」。诸如此类言论,繁多不及记载。所以我们从这一刻学到什么?其中之一是,如今主导共和党的当代保守运动,情绪成熟度像个13岁顽童。更重要的是此事说明了美国政治情势少不了的真相:当前我国两大政党之一的指导原则纯为愤恨。任何事情只要对总统有好处,共和党就反它,不管此事能否造福美国。当然,欢庆美国被国际奥委会回绝是很孩子气,但没造成任何实质损害。但同样的愤恨原则决定了共和党对更多严肃事情的立场,可能有严重后果,尤其是就健保改革辩论的立场。现在,可以理解许多共和党议员反对民主党的扩大健保纳保计画,就如同布希总统试图把社会安全福利金转为某种大规模401k退休金,被大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一样。毕竟,两党对政府适当角色的见解互异。但两党战术有所不同。2005年,民主党反对社会安全福利制度私有化时,他们的主张符合其基本的意识型态:他们声称以私人帐户取代有保障的福利,会害已退休者冒太多险。对照之下,共和党反对健保改革的做法看不出有这样的理念连贯。共和党主要的进攻路线,是宣称健保改革会戕害联邦医疗保险,其所言的根据主要是关于死亡审定小组的谎言云云。这样的攻击路线完全不符共和党传统,也和保守派所称的信念扞格。想一想,共和党自我定位为无限制的联邦医疗保险支出的捍卫者,有多怪异。第一个原因,是当前的共和党自命为雷根党,而雷根强烈反对创立联邦医疗保险,警告说它会毁了美国的自由。1990年代,前联邦众议院议长金瑞契企图大砍联邦医疗保险经费。近年,共和党再三抨击国民应得福利支出增加,增加大致是因为健保成本上升所致。但欧巴马政府的扩大纳保计画,一部分仰赖联邦医疗保险节约的经费。由于共和党反对所有可能对欧巴马有利的事,它就沦为无效医疗处置和给保险业者过高给付的热情守护者。我们的一大政党何以变的如此无情?这么愿意拥护焦土战术,即使如此做会损害所有未来政府治国的能力?关键在于自从雷根主政以来,共和党一直是激进派天下,这伙人根本不接受任何其他人有治国权利。任何对这种恶意、过度反欧巴马的情形感到意外者,一定已经忘了柯林顿当家时的情况。还记得林博提出希拉蕊·柯林顿是杀人共犯?还记得金瑞契让联邦政府无法运作,企图霸凌柯林顿总统,逼小柯接受删减联邦医疗保险经费?更别提共和党企图弹劾柯林顿时的行径。现在唯一不同之处,是共和党屈居下风,不仅失去国会主导地位,在议题辩论上亦然。公众不再像以前一样买保守派意识型态的帐,昔时对大政府的攻讦、对市场魔力的称许,已乏人共鸣。然而保守派仍相信,只有他们才该当家。结果产生愤世嫉俗、只求目的却不择手段的做法。共和党认为唯有让「正当的」执政党重新掌权的一天早日到来才重要,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穷追猛打现在的政府。这样的场面真难看,但真相如此。任何想为美国当前的真正问题寻求解决之道的人,都必须了解这个真相。(作者Paul Krugman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夏嘉玲摘译)
  17. 联合国《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
    社会 2009/10/06 | 阅读: 1796
    联合国《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下载地址: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hdr/2009/    前 言  概 述  第一章 人员流动如何促进人类发展  第二章 谁迁移到何处、何时、为何  第三章 流动人员的境况  第四章 对原住地和目的地的影响  第五章 增进人类发展成果政策措施  注 释  读者指南  《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概要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极不公平的。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搬离他们曾经生活的城镇、乡村可能是改善生活机会的最好(有时是唯一)的选择。人员流动对于提高收入、教育水平、个体和家庭的参与性,以及为孩子的将来提供美好的前景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它的价值远不只这些,有权决定在哪里生活是人类自由的一个关键因素。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关于人口迁移的典型概况。水果采收工、护士、政治避难者、建筑工人、专家学者、计算机程序设计人员等近10亿人在国内以及海外流动。当人们开始迁移时,不管是在国内流动还是穿越边境线,他们也就开始了充满希望和不确定性的旅行。许多人迁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希望把自己的才能与目的地的资源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使自己和常常伴随他们的家庭受益。如果他们迁移成功,那么迁出地和迁入地也同样受益。  然而,由于流动人员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法律法规,人员流动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特别是正值全球经济衰退时期,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复杂。  《跨越障碍:人员流动和发展》揭示出如何制定更好的人员流动政策,以促进人类发展。在分析流动对流动者本人、家庭以及迁出地、迁入地的大范围的影响之前,首先需要描绘人员流动的一些相关情况,即谁在迁移,到哪里,什么时候迁移,以及为什么要迁移。《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为政府部门提供了指导,即为了扩大人类的选择权和自由权,政府要减少对国内、国际间人员流动的限制。该报告主张采用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改善流动人员的未来前景,这样反过来也会给迁入地和迁出地带来极大的好处。人员流动不仅对迁入地政府,而且也对迁出地政府以及其他部门,特别是私营部门、协会、非政府组织,甚至对迁移者本人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使人类发展与那些希望从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复杂的流动模式中寻求最佳方案的决策者的议程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8. 他们是新中国60年来第一人
    社会 历史 2009/10/12 | 阅读: 1815
    这些“第一人”,都是离我们的生活最近的人。
  19. 李从军: 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公益使命--在世界媒体峰会上的发言
    社会 2009/10/12 | 阅读: 1346
    10月9日,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峰会执行主席、新华通讯社社长李从军在致辞。
  20. 碳交易的关键时刻:哥本哈根会议将如何改变市场
    环保 2009/10/12 | 阅读: 1511
    二氧化碳是目前无可辩驳地最令人振奋的商品之一,一些人已经看出了它的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 3 »



技术支持: MIINNO 京ICP备20003809号-1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