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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朗案过去近半个世纪后，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自己当起了首席大法官，召集了包括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约翰·哈特·伊利（John Hart Ely）和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在内的八位顶尖宪法学者组成了一个模拟的最高法院。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重写著名的布朗案判决。当九位大法官把各自撰写的意见汇集到一起时，人们却意外地发现与五十年前那份9比0全体一致的意见不同，在这其中居然出现了一份异议。而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这唯一的一份异议竟出自这个模拟最高法院中唯一的黑人教授——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以实践挑战传统信仰　　Nobel laureate Elinor Ostrom:　　Posing a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faith by practice　　文/陈洁燕　　在2009年10月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单前，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并不广为人知，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位第一个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陌生而遥远的。　　艾利诺于1933年生于洛杉矶。年轻的时候，她已经感受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经济衰退年代成长的她，真切地经历了经济衰退所引发的资源大战。当时的洛杉矶，自来水是昂贵的商品。“在这场资源大战中，我妈妈有一个引以为傲的花园”，她回忆说，“我也从中学会了如何种植和罐藏蔬菜。这些难忘的经历是城市里的小孩子从未经历过的。”这些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经历也向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揭示了生活的重要一面——当面临资源问题时，为了普罗大众的利益，广大民众可以携手合作。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是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她研究自发组建的管理组织运作及管理公共资源的可行性，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造资源。通过广泛地收集数据，例如传统的问卷调查或先进的卫星成像手段，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发现了大量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挑战着传统的信仰。　　2001年，她被选聘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PNAS编委会成员。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PNAS的首卷语中发表了其对高效的森林管理的见解。从亚马逊盆地到北极圈，森林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林木、燃料、矿石、食物和旅游景点)却面临着加速的破坏。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强调使森林资源保持多产的管理手段，但她重申，没有任何管理策略可在各种环境下控制过度开采资源。与流行的习语相反，她的研究强调管理树木对管理森林资源的重要性。　　意义深远的辩论　　绝大多数人从自身的优势中探明人生发展的道路，但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却因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口吃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为帮助她克服口吃的缺点，读高中时她被学校选到演讲队。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诗朗诵。那次诗朗诵令她遭到其他队员的嘲笑。但没过多久，她就成为队中辩论和即兴演讲的高手。“读高中时学会辩论绝对是意义重大”，她说，“特别是，你从辩论中深刻地意识到凡事至少有两面。而且，你必须理解辩论双方的观点，因为在辩论队中，他们指定你是正方或反方。”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特别善长辩论政策问题。她回想起在她家第一台电视机中观看约瑟夫·麦卡锡的听证会，而且和她妈妈激烈地辩论起来的情景。在她入读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选择本科专业时，她被政治学深深吸引住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4年学士毕业后，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移居东部，在波士顿的一所律师事务所从事人力资源经理助理工作3年。当她入职时，事务所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白种人，不是新教徒就是天主教徒。但当她离职时，办公室里有各种少数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我并没有用尽各种方法团结各族人民”，她说，“我只觉得自己令事务所有所改变而已。”自此，她回到洛杉矶，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当时，我决定每一学期选修硕士学位公共管理专业的一门课程”，她说，“我被这一专业深深吸引住了。那些课程非常有趣，最终在女人不读研究生的时代，我选择了放弃我的全职工作，重返校园读研究生。”　　在她的硕士论文中，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研究的论题与南加利福尼亚息息相关——水资源管量。1945年，洛杉矶西部的一些人发现，城市重要的地下水源之一的水质量正在不断下降。咸水正入侵着地下淡水系统。少数人成立了水资源协会去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法庭上激烈地辩论；他们创建一套新条例；他们创建水资源补充区，而且从海边注水进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她说：“如果咸水入侵再持续几年，也许地下水将受到无可挽救的破坏。”这一论题成为艾利诺·奥斯特罗姆长期研究的课题。这次经历让艾利诺·奥斯特罗姆认识到，普罗大众可以联合起来共同保护公共资源。　　读研究生时，艾利诺·奥斯特罗姆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与她志趣相投的青年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华盛顿完成了她的论文，而文森特则和他的未来资源协会的智囊团一起工作。1965年，他们重返印地安那大学。文森特受聘于学校的政治学部门，艾利诺·奥斯特罗姆也向学校求职。令人欣慰的是，印地安那大学没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裙带关系原则。“如果(文森特)回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室工作，我也许会被拒绝在学校工作”，她解释道。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的第一份工作并不特别如意。“他们让我每周二、周四和周六早上七点半去教《美国政府简介》”，她说：“但我无法拒绝。”最终，这一兼职职位转变成了长期全职职位。　　奠定研究所基础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印地安那大学所从事的首批研究项目之一就是研究城市中重要性有如水资源的警察。当时，城市对公共服务管理，如治安管理的推论是他们形成了规模经济，在城市里成立一个权力集中的大型部门将实现最有效管理。她审慎地开展这一项目，比较这一管理模式的表现与成立一个大部门和三个小部门，分别管理中型的印弟安那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表现。类似的项目也在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社区开展。最终，这一项目为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80个城区开展大量的对比研究铺平了道路。经过15年的努力合作，结果他们发现了几个重要的城市治安管理的认知过程，而且推翻了普罗大众所认同的推论。　　“推论城市治安管理应该实现规模经济是错误的；推论城市只需一个警察局是错误的；推论小部门将无法规划好合作方式是错误的”，艾利诺·奥斯特罗姆说。治安管理工作实质上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巡逻，如果你不熟悉社区，你无法及早地发现问题。而且，如果实行五六级的分层管理，警察局长都无法知道街头正在发生什么事。”她解释道。　　总体而言，成立多个由大、中、小部门组成的治安管理系统的城市，其管理水平比只成立一个或两个大的治安管理部门的城市要高。考虑到有些辩论认为，应一次性将治安管理区域从原来的40000个缩减至将近400个，而且毫无数据支撑，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正当其时。“我并不抗拒城市治安管理的现代化改革”，她说，“但对于这一方面的改革，我们持不同的意见。”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通过结合东方管理模式、官方记录和创新的实地研究方式采集数据，显示出她对资源管理这一更广泛的议题的专注。她深信，其他社会学科的概念，如经济学，应该应用到政治学理论当中。“但是，许多现代化大学的学科研究中心并不允许研究人员进行有效的跨学科交流”，她说。这也是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和她丈夫刚到印地安那大学时的研究氛围。为了努力突破这一限制，他们努力尝试，最终成为学校的传奇人物。　　原则，而不是规则　　1969年，艾利诺·奥斯特罗进行每周一次的非正式研讨会(每周一中午开会)，讨论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论题和开设一个交流思想的论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出席研讨会人数的增多和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开始进行关于城市资源方面的合作研究，夫妇二人认为，他们的研讨会应该扩大规模。“芝加哥大学已形成了在一个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学科的论题上开展710年的持续研究”，她回忆说，“这是我们的一部分研究灵感。”另一研究灵感源自于一位家具工匠。这一研究灵感促使文森特写成了一篇关于工匠和工艺的文章。“在大学里学习正如学习工艺”，艾利诺·奥斯特罗姆说，“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都传授给学生。特别是如何成为一名工匠。”　　根据脑海里的工匠形象，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于1973年成立。入住学校附近具有历史意义区域的4间房子，研究所化身为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和她的同事长期合作的政策研究中心。正如工匠因其工艺而得名，研究所很快突破了它原来的目标。博士后、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良好的研究氛围中对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感兴趣。好奇的人们也慕名而来。如今，研究所研究的领域包括商业、人类学和生物学。同时，研究所的访问学者被研究所的良好研究氛围所吸引，在他们离开后仍与研究所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扩张了研究所的网络。1981年，当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和她的丈夫有机会在德国比勒费尔德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从事研究的时候，研究所已走向国际舞台。　　首次去比勒费尔德的旅程强化了研究所的国际身份。1988年，应诺贝尔获奖者莱因·哈德泽尔腾的邀请，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第二次去比勒费尔德。此行为她自己的突破性研究奠定了基础，至少提高了她的公众知名度。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最近参与了国家研究局在公共资源、共享资源、灌溉系统和渔场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项目，她已收集到了全世界各地关于公共资源管理的大量实例。她的目标是比较公共资源的区域管理方式的区别，并希望揭示成功的公共财产管理的规则。“我近似疯狂地寻找最基本的规则”，她说，“但我就是找不到。我发现有些规则对私人财产管理有效，有些对公众财产管理有效，有些对政府财产管理有效。但却没有任何规则对3种财产管理都有效。”　　虽然遭受打击，但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没有停止其探寻多种设计原则的研究。“想想建筑学”，她说，“学生学习设计原则，例如如何使门廊足够宽，厨房的气味远离卧室。然后，他们有了蓝图，用具体的方法来运用那些设计原则。”因此，虽然艾利诺·奥斯特罗姆仍未发现公共资源管理的蓝图，但她发现，保持边界不受入侵和共同监管非法行为的规则在公共资源管理领域可成功套用。　　1990年，她所作的努力呈现在她的著作《公共资源的管理之道》中。这一著作再次反驳了认为私有化或政府管理是管理公共财产的最佳安排的传统思想。　　并非万能药　　紧接着《公共资源的管理之道》，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更细致地研究各种类型的公共资源。“我开始和在尼泊尔的同事共同研究。而且，我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灌溉资源数据库，并对此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她说。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管理的系统比政府管理的系统更胜一筹。　　199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让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研究森林资源。自此，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国际森林资源和机构项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　　在此前的研究中，艾利诺·奥斯特罗姆采用了综合方法去研究公共资源。她应用远程卫星传感技术进行研究更彰显了她的多才多艺。这一技术的应用让她能直接观察到不同管理方式对森林区域和条件的影响。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再次注意到，区域监控有助于确保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一一再重现的使用者管理思想对于可持续发展别具意义，因为它反驳了“大众的悲哀”思想所预见的悲惨未来。人类希望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资源的长期有效性。　　“我从实验室研究或实地研究发现，有些人确实是天生罪恶，但绝大多数人只是被扭曲了心灵。其实，他们也关心别人。如果置身于互信和互惠的社会，他们也会关心别人”，她说，“这一被扭曲的一面至关重要。”　　但是，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担心有些人也许会滥用她的研究发现。“有些人告诉我，我们的研究发现正是他们倡议废除中央集权制的原因”，她说，“但我对此感到不高兴，因为他们把我所倡导的过于简单化地运用。”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希望引起大家注意——对一种资源中的所有成员使用同一套指引的潜在危险，例如森林或渔场。在即将出版的PNAS杂志特刊中，一篇名为《并非万能药》的文章将呈现她和同事的研究成果。她说：“这种医治所有病症的万能药的问题在于，他们假设人类没有技能，尽管他们有一整套法律和让他们运用法律的场所——法庭。”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知道这一思想是另一个错误的假设。如一个通过30多年成功进行跨学科政策分析研究的人一样，她知道，人类可以在适当的环境创造出解决方法。　　(作者单位为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

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揭示这三者在关涉“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内涵中，在开放性、平等性、公益性原则上有统一的内在联系；而在理性、批判和共识达成方面则与之有根本分歧。

哈佛：100％供需 0％设奖 　　　　漫步哈佛校区，始建于1677年、重建于1766年、如今作为教室和讲座厅的哈佛堂，近300年的马萨诸塞学堂，200多年历史的新生宿舍霍里斯和斯托顿，上百年的用“哈佛砖”建筑的约翰斯通门，工业革命时期帕默天文台的馆所，泰坦尼克号遇难者遗赠的威德纳主图书馆，还有古老的教堂、纪念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名字，记述着一段曾经的故事。 　　散步时我又看到哈佛的一组数据：哈佛学院建校时殖民政府年拨款400英镑，加上哈佛的捐赠，到独立战争时学院基金连同地产租金不足1700英镑；独立战争结束之后10年，哈佛大学的基金超过18.2万美元；至1800年达24.2万美元；1909年达2000万美元；1971年已超过10亿美元；今年哈佛管理公司管理的捐赠基金则在349亿美元左右；哈佛的校友捐款率达48％。　　“有界多口，外比内广”，是哈佛校园的特点，也适合哈佛的教育理念。哈佛是一个私立大学，也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它的学费非常高，但同时有一套发达的学费减免和经济资助制度。哈佛对学生的公开资助计划声称：100％满足必要资助需求，消除所有合格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障碍。2004年，哈佛宣布家庭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学生一概免收学费；2006年这一标准提高到6万美元，并准备提高到8万美元。在此基础上，2007年哈佛开始加强对中到中上收入家庭的资助，标准是收入在6万美元至18万美元之间的学生学费负担不超过家庭收入的10％。这就是哈佛学费对家庭经济负担的“0～10％”标准。年收入18万以上的家庭，如有特殊情况，特别是供多个孩子读书，也有可能获得部分助学金。略须说明的是，2007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线50223美元，18万美元标准属于7％的高收入阶层。目前，约一半学生获得因需而获的助学金，大约70％的哈佛学生获得学校资助，总额接近1亿美元。2004年全年，学校10％的经费用于助学金或学生资助，共2.63亿美元。　　除学费减免和助学金作为主要途径以外，学校还提供工作机会。有专门的学生工作办公室（不是做学生工作的办公室，而是为学生提供工作机会的办公室）和咨询导师帮助学生寻找适宜的工作，补贴学费。学校保证提供与学期相符的工作机会，而且大多对其学习生涯有所助益，比如家教、研究助理、帮实验室、图书馆、校园、办公室或者老师工作等，学校导游也是其中一种。　　第三种经济帮助途径是在校期间的无息贷款。不过，贷款被归为“自助”资金部分，各学校竞相宣布努力减少贷款比例的目标。普林斯顿在2001年成为了全美第一所“无贷款”学校，哈佛也正努力实现不需要贷款。学校工作的这些“成绩”和声明对我听起来颇有意思，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助学贷款属于“国家资助”，提供贷款是重要的工作成绩。比如我们的教育部2008年9月10下发的《认真做好2008年高校新生资助有关工作通知》明确指出：国家助学贷款“仍然是主要的资助措施之一”，“是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维护广大学生和家长切身利益的具体体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维护高校乃至社会稳定大局的重要措施”，目前“各高校要主动与经办银行密切配合，切实做好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和发放工作，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贷尽贷”。　　我觉得以上两种思路里至少有三点不同：第一，贷款属于“国家资助”还是“学生自助”？美国的大学认为，贷款实际是学生预支自己未来的资金，所以它属于“自助”部分。第二，贷款是教育机制的目标还是其消除的目标？对于美国的大学，既然贷款属于“学生自助”部分，教育有责任减少学生未来的经济负担，所以各大学以消除贷款作为自己工作值得自豪的成绩。第三，作为一种目标，是通过“不许”还是“不需”来达成？我们常常看到政策会采取“不许”、“严禁”、“务必”等强调再强调的方法来落实目标，而对于美国有助学贷款的学校而言，“零贷款”的目标却不是“减少”、“不再发放”的结果，而被表述为“新助学计划成功减少了贷款需求”，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思路里，一种不满意的现象也是理性的选择，所以既不是因为它存在就肯定它好，也不是改变人的理性否认它存在，而是通过发展条件使它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在2005～2006学年，学费、租房、食宿、保险及其他个人开支，一年约需44350美元，一个国外学生的中等助学计划，大致有26500美元助学金、2000美元工作收入与1650美元贷款。哈佛不断发展的趋势是助学金覆盖面与额度的大幅度增加，而贷款逐渐消除。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哈佛不设奖学金。它坚持“经济状况盲取”和“入学后因需而定的经济资助”两条原则，从而认为：录取的学生都具有卓越的优异性，在这样情况下，以评优为基础的奖学金将有失公平。不过，哈佛学生常能获得外界各种奖项，据校长介绍，去年他们共计获得一千万美元的各种奖励金，加强了他们自己在校的资金支持。“助需不奖优”，倒令人想起中国教育古训：“有教无类。”　　现任校长佛斯特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说：“我们必须谨记，不最广泛地把人才吸收进来，就不再是一个优秀的大学。高等教育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必须扮演‘机会发动机’的角色，美国高等教育的特质在于将广泛可及和识别卓越智慧结合起来。”“这是为什么哈佛过去的五年都在大力改进学费和资助制度的原因，它要真正让来自经济收入光谱不同层次家庭的孩子都上得起，同样重要的是，哈佛教育应被理解为对任何有才华学生的现实的可能性，不论他的经济条件。”　　在消除经济障碍、开放教育机会方面，普林斯顿、耶鲁、斯坦福、芝加哥等很多学校都有类似计划，有些比哈佛做得更早、更完善。这种机制与事业性教育机构又不同，它是学费和资助分明的——高昂学费，是教育产品的价值；大量资助，是公平教育机会的理念。前者是市场自由的规律，后者是保障自由延续的制度。对于从计划事业转向市场经济的体系而言，用“可分性”与“排他性”来管理教育有偏颇。教育的“公共”价值，除了经济学家的计算，还含有一种人类的理念：人，生而平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田瑛)

第五届法理学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本文是罗伯特·布伦纳为西班牙文版《全球动荡经济学》所著序言的一部分。作者认为，当前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去30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活力的持续下降，这一趋势跨越各个经济周期一直延续至今。资本积累与总需求长期衰弱的根源在于整个经济体系资本回报率严重而无可挽回的下降，其原因主要是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持续过剩。作者在分析了实体经济利润率低迷与泡沫经济膨胀之间的相互作用之后认为，本次危机与新世纪初股市泡沫的破裂没有质上的不同: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低迷不仅未能在经济泡沫的拉动作用下而有所缓解，反而导致泡沫必然走向破裂，并反过来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的颓势。“高盛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这一标题刚好指出了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实质。
作 者 罗伯特·布伦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

译者 齐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个棉花合作社的输入实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沈建民 杨菲　　4月份，又是南疆棉花播种的季节，但马英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组织的农户试验田中。　　马英是荷兰非政府组织Solidaridad的中国项目总监。在欧洲，Solidaridad是公平贸易最早的倡导者，他们在1988年同合作伙伴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公平贸易标签。作为成功模式之一，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组织最基层的零散农户进行生产，然后帮助农民把贴有公平贸易标签的产品出口到欧洲，使他们尽可能摆脱处于传统供应链最底层的压榨，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咖啡和橡胶贸易中，Solidaridad已经成为商业市场中不可小视的参与者。在瑞士，印有荷兰语Oké标志的公平贸易香蕉，已经占到了该国市场份额的40%，甚至比食品巨头都乐公司还高。2007年底，进入中国之后不久，Solidaridad选择了在新疆组织棉农合作社，作为公平贸易模式输入的试点。　　和其他公益项目一样，说服被扶持的对象认同并加入进来，是棉花合作社启动的第一步。整个2008年，马英和他的两名同事的主要工作就是走访沙漠边缘的维族农户家和棉花地，口干舌燥地一遍又一遍解释合作社的好处。而在很多时候，马英在棉农眼中看到的，只是他们面对陌生而古怪的荷兰名字和这个皮肤被晒得和自己一样黑的汉人的惶惑。不过，就是在这样的眼神中，马英终于说服了第一批棉农准备加入进来，并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棉花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而自己的孩子也将生平第一次有机会拿起书本。　　不过，事情的发展随后急转直下：以发动零散农户见长的Solidaridad，最终被这些最需要公平贸易的人所拒绝。历经一年半的尝试之后，这个从国外移植而来的合作社模式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三重需求　　选择新疆，是因为在Solidaridad看来，新疆的棉花种植市场几乎就是中南美洲的翻版。无论是环保、劳工保护还是公平贸易，这里都有很多隐藏在“底线”之下的巨大的改善要求。　　众所周知，新疆是全球最高产的棉花种植产地之一。不幸的是，这其中只有部分原因是依靠先进的种植技术，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滥用农药和化肥。棉花是一种极易吸引虫害的农作物，它仅占全球农作物总产量的4%，但消耗了全世界20%的农药用量。而在新疆的棉田，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的用量还要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用马英的话说，棉农基本上是“看见虫子就杀，不惜一切代价”。同时，棉花一亩地每年需要的水量大约是700-800吨，这让新疆这块本就干旱的土地不堪承受。　　作为最内陆的省份之一，新疆的用工环境也和沿海城市不可同日而语。据马英估算，在新疆有大约80万-100万人在第一线耕种棉花。其中，除了30%-40%为建设兵团，打工条件稍好之外，剩下的农户和民工的劳动条件都很难得到保障。通常情况下，雇主每个月只发给工人200元饭钱，剩下的工资要到收获后再付清。而当民工辛苦耕作一年后，有时还要面对雇主的工资拖欠。　　到新疆打工的人，往往是那些没有勇气去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的人，他们很多来自川、贵、青的山区，文化层次更低，缺乏为自己争取劳动条件的必要交流能力。曾经作为SA8000的验厂代表经常深入劳工一线的马英，在初次看到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时仍感到震撼，其中有些人生活条件艰苦到孩子只能在棉花地里接生，而小孩长大之前，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棉花地里乱跑，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还要和父母一起摘棉花。　　那些承租土地的小农户，也要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如果年景不好，价格下跌，有时候收获棉花换回的收入，还不够补足前期从土地承包人那里赊来的农资投入，遇到这种情况，一些人甚至选择弃田逃走。即便棉花收购价上涨，这些零散的小农户也未必能得到实际的好处。由于棉花在出售之前，需要将籽棉加工成皮棉，而他们没有轧花机，无法进行皮棉加工，因此最后得益的往往是那些从中压价的轧花厂。去年11月份，国家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但籽棉的价格却从去年的每斤6.8元，下降到今年的不到5元。　　对于Solidaridad倡导的公平贸易来说，新疆棉田就像是一张适合泼墨作画的上好白板。这也是Solidaridad对于棉花合作社一开始就投入冀望的原因。　　脆弱的合作社　　在国外，Solidaridad通过广告倡导良知消费，为那些公平贸易的农产品(12.42,0.03,0.24%)找到销路。但在中国，这种消费需求发育并不充分，因此，Solidaridad设计的模式是改变作物。在新疆的棉花项目中，马英选择的切入点是种植有机棉。他希望，通过有机棉的种植获得改善环境、劳工条件的空间。首先，有机棉种植不用化肥，少用农药，本身对环境的污染降低。而且，虽然每亩单产比一般棉花下降10%-15%，但有机棉市场价格高近40%。有了这样的利润增量，农户和雇主才有条件在不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响应Solidaridad提出的改善劳工条件、提高儿童生存保障和教育的要求。　　从2007年底开始，马英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组织合作社进行尝试。他们为此设计了资源的支持系统。为了启动项目，他们不仅向中小农户承诺给予种植技术上的全程支持、市场信息的免费支持，而且帮助农户采购种子和农资，提供部分启动资金。只要农民愿意改种有机棉，Solidaridad的工作人员就会出现在田间地头。　　一些农户对此很感兴趣，但很快马英发现，当项目真的要启动时，他们又不愿“冒险”了。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长期担负着农业扶持和救济的责任，农民有着较大的依赖性。有机棉意味着一些先期投入，比如农资、种子、牛羊粪等，万一市场有风险，卖不出去怎么办？而在Solidaridad的模式下，他们只负责提供采购和销售信息，并不直接负责销路。为了解决这个担心，马英在Solidaridad倡导的模式之外作出了妥协，第二次登门时，他模仿中国农村传统合作社的方式，带上了一纸收购协议。但让他感到郁闷的，这仍然无法解除农户的依赖性。一个农民提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今年看起来卖给你没问题，那明年你管不管？　　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之后，马英找到了南疆一个村的村支书，希望由他出面来组织农户。为了尽快建立第一个试点，Solidaridad提出可以为愿意尝试而没钱购买农资的农民提供小额的贷款。这个办法在最初看起来是奏效的，乡里对此也表示支持，项目启动终于看到了曙光。　　不过，就在马英回到北京为项目的下一步筹备资源和招兵买马时，他突然接到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告诉他，最后组织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他们还是担心项目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尽管为未来的合作留了活话儿，但马英明白，今年的合作基本上是泡汤了。　　公平的妥协　　一年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让马英不得不反思，Solidaridad的公平贸易模式在中国到底适不适用。马英并不认输，他认为，缺人是项目推进不利的关键。如果发动足够多的员工和志愿者，去说服足够多的农户，Solidaridad仍有机会组织起合作社。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和印度等地的成功，与众多志愿者的参与有很大关系。而在中国，即便给不低的工资，也很少有人愿意到新疆的棉花里工作。不过，他也承认，任何一家NGO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个想法眼下并不现实。　　经历过面向零散农户的失败之后，马英在思路上做了一些调整。2008年，他还在库尔勒和库车谈了两家大户，希望利用他们承担起合作社的角色来。　　这似乎不是Solidaridad关注公平贸易的本意，毕竟，这些大户并不是供应链中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对他们的扶持，也不是Solidaridad的强项。但马英认为，毕竟通过他们，也可以间接地对环保、劳工和公平贸易作出一些改善，与Solidaridad的最终目的仍是一致的。在他与这两个大户的合作框架中，大户被要求对雇工“好一点”，比如增加冬天取暖，改善孩子的接生条件；付给雇工的月工资从200元增加到500元，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给识字比较多的民工每天放2个小时的假，让他们给民工的孩子们提供一些简单的教育。作为额外的回报，Solidaridad将在项目启动时，提供一些资金的补贴，定期到农场提供技术咨询，在农忙时则全天在场。　　尽管做出了妥协，但运气似乎仍不站在马英这一边。库尔勒的那家大户去年遭遇风灾，棉花基本上绝收。这直接导致今年最初规划的17000亩项目，现在只剩了5000亩。与此同时，棉价从去年开始的下跌，也让一些人在投入时更加谨慎。据估算，新疆今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了10%以上。　　不过，惨淡的现实仍能够支撑起马英的信心：与零散农户相比，大户敢于承受转换风险，只要算一下，觉得投入产出是有钱赚的，他们就不会有太多顾虑。而且，马英相信，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活力是其它地方的人不能比的，既然Solidaridad在中美洲和印度这样悠闲的国家都能成功，公平贸易一定会有一个可期待的前景。“在新疆，连沙漠里都能种出棉花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互联网的全球治理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但互联网正是在全球合作与共同努力下才得以最终形成。争取未来互联网发展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中国任重而道远。

今年是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60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包括前30年和后3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30年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进行的，取得成就更大一些，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前30年和后30年也都走过曲折的道路，都有各自的失误。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为作今后继续前进时，需要思考的宝贵财富。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全文发布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6月08日　　新华网北京6月8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日发表《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全文如下：　　中国互联网状况　　（2010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　录　　前　言　　一、推进互联网发展与普及　　二、促进互联网广泛应用　　三、保障公民互联网言论自由　　四、管理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与实践　　五、维护互联网安全　　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结束语　　前　言　　互联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0世纪的重大科技发明，当代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生活和信息传播的变革。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对于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社会服务信息化进程的不可替代作用，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互联网的发展与运用。中国政府把发展互联网作为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积极营造有利于互联网发展的政策、法规和市场环境；通过完善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重点信息网络工程、鼓励相关科技研发、大力培养信息技术人才、培育多元化信息通信服务市场主体等举措，不断推动中国互联网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信息消费需求。　　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和广泛应用。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人们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　　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关系国家经济繁荣和发展，关系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关系国家主权、尊严和人民根本利益。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是中国政府的基本互联网政策。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依法管理互联网，致力于营造健康和谐的互联网环境，构建更加可信、更加有用、更加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联网。　　中国政府将不断完善互联网发展与管理政策，使其更加符合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内在规律及客观需要。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十分注重借鉴各国发展与管理互联网的有益经验，并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促进世界互联网的繁荣发展。　　发表《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旨在介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基本情况，说明中国政府关于互联网的基本政策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基本观点，帮助公众和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中国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真实状况。　　一、推进互联网发展与普及　　中国政府和人民以积极的姿态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科研人员和学者就在国外同行的帮助下，积极尝试利用互联网。在 1992年、1993年国际互联网年会等场合，中国计算机界的专家学者曾多次提出接入国际互联网的要求，并得到国际同行们的理解与支持。1994年4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会议期间，中国代表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终就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达成一致意见。1994年4月20日，北京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接入国际互联网的64K专线开通，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这标志着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　　中国把发展互联网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大机遇。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划互联网发展，明确互联网阶段性发展重点，推进社会信息化进程。 1993年，中国成立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负责领导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建设。1997年，制定《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将互联网列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出通过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2002年，颁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信息化专项规划》，确定中国信息化发展的重点包括推行电子政务、振兴软件产业、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等。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2005年11月，制定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互联网发展的重点，提出围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围绕提高治国理政能力，推行电子政务；围绕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信息化等。200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构建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商业化应用。2007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发展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网络文化信息装备制造业。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的发展战略。2010年1月，国务院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促进信息和文化产业发展。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及明确的政策引导下，中国互联网逐步走上全面、持续、快速发展之路。　　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1997年至2009年，全国共完成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3万亿元人民币，建成辐射全国的通信光缆网络，总长度达826.7万公里，其中长途光缆线路84万公里。到2009年底，中国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已达1.36亿个，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达866,367Gbps，拥有7条登陆海缆、20条陆缆，总容量超过1,600Gb。中国 99.3%的乡镇和91.5%的行政村接通了互联网，96.0%的乡镇接通了宽带。2009年1月，中国政府开始发放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目前 3G网络已基本覆盖全国。移动互联网正快速发展，互联网将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3.84亿，比1997年增长了618倍，年均增长3,195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境内网站达323万个，比1997年增长了2,152倍。中国拥有IPv4地址约2.3亿个，已成为世界第二大IPv4地址拥有国。中国使用宽带上网的网民达到3.46亿人，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2.33亿人。中国网民上网方式已从最初以拨号上网为主，发展到以宽带和手机上网为主。中国互联网发展与普及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下一代互联网研发。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下一代互联网的研发，实施“新一代高可信网络”等一系列科技重大项目。2001年，中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地区试验网（NFCNET）在北京建成。2003年，“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进入下一代互联网的大规模研发和建设阶段，现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IPv6示范网络，试验网所用的中小容量IPv6路由器技术、真实IPv6源地址认证技术和下一代互联网过渡技术等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提出的有关域名国际化、IPv6源地址认证、IPv4-IPv6过渡技术等技术方案，获得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的认可，成为互联网国际标准、协议的组成部分。　　中国互联网发展、普及和应用存在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受经济发展、教育和社会整体信息化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互联网呈现东部发展快、西部发展慢，城市普及率高、乡村普及率低的特点。截至2009年底，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0.0%，西部地区为21.5%；城市网民占网民总数的72.2%，农村网民占27.8%。弥合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中国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中国互联网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展起来的，它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互联网在中国将更加普及，人们对互联网应用水平的要求将会更高。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努力在未来5年使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45%，使更多人从互联网受益。　　二、促进互联网广泛应用　　互联网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领域，互联网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产业边界日益交融，新型商务模式和服务经济加速兴起，衍生了新的业态。互联网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也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不可或缺的工具，正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深刻影响。　　互联网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技术与产业，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过去16 年，中国信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26.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足1%增加到10%左右。互联网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利用互联网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带动了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的工业设计研发信息化、生产装备数字化、生产过程智能化和经营管理网络化水平迅速提高。互联网发展与运用还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工业咨询、软件服务、外包服务等工业服务业蓬勃兴起。信息技术在加快自主创新和节能降耗，推动减排治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新型战略性产业。2008年，中国互联网产业规模达到6,500亿元人民币，其中互联网制造业销售规模接近 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0，占全球互联网制造业销售总额的1/10；软件运营服务市场规模达198.4亿元人民币，比2007 年增长了26%。　　中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大型企业电子商务正在从网上信息发布、采购、销售等基础性应用向上下游企业间网上设计、制造、计划管理等全方位协同方向发展。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意识普遍提高，应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数量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网上零售规模增长迅速，市场逐步规范。据调查，建立了电子商务系统的大型企业已超过50%，通过互联网寻找供应商的中小企业超过30%，通过互联网从事营销推广的中小企业达24%，中国网络购物用户已超过1亿人。2009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3.6万亿元人民币。电子商务专业化服务体系正在形成，数字认证、电子支付、物流配送等电子商务应用支撑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互联网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网络影视等产业迅速崛起，大大增强了中国文化产业的总体实力。过去5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始终保持约30%的年均增长速度，2009年市场规模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2009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为258亿元人民币，同比2008年增长39.5%，居世界前列。中国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均呈快速发展态势。持续扩张的网络文化消费催生了一批新型产业，同时直接带动电信业务收入的增长。截至2010年3月，中国已有各种经营模式的上市互联网企业30多家，分别在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上市。网络文化产业已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优秀民族文化的网络化传播，实施了一系列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全国在线数据库总量达到30多万个，初步构建起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信息资源库群，有效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互联网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全面启动“政府上网工程”。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建立政府门户网站4.5万多个，7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32个省级政府、333个地级市政府和80%以上的县级政府都建立了电子政务网站，提供便于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在线服务。中国电子政务建设有效提高了各级政府工作效率和政务公开水平。200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中央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建立相应制度，针对公众关注的问题，及时作出解答。各级政府正不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类媒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向公众介绍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突发事件等的处置进展。互联网在满足公众知情要求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互联网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据抽样调查统计，2009年，中国约有 2.3亿人经常使用搜索引擎查询各类信息，约2.4亿人经常利用即时通信工具进行沟通交流，约4,600万人利用互联网学习和接受教育，约3,500万人利用互联网进行证券交易，约1,500万人通过互联网求职，约1,400万人通过互联网安排旅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丰富知识；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创业，实现自己的理想；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交流沟通，密切相互间的关系。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西南地区旱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中国网民充分利用互联网传递救灾信息，发起救助行动，表达同情关爱，充分展示了互联网不可替代的作用。互联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中国政府鼓励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便利人们工作生活的互联网应用，努力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的互联网应用格局，提高互联网整体发展和应用水平。中国政府将大力推动电子商务类、教育类网站发展，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支持发展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倡导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以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信息消费需求。　　三、保障公民互联网言论自由　　互联网在中国新闻信息传播领域得到充分应用。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发展网络新闻传播事业，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新闻信息，同时依法保障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途径。自从互联网进入中国，人们就充分运用互联网传播新闻信息。中国的通讯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利用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开展网络新闻传播，满足人们的新闻信息需求，已形成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广播网等一批综合新闻信息服务网站，不仅扩大了权威新闻信息传播的广度，而且为传统媒体自身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一批著名的商业网站也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据统计，80%以上的网民主要依靠互联网获取新闻信息。网络媒体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有效性，而且在报道重要新闻事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充分满足了人们的信息需求。网络媒体直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已成为惯例。　　公民依法享有互联网上充分的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中国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受法律保护，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在网上发表言论。网上交流活跃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大特点，论坛帖文、博客文章数量之巨大，在世界各国都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的网站十分注重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服务，约80%的网站提供电子公告服务。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2亿个博客用户，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互联网新应用新服务为人们表达意见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博客、微博客、视频分享、社交网站等新兴网络服务在中国发展迅速，为中国公民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网民踊跃参与网上信息传播、参与网上内容创造，大大丰富了互联网上信息内容。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监督作用。中国政府积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十分重视互联网的监督作用，对人们通过互联网反映的问题，要求各级政府及时调查解决，并向公众反馈处理结果。绝大多数政府网站都公布了电子邮箱、电话号码，以便于公众反映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近几年，一大批通过互联网反映出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便于公众举报贪污腐败等问题，中央纪检监察机构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开设了举报网站。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等开通后，为惩治和预防贪污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抽样调查，超过60%的网民对政府发挥互联网的监督作用予以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社会民主与进步的体现。　　高度重视互联网上反映的社情民意。互联网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了直接沟通的桥梁。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互联网上的公众言论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领导人经常上网了解公众意愿，有时直接在网上与网民交流，讨论国家大事，回答网民的问题。各级政府出台重大政策前，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普遍做法。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都通过互联网征求公众意见。近三年来，每年通过互联网征求到的建议多达几百万条，为完善政府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互联网为人们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和直接渠道，为政府了解人民意愿，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公民依法享有的互联网上言论自由。　　四、管理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与实践　　中国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努力完善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中国管理互联网的基本目标是，促进互联网的普遍、无障碍接入和持续健康发展，依法保障公民网上言论自由，规范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推动互联网积极有效应用，创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权益，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　　中国依法管理互联网。1994年以来，中国颁布了一系列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适用于互联网管理。中国坚持审慎立法、科学立法，为互联网发展预留空间。相关法律法规涉及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信息传播规范、信息安全保障等主要方面，对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政府管理部门及互联网用户等行为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作出了规定。法律保障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政府在互联网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法定职责，依法维护公民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国家通信管理部门负责互联网行业管理，包括对中国境内互联网域名、IP地址等互联网基础资源的管理。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国家新闻、出版、教育、卫生等部门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公安机关等国家执法部门负责互联网安全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积极倡导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2001年5月，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这是全国性互联网行业组织，其宗旨是服务于互联网行业发展、网民和政府的决策。该协会先后制定并发布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抵制恶意软件自律公约》、《博客服务自律公约》、《反网络病毒自律公约》、《中国互联网行业版权自律宣言》等一系列自律规范，促进了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中国互联网协会为治理垃圾邮件作出了不懈努力，使中国的垃圾邮件占全球垃圾邮件的比例从2002年的23%下降到2009年的4.1%。为加强公众对互联网服务的监督，2004年以来，中国先后成立了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12390扫黄打非新闻出版版权联合举报中心等公众举报受理机构，并于2010年1月发布了《举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奖励办法》。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支持互联网行业组织的工作，为行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服务，并依法保障公众举报网上违法信息和行为的正当权利。　　主张合理运用技术手段遏制互联网上违法信息传播。根据互联网的特性，从有效管理互联网的实际需要出发，中国政府主张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发挥技术手段的防范作用，遏制违法信息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未成年人的危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严禁传播含有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宣扬邪教以及淫秽色情、暴力、恐怖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内容的信息。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等应建立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技术措施，阻止各类违法信息的传播。　　主张加强互联网法制和道德教育。全社会的法制和道德素养关系互联网环境建设。中国政府支持开展互联网法制和道德教育工作，鼓励各类媒体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积极推动把互联网法制和道德教育纳入中小学日常教学内容。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在提高全民网络素养中的作用，鼓励相关组织开展有利于普及互联网知识和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公益活动。　　确保未成年人上网安全。未成年人已成为中国网民的最大群体，截至2009年底，中国3.84亿网民中，未成年人约占1/3，互联网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网络淫秽色情等违法和有害信息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依法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始终把保护未成年人放在维护互联网信息安全的优先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采取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禁止任何组织、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电子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等。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的网络工具，鼓励提供适合未成年人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中国政府将积极推进“母亲教育计划”，帮助家长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　　积极保护数字知识产权。2000年以来，中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定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以及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为保护数字知识产权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互联网侵权盗版行为。针对反复侵权、群体性侵权以及大规模假冒、盗版等行为，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管理行动。中国将继续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保障公共利益和促进创新之间的平衡。　　依法保护公民网上隐私。保护互联网上的个人隐私关系到人们对互联网的安全感和信心。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健全相关立法和互联网企业服务规范，不断完善公民网上个人隐私保护体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邮件或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依据互联网行业自律规范，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有责任保护用户隐私，在提供服务时应公布相关隐私保护承诺，提供侵害隐私举报受理渠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个人隐私。　　中国政府积极探索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互联网的途径和方法，已初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互联网管理模式。互联网管理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国政府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互联网管理。　　五、维护互联网安全　　维护互联网安全是互联网健康发展和有效运用的前提。当前，互联网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各国普遍关切的问题，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网络安全威胁。有效维护互联网安全是中国互联网管理的重要范畴，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中国政府认为，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享有使用互联网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自觉维护互联网安全。　　依法维护互联网安全。为维护互联网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作出了相关规定，以促进中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六条规定，“电信网络和信息的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维护互联网信息的安全流动。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安全流动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应在保障互联网信息安全流动的前提下，实现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互联网信息的安全流动，积极引导人们依法办网、文明上网、正确用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等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上述法律法规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互联网信息安全的基本法律依据，所有中国公民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必须遵守。　　依法打击网络犯罪。近年来，中国的网络犯罪呈上升趋势，各种传统犯罪与网络犯罪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网络诈骗、网络盗窃等侵害他人财产的犯罪增长迅速，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入侵和攻击计算机与网络的犯罪日趋增多，利用互联网传播淫秽色情及从事赌博等犯罪活动仍然突出。据统计，1998年公安机关办理各类网络犯罪案件142起，2007年增长到2.9万起，2008年为3.5万起，2009年为4.8万起。为有效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中国法律规定，对利用互联网和针对互联网的犯罪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　　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黑客攻击、网络病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威胁。中国是世界上黑客攻击的主要受害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被境外控制的计算机IP地址达100多万个；被黑客篡改的网站达4.2万个；被“飞客”蠕虫网络病毒感染的计算机每月达1,800万台，约占全球感染主机数量的30%。中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明确规定，对“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攻击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致使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遭受损害”等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二百八十六条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对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等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作出了具体规定。　　各国国情和文化传统不同，对互联网安全的关切也有差异，应充分尊重各国对互联网安全的不同关切，在差异中求和谐，在交流中促发展，共同维护国际互联网安全。　　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各国互联网彼此相联，同时又分属不同主权范围，这决定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中国主张，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互联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承担维护全球互联网安全的责任，促进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分享互联网发展的机遇和成果。　　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并积极开展互联网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派代表参加了历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及与互联网相关的其他重要国际或区域性会议。中国高度重视在维护互联网安全方面的区域合作，2009年分别与东盟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签订了《中国－东盟电信监管理事会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合作框架》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在打击网络犯罪领域，中国公安机关参加了国际刑警组织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信息技术犯罪工作组（The Interpol Asia-South Pacific Working Party on IT Crime）、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等国际合作，并先后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香港等国家或地区举行双边或多边会谈，就打击网络犯罪进行磋商。2006年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共办理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网络犯罪的协查函件500余件，涉及黑客攻击、儿童色情、网络诈骗等多种案件类型。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互联网领域的双边对话交流机制，2007年以来先后与美国、英国举办了“中美互联网论坛”和“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为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有益经验，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组织数十个代表团，访问了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等40多个国家，将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应用到中国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实践之中。　　中国主张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互联网管理中的作用。中国支持建立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范围内经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权威的、公正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构。互联网基础资源关系到互联网的发展与安全。中国认为，各国都有参与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的平等权利，应在现有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边的、透明的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分配体系，合理分配互联网基础资源，促进全球互联网均衡发展。　　各国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各国政府可建立双边交流机制，就互联网政策、互联网立法、互联网安全等问题交流观点、经验和做法，平等协商解决分歧。各国政府应支持互联网行业组织开展国际交流活动，鼓励互联网行业组织通过交流增进共识，共同解决互联网业界面临的问题。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和伦理问题，应鼓励各国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分享研究成果。面对日益突出的跨国网络犯罪问题，各国执法机构应加强共同防止和打击网络犯罪的侦查协作，建立多边或双边的合作机制。　　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互联网发展机遇。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始终依法开放中国互联网市场，欢迎各国企业依据《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进入中国互联网市场，分享中国互联网发展机遇。中国恪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履行的普遍性义务和具体承诺义务，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在华合法权益，并积极为在华外资企业依法开展与互联网相关的经营业务提供良好的服务。　　结束语　　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得益于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促进互联网发展，鼓励运用新技术提供新服务，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中国互联网仍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中国政府将坚持依法管理互联网的基本原则，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努力遵循互联网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以有效管理促进科学发展，为世界互联网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没有谁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适合评论经济。迄今为止，亚裔经济学家中惟一获奖的是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但他住在剑桥。作为一名金融监管的实践者与学者，我将借鉴诺贝尔奖理论，对当前亚洲经济进行分析。

袁松：房头记忆如何可能？ ——大冶调查随笔 湖北省大冶市的沼山村属于鄂东南丘陵地区，该地区的村庄形成于元末战乱之后从江西到湖广的移民浪潮，各自然湾多为单姓聚居，湾子与湾子之间以田地相隔，同一宗族的不同支脉散布在附近不同的湾子里。在那里调查时，当地人强烈的村庄记忆与房头认同让人印象深刻，村庄政治与公共品供给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举例来说，沼山村的刘通与杨文昌两个自然湾从明朝开始就世代不通婚，一直持续至今。这件事情最初的起因是刘姓的祖先通公当时的一个奴才姓杨，他后来从刘家离开搬到山里居住，繁衍出的子孙后代就是现在的杨文昌。这两个湾子一开始之所以不通婚，是因为不能乱了尊卑等级，后来渐渐地刘姓对杨姓就有了一种鄙夷的心态，认为他们是自己祖先的奴才生出的后代，而杨姓则对刘姓这种瞧不起人的心态异常气愤，坚决不与之往来。此后两个湾子在历史上又曾因山林地界和沟渠灌溉发生过一些纠纷，甚至发生械斗。民国时，杨姓一位读书人成了“区长”，这位出人头地的官员果然不负众望，他在任内让刘通湾的人受了许多虐待……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不到四十户人家的张伏四湾居然有两座正屋，相隔不过十几米远，一座的门廊处写着“伏四祖堂”，另一座则写着“伏三祖堂”。这个湾子的张姓有两个房头[1]，但这两个房头从不共用同一个正屋，而且连唱戏这样的集体活动也是分开的。这个事情的原因甚为久远，张伏四湾的一个村民说，300多年前他们的开基太公迁到这里时只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张伏四）妻子就亡故了，于是这位太公续弦娶了第二任妻子，妻子带来前夫所生的一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张伏三。也就是说，张伏三本来不姓张，改姓换来祖宗之后才叫张伏三。有趣的是，几百年后伏三与伏四的后人都说对方的祖先才是继子，自己的祖先才是正宗的张姓后代。当然，强烈的村庄记忆并不仅仅体现在中老年村民对村庄历史中一些掌故、传说的熟悉，更深层次的记忆还体现在以房头为基本组织单位的各种公共事务中繁琐的仪式，复杂的程序，古朴的用语，而且，村庄日常生活中的禁忌颇多，各种谚语特别是处理具体关系的歇后语、顺口溜非常完备；不仅如此，当地涉及民间信仰与习俗的集体活动很多，节日内容丰富。其中最为隆重的几种活动包括修族谱、接太公、唱戏、丧葬与祭祀。为什么在沼山村的各个自然湾中，农民的认同单位——房头会如此明显且不容置疑？为什么这个认同单位可以穿越数百年的历史延续至今？它的存在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仔细分析。 一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村民的房头意识产生于每年常规化的祭祀活动。同一房头的村民所祭拜的对象一致，顺序相同。开基祖生于故土，因而也埋葬在遥远的江西，山水迢迢，清明祭祀时难以顾及。而开基祖（也被称为始迁祖）迁居后在本地出生的第一代儿子，也就是各个房头的祖先，则埋在村后的祖坟山上。在每年的清明、七月半等祭祀的时节，子孙们都要从这个祖先开始祭拜，施以重礼。其它房头的祖先如果葬在附近，顺便祭拜一下，如果有一定距离，则可以不拜。而在本房头祖先之后的若干“太公”（爷爷以上即三代之外的祖先都称太公），由于人数众多且年代相隔久远，许多人的墓碑已模糊不可辨识，还有许多人的埋葬地点已难以记起，祭祀时难免有所忽略。当然，距离村民自身年代较近的祖先，记忆依然清晰，甚至音容笑貌仍能记起，在扫墓时也要去坟前一跪，以求心安。如此一来，在祭祀活动中，本房头的所有男丁都是首先去房头祖的墓前，然后又到最近四五代本房先祖的坟头跪拜。而房头意识、亲疏之感，也在生者与先祖的沟通中产生。至于这种祭祀的规则，一位村庄长老回答说：“哪里不是这样呢？没有第一个祖先就没有我们这里的这些后人。去祭拜一下（还记得的人）也不是为了什么，人死如灯灭，不求他保佑，就是觉得感情上好过一点。”为什么在祭祀活动中的后人看来，去祭拜本房的近祖心安理得，而其它房的先人则好像隔了距离呢？这里就涉及到人类普遍参与祭祀活动的一个根本问题：生者与死者阴阳两界沟通的实质是什么？其实阴阳两界是无所谓沟通的，人之所以能对一个死者的符号寄托情感，是在寻找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之同一性。过去的我与活着的死者曾经有过密切的互动，他/她的符号能够勾起现在的我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从而更好地定位自我，迈向未来的生活。简而言之，人们参与祭祀活动是为了在曾经与社会发生的互动中寻找自我的本体。在村庄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不同的房头就是几个不同的大家庭，他们居住在村庄的不同方位，房头之内互动更为频繁，[2]感情更加亲密。村民们之所以去祭拜本房的近祖，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这些逝去不久的老人接触更多，情感积淀更深，而当这种自然产生的情感原则贯彻到祭祀活动中后就会强化同一房头的子孙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3]，加重彼此间的人情往来，这又会反过头来使得子孙的子孙们在祭祀活动中拜祭本房的祖先。如此循环往复，情感性的习惯在代际间的传接过程中慢慢变成大家默认的“规矩”，即使同一房头的后代们没有在村里集中居住也同样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操演。比如，在最典型的聚会场合红白喜事中，三服之内的亲房都有义务去帮主家干活，而且还要送礼；三服之外但同一个房头的亲人需要送礼，但不帮忙；不同房头的村民不用送礼，但会有一个长老被邀请；村中若有其他姓氏一般不用参加。在这样的场合中，族亲与姻亲是分开的，族亲是本湾子人，姻亲是外湾子人，外面的人是客人，送礼、吃饭、娱乐即可。而当远近亲疏的格局形成以后，送礼的内容、分量、方式也都成为一种公开表演，不再是个人之间的私事。[4]在丧礼等正式场合中，与主家关系不同的人穿戴的孝衣规格有所差异，站立、行走、坐下的位置各不相同，形成规整的秩序。类似的差序规则在相对封闭的定居型农业社区形成以后，会在各种不同的公共仪式及活动中操演，让参与到仪式活动中的个人受到规则的训练，而在沼山村，这种训练的最为显著的一个效果是强化人们对于房头的认同感。如前所述，尽管修谱、接太公、唱戏等活动的地理范围都超出了自然村，有的活动如修族谱跨越了省市，接太公与唱戏的开展范围是在同一个基层市场圈内分散居住的宗族，但是，所有这些活动最基本的承接单位与组织单位都是房头。同一宗族的不同支脉由于散居各湾，举办全宗族的活动时往往成本很高，因而频率较低。在涉及到全族的集体活动时，因为自然村内的各个房头有紧密的私人关系，于是各个湾子分配到的组织、联络、收款、运输等任务就落实给各个房头轮换承担，以便提高办事的效率，特别是从私人那里集资收款时，将公事转化为房头内部收款人与付款人之间的私事，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阻力。在这些公共事务[5]中，一些有公心、有能力、有魄力，性格正直刚毅的人物逐渐在实践中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每个房头的房头长。[6]房头长的权威确立以后，本房头以内的纠纷、分家、移继、招赘等私人事务都会主动找上门来要他解决，当然，请他吃饭是少不了的，这是最起码的礼节，然而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其它的物质上的好处。在房头长那里，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以及从中获得的自我实现感，而房头也因房头长们的自发追求而整合起来，形成了凝固了自我意识。 二在村庄社会中，地方文化的延续并不依赖成文的法令，不依靠人们对于各种明定规则的有意识遵守，而是靠身体自幼接受的习惯性训练。奥克肖特曾经区分过两种道德类型，一种是“对道德标准的反思应用”，另一种是“感情和行为的习惯”。[7]在前一种循规生活方式中，不仅规范或理想是反思的结果，而且这些规范和理想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也同样属于反思行为；而对于后一种来说，此处的行为几乎等于没有反思，在一种生活情境中，不存在对选择的权衡，有的只不过是遵循自幼熏陶的行为方式。习惯行为和规范行为之间的分界线，取决于是否有意识地应用了规则，实际上，大部分的人类行为都可以用习惯来加以描述。也即是说，规范潜藏在身体的习惯中，人们在具体的实践中下意识地加以应用，当习惯改变时，人们也是在无意识的从众与模仿过程中改变的，他们不会去深究习惯背后掩藏的规则，去反思它的价值，然后再进行选择。保罗·康纳顿极具启发性地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做了一个基本类型的划分，他把记忆（动词）分为个人记忆、认知记忆与身体记忆。[8]个人记忆是指生活史中的事件、经历，认知记忆是指一种过去获取的知识，如数学公式，逻辑真值等，身体记忆是人们具有的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就像骑自行车、游泳一样。康纳顿非常看重身体记忆的作用，正是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使得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记忆的知识通过不断的仪式性操演来传承和维持。尽管行动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文化通过提供行动指向的终极目的和价值来塑造行动，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与生活情境里，文化更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工具箱，人们依据它来决定采取行动的策略与规则。沼山地区的房头认同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记忆，首先是因为村庄中单姓聚集的居住形态和早期生长史中形成的地方文化给村民们提供了一个以房头为单位的寻求生活意义与共同价值的集体行动路径，村庄社区的公共规则也以房头为核心向外展开。在年复一年的村庄生活中，以房头为单位的仪式性活动反复举行，它不断在实践中将各种象征符号与文化规则进行身体刻写，进而延续了房头认同。概述之，房头认同的传承和延续有两个核心要件，一是提供意义和行动路径的文化经验保持稳定，二是仪式活动的持续。意义/符号系统的稳定性与一致性能够激发仪式活动的继续举行，而仪式活动的保持能够反过来强化意义/符号系统在特定场域内的一致与稳定，延续人们对仪式性活动的行动路径特别是组织单位的认同。仪式是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可以使参与者在特定的符号系统面前体会到具有强烈的意义与感情，从而把共同的价值赋予操演者的生活。仪式（特别是丧礼和祭祀）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程式化，它刻意讲求形式、严格遵守成规，几乎会到呆板的程度，任何对仪式的变通都要经过非常正式的商议才能通过。正是严格的程式化使其正式、庄重、严肃，同时也使它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对过去的重复。仪式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纪念，无论是纪念某事还是某人，其操演过程中的符号叙事都是为了表达和重申对过往者载附之精神的弘扬。人们通过参加若干场仪式，模仿他人的语言、神态、举止、姿势、观察前辈的组织方式、事务流程，体会具体情境中的感受和联想，便可以在不经意间完成村庄记忆的传递，而不需要下意识地强迫自己进行理解、背诵和练习。但是，如果仪式的意义指向已不明确，或者说人们只能够守住仪式的古老形式却对其符号的理解难以达成一致的时候，记忆的功能就要大打折扣，甚至连仪式的结构本身也会被慢慢改变。举例来说，沼山村的丧礼中有一种叫做“做斋”的仪式，在仪式举行的过程中子孙们要跟着道士在老人的遗体前转圈，亲友们围在一旁观看，意思是在黄泉路上送老人一程。现在我们往往只能看到道士们围在一起转圈，子孙及亲友们都不参与，连在一旁看热闹的人都没有，因为大家觉得“看多了，没意思”。而且，人们举行做斋仪式的动力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举行做斋时尾随其后的子孙越多，队伍越长，表示老人越能够走得顺畅，它象征和表达的是一种“慎终追远、子孙绵延”的价值追求，现在尽管当地人仍有较强的生育冲动，但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做斋是为了什么，村民们举行这个仪式时更多地只是为了争个面子：“别人有钱做我为什么不做呢，我家又不差，不能（因此）被别人看扁了啊！”[9]关于做斋仪式的知识以前是靠代际间的口述传承，尤其是通过准专业的兼职道士们的师传并向周围的农民传播，但经过革命年代的洗礼之后，有关这些仪式的内容在话语层面上都被指斥为封建迷信，特别是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年轻一代，他们从学校老师和语文、思想品德及历史课本那里接受的观念都把宗族视为腐朽势力，把那些与神秘主义相关的，涉及死后世界的仪式看做不科学、不文明的行为。这些因素都使得村中仪式的意义指向逐渐被遗忘，而形式化的细节也有被简化的趋势。同时，如果村庄文化经验中仪式活动的行动路径因为替代物的出现而发生更改，则仪式参与者对行动单位的习得与传承也会渐渐失落。比如正文中讲到的熊文湾最近接太公的例子，领头的熊自皇老人充分利用市场，事先向商店赊购所需物品，省去了各房头的收钱事宜，事后他再用同宗族其它湾子的礼金来冲平账目。请客吃饭的方式同样做了变通，由于湾子小，精英人物在外打工，没有更多的时间回村应对，熊自皇老人舍弃了以往由各房头轮换，集中买菜、借餐具桌椅、吃饭的习惯，而是用了一种按户承包的办法，每户人家安排两桌客人，自己做饭自己招待。他这样做省去了很多麻烦，但却无意间把房头的行动单位抹煞了，而且把全湾公共的客人分配给每个家庭，成了私人的客人。笔者还在周边的其它村听闻了这样的情况，即由村中的一位在外经商发财的富户将钱垫出，然后将整个招待的事务包给镇上专业的厨师，由他带人、带菜、带工具、带桌椅过来，一揽子包干。在这些例子中让仪式活动细节中的行动路径发生变化的诱因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与交通的便利，作为替代性行动路径的市场机制越来越深入，以及随着打工经济的深入和村庄的贫富分层而使得村庄精英常年外出谋生，在村时间受到极大限制。最后，表达地方文化的仪式性活动需要足够的行动者作为支撑，抽象地说，一定的文化结构需要一定的社会形态与之对应，如果村庄的社会结构经常性地发生变动，则与特定文化粘连在一起的仪式活动就难以举行。比如在沼山村的深山里有一个简张湾，这个湾子在户口本上的统计显示有近300人，但实际上常年在村里生活的只有不到50人，因为这个湾子距离集镇太远（步行一个来回需要约3个小时），而且山路崎岖，运输不便，90年代的打工潮兴起以前，村民们基本上自给自足，与外界的生产交换不多，但在这之后村民们打工的收入多了起来，日常生活的需求依赖集镇的程度大为增加。特别是小孩读书的问题，以前沼山村的小孩多的时候，小学和中学都建在村里，此后随着学生越来越少，学校都集中到了镇里，简张湾的孩子念书就更加辛苦，尤其是遇到下雨天情况更加糟糕。湾里老人说，十多年前，这里的年轻人等到孩子要上幼儿园的年纪，就到镇上租房住，或者直接买房。现在，这个湾子陆陆续续搬走了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家，我们在湾子里看到，尽管大部分的房子都是老房子，虽然没拆，但门前都是人头高的荒草。那些搬到镇上的人平日里在外打工或者做些小生意，他们散居各处，会聚极少。老人们在谈起他们的子女时都一个劲地叹气，说他们都忘了本，言下之意是她们身上的传统到儿女们那里留下的越来越少了。不断有人迁出的效果是村庄空壳化，村庄记忆失去了群体压力形成的传承氛围与身体的载体，而不断迁出的人如果是插入到陌生的地域而非集体搬迁，则这些迁出者就需要面对新的符号，新的规则，新的行动路径。在各种迁出者杂居的社区，他们各自的记忆没有强烈的一致性，而要等他们通过人情交换等总体性社会制度延伸关系网络直至形成地缘性共同体，产生信任与规则，又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就在这样一段时间内，又不断有人迁入与迁出，如此一来，不断变动的社会结构就难以孕育一种文化模式并进而通过仪式活动形成社会记忆。阳云云在安徽长丰调查时感觉到那里的农民对村庄的历史较为陌生，在谈及具体事件时缺乏线性的时间框架，而是一种模糊的周期性的概念。[10]她认为这与当地的历史中每隔十几年就要发生一次的大水灾使得那里每隔若干年就要发生一次规模较大的移民不无关系。我曾经调查过的湖南汉寿县的松村，那是一个多姓杂处，居住分散的聚落，村中没有异常明确的规范与禁忌，缺少公共的仪式活动，村民们对集体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有较深的记忆，但却无法讲述更为久远的历史。松村属于洞庭湖周边的平原地区，五百多年前是一片沼泽，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有人迁居当地围湖造田，此后的几百年内又因为修建长江大堤湖水渐退而不断有来自外省的移民。也就是说，这些村庄的社会结构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开放状态，直到建国之后才趋于固化。斯威德勒说，“在稳定的时期，文化经验与社会的结构化环境相互加强，而在不稳定时期则会随着新生的意识形态建立新的风格或行动策略。”[11]斯威德勒所说的稳定时期是指社会结构处于一种长期连续的日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特定的社会结构能够使从中产生的文化经验保持生命力。然而现实情况是，村庄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在历史中会以多种模式互相交叠，而简单同构的模式只不过是其中有限的个案——它只能在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下出现，这种稳定使人们可以在社会与文化的罅隙处作出调整，使之继续严密，而在变动的社会中，两者之间的不连续性却是一种常态。 三社会/集体记忆不同于个体记忆的地方在于，社会的寿命比任何一个个人的寿命都长，研究记忆的社会构成，就是要研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承行为。而当我们思考农民认同-行动单位的村庄记忆时，同时也是在反思其认同单位的忘却机理。在目前的沼山地区，传统仪式中的许多环节及其蕴含的意义开始被淡化、被遗忘，举行仪式的动力因也发生了变化，但仪式中行动者的组织路径却依旧保持，并且被视为“理所当然”，前述例中的变通情况，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并不为其他自然村所效仿。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刚刚出现的变化却是集体记忆脱落和断裂的信号。人类是通过生产和运用符号以形成社会的高级动物，尽管客观世界纷繁无序，但人们却会在头脑中构筑普遍秩序的概念，并在现实互动中通过种种象征符号的运用赋予精神世界以秩序的实在性：上至神仙菩萨龙王土地老祖宗，下至帝王将相宗族房头大家庭，不同的体系在概念世界里俨然有序，而个人则需要则这个有序的概念世界里寻找自身的定位，获得本体性的存在，进而更加地强烈认同属于自己的层级，并赋予这个层级单位的象征符号以真挚的情感，并使他的“精神气质”与“世界观”[12]受到这些符号的潜在影响。文化作为一张无所不在的意义之网，是一个有序的象征体系，嵌入其中的人们依据它来解释经验并指导自身的行为，社会互动依它而发生；相对而言，社会结构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互动的模式本身。尽管具体社区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被其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但是自从稳定的文化传统形成的那一刻起，它就会在无形之中对社会结构产生强大的影响。诚然，各地农村因为“传统”[13]的断裂程度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农民认同单位，但是为什么不同地区在现代性的不断冲击下与自身传统断裂的程度不同，速率不一？不同区域的农村对于自身传统的记忆能力是否有质的差别？换句话说，是否所有地区的农村都一定会朝着这种原子化的方向解体？是村庄社会结构的原子化导致了文化传统被荡涤还是传统被荡涤而促发了村庄的原子化？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开掘。 [1] 简略地说，房头是本自然村中的同族成员按照开基祖的不同嫡子而分出的根脉，如刘通湾的开基祖“通公”于明洪武年间从江西德安县唐溪乡南田村迁居至此，生下四个儿子，从此以后村里的刘姓成员便分成四个房头，而村民们从小就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房头。[2] 这样的格局在现在的一些小湾子中仍然可以看得出来。陈执生湾的一位老人说，我们湾里各个房头插花住的情况是土改后才出现的。[3] 访谈对象刘汉民说：“小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参加一些房头的活动（一般是赶人情），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会开始问父母为什么我们总是跟这几家走得近，父母会简单地告诉他跟我们最亲的人是哪些哪些。孩子们从小就会选择跟自己同房头的小孩玩耍，甚至有些人家附近没有同龄的小孩，他们也宁愿跑到住得较远的同房头的亲戚家玩耍而不是选择和邻居家的小孩玩耍。[4] 比如刘通湾的两户堂兄弟之间长期不和，但碰到其中一家的老人过世，另一家仍然要送重礼，“他们私人之间不和是私人的事，但这个礼却非送不可，（因为）大家都看着，你不送，让子孙后代都来学？”[5] 还包括建正屋、修牌楼，安排红白喜事等等。[6] 关于房头长的自然产生与卸任，前文已有交待，此不赘述。[7] 参见M.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London, 1962), pp61-69. 转引自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8]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9] 按照杨华的说法，“做斋”的宗教性动因变成了社会性动因。[10] 比如问访谈对象他/她是哪一年外出打工的，答案不是具体日期，而是在哪次大水跟哪次大水之间。[11] 约翰·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第34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12] 借用格尔茨的术语。“精神气质(ethos)”涉及道德、美学与价值性的因素，如道德风格、审美格调及情绪特质等，“世界观(world view)”涉及认知方面，是对纯粹现实中的事物存在方式的描画，是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概念。[13] 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传统”这个模糊的概念很容易掩盖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农村不同地区的村庄形态、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与国家政权的历史互动也存在着质性的差别，而这些正是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海外人类学最大的不同。

熊蕾：父亲的信仰 原载：作者博客http://xionglei.blshe.com/ 9月9日，也是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父亲走在2005年9月9日23时25分，真是遂了他老人家的愿。　　1991年，父亲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15周年撰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发表后，一位老同志问他：为什么那时候在那样的环境下，父亲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保持着“白皮红心”，而现在许多人却一到深圳、香港那样的环境就变了质？　　父亲当时好像没有正面回答。一方面，因为还在和另一位老同志说别的事情，另一方面，父亲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喜欢讲大话的人。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那答案也很简单。　　那就是，父亲的信仰和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来采访父亲。访谈中，父亲回忆起他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景。那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时候。　　时年82岁的父亲对65年前入党的一幕，记忆得极为清晰——这毫不奇怪，他的记忆力始终超好，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回忆，可以精确到几点几分。但是，令我难忘的是，父亲流利地背诵当年的入党誓词时，那铿锵有力的声音：“……，牺牲自我，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还有他说，宣誓之后，三个秘密党员心里默唱《国际歌》时，念出了那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时，父亲的眼睛闪闪发亮。　　一些年轻朋友评价说，父亲“是一位伟大的有着真正信仰的人”，是“把信仰保持了终生的共产党人”。我非常赞同这个评价。他们尊重我父亲，不是因为他有过怎样的传奇经历，有过怎样的地位，而是因为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　　在信仰好像不再时髦，特别是你所信仰的似乎在为许多人——包括你曾经的同志——不以为然或干脆抛弃的时候，你如果仍然信守自己的信仰而不动摇，那确实值得尊重。　　我因此为父亲而自豪。　　　父亲的信仰之所以坚定，在于他并不是为了个人讨出路而参加共产党，而是经过了认真的学习和思考，有了足够的理论准备。　　虽然从清末民初以来，父亲家族的命运跌宕起伏，但是从来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作为官宦之家，若为讨个人的出身或前程，父亲并不需要参加共产党。即使在抗日救国的大时代，共产革命也并非他这样人家子弟的唯一选择。可是父亲选择了和被压迫阶级为伍。父亲的选择，决不是盲目的。从同辈人当年的记述中，或许可以看到父亲年轻时思想发展的脉络。父亲1936年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毕业时，同级学友出了一本纪念册。纪念册中，有同学之间相互的评价和同学们的代表作。一位名叫杨承栋的同学，为父亲写下这样的评语：　　永远没有退避，永远只有向前，这表示着他具有如何正确而进取的人生观，倘使缺少这，只不过是一个俯拾即是的，脑中装满五车书的所谓“好学生”而已！由于这进取的人生观，才能取得把握现实的钥匙，打破了纯个人主义狭隘的天地，不迟疑地成为时代斗士的后继者。　　这位杨承栋，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许立群。不过，在写下这个评语的时候，他和我父亲还都没有加入共产党。　　在这个纪念册中，父亲有两首诗，也颇值得玩味：　　其一　　 哀辽宁　　吁嗟伟哉长白山，山高千丈插云间，上有皑皑之白雪，长松古木欲撑天；下有苍苍之绝谷，泉飞石突河蜿蜒。河边沃野延千里，宝藏无尽少人烟。　　岂意神州日陆沉，强邻遽乎动刀兵，辽宁一夕惊事变，倭奴夜占沈阳城。沈阳官吏疎防守，羽檄星驰报将军，将军青年肩钜任，不爱边功爱美人。神消粉黛蛾眉色，魂醉梨园丝竹声，灯红酒绿歌舞里，烽烟直逼古长城。　　长城北风吼，胡马鸣啾啾，倭奴塞外逞凶残，将军闲里享温柔。温柔享尽酒初醒，已失燕云十六州。嗟彼辽吉之民一何苦，弱妇被奸掠，壮丁做马牛，少者从军老者死，空余白骨对荒邱。呜呼！哀辽宁，哀辽宁！安得虎贲百万兵，慷慨杀向东京城！但能救得塞外灾民千百万，马革裹尸战死沙场吾无怨！　　其二　忆三年　　三年梦也似地掠过，　　只一些珍贵的回忆，遗剩在我的脑膜。　　“别了，我亲爱的全体同学”！　　但，在别前，我还想把往事细数。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我们一道儿读书，一道儿生活；　　相砥砺，相切磋，相琢磨，　　我深深地认识了你，你深深地认识了我。　　伟大的友情永把我们维系着，　　即使我跑到天涯，你跑到地角。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勤息轩的紫藤，已攀过了屋角，　　校园里的青桑，也结着鲜红的多花果。　　拆去了的生物楼，是那样残破；　　刚建成的新运村，却是那样的巍峨！　　这儿啊，曾住过你和我，　　你和我啊，又怎能把这儿忘却？！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敌人冲过了榆关，占据了黄河。　　浪人偷运着他们的私货，　　汉奸惨杀着我们的同学！　　无限的野心，不停的侵略，　　受不了的侮辱，按不住的无名火，　　终有一天，拼个你死，拼个我活！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德侵奥，意并阿。　 漫天的飞机，遍地的炸药。　 帝国主义的凶焰，虽则一天天的旺盛，　 和平劳力的拥护者，也正一日日的增多！　 眼毛竖起了直角，看结果：　 最后胜利的，　 是德？是日？还是苏俄？　　　 *　　　　　 *　　　　　 *　　　　　 　　　 别了！我亲爱的全体同学！　 “暂别？永诀？”我不能武断地说！　 但是，无论如何，　 伟大的友情，会把我们永远维系着！　　　 *　　　　　 *　　　　　 *　　　　　 　　　 别了！我亲爱的全体同学！　 勿留恋，勿伤心，勿蹉跎！　 请用热血代替热泪，　 请用战歌代替骊歌！　 在保障和平的阵线里， 　 莫少了你，莫少了我！　　且不论一个17岁小青年的文思才情，那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慷慨赴义的决断，应该说是奠定父亲信仰选择的思想基础。　　当然，无论信仰多么美丽，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都充满曲折和荆棘。彷佛对这一点早有预见，杨承栋—许立群在当年给父亲的临别赠言中，写下这样的词句：　　我想起爱伦堡底话来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着，另一方面却荒淫无耻”，这两句话道破了现实社会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两面，你将踏上充满真善美的光明的路呢？抑是踏上充满伪恶丑的黑暗的路呢？倘使你选取了前者，那么一切恶意的攻讦，无耻的袭击都是免不了的，你底一切思想行为都能得到市侩们的喜爱与眷顾，更是必然的事了。但是朋友，我知道你能，你也愿意作到这样的啊！　　有这样的人生观，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父亲选择为共产主义而献身，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也正是因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经历过这样光明与黑暗的较量，父亲才能坦然面对后来很多的风风雨雨。他不像很多同辈人，对社会和党内的丑恶，要么痛心疾首，牢骚满腹；要么垂头丧气，万念俱灰。他说，他相信历史，相信人民。所以，他从不悲观。　　我因此佩服父亲。　　　　　　 　　父亲是一个有大历史观的人。　　这历史观，表现在他对待许多历史事件的求真务实——从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回顾，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父亲的历史观，更典型地表现在他对待自己历史作用的冷静客观。　　毛主席说过，父亲当年在国民党胡宗南部所起的作用，“一个人顶几个师”。这评价，令父亲很欣慰。　　但是，父亲不赞同夸大他个人的作用，更反对有人以他的作用来贬抑乃至否定毛泽东、周恩来指挥那场决战的英明。　　首先，没有远见卓识，没有对国民党、蒋介石、胡宗南入木三分的了解，就不可能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初，国共第二次合作方兴未艾之际，布下父亲等一批“闲棋冷子”到国民党军队中。　　其次，没有令人折服的思想理论，没有令人倾倒的人格魅力，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不可能吸引父亲这样的青年才俊投身效命，致死不渝。父亲在胡宗南部十年，与胡宗南朝夕相处，见周恩来只有两面，其中一次不足15分钟，一次是“危机处理”。胡宗南是蒋介石麾下军事将领中的佼佼者，对父亲宠爱有加。可是他始终未能彻底“感化”父亲。我只能说，在思想理论和人格魅力上，胡与毛、周相比，还是差了一截。　　第三，没有睿智的分析能力，没有高超的战略眼光，即使掌握了情报，也未必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反应。事后看棋局，后人往往很难体会当局者迷的复杂。缺乏信息，不了解对手，当然难于决断；而陷在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迷魂阵中，有时也会让人对真实的情报产生疑惑甚至无所措手足。但这样的失误，在毛、周那里绝少发生。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　　《孙子兵法》云：“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父亲的亲身经历，便是佐证。　　至于对共产党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派人打入国民党卧底的非议，我想，有1927年共产党惨遭蒋介石清洗在先，这样血的教训对谁都是刻骨铭心的，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政党，都不可能不有所警惕，防止再次受到加害。而就在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中，新四军也曾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作为保护自己的措施，先布几颗闲棋冷子防人一手，无可厚非；更何况共产党是希望这些棋子闲着冷着的。是蒋先生的作为让他们不闲不冷甚而热了起来，须怪他人不得。　　父亲不只一次说过：用他打入胡宗南部，是历史的偶然；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则是历史的必然。我同意父亲的看法。假如没有他，我相信仍然会有类似他那样的共产党员张向晖李向晖，去做同样的事情。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选择了父亲，而父亲也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　　　但是，父亲是否辜负了胡宗南？　　我曾经问过父亲。父亲很坦然。他问心无愧。　　胡宗南的确对父亲和父亲的一家都非常好。作为熊家的晚辈，我虽未有机缘见过胡先生，但是也要感谢他曾经对我爷爷奶奶伯伯姑姑们的照顾，更感谢他对父亲的青睐和培养。　　父亲的表现，应该说，也是值得胡先生对他另眼相看的。　　可是，用父亲在胡宗南部的袍泽、前国民党将军、台湾名流张佛千老伯的话说，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长官身边在后，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要怪只怪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毁了胡先生的，是内战，而不是父亲。　　那么，胡宗南为什么要在众多的莘莘学子中，挑中父亲来栽培？　　有人简单地以为，胡先生瞎了眼，挑了个共产党做他的机要秘书。更有人荒唐地以为，胡宗南本人就是共产党。　　胡先生当然不是共产党。可胡先生也绝没有瞎了眼。他挑中父亲，正说明胡先生不是等闲之辈。　　1936年9月1日，周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其中说到，“兄在黄埔为先进”，却以剿共成名，相信他“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对他以“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为憾”。这些都不是客套话。胡宗南一直保留着这封信，五、六年之后父亲当了他的机要秘书，他还给父亲看过这封信，说明这些话都说到了他心里。　　这些话说明了什么？说明胡宗南与那些一味反动，只知捞钱的国民党要员完全不同。他也曾经有理想有追求。他为几个儿女取名：唯真、唯善、唯美……他对真善美的喜爱，可见一斑。　　张佛老说，父亲当年“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作同样的选择”。　　作为“在黄埔为先进”的胡先生，他看上父亲，理当是看上了父亲身上他所喜爱的那些气质，看上了父亲身上有他所追求过的那些东西的影子。所以父亲回答他“为什么到本军来”的问题，说“来参加革命”时，他为之一震，但心里应该是欢喜的。他选择父亲，是“慧眼识英才”。我相信，胡先生真心希望国民党里，像父亲这样的青年越多越好。　　可惜，历史不是按胡先生个人的意志来发展。这是胡先生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　　　　　　 　　历史无情人有情。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当海峡两岸可以有了人员交往之后，父亲和彼岸一些多年不见的故旧，再度重逢。　　起初，我对此感到惊异。他们和父亲分属两个营垒，立场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从他们的立场看，父亲是“对不起”他们的胡长官的。为什么他们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逢甚欢呢？　　随着和那些老国民党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练出来的有如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　　而且，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大义比党派之争更重要，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　　这也让我从另一个侧面，看到父亲的为人。假如父亲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义，也不会驱使这些耄耋老人在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来和父亲重叙旧谊。　　这改变了我对共产党人的刻板印象。共产主义既然要吸纳一切文化的精华，共产党人当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了标榜自己的政治正确而整天挂着一幅“阶级斗争”脸，对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坚定的信仰和浓浓的人情，并不矛盾。　　这正是父亲的可爱之处。　　　父亲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仅以此文纪念父亲辞世一周年。 宋晓军 发表于　 2006-09-08 01:53:02　IP:61.149.44.*熊大姐，看了你今天的文字，想起了2004年8月与电视台的同志去你家采访熊老时，我特意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我1999年买的熊老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本是好友姜鸣听说熊老夸奖他在《文汇报》上批评《走向共和》电视剧史实严重失实的文章写的好后，托我带给熊老的一本自己的著作。我至今记得熊老为我保存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题字时的情景，现在这本书在我的藏书中也是最珍贵的。每当有朋友看到我这本书上写着“宋晓军同志留念 熊向晖 2004年8月23日”时，都羡慕的不得了。 熊老离开已经整整一年了，我最近正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准备杂志文章和电视节目。我浏览了一些我收藏的在长征时期的都市出版物，当看到那时中国大都市浮华奢靡的生活时，我更深地理解了熊老那一代革命者的理想和信仰。他们的青春、激情与当时他们身后都市里的跑马赛狗、文艺沙龙、最新款式的巴黎夏装、目迷五色的橱窗和最新的美国大片反差是那么大。 今天的都市生活几乎就是1934～1935年大上海的复制版，而今天的信仰和理想继承者呢？为此，我一再鼓励杂志负责人和节目制片人，要在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作品中，呈现出1934～1935年同时期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和价值选择，我认为这才是对熊老这一代革命者的理想、信念和勇气最好的纪念。 附：《情报英雄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http://xionglei.blshe.com/post/267/11842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放初期，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位先锋人物。他的著述，如《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曾影响了文革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和整整一代学人。九十年代初，李泽厚移居美国，淡出中国思想界，他的学问与影响力也渐被“80后”的中国遗忘。每年秋天，李泽厚依惯例回国，小住几个月。今年12月初，北京入冬。在他的北京寓所，我与他有闲散对谈。记得一年前，我曾拜访正在北京度假的李先生。当时他裹着件花纹的棉睡袍会客。今年，虚岁已八十的李泽厚，举手投足似乎更精神， 记忆力饱满。以下我略去了对话中我的提问部分，集中纪录李泽厚对中国现况的观察。

情感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读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　　作为进化的造物——人类，我们不仅拥有发达的智力，同时还拥有最为丰富的情感。尽管由达尔文开创的科学告诉我们，这种情感也许只不过是自然选择的“策略 ”而已，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珍爱自己的情感生活。假设生活中缺失了情感，不再有喜怒哀乐，不再有彼此间的信任与默契，更重要的是，不再有相濡以沫之情，这将是毫无意义的人生。达尔文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继《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的由来》（1871年）之后，他又发表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　in　Manand　Animals，1872年）一书。关于此书的缘起，在写于 1876年的《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中，达尔文写道：“我的长子生于1839年12月27日；我马上开始记录他所表现的各种表情的开端，因为我相信，即使在这个早期，最复杂最细微的表情一定都有一个逐渐的和自然的起源。”该书实际上论及人类情绪、感情的起源和演化，是相关领域先驱性的科学工作，其意义自不待言。　　达尔文在这部著作中表达的基本思想即是，人类的情感和表达是天生的，不习自会的，并且具有共性，比如，当害羞时，各地的人都会脸红，哪怕是黑人，也能观察到他们的脸色因此而更有光泽。给生活在新几内亚巴布亚岛上的土著人出示一张板着脸的高加索人照片，前者能毫不费力指出后者在生气。也许不同的文化在习俗礼节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我们却天生具有一套相同的、最为基本的心理构造。既然情绪表达具有这种相通性和天生性，这就表明，它们是通过遗传而来，并且与自然选择密切相关。与此同时，达尔文还以相当的篇幅关注各种情绪的躯体表达特征，尤其是脸部表情与情感的相关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感表达也存在于动物身上，这是人类起源于动物的又一个明证。 人类的五种基本情绪，负面情绪占四种 　　当代心理學认为，人类的情绪分为基本情绪和次级情绪。基本情绪有五种：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和厌恶，它们分别对应于特定的躯体状态。次级情绪是上述五种基本情绪的细微变体，比如，欣喜和惊喜是快乐的变体；忧郁和惆怅是悲伤的变体；惊慌、害羞与焦虑是恐惧的变体；憎恨是愤怒的变体；鄙视和轻蔑是厌恶的变体。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五种基本情绪中，除快乐之外，其余四种都是负面情绪。这一点意味深长。它表明，地球上的动物（包括人类自身）大多时候都生活在一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身边随时会有天敌出现，更不用说洪水、干旱、疾病等自然灾害的如影相随。因此在所有的情绪中，恐惧是一种最为原始古老的情绪，它犹如忠实的报警装置，提醒我们避开危险，防患于未然。其余则有悲伤、愤怒和厌恶，它们同样是对世事无常或可憎之事的提醒。休谟深刻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最早的宗教观念并不是源于对自然之工的沉思，而是源于一种对生活事件的关切，源于那激发了人类心灵发展的绵延不绝的希望和恐惧 ”。（大卫·休谟：《宗教的自然史》，徐晓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这是因为，“我们既没有充分的智慧去预知，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防范那些不断威胁我们的灾难。我们永远悬浮在生与死、健康与疾病、丰足和匮乏之间”。（同上，第16页）这就是说，人类生活中的厄运远远多于好运，正如古希腊诗人荷马所说：“诸神赐予我们一份快乐，就要相伴双份的苦难。”也正如作家张爱玲的叹息：“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而人又是这样一种动物，到手的好运认为是理所当然，经历的厄运则久久难忘，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间的缘由则在于，正是对厄运或痛苦的深刻记忆避免让我们重蹈覆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还须思危，实在是古代圣人留给我们的极为深刻的智慧。难怪在五种基本情绪中，负面情绪会占上四种。 生命中悲惨更多，还是快乐更多？ 　　若说人类（其实还有动物）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负面情绪之中，亦即被不快、忧虑甚至痛苦所缠绕，那么，人类或动物为何还会有求生避死的本能、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对于自然界存在的诸多苦难和痛苦，作为博物学家的达尔文怀有深刻体会，更何况达尔文生性格外敏感细腻，他的爱女安妮在10岁时夭折，这一事件在达尔文的一生中都是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越是思考自然界的苦难，达尔文就越发困惑，因为当时的神学理论把世间所有的苦难都归诸于上帝对于信徒的考验，但他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真正仁慈全能的上帝，怎么可能会把秩序建立在世人沉重的痛苦之上。 　　在1876年完成的《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中，达尔文提问到：在所有具有感觉能力的生命中，究竟是“悲惨更多，还是快乐更多”？“这一世界作为整体是善还是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他有些拿不定主意。“根据我的判断，快乐当然更占上风，尽管难以证实。”他认为，如果一个物种的所有成员都习以为常地蒙受痛苦，它们就会“不再关注繁衍，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形曾经或者至少是经常发生”。于是，他得出结论：“这些愉悦，它们持久反复地出现，以致我毫不怀疑，总体说来，它们给予大多数有感觉生物的快乐要超过悲惨，尽管许多个体偶尔也会经历更多的折磨。”就此而言，达尔文依然是一个常识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者。毕竟生命给了我们太多美好的东西，而情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有爱就有痛，于是，我们愿意痛并快乐着。事实上，自然选择通过赋予个体以快乐情感以引导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食欲的满足即会产生快乐之情，因为饱餐有利于个体的生存；性欲的满足（性高潮）更是达到快乐之极限，因为它有利于个体基因的传播。就此而言，快乐常表现为对于生理欲望的满足，因为它们与个体的生存及其繁殖密切相关。 惊讶之情有什么用处？ 　　其实还有一种情绪值得一提，那就是惊讶，不同于其他情绪，它是一种中性情绪，与积极和消极体验无关，类似于催化剂的作用。惊讶的存在本质上与学习有关。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求知出于好奇与闲暇。好奇就是对未知或新鲜事物的惊讶之情，学习就是被这种好奇之心所激发。儿童对于我们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之心，以至问题不断，这就是学习最好的动力。遗憾的是，成人因熟视无睹而麻木，不再有惊讶，也不再有学习的动力。就此而言，科学家就是那些对周围事物终生保持惊讶之情的人们。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为什么是我创立相对论，我认为原因如下。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不见得会去思考空间与时间问题，他会认为这个问题早在孩童时代就解决了。我则相反，智力发展很慢，成年以后还在思考这一问题，显然我对这个问题要比儿童时期发育正常的人想得更深。” 　　细究起来，我们对第一次接触的事物总是印象深刻，想忘也忘不了。自然选择赋予我们惊讶这一中性的情感，看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对未知事物充满激情，因为人与动物的不同还在于，人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但麻木恰恰是学习的天敌。就此而言，成功的教育模式即在于呵护并且强化学生的惊讶之情、好奇之心。 情绪的功能之一：有利生存 　　在达尔文看来，情绪是一种先天的能力，通过遗传而得到，本质上它就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自然选择所保存的性状，必定是对生物体生存繁衍有利的性状，由此看来，动物（包括人类）的各种情绪必定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以恐惧为例，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一块厚玻璃板放在平台上，使得玻璃板超出平台的边缘。将一个6个月大或更大些的婴儿放在玻璃板上，逗引他向前爬，他会在清晰可见的平台边缘停下来，同时表现出恐惧的行为和面部表情。看来婴儿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对于悬空高处的恐惧感，显然这与我们的特定生存环境有关。因为我们的祖先灵长类动物是一种树栖攀缘生物，不慎从高处坠下就是一种常见事故，由此形成的恐高症就是一种有利性状，它提醒我们尽量避开悬空的高处，以防不测。其实人类或多或少都有恐高症。所谓高处不胜寒，就是一句极妙的双关语。 　　记得笔者女儿在5个月左右时，有次笔者买回一个上紧发条后会跳跃的青蛙，当它在桌上跳跃时，只听女儿发出叫声，开始我们没注意她的表情，还以为她是被逗乐了呢，结果发现叫声不对，再观察她的脸色，显然是惊恐万状。于是，赶快拿走了那只会动的青蛙。动物在恐惧时，大多会发出尖叫声，这种高频声常被用来作为警报声，以警告同伴或向同伴发出求助信号。今天的人类社会同样利用这种高频声作为警报。 情绪的功能之二：维持恰当的人际关系 　　人是群居动物，或说社会性动物。正如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所说，那些“不能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或者因为自我满足而无须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不是野兽就是上帝”。婴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在与自己的养育者（通常是母亲）建立起稳定的依恋关系之后，就会表现出“认生”这一恐惧感，也就是说，当别人、尤其是陌生人试图接近他（她）时，就会因害怕而哭闹，紧紧依偎于自己的母亲。正是这种天生的恐惧感，令婴儿与自己的养育者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以便获得必要的保护和庇佑。这也许正是婴儿建立人际关系的第一步。 　　在进行人际交往时，我们都懂得“投桃报李”、“以牙还牙”等策略。这是因为在一个社会性群体中，相互需要及其互惠帮助是维持稳定关系的必不可少的纽带。设想一下，某天我见邻居正驮着重物费力地上楼，于是我用举手之劳帮了他一把。过些天，我家搬重物，急需邻居助上一臂之力，但他却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后关上了房门。此时的我会做出怎样的举动？我一定会愤怒，由于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此时若正好有旁人经过（或者我主动告诉别人），他就会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那位忘恩负义的邻居的坏名声就会传遍全楼，从此他休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反过来设想，若是我对邻居的忘恩之举无动于衷，下次依旧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结果将会怎样？结果将是，群体中如此尽占别人便宜的小人会越来越多。当然这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再说嫉妒这一似乎上不得台面的情感，除了与男女恋情有关之外，它还与维护公正有关。公正可说是一个好词。但激发人们公正感的或许正在于一己私利：凭什么某人能比我（或我们）多吃多占？这就是嫉妒心在作怪。正是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之下，我们拍案而起，以公正的名义攻击我们的嫉妒对象。就此而言，嫉妒犹如社会的免疫系统，不可缺少。正如学者曹明华所言，“假如大众都完全没有嫉妒心，都一心一意地忠诚和奉献，那么骗子会更猖狂，私欲膨胀者会更攫取，病态而又掌控权力者会更如鱼得水”。 　　由此可见，维系社会稳定以及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来源之一恰恰是我们的各种情感，尤其是负面情感。古希腊有一则神话，说的是宙斯交与美女潘多拉一个盒子，嘱她切不可半道打开，但她却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冲动，打开了盒子，结果从盒子中跑出来的全是“恶”的东西，如嫉妒、仇恨、灾难、疾病等。今人以潘多拉的盒子来比喻“恶”，殊不知，文明正是被恶之力量所推动。 情绪的功能之三：道德感起源于情感 　　说起来，道德是自私的反义词，道德表现为利他甚至自我牺牲。达尔文对此的解释是，一个群体中，具有道德感的个体越多，他们为群体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群体就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显然自然选择有利于道德感的脱颖而出。但当代学者却发现此种推理存在漏洞。因为具有道德感的个体更可能会因自我牺牲而较少甚至没法留下后代，因为冲锋在前的后果很有可能就是丧失生命，荣升烈士；相反，那些胆小鬼倒是趁机占尽便宜，从别人的牺牲中苟且偷生，从而大量繁殖自己的后代。如此说来，自然选择反会淘汰那些“高尚人士”。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 　　达尔文在此确实犯下了一个错误，他于不知不觉中把群体设定为选择的对象。但当代进化论者对此已达成共识：自然选择的作用对象是个体，甚至是基因，而决非群体。这就是说，自然选择总是青睐于令个体（或基因）的适合度达到最大化，哪怕因此而牺牲群体的利益。用道金斯的话来说，基因的本性就是尽可能多地复制自己的后代，他称之为“自私的基因”。个体的行为受我们体内基因的支配，因而也不可避免具有自私性。如此说来，道德感的起源似乎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选择无关，那么，它纯粹就是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事件，是灵魂对躯体的超越？ 　　然而，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社会生物学恰恰要从生物学的层面来讨论道德感的起源。尽管基因的本性可以借助“自私” 一词来刻画，但基因的本性同样可以导出具有利他色彩的血缘互助，这就是“亲选择”的概念，它是指，彼此具有亲缘关系的个体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对方，只因它们之间或多或少有一些相同的基因。一个极端的例子即是母爱，这是因为子女的体内有一半基因来自母亲，在此意义上，帮助子女谋生，也就等于为自己的基因寻求最大限度的复制机会。 　　除了血缘纽带之外，个体之间的合作还与互惠利他行为的出现有关。自从20世纪上半叶出现博弈论以来，科学家试图用博弈论的语言来描述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合作及其竞争行为。加拿大博弈论家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设计了一种游戏程序，名为“ 投桃报李”（Tit　for　Tat）策略。当它首次与任何一个程序相遇时，总是采取合作行为，若对方给予回报，则双方合作成功并建立友谊。由此带来的就是“双赢”效果，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就是“非零运算”。若对方欺骗，“投桃报李”就会采取惩罚、报复策略，并终止合作关系。运算的结果，只要群体中存在一定量愿意合作的程序，投桃报李策略就会是优胜者，并且投桃报李者越多，该策略所获得的成功机会也就越多，换言之，社会越是和谐。这样的群体就达到了“进化上稳定的策略”，亦即其他策略难以钻空子侵入。但可以设想，在一个群体中，若绝大部分的个体都采用自私策略，只想抓住每一次机会利用对方，那么，个别的投桃报李者将难以立足。这样的群体尽管也是稳定的，但效率却是最差，亦处于最不和谐状态。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凭什么群体中不会是自私者占绝大多数，答案正在于亲选择原理。在一个小规模的群体中，个体相互之间未免都有“沾亲带故”的关系，它们就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合作利他行为，这正是投桃报李策略得以存在的基础。当投桃报李策略所带来的成功被更多的个体享受到时，它就会进一步蔓延开来，以至无须受亲选择条件的束缚，亦即针对对象不只限于直系或较少的旁系亲属。 　　在自然界中大量存在互惠利他行为，比如，吸血蝙蝠夜间去大型哺乳动物那里吸血，有些个体偶尔会空腹而归，此时吸饱血的个体就会吐出胃内的血液喂给饥饿的个体，尽管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血缘关系。这样的行为常常是相互的，结果就是双赢。在灵长类中，这种互助行为更加流行。黑猩猩相互之间分享食物，梳理毛发，彼此给予对方以安抚，或是合作抵抗共同的敌人，等等。不过，互惠利他行为的流行也许需要某些条件：个体有足够长的寿命，能辨认并且记住对方的行为。这也就是它们在高等哺乳动物中更为常见的原因。 　　这就是说，自然界本已存在道德的萌芽，并且道德的前提恰在于个体乃至基因的自私。假设这一前提成立，即人类道德源于动物中的亲选择以及互惠利他行为，那么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血缘互助还是互惠利他，其背后都不存在个体的有意算计或所谓的动机，而是通过感情的引导来执行这一进化逻辑。我们天生就具有感激、同情、回报、愧疚等正面感情，当受到伤害时还具备愤怒、仇恨乃至报复等负面感情。正是这些情感令我们做出“投桃报李”或“以牙还牙”的行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向来被视为做人美德；而血债要用血来还，同样也是社会所能认可的行为准则。在这些美德或准则的背后，其实都是情感要素在起作用。 　　一种重要的情感即是，同情或移情能力，用民间的大白话来说，就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说的也正是道德感起源于人性中共有的同情之心，它与功利性的追求回报或舆论的赞赏无关。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却是，有时恰恰是现代社会的灌输或说教才导致个体丢失了素朴的人性。比如在影片《朗读者》中，女主人公本是一个文盲，但所谓现代社会的说教却让她迷失了本性，在担当犹太集中营的看守时，她可以做到毫不动情地挑选出某个犹太女囚犯，让她去送死；当集中营发生火灾时，她却依然忠于职守，不愿为囚犯提供一条生路。当战后面对法庭的审判时，她的回答却是，作为一个看守，她只能这样做。她的人性就在忠于职守的说教之下泯灭了。 　　就此而言，道德先于人性，而非人性所独享。而宗教，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无非就是劝人为善，可见它只是强化了已有的道德情感，而决非无中生有地创造出道德情感，或者用宗教的语言来说，是神赋予人以道德良知。其实与其说是神，还不如说是无情的自然选择造就了动物（包括人）的道德情感。 　　（本文是作者为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所写的导读，原文约15000字，本报发表时作者做了缩编和改写）

中国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纪实赵承　田帆　韦冬泽　 １２月１９日，在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协商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取得了重大积极成果，发表了《哥本哈根协议》，坚定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基本框架和一系列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分别应当承担的义务和采取的行动，表达了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资金、技术和行动透明度等问题上的共识。 从１２月１６日至１２月１８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近６０个小时内，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展开了密集的会谈和协商，力推谈判进程不断向前。随行采访的记者耳闻目睹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进程的跌宕起伏、协商谈判的艰辛曲折，更见证了温家宝总理以诚意、信心、决心和卓有成效的努力，充分展示中国谋发展、促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重要演讲，宣示了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呼吁各方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在会场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温家宝总理迎难而上，积极行动，以最大的政治意愿和耐心，在与会各方中穿梭斡旋，沟通协调，尤其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亲自出面与有关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最终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 历史将铭记，中国政府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在参加会议前，温家宝总理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为推动会议取得成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近年来，围绕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交锋愈演愈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１１月２６日，中国政府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至４５％，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好评。同时宣布，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 自１２月７日气候变化会议开幕以来，哥本哈根成为各国政府、各种利益集团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博弈的舞台。会场内外，各种观点交锋，无休止的谈判和磋商难以弥合巨大的歧见。随着大会闭幕时间的临近，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在与会者中蔓延。 １２月１６日下午３时，温家宝总理乘专机从北京飞往哥本哈根。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会议深感责任重大。”在飞机飞行途中，温总理对随行的记者说：“在来机场的路上，我想起了两句古话，一是‘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二是‘思其始而图其终’。这就是说，开始时周密思考，行事时必然英勇果敢。” 此前一段时间里，温总理考察了中国气象局，还与部分外国领导人密集通话。事实上，温总理的哥本哈根之行早已“启程”—— １１月２７日至２８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与７７国集团主席国苏丹代表在北京举行磋商。温总理会见了与会的各国环境部长或代表。 在各政府气候变化代表团在一线艰苦谈判的同时，从１２月８日起，温总理分别与联合国秘书长和英国、德国、印度、巴西、南非、丹麦、埃塞俄比亚等国领导人通电话，就会议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 １２月１１日，温家宝总理考察了中国气象局，并就应对气候变化召开了专家座谈会。他指出，要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实现我国政府提出的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开幕后，温总理一直密切关注会议的进展。当专机起飞后，温总理便招呼随行采访的记者到前舱，坦率地谈自己对哥本哈根之行的想法。 面对复杂的局势，温总理似乎早已深思熟虑：“我坚信，这么多领导人齐聚哥本哈根，应该会取得成果的。但无论会议结局怎样，中国确立的行动方案不会改变，自主减排的目标不容谈判，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不会动摇。” 空中记者吹风会后，温总理又召集随行的部长们开会研究与会各方观点。当部长们散去后，总理望着舷窗外的云海，目光深邃，陷入沉思。看得出来，总理的心情并不轻松。如何使大会取得成果，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思考。 当地时间１６日１７时４５分，专机降落在哥本哈根机场。寒风呼啸，夹着鹅毛大雪，哥本哈根的冬夜并非那么宁静。 此时已接近北京时间凌晨近１时。经过７０００多公里、１０个小时的飞行，大家已十分疲惫。温总理不顾旅途劳顿，决定从机场直接赶往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听取关于大会的最新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一个多小时后，温总理才前往下榻的雷迪森饭店。 “最重要的是迅速凝聚共识”——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温家宝总理以诚意、决心和信心穿梭斡旋，沟通协调，弥合分歧，扩大共识 １７日早晨６时，温总理来到餐厅吃早餐。他一边吃饭，一边听取有关情况汇报。１９２个国家之间的谈判，情况瞬息万变。 ８时３０分，温总理精神抖擞地步入会见厅，开始投入当日紧张而密集的会晤中。第一位客人是东道国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温总理首先肯定了丹麦为筹办会议作出的巨大努力，表示中国将全力支持东道主工作，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果。温总理的话令拉斯穆森感到些许宽慰。他提到，各方分歧巨大，至今还没有一个可供各方磋商的基础草案。话语间流露出对谈判进程的深深忧虑。 温总理十分理解东道主的压力，他把各方分歧归结为四个焦点问题，即基础案文、资金、长期目标和“三可”问题，并诚恳地建议采取务实态度，在两个工作组主席已经提出的案文基础上，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共识部分锁定下来，分歧部分留作以后讨论，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如果能形成这样的决议，也是会议的一个成果。 拉斯穆森非常感谢温总理的建设性意见，他说，如果其他领导人都能像中国总理这样积极努力，会议就会取得成果。 送走拉斯穆森，迎来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潘基文对会议进程停滞不前也很担忧，认为会议无果而终的结局是不能接受的。温总理说，要让近２００个国家在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弥合巨大分歧是不现实的。中国和世界人民都期待会议成功，目前最重要的是迅速凝聚共识。可以考虑搞一个反映各方共识的政治性文件，重在明确政治意愿，肯定会议成果，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希望。 温总理特别强调，决议起草和磋商必须公开透明，听取各方意见，尤其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希望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潘基文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至此，温总理向东道主和联合国阐明了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成果的总体考虑和操作建议。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温总理的意见是富有远见、切实可行的。 １１时，温家宝总理前往巴西总统卢拉下榻的饭店。此前，卢拉曾提议“基础四国”领导人举行早餐会，但因印度和南非领导人方面存在技术困难而取消。温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提出与卢拉总统举行双边会晤。两位老朋友握手拥抱，亲切交谈，一致认为中巴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要坚定地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维护共同利益，同时与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时至中午，温总理匆匆返回雷迪森饭店，他要集体会见小岛国代表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和格林纳达总理托马斯、非洲国家代表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欠发达国家代表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和７７国集团代表苏丹总统助理纳菲阿。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同非洲国家、小岛国和欠发达国家有相同或相似的遭遇，双方感情相通、道义相合。温家宝总理与他们围坐一圈，倾心交谈。 资金问题是这些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某大国代表曾说不会把钱给中国。针对这种说法，温总理表示，中国一直呼吁发达国家切实履行资金承诺，但绝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一分钱的资金，而且将一如既往地在南南合作和双边框架内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和能力支持。 温总理对一些小岛国脆弱的生存环境深表同情，理解他们在全球温控方面的特殊诉求，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减排努力和对哥本哈根谈判的考虑。温总理表示，为体现诚意，中国愿意在２０５０年全球升温不超过２摄氏度问题上照顾小岛国的关切。中国在会议进程中将切实维护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随后，温总理热情地邀请他们共进午餐。宾主们围坐在饭桌上，边吃边谈。这是温总理在哥本哈根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见，超过了两个小时。客人们认为，温总理的讲话入情入理，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巨大努力，发达国家的指责是不公平的。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沟通和团结。 英国、德国、日本都是发达国家，在发展节能环保、绿色经济等方面具有成熟的技术，希望在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上发挥领导作用，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缺乏了解，提出的一些要求不切实际，有欠公允和平衡。 １７日下午，温总理先后会见了英国首相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有关问题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 温总理说，哥本哈根会议已到关键时刻，各方不能再继续相互指责，更不能讨价还价，这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大局出发，迅速凝聚共识，搁置争议，共同为会议取得成果作出努力。 温总理强调，中国自主宣布的减缓行动目标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同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也不容谈判。我们言必信，行必果，一定要实现目标，甚至会做得更好，这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愿意就增加自主减缓行动的透明度开展磋商与合作，也愿意将全球升温不超过２摄氏度作为努力的方向，这一切体现了中国极大的诚意。 温总理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贫困和发展经济，但也不能重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发达国家应给予理解和支持，并在资金和技术问题上履行承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要密切沟通协作，争取会议取得最好结果。 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双方意见有分歧，但始终进行着坦诚、深入的对话，因为这是增进了解、扩大共识的唯一正确方法。 每一场会见都超过了预定时间。温总理在送走布朗后，对久候了的默克尔表示歉意：“实在对不起，总理女士，让你久等了。”默克尔风趣地笑着说，刚才布朗从你这里离开时“撞”上我，也说了同样的话。会议室里发出了一阵轻松的笑声。 结束了一系列会晤后，温总理立即指示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举行记者会，详细介绍温总理会见各方领导人的情况，讲明在哪些问题上中国是必须坚持的，哪些是愿意灵活处理的。２００多名中外记者与会，迅速将中方最新立场和与各方接触情况向世界作了充分报道。中国以实际行动做到了公开和透明。 １７日晚８时，温家宝总理出席了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举行的晚宴，这标志着领导人集体活动日程拉开帷幕。 但是，在这个宴会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位外国领导人无意中向温总理提起，某国将在宴会后召开小范围领导人会议，商议新的案文。这位领导人手中的与会国家名单上，赫然写着中国。这引起了温总理的警觉，既然中国也在其列，为何没有接到通知。他从一些相关国家领导人那里得到进一步证实，确有这个会议，但召集方一直未通知中国，十分蹊跷。 会议开幕以来，曾发生过个别或少数国家抛出案文，引发各方强烈不满的事件，因为这有悖于公开、透明的原则。温总理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离席赶回饭店，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奉温总理指示，何亚非副部长立即赶到“会场”，对召集方这种别有用心的做法提出强烈不满，表示一定要公开透明，不能搞小圈子，不能强加于人，否则很有可能导致会议无果而终。 与此同时，各种传闻和谣言纷至沓来：一些发达国家暗中串通，准备加大力度向中国施压；新兴发展中大国竭力阻挠，很可能导致哥本哈根会议失败；发达国家因不满中国不接受“三可”，拒绝向小岛国提供更多资金；发展中国家阵营正在分裂；某某大国打算独自提出案文等等。种种迹象表明，情况越来越不容乐观。 当天夜里，风刮得更紧。各方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希望”——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哥本哈根，中国坚定地发出推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声音和承诺 １８日８时３０分，温总理在出席领导人会议前，与刚刚抵达的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会晤。 中印是发展中大国，又是邻国。双方能否在关键时刻密切合作，不但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影响到会议的进程。 温总理与辛格是老朋友了，这是年内他们第二次见面。两国总理都深刻认识到，只有团结合作，才会有真正和谐、发展、繁荣的亚洲世纪。这需要政治家的高瞻远瞩、胆识和魄力。 温总理主动介绍了一天来会议进展的情况，并谈了对会议形势的看法，征求辛格的意见。辛格被温总理的诚挚言行所感动，他表示完全赞同温总理所谈，认为印中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广泛共识和共同利益，对两国在推动会议谈判进程上的合作表示满意。两国总理确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印都要密切保持沟通和协作，坚定地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位于哥本哈根市南部的贝拉中心，是北欧最大的会展中心。这里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主会场。 上午９时４５分，温总理提前抵达会场，举世瞩目的领导人会议定于１０时开幕。然而，时辰已到，东道主和联合国秘书长却踪影全无，主席台上空空如也。人们纷纷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始终没有任何人出来说明。 一些外国领导人纷纷前来同温总理打招呼，温总理与他们友好地寒暄。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消磨着人们的热情和期待。 见此情形，温总理当机立断，提议“基础四国”领导人再次碰头。这时，工作人员已经来不及安排会议室了，四国领导人就在会场外的大厅里，围坐在一张茶几旁交换看法，决心在最后一刻努力争取会议有个成果。 时针指向１１时３０分，会议主席拉斯穆森终于宣布会议开始。拉斯穆森请温总理第一个发言。在掌声中，温总理健步走上讲台，表情从容、淡定、坚毅。他发表了题为《凝聚共识 加强合作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演讲，通篇只有２０００多字，但是内容丰富、立意高远、充满感情。 “此时此刻，全世界几十亿人都在注视着哥本哈根。我们在此表达的意愿和做出的承诺，应当有利于推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站在这个讲坛上，我深感责任重大。”温总理的开场白道出了世界人民的心声，表达了中国政府高度负责的态度。温总理接着介绍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贡献，提出了推进气候谈判的“四项主张”。最后，温总理提高了嗓音，向世界承诺：“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我们言必信、行必果，无论本次会议达成什么成果，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 温总理提出的上述主张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合情合理，既立足当前，又面向未来，同时兼顾各方，在会议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指明了方向，有力地维护和推进了谈判进程，赢得广泛赞同。 温总理的演讲赢得了会场内长时间的掌声。一些国家领导人主动起身，与温总理握手表示祝贺。 “有１％的希望就要尽１００％的努力”——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以卓有成效的努力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温总理与奥巴马的会晤安排在奥巴马的发言结束后，在会场后面一个用帷幕和钢架搭成的简易会议室里举行。 两国领导人就应对气候变化会议成果、长期目标、“三可”等焦点问题坦诚、深入、务实地交换意见，双方都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但同时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双方赞同大会要尽快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并保持合作。随后，两国领导人指示各自谈判代表进一步进行磋商，并约定当天晚些时候再次见面。 在与奥巴马会晤后，温总理立即指示中方谈判代表将中美会晤情况向“基础四国”和７７国集团通报，推动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道，加快谈判进程。 此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会议最后文件进行磋商，但由于各方意见分歧，谈判难以取得进展。此时，已经大大超过了会议原定的闭幕时间。 这时，有的国家甚至准备了会议一旦失败的声明。少数国家领导人甚至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指责中国。 在贝拉中心，可以看到许多领导人行色匆匆，面色凝重。各国记者开始收拾装备，地上随处可见丢弃的纸张。此时，人们更加关心丹麦政府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宣布这场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峰会以失败告终。 在最后关头，温家宝总理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召开中国代表团会议，冷静地分析形势，认为此时已不可能达成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各方都清楚大会无果而终意味着什么，谁都不愿承担导致失败的责任。温总理说，只要有１％的希望，就要尽１００％的努力，不能轻言放弃。他立即决定，约卢拉、辛格、祖马再次会晤，作最后的努力。此时，奥巴马也提出约温总理进行第二次会晤。温总理答应，在“基础四国”领导人会晤后，即同奥巴马会晤。 不一会，四国领导人先后来到中国代表团安排的会场。大家一致认为，现在会议有失败的危险。四国可先就关键问题形成共识，在坚持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基础上，以最大的灵活性，再同美欧去谈，要尽一切努力争取会议有所成果。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要与非洲国家、７７国集团、小岛国保持沟通，加强合作。 １８时５０分，“基础四国”领导人正在最后梳理共同立场，会场门外一阵骚动，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开大门走了进来。虽然中美双方约定会晤的时间已过，但奥巴马此时此地出现，还是让大家感到意外。 奥巴马也感到有些唐突，一只脚跨入门内一只脚还在门外，他笑着问：温总理，我是不是来得早了一点，我是先到外面等着，还是进来加入你们一起讨论？温总理站起身来，礼貌地表示欢迎他“加入”。奥巴马颇为感动，他先绕会场一周，与所有的人一一握手。然后在卢拉的左边、温总理的对面坐下。 由于“基础四国”此前都分别同美方有过接触，彼此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温总理首先表示要努力争取会议通过一个决议，以肯定成果，凝聚共识。然后，就几个关键问题向奥巴马阐述了四国的立场。奥巴马也向四国介绍了美国的最新立场。奥巴马表示，双方在这几个问题上的措辞已经很接近了。接着，五国领导人继续进行严肃认真的磋商。 门外的记者们一直在注视着场内的情景，有的隔着玻璃在拍摄。不久场内传出一阵掌声，经过磋商，“基础四国”就协议表述的几个重要问题同美国达成一致。美方表示愿意出面征求欧盟方面的意见。 随后，美国和欧盟国家进行了磋商，“基础四国”也跟有关国家进行了磋商。然后，这个草案又在部分国家中进行了小范围磋商。 一个小时后传来消息，有关各方已经就一份决议案文达成一致，将马上提交大会表决。这时，离原定大会闭幕时间过去了９个小时。 因为接下来的是程序性工作，各国领导人纷纷飞离哥本哈根，他们已经超额完成了出席领导人会议的任务。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后的结果，决不是由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说了算的，这是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从这些曲折而艰难的会议进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近几天来，虽然一些国际媒体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存在不同的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向世界传递了信心和希望。中国为此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尽了最大的努力，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近日，温总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愿意同各方一道，以哥本哈根会议为新的起点，加强履行承诺，加强合作，尽早完成“巴厘路线图”谈判，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应有贡献。 历史又一次证明，人类最大的挑战是人类自己。团结才有力量，合作才有前途。哥本哈根会议使中国登上了更高、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中国有理由骄傲，中国一定会更加努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新的起点，从这里出发，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将不断向前。

农民工撰写网络小说 讲述“中国式民工” 2010年01月08日10:33 来源：《广州日报》　　去年（2009年）10月以来，一部45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国式民工》在网上点击率超过50万次，被称为“使两亿农民工背井离乡、坚强卑微的形象跃然纸上”。小说作者网名叫“淡看红城”，原是来自四川万源黄钟乡人的农民工周述恒。　　去年年末，北京一家出版社决定将该书出版，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农民工所写的完整展现民工生活的小说。　　《中国式民工》　　小说以周小凡、小林和张志伟这3个民工的打工生活为主线，反映农民工艰辛的生存状态，以及农民工在城市里很难找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书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周小凡为了帮工友刘全海讨回两千多元工资，被保安一顿毒打。周述恒说这些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农民工最大的委屈就是拿不到工资。”　　31岁的周述恒15年前离家打工，现在在福建打工。1年多前，他把自己化身主人公“周小凡”，开始写长篇小说。去年年末，北京一家出版社决定将该书出版，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农民工所写的完整展现民工生活的小说。周述恒说，这本书的上下集将在本月底面市。他也向本报讲述了一个“农民工作家”眼中的农民工。　　16岁失学　　从事过众多廉价劳动　　周述恒说自己的家乡是一个穷地方。山中的老百姓睡觉是用稻草来取暖，周家以前也是这样的。　　15岁那年，一场意外夺去了周述恒母亲的性命。16岁，他便再也读不起书了，于是和村里的少年们一样到南方打工。“我曾经把打工想象得很美好。”因为打工回来的人穿得非常时尚。　　“哪知道一出来打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周述恒来到了福建，干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一家很臭的塑料厂”。一个月多，他觉得没法干下去了，因为太臭。而且工资也低，第一个月赚了100元，结算下来还欠工厂80元。他又到了另一家塑料厂，紧接着为了赚多点钱，又跳到钟表厂。　　在福州，周述恒是众多廉价劳动力之一。比如摆摊卖东西给他羡慕的大学生们，蹬三轮车，进电子厂、注塑厂、塑胶厂，送报纸。最后是跑业务改变了他。“因为跑业务让我的口才好一些了。”他还学会了用电脑。　　创作小说　　写的时候经常流泪　　2008年5月，周述恒再次失业。他开始骑单车白天四处推销，多年的情感积累让他有了创作的冲动，周述恒决定晚上写些东西。　　“写农民工的书少得可怜。”他想。他用省下来的钱买了旧电脑，在一处300元租来的民房中，开始创作《中国式民工》，书名模仿《中国式离婚》。他说自己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更关注农民工，让媒体走近农民工。　　刚开始写，周述恒就受了不少打击。第一是不解和嘲讽，工友们嘲笑他“简直是一个神经病”，异想天开，很不靠谱。第二是表达不出来。周述恒初中还没能毕业，虽然平时喜欢看书看报，但他觉得写书要小说化，因为这样才有人看。于是他就学习“组合情节”。　　在《中国式民工》里，主人公都是农民工，他们经历了找不到工作，拿不到工资，工伤、职业病，也经历着和城管的冲突，和城市文化的冲突。周述恒说，书里的大多情节都是取材最真实的故事。有很多事情，让他一想起就掉眼泪。　　在无数个夜晚，周述恒就趴在二手电脑前写作。他还得上了农民工罕见的近视眼。　　他的计划　　准备拍网络小电影　　2009年末，出版社把《中国式民工》的全本分成两本，23万字左右一本书。再过两三天，1月10日，《中国式民工》上下集将正式出版。　　农民工周述恒有点不知所措地迎接了接踵而来的荣誉：自己成了作家了。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都把他请去当对话嘉宾。“我爽死了。”他只能如此回答自己的心情，“可以让媒体走近农民工。”此外，还可以拿到出书的版税，他盘算着版税绝对是没办法买房的，但可以在农村修一套房子。“ 没房子很有恐惧感，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它是自己的。”　　周述恒现在等着看样书。他还计划条件成熟了，就拍个网上的小电影，“因为农民工看书的不多，但看电影电视剧的多啊。”　　对话周述恒：　　60%以上情节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者：你写书的材料是怎么得到的？情节里虚构和真实占的比例是多少？　　周：素材是我的经验和身边朋友的事情，我大概算了一下，其中60%以上是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20%是身边的人，其他是虚构的。　　里面很多情节，都是取材最真实的故事。我见过很多事情，真是让我一想起就掉眼泪。我跑业务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个妈妈背着一个小孩，手上又拉着一个小孩，在建筑垃圾地里很吃力地捡垃圾。还有，很多农民工有职业病，但他们自己不知道有这个病，我家乡死了几个人，就是因为职业病死的，但他们从不知道。　　记：你在书中说，农民工格外喜欢互相帮忙。　　周：这是因为大家需要互相温暖。我请过不少被骗的人吃饭。我饿过一天饭，知道难受。现在外面那些说没饭吃要钱的，有的是骗子，但也有的是真有困难。有一次一个说自己被骗的，看上去是真的，我请他吃饭吃了一大碗还不够，我又再叫了一大碗，他真吃完了！我就知道他不是骗子了，就给了他20元钱。　　记：新年有什么愿望？　　周：我最大的新年希望就是农村的孩子、民工的孩子能上便宜的、好的学校。大家能管农民叫“农民伯伯”，全社会都尊重劳动者。还有，我希望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与付出成正比，工伤伤亡有一个良好的快速赔偿机制。等我有钱了，我就去印刷一些劳动维权法的小册子，免费去工业区宣传一下。（文/记者 陈翔）

访谈人：张旭东，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中英文主要著作包括: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批评的踪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等。
采访人：姜异新，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以下简称张、姜）

联合国《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下载地址：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hdr/2009/　　　　前　言　　概　述　　第一章 人员流动如何促进人类发展　　第二章 谁迁移到何处、何时、为何　　第三章 流动人员的境况　　第四章 对原住地和目的地的影响　　第五章 增进人类发展成果政策措施　　注　释　　读者指南　　《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概要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极不公平的。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搬离他们曾经生活的城镇、乡村可能是改善生活机会的最好(有时是唯一)的选择。人员流动对于提高收入、教育水平、个体和家庭的参与性，以及为孩子的将来提供美好的前景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它的价值远不只这些，有权决定在哪里生活是人类自由的一个关键因素。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关于人口迁移的典型概况。水果采收工、护士、政治避难者、建筑工人、专家学者、计算机程序设计人员等近10亿人在国内以及海外流动。当人们开始迁移时，不管是在国内流动还是穿越边境线，他们也就开始了充满希望和不确定性的旅行。许多人迁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希望把自己的才能与目的地的资源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使自己和常常伴随他们的家庭受益。如果他们迁移成功，那么迁出地和迁入地也同样受益。　　然而，由于流动人员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法律法规，人员流动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特别是正值全球经济衰退时期，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复杂。　　《跨越障碍：人员流动和发展》揭示出如何制定更好的人员流动政策，以促进人类发展。在分析流动对流动者本人、家庭以及迁出地、迁入地的大范围的影响之前，首先需要描绘人员流动的一些相关情况，即谁在迁移，到哪里，什么时候迁移，以及为什么要迁移。《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为政府部门提供了指导，即为了扩大人类的选择权和自由权，政府要减少对国内、国际间人员流动的限制。该报告主张采用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改善流动人员的未来前景，这样反过来也会给迁入地和迁出地带来极大的好处。人员流动不仅对迁入地政府，而且也对迁出地政府以及其他部门，特别是私营部门、协会、非政府组织，甚至对迁移者本人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使人类发展与那些希望从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复杂的流动模式中寻求最佳方案的决策者的议程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编者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个行业都掀起纪念五四的高潮，五四精神历经九十年的岁月显得更加的生动和鲜活，同时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辩。五四运动对于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强烈影响，有人高赞五四的批判精神，有人却认为其为文化“断裂”的根源。如何合理评价五四精神、五四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厘清对五四精神、五四文化的认识，记者采访了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东亚研究系主任张旭东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