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wen.org.cn - 文章列表 - 普通

达尔文进化论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理论之一，但人类历史上，恐怕很少有哪种科学理论像进化论这样传得变了形。实际上，很多时候，达尔文是被有意无意“劫持”了，在达尔文的旗号下，流传的未必都是达尔文的观点。

陈平原评价章太炎为“有思想的学问家”，一语中的。学者学术根基扎实，又能对社会有所担当，实在寥寥。当今，其实也可以发现许多学者当得起这个称号，比如乔姆斯基，再比如佩里·安德森。安德森以历史学家名世，为西方近代绝对主义政体研究头号权威。但是他更为人所熟悉的是知名的西方左翼杂志《新左翼评论》的主编，知名的左翼思想的捍卫者。中国已经翻译引进了很多安德森的著作，奠定其一流历史学家地位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均已翻译成中文。在中文学术界，特别是世界史和社会史研究界有巨大的影响。作为思想领袖安德森的著作也被引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交锋地带》之后，社科文献出版社新近又出版了《思想的谱系》。对保守主义的批评虽然同为“系谱”，但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和《思想的谱系》是两类著作。前者是历史学问之作，后者则是思想论辩之作。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前者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后者。《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对中国人认识西方近代转型、民族国家的兴起，有极大的开拓性意义。对于深陷现代化困境的中国而言，是能提供具体的知识解惑的。后者则是作者参与西方当代思想论辩的论集，因为时空不同，所针对的问题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是带有隔阂的。其论辩的对手，欧克肖特、芒特、阿什对于中国而言都是相对陌生的人物，更不要说布伦纳、博比奥这样的学者了。而作为思想史研究，本书又不那么专业。故而，这本《交锋地带》的姊妹篇会和《交锋地带》一样，大约能给专业思想史学者提供一些思想火花，但达不到《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的影响力。不过，缺陷并不能掩饰安德森思想论辩的意义。比之于《交锋地带》主要与专业的社会史学者论辩，在《思想的谱系》一书中，更能发现安德森的立场与观点。安德森从不讳言其左翼身份。《思想的谱系》所要捍卫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左翼的进步观念：平等、民主、人权，以及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信念。他首先将论辩矛头指向“顽固右翼”：欧克肖特、施密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虽然这四位思想家并不一致，但是安德森清楚地梳理了他们的统一特征：反现代。无论是欧克肖特的英国式保守主义，还是施特劳斯的古典保守主义，以及哈耶克所谓的反理性构建，施密特的决断政治。安德森都毫不客气地斥其为“巫术”，通过各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欺瞒蒙蔽大众，用所谓的传统和德行否定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最基本的现代理念。同样安德森也毫不客气地批判政治学家芒特和历史学家阿什这样的当代思想家，却是另有一番原因。作为英国保守党重要智囊的芒特，犹如18世纪的威灵顿公爵，一心想要保护一个“堪为完美”的政体，而对其问题视而不见。而研究苏东问题的阿什，则像威灵顿的对手拿破仑，一心想把西方的政治体制完全推广到全世界，缔造一个民主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两种趋向，对于左翼的安德森来讲，都是不可容忍的。我们可以发现他并没有把矛头指向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等更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专挑这些以保守主义面目出现或者以反思启蒙面目出现的右翼思想家，以及那些抱残守缺和胆大妄为的学者为论辩对手。这充分显示了安德森作为一个左翼的思想领袖，对于现代价值的坚守以及关怀。对同一阵营的批评与右翼论战是一回事，对自己同一阵营的批判又是另一回事。安德森毫不客气地将罗尔斯以及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哈贝马斯归到中间骑墙派，长期被认为偏左的，倡导调合冲突的思想家博比奥也被安德森划在骑墙派的范畴。安德森的态度始终如一，这些政治哲学家并没有尽全力捍卫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观念，在现实中有着调和妥协的倾向，特别是向他所批判的哈耶克、施特劳斯等人所勾画的方向妥协。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平等性，对市民社会和民主的排他性，对资本主义历史性认识不够，这些都是安德森所不满的。理论体系的欠缺不是安德森批判的最核心内容，他要探讨的是这几位政治哲学家为什么会走向支持帝国主义扩张——赞成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理论体系的缺陷，自然会导致学者的选择，但在历史学家安德森看来，这里更重要的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更多的问题背景是二战，以至于他们无法论述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这种历史性的匮乏，大约只能让历史的进程来处理了。作为英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人物，安德森和E·P·汤普森以及布伦纳、霍布斯鲍姆等人都有多年的友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的笔不会指向自己的朋友。安德森对于左翼阵营的批判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他对躲在书斋里的自我安慰和积极参与政党政治都没有好评。学术的进步和胜利不能代表现实政治观念的胜利以及社会进步。安德森含蓄地批评了好友汤普森沉迷书斋，但却在文章的结尾提到晚年的汤普森对欧克肖特的警惕。毫无疑问安德森是好辩的，但是他更在乎的不是个人论辩的胜负，而是价值理念的捍卫。安德森遗憾地指出拉美文学巨匠马尔克斯的自传未能清楚地写明哥伦比亚内战的过程，太过于讲个人的故事了；而霍布斯鲍姆的回忆录则避开反思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安德森毫不客气地称略萨是政治动物，而马尔克斯并没有认真对待印第安文化。而对于霍布斯鲍姆积极参与英国工党政治，安德森则是另一种不满，因为不是霍布斯鲍姆改造了工党，而是工党改造了他，纵然工党重新执政，但是英国左翼社会主义理念已经丧失了。这便是佩里·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中所大致勾画的现代思潮的画面，但是我却觉得更多的是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左翼进步思潮的领袖个人肖像。对不平等、对霸权的不妥协，对于自由、民主、进步观念的捍卫。不管我们赞同他的批判与否，但是无可质疑的是当代的世界是需要这样的左派的。

对于《波多里诺》这本书，埃科希望中国的读者注意其中两个方面：主人公波多里诺是一个骗子，但他说的谎言影响了历史，甚至创造了历史。二是这部小说提到了埃科出生地亚历山德里亚的历史。

《中国改革》意欲何为？！ 周 诚自去年１０月１７日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再论我国农地征收的合理补偿》一文之后，已过去三个半月。在此期间，本人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观点与时俱进，又获得崭新成果——与去年１２月初提出了“全面产权观（论）”或“私公兼顾“论。此论与过去之论有重大区别。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改革》杂志事先不征求本人意见，突然在今年第１期发表了我去年８月１２日发表在“价值中国”等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的摘要，更换篇名为《“涨价归农”还是“涨价归公”》，并发表了倾向性极为明显的按语，鼓动读者“讨论”。按语说：“一面是近四千万并且仍在不断增加的无地、无业、无社保的失地农民，一面是‘拿别人的地，发自己的财’的各级政府及相关利益集团。……本文的观点和主张与以往本刊曾发表过的专家观点有一定差异。……希望大家继续讨论。”这表明，少数人总是揪住老观点不放，这是缺乏辩证观念的表现，不符合“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我除了向该刊提出抗议等等之外，消除其不良影响的最有效途径便是公开发表我的最新观点。下面这篇文章，便是我的最新观点的简要表达。欢迎读者针对此文发表高见！。关于农地征收的“涨价归农（私）”论、“涨价归公”论与“私公兼顾”论的辨析中国人民大学 周 诚目前，在我国关于土地自然增值分配存在着两种观点——“涨价归农（私）”与“涨价归公”，针锋相对地处于两个极端；两者都具有片面性——既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都具有难以成立的一面。“涨价归农（私）”论是一种坚决维护失地农民利益的理论，这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它认定农民拥有取得全部土地自然增值收益权，即只看到失地农民应当享有农地开发权(注)，而根本忽视整个社会，其中包括其他农民也应当享有此项权利，那么，因整个社会经济繁荣而产生的土地自然增值的分配，便与整个社会无缘了，在耕农民则更无缘问津，这就显然大失公平合理。如果完全按照“涨价归农（私）”的观点进行农地自然增值的分配，则失地农民便可在一夜之间暴富，必然不利于农民安心务农，改善农地质量，而且也会使附近的在耕农民产生同样情绪。实际上，考察土地自然增值的归属，应当与其产生的根源相联系，应当顾及社会各个相关方面的利益，从而，单纯的“涨价归农（私）”论便是不能成立的。“涨价归公”论阐明了土地自然增值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而且“涨价”也并非由“成本”所决定，这些都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然而，“涨价归公”论仅仅看到土地的自然增值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从而社会应当拥有整个农地开发权，而不顾失地农民拥有获得充分补偿的天然权利，即忽视农地所有者也应当分享农地开发权，使得失地农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从而也是不可取的。如果不摈弃这种理论，而仅仅是增加失地农民的补偿，则意味着失地农民所得到的补偿中便包含着社会对于他们的额外照顾甚至是恩赐，而并非失地农民本来所应得，从而从产权理论上来看便存在着明显的漏洞。由此可见，单纯的“涨价归公”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几个突出的实例，使得我们不得不进一步一分为二地看待“涨价归农（私）”论和“涨价归公”论，关注“私公兼顾”（地利私公共享）论、“全面开发权”论 实例之一：依据“涨价归公”的理论（英国的穆勒与美国的乔治），英国工党政府曾经于１９４７年—１９５３年实行土地开发权国有化，即政府通过征收土地开发捐（Ｄevelopment Charge）将土地增值全部收归国有。但是，此种举措未能长期坚持，除了执政党更迭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此种政策造成了地产市场萎缩而不得不放弃，即恢复“涨价归私”制。英国的此举表明，她看到了“涨价归私”制之弊，而企图通过“涨价归公”来兴利除弊，但“涨价归公”制的极端性——完全否定土地所有者的开发权，不能保障失地者的基本利益，从而使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实践中碰壁而归于失败。实例之二：在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过去长期对于失地农民实行低补偿政策的实践表明，“涨价归公”曾经是我国农地征收补偿中实际上遵循的不成文的政策原则。实行“涨价归公”制的出发点为维护公共利益，但实行“涨价归公”制也具有严重的副作用——据估算，大约有近半数的失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存在明显的困难。有鉴于此，理论界一些人士极力呼吁实行“涨价归农（私）”制。实例之三：多年来，在美国的一些州，实行土地“开发权转移制”（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ＴＤＲs）。其要点是：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哪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开发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此外，在美国的一些州，还实行土地“开发权购买制”（Ｐ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s, PDRs）。其做法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出资，付给一些拟保护的农地（以及一些空旷土地、自然资源等）所有者足够费用，将其开发权收购归政府所有，以便弥补土地所有者所损失的机会利益。由于政府受资金的限制，实行ＰＤＲs的明显少于实行ＴＤＲs的。美国的这种创新，非常值得重视。实行“涨价归公”制，完全否定原土地所有者的开发权，不能保障失地者的基本利益，只是保障了社会利益；在实行“涨价归私”制的条件下，则仅能保障失地者的利益而不能兼顾在耕农民和社会的利益。换言之，土地开发权完全归公与完全归私，是两个极端，各自有其片面性，在实践中都会碰到严重问题，而其症结为“分配不公”。我国一些人士为纠正“涨价归公”之弊而主张“涨价归农（私）”，无非是重走１９５４年以后英国的老路而已，在理论和政策上都并无任何创新。从而，汲取以上两者的优点而摒弃其弱点，便意味着应当实行“私公兼顾”（地利私公共享）制。美国的ＴＤＲs和ＰＤＲs，特别是前者，为我们创建“私公兼顾”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示。在实行“私公兼顾”制条件下，每一块土地所者所平等地拥有的开发权不能实现时，便应当由获得开发权的土地所有者或国家给予补偿；换言之，因规划而获得开发权者，不应单独获得开发利益。概括而言，实行此种办法，由开发者或政府对于按规划应保留的农地所有者予以开发权补偿，可纠正土地开发收益完全“归公”或“归私”之弊。从土地开发权的角度进行进一步探索，可进一步提出“全面开发权”论或“全面产权观”，即兼顾原土所有者、相关土地所有者、国家三者的土地开发权的理论。原土地所有者拥有开发权，是不言而喻的；相关土地所有者，主要是指相邻土地所有者、基本农田的土地所有者，他们也天然地拥有土地开发权，不可漠然视之；而国家之所以也拥有土地开发权，则是由于，从根本上来说，土地开发性增值的最终来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认识，是承认土地与一般财产不同，它具有社会性，从而不得不顾及“涨价”归属的社会影响。在农地转非中贯彻“全面开发权”论意味着：优先充分补偿、安置失地农民，使其进入“小康”，无任何后顾之忧；剩余归公（归中央政府，避免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用于支持全国农村——其优先项目为对于在耕农民中的“相邻农民”、“基本农田农民”的开发权的适度补偿。归根结底，“私公兼顾”论、“全面开发权”论、“全面产权观”，是承认差别、调和矛盾、多方互利、和谐共富之论。 注：“开发权”是从英文 “ development rights”翻译过来的,其另译为“发展权”，笔者认为不妥。除了引文之外，笔者一律使用“开发权”。因为，英文“development”一词，主要具有中文的发展、开发、展开、发达等四个含义。按照惯例，中文的“发展”一词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等变化；而“开发”一词则是指对于资源的利用或进一步利用。显然，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是指对于农地资源的进一步利用，从而应当使用“开发”一词方为确切。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金字第四号布告，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从即日起发行新币(人民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币在市场统一流通。

一直唱空做空欧元的索罗斯认为欧元危机是次贷危机的直接后果，如果欧元区不能拥有统一的“财政部”，则无法解决欧债危机，不可避免地陷入金融崩溃和经济“大萧条”。10月14日又于路透社刊登题为《如何破解欧元区主权债务难题》的评论文章

1900年，波科依在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上首次使用了“电视”的英文名称television。1928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设在纽约附近的斯克内克塔迪的电视实验室，在发明家亚里克·山德森的领导下，试播了第一部情节剧《女王的信使》。随后，1930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了声像俱备的多幕电视剧——皮兰·德娄的《花言巧语的人》，作为一种藉助电子化了的声像语言在电视荧屏上展演的艺术，电视剧在世界舞台上正式诞生。在中国，电视剧的播出，和电视事业的出现几乎同时。1958年6月15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试播期间的北京电视台播出《一口菜饼子》，由此电视剧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以后，到文革前将近8年的直播电视剧时期里，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哈尔滨、长春等地的电视台，共计播出了大约180余部电视剧。文革中，在全民族的文化浩劫中，刚刚起步的中国电视剧艺术事业惨遭灭顶之灾。10年里，只有3部用录相设备拍摄的黑白电视剧《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神圣的职责》播出。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电视剧艺术事业在社会变革的舞台上复兴。以1978年4月播出的《三家亲》为起点，到1984年为止，全国各电视台总共播出电视剧945集。随后，以1984年为转折，中国电视剧艺术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经过前6年的蕴蓄，到1989年为止，全国总共生产了5932集的电视剧作品。1990年突破年产万集大关，生产了11156集电视剧。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公布的官方数字，1991年后，除1992年资料空缺，20世纪的最后9年里，总计产出7978部74716集。此后，2001年度851部13621集，2002年度751部12170集，2003年度619部10654集，2004年度886部20819集又合拍10部289集，2005年度945部20075集又合拍 527部9517集。经过2006年的调整，到2007年度，产量还有529部14670集之多。2008年则有502部14498集。这在全球电视剧行业实属独一无二。这些电视剧，是由各种制作单位生产制作出来的。而制作单位数，也是举世无双。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近日在浙江横店说，电视剧投资和创作空前繁荣，制作机构已从5年前的400多家，发展为现在的2700多家。50年里，中国电视剧之所以拥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一直都用作品把自己和时代、民族与国家的现实以及历史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与时代形影相随，是一部形象的近50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史。这50年，可以划分为1958～1966年的直播时期、1966～1976年的荒原时期、1978～1984年的复苏时期、1984～1990年的发展时期、1990～1999年的干扰时期、2000年到目前的繁荣时期。直播时期的电视剧虽然带有那个年代的色彩，却也在《一口菜饼子》之后，用《江岸》《雷锋》《焦裕禄》《刘文学》等剧高唱了时代和英雄的赞歌，用《新的一代》《幸福岭相亲记》《战斗在顶天岭上》《合家欢》等剧讴歌了新时代新生活。文革前的国民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在这些剧目里有了生动的影像记载。文革结束后，在社会变革的大舞台上，中国电视剧复苏。在《三家亲》《窗口》《爸爸和妈妈谁好》《奔腾吧！小骏马》《教授和他的女儿》《痛苦与欢乐》等作品重新赢得了中国电视剧的新生之后，一批电视剧在劫后余生中进行了多方位的文化反思。《永不凋谢的红花》《蹉跎岁月》等反思历史，《新岸》《生命的故事》《卖大饼的姑娘》《家风》则在现实与历史故事中寻找人生的坐标，《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燃烧的心》等改革题材电视剧初露锋芒。这是那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以后，大量的电视剧作品全方位地描绘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活。可以说，但凡改革开放30年的种种情景都在电视剧里有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再现和表现。比如，农村变革的生活是电视剧一直关注的一个重要题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乡里妹子》《花生阿狗》《雪野》《太阳从这里升起》《葛掌柜》为这种关注打下了良好基础，到1988年的《篱笆·女人和狗》，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连同随后推出的《辘辘·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部“农村三部曲”。它们描绘了关东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揭示了老少两代关东农民心灵发生深刻嬗变的生动情景，堪称改革开放中期中国农村的“村史”，中国农民的“心史”。 20世纪90年代以后直到眼前，又有一大批将镜头对准中国“三农”问题的作品。《神禾塬》《庄稼汉》《秦川牛》是又一部“农村三部曲”，它以关中为背景，展示的是中国的“三农”正从传统文化中蜕变出来。《党员二愣妈》和《村官》，则透露出了中国农村的政治改革悄然展开的信息。 又比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题材的电视剧也令人瞩目。从1980年的《乔厂长上任》、1982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1983年的《女记者的画外音》开始涉足这一题材，一路走来，这些年，电视剧作品对国企改革生活的描绘向着更广泛、更深入的程度发展。如果说，《新星》所代表的早一代的作品反映改革初期的生活，还主要着眼于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峙，对峙的焦点只落笔于改革事件本身，而少有深入人物内心世界以至民族文化心理积淀，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这种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省委书记》。站在加入WTO以后面临空前的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纪的重要历史关头，两代省委书记贡开宸和马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其间，面对由于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生成的阻力乃至破坏性因素，这样的改革更加充满了悲壮的精神和激情。2008年CCTV—1黄金时间的年终大戏《十万人家》以转型期的浙商为话题，讲述了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一个以传统桑蚕丝绸为支柱产业的水乡古镇，在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生产要素短缺、环境承载有限、经济全球化挑战时，如何脱胎换骨的故事。同年播出的《父辈的旗帜》以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大工厂为背景讲述了三个劳模师兄弟家庭间的恩怨纠葛，反映了在推崇至高理想的年代里人们不同的生存价值。《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则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描述着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而观众从这个家庭的故事中认识了一个大时代。2008年的CCTV—1黄金时间开年大戏《闯关东》，创作者书写齐鲁儿女“闯关东”的艰难辛酸的历史，把朱开山的“家族史”和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史”融合在一起。通过描写朱开山家族的历史命运，形象地透视那30年间，由山东和东北地区具体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兴衰变革，观照围绕着“闯关东”这样的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事件所折射出来的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让我们既看到了“社会史”的色彩斑斓，又看到了“家族史”的枯荣更迭。中国电视剧艺术在这50年里还有一个重大的成就，即电视艺术语言的极大丰富化。现代化必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情感心理，从而引起审美趣味、审美要求的改变。这种趣味和要求，已经大大不同于现代生产力和社会文化不太发展的条件，更不同于小生产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趣味和要求。这些年，我们的电视剧艺术越来越重视这种变化，也越来越多地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比如，在叙事语言上，我们不少的作品开始突破电视剧小荧屏制约而形成的以“中、近、特”镜头为主的格局，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了宏大叙事的尝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都有了远景、全景、大全景的大场面或宏伟场面的戏。无论是《三国演义》《太平天国》，还是《壮志凌云》《突出重围》《导弹旅长》，或者像《长征》《延安颂》，都有了这样的画面。不仅思想震撼力大，艺术感染力也强。像《长征》那样写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惨烈性，像《太平天国》那样写农民革命战场的失败的悲壮性，都能让人产生一种悲剧的激情。又比如，也是在叙事上，无论是《上海一家人》《世纪人生》《记忆之城》写民族资本的女企业家创业的历史，还是《澳门的故事》那样描绘澳门回归的历史，或者，像《一年又一年》和《全家福》那样叙述一个家庭、一个四合院生活变迁的历史，都注重把“家族史”和“社会史”融合在一起。通过描写一个家族的历史命运去形象地透视一个社会的兴衰变革，观照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具有“文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再比如，还是在叙事上，原有的从西方肥皂剧沿用而来的电视剧叙事节奏比较慢的模式，也开始被突破。适应剧情的需要，也适应观众在现代快节奏生活中养成的观赏习惯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电视剧作品借鉴电影的叙事节奏，加快了作品里时空转换的节奏和镜头运动的内部节奏，推动了剧情的快速发展。还比如，在叙事语言上，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让长镜头回归到电视剧这种声画的视听艺术中来。频繁短切，传统的固定机位正反打镜头，显然不能满足越来越丰富的人物动作情节场景氛围铺陈的需要。50年前的中国电视剧，作品数量和种类很少，艺术家们人手缺少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没有摄录制作设备，就连直播所用的设备也原始、简单、笨重。50年后的今天，一切都有天壤之别。50年的风雨历程里，中国电视剧在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和特定社会情感主流的同时，已经千方百计地寻找合乎自身的艺术形式。和电影一样，诞生在西方的电视剧，最初是属于现代大众文化序列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来到中国以后，我们特定的国情和悠久的文化强力影响它，使它发生了异变，把它改造、提升为艺术的一种。尽管现在它还有一支在走商业运作的路，制作的是商业片，但是，如同电影一样，它还有另一支走艺术片的路。我们50年的电视剧发展历史，尤其是这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中国的电视剧还能作为一种艺术活跃在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就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科学性」。那么，它与社会主义政治相结合，会产生一种误读么？

目睹美国国会就医疗改革、气候和能源问题进行的辩论，我们很难不得出以下结论：比一党专政更糟糕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一党民主。

冰岛和拉脱维亚还能还得起债吗？债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冰岛议会最近通过了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首个将外债放在国家偿付能力之后的协议。

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已80高龄，仍勤于思考、笔耕不辍。他从软预算约束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他认为，软预算约束的扩散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而事后不充分追究责任人的救助机制又会强化软预算约束。无论是监管改革还是当前的救助都应该尽可能地着眼于减少软预算约束的副作用及其破坏性影响。

提要：两个理论主导了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研究。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描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精英群体：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则讨论了在转型中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干部精英内部的分化。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把握和解释当今中国的精英流动动态。本文作者建构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这个理论模型，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渗透，内部也不是内固的，并已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作者的经验分析表明，精英排他通过给予精英与非精英的子女截然不同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实现，虽然更平等地成为党员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精英排他。精英代际转化则是因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再生产。 *我们感谢边燕杰、麦宜生（Ethan Michelson ）、吉尔。伊亚尔（Gil Eyal）、潘绥铭、郑路、胡松华，还有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想法。文责由笔者自负。 自从德热拉斯（M.Djilas ）1957年的《新阶级》（德热拉斯，1963P 1957）一书问世以来，很多学者关注国家社会主义中精英群体的选择机制和精英群体的形成过程。在这些文献中的研究主线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群体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内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存在多大程度上的异同？而于此又更直接、更深刻地聚焦到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关系上。其间较有代表性的是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前者讨论了在中国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的关系，后者则讨论了在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技术干部精英和行政干部精英之间的关系。然而，本研究认为，他们对中国市场转型下精英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且没有揭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的具体机制。因此，本文先厘清可资借鉴的这两个理论体系，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并用中国城市调研的经验数据，以及统计模型来证明这个理论框架。 一、理论背景 （一）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 魏昂德在1995年提出了精英分割理论。①「精英分割理论由魏昂德在1995年提出，在2000年他与李博柏（Li Bobai）和特雷曼（Donald J .Treiman）的合作文章中进一步确认和延伸。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简单地说成"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参见Walder，1995）」他认为，在中国，相对于其他职业，一方面，大学学历是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最强的预测指标，而党员身份②「党员身份在国外有关研究中被作为政治忠诚的一个指标」对此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一方面，党员身份是进入行政管理职位最强的预测指标，大学学历对此也有显著的正作用。这两种主要资格所起到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大学学历使个人更有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而不是行政管理者；党员身份则使个人更有可能成为行政管理者，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魏昂德通过对职权、收入和住房的分析，认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不是"再分配精英"，知识分子始终没有走上阶级权力的道路（Walder，1995）。由此，他认为，在中国，精英群体是分割的。 精英分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萨列尼的二元精英和二元途径模型的启发。萨列尼和康拉德（G.Konrad）在1979年曾断言匈牙利的知识分子"正处于走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他们指的是关于党的年老的精英--即德热拉斯于1957年所说的"新阶级"--将被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专业精英人士所取代的未来（参见Walder，1995）。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正走向阶级权力之路"：以前高学历而在政治上不可信的"专家"和政治上忠诚却缺乏教育的"红色人物"之间的区隔正在被消融（Szelenyi ，1982，1983：158-160；Walder et al .，2000）。在1986年和1988年的文章中，萨列尼对1979年、1982年、1983年的观点有所修正。他认为先前关于知识分子融入统治精英的推测是不成熟的（Szelenyi，1986，1988：216-218）。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保持着政治上忠诚的官僚和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专业人士的分割，而且还存在两种不同的职业路径：一条路径通向具有权力和特权的行政管理职位，另一条通向拥有微小权力的专业技术职位；专业技术人员路径强调教育资格，行政管理者路径强调政治忠诚，但是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政治忠诚的考察程度和行政管理者高学历的考察程度就不是很清楚了（Walder et al .，2000）。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就是对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的解释。 魏昂德等学者在2000年使用纵贯的职业史资料和事件史模型，进一步发展其二元精英模型。他们发现：（1）高学历在两条职业路径中的影响作用都在增加；在现阶段，具有大学学历者成为干部精英的机率要高于高中毕业者，但是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2）党员身份在干部职业路径中的作用在下降，但它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且具有党员身份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从来也没有提高过。（3）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4）虽然10多年来，两条职业路径之间的差异也有所变化，但毛时代的路径模式仍然存在，它们之间的界限在所有时期都是清晰的。（5）中国的职业流动是一种同时与对政治机器的忠诚原则相结合而又与现代职业的能力原则相分离的混合物，这些年来的变化是曾经被毛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复的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Walderet al .，2000）。①「值得一提的是，魏昂德等人在2000年的文章中仍然在质疑后毛时期的职业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发展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从毛时期向更为一般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转变的结果，或在多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出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文章中明确地认为，这些职业模式的变化是曾经被毛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复的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 归纳精英分割理论主要论点是两个方面：（1）通向两种精英的路径是分离的：党员身份是通向高行政管理职位的先决条件，虽然教育程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高学历是通向专业技术精英的先决条件，党员身份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从来也没有提高过。（2）"再分配精英"是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如果从资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精英分割理论，精英分割强调的是在代内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分离，它们之间无法完成转化。魏昂德是想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谈"精英分割"问题；他想用"精英分割"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性问题。在他看来，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分割的、矛盾的、冲突的、截然不同的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两个精英群体，所以中国的政治秩序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魏昂德是从通向两种精英的路径的分野和再分配特权由干部精英垄断这两个方面来阐释精英分割的。对此，笔者试图提出的问题是：魏昂德提出的两个维度是否是认定精英分割的充分必要条件？或者说依着这两个维度是否就能够断言中国的精英是分割的呢？在笔者看来，从代内来看，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形成路径的确是不同的；但所谓精英是否是分割的，不能仅从代内流动或职业获得路径上简单视之，而应该从代际流动上考察，因为代际流动是比代内流动更能反映阶层之间关系的一个指标。当不同的精英群体在代际流动上互相排他，而自身内固，这些精英群体就是分割的；如果不同的精英群体在代际流动上互相转化，他们之间并不排他，自身也不内固，这些精英群体就不是分割的，或者说这些精英群体其实是一种人。 （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 萨列尼在一篇对市场转型理论争论带有总结意味的文章中提出了精英分化理论（Szelenyi Kostello ，1996）。①「精英分化理论由萨列尼和科斯泰罗在1996年首先提出，在1998年，萨列尼与伊亚尔、汤姆利合作的《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参见Eyal et al .，1998）。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简单地说成"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之后在1998年，他在和伊亚尔、汤姆利合作的《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精英分化理论（Eyal ，1998）。精英分化理论是在萨列尼将市场渗透分为三种类型的制度背景下提出的。这三种类型的市场渗透是：（1）再分配经济中的市场；（2）在再分配经济占统治地位条件下，以市场与再分配共存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3）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其明确的目标是建立市场资本主义，抛弃国家社会主义。在萨列尼看来，1968-1980年的东欧和1977-1985年的中国存在的是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1980-1989年的东欧和1986年以后的中国存在的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1989年后的东欧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而中国尚未出现。萨列尼的意图是以"市场渗透类型论"解释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在再分配经济下的地方市场类型中，市场提供了新的向上流动的渠道，传统再分配经济中的下层有可能成为成功者；而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私营经济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大批原来的干部精英进入了市场经济领域，并将官僚特权"商品化"，逐渐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改变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以保证他们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少受或不受损害。东欧国家所发生的激进的政治变革，改变了政治制度，导致了趋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使得原来的干部精英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具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干部精英已经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重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并且和新的政治精英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因而在新的政治制度下，他们的优势地位仍然保持下来；这些在过去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经过混合经济的转变，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地位基础的转变，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继续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另一部分不具有文化资本的行政干部精英被新出现的市场主体排挤了出去，或到了边缘位置而成为失败者。 精英分化的现象出现在第三种市场渗透类型：激进式变革发生后对于原有干部精英产生了不同影响。萨列尼等人认为：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阶段（1949-1960年代中期），政治资本居于主导地位，文化资本的作用虽然存在但不重要，经济资本甚至起到负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革阶段（1960中期-1989年代），政治资本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文化资本的地位上升，经济资本从负作用转为正作用；在后共产主义国家（1989年以后），文化资本居于主导地位，而原来的政治资本成了没有效用的资本，甚至还起负作用。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可以将原先的政治资本转化为社会关系网络，而这有利于抓住新的市场机会；相反，没有文化资本的人会发现原先的政治资本对他们来说甚至是不幸的（Eyal et al.，1998：7-8，20-45）。所以，干部精英中的部分成员（主要是技术干部精英）不仅拥有政治资本，而且拥有文化资本，他们积极参与并主导了这场变革，政治制度的剧烈变化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优势地位，只不过使得他们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发生了变化--他们将行政权力转化为对国有资产的实际占有，以使得他们的优势地位更为明显地被延续下来。另一部分成员（主要是行政干部精英）由于只拥有政治资本，而欠缺文化资本，无法适应全社会范围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扩张，成为市场转型过程的最终失败者之一，与工人、农民陷入同样境地。 其实，萨列尼所说的精英分化现象不仅出现在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阶段中，而且发生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在萨列尼和科斯泰罗1996年的文章中就有所涉及（Szelenyi Kostello ，1996）。①「萨列尼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政治资本仍然是获得权力与特权的最主要来源，文化资本次之，经济资本更次之（Eyal et al .，1998：23）。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旧官僚本不应该成为输家。由此可以看出萨列尼的说法有些不够清晰的地方」如果从资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精英分化理论，精英分化理论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代内政治资本很难转化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则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针对于此，笔者试图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国家自上而下渐进改良式变革的制度背景下，是否也会出现精英分化现象？ （三）精英分割和精英分化理论的缺陷 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是不同的，笔者之所以将它们搁在一块讨论，是因为它们虽从不同的角度却共同讨论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问题，而这两个理论又恰好构成了精英研究的一个序列。前者从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职业路径的角度，认为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进入路径是分裂的；而且因为干部精英掌握了再分配权力，所以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是分割的；这种分割状态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虽然发生了些微变化，但是分割的界限仍然是泾渭分明的。后者则是从市场渗透对社会分层模式的影响这个角度，发现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激进转型过程中，原来的干部精英内部发生了分化：技术干部精英摇身一变成了私营企业主或法人资产阶级，继续把持社会上层位置，而行政干部精英由于其赖以生存的再分配的权力基础已经丧失而成了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失败者。 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且清晰地勾画出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的精英状态。在转型中的中国，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第一，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逐渐形成了紧密的"联盟"（参见孙立平等，1998）；第二，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之间通过各种渠道相互渗透；第三，干部精英中的行政精英并没有成为改革的失败者。这是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出现的趋势是：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已经组成强大的联盟，精英与大众的分化越趋明显和固化，中国的社会力量的重组并不是向中产阶级社会迈进，而是不断走向两极社会（孙立平等，1998）。然而这些学者的讨论主要是在代内分析了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关系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对精英联盟和排斥非精英的具体机制并没有阐释。 二、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一）理论模型 上述现象和研究促使笔者反思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在中国的真正解释力。笔者尝试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两个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社会的这些独特现象，即"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既有的精英分割和精英分化理论都是在代内流动的框架下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而我们提出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框架则是从代际流动的角度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 之所以要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讨论精英的分割与分化问题是因为：代际流动比代内流动更能反映社会分层模式的长期趋势和内在本质，尤其当我们尝试解释一种阶层的形成时。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指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不是排他的，内部也不是内固的，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如果从资本转化的角度来看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则会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不发达的、渐进式转型的社会中，精英群体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代际间能自由地转化。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 精英排他：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的非精英群体的子代很难进入精英群体，或者说非精英群体的子代与精英群体的子代成为精英的几率存在显著差别，前者的几率明显小于后者。这是假设一，简称为"精英排他"假设。 精英代际转化：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子代能够自由转化成任何一种精英，也就是说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或者说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子代进入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几率没有显著差别。这是假设二，简称为"精英代际转化"假设。 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共同促成了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的形成，并且实现了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样一种再生产与每个精英群体的再生产或者本文所说的"精英排他"不同，因为不同精英群体的各自再生产和自身内固完全有可能造成这些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的分离，而这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精英群体，也就无法实现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精英群体都排斥非精英，并在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转化，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才得以形成，并且实现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精英排他假设是指中国的精英集团的后代获得精英位置的机会明显高于非精英的后代；精英代际转化假设则是指不同的精英集团的后代成为任何一种精英的机会都没有显著差别，精英与非精英的界限严格，而精英之间则不存在明显的界限。笔者通过证明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两个假设推导出：在转型中的中国，不同精英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种推导是有理论依据的，其理论前提正如吉登斯所主张的"中介结构化"（the mediate structura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Giddens ，1973：107），即流动是促成阶级形成的基本因素；而且在某一特定社会中，阶级的团结一致程度和阶级界线的严格程度都取决于流动机会分布。 如果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能够成立，它将说明：（1）精英分割理论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揭示，精英分割是因为各种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的排他和各自内部的内固，即各种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各自再生产；如果实现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干部精英与专业技术精英之间就不是分割的。（2）精英分化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惟一走向。这是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渐进改良的制度背景下，各种精英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而且通过代际流动实现了不同精英位置的转化。 （二）机制剖析 上文只是提出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出现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呢？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还是向市场过渡的一种表征呢？笔者尝试分别分析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以求揭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成因。 "精英排他"的机制是：党员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它可能是成为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从来就不是一个先决条件（Walder，1995；Walder et al .，2000）。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无论是成为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高教育程度都日益演化成获得精英位置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然而，高教育程度同时也日益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精英群体的后代获得高教育的几率明显大于非精英群体的后代。这样，精英与非精英的隔离则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也就是说，精英群体通过控制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传承精英地位。 "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属于利益获得者。关于利益的操作化测量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魏昂德在1995年的文章中将利益分为职权、收入和住房三方面来分析，他要证明的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利益有显著差别，只有干部精英是"再分配精英"。但是，将收入作为利益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问题。由于收入分配在中国还远未实现制度化和市场化，这将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大量体制内的回答者很可能有其他隐性收入，他很可能瞒报收入，或很难正确地累计收入。第二，即使同一类精英，其内部的收入很可能差别很大。譬如，专业技术精英内部收入就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刚进IT行业、只有本科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月薪可达到1万以上（更何况当他成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之后），而50多岁、已工作很多年的大学教授的年薪却很难达到5万。由此，我们很难将收入作为观察不同精英之间利益差别的指标。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解析"利益"，譬如工作紧张程度、从事第二职业的可能性等等。因为专业技术精英很可能在职权上与其他精英相距较大，但却可能拥有很宽松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更长的假期，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从事其他工作，这些都应该列入"利益"的考虑范畴。鉴此，笔者将保留采用住房使用面积作为衡量利益的指标，因为：（1）住房使用面积可以呈现隐性收入的含金量及难以测量的问题，住房使用面积相似的回答者的总收入应该差别不会太大；（2）住房使用面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回答者的生活方式是否比较宽松，有相似住房面积的人，其生活空间和生活自由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似的。 针对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笔者提出： 假设三：党员在任何时期都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群体的先决条件。 它可能是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从来就不是一个先决条件。 假设四：高教育程度自改革后日益演化成获得精英位置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无论是对干部精英还是对专业技术精英。 假设五：党员身份的获得与家庭背景无关。精英与非精英的后代成为党员的几率没有明显差别。 假设六：高教育程度日益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精英群体的后代获得高教育的几率明显大于非精英群体的后代。 假设七：精英之间的住房使用面积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三到假设六涉及"精英排他"的机制分析，假设七则是有关"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假设三和假设四是魏昂德提出的，笔者则将精英群体分成三种精英以再检验一下他所提出的这两个假设。 （三）数据与变量 1.数据 本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挪威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Fafo）资助、Fafo和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共同主持的研究项目："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就业与流动"。该项目于1998年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市，通过PPS 方法，共抽取了7500名受访者做入户问卷调查。其中，具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居民为4264名，最终完成的这部分有效问卷为3975份。本文的数据及统计分析即据这部分有效问卷提供的调查结果。①「有关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可参看王奋宇、李路路，2001」 抽样所及的三个城市分别属于北方（北京）、长江三角洲（无锡）和珠江三角洲（珠海）。这三个城市在地理分布、城市规模、城市历史与经济社会特征、经济体制改革诸方面分别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城市社会类型。 2.变量 精英分割是讨论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关系，精英分化是讨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之间的关系，本文讨论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主要是通过代际流动讨论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三者之间的关系。父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找到第一份工作时父亲的职业来划分的，子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在调查时点的职业（现职）来划分的。 （1）干部精英 干部精英指的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精英的特征是在组织中具有一定的职务，因而他们不仅具有控制和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而且还具有直接控制和支配他人的权力。 （2）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 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是干部精英的两个部分：前者只拥有政治资本，欠缺文化资本；后者不仅拥有政治资本，而且拥有文化资本。在具体操作上，本文将大专教育程度以下的干部精英列为"行政干部精英"，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干部精英列为"技术干部精英"。本研究并没有单列经济精英，这首先是因为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经济精英（不论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还是私营企业主）具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他们大多是干部精英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变形；其次是因为数据中私营企业主很少。基于这两个考虑，笔者将经济精英列入干部精英中分析。 （3）专业技术精英 专业技术精英指的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需要说明的是，在涉及专业技术人员的操作化分类中，我们根据受访者的具体职业、工作组织和在工作组织中的位置，对受访者自认的"专业技术人员"分类进行了重新整理。很多在党政机关、企业中工作的受访者自我确认为"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标准主要是学历；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担任着各种各样的职务，有的甚至是单位负责人。他们的地位特征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所拥有的科层制权力标识于世，而其权力实际上主要并不是来自于专业技术知识，我们因此不将其归入"专业技术人员"分类。在我们看来，专业技术人员主要是指那些居于以运用专业技术知识为主的工作位置者，他们的地位资源主要在于专业技术知识的拥有，而并非科层制权力的占有。对于那些在科研、教学等部门中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则没有进行类似前者身份的重新整理。 （4）非精英 非精英指的是干部精英（包括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以外的社会成员。 （5）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指的是上学或培训的总年限。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 （6）党员身份 党员身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包括其他党派的党员。在分析中是定类变量。非党员是参照项。 （7）参加工作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指的是参加第一份工作的时间。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 （8）城市类型 城市类型指的是北京、无锡、珠海三市。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珠海是参照项。 （9）性别 性别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女"是参照项。 （10）年龄 年龄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使用。 （四）方法与模型 1.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假设（或者说精英排他假设和精英代际转化假设）；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党员身份获得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方法验证教育程度获得模型和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2.模型 模型1：精英排他模型： 模型111：行政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1.2：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1.3：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2：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1：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2：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3：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3：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模型4：教育程度获得模型。 模型5：党员身份获得模型。 模型6：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模型1、模型2、模型3是对假设一和假设二的检验。模型1、模型4、模型5是对假设三到假设六的检验。模型6是对假设七的检验。 （五）分析与解释 1.精英排他模型 在表1的三个模型中，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发现： （1）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也就是说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这与笔者的假设相矛盾。 （2）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发生比分别高出1.271，1.906，2.795，这说明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 （3）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专业技术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发生比分别高出1.295，2.034，这说明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 由此看出，精英排他假设得到了部分证实：行政干部精英不排斥非精英，而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都排斥非精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将在下文的"精英排他的机制"部分给出解释。 2.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在表2的三个模型中，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发现： （1）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技术干部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2）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行政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3）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由此，精英代际转化假设得到了完满的证实。结合表1和表2的六个模型，可以说明： （1）在中国，精英之间的区隔并不明显，不同类型的精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精英阶层，他们虽然是有差别的，但其实是一种人。他们在代际间不断地周而复始地进行转化或人员交换，他们之间的差别远远没有达到魏昂德所认为的冲突、矛盾以至于造成中国政治秩序不稳定的程度。 （2）虽然有些精英的子代变成了非精英，也有些非精英的子代变成了精英，但观察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深层真相决不能只看绝对数量上的变化，因为这种数量上的变化有可能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动的结果。譬如说，非精英的子代进入精英阶层有可能是精英阶层扩大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分层的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而发生比率则是剥离了社会结构变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变动的情况，更直接地反映出社会分层秩序的真相。发生比率说明，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非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除了行政干部精英）都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其他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别。从"优势"这个意义上而言，几种精英并没有发生分化。 （3）这个精英阶层并不像笔者所想象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而行政干部精英却没有；非精英的后代可以通过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进入中国的精英阶层。但是，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参见下文分析）。 3.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上文证明除了行政干部精英，其他两种精英都具有较强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那么整个精英阶层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或者说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强呢？表3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精英阶层的子女成为精英的发生比是非精英的子女的1.925倍。这说明整个精英阶层的确是再生产的。当然，这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能力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相比并不算强。彭玉生利用英国的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在英国，大雇主的儿子成为大雇主的比率是工人儿子的95倍（彭玉生，2000）。 4.精英排他的机制 精英排他假设只得到了部分证实。为什么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不同的精英排他能力呢？在这一部分，笔者主要尝试给精英排他提供一个机制上的解释。这个机制应该从精英获致途径上探索。 从表1可以看出，在中国无论成为哪种精英，教育程度的作用都是显著的（假设四得到证实），而党员资格只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起正面作用，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没有作用（假设三得到证实）。教育程度的获得受到了家庭背景的显著影响。 表4说明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在获得教育机会、资源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假设六得到证实）。因此，"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至于"行政干部精英"不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倾向的原因将在下文解释）。此外，表1的分析显示，在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获得途径上，父代的精英背景是个非常强的影响因素，它具有独立于教育和政治身份传承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独立于并且明显超过其他因素的影响力（譬如党员身份或教育程度）。那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父代的精英背景是通过何种机制来作用于子代精英位置的获得的？它是通过关系网络还是政治市场和文化市场的交易（如买官鬻爵等）来作用于子代的精英位置呢？这需要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 为什么"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而"行政干部精英"却不具有这种倾向呢？这是因为，虽然教育程度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具有优势，但优势不大，提高一年教育程度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的发生比只提高了0.079倍（1.079-1，参见表1）；相反，党员身份的作用却很显著，具有党员资格的人成为"行政干部精英"的发生比是不具有党员资格的人的2.578倍（见表1）。此外，父代的精英背景对子代成为行政干部精英也没有直接的明显优势（见表1）。因此，在行政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党员身份是比教育程度和父代精英背景强烈得多的变量，也是最重要的变量。而党员身份的获得与父代是否是精英没有关系（见表5）（假设五得到证实）。因此，"行政干部精英"不排斥"非精英"。 为了更明晰不同精英类型的获致路径，笔者用表6示之。如表6显示，在行政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政治资本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文化资本，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则没有影响。在技术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代际直接传递机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政治资本，再次是文化资本。在专业技术精英的获致路径上，代际直接传递机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不起作用。横向比较文化资本对获致不同精英的作用，强弱程度依次是专业技术精英、技术干部精英、行政干部精英。横向比较政治资本对获致不同精英的作用，强弱程度依次是技术干部精英、行政干部精英，对专业技术精英不起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精英排他的机制是精英地位的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和高教育程度的传承。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后代的进入，由此党员身份成为削弱精英排他的一个重要变量。 5.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 表7显示，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住房使用面积上没有显著差异。正如笔者在上文已经阐述的，住房使用面积可以作为利益比较的一个比较好的测量指标，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三种精英之间的利益没有显著差别。当然，我们还可以尝试从其他角度来解析利益状态，来分析这三种精英之间的利益差异。用利益来解释精英代际转化其实暗含着理性人的假设：正因为人都是理性的，而每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所以成为何种精英都能受益，所以精英代际转化得以可能。 三、结论 本研究认为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都无法完全捕捉当代中国的精英流动状态；相反，社会分层的主流模式是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也就是说，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不是排他的，内部也不是内固的，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假设：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精英排他的机制揭示的是精英地位的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和高教育程度的传承。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后代的进入，而党员身份又是削弱精英排他的一个重要变量。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揭示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再生产。 从制度背景来看，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既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也不是向市场资本主义过渡的表征，而是中国自身特有的转型类型所导致的。换句话说，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是市场转型和转型所处的制度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向市场转型对"精英排他及其机制"起主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文化资本对所有的精英位置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相对稀缺，所以，所有的精英群体用尽办法控制教育资源。他们通过代际传承在教育获得上占有优势，并由此传承精英地位。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逻辑控制着"精英排他及其机制"。 其次，"精英代际转化及其机制"又是由转型所处的制度背景产生的。这个背景就是中国是个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改革从始至终都是由国家控制的，用渐进的方式展开的。在这种背景下，专业技术精英不是独立的，必须从政治（行政）系统获得经费和身份认同从而获得相应的地位。利用改革由国家控制这个契机，干部们可以转化身份而获取既得利益。此外，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也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必要基础。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相对不发达的工业化、科技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文化资本的作用虽然日益凸现，但专业化的程度并不高。 所以，那些文化资本较低的行政干部精英可以被国家安排到占有利益但无须太多专业知识的闲职上，譬如工会主席、公司的名誉顾问、名誉董事等。亦因之，行政干部精英不会成为改革的受害者，他们与技术干部精英之间也不会分化。相反，在东欧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都相当成熟，文化资本对于每个高层职位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在那里，行政干部缺少文化资本无法承受新工作环境的强烈挑战，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市场转型的失败者。 上述的讨论说明，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化相对不发达、始终由国家主导这个制度背景下发生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成了必然现象。随着向市场转型的深入，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将会更加明显、更加直接、更加稳定。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比再分配经济更加稳定的制度环境，更少受到变动的政策的影响。因此，只要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个制度背景不变，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会越加稳固与强化。 参考文献： 德热拉斯（M.Djilas ），1963/1957，《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彭玉生，2000，《现代英国阶级与职业的代际流动》，《国外社会学》第5期。 孙立平、李强、沈原，1998，《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第5期。 王奋宇、李路路，2001，《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北京：北京出版社。 Eyal，Gil，Ivan Szelenyi Eleanor Townsley 1998，Making Capitalismwithout Capitalists .London，New York：Verso. Giddens ，Anthony 1973，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New York：Harper Row. Konrad，George Ivan Szelenyi 1979，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to Class Power.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Szelenyi，Ivan ，1982，"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of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983，Urban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2socialism.Oxford，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The Prospect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lassProject ：An Auto-critial Reflection on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to Class Power."Politics and Society 15. --1988，Socialist Entrepreneurs：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Cambridge ：Polity Press. Szelenyi，Ivan Eric Kostello 1996，"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Walder，Andrew G.1994，"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Elements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Theory and Society 23. --1995，"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60. --2003，"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68. Walder，Andrew G.，Bobai Li J .Treiman 2000，"Politics and LifeChances in a State-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Chinese Elite ，1949to 1996."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Zhou，Xueguang ，Nancy Brandon Tuma Phyllis Moen 1996，"StratificationDynamics under State-socialism ：The Case of Urban China，1949-1993."Social Forces 74. 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郑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 

补充一下：越战期间孟山都为美军生产用于破坏森林和作物的脱叶剂“Agent Orange" 橙剂，后被发现是一种高致癌有毒物质，又曾将几千吨有毒物质偷埋在英国的垃圾掩埋场，贿赂过印尼官员，目前每年lobby费用800万美元以上

在2007年以31亿美元收购DoubleClick后，Google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线上广告公司。Google占据所有网站的85％广告空间，98％的营收来自於以商业讯息所污染的网路知识。施密特喜孜孜地说道：「Google现在是一家广告公司，不仅是一个搜寻引擎，而是网路上最有力量的商业化力量。」

在美国，关于互联网的管与放的矛盾冲突也是几经反复，作为互联网主管部门联邦通讯委员会也时常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中举棋不定，相关治理法律法规几经兴废，其“绿坝”诞生的命运甚至比国内还要艰辛。

三季度非国有经济主要宏观指标降幅收窄，出现程度不等的回升，但外需空间改善有限，新一轮外部压力接踵而至。投资增幅收窄需要继续关注。非公经济有进有退是商业上的理性选择。中共十五大报告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是：竞争性领域国资"加强重点"和实力国企"加快发展"。是否让"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成为政策性主流词汇，政府要通观历史，慎重选择。"通钢事件"应有交代。

在当代西方哲学舞台上，罗尔斯无疑是一位具有独特思想性格的哲学家。这位被誉为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哲学领袖和哈佛“自由主义思想铁三角”之一(另外两“角”据说是帕森斯和亨廷顿)的哲学和伦理学教授，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伊始发表《正义论》以来就一直充当着哈佛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学的“领衔主演”，被丹尼尔斯称为“二十世纪的洛克”。

在《三里洞》中陈宜祥说道：“到这来能接受煤矿这个工作，那也是争先恐后拼命地干，一方面为了国家建设，二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生活下去。”活下去，是一个根本的命题。尽管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谋生，但内在的本质是相同的，也同样面临着心灵的挣扎和躯体的疲惫，对他们来讲，又多了一重生命无着的忧虑。所谓“悲剧”，其实是一种远距离观察的结果。在整个拍摄和制作的过程中，我没有想到过这个词。现在也觉得无法把这一切称作悲剧。那是一种生活，快乐也罢，痛苦也罢，他们实实在在的就这样走过。在经历了命运中如此多的大起大落之后，他们依然顽强地生存着，精神并没有被生活的重负压垮。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本文试图以阎连科发表于2003年第6期《收获》杂志上的长篇小说《受活》为中心讨论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