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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讨论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华侨华人研究，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以及笔者个人对槟城—吉打州华人商业与权力关系的研究。争论的实质是这样一个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既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分别被视作为某一孤立的主题研究领域、区域研究和学科研究方法，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合整体的问题。本文并非企图为华侨华人研究确立一个标准，而仅仅是呈献一个实例，即把个人的研究视角和经历，结合大的结构、进程、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怀等问题，情景化地考察。 [作者简介]吴小安（１９６５-），男，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东南亚近现代史、华侨华人史。最近出版著作为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Rethinking Ethnic Chinese Studies: A Southeast Asian Historian’s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contextualize the discussions in relation to ethnic Chinese studies, South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tudies in general, and my own research on Penang-Kedah Chinese business and power relation in particular. The debate is essentially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 on whether ethnic Chinese should be separately seen as research subject, area studies and disciplinary approach, or correlatively seen as one combination. The attempt is not to establish a standard, but rather present an example by integrating my own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 into a larger structure, huge process, and bigger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cern. 一 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问题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李安山教授主持的“华侨华人学科建设”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很有意义。讨论的时机，于今天，相对已有的研究积累，比较成熟；相对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新形势与新问题，更有必要。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针对过去，对我国华侨华人研究现状和问题进行总结和评估；二是面向未来，对华侨华人研究进行科学的定位和梳理，明确今后研究的方向、方法和视角。 争论的实质是这样一个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既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分别被视作为某一孤立的主题研究领域(research subject)、区域研究(area study)和学科研究方法(disciplinary approach)，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合整体的问题。问题还可以继续围绕一个三位一体的层面展开和延伸。第一, 中国层面：因为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华侨华人，它在种族与文化上是与中国无法隔断的，或多或少受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第二, 居住国层面：因为华侨华人是居住在海外的移民，而海外各居住国状况又是千差万别的。华侨华人必须现实地面对各自当地民族、社会和国家并受其影响，以谋求解决生存、适应、同化和发展的问题。第三, 华侨华人社区自身层面：即作为移民的华侨华人，在特定的、陌生的环境背景下，自身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化生活与权力关系。这同样不是一成不变、整齐划一的。所以，华侨华人研究，远远超越了以中国为传统坐标来界定的、以政治意识形态、或先验的地域文化血通论为导向的、以密封的或孤立静止的华侨华人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为唯一研究要素和分析单元的学科范畴 —— 这些已经被证明，不仅成为华侨华人和所在国与中国正常健康交往的障碍，更成为活跃学术研究与活力的枷锁。 具体说来，华侨华人研究，地域上，涉及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互动；文化种族上，涉及的是华人或中华文化与其他种族和文化的互动；学科上，对它的研究也应是开放的，不必也不应该是某一特定的、专门学科的专利。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者到可以研究它。但是，其最终成果，体现更多的是某一学科的视角、方法和特点，无论该研究的方法是交叉的，或跨学科的。凡此种种，强调某一方面，而故意忽略另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客观的和一厢情愿的。这里，学术问题研究与方法论的探讨与反思，应该是核心；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的接轨与比较，不失为讨论的一个好的出发点和对照物；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特有的政策层面与国内学术机构资源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概而言之，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应该是，在全面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分析、总结和探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现况与问题、挑战与对策、优势与不足、理论范式与视野方法、资源配置与整合、学术规范与评估体系等一系列框架性问题的理论课题。 换句话说，作为学术的华侨华人研究，在意识形态或政治取向上，它不应该是宣传的、主观的和误导的；在宏观研究框架上，不应该仅仅是中国中心的、没有居住地国家与社会为现实依托的、一厢情愿式的想象共同体；在具体的研究范围、对象和形式上，更不应该是大而空的、明显于经验(empirical)材料收集和分析无法操作的剪刀加浆糊的拼凑；不应该是学界常见的冠以所谓“学术研究”的、实际却往往是通俗或朴素意义上的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人物故事、宣传报道、总结报告、或其他杂烩；当然，在研究手段和过程上，自然不会应该是指把国外研究成果翻译后占为自己的引进介绍、甚至抄袭的那种拿来主义。 本质上，在严肃和澄清学术道德和规范的前提下（本来，这不应成为一个问题。但这里笔者还是要指出来。笔者不能肯定课题组是否把它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华侨华人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在更广阔的跨国界、跨社区和跨学科背景下的种族、地域、文化、学科、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一系列要素或单元间的互动、影响、模式和动力。或者说，华侨华人研究是与移民、种族、同化、劳工、贸易、地区互动、国家形成和社会变迁等大的主题、大的范式、大的结构和大的进程等密不可分的。当然，这些大的主题、范式、结构和进程，具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国家和地区，也许会呈现出不同内容、特征和变异。因此，作为某一具体课题的研究，它应该与相关的结构与历史性的背景、因素和框架结合起来考察。这是平衡和避免目前华侨华人研究“无国家社会历史进程依托”、“无理论背景分析框架”和“无系统经验研究支撑”模式的问题所在。 相对如此宏大的理论课题，笔者当然知道自己才学浅陋，无法驾驭于万一。这里，只能就本人九年来（1993－2002）在欧洲、东南亚、日本和美国研究东南亚历史和华侨华人史的一些经验与视角，谈谈自己的浅见，请教方家，希望对讨论有所裨益。 二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 请首先允许笔者谈两个大的、相互关联的理论视角背景：第一，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挑战；第二，华侨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困境与挑战。 1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挑战 东南亚历史研究新一代学者，二战后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寻求解决这样一个巨大困境的有效途径 —— 那便是，一方面，建构东南亚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地理区域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一体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克服这样的一系列难题：如学术研究的落后、资料的匮乏、地区间的差异性和易于落入陈腐的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与印度中心论误区的危险。本质上，这是旨在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个地区框架形态特征与旨在构成该整体框架形态特征的各具体详细的经验个案研究之间对立统一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一个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辩证结合的方法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根源于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知识困境，即新兴的东南亚国家努力摆脱外部历史建构包袱的非殖民化的同时和突然间于地区社会内部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替代范式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１９６１年，在荷兰社会学家范卢(Jacob van Leur)富有挑战性著作的启发下[1]，时为康奈尔大学博士研究生斯迈尔(John Smail)发表了著名原发性的理论论文，呼吁“自主的视角” （autonomous perspective）的东南亚现代史。斯迈尔认为，所谓“自主”的历史，既非“欧洲中心论”，亦非“亚洲中心论”，而是更平衡的东南亚地区“内在”的历史，同时考虑殖民的冲击与社会的变迁。在撰写“自主”的历史时，他认为，我们的关注的重点应该从过分强调殖民关系转移到地区内在的发展，承认东南亚社会内部的变化，强调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2] １９６２年，耶鲁大学贲达(Harry Benda)提出以“结构的历史” (structural history)的方法来研究东南亚历史。所谓“结构”的方法，他认为至少有以下涵义：第一，东南亚历史结构应该通过东南亚社会的结构来研究。第二，一系列地方社会的比较与社会学的研究，将为整个东南亚提供便利的、结构上大体类似的理解和框架。这不仅可以成为东南亚研究缺少详细历史证据的替代范式，而且不适为避免欧洲中心论的一种方法。第三，结构变迁的研究应该从考察受其影响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出发。[3] 而康奈尔大学沃尔特斯(O.W. Wolters)则强调“地方或次区域的研究方法”(local or sub-regional approach)。他把东南亚理解为由“次地区组成的区域”，更突出贲达所触及的各地方和次地区历史的重要性。１９７０年，沃尔特斯宣称：“东南亚历史研究必须经常考虑到如何从某一特殊的地点看待这个世界”。[4]后来，他进一步阐发道，地方与地区历史的研究手段应加上文化的涵义，即以各文化社区和地区内部关系的形式来区分地区历史特征。[5]也许这里，笔者还应该提到“解构东方主义”（deconstructing the “Orientist” ideology）的理论背景下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 “重新评估”东南亚与东南亚“新历史” 的经常呼吁。她认为，动摇陈腐的欧洲中心论，不仅仅只是揭示东南亚人（本土居民与移民）的重要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解构欧洲人界定和描述东南亚社会时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和误导的思想、范畴和心态。西方学者的自身优越感与对亚洲经济与社会强大力量与继承性的蔑视，正是对真实的亚洲世界和历史的根本误解的必然结果。[6] 所有这些新的思潮下的重建东南亚历史的范式，共同集中指向探讨一个几组关系的主题：继承与变迁的关系，冲突与适应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以及一般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沿着这些视角、途径和主题，几十年来，东南亚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满足于通过详细的地方个案研究来填补空白，却一直没有试图检讨框架或发起理论创新的努力。难怪著名的东南亚学者麦可薇（Ruth McVey）认为，斯迈尔（John Smail）的理论呼吁“尽管广受赞扬，却鲜少真正为东南亚研究者所贯彻落实，也没有开拓其他新领域视野的努力”。[7] 在反殖民历史的这一共同使命的战略上，所有这些范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相反，这恰恰是他们的共识。如果说要有差别，那也是各自关注的侧重点和面不同：即破坏与建设的方面，或如何执行贯彻的方针上的不同。这里，笔者仅想就东南亚学界和华侨华人研究争论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要素作一些澄清。这些要素是“地区” (region)、“种族” (ethnicity) 和“东南亚变迁” (Southeast Asian transformation)。与之相对应，其他三要素可以分别为“地点”（place）、“人物”（people）和“时间”（time）。围绕这些要素背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参数，如机构（institutions）与互动关系(interactions), 或者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各个要素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而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互动与关系。“地区”意味着某一地点（locality）和它周围的世界(its surrounding worlds)；“种族”意味着某一社区（community）和与之对应的异族社区（its counterparts）; 而“东南亚变迁”揭示着某一历史背景(background)和变化与承继的进程（process）。这三大相互交织与相互作用的要素最终是如何成为阐发和锻造东南亚历史和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所在？下面，笔者将作一概要说明。 联系我们刚提到的理论困境，在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体历史和各个许多详细经验个案研究的背景下，“地区”的视角与手段，既成为一种战略（strategy）又成为达到目的的技巧（technique）。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鉴于东南亚社会与历史的千差万别（heterogeneity）和支离破碎(fragmentation)的鲜明特征，相信唯有足够多的地方与地区详细的经验研究后，我们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体历史的努力与目标才会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第二，而在专门经验调查的可行性上（empirical investigation），“地区”的研究手段又可成为考察地区内各种关系、外部冲击和内部适应等动力的一个可操作的实验室和分析单位，即地方州与社会(local state and society)。第三，更重要的是，“地区”的视角和手段，反映了东南亚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历史现实和跨越国家政治与行政边界的重要活动平台。各种东南亚历史上跨国界政治经济社会的联系、网络、流动与互动关系，主要在这些重要地区活动平台上上演。 至少在岛屿东南亚，历史上，殖民时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全国经济中心。实际上，很多马来各州各自是在自己超国家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区内自主地运作。比如，新加坡与周围的廖内（Riau和柔佛(Johor)就是这样的地缘政治经济区；北马槟城(Penang)、吉打(Kedah)与印尼苏门答腊(Sumatra)、和泰国南部通扣（Tongkah）等形成一个以槟城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经济区。此外，像爪哇与周边地区、苏拉威西与周边地区、以及苏禄海区域等等，也是这种超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例子。历史上这些区域集团，于今天，再次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合作与动力的主要基地，有的已经重新崛起为或正在成为东盟“成长三角”。重新评价东南亚历史，应该首先承认这些广阔区域与次国家、地方社会的重要作用和特性。 尽管如此，这还远远不够。“地区”的认同与界定必须同时跟“人物”（people）和“时间”（time）联系对应起来考察。具体地说，尝试还应包括参照“种族”和“东南亚变迁” (Southeast Asian transformation)等要素。我们所讨论的时期（time）与地区（place）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东南亚。这同时是一个经历着巨变和转折的时期和地区，一个改造和建立新社会、新经济与新政治体制的宏大的历史进程。在此历史大变动和进程中，所有的种族 —— 无论欧州人、本土东南亚人，还是外来移民（主要为华人和印度人）­­—— 自始至终都一直是这一大进程与变动的目睹者和参与者，各自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起了重要作用。各种族各自相应的历史作用也应该得到适当的承认和重新评定，而不能厚此薄彼，任意歪曲、甚至抹煞。在这一急剧的大变动进程中，特别是新社会与新经济的创造和形成，事实也正是建立在包括所有要素在内的各种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换句话说，这里，从正面、积极和既定的意义上（而非相对殖民主义负面遗产的道德清算上），东南亚社会与国家的形成，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因素的独创，一刀切地简单贴上单一的标签，如“殖民”(colonial)、“移民”(immigrant)，或“本土”(indigenous)的经济与社会。这正是东南亚多种族政治与多种族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具体反映在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华人、混血妇女和荷兰人间的复杂互动的“奇怪的伙伴”(strange company)关系中；[8] 反映在本质上为移民与殖民者商业合作的东南亚企业家少数群体间的“联合的社区”里(conjoint communities)；[9]反映在移民华人与本土当权者间的“阿里峇峇”(Ali-baba alliance)联盟里；[10]更反映在已经引起很多讨论的殖民统治者与东南亚本土民族间的“冲突和适应”模式里。 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鉴于同时兼容地方州和其周围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研究视角的相对重要性，同样地，鉴于东南亚多种族经济与社会的历史事实与之相对称的、全面的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能否以“华人移民”（immigrant Chinese）为切入点，通过对其集中关注，把两者结合起来以重建东南亚真实的历史进程呢？换句话说，这里有两组重要的结合：第一，东南亚“多种族”社会政治经济互动与东南亚地方州及其周围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研究视角的重要结合；第二，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与整个东南亚历史研究的重要结合。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视角唯有与东南亚历史研究新视角相结合起来，前者置身于后者的框架内考察才会有意义。两者的研究，并不是好像互不相干、平行并列的两个孤立的研究领域。 在此背景下，重写东南亚历史应该考虑两个中心问题。第一，如果历史上移民华人在东南亚社会经济变动中，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移民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地方国家和地区的形成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第二，如果华人的经济活动是跨国界间进行、需要与很多不同、而不是某单一的国家打交道，那么，不同的国家政治与经济是怎样影响华人商业、又是怎样被华人商业所影响的？ 相应地，这进一步涉及一个双重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甚至整个东南亚研究，应该承认东南亚华人根深蒂固（deep-rooted）的历史作用；反过来，东南亚华人研究也应该被嵌人（be embedded）更广阔的背景与框架下，考察多方面的和多种族的互动关系，而不应该把华人密封起来、静态地置身于自己狭窄的社区界限范围内。移民华人的历史作用，在最近的东南亚文献里，固然得到了应有的承认，但是，正如著名的东南亚历史学家瑞德(Anthony Reid)指出的那样，它依然一直是“一个总体说来研究薄弱的次学科分支中最薄弱的方面之一”。[11] ２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挑战与困境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球冷战和东南亚国家独立建国的背景下，同化与效忠成为政治决策者和学者们关注的备受争议的所谓“华人问题”核心所在。荷兰汉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è）把当时政治学家研究东南亚华人社区的两种理论方法归纳为人类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狭义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关注华人传统组织形式，如血缘关系、宗教文化社团、秘密会社等，以寻求华侨华人对付外部挑战反应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解释。而广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则把东南亚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重视华人地方生存与文化政治适应的程度、方式和策略等等。[12] 但是，华侨华人研究的方法论特性与问题，两者兼融的最好的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汉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一段非常精辟的著名阐释中不得不承认： 在努力研究海外华人时，人类学家肯定会发现他的人类学偏好(prejudices)会逐渐被侵蚀掉。他必须是移动的(mobile)。当他苦于在不能看见他的所有的研究对象在同时扮演其多种角色时，他必须学会按压住自己的不耐烦。他必须满足于零碎的和直接的观察。他必须调整他的视野，这样，他或许才会不仅从最直接的位置，而且从移民发源地的社会，从移民新的安身立命的最大范围的居住地，从他们融入的非华人社会等整体框架里，发现行为和思想。[13] 最近，著名的东南亚历史学家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对东南亚华人社区历史研究的两种对立的陈腐范式的评论很有代表性。一种范式强调华侨华人作为“外来移民” 因素的作用；另一种范式强调“海外华人”流动不定的裔群与网络特性。一种滑入种族主义（racism）；一种落入感情情结(sentimentality)。她一针见血地观察到： 在第一种范式中，通常的框架是东南亚国家。国家疆界、政治与社会经济史决定了我们该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在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叙述中，华人通常被描述为经济整合的侵入性代理人和殖民主义或全球资本的工具，诸如包税商人、种植园主、高利贷者、杂货店主和独裁者的密友等等。结果，在民族主义的历史学里，他们通常被忽视和排斥在土著国家的黄金时代的故事（如蒲甘、阿瑜陀耶、满者伯夷等），伊斯兰教士的宗教著述，以及反殖民主义的英雄事迹等等之外。而当他们不被忽视时，他们却又往往被视作“问题”：或作为外国的和潜在的背叛者；或作为群众义愤和政治剥削的牺牲品。另一群裔的视角，同意海外华人在东南亚背景下的外来特性，但想当然地假设，鉴于华侨华人基本的与明显不变的身份认同，这又是不可避免的。[14] 这种范式过分强调华侨华人种族与文化的一体性，忽视了各不同华侨华人社区在地区、国家、与个体背景差异下社会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下面，就本人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笔者还会就这一点继续讨论。 三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经验 １９９３年９月，笔者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访问研究始，至２００２年下半年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止，九年来笔者一直在欧洲（英国和荷兰）、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美国（耶鲁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从事东南亚现代史和华侨华人史研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１９９９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答辩的博士论文[15]和２００３年新近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出版的专著[16]。下面，笔者想就自己的一些研究经验，为本文作一份个性化的注释。笔者将要介绍的包括三方面：１）研究课题；２）研究方法；３）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东南亚研究的经验”，更多的是与“经历”相对应的、习惯性的、中性的动名词；决不敢妄称为与“教训”相对称的、所谓有正面的意义的、范式的或需要褒扬的东西。 １研究课题 笔者荷兰博士论文的研究项目为《马来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华人家族商业网络，１８８２－１９４１：吉打州(Kedah)和以槟城(Penang)为中心的地区互动背景下的考察》。研究主要考察华人家族商业网络在东南亚转变的历史大背景下, 以槟城—吉打州为轴心的亚细安成长三角的形成和发展 (1882-1941), 并探讨家族与国家, 地区, 种族, 和移民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详细分析华人社区的核心活动，如包税商制度、稻米贸易、经济竞争、多种族的法律纠纷和典当业等等，研究集中阐发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第一，纵向历史视角上，华人家族商业网络在地区地理层面上与背景下的形成和权力关系；第二，垂直功能关系上，家族商业网络发展与马来国家形成的互动作用。关注的焦点是一组著名的来自槟城、或吉打的华商家族；他们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跨国界的、槟城－吉打华人商业社区最重要的部分。通过编年体例式地探讨国家、地区与种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华人家族商业网络形成的动态历史进程。 联系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大背景，在理论与方法论实践上，笔者主要想尝试寻找以下几组重要结合：第一，东南亚历史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结合起来考察，社会经济史置于政治权力关系架构中分析；第二，微观社会人类学式的华人家族商业研究与宏观的吉打州的地方史和槟城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史重叠起来研究；第三，华侨华人研究与历史上全球化、区域化流动与整合背景下跨国界、多种族的互动关系对应起来考察；第四，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一年六十多年间外部东南亚社会经济政治变动和发展，与华人家族内部代际间的商业与权力更替和演变，并行起来考察。 根本地说，多种族、跨国界的互动，是东南亚现代史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改写东南亚历史，不仅应考虑欧美殖民主义与东南亚土著民之间的互动, 而且应同时承认移民, 特别是华人和印度人, 之重要作用; 否则, 东南亚历史只会失去平衡且片面化, 重回到欧洲中心论的殖民主义历史的老套。所以，本土与社会为中心的人民及其社会经济关系，而非欧洲中心的殖民或国际政治关系，是笔者研究的基本视角。但是，这并没有导致另一个极端，把两者绝然割裂开来。相反，下层社会经济关系同时被置于中心的政治权力关系运作构架下考察。 要在一个项目里完成这么多理论视角与方法论的结合，实际上是一项非常困难与挑战性的工作。一方面，殖民部、外交部档案资料，尽管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多为殖民政治关系，很少社会经济方面与本土民族、更不要说华人移民的记录。而这些最简便的、最容易获得的大量的殖民关系政治资料，大都已为学者们所用。再拾人牙慧，在学术创新意义上，于学界是无多大价值的，也折腾出了多少新意来。更甚的是，日本占领时期，东南亚地区当地很多记录被毁于一旦。如整个马来西亚槟城州政府大厦被炸，档案自然被毁。马来亚最高专员署的档案，至少有二十年是不完整的，很多仅剩题目与摘要。而华人私人保存的记录，因战乱和年久，或被烧毁，或被丢失。尽管如此，现有文字记录的档案又多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而这正是我们要突破的。凡此种种，无论那一方面的资料都是不完整的和片面的。 所以，要达到我们上述讨论的几个重要结合，我们的调查也必须是综合的、多层面、多视角和跨国的。实际上，除图书馆研究之外，在涉及到吉打州的大英帝国层面上（即伦敦、曼谷、新加坡之间），笔者系统地查阅了英国殖民部(CO 273, 1882－1919)和外交部的档案(FO 422, 1882－1939)。在地区层面上（即吉打、槟城和新加坡之间通信），马来亚最高专员署档案(HCO files, 1896－1941)；在地方层面上（苏丹与槟城官方、华商和其他下层官员之间；各部门、县、村与州政府之间），吉打苏丹通信集（１８８２－１９２４）和吉打州政府档案（SUK/K 1905－1941）。为了追踪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和商业社区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笔者全面地翻阅了如下几十年的报刊：《槟城公报》（英文，１８８２－１９４１），《亦果西报》（英文，１９０３－１９４１），《槟城新报》（中文，１８９６－１９４１），《海峡独立报》（英文，１８８９－１８９６）和其他报刊等等。笔者系统地查阅了如下的系列全集：《海峡／马来亚指南》（１８８０s－１９４１），《立法院记录》，《吉打州年度报告》（１９０６－１９３９），和《马来亚农业杂志》（１９１０s－１９４１），跨５０多年每１０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报告，以及其他系列等等。笔者也查找了族谱、碑铭、地方记录和进行访谈。这种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地毯、侦探式调查，自然是由研究性质和视角所决定的。 ２研究方法 抽象地介绍了笔者的研究课题和理论方法论突破目标，下面应该是具体介绍如何研究的操作方法了。重复一遍，笔者研究关注的主题与切点是“华侨华人家族商业网络”。实际上，它涉及互为一个整体的三个层面：第一，华侨华人；第二，家族；第三，商业网络。关于第一层面的“华侨华人”，笔者上面已经专门讨论了很多。因为它是本文的主线，也因为它与其他两个层面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下面的讨论，笔者集中在“商业网络”与“家族”层面。 先谈商业网络层面。随着八十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整个东亚的崛起，学术界热点集中关注探讨华人网络跨国化作为东亚一体化之引擎等根本性问题。于是，涌现出许多时髦各有侧重的、相互重叠的、融经济、政治、种族、文化内涵于一体的社会科学概念，如“商业网络”(business networks)、“贸易等级金字塔”(trading hierarchy)、“贸易区”(trading zones)、“贸易少数民族”(trading minority)、“贸易种族”(trading ethnicity)、或“裔群”(diaspora)等等。[17]所有这些结构性模式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以商人和商业的特殊切点为中心的商业网络的多方面特征。那么，笔者的问题是，基于这些商业网络社会学轮廓特性，不仅从结构性特征，而且从商人机会主义式的和战略性的活动和互动关系方面，历史学家是否能够在其他重要势力影响背景下（如历史和政治）考察其历史发展？更重要的是，华人商业网络的形成能否与殖民主义、种族、政治和东南亚变迁等关联的结构性进程的框架下综合起来考察？具体专门地说，“华人商业网络形成”这一个案，在方法论操作与目标预期上，能否视作为东南亚社会和历史演变总体进程的一个缩影来研究？提出这些问题，笔者是在回到笔者本文中的论点：即东南亚华侨华人的重要历史作用，应该像其他社区一样 —— 欧洲人和本土东南亚人 —— 被视为塑造东南亚历史与社会的一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的因素来重新评估。 再谈家族层面。如上论述，如果笔者的目标是通过华人商业网络来研究东南亚地方与地区史，那么，通过家族，笔者的目的是界定与描述华人商业网络(identify and delineate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笔者想问三个关联的问题来进一步阐明这点：第一，家族作为方法论手段(family approach)，为什么那么重要？第二，家族作为方法论手段的选择，如何反映东南亚华人商业经营模式的历史现实？第三，特别地，为什么笔者选择研究的林宁绰家族(Lim Leng Cheak family)和庄清建家族(Choong Cheng Kean family)那么重要？ 这样的选择出于两个实际的考虑。第一，为了跨越国家的政治与行政边界，必须有一个替代的社会或经济机构(institution)。该机构必须有能力在国家边界之外地区范围内行事(have the capacity to act regionally)，而又同时是社会经济事务主流中一个有影响力的扮演者。第二，就东南亚来说，这些特征很典型地适合华侨华人。诚然，华人苦力流动性非常大，他们的作用与贡献也很重要，但他们个体的详细情况在资料中很难或几乎看不见。幸运的是，这些大批苦力却与华人“头家”(Chinese towkays)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正是这些华人“头家”本质上都是按家族企业(family estate)的形式组织他们的经济活动和参予社会经济竞争的主流。这些华人“头家”和他们的家族企业，构成近现代史上东南亚华人企业特征的根本的形式。因此，站在舞台中心的是精英家族；他们提供了我们地区视角要求的跨行政边界的良好框架。 在学界地方史与地区史的文献著作里，家族作为方法论研究手段一直受到认同。在拉丁美洲，精英家族(elite family)几十年来一直是更好地理解现代拉美国别史与政治史的关键。由于社会政治结构的相对真空，这些贵族家族成为拉美历史从后殖民主义时代到二十世纪初过渡主轴。[18]在一份优秀的著作里，台湾雾峰林氏家族１７９２至１８９５年的发展被作为独特的透镜，以探讨更广阔的地方史和考察更大的关于中国绅士阶层的问题。最近，东南亚研究中涌现了一些新的有关家族方面的著作。著名的著作有中泰联系纽带中许氏家族[19]和菲力宾的政治精英家族[20]。在此，笔者或许需要重复和强调的是，家族的方法论研究手段，其目的是旨在研究地方史、地区史或国别史，而非孤立的家族历史本身。所以，在笔者上述讨论中，笔者并没有包括其他一些很好的家族史的研究，比如印尼三宝垄的黄氏家族[21]和东爪哇的韩氏家族[22]。同样，笔者也没有包括很多在东南亚进行的、以家族为传统研究手段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著作。 根据郎(Lang)的经典定义，“家族”通常指的是经济家庭，即通常由血缘、婚姻或领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成员组成、拥有共同预算和共同财产的基本单位。[23]特别地，在笔者的研究项目里，它指的是“移民华人商业家族”(the immigrant Chinese business family)。在东南亚背景下，“移民华人商业家族”至少有如下历史含义：第一，与中国祖先发源地相关联，移民华人有着传统农民社会与儒家文化的烙印，被视为“文化华人”(cultural Chinese)。第二，与居住国社会相对应，移民华人被其他社区如来人、英国人和印度人等重新界定，被视为“种族华人”(ethnic Chinese)。第三，与不同的经济活动和关系相对应，移民华人被卷入一个跟原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迥异的殖民资本主义市场。他们到东南亚是作为工资劳动者和资本家，被视为“商业华人”(business Chinese)。第四，由于相对缺乏国家主导的、融入居住地的社会机制整合，移民华人在居住地社会眼里被视为“异乡人”(strangers)，自己眼里视为“侨寓者”(sojourners)。这些重叠的历史含义意味着，对移民华人来说，“家族”作为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具有内在的重要意义。 在时间、空间和作用领域方面(time, space and arena)，所谓“移民华人商业家族”具体界定，有三个原则：第一，强调地方性，华人家族必须在或与吉打州有着较强的商业联系。第二，强调地区性，在吉打州的华人家族商业必须有更广阔的地区背景和功能。第三，强调商业性，华人家族必须至少在吉打州经济某一领域中扮演重要作用，比如鸦片饷码，碾米业，或典当业等。因此，这里“移民华人商业家族”可以是以吉打为基地的、来自吉打或槟城的著名华商家庭。如果他来自吉打本身，那么其以吉打为基地的商业必须与槟城或其他地区有着地区性的业务联系。如果他来自槟城，那么其以吉打为基地的商业应至少成为其商业王国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简言之，华人家族商业活动的地区风景(regional landscape)必须与其在吉打地方的鸦片饷码和碾米业领域等经济重要性相吻合。 根据这些原则，笔者确定并集中研究一串华商家族。他们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分散在吉打和槟城的华人商业社区。这些家族是林宁绰 (Lim Leng Cheak)、庄清建 (Choong Cheng Kean)、潘（林）兴隆(Phuah/Lim Hin Leong)、陈亚牛(Tan Ah Yu)、钟神祐(Chong Sin Yew)，林文虎(Lim Boon Haw)和林连登(Lim Lean Teng)。所有这些家族互相联系，或竞争关系，或合作关系。他们的身份都可以在中国、吉打和槟城等三个主要的世界里被确定。实际上，笔者也访问了他们在中国福建和广东的家乡村落，寻访了他们家族宗祠与坟塚，查访了他们的族谱与其他记录。同样地，在吉打和槟城华人商业社区之间，在海峡华人与新客华人之间，在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这些家族的分布面都很有涉及。这种包含与覆盖让我们能够呈现一个长期的进程与视角，从而，一方面在社区商业与领导层层面，另一方面在更广阔的东南亚殖民政治与经济发展层面，揭示承继与变迁的关系。正是这些高度流动的华人商业家族，扮演了地区经济整合发展的重要作用，代表了围绕其周围的一个更广阔的商业社区，重塑了地方与地区权力政治。同样地，也是这些家族，不仅提供了经验调查深度(empirical depth)的可行性，而且提供了更好理解多种族政治与经济竞争的可能性。作为切入点，作为组织单位，或作为透视镜的家族，其方法论的功用在于探讨动态的华人经济活动和情景化社区、社会、国家和地区的功能关系。因而，商业家族不仅成为研究东南亚地方与地区史的缩影，而且成为研究一方是如何影响另一方发展的参数。 ３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 也许笔者在荷兰之外的５国间、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经历，有助于进一步说明必要性和重要性之类的问题。１９９４年４、５月间，笔者第一次到英国调查时，笔者的任务是摸清和评估笔者研究课题相关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与背景文献，包括官方档案的性质、内容和各通信文件往来的流程，手稿与报纸收藏，以及其他文献。如有可能，收集一些经验的、能够成为将来潜在深层个案研究的材料，为以后研究打下初步的基础。实际上，到英国之前，笔者已为之准备了１０个月的时间：包括收集国际主流东南亚研究期刊最近２０年的书评；跟踪最近２０年北美大学亚洲方向（主要为东南亚和华侨华人）的博士论文与摘要；阅读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和社会经典著作，并且每读一本，导师要求必须写书评和与导师讨论等等；当然，也包括对研究地区的历史文献背景资料搜集。在英国，笔者工作的重点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主要为报纸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当然，也访问牛津大学罗德斯图书馆和剑桥大学英联邦收藏部的资料。离开伦敦回荷兰阿姆斯特丹前，笔者既满意，又担心。满意的是，以后两月的时间，笔者相信能够完成一份很有份量的研究课题申请报告。事实也证明如此。在当年荷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东南亚课题资助中，我们的申请获一等好评。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研究课题的真正开始，而不是结束。担心的是，前面的路太难；但笔者已别无选择。 这种担心在１９９５年，笔者第二次到英国研究的整整３个月里得到了印证。但因为有思想准备，这次调查依然围绕两大方面同时并行：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结构与脉络，和核心层次的、多种族、跨国界华人家族地区商业网络的形成与权力关系。实际上，目标很明确：即在已有的基础上，第二次英国研究任务，是穷尽那里的相关资料，为后来的中国南部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田野调查的拓展打下初步的基础和奠定方向。就这一点，英国的研究应该是很成功的。回阿姆斯特丹两月初步整理资料后，带着希望，１９９５年底笔者到中国南部的福建、广东的侨乡开始了几个月的调查，同时焦急地等待马来西亚首相署研究许可的批准。在侨乡，幸幸苦苦好不也容易找到了笔者研究的家族的村庄，族谱、碑铭与其他实地记录。但欢喜转瞬即逝：这些资料多是孤零零、一鳞半爪、支离破碎的；如何情景化地(contextualize)结合地区与地方大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与背景起来考察，依然遥远和艰巨。希望只好寄托在下一站东南亚田野研究上，因为在福建调查时，笔者相继收到从荷兰和新加坡转来的传真，笔者的马来西亚研究许可和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研究签证都办妥了。 １９９６年３月初，笔者第一次前往新加坡调查。原来的计划是一次性地呆至少３月以上。除文献与其他档案外，在新加坡，笔者的主要目标是一套保存完整的华文报纸《槟城新报》（１８９６－１９４１），希望能找到许多槟城——吉打华人社区的资料。但一连三个星期的马不停蹄的试点研究(pilot research)后，笔者失望了，也着急了：它并没有如人们宣称、像笔者期望的那样有很多实质性的资料。在征得荷兰导师同意后，笔者紧急改变计划，缩短新加坡的行程，立刻动身前往马来西亚。这次，宝全压在马来西亚田野研究上了。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整一年里，笔者在马来西亚田野档案研究，主要集中三的地方：吉隆坡，槟城和吉打。在吉隆坡，研究的重点是：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最高专员署（HCO files, 1896-1941）与吉打州政府档案(SUK/K files, 1921-35),马大图书馆的报纸与殖民部档案微缩胶卷，以及融入当地学者网络。在槟城，笔者的重点是：访谈华人家族后裔、探访寺庙、会馆与墓碑；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图书馆报纸与档案收藏；以及拜访当地学者和地方业余历史学家。在吉打，笔者的目标是：吉打苏丹通信（１８８２－１９２４）和吉打州政府档案（１９３６－１９４０）；访谈笔者研究的华人和马来人的后裔及族人；以及熟悉地方社会历史地理情况。笔者一年的田野与档案研究，主要是在这三地之间交叉穿插、往复来往、相互印证中进行的。辛苦和坚持，最终证明是有收获的。到１９９７年３月底，笔者再回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时，笔者已很坦然和自信了，方向与目标更明确、范围收缩得更小了。笔者重回到新加坡所藏的《槟城新报》（１８９６－１９４１）和其他英文报刊，以及殖民部的档案，进行资料补充与重新查找。第二次新加坡２个月的研究便很有方向和针对性了。 １９９７年７月，经一个多月的休假后，笔者用１４个月时间整理分析资料，写出第一稿。９８年９月，笔者得以机会应邀在耶鲁大学斯考特教授(James C. Scott)的研究所从事２个月的研究。回来后，联系理论文献与结构背景，半年的时间着手修改论文。这同样是值得的，因为它使得笔者毕业后，第三次到新加坡从事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和到日本京都大学从事半年的客座研究的机会，得以观察东南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感受不同学术气氛的机会。 从一开始，笔者就没有想要为华侨华人研究确立一个标准，而只是想呈献一个实例，一份注释，藉此希望能对华侨华人学科建设课题与讨论有所裨益。 --- 原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季刊）， 2003年第3期， 19-29页。 -------------------------------------------------------------------------------- [1] J.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nglish edition, The Hague and Bandung, 1955. [2] John R.W. Smail,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Autonomous History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 1961, No.2, pp.72-102; see also Laurie Sears ed. Autonomous Histories, Particular Truths: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R.W. Smai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No.11, 1993. [3] Harry Benda, “The Structure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1962, No.1, pp.106-138; see also Harry Benda,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Collected Journal Articles of Harry Bend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18, 1972. 有关其他重要讨论，请见：John D. Legge,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D. Cowan & O.W. Wolters, eds.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D.G.E. Hall,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388-404; Ruth McVey, “Introduction: Local Voices, Central Power”, in Ruth McVey ed. Southeast Asian Transitions: Approaches through Social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31. [4] O.W. Wolters, The Fall of Srivijaya in Malay History,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70, p.ix. [5] O.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2; see also his recent article, “Southeast Asia as a Southeast Asian Field of Study”, Indonesia, 1994, No.58(October), pp.1-17. [6] Heather Sutherland, “Writing Indonesian History in the Netherlands: Rethinking the Past”,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e, 150-IV (1994), pp.785-804; “Writing History of Southeast Sumatra: A Review Article”, Indonesia, 1994, No.58(October), pp.103-108; “Believing is Seeing: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Malay World 1700-1940”,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arch 1995, 26, 1, pp.133-146. [7] Ruth McVe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6, 1 (March 1995), p.8. [8] L. Blussè,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6. [9] C. Dobbin, Asian Entrepreneurial Minorities: Conjoint Communities in the Making of the World-Economy, 1570-1940, London: Curzon Press, 1996. [10] H. Sutherland, “Believing is Seeing: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Malay World 1700-1940”,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arch 1995, 26, 1, pp.133-146; Twang Peck Yang, The Chinese Business Elite in Indonesia and the Transition to Independence 1940-195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 A.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New South Wales: Allen & Unwin, 1996, p.ix. [12][荷] 包乐史 著，庄国土、吴龙、张晓宁 译 《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４－３５页。 [13] M.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 Williams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83-384. [14] H. Sutherland, “From the Particular to the General: Local Communities and Collective History”, Newsletter of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Singapore, No.1, March 2003. [15] Wu Xiao A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Network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Kedah and the Region c.1882-194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99. [16]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17]有关文献述评，请参阅，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pp.7-10. [18]请参阅，D. Balmore, S.F. Voss, and M. Wortman, Notable Family Networks in Lat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9] J. Cushman, Family and State: The Formation of a Sino-Thai Tin-mining Dynasty, 1797-1932,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0] A. W. McCoy, ed. Anarchy of Families: State and Family in the Philippin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ooperation with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 Yoshihara Kunio ed. Oei Tiong Ham Concern: The First Business Empire of Southeast Asia, Kyoto University, the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22] C. Salmon, “The Han Family of East Java: Entrepreneurship and Politics (18th-19th Centuries)”, Archipel, 41, 1991, pp. 53-87. [23] O.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p.13.

马丁·麦乐西是美国休士顿大学杰出历史学教授，公共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环境史、公共史、能源史和外交史，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扛鼎人物，曾经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1993—1995）、“公共史全国委员会”（1992—1993）和“公共工程历史学会”（1988-1989）的主席，是城市污染和技术变迁史研究的国际权威。出版了九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分别是：《公共政策和环境》（2004年），《排放的美国：城市、工业、能源和环境》（2001年），《环卫城市：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的美国城市基础设施》（2000年），《城市公共政策：历史模式与方法》（1993年），《托马斯·A·爱迪生与美国现代化》（1990年），《应对富裕：美国工业化时期的能源与环境》（1985年），《城市垃圾：1880—1980年的垃圾、改革和环境》（1981年），《1870—1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与改革》（1980年）和《珍珠港的阴影：1941—1946年关于突袭的政治争论》（1977年）。马丁的论著多次获得重要奖励，1972年初出茅庐就以“眼不见、心不想：1860—1920年美国的环境与都市垃圾处理”一文荣获全国研究生优秀论文“乔治·P·哈梦德奖”。《环卫城市》一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先后荣获“美国环境史学会”2000年优秀著作“乔治·伯金斯·马什奖”、“公共工程历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亚伯·沃尔曼奖”和“美国城市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城市史学会奖”。马丁教授曾经担任赫尔辛基大学和巴黎第八大学的访问教授，积极参与欧洲环境史学会和城市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在欧美城市环境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试图概述马丁教授对城市环境史的主要理论贡献；第二部分总结马丁教授研究美国城市环境史的主要成果；第二部分是作者对马丁教授的访谈，马丁教授就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申论，这对我们深入理解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朱尔·A·塔尔教授[1]也对相关问题做了简短而又独特的回答，本文将以注释的形式列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而日新月异，但对城市史的研究仍以“城市郊区化”和“回归城市的新都市主义”的争论为主线，忽视了对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这至少是不全面的，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是不适应形势的。相信马丁教授的研究会对我国的城市史研究和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有所启示和借鉴。一 马丁·麦乐西的城市环境史理论马丁教授从事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1971年在德克萨斯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的。当时美国的环境运动风起云涌，这是环境史研究兴起的时代大背景。但是与唐纳德·沃斯特等人的环境史概念不同，马丁认为环境史并非象社会史、政治史或城市史一样是一个特殊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从更广阔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视野来研究历史的工具，是观察我们社会的引人入胜的基本视窗。与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不同，环境史从时间、空间和与文字资料具有同样史料价值的景观三个方面来研究历史现象。它虽然不能完全改变传统历史学研究以人为中心的走向，但自然环境从此成为形成和认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因素。 环境史在兴起初期注重道德和政治呼唤，但在走向成熟时，环境史已经成为理解当前政策和和塑造今后的政策的强大武器。[2]所以环境史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事物的新视野，其次才是提供了新观点。马丁认为，只有这样认识环境史研究，才能给它以合适的定位并消除一系列由于定义不当而引起的复杂问题。[3]在这个大概念之下，马丁经过艰苦的研究和论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城市环境史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唐纳德·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史模式影响非常大。他认为，环境史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这里的自然指的是非人的自然，所以环境史研究的焦点应该是农村而非城市，城市是作为文化建构的人造环境，建筑史、技术史和城市史早已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新兴的环境史不必重复这个老题目，城市被他排除在环境史的研究主题之外。[4]但是，马丁教授并没有盲目崇拜权威，而是为了给城市环境史正名毅然进行探索创新。他的勇气首先来源于他对城市的热爱。马丁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日后还游历了欧美许多国家的城市，亲属中也有人从事环卫工作，所以从小就对城市的诸多问题感兴趣。但促使他走上城市环境史研究道路的主要或直接原因还是H·韦恩·摩尔根教授开设的关于镀金时代和环境史的研讨课。摩尔根教授鼓励并引导马丁研究城市环境问题，也帮助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这篇习作为他赢得了第一个全国性奖励，这种认可、褒奖坚定了他开拓城市环境史这一新领域的决心，即使被别人嘲笑为“垃圾史学家(Garbage historian)”也在所不惜。他坚信，城市环境史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环境史象关注荒野和自然保护一样关注所谓“人工环境”的时代很快就将到来。[5]马丁教授勇敢地向沃斯特的主导环境史模式发起了挑战。马丁认为，沃斯特的主张是不合乎逻辑的，与其说他的定义是精心思考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一个修辞的技巧性说法。他呼吁城市环境史学家要在前辈社会科学家开拓的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对城市成长和城市体系扩展进行生态分析的新概念，既要研究城市人工环境也要研究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马丁在检视城市环境研究的发展历程后认为其中存在三类问题：一是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仍然没能得到很好的定位和解释，城市环境的研究只是环境史的附庸而非有效整合，其中大部分仍然没有脱出城市史和技术史的窠臼；二是城市环境史虽然拓宽了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少数研究也吸收了城市生态学的有限知识，但其理论基础依然薄弱。三是现有研究多专注于狭碍的内在论和经验研究，多注重城市如何发挥功能，而忽视对城市如何对周围更大的自然环境发挥作用的研究。综合来看，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从理论上廓清城市的环境史特点。马丁梳理了美国与城市环境有关的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对城市环境的新认识。他认为，在此之前，诸如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已经研究城市环境，但缺乏历史视野。城市史学家更多地研究城市的成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并没有认真关注环境问题。环境史学家虽然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但实际上忽略了人作为城市居民的属性。所以，虽然出版了一些研究城市水污染、大气污染、噪音、废弃物、环卫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但没有从整体上研究美国城市环境史的著作，也没有对城市环境史的理论进行探讨的文章。不过，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都对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启示，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现在是一个环境和城市问题爆炸的时代。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城市的需求、功能和扩张导致了环境病。反过来，健康的城市生活要求我们理解和善待城市及其周围复杂的自然环境”。[6]也就是说，城市环境问题是一个急需研究的历史课题。新城市史的代表人物赫斯伯格顺应时代要求，呼吁城市史研究不能停留在把城市仅仅看作是一个地方的旧思维上，而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过程，其动力模式是三大因素（环境、行为、和团体经历）在更大的城市系统中的相互作用。[7]此后的城市史研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研究城市的成长和扩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与城市化的关系，并据此对城市发展进行分期。二是研究影响市民生活的城市形态和结构，引入了城市形象的概念。三是研究城市生活质量，从而把城市环境与人的反应直接联系在一起。[8]尽管城市史在研究环境方面有一定进展，但是它并未与环境史有机结合，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城市？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环境呢？马丁教授详细分析了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历程，从有机论、调节论、生态论、和系统论中吸收了有用的因素[9]，提出了自己对于城市的观点。他认为，城市不但与生态系统有隐喻关系，而且至少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或派生物。城市还是自然界的主要调节者，城市的成长模式和社会秩序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城市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10]应该说，对城市的这种生态学解释不但给批驳沃斯特把城市排除在环境史研究之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给城市史与环境史的融合、城市环境史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内在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城市环境史不但有了学科归属，其发展也名正言顺。在此基础上，马丁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宽泛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在此之前，塔尔已经提出了一个城市环境史定义，他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人造或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城市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这些改变对城市及其人口随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反作用”。[11]显然这个定义忽视了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塑造作用。马丁认为，除了塔儿提到的研究内容之外，还应该包括城市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资源与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和发展、以及人类活动的相互形塑。正由于此，城市环境史把城市自然史的研究和城市建设史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这三部分整合在一起。[12]城市既是自然的生态系统（这一思想早在18世纪末就已出现），具有象有机物一样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也是文化的建构，在某些方面区别于自然环境而与社会以及周边更广泛的自然系统紧密相连。因此城市环境史既与技术史、规划史、建筑史和政治史有关，也与它们有所区别，主要是利用城市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城市的成长、基础设施、污染以及与城市相关的自然环境的历史演变。唐纳德·沃斯特认为城市只是文化的建构从而把它排除出环境史是没有道理的，同样认为城市就是一个有机体的说法也是片面的。[13]应该说把“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进行僵化的区分是不合适的，自然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自然，它也是人类的文化建构之一，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非自然的事业，[14]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城市史学家关注城市本身，城市环境史学家研究城市的环境，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然肯定不是沃斯特环境史概念中的那个自然。具体说来，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城市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影响；社会对这些影响的反应以及减轻环境问题的努力；人工环境的发展及其在作为自然环境一部分的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环境史学毫无疑问也是长线的基础研究，它有什么用呢？它比传统的历史学在就业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呢？马丁教授在这一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初期的许多环境史学家被认为是环境倡导者，但环境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强烈响应。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和环境主义者也不会自觉吸取“历史教训”。当时还出现了严重的史学危机，年轻的史学家在历史学圈子内寻找工作的成功率极低，即使得到了职位，不但薪水低而且升迁机会少。马丁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城市环境史与公共政策史和工程史结合。他认为，城市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性质及其研究当前问题的历史根源的学术旨趣都会帮助年轻的历史学家跳出传统的束缚，超越狭隘的职业目标，积极向历史学圈外发展。1977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美国专业历史学家成立了“促进历史学发展全国协调委员会”，鼓励历史学家积极向公共政策领域发展，还提供许多可能需要专业史学家的新领域的信息，包括政府的环境项目和规划，政府中需要以历史分析为管理工具的办公室和项目等。也就是说要把学生培养成面向社会、贴近市场的而不是学究的公共历史学家(Public Historian)。其中一个广阔领域就是公共工程史，主要项目是历史自然和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历史学家可以和公共工程专家结合起来，把历史分析应用于处理当前的公共服务和环境问题。城市环境史学家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准备“环境政策法”委托的环境影响研究时提供历史分析（有说服力的资料和适当的分析框架）；研究申请专利时被忽略或拒绝的项目是否在当前可用；就城市规划进行咨询；为环境项目或为设立新项目提供专业证据（历史学家能鉴定历史证据的准确性和确定其适用范围）。到1980年代，公共史学也已走出为史学家寻找学术研究以外的工作的初期目标，转向了用历史学的通用方法技巧（研究、分析、解释、和交流）影响大众。实际上，城市环境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非常强调交流和重视受众。公共史学与城市环境史在环境问题上的融合与互动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15]城市环境史研究为专业历史学家和大众开启了互动的大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历史模式和方法应用于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处理；二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把环境问题展示给大众。例如文化资源管理（濒危物种保护区、国家公园、文化生态旅行等），诉讼支持和环境补偿（专家见证和补偿认定），博物馆（环境展览）、媒体（传播环境文化的绿色荧屏）、和历史学会（环境历史旅行），政策分析（用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影响联邦环境政策和大众的选择）等。[16]城市环境史研究者还可以成立历史咨询公司，通过向委托人提供历史资料和合理分析来帮助他建立信心。例如阿兰·奈韦尔的“历史研究同人有限公司”不但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和历史资源概览，也写自然资源管理史，还寻找有毒废弃物所在地的潜在负责方，还帮助诉讼方就水权、历史上的土地利用、河流的航行权等打赢官司或减免罪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的工作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有关规定，其次必须保守委托人的秘密，在与委托人的协议之下展开工作。某些国家机构也雇佣环境史学家来写历史、筹备展览、组织编写文集、或从事资源评估的工作。但必须注意不要成为“御用历史学家”（一味吹捧或为其辩护），也必须协调历史学家的兴趣和单位的特殊性与保密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机构史学家和专业史学家以及咨询员这三个角色之间要达成协调平衡。另外，无论是专业史学家、咨询员、机构史学家和咨询公司都应该设法普及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把自己学术化的成果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读本、儿童读物等；制成资料片或其它影视作品；与本专业圈子之外的专业团体讨论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举办更多的丰富多样的环境史展览；积极参与广泛的文化资源管理项目。一句话，就是要利用多种形式和渠道，把学术成果变成大众知识。二 马丁·麦乐西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以此理论为指导，马丁教授对美国城市环境史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是19和20世纪美国的城市——工业社会。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对接受外交史训练的马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认真补习了市政府如何运作、技术如何发展、城市服务体系的扩展、城市财政政策的特点、垃圾处理和能源供应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开始探索城市成长、城市污染和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研究显然已经超越了城市史、技术史和一般环境史的范围，开拓出了具象的城市环境史的雏形。198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全面考察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对城市成长的环境影响（污染和环境危机的范围，城市环境意识的出现，改革者在大规模的污染出现时为改善城市生活质量作出的努力。），并以其范围的全国性和时间的历史性以及对将来该领域发展方向的正确预言而被公认为城市环境史的拓荒之作。[17]综观其学术活动，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城市垃圾史；城市环境改革史；城市服务史；城市能源史；和城市环境正义运动史等。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马丁教授也深刻思考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功能问题。垃圾自古以来就存在，因为人类要生产生活就必然会排放和处理废弃物。但是垃圾问题却不是一直存在的，垃圾只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城市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垃圾问题是由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人口集中造成的。工业革命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虽然并非都是负面的，但确实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城市环境退化。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城市垃圾问题表现出不同特点：一是美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空间广大，人口少，但是这些条件并没有让城市免受垃圾和流行病的困扰。二是美国工业的急速增长与城市化同步，出现许多工业城市集中的、深受拥挤、污染、噪音、垃圾和有毒废弃物困扰的城市带，形成了大范围的环境危机。人口迅速流入城市加重了环境危机，死亡率上升。三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努力是零星的。在1870年代以前，美国主要解决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污水问题，而煤烟却被看成是物质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象征。水问题解决后，美国开始关注垃圾问题，承认它是工业时期的一个重要污染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固体垃圾排放量急速增长，超出了传统的收集和处理能力。但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垃圾是一种环境危害，而是把它看成是给人造成暂时不方便的讨厌事，因此只要把它移出人们的视线范围就算解决了问题。到1970年代，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了垃圾问题与美国的物质消费和资源保护的联系，告别了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然这种意识没有成为环境保护思想的主流，但是超越仅仅处理垃圾转而探讨垃圾的起源确实是一大进步。垃圾被认为是城市过程的一部分，是与人口增减、地理位置、气候波动、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纠结在一起的。解决垃圾问题的关键在于关注垃圾问题的“前端”即垃圾生成问题，要减少废弃物的生产而不是设法收集和处理垃圾。从此以后，主流的美国环境主义运动开始关注城市生活，探讨与荒野和农村不同的另一种环境模式。成功处理垃圾问题不仅需要对污染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技术发生改变，更需要城市环卫制度的改革。把垃圾问题看成是对整个城市社会的威胁的新认识促使城市居民把垃圾处理看成是市政公共责任，必须透过市政府的机制转换来解决，因为城市化规模的迅速扩大致使私人在垃圾处理方面无能为力。市政府要组织受过专门教育的环卫工程师形成垃圾处理的工作程序和计划，还要鼓励市民大众遵守环卫条例，促进公众参与清洁活动，说服他们采用更好的垃圾收集与处理方法。城市环境改革不但开创了美国历史上垃圾管理制度化的先例，而且对城市居民参与20世纪初的功利性保护运动和1960年代的生态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次改革也有局限性，它虽然注意到了物质进步只有在注重自然环境的质量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它确实没有反思并改革环境污染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质疑造成严重的废弃物的经济体系和社会。显然仅仅研究城市环境改革并不能完全揭示出治理垃圾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马丁教授的《城市的垃圾》一书超越了从政治改革探讨城市环境问题的做法，转而从“决策”的视角来观察污染政治和城市服务体系的发展，如工程师、卫生学家、市民领袖和市政官僚如何互动、私有企业如何承担公共职责、环卫技术的内在价值、政府的作用等。[18]尽管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马丁教授认为，城市垃圾与环境改革史的研究尚需继续努力，对诸如核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的运输形式造成的污染、公共环卫工程的发展、污染对特定城市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19]从城市垃圾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能源在城市污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上当时出现了能源危机，马丁教授逐渐深入到能源史研究领域。这里所说的能源主要指化学能、热能、机械能和电能。能源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有密切联系。薪材、煤炭、石油、电力和核能的开发对美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源被过度商品化导致了对其环境影响的忽视，在做出剥削能源的决定时几乎没有考虑能源的环境影响。另外由于美国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美国也就成了世界上能源最浪费的国家之一。从能源史的视角可以把美国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20年到1914年、美国实现工业化的时期。在美国工业革命中，薪材和煤是基本的能源，石油是主要的照明来源，电力系统得到了发展。煤的开采和燃烧既破坏土地也污染了城市的大气。第二阶段是从1914年到1945年，石油成为最重要的能源，电力的生产和使用量急剧上升。石油开采造成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油管泄漏，石油使用产生的问题主要是汽车尾气。第三阶段是从1945年到1970年，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对能源的需求超出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开始从全球组织能源供应。重化工业的污染弥漫全国。第四阶段是1970年代以后，能源危机严重冲击美国的经济和价值体系，核能得以大力发展。[20]能源生产和利用的环境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保护主义、效率运动和各种反污染运动都是某种对由浪费性或破坏性的能源实践造成的特殊威胁的直接反应。到1960年代末，现代环境运动和正在出现的能源危机的结合促使人类对能源利用的环境代价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反思。“大气质量法”、“清洁空气法修正案”、阿拉斯加输油管问题、三里岛事件等都与城市能源使用问题有直接关系。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服务系统作为城市的循环系统和表达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发展相关的当代环境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城市的功能和成长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不但形成了城市的基础设施，还规定了城市的生活质量。马丁教授从全国范围研究了从殖民时代到2000年的美国城市的水供应、废水、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环卫服务的发展、评估了它对城市成长和环境的影响。马丁分析城市环卫史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部分：第一是生态理论，它把环卫服务置于更大的有机环境范围内、评估它对城市及其环境的影响，据此可以把美国城市环卫史分为瘴气（臭气引起疾病的环卫思想）时代（从殖民时代到1880年）、细菌学革命时代（1880-1945）和新生态学时代（1945-2000）。第二是系统理论，认为环卫服务不光是一个有机体，还是一个特殊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与城市的其它部分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赖的更大系统。据此可以鉴别和解释环卫服务本身的功能、动力、结构和发展。第三是路径依赖理论。它源于经济理论，认为第一代的选择毁掉了后一代进行其它可用的选择的可能。也就是说过去的选择对现在的可能性形成重要制约。新技术使用时还会出现闭锁现象，先使用者会把后使用者边缘化，并闭锁了其它技术的使用，产生对次好技术的途径依赖。[21]在这些理论基础上，马丁教授主要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大众健康和生态理论对环卫服务实践的影响；主要决策者在决定提供何种服务中的作用——环卫人士、工程师、医生和政治领袖；这些选择的环境意涵。从这些具体研究中，马丁教授揭示了技术系统、城市成长和环境影响之间的紧密而又复杂的联系。环境正义运动因为主要关注城市有毒废弃物的问题自然就成为马丁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与环境正义相关的还有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平等。环境种族主义是传统的种族主义之有意或无意的扩展，主要指在政策制订、法律执行和把某个社区选定为污染工业和废弃物处理的地方等方面存在歧视。环境平等指在有关条例、法规和实践指导下平等地对待和保护所有民族，不偏坦多数民族。环境正义在外延上比前两者都要广泛，强调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安全和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空间。这里的环境不但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现在的分析家、决策者、媒体和政治倡导者更乐意用环境正义这个概念。[22]环境正义运动并不是从主流环境主义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其根源是1950—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催化剂是1979年的瓦伦抗议运动。从此以后，美国公众对有毒废弃物的关注就象对三里岛事件后对核问题的担心一样强烈，环境正义运动很快从“不在我后院主义(NIMBYism)”发展成“不在任何人后院主义(NIABYism，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环境民众主义(Radical environmental populism)。[23]它的迅速发展推动联邦环保局成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国会虽然至今没有通过环境正义法，但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2月发布了第12898号总统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为了达到环境正义的目标，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和低收入阶层所在社区的环境和人类健康状况。”由此可以看出，环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种族和阶级问题。从环境史的视野来看，环境正义运动提出了许多新研究议题，如环境正义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确切相互关系，是先有贫穷后环境恶化还是先环境恶化然后少数民族迁入？环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存在？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环境感知有何不同？环境正义运动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取向与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冲突；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主义运动本身的目标和性质问题等。[24]总之，马丁教授在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不但进行了大量理论建设，还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今后需要着力发展的方向。一是进行世界性的比较研究。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肯定不相同，但城市成长、污染、服务处理等肯定有相同之处。美国的经验是进行比较的一个有用的参照系。二是社会史研究与环境史的相互交叉。在过去三十多年，社会史大发展，影响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社会学家安德鲁·萨兹(Andrew Szasz)的“生态民众主义”对我们认识种族、阶级和性别在环境运动的演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非常有益。三是深化城市环境史与公共史的相互渗透。今年3月召开的美国环境史学会的年会就是与公共史学会合作，就两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马丁把自己的下一个研究计划确定为撰写《环卫城市》的姊妹篇《网络化城市》，探讨网络城市的交通、运输和能源系统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回答他开始研究城市环境史时所提出的基本问题。[25]三 马丁·麦乐西访谈问：城市史和环境史都是相对较新的分支学科，这两个不同研究领域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也复杂。环境史由于具有宽泛的关注点和多学科的视野而很有包容性。虽然环境史领域最初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但是把人放在一系列环境（包括城市）中来考虑似乎也是很合适的。城市环境史领域的大多数最初的研究要么研究城市内部的自然发展及其环境含义（例如污染的发生），要么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在许多情况下，“人工环境”被认为外在于自然，是人重塑自然或毁坏自然的产物。这种观点的主要内在假设是：城市建筑在本质上是非自然的，因此它外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至少与它相反。如此一来，城市就被认为是人对自然的入侵。这一视角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人类的建筑物或耕种物在本质上都是非自然的、或者假定耕种的不同形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换言之，就是把农业与城市建筑对立起来。通过这些假定，这个视角把人远远排除在自然界之外。它还假定非人的生命体形成的巨变——例如海狸形成的海狸坝——也必须用与看待城市建筑不同的眼光来关照。对我来说，这似乎与从历史角度研究环境所需要的基本前提是互相矛盾的。其实，城市史与环境史有合乎情理的交集。研究城市的内在发展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的城市生态学就需要也应该有一个历史基础。如果把城市看成是人为了不同目的而开拓的对象，那就肯定能把城市史和环境史协调起来。问：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着城市环境史与农业生态史之争，您如何评价农业生态史模式？如何整和这两种观点？[26]答：在某一段时间，您提到的这两种观点之间可能存在鸿沟，也肯定有观察环境和环境史的不同方式，但这更象是多元的视角而不是某种两极的冲突。我认为，由于学者们经常试图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这就形成了某种类型的知识鸿沟。其实，那些把知识资本全部投入农业生态观点的学者通常不探讨城市问题，同样那些研究城市的学者也很少跃出城市的范围。但我并不认为这会形成某种知识冲突。进而言之，必须在比诸如城市与乡村、城市与自然等更广阔的背景中考虑它们的“位置”。我坚信，大多数学术研究领域，这种类型划分现在不再会流行。这种类型划分流行的领域是那些以特定的环境为研究对象的领域，主导这种环境的是一种或另一种人类耕作方式、自然扩张性、经济发展等。令人有点吃惊的是，研究欧洲环境的许多学者比澳大利亚或美国学者在城市发展中投入的注意力要比研究自然多。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观察也存在粗率的简单化的问题，与20世纪的欧洲相比，10世纪的欧洲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对城市的关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局限的。最近出版的大部分环境史论著对问题的分析都很复杂深刻，都否定了简单的城市与农村、城市与自然的两极区分。学者们正在探讨超越了这两极的广泛问题。在许多方面，环境史的研究热点正在从旧时对“自然是什么”的冥思变成对新问题的探讨，这些新问题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新思维提出来的。对语言、感知、文化态度等的关注都要求我们超越诸如认为城市与自然必然发生冲突的静态建构。问：您心目中的城市环境史是什么？它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什么？[27]答：我认为，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自然资源既影响了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发展和人类活动，又被这些因素塑造的历史。因此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自然史和城市建筑史研究的结合以及他们可能的相互作用。这种复杂化也许没有必要，但是它包含了人的构造物和城市以外的世界之间的互惠关系。我并没有把感知、思想和形象包括进这个定义，但城市环境史实际上也研究这些领域。如前所述，重要的是不把城市排除出我们对环境、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理解之外。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城市处于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等大多数人类活动的舞台的中心。城市至少具有这样的优势，它提供了一个在全世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观察研究的对象和平台。所以，城市环境史的局限并不在于它的研究视野具有和地域限制一样多的局限性，相反，“城市历史”还包含了大量地域、位置、文化和环境的不同。城市环境研究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无限多样性。我不认为城市环境研究有明确的方法论，但我认为城市环境研究主要应集中于城市成长、基础设施和污染健康问题。大部分研究采用“内在论”的观点，也就是从内部看城市成长和发展的方式。威廉·克罗农和少数其他学者更多地采用了“外在论”的观点，把研究焦点对准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影响。这两种研究各有优点，但肯定需要用整体的理论视野来更好地整和。我也欣赏这样的观点，即从把城市与环境史中的关键主题相联系的生态观点来考察城市。但这需要更为谨慎的扎实研究。问：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克罗农教授研究芝加哥的著作？它是通向城市环境史的桥梁还是其它什么？[28]答：威廉·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拓性著作。他通过对物质流动和关键物资的商品化的研究把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这在弄清楚理解城市环境所必须的更大背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尽管这一研究赢得了广泛赞誉，但是很少有学者尝试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其他城市、或者深入分析《自然的大都会》曾经想展示给我们的问题。在更广泛的自然界中考察城市、认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一系列联系、探索更多的关于城市如何对商品、人和思想来说都象正在转型的机体一样发挥作用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研究的问题。可以肯定，这些问题中的许多已经得到解释，但很少是在环境史的语境中解释的。我对这本书的主要意见是它没有深入理解芝加哥本身。研究物质流入流出城市并不能说明城市本身是怎么转型的。城市的哪些特点受到了克罗农已经清楚解释的、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和环境冲击的影响？总之，《自然的大都会》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外在论”的城市环境史，而不是一部“内在论”的城市环境史。问：美国环境史学家正在重新建构“自然”概念，它的知识基础是什么？“第二自然”或“人工环境”的含义是什么？[29]答：我多少知道一点后现代主义知识争论对环境史学家更深入地思考文化、语言和感知问题的影响。长期以来，“自然”已经具有相当固定的内涵，但仍有关于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荒野等诸如此类问题的争论。环境史学家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上研究这种关系的变化也是绝对必要的。把自然看成是文化建构的概念似乎也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切入点。“第二自然”这个概念已经从许多方面得到了解释，但最常见的是用它来刻画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修正进而产生与原始状态非常不同的状态。我感到这个概念比较混乱模糊，因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关系似乎并不清楚。这似乎是在玩用不同术语就可以更好表现自然的文字游戏。“人工环境”过去常常被用于描述人类建构的自然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从自然界中的自然资源中抽象出来的，但被人类的行动改变了。不过，这个概念并没有考虑除人之外的其它动物的活动。海狸坝或蚁冢是不是人工环境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不是，那就意味着我们把人类活动明显地置于自然界之外，也就是说，蚂蚁和海狸完全可以在自然的节律中做自己的事，但人类行动是非常不同的，常常不但自外于自然而且诅咒甚至加害自然。这样思考会提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关于人类活动的问题，也会让人与自然冲突起来。如果不把人类活动看得如此复杂，可能会比较有利，但是必须把它重新整和进对在自然界活动的生命体的讨论中。如果我们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入侵，那么我们必须从把它看成是研究人在自然界发挥作用的大话语的一部分的角度来研究。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必然毁灭，因为这似乎否定了人的生物本质。问：您怎么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考虑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运动？由于它的核心是人类中心主义，那么这意味着环境主义运动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30]答：环境正义运动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权运动底色的政治运动开始的，它后来就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对环境正义的呼吁来自学术界、政界和草根民众。最初的许多论著是论战性质的，但是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一系列涉及环境种族主义的个案，就为研究环境正义问题提供了许多必须的经验事实。由于这个运动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开始的，因此环境种族主义的诉求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另外部分整和起来的行动团体也想把自己与传统的环境主义者分开。他们认为，传统环境主义者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问题，不重视城市环境问题。他们没有研究历史上的城市环境改革，但这些改革实际上弥补和加强了保护运动和荒野保护行动。环境正义运动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的更多的是穷人、有色人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悲惨命运而不是自然环境。虽然环境正义只是在环境史的范围内提出对种族和阶级的重要探索，但是它确实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学家现在必须直面这些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不过，认为废弃物的处理设施或有毒废弃物的排放点是被有意识的安排在有色人的居住点周围这个论点并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其实，环境种族主义的事例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在研究环境不平等时很难把种族和阶级分开。这些不平等经常影响穷人，也影响有色人。虽然环境种族主义的所有诉求不能得到全面证明，但是环境正义运动确实开启了讨论环境不平等问题的大门。从这一点来看，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探讨。对城市环境史学家来说，它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这些研究必须包括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内容。问：请您谈谈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的作用。[31]答：与一般的环境史领域不同，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大多数早期的著作都研究城市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代价，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这些问题。果真如此，各种技术确实在从制造设备到交通网络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能源利用和相关技术的变化就象各种城市服务的发展一样都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尽管技术在早期的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要比在荒野研究中的作用大得多，但是把技术理解成是对自然的入侵、是与自然力冲突的力量、最终会毁灭环境的认知仍然在城市研究文献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管他们研究城市、乡村还是荒野，许多环境史学家在把技术看成是有点外在于自然力或与自然力相对这一点上是十分相似的。最近，城市环境史学家正在慢慢地改变给技术贴上邪恶或毁灭性力量的标签的做法，把注意力转向研究对技术应用的选择及其对城市成长和发展的复杂影响这些方面。这种变化与技术史研究领域的转向完全是同步的。在技术史研究中，技术的文化建构在近几年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城市环境史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已经超越了仅仅关注技术问题的狭隘思路，转而研究一系列与其相关的问题，包括由非人类活动引起的景观变迁的问题，气候问题，围绕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往的环境史学家并不是有意回避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确实在其他学科中得到了更多的研究。总之，在研究人工环境时，技术和技术变化仍是研究的核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把环境史与技术史交叉融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尝试。问：“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有什么影响？环境史研究在未来会怎么发展？[32]答：很难回答“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以及诸如此类的恶性事件对人民生活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泰得·斯泰因伯格、麦克·戴维斯和其他学者已经对“自然”灾害做了一些研究，但没有直接涉及诸如“9·11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战争和环境的研究兴趣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它最终会把恐怖主义与诸如它的环境影响这样的相关问题整和在一起。有关“9·11事件”对纽约城造成空气污染的最新报道肯定会引起现在的环境史研究者的重视。两年前，我参加了“美国民用建筑工程师协会”就“9·11事件”举行的一次研讨会，我们讨论了“9·11事件”，也讨论了其它许多民用建筑问题。我知道，“9·11事件”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许多研究领域的文献中，但是可能是以很微妙的方式而不是成为研究的中心。象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并不太适合预测未来。不过，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是，环境史被越来越频繁地与“主流”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例如，种族、阶级和性别是大部分历史分支学科研究的重心，现在也成了环境史学家越来越感兴趣的领域。对大的历史趋势的解释也以环境史的论题为基础，例如泰得·斯泰因伯格新近出版的美国环境史著作。对环境观点和视野的文化建构的兴趣肯定也会把环境史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趋势联系在一起。大体上看，环境史可能会改变孤立的状态。我希望它的核心是在全球规模上研究广泛的历史问题，这种全球视野能把环境关注与许多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1]朱尔·A·塔尔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和代表学者之一。马丁·麦乐西曾赞誉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此，认为他的能量和聪明才智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编辑了多本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集，组织了多次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题讨论会，培养了多位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博士和青年历史学家。Martin Melosi, “Foreword”, in Joel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6, P.XXI.[2] Martin V. Melosi,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 mode of thinking”, in Shannon K. McClendon and Martin Melosi (eds.), Compara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Americas: Social, Cultur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Houston: Institute for Public History,1993, P.88, P.93.[3] Martin Melosi, “Public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15, No.4( Fall 1993), P.18.[4]参看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与美国环境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5] Martin V. Melosi, “Urban Pollu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eded”, Environmental Review, 3(Spring 1979), Pp.37-45. “Th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an: Prospects for Research, Teaching,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3(Fall 1980),Pp526-40.[6] Thomas R. Detwyler, Melvin G. Marcus (eds.),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Belmont, 1972, P.VII.[7] Theodore Hershberg, “The New Urban History: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the Cit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5(Nov.,1978), P.33.[8] Martin V. Melosi, “Th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an: Prospects for Research, Teaching,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3(Fall 1980),Pp528-532.[9]有机论认为，城市可以比做人体，是一个自然系统、一个转型的资源联合体，也是“第二自然”。调节论认为，城市是废弃物生产者，也是个“热岛”，还对水循环和大气都产生了影响。生态论比较复杂，把城市放在“生态复合体”中分析其空间模式、组织结构、生态扩张和组成部分的成长。系统论认为，城市是城市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系统不但是活动的，也是开放的，而且其中的技术系统既有内部影响也有外部影响。[10] Martin Melosi,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Urban Ecology: Frameworks and Concepts”, in Alan R. Berkowitz, Charles H. Nilon, Karen S. Hollweg (eds.), Understanding Urban Ecosystems: A New Frontier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 Springer, 2003, P.197.[11] Joer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6, P.xxii.[12] Martin Melosi, “The Place of the Cit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126.[13] Graeme Davison, “The city as a natural system: Theories of urban society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in Derek Fraser & Anthony Sutcliffe (eds.),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London, 1983, P.366. Spenser W. Havlick, The Urban Organism, New York,1974, P.12.[14] William Cronon (ed.), Uncommon Ground: 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P.25, 80-81.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orton, 1991.[15] Martin Reuss, Shelley Booksp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ians”, ASEH News 2(September, 1991), P.1.[16] Martin Melosi and Philip Scarpino (eds.), op cit, P.VIII.[17] Martin V. Melosi,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7.[18] Martin Melosi, Garbage in the Cities: Refuse, 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 1880—1980,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1.[19] Martin V. Melosi (ed.), 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 1870—1930,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P.207.[20] Martin Melosi, Cop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21] Martin Melosi, The Sanitary City: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14.[22] Martin Melosi and Philip Scarpino (eds.), Public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227.[23] Andrew Szasz, Ecopopulism: Toxic waste and the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nneapolis, 1994, P.6.[24] Martin Melosi, “Equity, Eco-racism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9, No.3( Fall 1995), P.11.[25]马丁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对两个基本问题发问开始的，一是城市如何适应自然界？二是蚁冢和城市有何区别？[26]朱尔认为，沃斯特的农业生态范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还必须研究城市和工业环境。在历史上，城市与它的农业地区和周边地区是相互作用的。城市既剥削城市所在地的环境，也剥削周边地区的环境。周边地区的物质流向了城市经济，反过来城市的物质也流向了周边地区，例如粪肥、废弃物等。[27]朱尔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是这样的历史，即人造的、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了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这种改变的结果反过来又如何改变了城市本身和它的人口。城市环境史有许多仍在扩展的维度，其中的大部分可以包括在我所说的“城市新陈代谢”主题之内。还有一些涉及城市景观的重塑和环境平等与正义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必须强调的是城市不是树，即不是有机体。[28]朱尔认为，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是研究城市周边地区的物质和自然资源开发、加工及其流进和流出城市的经典著作。不过，它并没有研究城市对其所在地的剥削和利用以及城市废弃物向周边地区的转移问题。[29]朱尔认为，如果出于描述的目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概念就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会被当成语言时尚来使用。人工环境是一个城市概念。根据我的理解，它涉及人类对城市基础设施及以此为基础的结构的建设问题。它不但包括基础设施的地上部分，也包括它的地下部分。[30]朱尔认为，环境正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全面的探讨，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把当前的标准强加给历史。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理解的是过去发生的变化。它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过许多其它的城市环境问题也是如此。[31]朱尔认为，技术是理解城市与环境的关系之关键。在历史上，技术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应该全面理解这些。更何况在这一方面胜者也是败者。人们应该避免把今天的标准强加给昨天的现象出现。当前也有许多有助于把环境从以前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技术发展。[32]朱尔认为，城市环境史将在环境史范畴内扩展，因为这个世界正变得更加城市化。不过，它可能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和文化维度，这将会与现在更多地关注基础设施和制度问题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哥本哈根会议已经结束，但“哥本哈根协议”仍是一个重大热点。根据大会的决议，在2010年1月31日之前，该协议由各个国家自行决定是否签署。这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必要重溯此次哥本哈根会议，来思考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的国际气候政治。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评估，地球对温室气体排放只有有限的容量，即有限的“排放量预算或碳的收支预算”。据西方一些资深经济学家估计，温室气体排放的年预算在万亿美元的数量级，比如著名的斯特尔报告作者斯特尔爵士就在其新书中断言，温室气体排放权实际价值的年预算保守估计至少1.2万亿美元。据一些在日内瓦长期追踪和参与各类国际谈判的研究机构和组织估计，气候谈判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可能已经超过了世贸谈判。奥巴马的哥本哈根协议2009年12月18日晚上11点，奥巴马在记者会上宣布了哥本哈根协议。更确切地说，这个草案应该叫做“奥巴马提案”，而不是哥本哈根协议，它由奥巴马主持起草，26国首脑或者谈判代表参与。在11点之前，26国之外的国家代表根本没有见到这个文件。于是，我们看到，在奥巴马宣布哥本哈根达成共识的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冲向复印机，复印这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却正被奥巴马宣布为共识，且丹麦主办国告知他们只有一个小时决定是否接受的协议。这种做法不太符合联合国民主机制和各国平等原则。而且，奥巴马的记者招待会时间正好选在G77国闭门会议期间，打断了77国内部的通报和协调，现场不少NGO观察员都怀疑美国是有意为之。在2009年12月19日凌晨3点多开始的讨论中，争论激烈。以美国英国为首力推，想把协议变成共识，而且一再强调只有协议变成共识，许诺的援助才有可能实现。一些被许诺的援助所诱惑的国家附议。明确站出来反对的尽管只有图瓦卢、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古巴代表等几个小国，但他们以减排力度不够或者违反民主规则等原因批评美国提案时，包括“基础四国(BASIC)”等代表团成员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拼命鼓掌。当发达国家占尽上风的时候，基础四国中巴西和南非代表说，这个协议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也可以是进一步谈判的基础。但到最后，当这个协议只是被注意(being noted)， 而不是成为会议共识，这些国家又转了调门，比如南非代表又发言说这个协议是奥巴马总统的提案,尽管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参与帮助了起草，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一定全盘同意和愿意签署。这些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发言，凸显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简单分析一下哥本哈根协议，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该协议的立场差异为何如此之大。比起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发展中国家不断让步，而发达国家责任减少很多。首先，发达国家没有近中期(2013-2020年)量化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整体和国别的减排指标。每个发达国家自行填入承诺减排量，且发展中国家也要将国内减排行动目标和政策填入附件，在同一协议文件下与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一并予以反映。这进一步模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是对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中所一再重申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削弱。而坚持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轨机制，一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原则。第二，发展中国家自我减排(没有任何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的自我减排)每两年通过国家信息通报进行汇报，以此为国际咨询和分析(提供方便)，奥巴马总统在其新闻发布会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尽管也说了国家信息通报要确保国家主权得到尊重，但这也为西方借此提出更多要求开了一个口子。第三，尽管协议把“2度”目标写入，但或许是画饼充饥。发达国家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如此之低(比如美国2020比2005减14-17%，只比1990年减0-4%)，以至于有不同的NGO和科学机构都估计，按这一方案，全球气温升幅将直奔3-4度而去。考量利弊在1月31日之前，由每个国家自己决定是否承认和愿意签署哥本哈根协议。这对于基础四国来说或许是一个两难。在我看来，对于基础四国而言，签的结果是：第一，尽管落实了协议中规定，但是，依然会继续受西方媒体攻击，可能会被欧美当作哥本哈根协议不足之处的替罪羊。在西方生活有年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温良谦恭让不会被感激。这一次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比如，中国拿出最大诚意，提出40%-45%的强度减排目标，其力度之大连许多欧美相关专业人士也赞赏：比如在12月16日的一次讨论会上，英国气候大使John Ashton 就承认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某些方面规划目标已经超过欧盟现有规划。但是，西方一些媒体依然找到种种借口批评中国。第二，基础四国可能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批评，这对下一步谈判不利。本来这些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和基础四国联合要求欧美深度减排，同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和资金援助力度。第三，基础四国本身也会因为西方实际减排量太少而深受其害。事实上，中国和印度都是气候变化十大受害国之一。因为气候变化，喜马拉雅冰川群是世界上消失速度最快的冰川，许多冰川的消融速度之迅速达到了每年15-25米。 随着这些冰川融化甚至消失，水资源减少并且降水变动性的增加，中印两国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已经在恶化中。如果将全球升温限制在两度，但实质上直奔3-4度而去的哥本哈根协议，将使这个问题雪上加霜。第四，欧美可能将会利用基础四国对协议的支持进一步弱化联合国谈判框架，把谈判重点更多转移到双边或者经济大国论坛(MEF)之类更方便其施加强势力量的场合，这同样对基础四国不利。如果不签，那么结果可能是：第一，协议中的让步作废，在墨西哥重新再谈——这未必是坏事，无论是对让步太多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对许多因为减排力度太小而失望的环保主义者。第二，继续受西方谴责，但和签的结果没有本质区别。第三，气候变化受害者的小国和弱势群体，或许会把基础四国和美国分别对待。第四，不失去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盟友。正如南非代表此前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个协议是奥巴马总统的提案，尽管其他国家也参与帮助了起草，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一定全盘同意和愿意签署。这也是谈判现场的事实。如何选择，这是基础四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中国可以做什么？如果西方在气候问题上进一步来指责中国的话，那么中国可以考虑做出以下应对：首先，团结好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坚持气候谈判的民主原则，强调西方减排力度不够，技术和资金转移不足，等等。第二，凸显中国作为气候变化受害者的一面，比如青藏高原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冰川消融草地退化，宁夏等地由半干旱向干旱发展，等等。指出如果发达国家减排力度不够的话，将会极大损害中国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第三，中国可以考虑建立中国气候基金(中国超过两万亿外汇储备中，或许可以考虑拿出其中一部分投资于中国气候基金)，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但本身要大力减排，现在也有能力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一份贡献。同时，这可以帮助中国的低碳技术和企业(风能，太阳能热水器和发电，沼气池，等等)走出去，在资金和技术支援方面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和环保的双重目标。这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赢的路径。中国一方面要有受西方言论指责的思想准备，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改善公关，把我们的立场明确、友善地表达出去，尽量赢得更多支持和共识。欧洲应加强与中国合作美国在气候谈判方面一直以来力图打造G2印象，这不利于中国。本来，在谈判中，中国一直坚持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和原则下的多边谈判，可惜，中国的这个立场被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媒体等刻意误解。哥本哈根进展微小，实质原因是美国毫无减排诚意。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普遍关心的技术转移、资金援助问题被美国阻挠而没有什么进展。可以预见，美国的下一步自然是继续削弱联合国谈判框架，把谈判重点进一步转移到双边或经济大国论坛(MEF)等更有利于美国施加其影响的地方。中国必须对此做出应对，更加清晰地表述对联合国多边原则的支持。这一次，欧洲也有苦难言，其环保和减排诉求被美国大力削弱，尤其是丹麦主办方不得不多次扭曲或违背联合国规则以求迎合美国，丑态百出。欧洲关于哥本哈根有种种不同声音，基本上都承认失败，有批评中国的，批评美国的，也有批评丹麦的。英国作为美国喉舌指责中国，多少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英国的根本利益，究竟是和美国一致，还是和欧盟一致，其自身定位也一直犹豫不决。所幸的是，欧洲其他国家并没有全力跟进。其实，欧洲在过去几年气候政治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严重不足。欧洲作为发达国家减排努力的先行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减排努力的先行者，或许应该考虑通力合作共同向没有减排诚意的美国施压，并由此推动全球的减排行动。这一次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有助于欧洲部分有识之士看清欧洲的失误，反思并调整方向。中国也应该更加明确地反对G2说，这将有利于欧洲心态向有利于中欧合作的方向转化。

王东宾译一、 前言：雅虎！ 马克·诺贝尔（Mark Knobel）是一位毕生与新纳粹主义斗争的法国籍犹太人，这场斗争促使他经常浏览互联网和美国网站。2000年2月，身在法国的诺贝尔，到网上搜索纳粹纪念品。当登陆到雅虎网站的拍卖网页时，他惊讶地发现网页上摆出了大量的党卫军万十字章、SS匕首、集中营照片、纪念复制品，在法国很容易买到这些物品，而服务器却由互联网巨人雅虎设在美国境内。1 早在两年之前，诺贝尔就发现美国在线网站上有纳粹内容，他扬言发动一场公共关系论战。美国在线马上关闭了这些站点，诺贝尔以为这次向雅虎提出类似的威胁也会奏效。但他失算了。事实证明，美国在线是特殊的个案。由于身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在线总是对公共关系、政治和政府权力高度敏感。在屏蔽有争议的内容方面，它比其他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更彻底。 雅虎恰恰相反，它是1990年代硅谷网络泡沫的产物。从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杨致远（Jerry Yang）和大卫·费罗（David Filo）以业余开发雅虎为乐起，到2000年雅虎已经成长为“门户之王”。那时，雅虎的接入用户数比其他任何网站都多，2000年初股票价格达到每股475美元。2拥有百万身家的雅虎领导人杨致远自信且高傲——他“喜欢雅虎的一般定义：‘粗鲁、不谙世故、桀骜不驯’”。3被不断膨胀的市场份额迷惑，他认为政府将保持缄默，言论控制也将无所作为。面对来自遥远国度的活动家关于仇恨言论及触犯法国法律的投诉，雅虎公司只是耸了耸它的高科技肩膀。 诺贝尔并没有退却。2000年4月11日，他代表反种族主义和抵制反犹主义等国际团体，在法国法院起诉雅虎。他提出，雅虎的拍卖触犯了法国禁止纳粹物品在其境内流通的法律。“这些拍卖在美国可能并不违法”，诺贝尔说，“但只要你进入法国国界，就绝对违法”。4法国方面的代理律师罗纳德·凯茨（Ronald Katz）补充说，“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一切的相反是幼稚的。它并没有改变一切。它并没有改变法国法律”。5 雅虎收到来自巴黎地方最高法院(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的传讯，审判由简·雅克·戈迈兹法官（Jean-Jacques Gomez）主持。杨致远对此作出回应，“法国法庭意图在自己并不控制的领土上审判”。6雅虎的公共关系团队提醒人们允许国家政府控制互联网内容将导致的可怕后果。如果法国人的法律适用在美国的网站，那么理应认为德国人或日本人的管制政策同样有效，沙特的或中国的法律亦如此。“如果你每天醒来都不得不问自己‘我该遵守谁的法律’，那么将很难进行商业活动”，雅虎的副总裁希瑟·基伦（Heather Killen）说，“我们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法律，但只有一个互联网”。7 杨致远信奉1990年代的传统理念，认为戈迈兹法官只能在法国合法行使职权，并不能干涉雅虎设在加州的服务器上的内容。他认为，法国政府绝对无权针对美国境内的一台服务器。 对法国官方而言，即使仅限于法国境内禁止纳粹网页也绝非易事。“主权”互联网（“sovereign”Internet）的两位拥护者——大卫·波斯特和大卫·约翰逊评论到，“相对政府当局掌握的资源而言，跨国界的电子通信数量实在太庞大了”。8即使法国官方能识别并阻止违法的离岸网站，同样的信息却可以放在法国境外的镜像站点上。而且，互联网的分布式路由系统，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即使在中转点被屏蔽、损坏、摧毁的情况下，仍可通过点对点传输信息。约翰·吉尔莫（John Gilmore）对此有经典的概括，“网络将审查视作故障，并通过路由绕道而过”。9为了过滤所有的纳粹网页，法国需要关闭境内所有的互联网接入点——这似乎是难以完成的重任。并且法国的铁杆网民可以使用电话线通过国外接入商进入互联网，即便完成这项工作也不会完全奏效。 因此在1990年代，互联网似乎颠覆了个人行为与政府权力间的和谐状态。某些人，如杨致远，对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更多人感到气馁。雅虎案期间，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互联网对传统版权法和税法的威胁。互联网科技正在“消除国界”，并掏空政府权力，他警告，“更严重的麻烦事不断产生，我还没有听到有何良策应对”。10在1990年代晚期，互联网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将削弱民族——国家的实质内涵，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这并不是说法律无足轻重，而是民族——国家丧失了中心地位”，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的创建者和主任说，“互联网”，他总结道，“不可能被规制”。11 这样一来，雅虎在戈迈兹法官面前表现出的无畏精神就合情合理了。按照当时的标准，诺贝尔阻止雅虎违触犯法国法律的努力似乎是过时的、不伦不类的，螳臂挡车、注定要失败的。 巴黎最高法院位于塞纳河上的西岱岛，这个法国现代文明的发源地，离圣母大教堂仅几个街区。它坐落在令人流连忘返的旧时王宫大楼内，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Marie Antoinette）和数千人曾被囚禁于此，直到在另一场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正是在这所古老的建筑中，雅虎的律师们将对抗法兰西的传统与光荣，来捍卫互联网的正统信仰。 戈迈兹法庭的辩论，凸显了对民族国家的衰落并非没有争议。诺贝尔的律师宣称法国拥有保护自身不受来自美国的非法纳粹商品销售侵害的主权，并质问雅虎解释为什么它可以游离于法国法律之外。一名反纳粹律师指出，“法国法律不允许在出版物、电视或广播等媒体上出现种族主义，而我看不到互联网可以不在此列的原因”。12 这段简单的质询已经让雅虎进退维谷。如果雅虎在法国造成伤害，为什么它比其他“真实空间”的跨国公司更能免于制裁？福特汽车公司必须遵守产品销售地国家的各种安全与环境法律。为什么雅虎可以不遵守它进行商业活动国家的法律呢？ 雅虎用“不可能”辩护来回应。如果福特发现遵守法国的环境规制成本很高，它可以在不损害其他市场的情况下撤出法国市场。但雅虎认为它所处的形势不同。它下设了一家法语网站（yahoo.fr），并遵守法国法律。与福特公司不同，雅虎公司没有能力识别用户来自哪里，因此无法控制商品流向何处。如果迫使雅虎遵守法国法律，它必须从美国服务器上撤下所有的纳粹物品，因此雅虎用户不论来自何处都无法购买，这导致法国的法律通行全世界。 2000年5月22日，戈迈兹法官做出判决，在初审基础上，驳回雅虎的辩护。他判决雅虎在美国的网站违法了法国法律，责令雅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来自法国用户的访问，不受Yahoo.com网站上非法纳粹物品拍卖的伤害。13 雅虎拒不服从。杨致远回应，“我们不会改变公司在美国网站上的内容，仅仅是因为法国有人要求这样做”。14案件并没有结束，雅虎按地域过滤其用户的能力成为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雅虎有恃无恐。杨致远说，“要求我们按照用户国籍过滤网站浏览权利，这是非常幼稚的”。15 雅虎的“不可能”辩护反映了世纪之交关于互联网架构的看法。网络并不是按照地理区位因素构建。IP地址（每台电脑的网络身份证），域名（如mcdonalds.com或cnn.com），电子邮件地址，均没有设计成能反映网络中计算机的地理位置。即使域名和电子邮件带有地理信息——如toystore.fr或tonyblair@gov.uk——也是不可信的。那家玩具店的网页可能在德国一台电脑上（数据可能传输到数个国家），或者可能是卖给或转让给法国境外机构。而布莱尔首相，可能在意大利度假或者访问美国时阅读他的邮件。 结构的现实意味着对1990年代的用户而言，互联网技术不能确知他们的邮件和浏览的网页来自何方，因此他们也不知道会触犯哪国的法律。1997年约翰逊和波斯特谈到，“在网络空间上，地理边界不再是提醒人们进入新的法律地区的指示标”。16法国法律适用于雅虎看起来不太合理，一个原因就是雅虎无从得知特定的用户来自何方，亦无从得知他们应遵守哪国的法律。 法国试图规制雅虎公司似乎不合理还另有原因。对互联网公司和用户而言，面对各国不同的法律时，为了避免法律危险，理性选择是遵守它们中最严格的法律。网络国别控制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最不理性政府的暴政。“我们正在触动底线”，科技与民主中心的阿兰·戴维森（Alan Davidson）评论雅虎案时说，“对互联网内容的最严格条件——不论来自国家——对全世界人民都会产生影响”。17 欧洲的一个老笑话恰如其分地点出这个问题。天堂里有法国的厨师，英国的政府，瑞士的火车，意大利的情人。相反，地狱里有法国的政府，意大利的火车，英国厨师，瑞士的情人。互联网的国别管制似乎昭示着类似的场景：一个拥有新加坡言论自由、美国民法、俄罗斯商法、中国民权的世界。 戈迈兹法官限定雅虎两个月内提出如何屏蔽法国冲浪者。休庭期间，希瑞·霍利（Cyril Houri），一家美国新技术公司Inforsplit的创立人，联系了原告律师史蒂芬·里奥提（Stephane Lilti），告知他已经开发出一项新技术，可以基于地理信息基础上识别和屏蔽互联网内容。霍利飞到巴黎，并在里奥提的电脑上掩饰了这项技术。他们被屏幕上显示的信息震惊了。雅虎宣称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服务器，实际上安放在斯德哥尔摩！雅虎在瑞典安装了其美国主站的实时更新镜像站点，以便于欧洲用户更快登陆。18 7月24日再次开庭时，雅虎的律师们再次坚持基于美国的网站识别并过滤法国访问者，在技术上不可能。里奥提在庭上以霍利的地理识别技术来回应。他指出，在法国的雅虎拍卖活动，实际上并不来自美国的服务器。他指出，假设世界各地计算机用户平等地接入任何一个网页，是绝对错误的。如果雅虎可以从瑞典的服务器锁定法国用户，它就可能识别用户的地理位置，并且如果它愿意，也可以屏蔽该用户。 戈迈兹法官谨慎地回应了这份看似鲁莽的断言，并邀请三位互联网专家评估雅虎屏蔽法国用户的技术可能。这三位专家分别是互联网之父文顿·瑟夫（Vinton Cerf），英国互联网专家本·罗瑞（Ben Laurie），法国技术人员佛朗克斯·瓦隆（Francois Wallon）。专家报告对雅虎是灾难性的。它基于2000年底的技术条件——即霍利的身份认证技术和国籍的自我报告技术——得出结论，雅虎能够有效屏蔽90%以上的法国用户。19 基于这份报告，2000年11月20日，戈迈兹法官做出了意义深远的最终判决，再次判决雅虎网站上允许交易纳粹物品触犯了法国法律。20法官断定法国的法院有权处理雅虎公司及其服务器，因为该公司有意将禁止的纳粹拍卖活动指向法国。他指出，法国网民访问美国雅虎网站时，雅虎会出现法语广告。这不仅表明雅虎迎合法国用户制作内容，同时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进行地理位置识别并屏蔽用户。21法庭承认百分之一百的屏蔽不可能，但责令雅虎尽最大努力屏蔽法国用户。22 雅虎仍然非常愤慨。它宣布除非美国法院要求这样做，否则雅虎将无视戈迈兹法官的判决。23判决一个月后，雅虎在美国提起反诉，希望美国法院驳回法国的判决。法国雅虎主管菲利普·纪尧姆（Philippe Guillanton）说，“我们希望美国法院能够确认，非美国法院无权要求一家美国公司如何运营”。24 然而，雅虎面临一个难题。尽管认为法国法院不可能在美国行使权力，但雅虎在法国也拥有资产，包括从法国获得数量可观的补贴收入，这些资产有被查封的危险。25戈迈兹法官警告雅虎，2001年2月前它必须执行判决，否则将面临每天10万法郎（约合13000美金）的罚款。26雅虎经常往返欧洲、受当地法律约束的管理层，开始通盘考虑此事。 2001年1月2日，雅虎突然妥协。它从拍卖网页上撤下所有纳粹物品，声明它“将不再允许与促进或拥护暴力仇恨的团体有关的物品，放置在任何雅虎旗下的商业设施上”。27它力不从心地宣称，此举是因为纳粹物品拍卖带来的社会影响，而非法国的裁决。雅虎发言人声称“社会整体上是反对这类组织的”。28但法国制裁的威胁迫在眉睫，这预示着如不服从，雅虎将被肢解。 戈迈兹法官判决不久，雅虎对按地域屏蔽的抵制开始松解。2001年6月，雅虎宣布与阿卡麦公司（Akamai）达成交易，使用该公司的地理识别技术传输地域相关广告，从而“提高广告的针对性”。29雅虎的一名律师——玛丽·维丝（Mary Wirth）勉为其难地承担后续工作，解释雅虎在地理识别技术上前后矛盾的态度。“我们坚持······法国法院的判决并不是百分百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必须百分之一百地确认法国用户，而这并不可能。[然而], 这项技术却非常适合用于定向广告”。30 后来雅虎进一步开拓业务。1999年，雅虎在新兴市场投资：中国。当雅虎初次进入中国市场时，它宣布雅虎中国将“为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提供便捷的链接，使之享受到雅虎为之量身定做的系列服务”。31但中国政府对公民需要什么有自己的看法。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政府要求雅虎过滤有可能损害或威胁国家统治的内容。实质上中国要求雅虎做政府的互联网审查者。 我们无从得知，做出决定前，雅虎内部是与否有长时间的争论，是否搜寻过他们的自由主义灵魂。但我们知道在2002年，雅虎没有如几年前那样飞扬跋扈和骄傲自负。2002年夏，雅虎的股票跌至9.71美元一股，而在2000年时，股价为475美元一股。32新的更好的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座右铭是“不作恶！(Don’t be evil)”，成为互联网信息检索领域的新宠。雅虎必须有所作为，而中国市场预示着未来。 2002年夏天，雅虎悄然接受中国的要求。它签署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Public Pledge on Self-discipline for China Internet Industry），保证“监控国内外网站的内容”，并“拒绝接入散布有害信息的网站，以保护中国网民免受不良信息的影响”。33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执行董事肯·罗斯（Ken Roth）批评雅虎承诺“识别并阻止传播中国当局或公司反对的任何信息”。34 到2005年，雅虎彻底转向。互联网言论自由运动的宠儿变成了中国政府思想控制的代理人。今日雅虎为中国网民提供一系列审查产品。它的中文搜索引擎并不反馈全部结果，而是屏蔽被认为危害公共秩序的网站。雅虎的大众聊天室装有特征过滤软件，以抓取“多党选举”或“台独”等禁止字段。它同时使用人工或软件监控聊天室的谈话。这些做法导致2004年记者无国界组织给雅虎贴上“中国警察附庸”的标签。35 2005年秋，中国记者师涛向美国一家民主网站发送了一封邮件。在邮件的附件中，他上传了中国政府的保密文件。但师涛犯了一个错误——他使用了雅虎的电子邮件账户发送这份文件。当中国当局在美国网站上发现了这份文件，它要求雅虎公司协助识别发送者。雅虎同意了，师涛被判入狱10年。曾经的互联网自由之王——杨致远，如何解释其公司的新角色呢？“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商业活动，我们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杨致远解释到，“我并不喜欢这件事的结局结果”，他补充到，“但我们必须遵守法律”。36 雅虎的故事集中展现互联网的转变，从抵制国家法律的技术，转变为促进其执行的技术。但互联网对民族国家的挑战，远比雅虎故事展示的深刻，而民族国家的回应也更复杂，有时犹豫不决。为了理解过去二十年间的转变，我们必须从解释缘何这么多人相信互联网会超越主权国家的法律，并荡涤民族国家的腐朽之气。这是本书第一部分的任务。

无论是在历史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文本，刘禾的这本书都是一本重要的作品。这个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刘禾把符号学与话语分析结合起来，以此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论。这本书的取材，每一章很不一样，看起来好像是指向完全不同方向的。但是，刘禾试图将她所说的对福柯之后的思想史方法的探讨贯穿整个的解释系统，进而提供现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野。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符号学和话语理论是她解读文本的方法，刘禾由此展开了一个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历史世界和思想世界。这一点，与通常历史研究把历史材料当证据而不是当文本的方法非常不一样。文本细读的每一个切入点都很小，但勾连文本的意义世界的语词却极为关键。作者显示了很强的解读能力，通过文本、语词、细节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勾连，揭示了思想世界背后的话语政治和权力关系。从这点来说，与这本书取材的非连贯性相映照，它的观点和方法的连贯性非常强。这本书有两个主要的对话对象。一个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国际关系研究和现代史研究中的费正清这一派，而且也是贯穿在中国研究中的多种现代化叙述，尤其是这些叙述提供的现代化的目的论。现代化的目的论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已经面临许多挑战，但在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研究中却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中国有关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普世价值的争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套现代化论述的基本框架。 我记得刘禾曾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谈及对当代鸦片战争研究的批评。当代中国的近代史研究逐渐地抛弃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移植了美国近代史研究的许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刘禾对话的对象是双重的。这部著作的另一个对话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这一点从她的书的标题和里面的叙述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她批评的主要对象，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叙述跟其他的现代化叙述共享着目的论的历史观，她也必然涉及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叙述。也正是通过对上述历史叙述的对话，她转换了近代历史叙述的一些范畴，比如她不再讨论帝国主义问题，而是讨论帝国问题。帝国与帝国主义是经常可以互用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这本书的方法论主要是符号学和话语分析，但若以政治立场言，则主要是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叙述共享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但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植根于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其他政治和文化形式是从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扩张体系，它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表达是帝国主义，它在区域和人口关系中的表达是殖民主义。但所有这些层面的扩张都与一个叙述的重心相关联，这就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及其与近代国家形式之间的结合。刘禾受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她把帝国问题扩展成为整个近代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这跟传统的历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这一基础范畴上分析帝国主义现象，后殖民论述把帝国和帝国主义扩展成为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其中文化方面是重新解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许多的理论家试图对帝国和帝国主义做出区分，他们从不同的传统比较帝国和帝国主义，萨米尔·阿明、汉娜·阿伦特从不同的角度对此所做的论证就是常被引用的例子。但是，后殖民研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将帝国主义描述为一个贯穿漫长历史的现象，而并不必然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相关联，这样也就打破了早期社会理论在帝国与帝国主义之间做出的清晰界限。从一个符号现象来看，帝国主义是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时代。因此，后殖民叙述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叙述近代殖民主义现象：是以民族国家为内核的帝国主义现象，还是帝国的现象？对这一点的不同回答也直接影响到对主权的论述。 这本书在主权的论述上有一些特点。首先，我注意到刘禾引用了卡尔·施米特的观点，突出了主权作为例外权力的特征。卡尔·施米特的主权例外论是在与自由主义法学的对话中产生的。自由主义法学的特点之一是把现代国家看成一个非人格化的、纯粹程序的法的体系，但施密特认为主权不能从这个纯粹程序化的法制体系中推导出来，它是例外的权力。这个论述里面的主权可以追溯到君主的权力。施密特认为现代国家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世俗化的神学世界，看起来是非人格化的程序，但实际上永远无法摆脱其人格化的特征。在刘禾的叙述里面，在第五章对维多利亚女皇和慈禧太后的论述中，多少可以看到这一点，即主权体系跟人格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叙述针对的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法学理论，因为它发现了民主法制体系背后的主宰性人格，也因此揭示了现代主权的特征。这个逻辑与规范化的民族国家理论是对立的。按照刘禾的概念，现代的主权是一个符号化的、高度抽象的主权体系。这个主权体系经常把自己描述成跟传统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主权模式，但福柯、施密特和后殖民主义理论都试图揭示两者之间的连贯性—尽管这三者的立场有着重要的差异和对立。马克思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后殖民分析强调现代权力的政治面和文化面。 刘禾的切入点是符号问题。衍指符号（super-sign,用衍指符号翻译这个英文概念很特别）是她的叙述里面很有趣的一点，这也是她将话语分析嫁接到符号分析中产生的结果。她一方面从符号的角度入手来分析这些现象，但另外一方面又侧重分析符号所承载的军事和政治权力关系。军事化过程在符号技术发展当中产生过巨大作用。刘禾举了《鲁宾逊漂流记》的例子，强调礼拜五是怎么被抛入这个权力关系之中的，追问这个事件发生的动力机制。里面引用了一个细节，关于枪在礼拜五与鲁宾逊之间的关系形成中的作用。在解释这个关系的时候，刘禾引入了阿尔都塞的询唤机制，例如警察与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一询唤机制的产物。从这点上说，她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有关系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从葛兰西的霸权学说，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询唤的理论，都试图分析出国家机器的两种不同的功能，即强制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刘禾强调现代世界的构造也是符号生产的过程，但同时反复揭示这个符号化过程与强制性权力之间的非常隐秘的联系。现代的权力体系有着高度抽象化和合理化的特征，因而需要通过符号解读和话语分析才能揭示出这个机制背后的权力。我在这里举一些相关的例子，有的跟刘禾的讨论一致，有的不一致，但有助于我们去了解这些问题。例如，刘禾在书中提到中国概念的不确定性，康德在《永久和平论》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注释，我在讨论西藏问题时曾经用过，这里拿来作为一个参照，因为他也是讲这个不确定性。印欧语系的确立是在黑格尔的时代，他说，由于印欧语系的发现，我们终于有一个讨论“世界历史”的实证根据了。但在康德时代，印欧语系还没有完全确立，许多人还在讨论藏欧语系的可能性，想在藏语和西欧的语系之间建立关系，但最后失败了。在讨论中国的时候，康德以注释的方式谈及中国及西藏，显示了一种从西藏的角度界定中国的取向。他说： 为了把这个大国写成它所自称的那个名字（即China，而不是Sina或者其他类似的称呼），我们只需翻阅一下格奥尔吉的《藏语拼音》（指意大利奥古斯丁派传教士格奥尔吉[Antonio Agostino Georgi,即Antonius Georgius, 1711-1797]所著《藏语拼音》，罗马1762年。——译注）一书，第651-654页，特别是注b。——据彼得堡的费舍尔教授（Johann Eberhard Fischer, 1697-1771，圣彼得堡教授，曾参加远东探险。此处称引，见所著《彼得堡问题》[哥廷根，1770年]第2节“中华帝国的各种名称”，第81页。——译注）的说法，它本来并没有它所用以自称的固定名称；最常用的是Kin这个字，即黄金（西藏人叫作Ser），因此皇帝就被称为黄金国王（全世界最辉煌的【国土】）这个字在该国国内发音很像是Chin，但是意大利传教士（由于喉音拼法的缘故）则可以发音像是Kin。——由此可见，罗马人所称的Seres（丝绸）之国就是中国；然而丝绸是经由大西藏（推测是通过小西藏与布哈拉，经由波斯，等等）而供/（117页）应欧洲的；这就提示那个可惊异的国家之于西藏并且从而与日本的联系从许多方面来考察，其古老性都可以印度斯坦相比；同时他的邻人所给予这个国土的Sina或Tschina的名字却没有提出来任何东西。（康德：《永久和评论》，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第117页脚注） 康德对于中国的兴趣源自以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的世界史兴趣，但他没有弄清这条通道的真正脉络。康德的这段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他是从欧洲传教士的西藏知识中理解中国的；其次，他强调中国没有“可以自称的固定名称”，因此从西藏语音来界定中国就是自然的；第三，他区分了大西藏与小西藏，以说明将中国与欧洲联系起来的丝绸之路是以西藏为中介的。这个例子证明：不仅是在印欧语系被发现后的时期，而且是更早的时期，至少从罗马时代开始，试图命名这个地球上的各个地方的努力就一直存在。黑格尔的努力也不是偶然的。刘禾在关于China的论述及有关比较语法的分析里面，涉及了中国这个概念的建构，我觉得是重要的。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结束，比如现在关于CCTV要不要改名字的争论就是例证。CCTV是英语简称，如果是“中国”的拼音的话，当然不应如此拼写。不过，关于中国的命名，我有一点点补充。中国这个概念原本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 1907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是最早提出中华民国概念的文章，实际上也将中国概念与民族国家概念挂了钩。但中国概念的不确定性和中国概念的包容性是在漫长的历史里面不断重复和提炼的，地域的不确定性并不代表这个概念本身没有确定性。比如说清代经学里面反复讨论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如今文经学中有关“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讨论，恰恰是要通过中国的不确定性来达到对中国的界定。到晚清时代，最终选用中国这个概念作为国名，不是随意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通过打破原有族群关系和地域关系来重建认同的努力。因此，它不是先秦时代的中国概念。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竹林》篇就有内外的相对化观念，这也意味着重新界定中国的努力是持续发生的。元朝、清朝都曾面临如何将自身纳入中国王朝正统谱系的问题。现代中国的确立，一方面是现代主权体系扩张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在各种复杂关系中重新界定中国的结果。到底怎么界定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回到刘禾所讨论的国际法和符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叙述非常有意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形成的国际政治的赤裸裸的权力关系现在经常被包裹在符号化的世界里，不加解构式的历史分析，人们就会被其普遍价值的表象所迷惑。明治日本先从中国引进了丁韪良翻译的、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几乎就在同时，日本政府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到欧美考察，在德国，他们见到了卑斯麦。卑斯麦跟他们谈到了国际法，大意是国际法是不能不用的，但对于霸权国家而言，国际法又不能当真。大久保利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近代日本在入侵琉球、台湾和朝鲜时，都曾在不同的方向上利用国际法，但又在不同的语境中破坏国际法，其实这是欧洲国际法诞生以来的常态。亚洲地区的权力竞争，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且也是不同的国际规则之间的竞争、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竞争。国际法与朝贡体系的矛盾也是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之间的重大冲突。这一冲突不仅发生在沿海地区，而且也发生在内陆。比如，英国为了打开西藏的大门，逼迫尼泊尔、不丹、锡金等相继与之签订条约，除了贸易和领土问题之外，缔结这类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是用一套符号体系来重新理顺新的宗主关系。为什么要对这种关系及其符号加以解码？这是因为现代符号系统具有形式上平等的特征和高度的欺骗性。传统的符号系统并不需要诉诸形式上平等的符码，但现代主权理论是建立在平等话语基础上的，若不对话语实践过程加以解码，这个体系就能够自我合法化。我希望上面的评论可以说明这部著作的贡献。但我也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和不完全同意的地方。首先，原文的书名可以直译为《帝国的冲突》,但全书主要在分析和解构西方帝国的符号系统，而对中国的符号系统及其与西方符号系统的斗争过程未做深入的分析，这就是使得题目中的“冲突”概念难以完全落到实处。清朝似乎是一个被动的、无力的对象，而不是一个积极的、斗争的一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当时的情况是清朝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但康熙要请传教士来帮助划界，条约也以拉丁文本作为正文文本，俄文、满文作为附件。这个动作也是一种建构客观性以使双方承认的努力，其中当然涉及符号问题。为什么要用欧洲传教士的测量技术？为什么要用拉丁文？这些做法背后的观念是什么？康熙的做法与俄国、英国有什么区别，如何描述它们之间的斗争？ 中国王朝不但是积极地创造自己的符号系统的主体，而且它对西方列强的符号抵抗也持续到最后，尽管来自王朝的抵抗越来越弱，但新的抵抗主体和抵抗形式也在发生，是否也存在相应的符号建构过程？其次， 用帝国之间的冲突来描述鸦片战争，突出了不同政治体之间的对等性，同时也暗示了民族国家概念的局限性。这是我同意的。但把鸦片战争以来的冲突界定为帝国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帝国主义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冲突，就需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跟其他的政治形式到底有什么区别？这就回到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的叙述策略的问题，两者都批判殖民主义，但后者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是与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相关的。这牵涉如何解释帝国的扩张行为背后不同的动力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描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新的历史主体—从自在向自为转变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诞生过程。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因此获得了一个历史内部的主体的支撑。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的目的论进行批评是有道理的，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一个生成中的主体的认识的基础上。离开这个问题，仅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黑格尔主义因素（进步主义和目的论）进行批判，并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从黑格尔的国家到马克思的阶级主体，他们试图从历史内部重构理论与历史的统一，由此，他们也将道德批判转向了真正的历史批判。因此，从理论上说，要用帝国间的冲突来取代对帝国主义的扩张过程的分析，就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些问题：承认不承认十九世纪发生了大转变？这个大转变在经济形态（尤其是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上的含义是什么？要不要讨论这个转变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和冲突与先前的矛盾和冲突之间的差异？ 这一矛盾和冲突导致了旧帝国的衰落，在这个地基之上，究竟产生了哪些代表未来的力量？或者，对于目的论的批判最终彻底消解了这些问题？第三，还有少数细节的问题可以进一步斟酌。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刘禾在分析《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时，特别提到了汉字“权”、“权利”与英文right之间的对译问题，这是书中除了有关“夷”字的翻译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衍指符号。刘禾指出“权-right”构成了一个衍指符号，这是有根据的。《万国公法》原文中的rights of civil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rights of equality、rights of property、national right、private right等条目中的right就被翻译为“权”，但是，在《万国公法》中，与“权”、“权利”发生对译关系的英文词并不只是right，还包括authority, power, sovereignty, privileges等。这一点研究该书翻译的学者王健指出过，我也曾对此做过一点分析。从这个角度看，“right-权”这个衍指符号的形成恐怕就不那么单纯了，还得考虑“权”这一汉字的多义性在翻译中的作用，以及这一多义性逐渐单面化的过程。只有在充分地说明了这个翻译过程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之后，有关“right-权”的符号-意义系统才能被清晰地确立起来。鉴于“right-权”这一衍指符号在全书中的重要性，说明这一过程恐怕是必要的—显然，这一符号-意义系统的确立不是通过《万国公法》一本书的翻译过程就可以完成的，它必定涉及广阔和深远得多的社会过程和翻译实践。

“ 游离政治的文学，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发观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弃在政治里。换句话说，通过自觉到无力，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　　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竹内好《鲁迅》)　　换言之，所谓近代主义在其思考的理路中没有包含民族这个问题。(竹内好《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　　一、并非“竹内好论”　　本文并非竹内好论。所谓“竹内好问题”并不是以竹内好为主题展开论述。有谁这样做竹内好论，这本身才是“竹内好问题”。为什么呢?我想通过竹内好的《鲁迅》来试做思考。人们通过竹内好的名著《鲁迅》可以了解到鲁迅吗?应该说借《鲁迅》理解了由竹内好所解读的鲁迅，但并非理解了鲁迅本身。假如说这样也未尝不可的话，那是因人们认为只有经由竹内好的解读，鲁迅才具有了意义。　　竹内要读鲁迅，或者在鲁迅那里要追究的是，在那时的中国即孙文的国民革命发生发展而挫折、分裂，而陷入混乱的时候，鲁迅何以成了文学者。正是中国的那个时刻为什么会是文学呢?然而，竹内好的这个追问应该是他在1940年前期面临应征人伍的命运之时，针对自己所发出的追问。从“鲁迅是文学家，首先是一个文学家”这一竹内好的话语中，我们应当像武田泰淳那样去“理解当时他的苦衷和决意”。　　以上所言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这样讲并不是要贬低《鲁迅》这部著作的价值。相反，是因为我知道由竹内好的解读所引发的“鲁迅问题”之重大。我们在《鲁迅》中读到的既不是鲁迅的评传，也非作品的解释，而是竹内好读取的“文学家鲁迅”这一问题。我认为，正是这个问题催生了战后竹内好的言论活动，使其成为真正的竹内好自己的东西，并作为确定其方向的核心而存在着的。在竹内好的话语中它构成了“竹内好问题”。而且在其后来的追随者的话语中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构建起来。　　二、鲁迅问题　　关于鲁迅，竹内好说“他要理解其某种根源性的东西”，即“并非思想、作品、行动、日常生活、美学价值等本身，而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某种本源性的东西”。追问“本源性”乃是竹内好所特有的倾向，他就是这样一位追究“本源”的话语叙事者。事物的“本源”即存在的“根本”，亦是“原始”。在近代以追究“本源”为志向的，有海德格尔那样的存在论哲学家，还有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者们。这里，我有意将竹内好追问“本源”的话语普遍化乃至类型化，是因为当我面对竹内好的文章时感到，它拒绝同样拥有追究“本源”倾向以外的人的理解。追究“本源”者的话语只容许其共鸣者的再构筑。这在《鲁迅》中便是这样一些叙述：　　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们该做什么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也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一个文学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因为他是文学者，放弃了启蒙者、学者、政治家等，这些才会作为表象显现出来。　　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而又在“永远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自己。……没有失败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的成功，不是大叫“革命成功了”，而是坚信永远革命，以“革命尚未成功”来破弃现在。　　游离政治的文学，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弃在政治里。换句话说，通过自觉到无力，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　　这里所引用的，都是同义反复式的解释性文章，有一种拒绝被简单阐释的性格。这些同义反复式的解释多种多样，或者通过“绝望”、“革命”或者“政治”来叙述，但都来自具有同样性格的文章，即反讽的或否定性的文章，以反讽的语词进行否定性叙述。那么，话语叙事者针对什么而反讽呢?竹内好与鲁迅一道，是针对革命在进行中遭到挫折而失败的世界，人们大喊“成功啦”“失败啦”那样的世界，以及依然被这样的世界所吸引的自我之影子，发出反讽式的话语。以反讽来对待这个世界，是要在把与世界之一切有价值的联系都虚化掉的境地中，找到作为“无用者”自己的位置。这是反讽的“文学”或“文学者”的位置。然而，面对现实政治世界而发出反讽的“文学”或“文学者”，却反转其身在这个政治世界里发现了与其彻底而绝对相联的“文学”。从而，这个“文学”是“永远革命”，是真的“政治”，同时也是真的“文学”。竹内好说，于是这个“文学”也就成了绝对的政治性语言。　　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它所唾弃的文学，在孙文身上看不到“永远的革命者”，而只看到了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为什么说唾弃呢?因为这种相对的世界，是个“凝固了的世界”，没有自我生成的运作，因而文学只会死亡。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总要被政治所包围。　　这里，存在着竹内好所解读的，或者说由他所构筑的“文学者?鲁迅问题”。这也正是所谓“竹内好问题”。　　三、日本浪漫派问题　　竹内好以写遗书的心境所作《鲁迅》问世于1944年，而声言“我们民族定能化不可能为可能，把终极之绝望转化为希望”的保田与重郎，其《近代的终结》出版于日本对英美宣战的1941年。战后日本的言论界，对几乎是日本法西斯文学之同义词的保田与重郎等日本浪漫派，不用说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而最初对此予以重新估价的是竹内好。他在《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1951)一文中首先提出重估日本浪漫派的问题，稍后则在著名文论《近代的超克》中又于更广阔的历史问题阐述中论及此事。我讲这一情况，当然目的不在于批判竹内好或列举他的罪状。我只想阐明，所谓“竹内好问题”是和“日本浪漫派问题”重叠在一起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近代主义者们绕开血淋淋的民族主义者问题。他们把自己规定为被害者，把民族主义的过激化视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他们认为默杀“日本浪漫派”是正确的。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这些近代主义者，而是外来的力量。(《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　　竹内好就是以这样的思考方式把日本浪漫派再评价问题在此问题化的。这里，我想考察一下使日本浪漫派和竹内好得以重叠在一起的“文学”，以及有关这个“文学”之根本政治性的话语构成。从彻底虚化与现实政治世界之关联的位置，或者作为封闭的历史状态之“时代”的完全否定者的位置反转其身，变成与此世界的根本变革和再生相关联的“诗人”，日本浪漫派的人们所寻找到的正是这样一种“诗人”。下面是保田与重郎对作为“同时确保了破坏与建设自由的日本之反讽”的日本浪漫派，所给出的解释：　　日本的浪漫派运动，始于对正在走向崩溃的日本体系之咏叹。因此，至今站在真正国粹的立场，站在我国文艺真正所处的位置上来思考文艺，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文艺中表现出来的千古悲情的，正是这一派的人们。(《近代的终结》)　　所谓“正在走向崩溃的日本体系”，也就是“近代主义”即被“文明开化文化”所侵蚀所蹂躏而濒临崩溃的“日本之体系”。不久之后，保田与重郎又将这侵犯了日本的文化称之为“试图把亚洲整个殖民地化的西洋式文化”。他认为，自然主义文学家曾经将此“日本社会的悲痛”作为“半封建式的生活”来接受并在文学上试图予以表现。只有日本浪漫派的作家们，直面走向崩溃的日本之体系，背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试图在自己的咏叹中再生其日本的千古悲愿。这个正欲再生的日本要求“诗”的出现。　　人们大声呼唤：今天需要诗!不用说，这是日本要创造一个新日本国之时代精神的反映。正是这样一种国家的命运，要求诗的创造。(《时代与诗之精神》)　　所谓“日本浪漫派问题”其根本正在于：从对日本近代的整体否定出发，作为针对日本的反讽性语言的“诗”，和于传统中重新呼唤出日本彻底再生的语言，而使其具有国粹化日本的理想这一绝对的政治性。　　四、作为“反”近代主义的日本浪漫派　　“日本浪漫派问题”和“竹内好问题”为什么是重叠在一起的?它们又是如何重叠在一起的呢?我已经指出，构成“竹内好问题”的是存在竹内话语核心的“鲁迅问题”。竹内构筑的“鲁迅问题”是这样的：在虚化与现实政治世界的所有有效关系之后作为无用者的“文学者”那里，建立具有绝对政治性的“文学”。那么，战争期间的“日本浪漫派问题”是怎样变成“竹内好问题”的呢?　　我想在此考察一下作为“日本之反讽”的保田与重郎和竹内好，他们是怎样构筑起“作为反讽之日本”的。这便是他们共同与之斗争并加以否定的“近代主义”问题。可以说，这个应当否定的斗争对象之“近代主义”构成了从50年代到今天的“竹内好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保田是把这个应该否定的日本称之为“文明开化文化”之日本的。战后日本最优秀的日本浪漫派或保田与重郎的批判性理解者桥川文三，把日本浪漫派与农本主义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两者共通的反近代主义“是对明治以后新国家建设原理予以一贯批判的”(《日本浪漫派绪论(增补)》，未来社，1965)。例如，保田的反近代反文明开化文化的立场是以下面这样的话语来表述的：　　这些文化主义乃至思想性的东西，如今只不过变成了满洲首都女子们单纯的装饰品之文物。这些女孩子作为知识的装饰品带着岩波书店版的思想介绍书籍来到满洲，这本身证明文明开化之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与其到农村或工场去向人们灌输来自奇异的都市艺术感觉的用于农村的文艺或娱乐作品等的模仿，不如给他们提供创造的源泉。这创造的源泉便是民族生活的源泉。(《文化的创建与学生》)　　由于在保田与重郎那里把文明开化文化视为“服务于西洋殖民地政策的东西”，日本浪漫派的反近代主义也就成了构成“竹内好问题”的东西。他们主张彻底超克“近代”的理由也正在于这个反近代主义。　　(所谓文明开化的文化)便是要将整个亚洲殖民地化的西洋文化。他们西洋人认为，应当把日本看作欧美的一个经济地域单位，文化上也是一样。而接受这种文化并服务于西洋殖民地政策的，正是现在这个文明开化派的党徒们。　　五、50年代的“反”近代主义　　竹内好于1951年公开发表了战后日本最初的重估日本浪漫派的文章，其题目为《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在他那里，近代主义批判是与民族问题关联在一起的。写作此文的1951年乃是标志着战后日本最初的转折点的年份。一年前朝鲜战争爆发，同年9月召开旧金山媾和会议。针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是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配套签署的。而在这前一年，日后成为自卫队的警察预备队已经成立。日本回归冷战下之国际关系中来是以承担起美国对亚洲军事战略之一翼的形式而实现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上大学的(1951年4月)。记得要参加反战反美运动，这在我入学前就决定了。不光是我，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是这样的。那时，“民族的独立”是反战、反美军基地斗争的口号。而作为世界第三种势力的亚洲民族运动的结果有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的确，在那个时代里曾有过民族问题。然而，竹内好的特别处在于，民族问题当成了对近代主义的批判而作为“反近代”被构筑起来。在他那里，民族问题是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提出来的，可是，他的反近代却否认了作为政治口号的“民族”。　　世间有“民族的独立”这样一种口号，但这个口号是先验的，属于近代主义的一个范畴，而不是从自然的生活感情产生出来的。那是一种以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为模式来适应日本的一个尝试。因此，缺乏与现实的有效结合。　　竹内好把1950年代的政治口号“民族的独立”视为并非来自日本人的“自然生活感情”的“一种近代主义”予以排斥，这种话语使我们再次对他的“反”近代主义引起了注意。在他那里，反／近代主义乃是自生的民族主义之否定项。　　虽然我们承认战后近代主义的复活乃是“日本浪漫派”的反题，但不能忘记“日本浪漫派”本身最初是作为近代主义的反题被提出来的。这是怎样一个反题呢?就是要把民族当作一个要素予以承认。　　我的判断是，近代主义在日本文学中是一种传统性的倾向。换句话说，近代主义即在其思考理路中没有民族的问题，或者将其排除在思考之外的。　　为了进一步理解“反近代主义者”竹内好，其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所提出的民族主义话语，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完整引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这些(包活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近代主义者，而是外来的力量。把这个由外来的力量所打倒的当成自己打倒的，他们难道没有如此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吗?”这段话是对始于1945年的日本之新生乃至革新与解放的根本怀疑，他强调多数日本人并没有自觉到这是依靠“外来的力量”之解放和革新。因此，他所谓的“近代主义”便成了把本质上自我期满的“外来的力量”当作自己的东样一种虚假解放和革新的立场。这就与桥川文三所说的作为“对明治以后新国家建设原理予以一贯批判的”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完全重合在一起了。或者不如说，竹内好的反近代主义乃是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在1950年代的重构。　　在竹内好那里，近代主义者已然成了来自外部的压抑者。而倾听被他们所压迫所默杀的内部之痛苦呐喊的，正是竹内好所谓的真正的文学者。是他给被遗忘了的那个暗淡角落投去了光明。竹内好写道，“民族，就植根于这个暗淡角落里”。1950年代的浪漫主义者竹内好，其“反”近代主义正是作为要使“民族”再生的政治性语言而展开的。　　六、战争的两个侧面　　我们读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知道，竹内好于1950年代的战后日本其复兴“民族”的反近代主义话语是怎样一种政治性的话语。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权力统治把这个民族意意从沉睡中唤醒，并将其提升到超民族主义的高度而加以利用。对此，我们有必要去指控权力统治机构，但因此而压抑朴素民族主义的心情则并不正确。后者有其正当的发言权(存在理由)。这是一种从要把近代主义所扭曲了的人间像还其本来面目的持久欲望所发出的呼喊。这样的民族心情才是与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之“正当”的民族主义相联结的东西。就连美国学者欧文?拉迪门(0wen．Lattimore)也承认，太平洋战争刺激了亚洲的复兴，虽是一种反讽，依然产生了正面影响。　　竹内好一边把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人性之解放的要求，解释为欧美帝国主义压抑下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一边把自己的反近代主义作为重估历史的话语而展开论述。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即大东亚战争所曾具有的解放要求。到此，我们终于找到了解读“近代的超克”论中竹内好下面这段文章的历史脉络：　　龟井排除了一般的战争观念，从战争中只抽取出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侵略战争这一侧面，而试图单就这一侧面或者部分承担责任。仅就这一点来说，我愿意支持龟井的观点。大东亚战争既是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同时亦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一体化的，但在逻辑上必须加以区分。(《近代的超克》)　　这是强调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具有肯定和否定两个侧面的历史重估论，也是构成今天日本的历史重估论之最重要的论点。关于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和对英美的战争分离开来的这种观点，应该另外加以论述。我只想在这里指出，对于“事实上是一体化的”战争，通过“在逻辑上加以区分”，其历史重估论在做出此区分的议论者那里得以确立起来。重估论试图对无法区分的东西做出区别。进而我想补充说，发动对中国战争的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也都是把这两个侧面区分开来的。他们始终没有把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战争而称其为“支那事变”。日本的战争具有两个侧面，这是日本帝国曾经有的认识，那么，大东亚战争重估论除了是帝国认识的继承以外，还能是什么呢?　　龟井胜一郎强调只对侵略中国的战争负有责任，然而，我们观当下有关“历史问题”的发展变化就会清楚，正是那些历史重估论者才是战争责任的回避者。对本国的历史特别是战争的历史要求重估，只要这种要求以根底上的民族情感为契机，那么，针对历史的自我反省就无法超越民族主义。我甚至想指出，竹内好“反”近代主义之“民族”的问题，在战后60年来的日本所构成的便是“靖国神社问题”。祭祀着民族英灵的靖国神社就是由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进而由竹内好所说的“朴素的民族主义心情”所支撑着的，它在不断要求日本的首相去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2002 年 11 月 14 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在“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地图展”上，展出了一张非洲轮廓依稀可见的中国古地图摹本，从而引发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正如国民议会议长费琳·金瓦拉女士在开幕式上说：“这么做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被别人强加给我们去信服的东西所束缚。”她言外之意，是在说对欧洲人最早发现非洲大陆之说法有了怀疑。2002 年 11 月底，笔者在网上（网址：www.pmpsa.gov.za/maps/maps_japan34.html）看到了南非展出的这幅中国古地图摹本。12 月中旬，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郑锡煌先生的帮助，得到了该图的复制件。借此机会，再次将这幅地图展现在观众眼前，供大家赏析。该图名称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而《北京青年报》于 2003 年 2 月 18 日和 3 月 4 日两次报道, 南非展出的中国古地图摹本,原图是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明混一图》。如此看来，或许南非展出的中国古地图摹本不是一张，而是两幅。名称分别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大明混一图》。而这两幅地图，其内容截然不同。前者原图为元代绘本，后者原图为明代制作。因而，在此重点鉴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之摹本。《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公元 1402 年朝鲜人依据中国元代舆地图所绘制。展现在眼前的这幅彩绘《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纵 158.5 ㎝，横 168.0 ㎝，现存日本东京龙谷大学图书馆。图上方划一线，篆额有“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十个字。下划一线，有权近题跋，跋文载：“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皆率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右政丞丹阳李公（即李茂——作者注）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校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作者注）其辽水以东，及本国之图，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从跋文可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绘制经过及资料底图来源于：建文元年（1399）明惠帝登极时，朝鲜贺使金士衡在中国见到了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并将这两幅图的复本带回国，至建文四年（1402）经金士衡和李茂进行研究，由李荟更加详校后合为一图。又由权近增加了朝鲜和日本，合成新图，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其文字记载十分清楚，这幅疆理图除日本和朝鲜部分外，其它内容都是来源于李泽民和清浚的舆图。并告之，天下至广，中外不知其几千万里，绘于图很难详细，惟有李泽民的地图颇为详备。而清浚地图的特点是，中国国内历代国都沿革较细。海外部分（包括非洲），必然取自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后来李泽民和清浚的舆图也已失传。关于这两幅图的详细内容以及李泽民和清浚的事迹，也就鲜为人知了。当今《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仍保存着元代绘制舆地总图的艺术风格。其内容、绘图风格及水平一目了然。该图所绘范围：东自朝鲜和日本列岛；东南绘出了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绘有浡泥（今婆罗乃）、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等；正西绘出了三角形的非洲大陆及北部地区；北面已绘到大泽（今贝加尔湖）以北一线。从地图内容上看，尽管未画出元代疆域界线，而元朝各行省及所属各路、府、州等行政名称均用汉文标出，十分详细。图上所有山脉用形象符号表示，大小河流采用双曲线画出。长城如同一条飞腾的巨龙，形象逼真。海洋之水绘有波纹。显然这均是中国宋、元时期古地图的传统画法。无论是中国大地，还是诸蕃异域，陆地、山川、河流及海中岛屿，绘制如此之详，范围之广，是中国古代舆地图前所未有的。尽管这幅舆图是摹绘本，也实属罕见。它的传世，不仅体现了元朝绘制舆地图的科学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早在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出现之前，中国人已对亚洲、非洲等地有了很清楚的认识。这幅包含东南亚、南亚广阔海域及整个非洲大陆和部分欧洲在内的大半个世界的地图，早在十四世纪初，已出现在世界绘图史上。这是中国人的荣耀，是中国地图史上的一大突破。虽然目前还未发现有史料记载《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母本——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中有关非洲大陆是怎样绘制出来的，但在中国元代，李泽民是完全能够绘制出这样精细的地图的。众所周知，早在公元三世纪，中国商船已越过印度，出现于波斯湾头， 1 到了唐代，中国与印度洋各国的海上贸易已相当可观，宋朝时达到了顶点。同时，中国对非洲的贸易，仅仅是与阿拉伯各国巨大贸易的一个分支，并对非洲几十个国家，已有了深刻的了解。如：南宋赵汝适在他所著的《诸蕃志》一书中，就记载了非洲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国家概况，而他的资料一部分来源于周去非在公元 1178 年写成的《岭外代答》 2。书中对非洲西南大岛——“马达加斯加”描述如下：“昆仑层期国，在西南海上，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飞，蔽日移晷。有野骆驼，大鹏遇则吞之。或拾鹏翅，截其管，可作水桶。土产大象牙、犀角。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给大食国为奴，获价甚厚。托以管钥，谓其无亲属之恋也。”对埃及的记载，有一处叫迷斯篱（Misria 即埃及）的地方。他谈到那条大的河流：“有江水，极清甘，莫知水源所出。岁旱，诸国江水皆消减，唯此水如常。田畴充足，农民籍以耕种，岁率如此，人至有七八十岁不识雨者。”文中提到位于河岸的城市“憩野”即开罗。书中还叙述中国至埃及的航线：“从泉州出发，四十余日到兰里（亚齐），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可至迷斯篱（即埃及）。又如，元朝汪大渊，江西南昌人。生于 1309 年，20 岁时，附舶出洋。到过非洲 99 个国家和地区，回国后撰《岛夷志略》。尽管目前还未见到元代李泽民如何了解非洲大陆的确切记载，但大量史料证明，唐、宋、元以来，中国与非洲交往增多，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日益丰富，为中国人绘制比较准确的非洲地图提供了条件。可想而知，元代李泽民能绘出含有非洲大陆全貌的《声教广被图》并不是奇怪之事。从另一方面讲，自从李泽民的地图起，非洲被画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大陆，在国内外影响极大。明朝初年，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还在国内广泛流传，受到政府官员及地理学者的重视，在绘制全国地图时，也不放过对非洲及外域世界的认识并绘制于图上。而今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彩绘本《大明混一图》和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明罗洪先嘉靖三十四年舆图·西南海夷图》 3 均绘有非洲大陆及沙特阿拉伯半岛，形状均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非洲大，陆画法大致相同。换言之，这些非洲资料无不来源于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在国外，直到十五世纪，欧洲人绘制的地图才有类似的画法。如公元 1842 年希腊人托勒密绘出了包括非洲在内的非亚大陆地图——俗称《托勒密世界地图》 4 展示了西起大西洋，东至印度洋的大片，区域。从十五世纪初起，葡萄牙人开始沿西非海岸缓慢南下。1496 年，探险家达·伽马（Da·Gama）绕过非洲到印度，才开通驶往东方的新航线。由于宋、 明时，元、中国有大量含亚、非洲地理知识的古地图传世，有机会收集到亚、非地图资料，并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编辑成《坤舆万国全图》识传播到世界各国。到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最早了解非洲大陆的是中国人。张果清：原国家图书馆古籍舆图组研究员

消息传出以后，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荡。因为从此以后，美国的公司团体将被允许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不受限制地任意开支，通过政治广告等多种形式来支持或者反对候选人。总统欧巴马很快表示了对这一决定的强烈反对态度，他高调谴责说，“最高法院为利益集团用金钱来践踏我们的政治大开了绿灯”，“这是大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胜利。这样他们可以每天在华盛顿列队，用他们的力量来压倒普通美国人的声音”。

尽管高行健不断强调文学的个人性，强调文学的非政治性和脱意识形态性，他的现代主义选择的根柢就不能不带有显明的政治性。他控诉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戕害，他反对「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他反对民族主义──反对文学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忠诚。这样的思想，占去了他的受奖辞的很大一部份。法国对他的受奖辞的反应恰恰是说其「政治性」很浓厚。

2005年十一月十六日到十八日在突尼斯舉行的第二次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 讓憂慮聯合國接管網際網路的美國和西方的網路使用者社群暫時鬆一口氣。會前各界估計網路治理結構會在高峰會上引起激烈爭執, 最後可能由聯合國接管目前由美國商務部授權、管理網路核心資源的網際網路指定名稱與號碼組織(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出乎各界意料之外, 與會代表在會議召開前一天(11/15)就達成協議, 在「突尼斯資訊社會議程」（Tunis Agenda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第五十五項各國代表同意網路治理安排維持現狀, 由私人部門(private sector)領導網路日常運作, 第七十二項則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召集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該論壇不應取代網路日常運作的先由體制。十一月十八日大會結束時, 該議程被納入大會正式通過的「突尼斯承諾」（Tunis Commitment）中, 成為此次資訊社會高峰會的最後結論。換句話說, ICANN將繼續擔任網域名稱和IP位置分配的管理者, 美國對於網路核心資源的最終控制權威也得以保全, 明年起將由在雅典舉行的網路治理論壇, 繼續探討網路治理的改革。回溯二○○三年日內瓦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期間, 以中國和巴西為首的發展中國家與質疑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阿拉伯國家, 強烈要求美國放棄域名系統和根伺服器最終權威, 並根據第一次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的決議,聯合國在二○○四年底成立網路治理工作小組(WGIG), 研議網路治理的結構改革。今(二○○五)年七月網路治理工作小組在公佈結案報告, 提出未來網路治理結構改革的四種模式, 其中主張大規模變革網路治理結構由各國政府監管網際網路, 和傾向維持現狀的提案各佔一半, 顯示兩方意見仍然相持不下。然而, 在二○○五年九月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第三階段籌備會議（PreCom 3）結束的兩天前, 一向與美國友好的英國以歐盟代表的身分發言, 呼籲建立國際合作的新架構：建議在這個架構之下, 籌建容納多元利益相關者參與的公共論壇, 負責擬定相關公共政策, 建立國際政府影響IP 位址分配的機制、和參與改變根目錄檔案以納入新的頂層域名和改變國家代碼頂層域名的授權對象等種種, 引起美國的高度緊張。原因分析對照於九月之前的情勢發展 突尼斯世界資訊高峰會通過網路治理維持現狀的決議, 格外令人矚目。顯然的, 美國的強硬態度和歐洲國家的立場軟化, 對於高峰會最後的結果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早在今年六月三十日WGIG公佈其最終報告之前, 美國政府先發制人, 表明尊重各國政府對於其國家碼頂層域名(ccTLD)的正當利益, 但是重申不會放棄美國政府授權改變或修改根目錄檔案(root zone file)的權威角色, 引起各界譁然。高峰會第三次籌備會議之後, 美國參議員Norm Coleman於十月十七日提出動議要求參議院為美國政府立場背書, 拒絕聯合國接管網際網路, 並且重提聯合國改革法案, 要求聯合國改善其透明度和負責任性, 藉此提高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談判籌碼。當第三階段籌備會議於十一月在突尼斯繼續召開時, 美國維持其強硬態度, 不惜和聯合國其他國家全面決裂, 的確讓企圖翻轉網路治理現狀的國家不見得敢於真正輕撂其鋒。不但如此, 美國還將其控制網路權威的存續視為網路自由精神能否繼續維繫的關鍵, 指稱在國際上積極要求聯合國接管網路的國家多是在其國境內嚴格檢查網路言論的國家, 如果這次高峰會將網路監管權移交聯合國, 如同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將捷克的蘇台德地區移交給希特勒統治的德國。這樣的說法, 和一些公民社會團體（如無國界記者組織）指責主辦國鎮壓言論自由逮捕記者的紀錄相互呼應, 形成一股抵制此次突尼斯高峰會的浪潮, 對於主辦單位和主辦國都構成莫大的壓力, 為高峰會結論的轉向帶來契機。十一月五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表明聯合國無意接管網際網路, 強調高峰會所談的改革只是增加發展中國家對於網路治理的參與, 而且未來網際網路的日常運作仍然會保留給技術性組織, 藉此呼籲各界踴躍參與高峰會議, 似乎已經預告現存體制將會繼續存在。當然, 美國政策中棒子（堅持控制）與胡蘿蔔（尊重各國ccTLD主權）兼備的運用, 以及開發中國家陣營並無意建立新的域名系統和根伺服器, 和美國與ICANN的系統相抗衡, 使最後的妥協成為可能。事實上, 在十一月十五日各國就網路治理達成結論之前, 美國同意簽署由歐盟推動的網路治理原則, 聲明沒有任何國家應該對於其他國家的國家代碼域名具有最終權威, 而會議最後結論不但同時滿足雙方的期待, 充分運用模糊的藝術, 如第五十五項保留現存體制的有效性, 符合美國的需要, 第三十五項將與網路相關的公共政策議題劃歸各國主權範圍, 以及第六十三項要求各國不得干涉其他國家的ccTLD, 呼應反對美國陣營方面的主張, 是與會代表能夠達成共識的關鍵。另外, 高峰會結論還透過網路治理論壇的創設將網路治理的討論延長到未來五年, 讓雙方陣營都可以宣稱獲得勝利。影響評估此次資訊社會高峰會有關網路治理的結論, 對於網路治理的未來影響可以從國家代碼域名授權的變革、論壇組織的成立、和美國對於網路控制權的前途談起。首先, 雖然ICANN強調國家代碼域名授權為對於當地網路社群公共利益之託付, 必須以獲得所有利益相關人的共識為前提, 然而,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 美國外交政策和公民社會團體對於特定國家政治制度的不信任, 都曾經阻礙主權國家對於其國家代碼域名授權或移轉授權的主張。當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之際, ICANN以伊拉克情勢動盪為由, 凍結其國家代碼域名「.iq」的申請, 其後經過伊拉克政府多次請求, 終於在伊拉克推動新憲法公投前後, ICANN將「.iq」交給伊拉克政府管理。烏克蘭的國家代碼域名「.ua」由一家私人公司Hostmaster經營, 雖然烏克蘭政府三番兩次提出要求ICANN重新授權, 但是, 在無國界記者組織指稱烏克蘭收回國家代碼域名的行動, 其實是為進行網路言論檢查後, ICANN委婉拒絕烏克蘭政府的請求。未來的ICANN顯然不能再如此行事。按照歐洲所倡議並獲得美國簽署同意的網路治理原則, 未來對於國家代碼域名的授權或移轉授權, 在ICANN做出決定之後必須交由美國商務部和該國家代碼歸屬國家進行協商, 避免國家代碼域名的授權妨礙主權國家對於其網域空間的最終權威。歐盟代表認為, 過去由美國單獨決定或背書國家代碼域名的授權, 如有任何糾紛必須透過美國法律和法院系統解決, 將美國以外的政府和企業置於域名競爭中的不利地位, 現在提出的新方案, 應該會大幅度增加美國以外的主權國家政府對於國家代碼域名的影響。但是, 除了上面提到烏克蘭的例子, 在新的作法之下應該會將.ua回歸烏克蘭政府的控制, 最值得關注的恐怕會是台灣國家代碼域名的未來歸屬。其實, 高峰會議之前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學者Kenneth Cukier 談到美國對於國家代碼域名的政策調整, 就提到新方案對於台灣帶來的衝擊, 他認為可能的解決方案是採取國際電信聯盟國碼賦予和外交承認托勾的模式, 讓.tw能夠維持其現有地位。然而, 過去由於台灣不是國際電信聯盟會員國, 以致於我們推動的Enum方案無法獲得國際電信聯盟支持, 未來如果網路基礎設施也採取國際電信聯盟模式, 是否會衝擊.tw的資源分配空間和對於新服務方式的參與, 需要我們持續關切。其次, 高峰會通過的議程文件決定成立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討論與網路相關的公共政策議題、促進與國際公共政策相關的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相互交流與溝通。議程文件同時強調, 網路治理論壇不具備監督功能(oversight), 不應取代現有的機構或組織, 而是中立的和無拘束的程序。換句話說, 未來的網路治理論壇既沒有對於與網路相關的公共政策的決定權威, 也不具備監督技術運作的功能, 充其量只能看作是資訊社會高峰會和網路治理工作小組的延長賽, ICANN在技術協調工作上的獨立地位就此確立, 而各主權國家政府對於與網路相關公共政策的決定範圍, 以及其決定如何轉換為日常性的技術運作（day-to-day operation）, 則留待網路治理論壇各種利益相關者的協商和妥協而定。其實, 將網路治理分為公共政策和技術運作兩個部分, 將ICANN的角色限定於網路的日常技術運作以保全其地位, 是二○○三年日內瓦資訊社會高峰會籌備期間研議網路治理改革者提出的創見。然而, 各界始終難以達成共識的是兩者之間的界線是否可能清楚劃分, 以及兩者應該如何劃分。長久以來, ICANN一直將自己定位於技術協調者, 美國方面在第一次資訊社會高峰會時也主張以此定義網路治理。然而, 在實際的運作上, 技術協調不可能完全不涉及政策決定, 而政策決定所必經的共識尋求過程又難以逃脫主權國家之間的權力角力, 以獲得其必要的合法性基礎。例如最近的.xxx域名成立的爭議, 雖然表面上這只是成立.xxx的網域空間, 實則該議案涉及的是各國能否接受其國民所處之網域空間存在成人內容的紅燈區, 原先決定放行其實已經隱含對於網路紅燈區的肯定, 美國於最後一刻喊卡, 將全案束之高閣, 固然是以美國一國之政策判斷介入ICANN獨立的技術運作, 但也同樣表示, 技術運作本身也可以產生重要的政策效果, 而必須仰賴政策決定者的認肯。從台北看從突尼斯到雅典的網路治理改革, 除了觀察美國對於網際網路控制的權力消長之外, 最值得我們關心的是國家代碼域名的未來安排和網路治理論壇的參與途徑, 對於美國學者提出的國際電信聯盟模式之下, 如何避免「.tw」的歸屬問題浮上檯面, 或者當問題浮上檯面之後, 如何確認「.tw」歸屬於台灣的網路社群, 以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為「.tw」最適當的受託管理者, 需要有關當局及早因應。在網路治理論壇上, 也需要及早釐清非政府組織的參與途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來自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民間社團參與網路治理議題, 多半通過網路言論自由、隱私權、或者網路倫理的訴求獲得其參與的正當地位, 我們一向缺乏類似的傳統, 民間社團如何選擇適當議題參與網路治理論壇, 也有待各界共同集思廣益。【作者為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本文不代表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立場】

去年十一月落幕的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除保留ICANN和美國政府對於網路基礎設施的分配權威和推動全球網路 治理論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要求各國不得干涉其他國家的國家代碼域名(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 ccTLD)。目前，國碼域名授權必須經過美國政府審核後才能執行，可以預見的是國碼域名授權的改革將成為未來 各方角力的焦點。為此，本專欄將連續介紹國家代碼域名的發展歷程、各國政府的角色、以及個案研究，希望藉 此探討台灣國碼域名社群參與全球網路治理機制的歷史脈絡和正當性基礎。 八十年代，當網際網路的使用尚未大規模擴散到美國，網路先驅者Jon Postel在南加州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 (Information Science Institute)以網路位置分配機構(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IANA)的名義，進行 網際網路的域名指定和IP位置分配。當時，Jon Postel將網域名稱分為屬性型域名(generic top-level domain, gTLD) 和國家代碼域名(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 ccTLD)兩類。前者之中的.com、.edu、.net、.org、.int是國際性的 ，分別用以指定商業、教育、網絡提供者、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gov和.mil則專屬於美國政府機構和軍事機構 ；後者則根據國際標準組織的ISO-3166-2的國家代碼，授權給與申請國家代碼域名的域名經理(country code manager)管理。早期的國家代碼域名授與沒有明確的規則，相當程度類似於早期屬性型域名分配的慣例，採取先 到先給(first come first serve)的做法。九十年代中期，隨著網際網路逐漸擴散到美國以外的地區，各國對於是否 能有效運用網路資源日趨敏感，網路位置分配機構乃將指定國家代碼域名的程序，寫成技術文檔（Request for Comments, RFC）的形式。就是一九九四年公佈的RFC1591文件,成為國家代碼域名授權最基本的規範性文件。 第一五九一號技術文檔(RFC 1591) 按照RFC1591的安排，整個域名系統有一個中央註冊機構(Central Internet Registry)負責日常運作，而對於所有新 頂層域名（含國家代碼域名）的申請，由中央註冊機構諮詢IANA後決定。因為每當國家代碼域名的授權與管理需 要和各國相關機構磋商時，中央註冊機構往往會要求區域註冊機構協助處理。在RFC1591的時代，文件上規定中央 註冊機構為INTERNIC.NET，主要負責.mil和.int之外所有第二層域名的註冊，而.mil和.int第二層域名的註冊分別由 DDN（NIC.DDN.MIL, 國防部的註冊機構）和PVM(ISI.EDU, 南加大資訊科學研究所)負責，而當時已經成立的區 域註冊機構(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只有三個，分別是掌管歐洲的RIPE NCC、掌管亞洲的APNIC、和掌管北美 洲以及其他尚未設立區域註冊機構區域的INTERNIC。 RFC1591認為域名經理人(manager)是特定域名的受託者(trustee)，有責任服務與該域名相關的社群(community)； 就國家代碼域名來說，域名經理人同時是該域名國家和全球網路社群的受託者。因此，談論網域空間的權利和所 有權是不適當的；相反的，應該要關切的是責任和服務。所以，RFC1591就域名經理人(manager)選擇提出能夠履 行必要責任和能夠公平(equitable)、公正(just)、誠實(honest)、和有效(competent)執行工作的要求。為滿足上述目 標，在技術條件上，經理人必須在網路上服務(on the Internet)、其域名伺服器(name server)必須具備網路連結 (Internet Protocol Connectivity)、必須具備電子郵件帳號。此外，經理人必須建立行政聯繫和技術聯繫兩個窗口， ，為了有效服務本地的網路社群，最起碼行政聯繫窗口必須駐在域名所屬國。而且，域名經理應該掌握中央註冊 機構和其他更高階的網域空間的運作狀況，備置兩套具有網路連結(IP connectivity)域名伺服器(name server)，讓 IANA和中央註冊機構可以隨時了解網域空間的運作狀況和資料庫的正確性。 在選擇域名經理人時，IANA應該尋求重要利益相關團體(significantly interested parties)的共識，給予利益相關團 體發聲的管道是必要而適當的。在各相互爭議團體沒有達成協議之前，IANA不應該採取任何會改變現狀的行動， 除非預定授權的經理人有明顯的重大錯誤行為(substantially misbehave)。當對於頂層域名爭議各方無法達成協議， 或是申請域名者無法代表或服務全國的網路使用者時，IANA和中央註冊機構(INTERNIC)會允許建立新的頂層域 名並授與部分的頂層網域管理權限。在爭議各方無法達成協議時，會由IANA建立的域名審查委員會(Internet DNS Names Review Board, IDNB)執行具有拘束力的決定。當然，最容易發生爭議是轉移域名經理責任時。對此 ，RFC1591規定移轉域名經理責任時，更高一層的域名經理必須同時收到來自新的和舊的域名經理組織的意見表示 ，確認此一責任轉換為雙方共同同意的，以及確認新組織明瞭域名經理的責任。當然，IANA也鼓勵其他受到責任 移轉影響的利益相關者表示意見。同時, 為避免爭議，RFC1591強調域名註冊沒有任何商標權利地位，也表明 IANA不會涉入決定孰為國家孰非國家，而仰賴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程序決定 的ISO3166上各國的兩個英文字代稱作為國家代碼。 USG-NSI合作契約第十一增修案 ICANN成立前後，國家代碼域名的功能開始面臨轉型。1998年10月美國政府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和 承擔實際技術運作的Network Solution Inc.(NSI)公司就其原本的合作協議簽定第十一增修案(Special Award Conditions, NCR-9218742, Amendment No. 11 )，在該增修案中美國政府表明將延長其與NSI的合作期間至2000年 9月；在此之後NSI所承擔的域名系統功能則由美國政府轉移給新成立的非營利組織(NewCo, 即ICANN)。在域名 系統功能移交給新的非營利組織之前，NSI承諾在1999年10月前把原本的註冊方式逐漸轉變為共享註冊系統（ Shared Registration System, SRS），即將原先由 NSI 獨家擁有的註冊平臺改變成可以由任意多個註冊商共同使 用，能夠使用這套系統的註冊商身份是平等的，然後再由ICANN 負責管理和審批註冊商的申請事宜。但是，在根 目錄伺服器的部分，第十一增修案則保留NSI作為根目錄伺服器和根目錄檔案管理者的功能，直到美國政府提出 移轉功能的訓令為止。在進行或拒絕任何修改、增加、或刪除根目錄檔案之前，NSI必須向美國政府尋求書面指 而美國政府也會輔導NSI執行ICANN根據其內部程序並且獲得美國政府承認的變更指令。 對於以上美國政府和NSI的協議，ICANN除在1998年12月和南加州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簽署過渡協議(Transition Agreement)，，獲得美國政府授權接手網路位置分配機構(IANA)的管理權限之外，也在1999年5月公告網際網路 域名結構和授權(Internet Domain Name Structure and Delegation, ICP-1)文件，整合RFC1591和IANA的新聞備忘 錄(ccTLD News Memo #1)，成為過渡階段ICANN國家代碼域名授權主要的綱領文件。在ICP-1之後，ICANN發布 關於國碼域名最重要的文件是，IANA於2002年6月發布國碼域名重新授權的政策聲明(ccTLD Re-delegation Step by Step Overview)，列舉國碼域名重新授權各項程序。根據這份文件，IANA對於國碼域名重新授權申請，需要向 原有域名經理的行政和技術窗口確認其移轉域名管理的意願，然後依序提交ICANN理事會和美國政府商務部審核 ，審核通過後IANA才能執行國碼域名變更。 然而，要將國家代碼域名管理從過去非正式的、由Jon Postel和南加州大學先來先給任意授權的方式，轉化為正式 的、由ICANN根據一定規則進行授權和監督的方式，上述政策仍然必須通過ICANN和各國碼域名經理的契約，才 能成為國碼域名授權的制度規範。以下將簡單介紹ICANN和各國碼域名經理之間的授權契約。 ICANN和國碼域名經理的授權契約 ICANN成立之後，國家代碼域名面臨最大的過渡問題是如何將NSI和國家代碼域名經理人的協議移轉給ICANN 。 2000年3月的ICANN開羅會議上，ICANN行政部門提出四項關於國碼域名的重要議題，交付公開評論和理事會討 論。這四項議題分別是改變域名授權的相關議題、全球和地方政策責任的分配、國碼域名經理和ICANN的工作關 係、以及國碼域名經理對ICANN財務的責任。在ICANN之後幾次會議中，上述問題逐步獲得解決。最先解決的是 工作關係和財務貢獻的問題。在該次會議上，理事會就做成決定要求主席和ICANN行政部門和域名經理、政府諮 詢委員會、以及其他利益相關團體磋商授權協議內容，並且在預定協議中納入國碼域名經理對於ICANN的財務責 任條款。於2000年7月在日本橫濱召開的ICANN會議上，行政部門正式提出未來將和各國碼域名經理簽定的示範 契約－現狀協議(Status Quo Agreement)，在該協議中除重申維持現有的國碼域名經理和其行政聯繫窗口，以及維 持ICP-1文件規定的責任要求之外，也列舉IANA對於國碼域名經理的責任, 包括維持資料庫和權威性的紀錄和提供 正確的路徑指引（從根目錄伺服器到域名經理所指定的域名伺服器）。特別引人注意的是, 該協議規定在國碼域名 經理和各國政府之間的關係上，國碼域名經理必須遵守ICANN所決定的政策。同時，在國碼域名經理和其行政聯 繫窗口履行協議規定責任，並且遵守其與各國政府之間協議的前提下，CANN應該維持其授權的穩定, 其重新授權 或撤銷授權必須根據其現有的政策規範。 2001年9月在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Montevideo)召開的ICANN會議上，ICANN行政部門就ICANN和各國國碼域名 經理的授權契約內容，提出傳統模式(Legacy Model)和三角模式(Triangular Model)兩種可能的方向。由於國碼域名 經理本身的多元特質，要用一份協議套用於所有域名經理顯然會有困難。因此，按照各國政府是否扮演某種角色, ICANN行政部門將未來的授權結構分為沒有各國政府參與的傳統模式，和有各國政府參與的三角模式。在傳統模 式中，國碼域名經理一如以往，在本國法律的權威之下，只接受IANA和ICANN的監督。ICANN有責任確保國碼 域名經理能夠適當扮演受信託者的角色，有效服務全球和本地網路社群的利益。在三角模式中，域名所屬國家政 府被賦予監督域名經理履行服務本地網路社群義務的職責，而ICANN則職司確保國碼域名的運作符合全球網路社 群的利益，特別是網路的穩定性、互通性、和授權非本地人士的相關事宜。究竟選擇傳統模式或是三角模式，取 決於國碼域名經理本身的情況以及其和本國政府的關係。對此，ICANN應該兼容兩種模式的可能性但是在這兩種 模式的選擇上保持中立，由國碼域名經理和其本國政府自行協商決定。 在RFC1591所代表的前ICANN時代，各國政府不過是對於網域分配具有重要利益的團體之一。對於各國政府其和 其他利益相關團體之間的衝突，IANA及其域名審查委員會可以仲裁決定國碼授權的去向。到ICANN時代，本國政 府在三角模式下，有權監督國碼域名經理對於本地網路社群的服務，而且應該採取傳統模式或三角模式，由本國 政府和國碼域名經理自行協商，ICANN應該保持中立。可以說，國碼域名的發展歷程反應各國政府的發言權與日 俱增，突尼斯高峰會的結果，乃是美國以外各國主權在此基礎上的再度擴張。

中国人时兴读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翻译文学的出现，却是由封闭走向开放重要的文化象征。可以说，一开始它就担负着对国民思想启蒙的时代重任。被称作“中国翻译第一人”的林纾先生曾自称为“叫旦之鸡”，明确地把译　　中国人时兴读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翻译文学的出现，却是由封闭走向开放重要的文化象征。可以说，一开始它就担负着对国民思想启蒙的时代重任。被称作“中国翻译第一人”的林纾先生曾自称为“叫旦之鸡”，明确地把译介西方进步文学作为呼唤国民觉醒的手段。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动手来做文学翻译。从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到冰心、胡适、郑振铎、周作人等等。但在他们手里，翻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精神事业。他们一只手为社会为思想而写作，另一只手则用翻译从西方把那些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富于批判精神的文学名著当作先进的思想武器搬进中国。尤其是苏俄的革命文学，成了那个时代苦苦寻找中国出路的青年一代的精神指南。我曾见过徐迟先生在1945年在重庆翻译出版的一本英国人莫德写的托尔斯泰的传记。那时抗战正紧，纸张奇缺，人力财力匮乏，他译的这本书厚达五百页，很难出版。但他坚持将前边的一百多页先印出来，取名叫做《青年托尔斯泰》。这本薄薄的书纸张又黑又糙，有的书页油墨洇透到背面，字迹很难辨认。但徐迟执意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探索一颗“深邃而伟大的灵魂”。这是那个时代的需要。那时的文学翻译有着明确的目标乃至信仰，即为国民的精神而工作。　　草婴先生曾对我说，“文革”结束后上海一位出版界的领导找他谈话，要他担任译文出版社的总编辑，但被他拒绝了。因为他刚刚经历了那黑暗又残忍的十年，知道国民精神中缺失什么。他决心要把充满人性力量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全部翻译出来，以影响国人。　　为了精神而翻译——这是我国翻译文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这个传统同样表现在80年代对西方一些哲学、社会学名著的译介上。这些译作对当时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开放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可是到了今天，当图书出版被彻底市场化、书籍成了物化的商品之后，我们还会像当年传递火种那样选择作品来翻译吗？　　我国的翻译文学还有另一个传统就是对经典性的追求。　　由于翻译文学崛起时正处于新文学运动高潮中，又多经作家们的手笔，作家们还有明确的“信、达、雅”(严复)的标准追求，使得翻译文学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文学质量。而那时，知识界正在提倡白话文运动。一方面使得翻译语言有着非常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充满思想魅力的外来的文学，反过来给白话文运动以极大的推动。　　中国的近代是翻译文学的黄金时代。前不久，我在天津大学北洋美术馆里举办一个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版本展，上千版本排开一看，大翻译家们竟如满天星斗。在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大地上，翻译文学好比长江大河。想想看，倘若没有翻译文学，近现代中国文学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可贵的情况是，往往一个翻译家专门翻译一个或两个外国作家的作品。他们倾尽一生之力，从作品的文本到作家的文本，从研究到翻译——这样的译本一定会得其“神”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百废俱兴那个时代，一家出版社要重新出版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小说，由于一些枝节问题与公认契诃夫小说最好的翻译家汝龙先生谈不拢，便想另起炉灶，换别人来译，遂从契诃夫小说中选取《套中人》和《小公务员之死》两篇，约请几位俄文译者同时来译，以从中选优。待译好一看，皆与汝龙的译本差之千里。仿佛这两篇不是契诃夫写的了。契诃夫那种天性的灵透、温情、深挚与那种淡淡的感伤，好像只在汝龙的字里行间里。无奈，还得回过头来找汝龙先生。　　许多外国作家在中国都是幸运地有这样一位天才的翻译家，因而才有了千千万万读者。在好的译本中，翻译家与外国作家是“同一个人”，不仅语言和语感，连生命气质也系系相通。他们就像那些外国作家的“化身”。比如托尔斯泰和草婴、果戈理和满涛、巴尔扎克与罗曼·罗兰和傅雷、雨果和李丹、莎士比亚和朱生豪、泰戈尔和冰心、马克·吐温和张友松、塞万提斯和杨绛等等；屠格涅夫的“化身”多一点，有巴金、萧珊、丰子恺、丽尼等。这些译本既是人类的财富也是中国文学的财富。它们早已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了。读世界文学的经典是必须要挑选版本的，就像听古典音乐，要挑选乐队和演奏家。　　然而在当今市场乱糟糟的炒作中，这种传统被忽视了。这些年除去韩少功精译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外，很少再有作家涉足翻译。大概由于当代作家的外语都较差，再有便是翻译的职业化。翻译一旦职业化和工具化，图书市场的畅销与营利的至上便主导一切。一本在国外乍热起来的畅销书或刚刚爆出媒体的诺奖作品，马上就成为出版社疯抢的香饽饽。一旦抢到手，随即腰斩几段分给几位译者，争分夺秒译出来，再请一位高手飞速地“顺”上两遍，马上出版上市。这种及时“打造”出来的翻译作品一定畅销，也一定在质量上大打折扣。因此，已经很长时间读不到关于好译本的书评了。译本的优劣似乎已不重要。比如在对戴聪译的巴别克的《骑兵军》好评如潮中，没有一篇赞美译笔的诗境与语言精致的质感。这也是当前文化粗鄙化的表现之一。　　商业文化的特征是不要经典。或者说商业文化多追求物质的精致，但很少追求精神的精致。那么对精神精致与深邃的追求落到谁的肩上了呢？比方翻译文学，谁来继承百年翻译史的两个优秀的传统——即为了精神的传统与追求经典的传统。

孔子学院网站运营花费3520万。另有中国工会网扩建项目一期工程670万。作为文教机构非盈利网站，很难解释。

美國總統奧巴馬最近行情下跌，連帶也使民主黨受累，麻省聯邦參議員補選，共和黨新秀史考特．布朗以52比47的領先，輕鬆拿下這個民主黨甘迺迪家族稱雄已逾半個世紀的鐵票州。在美國政治上，這是頭等大事！因為，美國兩黨各有各的鐵票州，麻省這個鐵票州會輸，等於民主黨在任何州都可能會輸。也正因此，麻省敗選後，奧巴馬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時，遂說出「我寧願做一任好總統，也不願變成當兩任的平庸總統」這句重話。一般人都會認為好總統一定可以連任，但此刻的美國卻不必然。過去將近30年來，美國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放任主義當道，整個政策都是「親市場」「親富人」，金融體系大公司及富人，可以輕而易舉接近政府的資源，而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又使他們可以規避掉賦稅，於是「富者日富，貧者愈貧」之局遂告形成。在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及價值條件下，任何人只要主張政府調控干預，就會被說成是「左派」、「社會主義者」。政府的調控權在美英資本主義體制下，早已被徹底的非法化。而今天的奧巴馬即深陷在這種困境裏，以美國為濫觴的金融海嘯乃是政府長期在調控上棄權所致，為了避免引發大蕭條，政府只得擴大債務來解決流動性危機，而由此印發的鈔票並不會滴漏到實體經濟的下層，它只是圖利了大銀行與大公司，而失業率則始終在10%上下徘徊，而失業者裏有十分之四卻已失業27周以上，這顯示出它已成了一種「結構性失業」。在政府債務擴增，貧富差距日大，而失業居高不下的情下，他又強推可能花費極大的健保，白宮的金改委員會又想抓富人的海外逃漏稅，當然各方都討不到好處。因此，奧巴馬上台之初，受支持度高達七成，現已跌破五成；對他不滿的已由12%增加到44%﹕認為他經濟無能以54%比40%領先。他上台迄今民主黨已輸掉3次補選，今年美國期中選舉，共和黨已以44%比41%領先。這意謂民主黨可能失去眾議院的多數，在參議院也將失去絕對優勢，而州長改選37個，民主黨也可能輸掉很多。因此，奧巴馬之難為，乃是他所面對其實並不只是共和黨而已，而是將近30年來的那個自由放任、政府棄權的傳統。他需要在剩下的3年任期內重建政府調控干預的做法，這是吃力不討好，甚至民主黨內都有很多人反對。他面對的這個局，他不可能做得好，換了共和黨只會更糟。他在接受訪問時說出「寧做一任好總統，也不做兩任平庸總統」，他會講出這種話，足見他的確對自己的處境已有體悟，在他的「國情咨文」報告裏，儘管內容尚不具體，但已可看出他的確有破釜沉舟的決心。世人會對他的話表示肯定，至少已顯示出他確實有擔當的勇氣。奧巴馬的處境，其實與大西洋對岸的英國有相似性。當今英國首相白高敦乃是「舊工黨」轉型為「新工黨」的靈魂人物。而今情改變，他已由偏右而轉回工黨的舊路，包括提高富人稅、增加紅利稅、政革醫保、追查海外帳戶等。問題在於英美皆偏右已久，他最近的許多調控措施，在英國早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不但被扣上「左派」、「社會主義」甚或「斯大林主義」的帽子，他主張的政府調控，更被人用當年霍布士所謂的「利維坦」（指可怕的專制政府）來扣帽子。去年金融海嘯之初，工黨最慘時落後保守黨超過20%，現在仍落後至少10%。今年5月，最遲6月初英國將國會大選，工黨可能失去政權。若工黨失敗，美國今年的期中選舉和2012大選即會跟落敗。美英內政一向連體，這也是人們對美英選舉不容低估的原因。正因奧巴馬說了「寧願只做一任好總統，也不做兩任平庸總統」這種有擔當的話，所以上星期的台灣，遂出現以奧巴馬來嘲諷馬英九的一陣風潮。當然奧巴馬有他的處境，和馬英九完全不同，但兩人卻是很鮮明的對比﹕——奧巴馬氣勢看衰，但他卻態度豪放，表露出堅持立場的毅力；而馬英九行情跌得其實更低，支持度已不到25%，但他卻處心積慮要回頭去擁抱基本盤的群眾。去年就任之初，馬英九棄藍抱綠，現在情勢不妙又回頭抱藍，當領導人缺乏核心價值，只是今天抱這種群眾，明天抱另一種群眾。一切都圍繞想要連任這個問題打轉，這又會有什麼前途！——過去一年多，台灣財經政策持續偏右，因而富者更富，貧者更貧之局早已形成。而馬政府對此絲毫無所用其心，這乃是去年「12．09」和今年「01．05」兩次選舉，國民黨皆大敗的主因。而今「02．27」又將有立委補選，馬政府拚命「抱藍」，即是要為「02．27」做準備。政客只想連任，而對基本的重要問題則不予理會，台灣政治又怎麼可能會有願景？——而真正讓人擔心的，由於目前的台灣已到了「政治再不穩定」的階段，可以想像的是許多大問題也將跟變得不穩定。今年兩岸將商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目前該案仍有極多不確定之處，相信台灣政局的走向對該協議的進展必會有極大的影響。台灣有人說，希望馬英九也能和奧巴馬一樣，講出「寧做一任好總統，不做兩任平庸總統」的豪語，但這有可能嗎？

封面选题：欲望中国的价值想象

一 　　 　　省亲作为一种社会伦理行为，是从唐代开始兴起的。唐代诗人孟浩然的《送王五昆季省觐》诗写道：“公子恋庭闱，劳歌涉海涯。水乘舟楫去，亲望老莱归。斜日催乌鸟，清江照彩农。平生急难意，遥仰鶺鸰飞。”诗题中的“省觐”，是省亲的同义词，诗中使用了老莱子的典故，表达对父母的孝敬感情。权德舆《送卢评事婺州省觐》也有“知向东阳去，晨装见彩农。客愁青眼别，家喜玉人归”之句。这些作品都表达了山门在外的游子即将同家探亲时的心情。《新庸书》记载：中唐时儒士阳城做国子司业时，“引诸生告之曰：‘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有久不省亲者乎?’明日谒城还养者二十辈，有二年不归侍者，斥之。”阳城认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忠孝之情，七子不能冈为在外学习而忘记孝道，因此，那些二年没有回家探望父母的学生，遭到他的斥责。 　　明人丘浚曾引述过阳城的那段话，评论说：“阳城为此言以告诸生，则是唐无归省之令。我朝学规，每三年一次归省，著在令甲，一日不容过，则是我祖宗以孝为训，前代所不及也。”丘浚的说法有道理，即明朝时，官员和学子定期省亲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但认为这种情况前代没有，到了明代才有，则有不确之处。世俗省亲制度应该是唐宋时期即形成了，与南宋同时的金朝，也明确将省亲作为官府和学校的一种请假制度。据《金史》记载：“(泰和三年(1203年))甲子，定诸职官省亲、拜墓给假例。”《金史》还记载：“(太学生)遇旬休、节辰皆有假，病则给假，省亲远行则给程。”这表明金朝对省亲的重视，并将其制度化，这是金朝全面接受儒家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元史》中也有一条关于省亲制度的重要记载：(至顺二年(1331年)十二月)癸丑，河南、河北道廉访副使僧嘉努言： 　　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今官于朝十年不省觐者有之，非无思亲之心，实由 　　朝廷无给假省亲之制，而有擅离官次之禁。古律，诸职官父母在三百里，于三年听 　　一给定省假二十日；无父母者，五年听一给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 　　以至万里，宜计道里远近，定立假期。其应省觐而不省觐者坐以罪；若诈冒假期， 　　规避以掩其罪，与诈奔丧者同科。这里指出“古律”的做法，表明元代之前即有省亲制度，所指应为唐、宋、金时期。到明清时期，省亲制度已经确立，史料记载颇多，兹不赘述。 　　正如清代叶方蔼、张英监修的《钦定孝经衍义》卷一所说：“亲之一字，乃仁之根柢。唐虞以来，不言仁而仁之全体火用已发露丁亲之一字矣。”儒家所讲的仁义忠孝等等，其根基即为一个“亲”字。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更重视亲情，把孝道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文引证了金、元、清三朝的史料，这三个朝代，最高统治者都不是汉族，但是，其建国后的治国方略，却无一不是走向崇儒，在某些方面，他们对儒家的推崇甚至超过汉族政权。省亲制度的形成便说明了这一点。 　　 　　二 　　 　　在佛教中，“省觐”或“归省”有两个含义，一是出家人回到自己最早出家、受戒的寺院拜谒受业师父，继续参求佛法；二是同到自己的俗家，礼拜、奉养生身父母，通常使用“省亲”这个概念，来表示第二个含义，本文讨论的也是第二种含义上的僧人省觐行为。 　　释子归家省亲也是从唐代开始出现的。值得关注的是中唐时期柳宗元的《送墙上人归淮南觐省序》和《送元师序》两文。在第一篇中，柳宗元指出：“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其有修整观行，尊严法容，以仪范于后学者，以为持律之宗焉。上人穷讨秘义，发明上乘，奉威仪三千”云云，可知这位上人应属律宗僧人。第二篇中，柳宗元指出：“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今元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末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终其心。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欤?”“两文站在儒家立场，对能够归家省亲或为父母安葬的释子给予赞扬，认为他们是“释之知道者”，并肯定儒、佛在孝道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这是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诗人姚合也有《送僧默然》诗，其中有“出家侍母前，至孝自通禅”句，也流露出对出家僧人归家孝养父母之举的赞赏，并认为孝道是通于禅法的。 　　但是有庸一代，无论是儒家还是佛教，对这个问题是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的。按照佛教的根本教义，人是五蕴和合而成，贪恋于亲情正是烦恼根本出家人是要“永辞宗族”、“永违二亲”的，尽管出家之时，也是乍悲乍欣，但一旦出家，就要“邈尔绝俗，超出埃尘”，不能“更染俗因”。出家人对世俗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得度广济，普蒙福禄”上，这应是唐代大多数僧人所持的看法，唐代僧人省亲也是中唐之后随着禅宗的兴起而增多的。 　　这种情况在宋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宋代写僧人省亲的作品多了起来，而且火部分是僧人所写，这一方面表明宋代僧人省亲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事，一方面表明他们对此的态度非常明确和肯定。以下所举几篇宋代僧人作品，对出家人归省行为作出赞扬，从一个侧面代表着宋代儒佛统合和僧人士人夫化的状况。宋代著名诗僧惠洪有《送觉海大师还庐陵省亲》： 　　老踪沧海珠，道价压千古。莫年还东吴，岂不以亲故?……怀亲不能休，饮食 　　忘匙箸。醉翁乡里贤，安角诵翁语。人老尚康健，春寒与秋暑。念之凭高楼，白云 　　入瞻顾。浩然有归兴，掣肘径驰去。遥知到螺江，杜林闻布谷。迎门一调笑，极 　　但摩拊。童头想怀橘，衣椹应戏舞。聊用慰其心，高追古人步。此诗语散缓，细读 　　有奇趣。譬如食橄榄，入口便酸苦。勿示痴道人，被骂吾累汝。诗中“怀亲不能休，饮食忘匙箸”，“念之凭高楼，白云入瞻顾”，写山了一个出家人对父母的思念之情；“浩然有归兴，掣肘径驰去”，则写其毅然决定归家探亲。后面则是想象其归家后与父母亲朋相见时的情景。最后说，“勿示痴道人，被骂吾累汝”，可能是意识到出家人有这种感情是与佛理相违背的，所以很可能受到一些僧人的责骂。纵观全诗，对觉海出家却没有忘怀亲情这一点，是持高度赞赏态度的，这首诗在古代僧诗中，确属“有奇趣”的。其实，宋代僧人这样的作品是为数不少的，如： 　　佛眼清远禅师的《送常侍者两归省亲》写道：“本从绵竹过南方，依前归入绵竹去。井舍犹为旧日居，山川不改当时处。邻人见之莫惊愕，亲里欢迎断思虑。有问南方所得时，瘦藤为我聊轻据。”松源崇岳的《送谦侍者还乡省亲》则说：“有句无句藤倚树，铁壁银山没同互。三千里外面尊堂，一毫头上全体露。”这是两位高僧送其侍者回乡省亲之作，诗中同样对世俗感情非常肯定。“邻人见之莫惊愕，亲里欢迎断思虑”是说世人不要看到一个和尚回家省亲感到惊讶，亲友的欢迎断除了僧人的思虑；出家学禅本来就是为断除思虑，现在在外面整天思念父母，反而增添了障碍，同家一趟就可以断除这种思虑。这是一种诗歌的翻案手法，翻案之中，见出了哲理上的新意。“三千里外面尊堂，一毫头上全体露”一句很富有禅味，是说同家见到父母，就仿佛见到佛身，表现了“父母即佛”这样一种典型的中国化的观念。 　　丹霞子淳的《送环知客归省亲》谓：“清风明月秋光半，环禅别我云南归。当堂子母相逢日，妙圆孰敢分离微。咦!拨转吾家向上机，同头触处生光辉。”更是将归省视为一种修行途径：母子相见之时，可以“拨转吾家向上机”，这里提倡的是一种孝心感应，笔者以为，我国宋元之后出现的极力宣扬孝道感应说的《二十四孝》等作品，与佛教观念的渗入是分不开的，这种孝道的宣扬已经并非单纯来自儒家思想。石溪心月的《送超禅人归省亲》：“参玄曾未造玄微，肯学新丰十不归。归举清凉答佛话，教娘知有祖师机。”写僧人归家后可向母亲传授佛法，因此省亲也算是一种方便说法的门径。 　　曹洞宗著名禅师宏智正觉的《送僧归豫章省亲》写得非常富有文采： 　　宾茧风枝梦不宁，夜堂思对老人星。一心归去事萱草，千里相求呜鹊钨。树树 　　丹枫金堕叶，丛丛黄苇雪浮汀。西山秀骨濯秋雨，窗户卷帘分远青。传统佛教中通常所谓“归去”，是指超脱尘世俗缘的牵累，但这位僧人却是“一心归去事萱草”，萱草指母亲，其感情与一个在外做官、求学的世俗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而宏智正觉对这种感情丝毫没有给予否定，整首诗也写得相当动情，毫无竹笋气。 　　宋代僧人诗偈中的这些题材和描写都是很独特的。在此之前，我们很少见到僧人作品中有此类感情的流露，但宋代僧人对此却毫不掩饰。史料记载晦堂祖心追述其师说“先师进止严重，见者敬畏。衲子因事请假，多峻拒弗从，惟闻省侍亲老，气色穆然，见于颜面，尽礼津遣，其爱人恭孝如此。”僧徒冈其他事请假，师父都严词拒绝，惟有省亲一事，不但不拒绝，而且备上礼品，让弟子带同家。宋代佛教典籍中，对僧人省亲行为作出比较深入分析的是南宋痴绝禅师道冲。《痴绝和尚语录》卷F《示巽升维那》谓： 　　巽升维那，吾蜀英伟之士。久处丛林，浩然有归省之志。……余尝患今之学 　　者，父母不供甘旨，丛林中行脚，大事邈不加意，甘为明教罪人，真可怜悯。今子 　　非特了行脚大事，又且切切于归省，是可嘉也。因记得圆悟禅师示众云：生身父母 　　居堂上，从本爷娘在顶门。且道如何是从本爷娘?试以子在浙翁炉锤之下，如爆龟 　　纹，爆则成兆底时节考之，则娘生面目，遍界难藏。昔日视亲，庭奉甘旨，昏定晨 　　省，冬温夏清，而不为亲。及乎别亲庭，游江海，涉山川，寻师择友，参禅访道， 　　而不为疏。而今归省也，脚才跨门，母念子之心，子宁亲之意，啐啄同时，默默相 　　契，语言不及，融融泄泄，和气霭然于一堂之上，不知与当时在浙翁炉锤之下爆底 　　时节，为同为异? 　　在宋代禅僧看来，亲情并非烦恼的根源，而可以是悟道的一种机缘，一个出家人在外行脚和归家省亲，一个出家者见到亲身父母所获得的顿悟与在寺院接受师父的教诲，是具有相通之处的。　三 　　 　　按照正统佛教观念，家庭、人伦关系是修道的障碍，是贪欲、无明的根源，出家意味着要斩断世俗亲情，出家人不应该对世俗的一切有所留恋，否则是修不成正果的。佛教的这种观念，在重视世俗伦理的中国遇到了挑战。从佛教传入中国之时起，围绕着这一点就展开了激烈的思想冲突。大凡反对佛教的人所持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出家人不事二亲、败坏人伦，所谓“不顾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等等。对丁在中国处于强势话语的宗法思想，佛教从来没有否定过，相反，它总是提出各种理由，证明出家人并非不孝，而是要突破世俗的小孝达到真正的大孝。 　　东晋高僧慧远所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指出学佛者有两大类型，“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前者无疑要做到忠孝仁义，奉上尊亲：后者则要隐居求志，变俗达道。出家人尽管在形式上“内乖天属之重”，“外阙奉主之恭”，但实质上是为了“道洽六亲，泽流天下”，间接起到“协契皇极，火庇生民”的作用。慧远确立的这种区分出家、在家或“方内”、“方外”有所不同的修行原则，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体现得比较充分。出家僧众无疑是住持佛教的主体，由此产生了隋唐的宗派佛教。尽管此期在家修行者也为数不少，但很少能够进入佛教宗派的核心，而是处于边缘状态。这一时期，具体尽孝道的实践者仍然主要由在家佛徒承担，而不是出家人自身，因此并没有彻底解决佛教与传统孝道之间的矛盾。 　　宋代佛教在这方面的认识大为改变。北宋僧人契嵩在其所著的《孝论》中，依据《梵网经》“孝名为戒”的思想，将孝道直接视为佛教戒律的根本，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一个创造： 　　佛子情可正，而亲不可遗也。子亦闻吾先圣人，其始振也，为大戒即日“孝名 　　为戒”。盖以孝而为戒之端也，子与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 　　也。戒也者，众善之所生也。……故经日：使我疾成于无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 　　也。 　　中国佛教教权与于权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发生在唐玄宗时期。日本学者腾善氏指出：唐高宗以前，佛教教团对于拜君亲制的猛烈抵制，到玄宗朝后终结了，以前接受父母尊长礼拜的僧尼们，不得不反过来按照常礼向他们礼拜，这对于研究佛教教团的质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形而上来说，这意味着印度因素的消灭，佛教放弃了逸民的性格，完全屈服于世俗法规。但根据砺波护的研究，唐代的情况并非如腾善氏说的那么简单，至少在上元年间，义出现过反复，即废除了要求出家人拜君亲的规定。但这种情况在宋代已不再成为争论的焦点，佛教几乎是无条性地向儒家复归了。本文所举僧人归家省亲的诗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本文意在说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宗法观念对禅宗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唐代中期之后，随着禅宗特别是以洪州禅为代表的南宗禅的兴起，佛教内部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平常心是道”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到了宋代，禅诗越来越向在家生活靠拢，佛教的入世观念更加鲜明和突出。随着士人大阶层地位的提高利整个社会禅悦风气的流行，在家人的修行逐渐占据主体地位。不但居士可以作为禅宗法统的传承者，甚至多有僧人向居士求法、问法的情况。宋人观念中的禅悦也不仅仅是深山中独自参禅打坐的境界，而是包括了家庭生活、政治生活等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看待家庭、亲情，比较一下唐宋两位著名居十的两首诗偈，或许能说明些问题。 　　唐代著名的庞居士写过一首诗偈：“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圆头，共说无生话。”这里说的是著名的庞居士一家过着一种“在家而出家”的生活，他的一子一女皆不婚嫁，其女儿更是与庞居士一起坐化。宋代著名的无为居十杨杰则针锋相对地写过一偈：“男大须婚，女人须嫁，讨甚闲工夫，更说无生话?”据说此诗为杨杰的开悟偈，当时影响很大。假如依照禅宗南宗判定神秀、慧能二偈优劣的观点，庞居七的偈子似乎只能算北宗境界，尽管他曾亲自拜在马祖门下；而杨杰的偈子才是南宗风范，后者更鲜明地体现了“平常心是道”的观念；前者多少有悖于自然，而后者是真正的随顺自然。南北宋之交的临济宗高僧宗在其《人慧普觉禅师语录》中引述过杨杰这首诗偈并给予赞赏。 　　总之，本文涉及的宋代僧人省亲的作品是宋代三教合一思潮的重要表现。宋代僧人对出家者的归家省亲，不再视为修道的障碍，而是给予了颇具人情味和禅意的充分肯定，甚至认为归省本身也是一种修行的途径，这意味着佛教对中华伦理观念的全面接受。宋代佛教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佛教都具有更鲜明的人间化特征。

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阿克苏等地区是摩尼教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摩尼教消亡的时间约为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此前,有关维吾尔族15世纪末便已实现了全民伊斯兰化的观点应予以纠正。

基于过去发生的国际案例分析，国外专利对国家的粮食安全、粮食主权、农民生计以及粮食价格等问题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孟山都所持专利的转基因大豆在过去12年中几乎成功垄断了美国和阿根廷的大豆生产，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最终给环境、人类和粮食安全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天文学史是研究人类认识宇宙的历史、探索天文学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天文学分支学科，是科学技术史的组成部分。天文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最活跃、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有关史料浩如烟海，其内涵丰富多彩，包括有历法、天文仪器与台站、关于宇宙的理论、天体测量及星图与星表、天象观测与记录、星占术、天文学家传记、少数民族天文学、天文学起源、天文学社会史与中外交流史等诸多论题。1 沿革、组织与规模　　从1911年前后开始，一批由海外学成归来的天文学家刘师培、高鲁、高均(高平子)、朱文鑫、常福元、竺可桢、张钰哲、陈遵妫等人用全新的眼光审视中外天文学的历史发展，在《国粹学报》、《观象丛报》、《中国天文学会会务年报》、《宇宙》等刊物上陆续发表阐述或介绍中外天文学的文章。朱文鑫还先后出版了多种论著，对中国古代历法、有关天象记录、恒星位置、天文仪器等作专题研究。另有一些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如董作宾、刘朝阳、钱宝琮等人，对殷墟甲骨文、周代金文等的历日资料进行研究，讨论殷商、周代的历法问题；或对汉代以后的若干历法作校勘、补遗与研究。所有这些，都开启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40年代以前，对天文学史的研究大多是一些学者的个人兴趣；自50年代以后，这项研究工作受到了国家的重视。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天文学史研究是该委员会首先开展的工作之一。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5年又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内设天文学史组(后与数学史组合并为天文和数学史研究室)，从此到60年代前半期。形成了专业研究队伍(约有10人)与业余研究者相结合的新格局。推动天文学史研究全面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1955)、钱宝琮的《授时历法略论》(1956)、李俨的《中算家的内插法研究》(1957)、严敦杰的《中国古代的黄赤道差计算法》(1958)、钱宝琮的《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1960)、薄树人的《中国古代的恒星观测》(1960)、王应伟的《中国古历通解》(1962，油印本)、席泽宗、薄树人的《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史的意义》(1965)等论著的发表，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态势。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则一度中止了这种发展的势头。　　1974年，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整理研究祖国天文学规划座谈会，制定了一项比较长期的研究计划，并成立了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代管，同时成立了天象资料组，而且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云南天文台和南京大学或成立天文学史研究小组，或确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由此组成了约250人参加的普查与整理古代天象纪录的队伍，和近40人的研究队伍，开始形成天文学史研究的热潮。在此后数年中，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规模较大的研究成果交流会(1975、1976、1979年)，共提交论文140余篇，每次出席者均在i00人左右。完成了《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简史》、《天文学史话》和《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汇》等4种论著和另外4册论文集。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于1979年冬开始酝酿编著16卷本《中国天文学史大系》的计划，1984年小组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后宣布解散。　　在1978年复会的中国天文学会和在198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均设有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成为负责协调各单位之间的分工、推动非专业人员的业余研究、进行学术交流的组织，参加该委员会者约有70人，委员会大约2—3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自1993年始，还与日本、韩国同行一起，大约每两年举行一次东方天文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保持着十分活跃和有成效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直是开展天文学史研究的重点单位，上述诸天文台的天文学史研究小组大多在90年代不复存在，但还保留了一些资深学者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些专业研究者连同主要分布于大专院校的研究者共有40余名。形成精干、稳定的研究力量，且不断有天文学史硕士、博士参加其中，使天文学史研究后继有人。2 20世纪出版的天文学史论著　　据初步统计，20世纪正式出版的天文学史著作(包括专著与论文集)不少于150种。其中主要著作可罗列于次(以出版年代为序)：　　冯徵著《春秋日食集证》(1929)　　朱文鑫著《恒星图考》(1927)、《天文考古录》(1933)、《历法通志》(1934)、《历代日食考》(1934)、《天文学小史》(1935)　　崔朝庆著《中国人之宇宙观》(1934)　　董作宾著《殷历谱》(1945)　　陈遵妫著《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1955)　　丁福保、周云青编著《四部总录天文编》(1956)　　李俨著《中算家的内插法研究》(1957)　　高均著《学历散论》(1969)　　郑文光、席泽宗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1975)　　薄树人、刘金沂等主编《科技史文集·天文学史专辑》第1—4辑(1978、1980、1983、1992)　　薄树人、刘金沂、徐振韬、王立兴、李竞等主编《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l—6集(1978、1981、1984、1986、1989、1994)　　郑文光著《中国天文学源流》(1979)　　席泽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天文学史部分(1980)　　陈遵妫著《中国天文学史》第1—4册(1980、1982、1984、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1980)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1981)　　伊世同著《中西对照·恒星图表1950。0》(1981)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著《彝族天文学史》(1984)　　张培瑜著《中国先秦史历表》(1987)　　陈久金、黄明信等《藏历的原理与实践》(1987)　　《高平子天文历学论著选》(1987)　　庄威风、王立兴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1988)　　潘鼐著《中国恒星观测史》(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1989)　　徐振韬、蒋窈窕著《中国古代太阳黑子研究与现代应用》(1990)　　席泽宗主编《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天文学家》1—2(1990、1994)　　张培瑜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1990)　　　华同旭著《中国漏刻》(1991)　　江晓原著《天学真原》(1991)　　宣焕灿编《天文学史》(1992)　　陈久金著《陈久金集》(1993)　　崔振华、陈丹编著《世界天文学史》(1993)　　陈美东主编《自然科学发展大事记·天文卷》(1994)　　曲安京、纪志刚、王荣彬著《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探析》(1994)　　陈美东著《古历新探》(1995)　　江晓原著《历史上的星占学》(1995)　　陈久金著《回回天文学史研究》(1996)　　陈美东主编《中国古星图》(1996)　　邓文宽编《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1996)　　崔振华、张书才主编《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1997)　　孙小淳、基斯特梅科著《中国星空研究》英文本(1997)　　李志超著《水运仪象志一一中国古代天文钟的历史》(1997)　　王应伟著《中国古历通解》(1998)　　薄树人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8卷(1998)　　张柏春著《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2000)。　　　出版的天文学史论著几乎涉及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所有方面，且大多见于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正反映了天文学史研究从20年代开启，到50、60年代发展，到80年代以后鼎盛的基本状况。3 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　　对考古文物中天文、历法资料的整理：30—40年代，董作宾、刘朝阳等人对殷墟甲骨文中的天象和历日资料作了整理、研究，70年代，席泽宗等对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帛书中的天文资料的整理、研究；80年代，徐苹芳等对天文文物的全面收集，以及施萍亭、邓文宽、席泽宗等对敦煌卷子中的天文、历法资料的整理、研究；90年代，黄一农对唐代碑刻中历日资料的整理，以及罗见今等对汉简历日的系列整理等等。　　1975—1976年，中华书局将经由严敦杰等专家校点的《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10册)单独出版，大大方便了研究工作。　　1988年，庄威风、王立兴总编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是对中国古代一系列天象记录系统全面进行整理的重要成果。　　　1977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合作，由崔振华、张书才主编的《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的出版，对清代钦天监、礼部等的天文工作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1998年，薄树入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是卷帙众多的天文学文献集粹，共收录99种天文学名著，计一万零一百余页。八百余万字，对每一种著作均撰有“提要”一篇，主要论述其要点、意义等，是一部进行天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文献。4 天体测量和星图、星表研究　　高均、朱文鑫在30年代，特别是陈美东在80、90年代的论著中，对历法中一系列天文数据(朔望月、回归年长度等)和天文表格(月离表、日躔表等)的论述，是对古代历法家关于日、月、五星等天体测量工作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恒星观测、大地测量和航海天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于恒星观测，包括对新星、超新星、变星等的观测和恒星位置的测量，首先是对作为天象坐标系统的二十八宿体系的研究，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有诸多研究论文发表，高鲁的《二十八宿考》(1917)，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时代与地点》(1944)，钱宝琮的《论二十八宿之来历》(1947)，夏鼐的《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1976)等，他们都认为起源于中国，但在具体时间等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　　1962年，薄树人的《中国古代的恒星观测》一文，是对这一论题的简明归纳，1982年，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中对传统三垣二十八宿星官体系作了全面的疏解与证认，而1989年潘鼐的《中国恒星观测史》一书，则是对此论题的全面深入的阐述。书中也论及二十八宿的起源问题，并认为对二十八宿距度的测量不晚于公元前6世纪，《石氏星经》中的一部分恒星测量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另一部分恒星则测量于公元170年左右，还对宋代《杨惟德星表》和元代《郭守敬星表》，以及东吴陈卓星官、隋唐《步天歌》、敦煌星图、宋代苏颂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和明代《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等作了详细的考析。　　关于《石氏星经》成书的年代，孙小淳的《汉代石氏星官研究》(1994)认为其为一次测定于公元前78年左右，而胡维佳的《唐籍所载二十八宿星度及“石氏”星表研究》(1998)则指出前人所用数量方法对《石氏星经》的断代研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文献的考察，该星表当成于唐代稍前的年代。　　对星图、星表等的研究工作早年有：常福元的《中西对照恒星录》(1921)；朱文鑫的《恒星图考》(1927)；高鲁的《星象统笺》(1933)；陈遵妫的《恒星图表》(1936)。60年代以来有：席泽宗关于敦煌星图(1966)和马王堆帛书彗星图(1978)；夏鼐关于河北省宣化辽墓星图(1976)；伊世同关于晚唐墓天文图(1979)；杜升云关于苏州石刻天文图(1980)；伊世同关于中西对照恒星图表(1981)；潘鼐和王德昌关于宋《周琮星表》(1981)；陈鹰关于《郭守敬星表》(1986)；伊世同和潘鼐关于北京隆福寺星图(1989)；王德昌等关于江苏省常熟石刻天文图(1989)；陈美东关于陈卓星官(1989)和苏颂星图(1991)；冯时(1990)、伊世同(1996)等关于河南濮阳出土的距今六千余年的龙、虎、北斗图；钟万劢等关于西安出土的西汉古墓星图(1991)；孙小淳关于《崇祯历书》星图和星表(1995)的研究，1996年，孙小淳认为，所谓《郭守敬星表》其实应是明代初年的观测成果，等等，均各具特色。1996年，在陈美东主编的《中国古星图》一书中，共收录古代各类星图150余幅，薄树人、陈美东分别对中国历代和明代星图的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进行了综述，孙小淳、徐风先、段异兵、景冰等则着重对新发现的《天文节侯躔次全图》等明代星图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孙小淳和基斯特梅科合著的《中国星空研究》一书(1997)，是第一部用英文写成的论述中国星空的构成及其社会背景和详论石氏星经成书年代的专著。梁宗巨(1959)、陕西天文台天文史整理研究小组(1976)对于唐代一行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的研究，厉国青等对元代纬度测量的探究(1977)，严敦杰的《牵星术一一我国明代航海天文知识一瞥》(1966)，航海天文调研小组的《我国古代的航海天文》(1977和1978)等文章的发表，是这两方面研究工作进展的反映。5 天文仪器与台站的整修、复原及研究　　关于圭表，高均的《论圭表测景》(1937)，对圭表构造及其测影精度作了很好的论述。潘鼐、向英(1980)和伊世同(1984)先后对元代4丈高表、8尺圭表和景符、窥几等部件作了成功的复原研究。1983年，郭盛炽、全和钧、张家泰、靳世信发表他们在河南登封周公测景台进行数日晷影测量的结果，是仿古测量的重要尝试。陈美东在70、80年代对历代，特别是对宋代周琮和元代郭守敬的晷影测量成果作了精度分析。1985—1986年，崔石竹，李东生在北京古观象台进行了整一年的仿古晷影测量，取得重要成果。　　刘仙洲的《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1956)对古代计时器(包括水漏、沙漏等)的结构与演变作了系统的探讨。李广申的《漏刻的迟疾与液体粘滞性》(1963)对漏壶流量问题作了重要的理论探讨。1980年，陈美东对古人关于影响漏壶流量诸要素的理论思考和所采取的技术措施，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并提出。了宋代沈括漏壶的复原设想。李志超(1978)和伊世同(1992)也先后提出了各自的复原设想。1991年，华同旭的《中国漏刻》一书，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古代水漏刻的历史发展，从文献考察、复原制作和模拟试验三个方面人手，融考证、复制、试验、分析于一炉，对各种类型的水漏刻的构造、型制和精度作了探析，70年代，严敦杰关于宋代(辊)弹漏刻的发现，阎林山、全和钧对计时仪器和时刻制度的研究(1980)，李迪和白尚恕对北京故宫所藏清代一种特殊结构的漏刻的论述(1983)，王立兴关于民间计时仪器漏盂(1983)、陈起元漏刻(1986)和香漏(1989)的复原研究，陈美东对数件西汉漏壶的考察(1989)，以及李强(1990)、薄树人和郭盛炽(1995)关于马上漏刻的讨论，等等。　　1959年，在王振铎的主持下，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成功大型浑仪和浑象以及宋代苏颂、韩公廉的水运仪象台(为原大的l／5)，王振铎又著图文(1958)详论水运仪象台的结构、型制、尺度等等，揭开了破解水运仪象台之谜的序幕。王振铎还对苏颂、韩公廉的假天仪作了复原研究工作(1962)。此后，1988年，陈延杭、陈晓复原得原大1／15的水运仪象台；管成学等对水运仪象台作文献学上的研究(1991)；大致在这一时期台湾省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郭美芳等复原成原大的水运仪象台；而胡维佳(1994)和李志超(1997)从原理和结构等方面重加考察，把对水运仪象台的复原研究引向深入。此外，徐振韬关于先秦浑仪的推测(1976)；李志超、陈宇对张衡水运浑象(1993)及李志超对唐代一行、梁令瓒黄道游仪和宋代熙宁浑仪的研究和复原(1987)；潘鼐对现存南京紫金山的明代仿元浑仪的考证(1983)；特别是由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等单位承担的，自1983年开始历时8年对现存紫金山天文台的元、明漏刻、明制圭表、明代仿元浑仪和简仪等全面研究工作，并成功地实施了修复工程，这些都把相关研究推进一步。对元代郭守敬创制的其他天文仪器的研究亦获进展，薄树人的《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1982)；伊世同对于仰仪的复原研究(1986)等，均属此类。　　关于北京古观象台上的8件清代天文仪器的研究和修复工作，自常福元的《北京观象台仪器残缺记》(1919)、《天文仪器志略》(1921)，到陈遵妫的《清代天文仪器解说》(1956)，已对这些仪器作了基本论述。1995年，北京天文馆在研究的基础上，对这8件仪器进行丁大修，在大修的过程中，又深化了对这些仪器结构、尺度等的了解。　　80年代，河南登封周公测景台和北京古观象台重新对外开放，是对现存最重要的古天文台站整修、研究的结果。此外，河南省偃师县东汉国家天文台一一灵台遗址的发现(1974)，伊世同等提出的元代国家天文台一一太史院的复原方案(1981)，薄树人、谢志杰等关于一地方天文台一一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谯楼的研究(1995)等，也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进展。6 天文学思想和宇宙论的研究　　对于汉代盖天、宣夜、浑天三家谈天学说及其源流的研究，备受学者关注。钱宝琮的《盖天说源流考》(1958)，席泽宗的《盖天说和浑天说》(1960)及《宜夜说的形成和发展》(1975)，唐如川的《张衡等浑天家的天圆地平说》(1962)，陈久金的《浑天说的发展历史新探》(1978)等等，是先期的研究成果。随后，在盖天说与浑天说孰优孰劣，和浑天说主地平抑或地圆两个问题上有过热烈的讨论。80年代金祖孟发表不少文章，力主盖天优于浑天，及中国古代不存在地圆之说；宋正海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地球观是地平大地观(1986)；王立兴认为浑天家均主地平观(1986)；薄树人认为“盖天说不如浑天说进步”(1989)，陈美东认为中国古代地平观占统治地位，但也不乏地圆思想的明确论述(1996)；程贞一和席泽宗《陈子模型和早期对于太阳的测量》(1991)一文认为，《周髀算经》中的陈子，能用数学把观测和理论结起来，从而构造出一个模型以解释自然现象，在方法上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江晓原则对盖天说的宇宙结构模型作了新阐释(1996)。这些讨论，无疑有助于认识的深化。　　关于古代宇宙起源和深化思想的探究，亦获进展。席泽宗的《朱熹的天体演化思想》(1963)和《中国古代的宇宙论》(1976)，于首奎的《试论(淮南子)的宇宙观》(1979)；孙述沂、宣焕灿的《论汉代的天地起源说》(1984)，陈美东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膨胀说》(1994)，等等，均有新意。　　陈美东关于观测实践对古代历法的决定性作用的论述(1983)；席泽宗关于“气”的思想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1984)；徐凤先关于古代异常天象观的探究(1994)；石云里关于地有四游说的研究(1995);陈美东关于日月五星右旋说与左旋论争的评述(1997)，等等，是对古代有关天文学思想作深入的讨论。　　　郑文光、席泽宗的《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1975)，可视为本论题早期的具代表性的著作。　7 天文学家的研究　　对于古代天文学家的生平、成就、治学方法、思想品质的研究，也成绩斐然。孙文青的《张衡年谱》(1935)；李希泌《郭守敬》(1964)；李迪的《唐代天文学家张遂(一行)》(1964)、《郭守敬》(1966)、《祖冲之》(1977)和《梅文鼎》(1988)；张家驹的《沈括》(1978)；赖家度的《张衡》(1979)；潘鼐、向英的《郭守敬》(1980)，等等。均为篇幅不同的专著。而较深入的研究论文，则有席泽宗关于清代王锡阐(1963)；薄树人关于明代徐光启(1963)、汉代司马迁(1981)与张衡(1992)、元代札马鲁丁(1986)；严敦杰关于唐代一行(1984)；陈久金关于汉代张衡(1981)、唐代瞿昙悉达(1985)、元代马德鲁丁父子(1989)、战国甘德、刘宋何承天、唐代李淳风与曹士芳(1992)；陈美东关于汉代刘洪(1986)与张衡(1989)、北齐张子信、隋代刘焯与张冑玄、唐代一行与边冈(1992)和元代郭守敬(1993)；杜石然关于明代徐光启、清代梅文鼎、王锡阐(1989)、刘宋祖冲之(1992)；江晓原关于王锡阐(1989)；管成学等关于宋代苏颂(1991)；颜中其、苏克主的《苏颂年谱》(1993)；河北省邢台市郭守敬纪念馆编的《郭守敬及其师友研究论文集》(1996)；冯锦荣关于明代熊明遇(1997)；陈美东主编的《王锡阐研究文集》(2000)等等，可见，除了对若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深入研究以外，研究向更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此外，在80年代关于张衡的研究中出现的讨论显得更加生动：陈久金认为《浑天仪注》非张衡所著，而是西晋一无名氏所作，其主要依据是《浑天仪注》文末提及的冬至点位置值，当测于西晋；陈美东指出，该冬至点位置值是《浑天仪注》讨论黄赤道变换问题而得的结果，故《浑天仪注》应为张衡所著。薄树人也认为它应是张衡原作。这一讨论，对于认识的深化是有益的。8 天文学起源、天文学社会史和中外交流史的研究　　关于天文学的起源，郑文光的《中国天文学源流》(1979)一书，作了较全面的探讨，从对神话传说的分析，到对早期观象授时的考察，到对二十八宿、土圭之法与璇玑玉衡等的讨论，阐述了后世得到发展的天文学内涵的初胚。陈久金也论及历法的起源(1978)，认为十月太阳历是最早的历法之一(1982)，阴阳五行和八卦的起源亦与十月太阳历有关(1986)，天干十日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时节(1988)，四象概念的形成源于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1992)，等等，提出了诸多耐人寻味的见解。吕子方对《山海经》所载有关神话的探析，也多涉及中国天文学起源的论题(1984)。江晓原则对中国天文学的本土起源说和西源说进行评述，论证了本土起源与间或接受外来影响的状况(1991)。程贞一、席泽宗和铙宗颐合写的《曾侯乙编钟时代之前中国和巴比伦音律和天文学的比较研究》(1992)认为，两方面都是平行发展，没有关系。　　天文学社会史的研究是关于天文学与社会诸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席泽宗的《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1987)和《天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1989)，开始论及这个问题。黄一农对于古代荧惑守心纪录的剖析(1991)，表明这类天象纪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说明天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关于清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其废存争执的个案分析(1993)，也说明同样的问题。江晓原的《天学真原》一书(1991)，对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作了深入的考察，强调指出它与王权、政治观念与运作、道德教化、文化，乃至建筑与墓葬等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古代星占学的理论与方法也作了概要的论述。该书的另一重点是讨论中外天文学的比较与交流。对巴比伦古代天文学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主要源于古印度的七曜术在中国的流行，以及若干古印度天文学家在华的工作等，作了较深入的探析，是一部难得力作。此外，陈美东关于古代中心差计算(1986)和胡铁珠关于古代五星运动计算(1990)的论文中，也对中印古代天文学做了有益的比较研究。　　对明末以后耶稣会士传人的西方天文学知识的研究，也有进展。严敦杰关于伽利略的天文学说(1964)；席泽宗、严敦杰等关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1973)；薄树人关于《崇祯历书》(1980)、《历象考成》(1981)；《历象考成后编》中的开普勒方程(1984)；郭永芳关于牛顿学说(1983)；伊世同等关于《仪象考成后编》星表中的增星(1984)；江晓原关于开普勒的天体引力思想(1987)；水晶球体系(1987)、托勒密和第谷的天文学说(1989、1991)；林文照关于望远镜(1989)；胡铁珠关于《历学会通》中的宇宙模式(1992)；石云里关于《寰有诠》和月面图(1994、1991)；鲁大龙关于《历象考成后编》与牛顿的月亮运动理论之间关系的发现(1997)等，都是相当深入的研究成果。　　陈层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1985，油印本)、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4册，都对中国近现代天文学史作了重要的论述，他们是诸多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其论述尤其珍贵。此外，阎林山关于余山天文台(1984)；朱楞关于徐家汇天文台(1986)；吴美霞关于中国天文学会(1989)；丁蔚关于余青松(1996)的研究，等等，也都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参 考 文 献][1]姜丽蓉。中国科学技术史。论著索引卷[M]。北京；科学出版杜，2001原载。6—11出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南宁)，2004。1，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真正的斗争是在牲口和人之间。　　 －－奥威尔：《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言 　　　　　　 奥威尔是一种现象，不是开始，不是结束。他的《动物农场》是一部成人童话，对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左右冀很有帮助，对理解当下的左右冀也很有帮助。下面是我的读书笔记，有点长。我先把故事讲一遍。　　　　 一、解题 　　　　 书题（Animal Farm）有三种译法，“动物庄园”、“动物农场”和“动物农庄”，傅惟慈翻成“动物农场”最好。在故事中，它是与“庄园农场”（Manor Farm）相对。一九三六年，奥威尔和爱琳结婚，一度搬到赫特福德郡北白尔多克镇以东的沃灵顿村居住，在那儿养了些牲口。这个村子离伦敦不远，即故事所托。　　 Manor Farm，Manor的本义是贵族庄园、领主庄园。傅惟慈翻成“庄园农场”最好。张毅、高孝先把Animal Farm翻成“动物庄园”，Farm作“庄园”，这里总不好再叫“庄园庄园”，故取音译翻成“曼纳庄园”。其实，Manor Farm是与Animal Farm相对，指的是人类农场。人类农场是人类管理动物，动物农场是动物管理动物，这是根本区别。　　 作者以“动物农场”和“人类农场”相对，代表冲突之两极。“动物”是受侮辱受压迫起而反抗的一方，“人类”是他们的对立面，试图围剿和消灭他们的一方。“动物农场”指社会主义国家，“人类农场”指资本主义国家。　　 过去，叶德辉（著名保守派文人，一九二七年被杀）骂农运，有个对联，上联是“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下联是“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批是“斌尖卡傀”，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但这里，“动物”不是用来侮辱动物。有人把Animal Farm翻成“兽园”，不好。作者从小害怕老鼠讨厌猪，但对广大动物群众，并无贱视之义。他是用“动物”指社会主义，不是用“动物”骂社会主义。　　 英文中的animal，是有别于人类和植物的一切活物。动物农场的动物，主体是“驯化动物”（domestic animal），即我们中国人讲的“六畜”，通常也叫“畜牲”。他们是家养动物或人化动物（这里，我用拟人的“他们”，而不用“它们”，下同），比其他动物更接近人类，因而不满自己的动物处境。造反的起因是，人类太不拿他们当人，只当畜牲，或连畜牲都不如。　　 我们从动物立场看问题，造反确实有理。　　 动物都是“同志”。但“野生动物”（wild animal），比如老鼠、兔子和狐狸，算不算“同志”？动物大会表决，算。还有鸟类，比如栖息农场的鸽子、乌鸦还有麻雀等小鸟，它们算不算？也算。雪球同志（详下）的定义是，只要是四条腿或两条腿而长翅膀的，都算“同志”。有人怀疑，“野生动物”是象征工人阶级以外的农民或其他成分的落后群众，但动物农场中还有很多家养动物，更像这类群众。他们比野生动物更容易接受人类，不够落后，不够原始。　　　　 我看，真正的“野生动物”是少数民族、亚非拉。　　 二、角色　　 　 我们先介绍人类：　　 一）琼斯先生（Mr. Jones），庄园农场的场主。他整天喝酒，醉醺醺，对手下的工人疏于管理。他们光挤奶，不喂草，引起母牛闹事。其他动物群起响应，把琼斯赶走。琼斯流亡在外，住在威灵顿（Willington，英格兰有这个地名），整天泡在红狮酒吧（the taproom of Red Lion）中。威灵顿是人类居住的中心，当指伦敦。伦敦有个红狮街。琼斯失去农场，绝不甘心，勾结弗里德利克和皮尔京顿（详下），攻打动物农场，不成功，最后死在醉汉收容所中。俄国人爱酗酒。作者把他描写成酒鬼，以他象征十月革命推翻的沙俄统治者。此人绝非俄皇，乃指白俄。尼古拉二世是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不是喝酒喝死的。革命，群情激愤不能已，送暴君上断头台，乃欧洲传统，不自俄国始，不自法国始，而是从英国开的头，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二）弗里德利克先生（Mr. Frederick），狭地农场（Pinchfield Farm）的场主，指希特勒。他的特点，是“精明、强悍，成年累月同别人打官司”，“遇事斤斤计较，一点亏也不肯吃”。Pinchfield，字面含义是受挤压的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是战败国，割地赔款，领土受挤压。原书说，它“面积不大，但是经营得较好”。Frederick是德国姓氏，德语作Friederich，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或译“弗里德里希大帝”、“腓特烈大帝”）就姓这个姓。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最有名的皇帝，希特勒是大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的元首。他以第一帝国的继承者自居，所以有这种比喻。　　 三）皮尔京顿先生（Mr. Pilkington），狸林农场（Foxwood Farm）的场主。Pilkington是英国姓氏。Foxwood是狐狸出没的野树林。英国人喜欢猎狐。原书说，它“是个经营不善的老式大农场，长满了一丛丛小树，牧场荒芜，树篱东倒西歪”，当指大英帝国代表的殖民体系。此人指谁？有人说是丘吉尔和罗斯福，我看是丘吉尔。罗斯福治下的国家，不像是“经营不善的老式大农场”。原书说，“皮尔京顿同弗里德利克两人谁都看不起谁”，但都害怕“动物革命”。他俩是一伙，但有矛盾。　　 四）温佩尔先生（Mr. Whymper），住在威灵顿的律师。他是拿破仑（详下）在动物农场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第一个为动物农场和人类农场牵线搭桥，促成其贸易往来的经纪人。此人当指美国企业家哈默（Armand Hammer）。一九二一年，他到苏联救济灾民，后来在苏联开过铅笔厂。一九三○年，他返回美国，从苏联买走大批珍宝名画。这四个“人”，琼斯是酒囊饭袋老废物，弗里德利克和皮尔京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都不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我们再介绍动物。　　 （一）猪。　　 动物农场中的猪，分种猪和肉猪。种猪是未经阉割专供配种的猪；肉猪是供屠宰吃肉的猪。猪最聪明，借口管理，不干体力活。他们是动物农场的领导阶层，吉拉斯（或译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人类的遗产，琼斯先生留下的东西，都被他们霸占，他们是“没有琼斯的琼斯先生”，动物农场的真正利益集团。　　 一）老少校（Old Major），是动物造反的鼻祖。在故事中，他是一头得过奖的灰白色大公猪，号称“威灵顿美人”（Willington Beauty）。共产主义领袖，马克思、恩格斯，都在伦敦长期居住，在西方名气很大。此名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恩格斯是第二国际创始人，当过兵，打过仗，好写军事评论，有“将军”的绰号。恩格斯死后，第二国际分裂，伯恩斯坦、考茨基强调议会道路，是保守派；列宁强调武装夺权，是激进派。两派都源于恩格斯。　　 二）拿破仑（Napoleon），是农场中唯一的一头伯克夏种猪，动物农场的三巨头之一。原书说他有“军人风度”（第五章）。第十章，拿破仑会见皮尔京顿，他口叼烟斗，上身穿黑外套，下身穿打猎的马裤（ratcatcher breeches，傅惟慈译为“怪里怪气的猪裤”），腿上打皮绑腿（leather leggings，指马靴），扮相酷似斯大林。论者往往把斯大林叫“共产主义波拿巴”，小说中的拿破仑无疑指斯大林。欧洲传统，王很多，帝很少，帝号源出罗马，日耳曼和斯拉夫系的国家，多称恺撒（caesar）。我们说的沙皇（tsar）就是俄语的恺撒。此书最初译成法文，害怕激怒法国人，曾把“拿破仑”改成“恺撒”。　　 三）雪球（Snowball），也是一头种猪，动物农场的三巨头之一。在“牛棚战役”中，因保卫动物农场有功，曾获“一级动物英雄”勋章。但他与拿破仑政见相左，导致破裂。在动物大会上，拿破仑纵恶犬，赶走雪球。雪球即托洛茨基。十月革命，他是主要领袖，地位和影响，仅次于列宁。内战时期，他是红军创始人，也有赫赫战功。但列宁死后，被斯大林排挤：一九二五年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二六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二八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境，一九四○年被苏联特工暗杀。　　 四）尖噪（Squealer），是一头口才很好的小肉猪，动物农场的三巨头之一，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有人猜，这是指布哈林及其后继者（如日丹诺夫类的理论家），不一定，恐怕还是泛指斯大林的支持者。　　 五）四口小肉猪（four young porkers），当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拿破仑赶走雪球，取消动物大会，他们想发表不同意见，引起拿破仑反感。后来，被逼承认，与雪球同伙，被恶犬咬死。苏联大清洗，杀革命功臣，最著名的死难者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斯大林先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盟，排挤托洛茨基，再和布哈林、李可夫结盟，排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死于一九三六年的第一次大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死于一九三七年的第二次大审判，布哈林、李可夫死于一九三八年的第三次大审判。　　 六）诗人小不点儿（the poet, Minimus），是为拿破仑唱赞歌的小肉猪，当指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的创始人）等人。第一章，老少校教动物唱《英格兰畜牲之歌》（Beasts of England），当指《国际歌》。十月革命后，苏联废除沙俄时代的国歌《上帝保佑沙皇》，用《国际歌》代替它。Beasts of England，或译“英格兰兽”，不好。Beast有畜牲之义，从故事看，显然指动物农场中的畜牲，而不是虎狼一类野兽。傅本译“英格兰畜牲”，更合适。第七章，拿破仑禁唱《英格兰畜牲之歌》，小不点儿作了一首新歌代替它。新歌是指一九四四年的苏联新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亚历山大罗夫作曲，米哈尔科夫、列基斯坦作词）。它只唱祖国，不唱国际。后来，小不点儿还创作了《拿破仑同志》，则指亚历山大罗夫等人创作的《斯大林颂》。八）粉红眼（Pinkeye），也是小肉猪，负责为拿破仑品尝食品，以防下毒。　　 （二）狗。　　 象征秘密警察，地位仅次于猪。　　 一）蓝铃花（Bluebell），一种植物，这里是母狗的名字。　　 二）杰西（Jessie），本来是女子名，这里是母狗的名字。　　 三）品彻尔（Pincher）。意思是钳子，这里是公狗的名字。　　 四）九条巨犬（nine enormous dogs），分别出于蓝铃花和杰西。小狗刚一断奶，就被拿破仑抱走，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阁楼上。后来，拿破仑赶走雪球，在动物农场搞大清洗，就是靠这些恶犬。老乡教我养狗，说最凶的狗，都是从小不见人的狗（见拙作《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拿破仑的狗就是这么养出来的。　　 这些狗，一）至三）是老狗，参加过仲夏暴动，身上有捷尔仁斯基的影子。捷尔仁斯基是契卡的创始人。四）是一）至三）所生，指契卡、安全局、内务部、安全部一类组织（克格勃的前身）。　　 （三）马。　　 一）拳击手（Boxer），是匹挽重的公马，代表真正的工人阶级。他参加过动物农场的所有革命活动，是个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但被拿破仑愚弄、欺骗和出卖。拳击手常说的两句话是“我要努力干活儿”和“拿破仑永远正确”，对革命忠心耿耿，但临近退休，却被拿破仑送进屠宰场。死后，他这两句话，被拿破仑一伙利用，当做愚弄动物的口号。有人说，奥威尔笔下的拳击手是以他参加西班牙内战时的指挥官乔治•柯普为原型，但我觉得，他身上也有作者本人的影子。　　 二）苜蓿（Clover），是匹挽重的母马，总是和拳击手在一起。她也参加过动物农场的所有革命活动，是拳击手的亲密战友。她的身上似乎有爱琳的影子（奥威尔的第一个妻子，她曾在西班牙陪伴奥威尔）。　　 三）茉莉（Molie），是给琼斯驾车的小白母马，喜欢吃糖，臭美，爱打扮，经常逃避集体劳动，代表奴性不改、怀念旧社会的人。“牛棚战役”后，茉莉叛逃威灵顿，给一家酒馆的老板驾车。Molie是Mary的爱称。有人说，奥威尔笔下的茉莉是以他的遗孀索妮亚为原型，不知是否可靠。索妮亚长得很漂亮。　　 （四）奶牛。　　 无名，疑指农民和普通劳动者。　　 （五）绵羊。　　 无名，疑指最愚昧的群众，特点是驯服和盲从。例如他们总是动不动就狂呼口号“四条腿好，两条腿坏”（雪球发明的阶级斗争口号）。　　 （六）山羊。　　 穆瑞尔（Muriel），是一头白山羊，常和本杰明在一起，没什么突出表现。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有沃灵顿村的影子。他在沃灵顿村养过一头母山羊，就叫这个名。　　 （七）毛驴。本杰明（Benjamin），男子名，源出希伯来语，意思是“幸运儿”。他是动物农场中年龄最大、脾气最坏、冷眼旁观、喜欢说怪话、看笑话的家伙。他的口头禅是“驴子活得长”（意思是，看谁活得长）。有人说，作者是以他比自己，不合适。奥威尔喜欢马而不是驴。他身体特差，根本活不长。　　 （八）老猫。无名，在书中是二流子和落后分子的象征。他好吃懒做，不劳动，经常逃会，干事的时候瞅不见他，但动物农场成立野生同志再教育委员会，他却积极报名，想借职务之便，抓点麻雀、老鼠吃。动物中有所谓宠物（pet），猫、狗是这一类。猫和狗还不一样。狗还帮助狩猎，看家护院。猫，除了抓耗子，啥都不干，特爱睡懒觉（如果有吃有喝，就连耗子都不抓）。　　 （九）鸽子。无名，和乌鸦相反，不是传播宗教，而是向其他支物农场传播革命思想。五十年代，毕加索的和平鸽（作于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很流行，北京展览馆（初名苏联殿览馆）的高塔上有，邮票上也印。左翼当红的一九四四年，他加入过共产党。　　 （十）乌鸦。摩西（Moses），是琼斯先生养的一只乌鸦。他什么活儿都不干，专卖口舌，说云端后面有座糖果山（Sugarcandy Mountain），人死了都要到那儿去。糖果山每天都是休息日，苜蓿一年四季常青，篱笆上长满方糖和亚麻子饼。革命前，为了唤醒动物的革命意识，猪给所有动物做工作，叫他们不要相信摩西的说教。仲夏暴动，摩西逃跑。动物共和国成立后，摩西又飞回来。摩西本是《圣经》中的犹太领袖，出埃及，立十诫。这里指俄国的东正教。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曾限制东正教。一九四三年，为了支持对德战争，苏联政府与东正教达成和解，东正教才重新活跃起来。　　 （十一）鸡、鸭、鹅。无名，代表最无知的一般群众。　　 （十二）麻雀、老鼠、兔子、狐狸。这些是野生动物。　　 三、故事梗概　　 这部童话等于一部压缩版的“联共布党史”（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三）。故事的场景虽被安排在英格兰，但讽刺对象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奥威尔说，他的故事是取自苏联，但对内容作了压缩处理，代年次序有所颠倒。原书共十章，无标题，这里试加提示性的小标题，做一点历史解读。　　 第一章，《老少校的梦》，是讲动物造反的起因。老少校年纪大，临死前，在大谷仓召集动物大会，把他的造反之梦讲给动物听。他说，英格兰有足够的食物，可以让所有动物都过上好日子，但不劳而获的人类却巧取豪夺，把全部剩余榨光。他劝他们，千万不要相信，人类富裕，动物也会繁荣，只有造反是唯一出路。他教他们唱《英格兰畜牲之歌》。造反之梦即共产主义，《英格兰畜牲之歌》即国际歌。　　 第二章，《赶走琼斯》，是讲动物造反。老少校死后，猪把老少校的教导总结成“动物主义”。造反比所有动物期望的日子都来得早。仲夏日（Midsummer Day，六月二十四日，约翰施洗节），母牛暴动，引起所有动物造反。动物占领琼斯家，惊其豪富，一致决定，谁也不许入住，保持原样，办博物馆。猪把“动物主义”简化为“七戒”，获得一致通过。故事这一段，是指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国际歌》成为苏联国歌。　　 第三章，《自己管理自己》，是讲革命后，动物组织生产自救、设置各种管理机构和开展识字运动。动物当家作主，干活很卖力，特别是拳击手和苜蓿。猪是管理阶层，不劳动，光呼口号，为动物加油。每星期日，动物在大谷仓开动物大会，会前要升旗。雪球为动物农场设计旗子，旗是绿旗，图案是牛的白蹄子和白犄角。学文化，羊和鸡、鸭太笨，背不下“七戒”，雪球把它简化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拿破仑跟雪球处处唱反调。他对雪球组织的各种委员会毫无兴趣，更关心养狗，专门培养看家护院的狗崽子。牛奶和苹果被猪霸占，引起不满，尖噪说，猪为大家操劳，理应如此，不然，琼斯就会复辟。他拿琼斯吓唬动物。故事这一段，相当十月革命后到一九一八年初。牛蹄牛角旗是暗示镰刀斧头旗（苏联国旗）。　　 第四章，《牛棚战役》，是讲动物农场打败人类的武装干涉。动物农场是全英格兰唯一由动物自己管理自己的农场。他们的成功，鼓舞了其他农场的动物。这一年，农村各地，不断掀起造反的浪潮。人类的代表，弗里德利克和皮尔京顿，感到大恐慌，勾结琼斯，对动物农场进行武装干涉。在雪球的英明指挥下，动物击退了人类的进攻，是为“牛棚战役”。雪球和拳击手，战功卓著，获“一级动物英雄”勋章。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即苏联的内战时期。一九二○年十一月，苏联战胜欧洲列强的武装干涉（有十四个国家参加）和白军叛乱。　　 第五章，《放逐雪球》，是讲拿破仑赶走雪球。雪球和拿破仑有两大分歧，一是先建风车发电，减轻劳动，每周工作三天，还是先抓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二是先武装自己，还是先放出鸽子，鼓动其他农场造反。他们的争吵，把农场分裂成两派。关键时刻，拿破仑放出恶犬（悄悄养大的狗崽子），赶走雪球，成立特别委员会，取消动物大会，用铁的纪律代替动物民主。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主要讲苏共党内的激烈争论。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斯大林开始迫害托洛茨基，驱逐托洛茨基，掀起反托派的运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有两大分歧，一是先工业化还是先集体化，二是一国取胜还是世界革命。十月革命，谁也没料到，突然爆发，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说，不合法，必失败。列宁说，孩子已经生出来了，难道还要到资产阶级那里领出生证？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竖守阵地，等待援军。他曾希望俄国革命会引发西方革命（如德国革命），不得已，才把目光转向落后的东方（如中国革命）。他始终相信，只有世界革命才能挽救社会主义。托洛茨基站在列宁左边，说没有世界革命，也要制造革命；斯大林站在列宁右边，只问苏联“一国”如何，建成建不成，守住守不住。他说，没有世界革命，苏联也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三阶段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是两阶段论（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合并成一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指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为了镇压旧势力的反抗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临时采取的强硬手段，他们从不把无产阶级专政叫社会主义。　　 第六章，《同人类做买卖》，是讲拿破仑的新经济政策。上一章，雪球被逐之后，拿破仑继续造风车，说造风车本来就是他的主意。建造风车，造成物资短缺，拿破仑发现，必须同人做买卖。他不但以温佩尔为经纪人，进行公开贸易，还同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分别签订贸易协定，私下往来。此事同“七诫”发生矛盾，动物想不通：革命是同人类决裂，怎么可以同人类做买卖？尖噪给他们做工作，向大家保证，动物农场从来都没这道禁令。猪搬进琼斯家，睡在人的床上。动物记得，这也违反“七戒”的第四条。尖噪篡改“七戒”，说过去的规定，并不是说动物不可睡床，而是说不可睡铺床单的床，只要撤床单，换毯子，就合理合法。最后，眼看风车就要建成，却突然倒塌。拿破仑诬称，风车是被雪球破坏。从此，代替琼斯，雪球成了吓唬动物的法宝。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即苏联推行国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时期。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这段故事值得玩味。大家别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中苏交恶、中美建交为契机。现在，我们悔恨自责，怎么没早点开放，却忘了当时的环境：封闭是因为封锁，不是自己做个“铁幕”把自己关在里面。当年，“敌军围困万千重”，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怎么发财？怎么搞民主？　　 第七章，《屠杀同类》，是讲动物农场的刑讯逼供、血腥杀戮。风车倒塌后，经济形势严峻，为了履行向人类出售鸡蛋的合同，尖噪下令，鸡蛋必须全部上缴，引起母鸡造反。拿破仑和尖噪继续用雪球吓人：跟弗里德利克做买卖，就说雪球勾结皮尔京顿；跟皮尔京顿做买卖，就说雪球勾结弗里德利克。他们甚至造谣，说雪球勾结老鼠，在内部搞破坏，以雪球为借口，杀害同类：如造反的母鸡，表示不同意见的四口小肉猪，偷吃粮食的鹅，往饮水池撒尿的山羊，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讲心里话。在此基础上，尖噪宣布，造反结束，内外敌人都被消灭，《英格兰畜牲之歌》已失去意义，从此不许唱。代替它的是小不点儿创作的新歌，歌颂农场新秩序的赞歌。故事这一段，相当苏联的大清洗时期（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苏联改国歌，用《牢不可破的联盟》代替《国际歌》是在一九四四年。注意：苏联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自己抢自己，大清洗是自己杀自己。这些悲剧，都和四面围堵没有安全有关。　　 第八章，《风车战役》，是讲动物农场打败弗里德利克发动的战争。动物大清洗是对“七戒”第六条的背叛。尖噪篡改这一条，把“一切动物都不许杀害其他动物”改成“一切动物不许无缘无故杀害其他动物”。拿破仑建立个人崇拜，小不点儿创作《拿破仑同志》。拿破仑利用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的矛盾，既同皮尔京顿维持友好关系，又与弗里德利克达成秘密协议。不料，弗里德利克悍然入侵动物农场，打破三角平衡。皮尔京顿幸灾乐祸，希望就此消灭动物农场。但同样让人想不到的是，在拿破仑演说的号召下，拳击手和所有动物，浴血奋战，打败了弗里德利克。这场战役，是为保卫重新建成的风车，所以被命名为“风车之役”，但风车却被弗里德利克炸毁。“风车之役”指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风车”指工业化。战后，拿破仑一面严令禁酒，不许其他动物喝酒，一面暗中酿酒，只供自己喝。喝酒，是继承琼斯先生（暗示苏联继承了沙俄帝国）。尖噪篡改“七戒”，被大家发现，他把禁止动物喝酒的第五条改成“一切动物不许饮酒过量”。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当时，英、法希望德国打败俄国，俄国希望德国打英、法，都想靠移祸他国，保全自己。一九三九年，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但一九四一年，德国还是选择东进，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小不点儿创作的《拿破仑同志》，指亚历山大罗夫创作的《斯大林颂》。　　 第九章，《拳击手之死》，是讲拳击手被诱骗，惨遭杀害。“风车之役”后，动物欢庆胜利，成立动物共和国。摩西返回，继续讲他的糖果山，虽然猪们不相信糖果山，却破例允许摩西不参加劳动，享受啤酒津贴，帮助他们愚弄群众，安抚群众，稳定他们对其他动物的统治。相反，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拳击手，却被送进威灵顿的屠宰场，谎称他在那里得到精心治疗。死后，为了欺骗动物，还为他开追悼会，要大家学习这位先烈。故事这一段，相当德国战败之后。　　 第十章，《革命把猪变成人》，是讲拿破仑与皮尔京顿和解。这一章是最后一章，当年参加造反的动物，老的老，死的死，革命被遗忘。“七戒”的最后一条也被修正，“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被改成“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动物农场的上层，猪狗先富起来，其他动物还是老样子。最后一幕，猪穿上人的衣服，像人一样，站起来了。他们备好酒筵，与皮尔京顿为首的人类欢聚一堂，举杯同庆，庆祝他们的全面和解。皮尔京顿说，猪和人，从来就没有利害冲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对付下等动物。拿破仑宣布，废除“同志”之称，把老少校的骷髅埋掉，牛蹄牛角旗换成没有图像的旗，农场的名字也改回去，仍叫“庄园农场”。窗外的动物目瞪口呆，再也分不清谁是动物谁是人。这是指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与英、美瓜分世界，揭开冷战时代的序幕。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牛棚战役”、“风车战役”，武力消灭动物农场，不容易。西方入侵，只有一个效果，就是把苏联变成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国富民穷的国家（农业为工业、工业为国防的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战时体制）。苏联不是被外部的武力所消灭，而是被它所养的党员所消灭。他们，很多都是白眼狼，特别是身居要职的党员，更是“共产主义掘墓人”。他们把苏联积攒的财富分光吃尽，然后宣布“告别革命”，摇身一变，号称自由主义者。从“政左经左”至“政左经右”到“政右经右”，是其演变的一般轨迹。　　 故事的最后一幕，据奥威尔本人说，是指一九四三年，世界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欢聚一堂，通过《德黑兰宣言》（一九四三），商定日后的“三家分晋”。小说出版于一九四五年。这一年，《雅尔塔协议》决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世界被英、美和苏联重新瓜分，就像一次大战一样。　　 其实，讲到这里，故事并没完，斯大林去世，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中苏论战，越南战争，中美建交，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柏林墙倒塌，前苏联和东欧易帜，全在他死后的五十年里。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看到的事情，接着奥威尔的故事。　　 最后，我把恩格斯的一段话抄在下面。他似乎已经预言到了共产主义运动可能遭受的挫折：　　 …… 这一次我们可以直接从《宣言》开始，这也特别是由于科伦案件，在这次案件中德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勒泽尔身上）经受住了毕业考试。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和往常一样，将不得不限于首先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留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做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了先进的革命，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一有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来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做历史的辩护。（《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三年四月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587-588页）　　　　　　　　　　李零：读《动物农场》（二）　　 　　 我在一九三六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　　　　在我看来，人们只有一视同仁地坚持要英国结束在印度不受欢迎的统治，才能去谴责发生在波兰、南斯拉夫等国的犯罪。我属于左派，因而必须在左派内部工作，尽管我十分憎恨俄罗斯的极权主义及其在我们国家的恶劣影响。　　 （奥威尔：《致阿索尔女公爵》）　　　　《动物农场》是奥威尔的代表作，现在已被译成六十多种文字，销量超过四千万册。出版前，他就担心，此书可能正中保守派的下怀。情况果然如此。它的出版，立刻引起了丘吉尔的极大兴趣，英国女王也马上派人买书。　　　　 这本书，很敏感。冷战时期，英美夸，苏联骂，骂和夸，都是拿它当“反共宣言”。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英国人改编，美国中央情报局掏钱，拍成动画片《动物农场》，故事的结尾被篡改：“人猪大团圆”，人去掉，光剩猪，完全变味儿。冷战氛围下的阅读趣味，决定了奥威尔的命运。他是被保守主义捧起来的。　　　　苏联和前东欧，还有咱们中国，大家初读此书，都很震憾。很多人都问自己：他怎么比我们还理解我们。正因为有强烈共鸣，读者很容易相信，甚至比西方读者更容易相信，这是一部反苏反共的右翼作品。　　　　但他们读错了，不管有意无意，他们只是读出了他们想听的东西，而不是奥威尔想说的东西。　　　　一、奥威尔是左翼　　　　欲知民主，先知左右。传统意义上的右翼是西方议会中的保守派，左翼是西方议会中的民主派和激进派。右翼多半和遗老遗少、王公贵族和宗教势力有关，而左翼则代表新兴势力，如各种民主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夹处激进、保守之间，往往是中间派。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极右翼，托派和无政府主义是极左翼。这是大致的划分，情况经常变。现在，左右两翼不断分化，有所谓新左新右。很多玩经济、玩选举、玩战争的，都是右翼的变种。很多玩理论、玩环保、玩人权的（还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同性恋等等），都是左翼的变种。现在的左翼，避实就虚，避重就轻，一盘散沙，经常往右转。　　　　奥威尔的立场是左翼民主派的社会主义，他既恨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又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英国的保守派，他也反对。　　　　阅读此书，知人论世很重要。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九○三~一九五○）是英国左翼作家。他的特点是痛恨暴政，同情弱者。他始终同情劳苦大众和被压迫民族，对英国式的傲慢与偏见有深刻反省。他既反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反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可惜，现在的读者只记住了他的最后一反，却忘记了他的初衷：他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才批判斯大林主义，批判斯大林主义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为被压迫者和受害者说话。　　　　奥威尔是个瘦骨嶙峋，腼腆敏感，喜欢自讨苦吃，喜欢冷眼旁观，为生活写作，为写作生活的人。临死前，他立下遗嘱：死后不要给他写传记。为什么不要？因为他很重视生活体验，也很追求文字完美。既要真，也要美。他的小说，大多取自亲身经历。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过得很糟糕”），绝不想自曝其丑（“自传只有在披露了某些丢脸之事时才可信”）。他追求的真是一种夸张的逼真，既有写实性，又有文学性，亦真亦幻。他宁愿把他的书当自己的传记。　　　　他的早期作品，本身就是自传或半自传性的东西。《缅甸岁月》（一九三四）是取自他在缅甸当警察的经历。他对英国在印缅地区的统治充满负罪感，因此辞职不干，放弃优厚的薪水，立志当作家。回到英国后，他深入社会底层，当了流浪汉。《巴黎伦敦落魄记》（一九三三）就是写他和流浪汉、乞丐、罪犯、娼妓相处的“赤贫之乐”。《牧师的女儿》（一九三五）和《保持叶兰茂盛》（一九三六）是他在伦敦当中学老师和书店店员时所写，主题是“穷”，大写金钱的压力。最后，他还到英国北部调查煤矿工人的生活，写成《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一九三七）。他在大英帝国治下的殖民地生活过，在英国社会的底层生活过，目睹大萧条下的社会贫困，使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起码在感情上，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他的书就是他的传记。这个人很复杂，也很简单。　　　　第一，他不是理论家，只是文学家，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政治文学家。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立场，宣称自己的文学是纯文学。虽然，在《一九八四》中，他也使用过当下时髦的“做爱解构政治”的手法（“腰部以下的叛逆”），但他绝不把这叫做“纯文学”，像港台的文学评论家那样。通常所谓的“奥威尔风格”就是政治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他是凭生活经验和直接感受，用最简洁明快的语言说出大实话的人，并不在乎读者的好恶。这种语言很有穿透力，有所谓“窗玻璃”之誉。　　　　第二，他是左翼，但不是共产党员。左翼派别很多，大致有三种：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人说他是托派分子，不对；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对。他是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要说接近，也是社会民主主义。他是英国独立工党的支持者，是接近工党立场的社会主义者。当时，左翼走红，入党很时髦。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多少大学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纷纷加入共产党。共产党是左翼中流，但左翼不等于共产党。他对追随苏共的左翼，总是冷嘲热讽，是个非常孤立的人。　　　　第三，他只活了四十六岁，生当二十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还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一九五○年，他就走了。他是个前冷战时期的人物。真正的冷战，他只看到个头。但他预言了冷战时期。他的影响，生前不如身后。当时的右翼，有普通右翼（如英国的保守党）和极右翼（如德、意法西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他不属于这个阵营。他骂苏联，是骂苏联变质，勾结英国保守党，跟德国和日本示好，背叛本国革命、出卖他国革命（如出卖西班牙革命），不是骂社会主义。　　　　他是左翼，不是右翼，这点毫无疑问。　　　 二、当左翼，不容易　　　　奥威尔的书，是左翼批左翼。左翼批左翼，右翼当然高兴。但他毕竟是左翼。　　　　革命是件高尚的事，也是件残酷的事。鲁迅译过《毁灭》。他早就讲过，革命都是沾血带污。　　　　当左翼，不容易。穷人，没钱，没文化，没有军事训练的政治经验，相当激进，相当暴烈，不怕凶，就怕穷。左翼知识分子相反，最怕最怕，是个人不自由，还有破坏文化（海涅和杰克•伦敦都有这种恐惧）。他们和穷人闹革命，难免格格不入。这是左翼的最大困惑。　　　　历史上的造反起义，经常都是腹背受敌，前怕狼，后怕虎，“杀敌一千，自杀三千”，很多人都死在自己人手里。参加革命，这也是考验。　　　　奥威尔曾向往革命，但革命对他很遥远。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远离欧洲大陆，远离真正的革命，要想体会革命，难。　　　　但奥威尔的时代，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整个欧洲，到处充满火药味。他还是体验过革命。　　　　西班牙内战是二次大战的序幕，也是欧洲各派政治势力殊死搏斗的缩影。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是死了五十多万人。这是二次大战的彩排。右翼背后有德、意法西斯，左翼背后有苏联，英、美看热闹。这场战争，不仅包括左右翼之间的斗争，也包括左翼内部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奥威尔投身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军一方，同法西斯作战（海明威和白求恩也参加了）。他本以为，战争会带来伟大的社会变革，但结果却是一场悲剧。革命被革命出卖，自己人杀自己人，输掉了这场战争。　　　　当时的左翼，主流是苏共支持的共和派。他想加入国际联队的正规军，被拒绝，因而参加马统工党（POUM）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可怜的奥威尔，他吃过法西斯的枪子，却被当作托派同情者，被苏共下令追杀。为了讨好英、美，马统工党被苏共取缔和追杀。他的很多战友被关被杀，自己是死里逃生。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九三八）就是写这一段。　　　　他目睹了左翼杀左翼的残酷场面，体会了自己人背后开枪的滋味。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理创伤。他没到过苏联，但体会过自己人杀自己人。　　　　我们的前辈，有类似经历。　　　　一九六六年冬，在大别山区，有位解甲归田的老红军跟我讲过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我还记得，他是坐在一间黑咕隆咚的老屋中，烧树墩取暖，满屋都是烟，什么都看不清。我第一次听说，那么多的革命者都是死在革命的刀下。　　　　这两年，我到湖北监利县和洪湖市跑过，调查湘鄂西苏区的四次肃反。我到过当年杀害红军将士的地点，参观过当地的博物馆。展馆中陈放着地下出土的遗物：纽扣、绳索、手铐和银元。那里有长长的烈士名单：段德昌、段玉林、王鹤、王一鸣、孙德清、旷继勋、柳直荀、李剑如……红六军和红三军的将领，几乎所有，全被夏曦他们杀掉了（旷继勋是在长征途中被张国焘杀害）。　　　　在洪湖市的瞿家湾，我看到了段德昌的烈士证。他是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却惨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证书是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字零零零壹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烈士证：　　　　查段德昌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革命”加在“烈士”前面，二字很沉重。　　　　三、革命的悲剧　　　　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奥威尔在摩洛哥养病，写成《上来透口气》。他很压抑，怀念过去（童年时代的英国），不满现在，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对未来充满恐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三九——一九四五），是当时的“三国演义”。英美、苏联和德国是世界的三极，就像中国的抗战，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也是三极。三极变两极，都是敌人之中选朋友。这就是政治。　　　　奥威尔的选择是什么？　　　　最初，奥威尔是个和平主义者，不希望英、德交战，然而，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反抗纳粹没商量。　　　　战争期间，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东方部工作，服务于英国的战时宣传。这期间，他写过不少评论和随笔。有人说，他的文章比书更漂亮。战争结束前，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二月，他写了《动物农场》。　　　　这本书，说出了作者最深的忧虑。　　　　奥威尔相信，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但法西斯主义不是出路，苏联的极权主义也不是出路。他害怕，德国战败后，左翼风潮席卷欧洲，苏联模式将控制世界。尽管很多左翼人士认为，他不应该在苏军攻克柏林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刻出版此书（此书出版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德国投降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有战时的媒体管制，他们顾及与苏联的同盟关系，也给他施压。但他却说，恰恰是这一时刻，他要警告大家。　　　　作者的寓言，为我们揭露了苏联变质的全过程。　　　　这一过程是围绕着“七戒”的改变。　　　　什么是“七戒”？请看小说第二章：　　　　一曰“凡用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二曰“凡用四条腿走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三曰“一切动物都不许穿衣裳”，四曰“一切动物都不许睡床铺”，五曰“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六曰“一切动物都不许杀害其他动物”，七曰“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　　　　头两条，很关键。动物中的傻瓜，背不下这两条，雪球把它简化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最后，这两条被修正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第十章）。　　　　第三至第五条，动物为了防止部分动物搞特殊化，宁肯拒绝人类的遗产。但奶牛的乳房涨了、树上的苹果熟了怎么办？总得有人吃喝。猪不但霸占了牛奶和苹果，还搬进琼斯的豪宅，睡在琼斯的床上，穿琼斯夫妇留下的衣裳，甚至在留给动物老同志养老的专用牧地上种大麦，准备酿酒，还到人类的农场买酒，自个儿偷着喝。他们把第四条改成“任何动物不许在铺被单的床上睡觉”（第六章），把第五条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过量”（第八章）。　　　　第六条，禁止动物杀害动物，也被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无缘无故杀害其他动物”（第八章）。　　　　第七条，所有动物平等，也被改成“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第十章）。　　　　小说开头，老少校说，人类剥削动物，压迫动物，不合理，动物要翻身，造反是唯一出路。他的说法很合理。　　　　但问题是，他们赶走人类，人类的遗产将如何处置？如果同人决裂，岂不是又回到了畜牲？如果同自己决裂，又由谁来当畜牲（不管本国，还是他国，总得有人当畜牲）？　　　　所以造反的结果是，只有一部分动物先富起来。革命把猪变成人，其他动物还是过着悲惨的生活。　　　　读《动物农场》，要看一头一尾，特别是结尾。　　　　答案很清楚，这是悲剧。　　　　四、奥威尔的恐惧　　　　《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是什么关系？附带说一下。　　　　《一九八四》是《动物农场》的续作。“一九八四”是把一九四八年的“四八”倒过来读，即从我出生那一年，展望三四十年后的情景。他所预言的时代恰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时代，即所谓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欧美是围剿的一方，苏联、中国是被围剿的一方。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读这本书，都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联想，觉得这就是早期的《古拉格群岛》。他们更喜欢《一九八四》，以为此书后出，更能代表奥威尔的思想，故事还是讽刺苏联，这个理解并不对。　　　　很多奥威尔的评论家都认为，从文学角度讲，此书不如《动物农场》。奥威尔本人也承认，过度渲染折磨场景，是此书缺点。　　　　一九八四》分三部分，从真理部到旧货铺到友爱部，写的是无奈——做爱——出卖。我印象最深是第二部的最后一章。这章的短歌，非常感伤，掩卷遐思，总是盘旋在心头。　　　　事实上，奥威尔的恐惧是从《动物农场》发端，问题集中在动物农场。《一九八四》只是其恐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放大。他的害怕，当然和苏联有关，但故事的场景却不在苏联，而在英国。他害怕的是苏联模式席卷欧美，英国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染上这种病，引起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极权化（即右翼所谓的“赤化”），他的祖国也不能幸免。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采用的不是寓言，而是预言（很多作家都想象过未来的强权社会，如杰克•伦敦的《铁蹄》，奥威尔只是其中之一），恐怖气氛很突出，读起来令人压抑。《动物农场》是写苏联，《一九八四》是写英国和以英国为叙事中心的整个世界。　　　　故事把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年的世界分成三个超级大国——欧亚国、大洋国和东亚国。欧亚国是俄国（苏联）吞并欧洲的结果，范围是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一九八四年时已经存在。与它并存的大洋国是美国吞并英国和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结果，范围是南北美、英伦三岛、大洋洲和南部非洲。东亚国是“又经过十年混战以后出现的”，比前两个超级大国要晚十年，范围是中国、日本、蒙古和东南亚。北非、西亚、中亚和南亚是争夺地带。　　　　这三个国家，都有核武器，拉一派打一派，彼此冲突不断，但并不真打，只是成心折磨这个可怜的世界。这是写什么？这是写冷战。　　　　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是由“英社”（Ingsoc，意思是“英格兰社会主义”）控制的极权国家。它的权力机构下设四个部：真理部管宣传，仁爱部管司法，和平部管军事，富足部管经济。党的口号全是指鹿为马：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这个社会是金字塔结构，顶端坐着的是老大哥（Big Brother，简称BB，不可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苏联老大哥”），老大哥下面是核心党，核心党下面是外围党，外围党下面是无产者。　　　　原书说，上等人（核心党）也可能被中等人（外围党）赶走，中等人有可能变成“新的上等人”，但受苦的永远是下等人。作者是站在下等人一边。　　　　他批判大国之间的冷战（“战争即和平”），批判种族歧视、等级特权和不平等（“自由即奴役”），批判用谎言篡改历史（“无知即力量”）。他不相信“党”，无论是核心党，还是外围党，但他相信“未来属于无产者”，“希望在无产者身上”。“无产者”的概念，是他的道义所在——尽管在他死后，英国的“无产者”已经面目全非，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也成了“上等人”，战争与革命，工业与污染，动乱与贫穷，全都送到了落后地区，但“下等人”的概念，还是到处存在。　　　　即使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反对的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他痛恨的伪社会主义。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 / 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 / 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 / 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但党却不歌唱。”　　　　在奥威尔的感伤词句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结实的不可打垮的身影”——在全世界各地。　　　　“他们的觉醒终有一天会来到。可能要等一千年。”　　　　难道我们还没有读出他心中的“社会主义”吗？　　　　奥威尔的预言，有些是对的，比如美、苏称霸的两极世界，还有年代稍晚的东亚崛起（他在世时已略见端倪），但有些并不如此，比如苏联吞并欧洲，英、美成为苏联式的国家。他说，他并不相信，小说中的社会一定会到来；这部小说的地点放在英国，只是为了强调英语民族并不先天优越，同样可能面临极权主义的威胁。　　　　大洋国家究竟像谁？左翼、右翼有争论，有趣的是，很多左翼都认为，这明明就是自己的国家。更何况，先富的“上等人”欺负后富的“下等人”，还是以富国为源头。　　　　这里有趣的是，故事反复提到“电屏”，也就是老大哥监视整个社会的那个无所不在的设备。这个发明，现在使用很普遍。监视器、摄像头，哪儿哪儿都安——除了厕所（有人甚至提议，特殊情况也可安，比如有人在厕所里交换毒品，经公安部门批准），特别是在“自由世界”，特别是在反恐战争愈演愈烈的现在。　　　　学者多已指出，奥威尔是把他在BBC的工作经历写进了这部小说。他很清楚，战争宣传总是充满谎言（后来的冷战也不例外），他想讲真话。故事中的真理部，原型是什么？很多读者想不到，其实就是BBC的东方部。那是一个蜂窝式的办公场所。BBC的名称本身，也使我联想，它就是老大哥（BB）的公司（C）。　　　　福柯曾把“监视”当做“规训”（社会对人的强制驯化）的一环。老板监视员工，校长监视教员，警察监视犯罪分子嫌疑人，“电屏”很有用。反过来，不可能。反恐提高了“电屏”的地位。　　　　工程，可以用直升机监视。天上还有卫星，可以监视一切。有人吹，卫星可以看见地面上的一张的报纸。还有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那时的窃听，也转回来了。对恐怖分子可不可以拷打，也被布什拿出来讨论（其实已经用了，据说“很有用”）。　　　　说起办公室，我会想起托夫勒。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单位组织大家学《第三次浪潮》。老托说，革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变成古董。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技术万能。不但革命不可能，就连足球也将消亡，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庄——全都散伙。当时，有个朋友办了份报纸。我问他，你们的办公地点在哪里？他说，哎呀！你真老土，连这都不知道，人家托夫勒说了，有了电脑，就不用上班。现在怎么样？电脑倒是有了，更得上班。都不上班，老板怎么当？　　　　即使民主社会，民主也不是至高无上。国家，上有上帝，下有老板。老板可以世袭，有如君王。　　　　打卡，格子间加电脑，这是标准的办公场所。　　　　我们是这样“走向未来”（当时有套丛书叫这个名）。　　　　五、创作灵感：小孩和马　　　　一九四七年三月，奥威尔为《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写了个序言。他向俄语读者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讲了此书的创作缘起。　　　　第一，他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不是出于什么理论上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于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他是目睹了缅甸的殖民地生活才痛恨帝国主义，目睹了英国北部矿工的困苦无告才拥护社会主义。当时，他还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　　　　第二，他说，他反对苏联的极权主义，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在西班牙内战中是被苏共当托派分子追杀，很多朋友被关押和枪决，罪名是与法西斯主义者共谋。这一大搜捕与苏联国内的大清洗是同时发生，是大清洗的补充。当时，苏共是左翼中流，很多知识分子都相信苏共的谎言，他认为，作为幸存者，他必须揭露这些谎言。　　　　第三，他说，他从没有去过俄罗斯，他对苏联的了解是通过书报的介绍，仅仅是个旁观者。“即使我有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苏联内部事务：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最后这段话，值得玩味）。　　　　奥威尔说，“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坚信，如果我们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打破苏联神话是必要的。”他从西班牙回到英国，一直想用一个故事来实现这一目的。有一天，在他居住的乡间（沃灵顿），他“看到一个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孩子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结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很多年前，我也想过这类问题，买过点讲动物的书，想写《畜牲人类学》。我觉得，古今统治术，全靠驯化——人类驯化人类。基于生物学原理的奴隶制和种姓制，并不纯粹是古代的事情。正如共产主义可以回溯到原始社会，整个人类文明也可追到奴隶制。从此，人和人的差别，要比人和动物的差别还大。这是真正的分岔口（美洲，晚到十九世纪末才废奴。印度，至今仍有种姓）。　　 《动物农场》是以动物与人类决裂始，动物与人类和解终。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奥威尔特别指出：“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它以猪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场。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来是要在一种很不谐和的高音符上结束，因为我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马上写的，大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到哪里去……”　　 在奥威尔的笔下，“和解”并不是好词。　　　　二次大战前，苏联为了向英、美示好，宁肯放弃西班牙革命；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曾修好德、日。二次大战后，苏联和英、美瓜分世界，也与它的安全战略有关。　　　　这些都受到奥威尔的谴责，让他觉得，和帝国主义没两样。　　　　但是，如果我们从苏联的角度考虑一下，苏联不这么办，又有什么选择？　　　　弱肉强食：强才欺人，不强被人欺，是列强的游戏规则。　　　　不被人欺，也不欺负人，难。　　　　六、矛盾的奥威尔　　　　很多左派，都是叶公好龙，既盼望革命又害怕革命，既同情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又害怕他们的愚昧和暴烈。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政治环境，往往都是“洪桐县里无好人”。　　　　上面说过，奥威尔生活的时代，有三股政治势力，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落实到国家，就是英美、德国和苏联。它们都是互相利用，互相拆台，握手翻脸随时来。　　　　反对决定立场：有些人，因为苏联发生了斯大林的清洗，宁肯和法西斯主义合作；有些人，因为害怕法西斯主义暴政，也不去谴责苏联的不义。只有奥威尔说，他都反对。　　　　奥威尔的早年，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七年，主要是痛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一九三七年，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回国后为英国广播电台服务，则是反抗法西斯主义。一九四五年，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他又害怕极权主义会控制世界。　　　　他是个“三反分子”，什么都反。但他所反，互相都反，主要矛盾里面有主要矛盾方面，你到底以哪个为主？毋庸讳言，奥威尔的晚年，他的心病，主要是苏联的极权主义，确切地说，是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吓跑了西方的左翼。　　　　奥威尔辞世前，曾出过一个“黑名单事件”。他有一位女友，西莉娅•佩吉，在英国外交部的情报研究处（IRD）工作。这个部门设立于一九四八年，目标是全球性的反苏反共宣传。一九四九年三月，情报研究处派西莉娅看望奥威尔，想请他为他们写东西或推荐他人写东西。他有个笔记本，上面有一百三十五个人的名字，包括演员、记者和作家。他向西莉娅提供了其中的三十五个人（其中有卓别林、萧伯纳等人），说明哪些人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或支持者，“不应被委以宣传之任”。一九九一年，这个名单被部分公布，引起很大争议。有人指责他是告密者，也有人替他辩解，说他只是不同意请这些人写东西，并没有叫当局抓这些人。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奥威尔的天平毕竟是倾向于英、美，他很难掩饰自己对苏共的恐惧。这是后来左翼纷纷向右转的原因（注意：现在的西方左翼，在很多问题上比右翼还右）。　　　　在《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的序言中，他把苏联和英国做了对比。他说：　　　　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极大的阶级特权和（即使在现在，在一场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极大的贫富悬殊。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人民生活了好几百年而没有发生内战的国家，法律相对来说是公正的，官方的新闻和统计数字可以几乎一概信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气氛中，像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的……　　　　奥威尔是个社会主义者，但在他的价值体系中，自由和民主压倒了一切。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　　　　他反对法西斯主义，西方主流社会也反；他反对极权主义，西方主流社会也反。自由民主是欧洲走出中世纪反教权、反君权的产物，这是西方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苏联抛弃这份遗产，他无法接受。　　　　那么，他又怎样区别于他反对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呢？　　　　这才是问题所在。　　　　　　　　　　李零：读《动物农场》（三）　　 　　 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 　　 （奥威尔：《鲁德亚德•吉卜林》）　　 冷战时期，曾让太多人感到绝望，特别是夹处于美、苏之间的欧洲人。比如英国的"愤青"（愤怒的青年）愤什么？就是二次大战的"英雄"还霸占着这个世界。　　 （奥斯本：《愤怒的回顾》）。　　 现在，老一代的"英雄"差不多都已离去。他们留下的遗产是什么？一是战争，二是革命。它们的变奏，构成了《动物农场》的主题。 　　 　　一、必也正名乎？　　 奥威尔的书，《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共同主题是批判极权主义。什么叫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在西方的政治词汇中，有两组词，黑白分明，最能体现西方的价值观：　　 （一）好词　　 一）freedom（自由），和下面的词是同义词。只不过，liberty是借自法语，freedom才是英语本身的说法。　　 二）liberty（自由），有"解放"之义，我们常说的"解放"，其实就是"自由"。美国的"自由女神"是"解放女神"。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其中的"自由"（liberté）就是相当这个词。一般说，摆脱奴役才有自由，自由是解放的结果，但英美革命的继承人却喜欢说，解放是自由的结果——守法即自由，没有规矩的自由是不自由。　　　　 三）equality（平等），主要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其中的"平等"（egalité）就是相当这个词。《礼记•礼运》的"大同"、《墨子•尚同》的"同"，庶几近之。　　 四）fraternity（博爱），意思是手足之情、兄弟之情。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其中的"博爱"（fraternité）就是相当这个词。孔子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庶几近之。　　　　 五）democracy（民主），是希腊老词，本义是人民统治。欧洲政体，古典时代是分为三类六种：君主制（monarchy）和僭主制（tyranny）是一人统治，贵族制（aristocracy）和寡头制（oligarchy）是少数统治，共和制（republic）和民主制（democracy）是多数统治。亚里士多德说，这三组词，都是前边好，后边坏：君主制最好，贵族制其次、共和制又其次；民主制是暴民政治，寡头制和僭主制是暴君政治，都不好。可是现代政体，流行的却是民主制。即使君主立宪，也是虚君共和，有没有君主无所谓，关键是不能没有议会。 ( http://www.tecn.cn )　　 （二）坏词　　 一） autocracy（独裁），是从autocrat来的。autocrat是独裁者（auto是自己，crat是统治）。我国帝王，称孤道寡，唯我独尊，西周时期，叫"余一人"，最像这个词。这种一人说了算的统治者，在我国，那是司空见惯，并不都叫暴君。中国的暴君，那得"独"到一意孤行、谁劝都不听、随便杀人、近乎虐待狂的分儿上。如武王伐纣，把纣叫"独夫"，就是这种暴君。 ( http://www.tecn.cn )　　 二）dictatorship（独裁），来源于dictator。dictator，本来是罗马共和国的民选执政官，通常有两名，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从大权独揽的执政官发展而来，后来引申为"独裁者"。卓别林的《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就是用这个词指希特勒。过去，我们常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独裁"。马、恩和列宁认为，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为了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如此。专政是过渡手段，下一段才是社会主义。 ( http://www.tecn.cn ) 　　 三）despotism（专制主义），despot是暴君。暴君哪儿都有，没什么新鲜。比如希腊的僭主，还有某些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和尼禄），就是西人常说的暴君。他们的传统是小国传统，对暴君很敏感。我国，秦以后的皇帝，以武力取天下，没有贵族出身，有点像僭主。春秋的赵简子和陈成子，汉魏的王莽和曹操，权力很大，也像僭主，但我们不叫暴君，只叫"乱臣贼子"或"乱世奸雄"。 ( http://www.tecn.cn )　　 四）absolutism（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学者多把这个词翻成"专制主义"，如中文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就这么翻。我国常说的"专制主义"，是个没有历史概念的混沌。其实，absolutism这个词，和despotism还不完全一样，它是专指资本主义前夜，高度集权的君主制。这种君主制，是和等级君主制相对，是和权力分散的封建制相对。它在欧洲，兴起和衰亡，时间不一样，主要在十六至十九世纪这一段（俄国拖到一九一七年）。如法国的路易十四、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国的彼得大帝，都属于这类君主。欧洲各国，绝对主义越发达，革命越激烈，法国和俄国就是如此。　　　　 absolute的意思是绝对的。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就是这种绝对主义。最近，刘北成、龚晓庄翻译了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就是介绍这类国家。 ( 五）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才创造的新词。极权概念的发明者是意大利哲学家秦梯利（Giovanni )　　 Gentile，或译金梯利，一九四四年被意大利共产党杀掉）。上世纪二十年代，极权的概念经墨索里尼宣传，广为人知。这个词是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 　　 total的意思是全面的或总体的。它强调的是党国至上、集体主义、绝对服从和军事化。totalitarian是全面控制社会的大独裁者。它的特点是全面控制：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个人，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更加专制，董乐山主张译为"全面权力主义"。汉娜•阿伦特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九五一），三联书店已经出了译本。 　　 　　 二、层层剥笋　　 上面的好词，全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欧洲革命的遗产；坏词，除极权主义晚出，全是前资本主义概念。它们彼此相反，有如尧、舜与桀、纣。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小国传统。世界各大文明，早期都有这一段。　　 西方人讲民主，老爱搬希腊城邦。其实，希腊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侵略和奴役之上。　　 希腊依山傍海，利于海外贸易，利于海外扩张，玉帛女子，可从外边抢，像骑马民族一样。他们的城邦全是小国，去古未远，古风犹存，还保留民主制。但即使希腊，也有六种政体，不光民主制。古希腊，一堆小国，松散联合，居然打败比他们强大的波斯帝国，很让欧洲人自豪。亚历山大征波斯，横跨欧亚，建立庞大帝国，犹"小邦周克大邑商"，是希腊的顶峰，西人特爱吹，叫"希腊化时期"。但他一死，土崩瓦解。　　 同样，罗马早期也有民主制。他们摆脱共和，走向帝国，也是顺理成章。罗马帝国，后来居上，更庞大，更发达，但即使走向帝国，也还保留城市自治，国家依然很松散，难以控制各地的反叛和阻挡北方蛮族的入侵。 　　 中世纪南下的蛮族，类似我国的匈奴、鲜卑，本来也很民主。他们的入侵，也是"小邦周克大邑商"。庞大的罗马帝国，让他们一冲，也土崩瓦解。他们的占领，不像我们的西周封建，是归同一个王来领导，更像五胡十六国。今天的欧洲，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就是承受这份遗产。 　　 欧洲，大地域国家不发达，小国寡民的记忆特别深。即便现代大国，也多半是靠海外殖民复制的联合体，很像城邦自治的古典时代。文艺复兴，他们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宁肯认同希腊、罗马，好像特民主。但他们也热衷过专制，不止一次。　　 欧洲走出中世纪，一度提倡专制：抬君权，压教权，抬专制，压封建。十八世纪，他们还羡慕过我们的专制。　　 当然，这种专制，早已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专制，而是上面说的绝对主义。好听的说法是"开明专制"。绝对君主制取代等级君主制，权力太大，威胁市民社会，引起反弹，才有后来的革命，申民权，抑君权，再掉过头来反专制。 　　 他们是反封建在前，反专制在后，专制是封建的对立面。　　 欧洲的君主制，上有教权（宗教大一统），下有封建（国家多元化），王是小王，帝非常制。他们的帝，源出罗马，拉丁系的国家叫皇帝（imperator，原义是得胜的将军），日耳曼和斯拉夫系的国家叫恺撒（caesar）。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沙俄帝国，是欧洲的三大帝国，帝号多出罗马，一般要由教皇封。法西斯主义源出意大利和德国，这不是偶然。意大利的前身是古罗马，德国的前身是神圣罗马帝国。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一种插着战斧的笞棒）是复罗马之古，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是继承神圣罗马帝国。他们都是托梦于罗马。罗马是帝制的象征。 　　 西方民主，是专制的对立面。但现代民主，中间隔着中世纪，并不来自希腊。它是欧洲革命的产物（西方有一种说法，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如果是这样，民主只有六十多岁了）。民主革命的理想是破旧立新，革命的结果是折中新旧。 　　 革命，是个意向纷纭的怪物，民主也是如此。革命，既有王冠落地，也有王权复辟。民主，也是既有英国立宪传统和洛克的影响，也有法国启蒙运动和卢梭的影响。民权挑战君权和教权，结果往往是三权妥协。革命后的欧洲，不但教皇还在，九个国家还保留了王室。 　　 极权主义不是欧洲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而是个非常现代的概念。　　 法西斯主义是一次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当时的欧洲，很不景气，到处弥漫着对民主和进步的绝望，权力意志的鼓吹甚嚣尘上。大家希望，强者出面，收拾乱局，哪怕权力大一点。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概念，不但和罗马无关，跟中世纪也没什么关系。 　　 极权主义是意大利法西斯的发明，纯属右翼概念，所有左翼都反对。但右翼骂左翼，也用这个词。社会主义好一点，至少可以和民主挂在一起，欧洲左翼政党，很多都是讲社会民主的党，甚至还是执政党。共产主义就不行。他们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样，也是党国至上，暴君加暴民，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典型的西方话语。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大局已定，所有国家，站队画线，壁垒分明，维持的叫民主国家，反对的叫极权国家（现在指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国家（现在多以恐怖主义称之）。绝大多数国家，欧美和日本以外的国家，都属于后两类。这种划分很霸道。 　　 可惜的是，奥威尔无法区别于上述话语。对左翼来说，这是难逃的困境。　　 奥威尔说，他天生憎恨权威，但权威反不掉（参看恩格斯：《论权威》）。暴君对他，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他的噩梦分两种，一种是法西斯主义，一种是斯大林主义。他把两种都叫极权主义。我们只有理解当时的气氛，才能理解他的恐惧。当时的世界太野蛮——反对野蛮的，同样很野蛮。　　 社会主义苏联和法西斯德国，一左一右，都挑战过世界格局。它们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产物：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备尝屈辱；俄国革命，强敌环伺，也被围困。它们有同样的创伤，同样的困境。贫困和战争，扭曲了这两个国家，二者颇具对称性。可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正在格局本身。 　　 凡尔赛和约，埋下二次大战的种子；雅尔塔协议，也是冷战的根源。在这种格局下，苏联的一切都是围绕安全转，对内对外，造成种种问题，很多战略考虑，都被帝国主义化。这是革命的不幸。但只有站在格局的立场你才会说，它和法西斯德国是一家。 　　 我们不要忘记，法西斯德国是最最反共的国家。他们和英、美的矛盾是由"瓜分"而引起，在"反共大业，同仇敌忾"上，他们和英、美是一家。　　 苏联的卫国战争，写进《动物农场》，叫"风车战役"。我们都还记得，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是真正的一伙。当弗里德利克悍然攻打动物农场时，皮尔京顿说"活该"，他希望的是，弗里德利克替他消灭动物农场。　　 奥威尔绝不会同意，弗里德利克和动物农场是同一拨儿。这就像西班牙内战，他虽痛诋左翼，恨其自相残杀，但绝不会分不清左右翼。　　 他说，"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为了抵抗德国，苏联人民付出了最大牺牲（不光死人，还有制度上的牺牲）。　　 我们不能把苏联红军和德国法西斯混为一谈，就像我们不能把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混为一谈。　　 　　 三、说"东方专制主义"　　 　　西方和东方的对立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古典时代。笼统的"东方"是由笼统的"西方"制造。"普世价值"是基督教话语。　　早在古典时代，欧洲人就有一种说法，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文明人"，他们的北边，他们的东边，都是"野蛮人"。中世纪，北欧和南欧成为同一个基督教世界，但异教的东方还是属于"野蛮人"的世界。　　 古典作家说，西方特民主，东方特专制；欧洲人酷爱自由，亚洲人奴性十足。他们说的西方是希腊城邦，东方是波斯帝国。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偏见。　　 最近，美国拍了"样板戏"，《亚历山大》、《三百壮士》，就是再现这种偏见。亚述、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是最伟大的文明。波斯（现在的伊朗）继承了这两个文明，包括他们的地盘。它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行政效率很高的大地域国家，所有考古发现和文献史料都证明，希腊比不了。古典作家嘲笑波斯，正如由余入秦嘲笑秦，自豪的不过是戎狄的蛮风。 　　 换位思考，亚历山大征波斯，其实也是蛮族入侵。欧洲历史，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总是落后征服先进，后来的罗马，后来的日耳曼，都是如此。　　 古代东方有很多大国，没错。这些大国很专制，也没错。但很长时间里，欧洲历史学家对这些文明古国，少所见，多所怪，以为只有他们的小国寡民才叫文明，以为只有他们的松散联合才叫文明，这是颠倒黑白。　　 近代欧洲，他们的地理知识有长进，但文化偏见没有变。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家沿袭了古典时代的偏见。他们把西方炮舰所及的整个东方，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从古老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国，全都装进同一概念。这一概念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十足的历史混沌，它是一堆既模糊又混乱的印象：土地国有制和村社组织，大河灌溉和水利社会，绝对专制和普遍奴隶制，没有法律，没有贵族，还有早熟、停滞等等。　　 黑格尔使用了这类概念。他把整个东方，叫做"暴政的舞台"。　　 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也使用了这一概念，虽然他更关心的并不是"暴政"。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正式提出是在《经济学手稿》（一八五七——一八五八）中。但这一概念，在他第一次讲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中就已存在。对比二书，我们不难发现，他当年使用的"部落所有制"一词，就是相当这一概念。他把"部落所有制"（相当亚细亚）排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相当希腊、罗马）、"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相当日耳曼）之前。在他眼里，这种形态更古老。所以，他还保留了黑格尔爱用的"儿童"一词——和欧洲相比，我们只是早产的小儿！ 　　 今天，我们都已知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陈旧过时的概念，既不能概括东方各国的共性，也不能反映东方各国的差异，很多"特点"似是而非，很多"特点"不能成立。这一概念，经过近百年的研究，"日凿一窍混沌死"，已经寿终正寝。　　 专制主义只是东方的特点吗？并不是。东方，很多国家，早就是大地域国家。这不能叫野蛮，只能叫文明。更何况，西方大国有专制，东方小国有民主，双方都是既有民主，也有专制。西方民主、东方专制的历史虚构是不能成立的。　　 我国近代反专制，说我们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这是误用西方的概念。　　 我的朋友，刘北成先生，他是治欧洲思想史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提出，人家欧洲，"专制"的反面是"封建"，这两个词怎么可以搁一块儿？最近，他再申此论（见他为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写的中译者序言），讲得更清楚，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它要反的是"绝对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更不是"封建主义"。过去，我们把absolutism译为"专制主义"已经不太合适，理解成"封建专制主义"就更加荒唐。 　　 研究中国历史，同期比较很危险。我们要知道，中国和欧洲，从起点上就很不同，它们在时间上有很大错位。　　 第一，中国从很早就是大地域国家，君主制很发达。早期民主制，很难查考，没有，不必找。要找，只能到蛮荒之地。蛮夷列传诸蕃志，汉族以外的地区倒是有。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好像很重视民，但这是"事后诸葛亮"，越是大讲"民贵君轻"，越是说明民太轻。现代民主制，不管资本主义代议制，还是社会主义代议制，都是外来。两千多年来，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中国只有君主制，没有民主制。 　　 第二，中国从很早就是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种大一统，两千多年不变，每个王朝都是二三百年的连续体，和欧洲对比很强烈。西周时期，我们也有封建，但不同于欧洲封建。朝代和朝代之间，有异族征服，异族多被汉族同化，接受的是汉族制度，也不一样。中国有专制可反，无封建可反。　　 第三，我国的帝制，从一开始，皇帝就有绝对权力。他把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众多民族（ethnic groups）纳入同一个版图，类似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政教分离，宗教被国家控制，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也类似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国家。这样的国家，有君权可反，无教权可反。　　 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亚历山大的帝国和罗马帝国没法比，中古时期的帝国也没法比。它更像欧洲历史上的绝对君主制。欧洲绝对主义，高峰是十八世纪。难怪当时，欧洲各国，群拜康、乾为榜样。这段蜜月期，很让国人自豪，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随着他们崛起，我们衰落，反被他们骂，就连老学生日本都骂（日本的现代化是个例外，它是从封建制直接进入现代国家，欧美特喜欢）。　　 近代中国是在骂声中长大。别人骂，我们自己也骂。　　 我还记得，"文革"后，中国的志士仁人痛感中国落后，对"封建专制主义"曾力加挞伐。他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极权主义等同于绝对主义，把绝对主义等同于历史上的暴君，老是分不清古代和现在，放着眼前说天边。当时的大家，真是骂昏了头，明明是眼跟前儿的事，什么都赖秦始皇。现在倒好，自从有了盛世感，康、乾又成香饽饽，大家特别健忘。 　　 长期以来，"专制一锅粥"，"民主一锅粥"，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特别是，他们对西方的民主神话深信不疑，还以为专制主义是中国特有的传统。　　 这个酒劲儿应该醒醒了。　　 　　 四、我为革命说几句话　　 　　 我们这一代是生活在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就是奥威尔讲的"和解"。这种"和解"，其实是和而不解，就像电影中的场面：两人同时拔出枪，冷枪顶着热脑门，谁也不肯放下。 　　 冷战的结局是什么？是同时开枪，同归于尽？还是同时扔掉枪，实现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枪，被对方打死或束手就擒？还是拿枪的逼扔枪的重新捡起，继续玩前面的游戏？ 　　 目前我们看到的，不是前两种，而是后两种。　　 这个时期，现在叫"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战时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战是冷战的延续，我们只是看见个头。　　 革命正在被遗忘，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变成荒诞的故事。今天重读奥威尔，我想为革命说几句话。　　 （一）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阿伦特说，战争是老词，革命是新概念（《论革命》）。"革命"曾经是个神圣的字眼儿，不仅是二十世纪，也是十七至十九世纪。 　　 回首二十世纪，前后两半，对比很强烈：上一半，世界只发生过两件大事，两次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翼风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战改变世界，世界告别革命，右翼卷土重来。　　 有人说，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还有什么合法？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战争与革命有不解之缘。　　 阿伦特说，"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论革命》）。革命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她说对了。尽管，她关注的是两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给人类造成太多灾难，让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她是德籍犹太人，避祸逃美，思考原点是反犹主义）。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DNA。西方的军事传统，不但有五百年的一贯逻辑，还保留了古典时代的野蛮（穷兵黩武，奴隶比例最高）。这是他们的祖坟。　　 革命是战争的解毒剂——虽然革命也有毒，它们都沾血带污。　　 抗日战争，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斗法，缠绕纠结，纷纷纭纭，绝非书生所能解，但抗日战争成就了中国革命，这点毫无问题。 　　 （三）要骂革命，先骂战争。　　 近五百年的西方战争史，绝对是一部罪恶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战争，基本方式不变，基本逻辑不变，特点就是霸道（参看拙作：《读〈剑桥战争史〉》）。　　 战后的美国，打仗成瘾，不打仗不能活（民主、共和两党都打，所有总统都打，除了越战结束后的卡特）。一九九○年到现在，这十八年里，美国一口气打过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到最后一步，大家想不起越南战争（当年，无论左右，谁都反）。　　 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过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就像希腊公民，以为战争是民主的延伸（战争与民主有不解之缘），正像奥威尔说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几乎毁掉了这个世界。　　 这四次战争，没有一个干净。反战是唯一的正义。　　 （四）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　　 中国历史，专制主义很发达，梦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专制；北伐战争，打倒军阀，统一南北，是反专制；抗战胜利，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是反专制；现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专制。一切都顺理成章。虽然，反和被反，经常具有对称性，我们的反专制，老是用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仿佛交叉感染。这是由残酷的环境所决定。 　　 （五）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要特别声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利。欧洲革命后，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复辟活动发生，保守势力也有长期的延续。专制主义，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变种，包括革命的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南北对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复辟势力和武夫当国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势力；南方是国共两党，代表革命势力。由于新旧势力找不到妥协的办法，所有政治势力，全都诉诸武力和强权，被人称为"武化革命"（许倬云）。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反专制，不能没有集权，特别是过渡时期。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来，起码要分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头一段就是专制。马克思讲三阶段，头一段也是专制。　　 革命也会造成专制，有什么奇怪？法国革命革出一个拿破仑，中国革命也革出一个袁世凯，道理一样。陈伯达写过《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是历史上的王莽吗？不是。他和蒋介石一样吗？也不一样。当时，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来当皇帝。　　 拿破仑是个复杂人物，他是个"革命皇帝"——革命革出个皇帝，太讽刺。拿破仑的专制，一般叫"波拿巴主义"，这就是革命的专制主义。当时，"极权主义"的概念还不存在。 　　 革命的专制主义也要反。　　 （六）革命是为了什么？　　 西方革命，有个深入人心的概念，革命是为了自由。阿伦特说，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标准（《论革命》）。她说的革命，太干净，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专制，这样的革命哪儿找？　　 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说，英国革命好，美国革命更好，法国革命糟，俄国革命更糟。美国远离欧洲大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们干苦活，独立之后，什么君权教权、阶级矛盾，全都可以绕过去，多好。但这是特例，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阿伦特说，革命不是造反叛乱、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国革命，无法无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国；美国学英国，光荣革命不流血，先为自由立规矩（与保守势力妥协），所以没有混乱，没有导致新专制。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从语源上考证，革命的本义就是复辟（《论革命》）。一句话，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 　　 有趣的是，中国的革命之父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溥仪的英国老师）闻之，大惑不解（《紫禁城下的黄昏》）。他为什么不解？就是因为有上面的定义。 　　 孙中山说的自由，是清室逊位后，中国面临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没有权威，不能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我国的革命，用阿伦特的标准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这样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专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远离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战争类似。没有高度集权（哪怕是由议会授权），就没有战争。没有高度集权，也没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战争，好是好，就是太少（认真讲，是根本没有）。 　　 权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吗？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福利国家的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镇压敌对势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大部分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把所有的集权都搅成一锅粥，统称为极权主义，特别是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统称为"民族主义"，他们的逻辑是，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虽然在欧洲革命的谱系中，这种革命没有位置，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统而观之，通而观之，仍然很伟大。这不是国共两党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功过问题，整个上一代人的功过问题（功过往往在一块儿，人不是蛋糕，没法拿刀切）。 　　 （八）中国革命，不容诋毁。　　 当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有个共同体会，让他们刻骨铭心：西方列强一向操纵落后国家的政变和内战（今天也如此，特别是美国）。它们支持的都是"弱国中的强者"，认定强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这是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强者经常换，但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各国的保守势力。　　 革命的老师并不支持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一边倒"，道理很简单：北伐，只有苏联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苏联支持。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长达四年，英、美都在看热闹。 　　 早在抗战胜利前，美国就已看出国民党的腐败（他们考察过延安，有对比）。战后，机会均等，命运的天平更倾向国民党，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自己丢了天下，为什么？ 　　 一九五○年，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曾抱怨，"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s.o.b.（狗崽子，son of bitch的缩写）合作？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　　 其实，这不是什么谜团。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从巴蒂斯塔、吴庭艳到本•拉登和萨达姆，向来如此。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另一种解读。　　 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