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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会说，英美留学生在戊戌前后这一场大规模引介西方思想文化的运动中几乎不扮演甚么角色，反倒是一群不通西洋语言文字者（主要指留日学生）担当最重要的角色，「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所以他说：「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

谈求学做研究的实际经验。

1980年代我正好到日本教书，看到港台学者首先试用新理论，有位先生用结构主义来解释一首古乐府《公无渡河》，全诗四句，每句四字，共十六字，却写了长长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又配以各类图表，讲得莫名其妙，对我们理解作品没有什么好处。可见用纯西方理论来解释古代文学现象，非常困难。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是部半成品的学术著作。若从宋诗研究的角度来看其私密性和互文性的特点，它又是一部远离外部喧嚣世界，潜心斟酌诗艺，心灵充分舒展的奇书。《札记》论及南宋诗人近300家，内涵极丰，可以结合《宋诗选注》等书，提炼出钱先生南宋诗歌发展观之“主线索”。

摘要：史天健在他突然意外中断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探讨有关中国公民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 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中国（和东亚）公民大体上采纳一种垂直权力关系的政治价值。在个人利益单元的界定上，中国（和东亚）公民比西方公民更接受范围更大的利益单元。史天健反对盲目追捧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而一直致力于从实证上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作为建立中国民主政的客观基础。－－史天健[1]的整个学术生涯都致力于中国的公民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的研究。他凭借着自身在调查设计与分析方面的非凡能力，旨在解析公民如何在中国文化和制度的框架内去理解政治并与之产生相互作用。他同时将中国状况的研究与社会科学中有关政治文化及制度的讨论紧密结合。在其整个学术生涯当中，史天健的工作内容都与比较政治研究以及综合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范式密不可分。这样，他的研究一直为学术辩论与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并且还将继续提供巨大的空间。他所有关心的问题，最终都指向公民如何看待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 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自他开始成为一名政治学者以来，史天健在这些方面的认识似乎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在他学术生涯突然意外地终结之前，他似乎已经在对中国及东亚公民的研究上得出了一组结论。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从而，在东亚社会中，政治制度的设计就需要采取不同的形式。这样的政治制度才能获得公民的真正支持，并容纳和输送公民的参与热情。史天健的研究也因此总将我们引回到政治学的首要问题：什么才是恰当的政治制度？一、政治参与史天健在其首部著作《北京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中就打算处理那个时候存在于该领域的一项重要缺陷，即对中国公民如何与中国政府各层级和各部门进行互动缺乏基本的了解。[2] 在这本书中，他开启了贯穿他后来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特点，那便是，史天健总是在他的研究中挑战一些被普遍接受的认识。当时，学术界认为威权社会里的公民对待政治态度消极并且愚昧无知，而处于一党制政体之下的中国公民则被认为是与政治相脱离的。根据在1988年至1989年间对757位北京居民所做的一份问卷调查， 史天健发现，仅有略高于10%比例的北京居民符合上述偏见。事实上，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公民通常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政治行为。当然，他首先认识到中国公民还没有自由的选举，而且公民也还不能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工作单位体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决定了政治行为只在基层产生效用。由于公民所在的工作单位承担着各种各样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功能，因而占据了公民生活的中心位置。单位垄断了教育及卫生服务的供应、住房的分配、社会秩序的维护，乃至家庭纠纷的仲裁等等事务。只有通过工作单位层面，公民才能直接体验到政策的实施。也只有在工作单位的层面，公民才能找到采取政治行为的动能。史天健因而将政治参与定义为"普通公民旨在影响政府政策的实际效果所采取的行动。"[3] 他找出了北京居民28种政治行为的方式，并将它们分成七组独特的参与模式：投票、竞选活动、申诉、对抗性活动、朋党主义、反抗、抵制。这些数据显示，由于受到政治体制的结构束缚，北京居民更可能依靠申诉、对抗性活动、反抗以及朋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90%的调查对象曾经做出过某种政治行为，而57%的人则在该次调查执行前五年内有两次或多次付诸行动。这次发现有几分令人惊讶。一篇书评里就说，该研究让人认识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其实方兴未艾！"[4]通过这部著作，史天健不仅对动员理论做了一次具有说服力的批判，而且还引入了理性选择、文化和制度方面的理论。该项研究时常提及从自由民主国家和前苏联得出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比较视域，但同时紧扣数据，对当时以单位为中心的生活和政治情况做了详细描述。在后来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史天健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致使北京居民在政治参与方面的频率和强度均有所增加。在同一时期，公民也从受限于工作单位的参与转换到在更为广阔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5] 这种对经济发展如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对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关注，从此后一直是他大部分研究工作的焦点核心。二、乡村治理与村民选举在其1999年发表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的一篇文章中，史天健介绍了中国村民选举的实施步骤。[6] 他指出，这一民主化进程对民主化的传统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无论是主张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开放的现代化理论，[7] 还是策略性选择学派，[8] 抑或是"公民社会再度复兴"的论点[9]均无法解释中国的这项发展。通过关注制度环境以及中国政府内部那些对于半竞争选举的主要支持者，史天健举出的实例指出了中层精英在设计制度策略以推进改革向前发展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民政部中具有改革思维的官员意识到了在思想和制度上受到的种种约束，他们凭借着对制度环节的娴熟操作，巧妙地避开了保守势力的反对声浪。[10] 对中国政府的中层精英作为政治过程中的战略性角色的关注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后来的学者会发现，在中国城市及乡村里的社会行动者可以对国家决策者进行"渗透"、"嵌入"、"分解"或是"转化" 来实现社会成员的目标。 [11]史天健将大量的注意力投在农村居民如何参与自治的过程之上。和基于对其他非民主国家存在的投票行为所做的研究得出的一般发现相反，史天健发现中国的选举确实能够将拥有较高层次政治资本的选民以及那些对政权不甚满意的人动员起来。[12] 史天健的模型显示，中国选民倾向于在有限的竞争选举中进行投票，以便追求他们的政治利益，而不是以不参加投票来表达对选举的不充分竞争的不满。[13] 他们乐意抓住机会惩罚腐败官僚，或者是推动民主变革。尽管半竞争选举时常因为不允许多党竞争以及很容易落入当局的操纵之中而不被选民所接受，但史天健的研究表明，即使选举程序存在如此这般的缺陷，但还是受到了中国农民以及支持地方代表大会的城市选民的欢迎，期望能够表达出他们的利益诉求。因此，即便是处于一种专制和受到操纵的背景之下，这类选举还依然是有意义的制度机制。虽然它不一定能引向完全的民主体制，但史天健还是表明它对社会政治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指出"在专制阶段获得相关经验或许对于以后的政治制度过渡来说至关重要。"[14]村民为什么会在被一些观察者认为是被执政党严格控制着的选举中投票呢？不同的学者对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得出了极为矛盾的结果。史天健的研究表明农民的确愿意参加半竞争的选举，但其他学者却发现农民选择将不进行投票作为一种抗议方式，以此来反对选举的非民主性质。[15] 为解决这一难题，在后来一项研究中，史天健在研究设计中引入了一个学习变量，那便是政治经验方面的问题。[16] 他主张目前的调查研究是基于一种假设--一旦选举被介绍给了人民，那么他们就会立即抓住机会进行投票。事实上，潜在的选民需要花时间来了解选举所提供的这些机会。这里会有一个政治学习的过程。在第一阶段，选民需要花些时间来评估选举能否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在第二阶段，他们也还需要花时间来判断如何有效地利用选举来追求自身的利益。因此，这个学习变量促使研究者从历史的视角去理解乡村选举。三、政治信任史天健将政治信任看作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所在。政治信任指的是公民个人相信政治制度或是其某部分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即便是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亦是如此。[17] 如果公民对他们的政府或体制拥有足够的政治信任，"在执行比较紧迫的政治任务中面临困难时，该政治体制就能够有足够的空间，能够应对局势。"政治信任还可以让"政权可以施行可能会涉及社会当中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的改革。"[18] 调查数据不断发现，在中国公民中存在着高水平的政治信任感。为了找到这种高度政治信任产生的原因或者根源，史天健在其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工作。他首先查探了中国政治文化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19] 文化理论认为，政治信任是受特定政治文化影响的。学者们从制度与结构方面提出不同的解释，制度环境和变化中的机会结构可以影响公民对于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同时，公民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史天健将在1993年和1994年间取自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研究。这两处社会的政治文化接近，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体类型迥然不同，正好可以用来检验这些理论。史天健认为，文化主义的研究方式存在着概念性缺陷。为此，他将"文化"区分为两个层次：规范（norms）和价值观（values）是一个层次，态度(attitudes)和观念(beliefs)是另一个层次。前者指的是单个公民在早期社会化阶段所形成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后者则是因单个公民将他或她的道德、价值标准用来分析现实生活的结果。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往往比较持久，而态度和观念则更容易受到外部影响。[20] 制度发生变化后，态度和观念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但是，道德标准和价值观才是政治文化中具有持久影响的因素。史天健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两项特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一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层级型关系：即接受政府的权力大于公民的权力，公民需要从属于政府。二是倾向于避免冲突发生，即使这意味着一方将会牺牲其个人利益。史天健的确发现政治文化在解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信任程度方面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政治文化为公民"评价当局以及处理冲突提供了参照标准系。"[21] 不过，史天健还发现，相比中国大陆，在台湾，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对政治信任的作用更明显。这一发现表明，制度变迁能够对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影响。史天健的研究也对文化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给予了进一步的洞悉。在中国，公民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度要高于对特定官员的信任。这和在西方国家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在西方，公众对于制度的信任不会立即受到特定领导人的行为的影响。公众对个别领导人的信任和支持可能在短时间发生变化，但对制度的信任却极少会产生巨大的波动。不过，史天健认为至少部分原因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并且指出中国农民通常反对腐败的贪官污吏，但却很少愿意去挑战皇帝。[22] 加上可圈可点的制度绩效，这种文化属性足以解释为何有94%的中国人信任他们的国家，有93%的中国人信任中国的执政党，以及还有92%的中国人相信国家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3]史天健对中国高水平的政治信任度（高于一些实行民主政治的亚洲国家）所做的经验主义证明令许多倡导民主化的理论家感到不可思议并表示怀疑。一般认为，专制政权不为公民所信任，而且也缺乏大众的支持。[24] 史天健的研究对政治信任的起源提供了一个与传统研究截然不同的解释。实际上，一般的政治信任研究通常将制度或者社会信任看作是政治信任的源头。[25]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政权的表现通常才是令公众支持政府的决定性因素。[26] 他还挑战了媒体在专制政权中所起作用的经典理论。该理论认为，专制政体中受到严格控制、具备宣传功能的媒体在赢得民众支持方面取得了成功。事实上，就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显示，中国公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和他们接触媒体的程度是负相关的：接受媒体信息越多的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27]四、中国的民主价值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人认同"拥有民主政体不错或者是非常好"的比例可以占到80%至90%。[28] 史天健在1993年所做的调查以及2002年和2008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的中国部分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29] 公众高度支持民主又引向了一个让人真正感到困惑的难题，那就是中国公民同时也显示出对该国的非民主政体给予极高的支持。史天健提出，公民并不像政治学者一样，总能弄清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界限。实际上，相比那些所在国已确定民主政体的公民对其制度的看法而言，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更为民主。其实，公民对民主的认知方式需要从实证数据中来理解。当2002年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由史天健帮助建立并负责协调）在访问中询问"民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时，调查对象给出了众多回答。在仔细对这些答案进行编码之后，史天健找到了中国公民为什么会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式样的原因。仅有一小部分调查对象是按照自由主义传统的对民主的程序性定义来理解民主的。也就是说，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认为民主应当关乎选举以及其他的民主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的影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公民对于民主的理解。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人们有依照儒家模式中的民本主义来思考民主的倾向。根据民本主义的理解方式，具备出众学识和优秀美德的精英才拥有统治的权力。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其能否提供福利以及善治。另外，人民也不期望在政治中扮演直接参与的角色。因此，民本主义的民主观念就具有被动的公民权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的特征；比起怎样来组建政府，人民更关心的则是政府的表现如何。[30] 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大多数中国人觉得他们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民主也就不足为奇了。除此之外，大部分中国公民还认为他们的政治体制的某些部分具有较高的回应性。大多数公民还认为自1978年以来，该体制在朝着"民主"的发展方向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认为现行政治制度已经实现了民主，大多数人则认为现行制度比过去更加民主。大部分人也期望现今的制度能够保持民主的方式或正在变得更加民主。[31] 同时，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认为民主是令人满意的、合适有效的以及更为可取的。只不过，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是当前更重要的问题。以上这些综合起来，或许就能解决有关中国人为何同时支持民主和一党制政体的谜题了。就此，史天健分析在中国实现西式民主化的前景。虽然支持民主的中国人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但这"未必就指向在任何可预见到的时间范围内会产生政权更迭"。尽管在经济和政治表现方面出现变化会对一个政权形成压力，但是文化根源可以为其提供一副安全网，即便该个政权的表现乏善可陈。在较新的一篇文章中，史天健和楼迪清（音译--译者注）根据以往经验肯定了中国的自由化趋势。他们调查了官方话语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公民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根据2002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数据显示，54%的人认为他们的政治权利在1979年到2002年间得到了增加。这一比例颇为引人瞩目。还有将近47%的人认为言论自由以及居住自由也有所改进。害怕批评政府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993年的40%以上显著下降到了22%和27%之间。在另一方面，仅有接近半数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对待他们比以往更加公平，只有35%的人觉得中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变得更为独立。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中国农村居民更有可能报告他们比过去享受到了更多的政治权利。这或许能够表明中国的村民自治机制取得了成功。有些令人惊讶的是，那些与政府交往甚密的人则更有可能会认为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相比其他权利发生了改变。公民因而似乎认为在中国的一党制框架内产生了民主化或者是自由化。他们对在1993年至2001年间发行的《人民日报》进行了集中式内容分析，结果显示这股趋势实际上已经明显地在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32]因此，史天健在这方面的研究主张，公众对于民主的支持需要用两种方式来加以理解。第一，对民主的看法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如果人们判断这种制度至少最近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自由化或者民主化的迹象，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认为这种制度就是民主式的。第二，不同人对于民主实质的理解是会有较大差异的。要是学者没有将这一点考虑进去，那么在比较民主研究方面得出的概念也就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这第二项主张在史天健对于民主的思索当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他的最后一部分工作就是打算解决这个在政治文化以及规范的学术理解方面存在着的重要问题。五、政治文化：迈向一个理解政治行为的新框架在其早期研究中，史天健探索了将传统文化作为针对中国的政治信任以及公民的参与行为的一项重要解释变量。[33] 他倾注毕生精力研究这个主题，最终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思路，以此来解释东西方的政治传统如何导致了两种差异明显的政治文化，而不同的政治文化又相应地规定和禁止了公民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及行为。这一政治文化对比研究的综合性理论框架由他突然离世之前写就的一部著作详细阐明。在这本书中，他将东方政治文化（儒家思想）和西方政治文化做了一个对比，并在四个方面对二者进行了区分。这四方面是关于个人利益应该如何定义，与当局的关系应该怎样来界定，应该如何处理冲突，以及应该怎样来定义公正。从1993年和2002年取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代表样本所得出的经验数据显示，在这两个地区，结构上的差异和制度上的不同并未使公民从文化传统中继承而来的规范产生变化。尤其是，有两项标准在界定公民的取向和行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权威的定位（Orientation Toward Authority，简称OTA）指的是调节个人与权力当局之间正确关系的基准，而自身利益的定义（Definition of Self Interest，简称DSI）则是告诉参与者对其利益进行计算的适当分析单位是什么。他主张中国的传统以及儒家的传统在公民中间形成了一种对于权威的等级定位（Hierarchical Orientation Toward Authority，简称HOTA），而西方传统则产生了一种互惠性定位（Reciprocal Orientation Toward Authority，简称ROTA）。互惠性定位将政府的权威视作经由公民的同意所赋予。这样，公民认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它是以何种方式取得权力的。相比之下，认同等级定位的人则将政府的权威看作是由天命所赋予的。这样的公民在判断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时，该政权所施行政策的实质才是其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以异我中心的方式定义自身利益（Allocentric Definition of Self Interest，简称ADSI）指的是一种由儒家思想发展而来的规范，以自我中心的方式定义自身利益（Idiocentric Definition of Self Interest，简称IDSI）则是源自西方的霍布斯哲学传统。这两种方式不同于人类心理学对于集体主义者与个人主义者的传统分类，尽管它们与之有所关联。当在评价政府的政策之时，IDSI令公民将焦点集中到它对自身利益的影响上，而ADSI则让个人把重点放在政策是如何影响个人所在群体的利益的。DSI塑造了公民用以评价政府表现的标准，而且还确定了公民所拥有的"对同胞以及政府当局的好感"。在政治行为方面，具有ADSI方式的人不大可能与其政府产生问题，也不大容易参与反对政府的对抗性行动。[34]由于一个社会里的政治文化是由这类标准决定的，所以社会在结构和制度上发生的变化不一定就能引起文化的变迁，而是可能带来一些维持原有模式的变化，或者是文化的柔性。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还可能会使一些公民回归到传统文化规范上来，也即是一种文化反弹。实际上，与那些现代化理论者提出的主张相反，史天健发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有可能会回归并且巩固其传统取向，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则更有可能变更他们的规范取向。原因就在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就更少受到传统规范的影响，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就更少产生偏见。通过一个基于OTA和DSI标准的框架来检测政治行为，史天健亦对有关政治参与的传统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发现规范合理性要比工具合理性更能决定人们参与政治的各种行为。这些规范告诉政治行为者，哪些目标是正义的、可以去努力追求的，应当运用哪些手段来表达个体利益，以及公民如何评估政治权威的表现等等。因此，政治行为人具有的工具合理性即使不是由规范合理性所决定，也是受到它的巨大影响的。简言之，政治行为人并不是参照对个人合理的成本效益进行简单计算来采取行动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影响广泛的文化规范所左右。六、构建学术的基础设施作为对这篇评论所做的一个总结，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史天健在为中国政治研究建立基础设施方面所做的贡献。身为一名对中国进行调查研究的顶尖学者，除了发表有关方法论问题的文章之外，[35] 他还在调查的技巧和方法上指导了大批年轻学者。从最初的一段时期起（1988年），他便在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代表性抽样调查。在1990年至1991年间，他与台湾及美国的同行合作，完成了一项调查对象超过2000名的全国性抽样调查。随后在1993年进行的调查中，被调查者人数超过了3000名。1993年的调查也成为了一项比较调查计划的组成部分，该项计划的调查范围首次涵盖了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地区。此后，他成为了东亚民主动态调查（East Asian Barometer）的重要成员。该项调查于2002年起在七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实施，继而在2007年发展成为一项覆盖13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史天健亲自监督项目的中国部分。该部分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超过5000人之多的抽样规模。所有这些数据在收集完成后不久都实现了面向大众公开，而众多学者也从分析这些数据当中获益良多。所有这些工作，也帮助确立了问卷调查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一种主流方法。他还将投入巨大的精力帮助国内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界进行能力建设。尤其是，他积极地参与、推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重建工作，担任该系教授、副系主任，这表明他的工作得到中国、美国学术界的共同认可，也表明他坚信东西方可以通过严谨的学术平等地结合在一起。他对于学术问题及其严谨的态度，影响了很多学术界的同仁。台湾大学的朱云汉就指出，在感觉到中国知识界在面对社会的剧烈变动时，出现高度的思想混淆与意识型态分歧的情况下，史天健认为很多学者立场鲜明，但却缺乏对中国基层扎实的实证研究，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实践经验的理解也仅仅触及皮毛，在这两种缺乏下，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设计提出的各种尖锐意见，只会造成舆论的混淆。朱云汉认为，史天健"刻意不让自己站在意识型态争论的第一线，或做哪一派的尖兵。他把自己的社会关怀建立在自己的经验研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所有这些，是这篇以分析他已发表的学术成果为目的的文章所未涉及的，但是相信在各位同仁当中早已经有口皆碑了。作者简介：王正绪：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德拉干·帕夫利切维奇（Dragan Pavlicevic）：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1] 史天健(1951～2010)，北京人。1982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毕业，199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2] 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3] 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p. 11.[4] Arthur H. Miller, "Review: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By Tianjin Shi,"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1 (1999), p. 271. .[5] Tianjian Shi, "Mass Political Behavior in Beijing,"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eds. ) The Paradox of Post-Mao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6] Tianjian Shi,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alist Tactics fo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vol. 51, no. 3(1999).[7]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1959).[8]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 for Democracy,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9] Larry Diamond, Juan J.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5., as cited in Shi,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alist Tactics for Democracy".[10] 随着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通过，中国村民参与政治的大门就此打开。由于意识到这项试验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改革者们从一开始就乐意满足于举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操纵的选举，而非坚持要求立即开展竞争激烈干净清白的选举。然后，他们将焦点集中于在第二阶段确保提高选举的质量方面。一旦选举得以开始，并且出现腐败官员在投票中落败的情况，这样的消息就会在农村广大区域传开。这时，改革者们就会期待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及参与。唯有在进行了第一波选举之后，他们才会设计更加深入的法制建设，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处理不足之处，将它们当作是"在初步改革中对无法预见之后果的自然反应。"　见史天健"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第398页。[11] Fayong Shi and Yongshun Cai, "Disaggregating the State: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Shanghai,"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6 (2006); Peter Ho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s. ),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London: Routledge,2008; Xi Chen, "Collective Petitioning and Institutional Conversion," in Kevin J. O'Brien (eds. )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Guobin Yang,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1 (2005).[12] 这项研究对农村和城市中的地方选举中的投票行为都进行了分析。Tianjian Shi, "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 Voting Behaviou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_Choice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4 (1999).[13] Yang Zhong and Jie Chen, "To Vote or Not to Vot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5, no. 6 (2002).[14] Tianjian Shi, "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 Voting Behaviou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_Choice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4, p. 1139. For other positive impacts of village elections on village's governance, see Melanie Manion,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4 (1996); Lianjiang Li,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43, no. 4 (2003); Fubing Su and Dali Yang, "Elections,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Rural China," Asian Perspective, vol. 29, no. 4 (2005).另一种评价参见 Qingshan Tan, "Why Village Election Has Not Much Improved Village Governanc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no. 2 (2010).[15] Zhong and Chen, "To Vote or Not to Vote". 墨宁（Manion）在最近一篇文章里，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中农村选举研究中的这一重要问题 debate in Melanie Manion, "A Survey of Survey Research on Chinese Politics," in Allen Carlson, et al.(eds. )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A recent study show villagers do go to vote if they believe the election gives them a meaningful choice: Pierre F. Landry, Deborah Davis and Shiru Wang,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Competition without Par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6 (2010).[16] Tianjian Shi and Jie Lu, "Political Experience: A Missing Variable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2, no. 1 (2009)..[17]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3, no. 4 (2001), 第401页.[18] Xueyi Chen and Tianjian Shi,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East Asia, vol. 19, no. 3 (2001), pp. 84-118.[19]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20] 同上第402页。[21] 同上，第415页。[22] Chen and Shi,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97; Tianjian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Yun-han Chu, et al.(eds. )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28.[23]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pp. 229-231.[24] 同上，第231页。[25] 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no. 1 (2001); Kenneth Newton, "Social and Political Trust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in Pippa Norris (ed. )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26] Zhengxu Wang,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5, no. 1 (2005); Lianjiang Li,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0, no. 2 (2004); Jie Chen,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Washington, DC; Stanford, CA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27] Chen and Shi,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作者发现，中国政府统一的新闻政策对政治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如政治信息的强度所带来的后果。换言之，这项研究发现，中国的新闻媒体使人们不相信政府。中国的政权宣传因而无法操控人民的看法，也无法争取到他们的支持。[28] Ronald Inglehart, "How Solid Is Mass Support for Democracy--and How Can We Measure It?"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36 no.1 (2003)：, Zhengxu Wang, "Public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6, no. 53 (2007).[29]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他还发现，拥有较高收入、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在城区的中国人更有可能成为民主的支持者，这明显是对现代化理论的一种认可。在其他一些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文章里，史天健还研究了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的其他一些方面，包括: Andrew J. Nathan and Tianjian Shi, "Cultural Requisite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Some Findings from a Survey," Daedalus, vol. 122, no. 2 (1993); Andrew J. Nathan and Tianjian Shi, "Left and Ri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sues and Alignments in Deng Xiaoping's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4 (1996);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Democra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2 (2000).[30] Tianjian Shi and Jie Lu, "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4 (2010). 除了对民主的民本主义和程序性的理解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被调查者对民主的态度尚不明朗或者是没有什么了解。[31]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32] 针对政府且在数量上稳步增长的批评文章证明了报纸媒体的自由化趋势。最早刊登的批评文章只是出现在1978年，但其数量在1988年和2001年都处于逐渐增加的状态。在2001年，《人民日报》每天都会刊登一篇批评性文章。而且，批评的矛头也逐渐地指向了中央政府及其奉行的基本策略。此外，史天健和楼还发现《人民日报》逐渐以正面的态度对待一些敏感的词汇，如民主、自由、人权、宗教信仰等。例如，2001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有超过60%都将民主表述为正面的概念。人权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词汇，2001年的时候已经在50%以上的文章中被正面提及。[33]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also For example: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hi and Lu, "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34]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方面的确也鼓励民众参与政治来追求他们的目标。如果政权未能满足人民的意愿，那么这一规范就允许人民使用更具对抗性的手段以及开展非常规的政治活动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不满情绪。[35] Tianjian Shi, "Survey Research in China," in Michael Delli-Carpini, Leonie Huddy and Robert Y. Shapiro (eds. ) Research in Micropolitic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6.--------------------------------------------------------------------------------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郑永年、王赓武、吴重庆、刘亚伟、黎安友（Andy Nathan）、吕杰、赵立涛等人的大力支持，黎安友教授并对本文初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郭承斌 译

本文通过分析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至神龟元年(518)间高昌王国的内徙活动，认为在柔然、高车与北魏三方角逐西域的政治格局下，处于柔然和高车争夺焦点上的高昌为求自保而以内徙的形式谋求北魏的保护。北魏出于经营西域的战略考量却只同意将要求内徙的高昌东迁于伊吾一带，借以控制丝路交通、牵制柔然和高车。这不仅导致高昌内部政局发生动荡，而且也使得两次内徙活动未果而终。

王朔：我自己其实光靠写作也没挣到能活一辈子的钱。1991年以后我也没写什么大东西，也是不愿意重复自己，自己抄自己也没劲。觉得要写就写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小说，但又不清楚是什么。大概有十几年一直在写，写出来的都不是那意思，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孙甘露：有同感。王朔：（笑）时间长了，总有经济压力，总是要挣点小钱维持基本需要，社会多势利呀，我又那么虚荣。又不想太劳心，所以没事去做电视剧、电影策划、编剧什么的，主要从这行业挣钱度日。这一行整体水平确实不高，钱挣着不累。本来挺浅一池子水，前两年开始往外冒所谓国产商业大片--所谓美元上了千万的，亚洲一线红人到齐的，吊起来打的，宣传忠孝节义的。遭到狂宣，争挂票房红旗，好像中国人忽然会拍电影了，忽然爱看电影了。其实就我在这行里做看客的感受，以为这种商业大片对本地电影市场是一种严重杀伤。因为这样的片子，一个就差不多把全年国产电影的放映空间占满了。全国目前票房不到十个亿，其中包括二十部外国大片的票房，据中影公司人讲，每年国产片票房百分之九十五就那两三部片子拿。不是说它卖钱有罪，问题是卖到上亿就一定意味着它对影院实行了垄断性放映，至少要在最佳档期放三个月以上。通过行政手段分配档期保证长时间独家放映，比起过去下文件集体买票是一进步。但是，这种梦幻组合造成的市场疯狂，用某小报的兴奋口气说：老百姓又看电影了！能如预想带动整个行业的繁荣么？中国电影目前年产大概维持在二百部左右，大部分电影根本排不上档期。而且档期要拿钱砸的，要忽悠，拷贝差不多一个一万，全国影院同时上映至少印二百个......小电影三五百万拍的，拷贝费、宣传费都付不起。一个电影要在全国煽得大小城市每只耳朵都听见，基本宣发费用去年问一个兄弟还说五百万够了，转过年就听说一千万、二千万。大片的成功只是一次性成功。这成功甚至都没人敢说一定延续到其本人的下一部。如果说这几年这几部一巴掌数过来还有富余手指头的大片，对电影市场确实产生了影响，就是在新一轮进场的影视投资公司、国外基金经理什么的新投资人心中打了一针鸡血：投就投大的，全球分账，进主流院线。一千万美元以下的，上房不带剑的，叫人瞧不出咱们从前心里其实挺狠的，不叫电影。那也符合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特别喜欢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就跟开车堵车似的，其实本来也没走在坑里，就是见不得别人快，旁边多过去一车头，立刻觉得排错队了，掰出去并进来，就瞧他那儿忙跟马路上编筐呢。就造成一个，全国一年只放几部电影。还不如样板戏呢，那还八个呢。特别逗，好像天阴太阳忽然出来了，大家一起指着一帮古代人喊：这是电影。                            孙甘露：我十年也去不了几次电影院，我一朋友王佳彦原先在上海影城的，有一回指着我开玩笑：中国电影就是叫你这样人害的，不上电影院。王朔：其实，原来我觉得电影从业人员还是很坚持青年时代的态度，用台湾跟咱们聊天的话说：一中各表。既反映别人，也反映自己；即反映主旋，又反映边缘，还有个百花齐放的基本态度在这儿。基本上我接触的投资者态度都是无所谓，你拍什么都行只要能通过别让我太糟心。没有谁一口咬定必须什么是电影，什么不是电影。电影成功的标准还有口碑、还有获奖。孙甘露：具体作品在暗示某种标准。王朔：这几个片子起了示范作用，只有类型片才是电影，只有高票房才算成功，哪怕满地拣骂呢。其实算笔账也未必挣钱吧。因为它投入大，国内就这么大盘子，国外全叫没准儿。当然投入也有水分，票房也有水分，特别是新浪上登的特别轰动，鼓掌多少分钟什么的。我觉得《英雄》应该是挣着钱了，其他的国外卖没卖咱就不知道了，至少已经造成了全市场投资意向全部转向古装武侠。每个投资者都在聊一个古装武侠，全亚洲明星阵容。孙甘露：它甚至幻想这是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漂移的可能性或者存在空间，就像武侠或所谓玄幻作品中那些飞来飞去的人。   王朔：要说中国电影媚外，从来没这么媚过。过去说这些人拍电影是为了电影节，但电影节也是要求你多样化。譬如说你拍到第四个，还是你们村，就换伊朗他们村韩国他们村了。还是有一股从没人明说但人人感觉得到的压力逼着所有人都在寻求变化，哪儿没人去过奔哪儿。原来在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就是一个所谓创作，你要保持原创性，你就不能重复。在武侠这类东西正好反过来，它可以说非常模式化。孙甘露：对，很多东西一模式化就死了，而有意思的是，武侠是靠这个活着的，特滋润。王朔：它，比如说《英雄》，这个政治严重不正确，我觉得他就是为了打破传统武侠的那种狭隘。他的这个努力是正当的。结果，你不服从它这个模式不行。就像通俗小说似的，你不服从它这个模式，你就是错。观众就会不认，而你又是专冲他们去的。当然，那到后来，创作的多样化就被彻底取消了。这个情形，我觉得就很像七十年代了。那个时候，通过政治手段，通过示范样板取消多样化。今天也是这样。你看市场多元选择，但大家就追求利益最大化。哪个利益最大化，好么，我们所有模式都按这个来。其实这造成一个特别可笑的结果，谁都知道什么赚钱，谁都拍不成。孙甘露：金钱是一种超级模式嘛。王朔：譬如说，你必须有这个三千万美元的投资，你必须有这几个演员，就华语圈这几个演员加上点日韩。你凑不齐，演员也不能分身一年拍二百个电影，那你就别拍。电影院也都急功近利，除了这个别的它不爱放。我还费电呢。新人，你千方百计弄成了，没地方放。其实中国电影市场在全球微不足道，养不活人。我说我电影只为本国人拍，就在国内放，爱国吧我？有志气吧我？那对不起，你就不能超过一千万投资，一千万就需要三千万票房。咱们这儿分配不合理是很明显的。电影院和院线公司要拿走你每张票里的百分之六、七十。噢，谁能拿100％的成本，靠30％的收入，支撑这个局面？孙甘露：那这样不就等于为电影院拍电影了？王朔：甚至都不知道为谁。放映一部电影真需要抽这么高水么？不需要。至少院线公司跟在里头抽百分之三十没道理，它不承担宣传费，也不管放映，完全是通过垄断形成的强势。早年有人做过尝试，跳过院线公司直接跟影院勾上放片子。你一部电影挣钱了吧，院线公司跟影院说了：全年供片我不供你了。特别是外国片。外国片最挣钱，又有人看，给外国片商分成又低。外国片进口归中影公司和华夏公司，两家抓阄分配额，到省市这个配额就分配给各地的院线公司，由院线再下影院。那你要自己维持一条院线，一年至少要二十部电影。俩礼拜放一个新片不算多吧？多厅的就要再多买些电影花搭着，你这个电影院里才有电影可放。孙甘露：在我听来脑子完全是懵的，就跟看某些电影一样。王朔：国家电影厂基本不投电影了，投资主要靠民营公司支撑。在2000年之前，投资千万就算大手笔了，在市场上就算领跑了。2000年之后，开始出现投资三五千万的，很有叱诧风云的气象了，我还真没见过谁一把砸进来三五亿的。一条院线的胃口靠一个制作单位是不可能满足的，所以就造成享有进口片配额的院线公司白抽三成影院还不敢得罪他。发行还得导演制片人自己去发，或者找民间独立小发行公司。民间独立小发行公司，像那个保利博纳的于冬，就算做得最好的了，据说也主要是靠发香港黑帮片挣点辛苦钱，利润空间非常小。也就百分之几的缝儿吧，那么一口剩汤。商务--就是企业赞助、贴片广告，说起来好听，其实大部分是媒体交换，不是现金。譬如说，当年《天下无贼》放映前就号称拿下了三千万的商务，那里头大概有一亿条免费短信，多少家国美电视同时播你的片花什么的，事实上这些个东西只起到宣传效果。孙甘露：眼下任什么都跟短信扯得上。 王朔：应该说大部分人都是自己晕投资。晕着一个是一个，电影只要上了，工作人员就先在成本里挣钱了。电影的成本里，过去说一半是人员成本，三分之一是器材胶片洗印费用，剩下的是人吃车马喂。现在你请骇腕儿所谓大卡司的钱要另付，不在制片预算内，但还是在总成本里，所以整个人员的成本就可能变成影片成本的三分之二，五分之四，乃至80%。宣发费和制片费你得按一比一投入。器材由于竞争打折是趋于便宜，至少是没怎么增长。这样看来，电影成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人为扩大的。因为从业人员越从放映上看不到利润，越不肯事后拿钱。必须先拿钱才有保证。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制片主任最后只从你的成本中拿走20％，那他还真是拿你当朋友了。有的剧组，投资下来揣一半拿另一半拍戏，也有，拍出来也还行。孙甘露：那就是吃成本这块儿，电影挣不挣钱再说了。王朔：咱们这儿往往导演兼制片人么，他也是这种大权独揽没有监督的。所以说电影人生活得不错，相对于其他写小说的，做音乐的，生活得都好。一个再烂的电影，一个再烂的电视剧，拍下来，按合同拿钱，一点不黑，也比一本最畅销的小说版税拿得多。再从成本里省点，假如你是包制作，省的就全是你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梦想照进现实》，如果大家都先不拿钱，直接成本不会超过一百万。这还是胶片呢。如果你又拿高清--数码摄像机拍，没洗印，没服装，不搭景，也就百十万到头了。当年拍地下电影和小成本电影，一直有十几万拍戏的传说。还有笑话说，一电影节，设一巨奖，准备奖给全世界拍片最苦的导演。我们国家一哥们儿，用骇人听闻的数儿拍了一电影，心说没比我再惨的了吧？就奔着这奖去了，以为必拿。结果，给俄罗斯一哥们得了去。因为这哥们更苦，是要了若干年饭凑齐钱才拍的片子。（哈哈大笑）孙甘露：这就给往后指着获奖挣钱的导演出了难题，还有什么比要饭更惨的招呢？王朔：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女巫布莱尔》。二万美元拍的，二百万被一个发行商买走了，在全世界卖了二亿。当年李安那个《喜宴》吧，号称性价比最高的一个，1：21，超过所有的大片。这就是电影它有奇迹。孙甘露：这误导了不少做电影梦的年轻人，还包括些不年轻的呢。王朔：这件事儿电影的从业人员明白，电影学院的老师明白，电影管理人员明白：电影是丰富的，没有一个限制。只要你胶片记录下来，甚至现在你拿磁带记录下来，都算电影。就是一个用通过电子头放映出来的影像而已。只有观众和媒体--媒体也应该明白，但他们表现得好像很不明白--认为大片才是电影。将来真要信了这个，要么就拍这种夸张电影，要么就不拍。孙甘露：（同时）不拍。王朔：也不可能不拍。没有人会放弃自我表达的权利。其实电影和小说一样，最终目的都是表达。每个人的第一部电影都是倒贴钱也要拍。至少是不考虑拿钱。电影学院每年都毕业出很多学生来，他们开始都不在乎钱。电影、演员其实也没那么神秘，专业性也没有像飞行员啊，潜水艇呀，需要长期的严格训练，一丝不苟地执行。孙甘露：所以有人生经验的人大都觉得自己能搞艺术，演个电影，写本小说什么的，但是没人觉得自己退休以后可以搞搞航空，开开潜水艇什么的。王朔：中国人特别崇拜技术，管懂技术叫有才华，其实未必。中国表现现实非常困难，有限制。你看五十多岁那帮人，有一个正经表现过现实么--这些第五代巨匠，最多是尚且黑白分明又被刻意简化的昨天。现实总是让人不愉快的，我们又不愿意让人觉得我们活得很狰狞。我觉得也就顾长卫的这两部戏，《孔雀》和《立春》很不回避--但它也是正在远去的今儿早上，虽然连着今天，但还不是此刻。老外要投资，一定会先去国际市场打听打听，相当于预售。估计在欧洲，法语地区，德语地区，英语地区，北美，日本，韩国，这些都是能拿大价钱买中国电影。都有掏过百十万美元买中国电影的记录。他们是主要市场，主要被忽悠对象。但是，就说这些从《卧虎藏龙》到《英雄》到《十面埋伏》到《无极》跟了一路的老外，已经跟恶心了。就跟第五代那种历史宏大叙事似的，人家现在也看恶心了。虽然三大电影节主席当年都是欧洲愤青，他们年轻时对中国的兴趣保持到了今天，估计现在也是觉得没劲了。我就听《外婆桥》那法国制片人让-路易说：中国现在越来越平庸了。他上中学时每天少吃一顿饭捐给英勇但是在挨饿的中国人民。孙甘露：我忽然想岔了，想起我正写的一小说中人物，我借他的口，挪用歌德的话：生命是灰色的，而理论之树常青。王朔：说实在的，国外卖电影非常简单，就问你谁演的，我必须知道。但华语地区他们知道谁呀？他们不就知道一两个人么？都说挣着钱了，《甲方乙方》投四五百万，北京收一千二百万，全国三百万，总共一千五百万，本利和。《天下无贼》投三千多四千万，票房一亿二，谁挣着钱了？反正我知道投资方之一"太合"没挣着钱，一年之后投的一千还没收全呢。票房成功，都是聊出来的。低于两百万的小成本电影，靠国外电影节和艺术院线、博物馆、大学、基金会、私人拷贝就能把本钱拿回来，还能小赚。所以你看拍地下电影的日子都过得挺好，光听说有投电影赔了跑路的，没听说拍电影有活不下去改行的，你知道前两年那个刘庆邦小说改的地下电影《盲井》，得了一堆小奖。当年是卖得很好的，但是发行电影的所有发行商都亏钱了。上座好才是真好，还有下回。比如说《小武》当年发得好，上座也好，那些欧洲人忽然发现了中国的另一面，一个非常真实到今天还像是战后的小城镇，人物也是以他们熟悉的那种意大利街头罪犯的态度在对待生活，既自暴自弃又光明正大，甚至比一般人还要正直，硬着头皮维持着自己的荣誉感，其实那荣誉感在他家人面前都不存在。我这是瞎说，但我确实觉得《小武》像意大利电影。他们看得懂，也会喜欢。那个电影大概是贾樟柯电影中最无心机的。接着《站台》野心就太大了，痕迹也出来了。《世界》是一次不成功的商业片试探，意图太明显了，关系太对应了，再也没有比世界公园更笨拙的隐喻了。他显然不是个万能导演。也不必去寻求广大观众的认同。商业片就是类型片，做元素嫁接是没有意义的，一次成功也不能解决今后所有的问题。就像第五代导演一样，第六代至今也没一个有机会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类型片导演，他们注定只能是摆脱不了个性的作者导演。要广为大众传说，只能关心现实中的穷人了，这大概是每个小知识分子走投无路最方便的去处，但那最好不要去拍电影，不要把人家当资源。获奖容易，卖片难。国际上还有一套放映的技术标准。我们往往达不到。比如说，洗印，车间空气洁净度不够，药水太脏，老不换，还经常给你洗坏了，比较稳的是到国外洗去。去日本，去澳大利亚，最损泰国，还不是钱？还不是成本？孙甘露：我在悉尼见过那洗印的地儿，人人都会告诉你，谁谁谁的片子在这儿洗的，成一景点了。王朔：国内也有很好的混录条件。长影也有最先进的，但是混录师不靠谱。譬如说，我们这里特别喜欢往声音里加混响，唱卡拉OK，那叫好听，放电影上，那叫做作。孙甘露：徐静蕾也说这个，混响的事儿。王朔：五百万到一千万这一级别的投入，实际上就等于你既没有国外市场，国内又根本吃不下来，是个很危险的数。宣发费、财务成本、管理成本、税收......这得需要多少票房？孙甘露：好像不学好莱坞，弄它几千万宣，就不是卖电影呢。王朔：投入三百万危险不危险？一样危险。口碑极好，一千万票房，到头了。《疯狂的石头》也就是一千来万。再有，你是不是能如期收回分账也是个问题。中间还有税收等好多问题，你最后拿回来的毛利可能不到百分之几，好多时候，钱没回来，公司已经散了。当然卖DVD，卖电影频道，也是一笔收入。DVD一般四五十万算高的，还在不断往下滑，电影频道一百万上下。如果你有版权的话，还会有长期效益，国外电视台，上星节目偶尔会来买你的播映权，跟其他中国电影打捆买，好的一两万美金，少的比一台电视钱多点。那就二百万吧。那您就不能搭景了。你也用不起腕儿。因为电视剧，现在最骇的腕能给到一集二十万吧。一线小腕儿十万八万都能给到......但，那个，你拍电影就不可能啦。除非这位商业够了，会演个话剧呀，艺术电影呀过过瘾。孙甘露：好多艺术门类在今天还活着，是因为是等而下之的啊？王朔：但是你不能指望这个呀。这个戏一开始也想过葛优，但后来就觉得，与其那样不如做到极至。何必呢？而且小电影就不适应明星，它和商业电影要求不一样，越陌生越好。再比如说。你可以找一家赞助，赞助你机器，赞助你胶片，赞助你洗印，甚至，你把音乐版权预先卖了，都找实景拍。实景也只能在屋里不能上街。上街就要给警察钱。组织群众场面要给群众演员钱，还得管饭，少一顿不行！......这样一路盘算下来，还不如就一场景，还不如就俩人。而且当时也有《爱在日落前》和《爱在日出前》那两个片子，人家两人聊得挺好呀，其实就看你聊得有意思没意思。它当然就不是一般电影。你再会聊，聊得特别有意思，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热闹么，大家都能站着看会儿，聊天，那就得跟朋友一起聊。所以，小成本电影注定是针对特定观众的。成本降到一百万，老实讲可以不上电影院。因为电影频道给你吃进去了。它可以拿一百万买你。而且你要一面对大众，就有一严重后果。因为那种所谓的商业包装，是不分对象，不分好歹的狂轰滥炸，可能把很多完全不适合看这电影的人都给轰进去了。人花八十元进来，看了半天两人聊天，那他看电视剧，看访谈节目好了。我看你聊会天，不好我就换台，他有选择性。但电影院是个强迫集中行为，而且我是被你蒙进来的，出来肯定不爽。孙甘露：这些事儿听着多像相声，侯宝林拿去直接用都不带编的。王朔：《梦想》这个戏，最后硬着头皮上院线的原因是拉来商务了。商务赞助要求你必须电影院放映多少场。孙甘露：电影里就俩人说话确实是件怪诞的事儿......王朔：甭拿观众说事，谁不是观众啊？现在没有谁在为大多数人在拍戏，也不可能，永远--只能是少数人为少数人。戏里两个角色，一个女演员一个男导演，我当然也有目的。投机心理，我承认。一男一女大夜里聊天，聊什么哪？很多人都奔那儿想去了--但是，正常一个组，导演演员夜里不睡一般还是想工作。真正使人感到需要聊聊的还是怎么把自己想要的表达出来。表达有先天的局限，语言它本身是一个不能完全表达人思想的工具。所以，陈村说过，最好的小说是脑子里想的那个。你就得面临一个表达减分的过程。其实拍电影，就是一个不断减分的过程，从最初的想法开始。孙甘露：老话说，最好是好的敌人，求极致结果就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王朔：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家经常聊的，最狠的评价就是：您没有自己。那我觉得在这个戏里，这两个人是既信任又不信任、既合作又怀疑的关系。其实演员和导演，包括制片人，包括组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孙甘露：就像卡夫卡说的，我写的不是我想的，我想的不是我应该想的，直至我的内心深处。王朔：在这个问题上，我绝对认为，没有谁有能力把自己表达准确，还能完好无损地传达出去，使对方一点不误会。我自己就有这个感受。冲上来强烈夸你的全是前门楼子。你说这叫误解，最大的误解往往来自于拥鳖、饭厮。 孙甘露：有人，只要是赞扬，误解也行。是不是有这么着的？王朔：再恶毒的谩骂，你说他面目可憎吧，也有好的地方，决不让你产生丝毫误会，表达绝对清楚，就是骂你了。要说什么时候人表达无障碍，就是骂人的时候。绝对无障碍的自由表达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所以，什么事光聊，到最后不可能有结果。我这剧本，老实说，就对话而言，密度差不多二万五千字就够了。后来拍了二分之一。这个写冒了，好多话本来说完了又冒出来一小尾巴，该打住了，还有一串串话手拉手往外呲。这个其实让我有极大的愉悦，这个愉悦就是终于无节制一把。其实是跟自个儿乱聊，聊得倍儿高兴。（大笑）孙甘露：写高兴了。王朔：写高兴了。真要把话说尽了挺难的。不是回回都能赶上，过去我挺装的，好耍那意犹未尽、话里有话的范儿，推崇节制--其实日后，完全可以多场景再拍一次。我是准备，将来没得玩的时候，重拍一次。从容点。毕竟这个戏太自我了，别人的处理上，有一定障碍。孙甘露：徐静蕾也说你来导来演也挺好。王朔：我不行，我这人脑子想的和嘴说出来的不一样。当着一堆不熟的人，一帮现场人员面前，我会觉得我跟他们说不着，我说得着么，我？那咱就别费功夫聊这事了。其实我是个窝里横儿。出门就紧张，人多就肝颤，特别是我见群众有巨大精神压力。我去过一次什么大学年轻不自重的时候，刚上台我就觉得自己正一脸媚笑，想控也控制不住。我最流畅最自信的时候，实际上就我一个人儿的时候。天生写东西的胚子。过去，有一阵，1991年以前，我拿写作提升社会等级，很长时间我完全忘了写作其实是我一爱好，就觉得是一饭碗。天天写作就等于天天闷家里做饭，我能觉得有意思么？所以1991年以后我决定不写了，出去玩几年。我现在等于是，把这俩事分开了。写东西就是纯粹爱好，挣钱就是电影了。我觉得不为钱写作确实非常愉快，真的！我这几年不是还写了俩长篇么，当然我不准备发了。不发的原因是我觉得写得不好。写写就发现，其实还是在千方百计偷偷满足公众要求，我真不是无时无刻都准备谄媚各种恶势力。我怎么这操性啊？我估计啊，什么时候我目中完全无人了，我就算成了。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一辈子不老实，一辈子说瞎话，老了一定要敞开一把。孙甘露：我正相反。就有年轻的朋友拿亨利·米肖的话来安慰我，说是一个人要是有两千个以上的读者就该去自杀。人总有办法宽慰自己和别人。王朔：原来，大家都说，你写出来的东西是给大家看的，那么你就要对大家负责，说实在的别看我这操性还有很大的自我克制：这句话能发么？这段我不这么写，我拐个弯儿，你们看不出来了吧？好像很巧。其实是把真正想说的，主要的意思，那个原来的话就放弃了。孙甘露："大家"其实是这样一种东西，你指望它的时候，它就跑没了，你不指望的时候，它就蹦到你跟前了。王朔：我个人有两个梦想，或者说是自我要求：一个现在不能说，一个是希望能最终真实地表达一次。巴金先生说过，讲真话。我觉得讲真话特别难。讲真话就算是有条件和环境，你讲出来的可能未必是真话，可能是被别人灌输的，甚至为了讨好听众说的话，那个可能不是内心真正想说的话。人其实很复杂，内心不断地被遮蔽，最终那个自己，我觉得认识起来挺难的。孙甘露："遮蔽"这词儿也时髦了好一阵子了，海德格尔啦、贝托鲁奇的电影啦。王朔：我过去讲过的以为是自己的话，大部分是流行观念，是别人的看法被我用了。所有感觉都是别人给的。我希望我再说的话都是自己的，我觉得信息社会的社会财富主要靠信息流通互相收费产生--原始信息最宝贵。不生产信息的人在挣最多的钱，这是本末倒置。将来互联网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我东西搁这儿，能为自己负责的人进来，大家先看，看着不满意，您可以不花钱，看着还行，要下载，您就付我这下载的钱，一页一毛，就咱俩之间，一对一，不许中间的人抽成儿。要签同意书的。您不能说因为我受了刺激。我们俩这交易就算完成了。--我就说，避免大量冤魂进来。我想那时候，每个作者、诗人、导演、歌手，都有自己的网站，你需要买他的产品，可以直接上网购买，少了中间盘剥，也使对方接收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孙甘露：一种科技进步所展现出来的乌托邦。愿景。这个词是我新学的，好像大公司里都这么用。王朔：我觉得，三五年之后，数字会代替胶片，胶片会变成经典，如京剧、歌剧啊，有些人喜欢这些的东西，就像喜欢手工活。一般写小说都是写完了定稿了给你看，我想搞一个在线写作，过程中的。因为写作中，至少在知识上是会出现偏差，表述上会出现问题，甚至逻辑上出现混乱。如果在线上，可以像一个在线游戏，以某人为主导，大家一起参与创作。但这种小说，需要一个特殊的类型。如果是写公共生活，涉及所有人问题的，别人就会参与。孙甘露：这个电影里两个人在说话，有点交互的意思。王朔：人就是和人交流。有的时候，一间房子就是一个世界，非常丰富。刚写完的时候，我还跟人聊过，我觉得现在拍的是讨巧省事的方法，是一个粗枝大叶的方法。其实屋子里有很多特殊的地方，那得细细地去观察，人那张脸上充满多少细节。你在一个城市拍，你在一块平原拍，你哪怕出外景出到天边去，也跟在一个屋子里拍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都觉得外边才叫风景。将来我可能还真要去做一阵导演，只有当导演才能取得利益最大化，把最后这二三十年的钱宽宽裕裕挣出来。有人说你行，因为导演就一条：你得明白你要的是什么。底下人拿出一方案，你得马上给出意见行还是不行。这我估计问题不大。也有人说你不行，说做导演毕竟要跟人打交道，至少不能当场跟人码。而我现在太爱跟人急。其实我最担心、觉得最恐怖的是，到电影院见人，铺着红地毯进去和戴着脚镣进去是一回事，我不觉得这些导演演员谁真觉得好，大概第一次被观众瞩目挺好，后来简直是千夫所指，指着夸你也不舒服，这种东西尝一次就够了。孙甘露：好多人干电影是冲着这个去的，没到那上头溜达一圈，都不算拍电影吧？就跟诺奖似的，没得着，那就算白写。王朔：我觉得实际操作往往大量的争执发生在趣味不同，如果审片的是学古典的，心里有几个碰不得的，你不同样尊重就是冒犯了。现在我觉得文字有很大的局限，简体字简化画面，是残缺的信息。文字简化信息简化到最后必然剩下一概念，概念经过串联经过公证就会形成公共价值观，就会形成不同意一个概念就是反公共--本来没多大事。我当然认为所有写小说的作家都有资格做导演。小说多具体呀，每一个细节，都要想到还不能和人重样儿，重了就算抄袭。导演都没这个本事，我不是挤兑他们。我见过的，能完全独立想象一部电影细节的只有一个姜文。大部分导演的想象是靠编剧提供，靠编剧激发，再由摄影美术道具一项项做实。导演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不真实的人，他就是一个总汇，是一个整合资源的人。孙甘露：我认识的导演少，没见过他们拍戏，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想到拍戏得捎上那么多人、事、东西，先就想躺下了。当导演先得身体好。王朔：日本管导演叫监督，监督大家干活，我觉得挺准确的。在好莱坞，钱、最终剪接权都被制片人拿在手里，导演无非就是现场工头，相当于造房子时的施工监理。所以你只要了解这个流程，有各方面信任，就可以干这个事情。现在大家不敢干，是对这个行业不了解，以为很深，没一个创作行当带这么多帮手的，活都让人家干，自己蹲一边光点头摇头说对不对。摄影美术其实是提供技术支持的人。有了技术支持，再省了中间费用，拍一个自己日常生活电影，然后在网上传播，我觉得真花不了多少钱。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可能、也表达得起自己的生活了，那时候，就逼得艺术家彻底平民了，在艺术领域的自由表达，我觉得指日可待。估计将来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会拍一个电影，就像过去每个人青春期都写歌词一样。不好的就淘汰了。我觉得相当多的导演是拉洋片的。 孙甘露：没准我下回逮一机会也拉一次。圆梦。王朔：其实电影不是梦，也是日常生活画面的截取和重拾，再奇幻再未来也是建立在人情和现实生活逻辑上的。说梦只不过是夸大其辞给自己吹牛逼。我没见过一部电影不是人类生活投射，动物也全拟人了。谁有什么想象力啊？孙甘露：其实是观看别人的生活。王朔：《星球大战》、《指环王》，还不是孩子气的天真神话？坏人那么好灭？正义那么好实现？给小孩吃最甜的，看最甜的，惯着他，中学毕业，想赖着不长大也不可能了。世间往往正义是最大的邪恶，这个小孩子怎么理解？孙甘露：他理解不了。王朔：我当然得拍成人电影了，我不伺候孩子。这个剧本我写了两个月，叙事得不好，还不如不叙事。我也见过一句对话没有的电影。全是对话，那就得控制好。经常有时候，一大片平坦的对话看得也特别累。孙甘露：其实我读这个剧本时就是拿它当一小说。你以前的小说，也有对话占很大比重的，或者说叙事通过对话完成。但这个我觉得比较极端，涌现出来的方式特殊。王朔：我觉得这次我比较真实，原来说的不全是实话。之前，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实话，不过是拿攀附真理和公然冒充真理孙子的人开涮。年纪大了以后，以前完全不想的事，现在发生了。老梁去世、我哥去世、我爸去世，迎面给了我仨大耳贴子，基本把我抽颓了。这是年轻时完全想不到的。我那么怕死的一个人，这些年一直在躲在家里想：死是怎么回事，真一闭眼都不知道了？突然正跑着一切正走的表归零，生活到站，世界黑屏，这个我有点想不通。进城走机场高速，特别冬天傍晚，就觉得那一片片灰树林子后面藏着另一个世界，就觉得看到了自己这一生的尽头。读到过太多作家临死前说没写出我想写的东西，我想我可不要那样，至死方悔。那时，才开始有点感激我有写作才能。一人呆着的时候，还有它陪着。我原来对自己很不了解，一直觉得写小说是一种临时的谋生手段，好比旅行当中的一夜情，感觉再好迟早要挥别。我这辈子可没想光干这个，我还有其他事，好多事呢。我小时侯是在部队长大的，心里不承认自己是北京人，觉得北京只是个暂居地，长大了一定要到远方生活。当时"文革"，大人都跟没头苍蝇似的，院里每天都有人家调走。那时我就特别想跟上走，我爸那时被发去五七干校，其实是一倒霉，我不懂就想去河南驻马店跟着下地，只要离开北京，我都觉得好玩。十八岁当兵去了青岛。一进青岛天下雨，一片红瓦的房子，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萨拉热窝似的，越走空气越潮湿，海上有雾气，地上全湿了，有海星有贝壳，像假的一样。第一下听到的是海在喘气，肺活量倍儿大，雾气在散去，天大地大哪有海大？当兵的时候，看着海再无聊也愁不起来，海把你的视野全占满了。我在那儿过得挺好，回想起来像度假，当然后来觉得不靠谱，就回来了。我一直认为眼前的事都是一时的，为什么对好的东西不珍惜？为什么老不买房子？就是心里不落听儿，不知道最终落在哪儿，一买房子走不了了。一旦生活开始稳定，我就感到恐惧、躁动，说实在的，忽略了很多美好。我这前半生的幸福时光都是翻回头才知道已经过去了。后来慌慌张张去了别国，面朝大海，鲜花盛开，海水倍儿凉，花没香味儿，地方是真好，也真和我没关系。那时才明白我就是北京人，去别的地方都是客，我将来哪儿也不去，哪儿生的就烂在哪儿。孙甘露：是，怀着各种愿望、梦想折腾了大半天，到了还是在原地呆着。王朔：我原来觉得写美好特别难，因为我没见过，我的青少年时期，老师、年长的人都没让我感觉到美好，丑恶居多。后来看宫崎峻的动画片，给我一个启示：美好其实挺简单。孙甘露：我们很多动画片的记忆来自童年，那种知觉，看宫崎峻的电影让我重新获得了小时候的感受，挺奇妙的。王朔：美国的动画主要写男孩子闯荡世界，战胜邪恶，前提是这个世界是恶的，需要靠个人的勇气来战胜。而宫崎峻写的全是小女孩，美好在小事里，在不知不觉里。我最喜欢的是《魔女宅急便》。当然《千与千寻》也非常棒，稍微有点深刻。--魔女的传统是十三岁都要离开家到另外一个城市独立生活，于是小女孩就骑着扫帚去了个类似旧金山的城市。她也没别的本事，只能骑着扫帚帮人送送东西。老太太的烤箱坏了，小姑娘帮老太太收拾收拾，然后帮她送盘烤鱼去。看第一眼我就被带动了，一下想起好多事。而且那城市太像青岛了。动画里没坏人，最坏的是汤婆婆，也就是要你给她干活，不是要夺你性命。看着真放心。其实，世界你把它看成美好的就是美好的，看成恶的它就越来越恶。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我也可以写呀，其实，这不需要看得多透，在一个误解上达到和谐也挺好的。孙甘露：交流即误解，和谐即带着误解相处，老话叫求同存异。王朔：我经常觉得，我内心有无限的黑暗和光明，不是说我信善或者信恶，不是那么简单。生活中有不公平，有记者去写。电影在承担娱乐功能。那作家应该回到他该去的地方，通过画面看不到的地方--哥儿几个姐儿几个的内心。现在小孩的喜怒哀乐，流行歌里有大量对症下药，不像过去一个少年发情那么简陋，只能夜里爬被窝里看红楼梦。我现在就有意识进行心情分配，街面上遭遇的爱恨情仇，我都听流行歌曲抒发。你自己在那个情形里，就觉得唱得惺惺相惜，唱得切中要害，听一耳朵可以缅怀半年。看《指环王》、《星球大战》，是看热闹，特技到什么程度了。想证明自己还有人性，就看电视纪实栏目，为人间凄苦感念一把。如果看人心之叵测，人性之无限可能，还得看小说。小成本电影跟小说的功能差不多，它表现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那种尴尬、无解、为难，把人置于怎么做都不对的境地，看了觉得特别惨烈。二十年后，我七十，我还有很多爱好，我得好好把这些爱好都干了。孙甘露：我爱好特别少，真是奇怪。闲时就那么呆着，也不是想事儿，沉思什么的。没。空白。就像我特喜欢的一句台词：我的内心有一种无生命的东西。王朔：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和五十年代，其实还是在一个背景上，都是喜欢纸和胶片的。八O后就不熟了，很多小孩都在网上看电影，他们是废了电影院的一代，我看不到挡在人与人之间的淫媒消失，他们一定看得到。我本质上还是乐观主义者，谁都动不了的，让自然规律动他。不信谁能永远存在。

治断代史的好处是能够深入，其拘限是不易贯通。

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未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

范文澜与胡适之间，没有学术上的近谊与远缘。

什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大事情，或者说，他认定的十九世纪俄国人的大事情？

 一年前，在上海大学那间时常令人觉得过于堂皇的圆形会议厅里，有一场以“共和国文学”为总题的讨论会。其中一节的标题是：“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个标题起得好，切中要害。说“重建”，自然是因为不满意文学和社会的现有的关系。可是，“重建”并非易事，那个标题里的两个关键词：“文学”和“社会”，今天都不再是约定俗成、一目了然的了。以“社会”来说，中国今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各方人士的判断差异之大，是自19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可以说，中国知识界二十年来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论争，焦点都落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什么是今天中国的“文学”？也是歧异丛生、很不容易论断的。为什么不容易？这里且说两点。一，从互联网、手机、电子阅读器等等的情形可以看出，与二十年前相比，今天经常阅读文字——或者缩小范围，经常阅读文学——的人，并没有大幅度减少，甚至可能还在增加。最近十年，“文学类”图书的出版量，总体是增加的。上海的大学里，十年前只有4个中文系，现在增到了7个。可是，二十年前大家共认的“文学”，我指的是以譬如莫言、王安忆为代表的那种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却持续减弱，最近十年，减弱得还很明显。[1]与此同时，在我们共认的这个“文学”之外，新出了大量别样的“文学”，和同样大量的别样的作家，其中有韩寒这样颇具特色的，更多郭敬明[2]一类互相模仿的。他们的读者数量，明显超过了莫言，刊登他们作品的杂志的销量，譬如《最小说》，也明显超过了《收获》。他们在网上称雄，也在纸面横行。“青春”、“侦探”、“历史”、“穿越”、“耽美”、“武侠”、“惊悚”…… 他们掀起的追捧之潮，一路飙升。和二十年前相比，中国大陆的文学世界真是面目全非了。怎么看这个新世界？你可以说：“莫言是纯文学，郭敬明是通俗文学，莫言是文学研究的对象，郭敬明则是——呃，文化研究——的对象……”你更可以说：“莫言是一种文学，郭敬明也是一种文学，多元化，很好嘛！”但是，这么顺当地说下去的时候，莫言和郭敬明的一个极大的差别，却不知不觉就模糊掉了。这个差别，说得粗糙一点，就是：“谁是作者”？读莫言的小说，你不会有这个疑问，尽管有时候，你会从字里行间读出一点国际文学奖的影响，从书名、篇幅和若干情节，你也会感觉到出版社的参与，但是，莫言无疑是小说的主宰，没有他，就没有这样的小说。读郭敬明就不同了，你很快就会疑惑：这些虽是郭敬明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但他那双敲字的手，怎么好像受着另外的手的指挥？读得越多，你越会发现，郭敬明其实是一个复合体，有作家的一面，也有经纪人的一面，更有出版商的一面，他的作品的文本内容和形式，常常是生于对这作品的营销的内容和形式。因此，不但是郭敬明自己的好几双手一起敲字，更是他背后的那些分别支配了他这些不同的手的更大的社会势力，一齐牵引着敲字的方向。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他就像一具提线木偶，咋一看是他在台前蹦跶，实际一切都在幕后操纵，日渐庞大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工业[3]，才是郭敬明式的“文学”的真正作者。顺着这个作者的差别往下捋，可以牵出一系列更大的差别。其中之一，就是文学与现实秩序的关系的差别。至少到目前为止，大家一般都还觉得，我们共认的那个文学，是如三国时的西蜀名将魏延那样，再怎么低首诺诺，脑后也是长了一块反骨的。它一面激发读者对美妙或悲惨人事的感动，一面也以这感动，触发对僵硬、死板和蛮横之物的怀疑，对不公和压迫的嫌恶。远的不说，最近三十年，读着这样的文学长大的“文学青年”，尽管形形色色，代际、性别、阶层和地域差异极多，依然大体表现出多情、善感和反叛的共性，以至在许多场合，“文学青年”和“愤青”，成了可以互换的词。郭敬明式的文学却不同了，它看上去非常“青春”，也多“幻想”，但它引人沉溺其中的方式，却极为老练而实际：营造一个虚拟的天外世界，引你以体验梦想的方式，寄托种种日常的欲念；描摹若干负面、但是一定琐碎的人事，供你咀嚼怨哀之情，在不知不觉中，烧掉青春期的不满；将“成功”的“作家”包装成偶像，毫不掩饰地向你炫示，“写作”如何可以被铺成一条快速通向版税、出镜费和其他明星效应的红地毯；用种种时髦的纸面设计、网络宣传和集会造势，持续煽动你的兴奋，让你在自以为与其共鸣的同时，体会中国特色的商业系统的巨大力量……不必惊讶于这文学的老练，它与另外几种新媒介——例如网络游戏、肥皂剧和视屏广告——的老练一样，都是同一个作者的专长。中国特色的文化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它在社会的支配性结构中的位置，也越来越移向中心，因此，它势必要更大范围地参与社会的再生产，更有效地地发挥自己的功能。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是人的再生产，用鲁迅的话来说，只要能一批批生产出睁着眼睛的昏睡者，铁屋子就可以万世长存。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大家其实都已经睁开了眼睛，但因为各种原因，觉得还是继续装睡为好。这“各种原因”当中，当然包括暴力和贫困之类的硬的压制，但那种如无味的缓释毒气般四处蔓延、大面积浸润年轻人的身心的软弱和无力感，作用却似乎越来越大。而培育这样的软弱和无力感，正是文化工业的拿手活计，[4]当《最小说》和《梦幻西游》招呼你一起梦游、哭泣、怨忿，甚至尖叫的时候，这些“过把瘾”式的兴奋，恰恰又令你一旦合上杂志、离开网吧，就不知不觉地无精打采起来：在满地垃圾的现实面前，自己其实多么渺小，除了无聊和搞笑，还有什么可干？二，文学世界的构成之物变了，文学的现身之地，也就自然与过去大不相同。单看莫言、王安忆式的文学，它现身的范围还和过去差不多：小说、诗、散文、话剧剧本，偶尔加几部电影和电视剧的脚本，此外就没别的了。可是，如果眼光放开一点，看看其他类型的文学，你就会发现，今日中国，举凡电视剧、商业广告、娱乐新闻报道、旅游指南、网络游戏，更不要说短信、博客之类层出不穷的网络空间了，几乎到处都有文学，当然，是莫言、王安忆之外的文学。举个纸面的例子：许多大型企业，都定期出版印刷精美的“内部”报刊，这些报刊，几乎无一例外，都留出不小的篇幅，刊登散文、诗，甚至短篇小说，其中有的还是出自文学名家之手。当这些“作品”被仔细安插在总经理讲话、员工决心书和广告之间，彼此妥帖配合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了“文学”和“企业文化”——乃至“商业推广”——的多面互动？至于《我的团长我的团》那样风靡一时的长篇电视剧里的文学味十足的对白，或如某个冠名“普罗旺斯”的房产项目介绍书那样的对彼得·梅尔式散文的大段摘引，再如网络游戏对古典小说名著及其意象的越来越广泛的“开发”，是不是也都清楚显示了，文学正如何被各方神圣大量地使用？不要小看了这些“使用”，它们的规模正不断扩大，它们对于被用之物的改变，也就愈益深刻。现今十来岁的城市少年，很少有不玩网络游戏的，当他们从电脑边起身、抓过一本小说杂志乱翻的时候，那在玩网游时养成的感应和理解习惯，势必在暗中影响他们的阅读体验；如果他们当中有谁提笔写作了，网游教给他的节奏感、想象方式和结构能力，更会潜移默化，在下意识的层面就介入他的文学构思。在今天，网络游戏对文学新人的写作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十年二十年之后，这影响大到什么程度，更是难以估量的吧？网游只是一个例子，相类的事情更有很多。文学的活动和应用越是以如此方式扩大范围，今后文学的骨架和面貌，就越多是要由这些新领域里的支配力量来塑造。批评家、文学教师甚至作家自己，大概都会被逐渐挤到边上，出版商、广告商、网游开发商、其他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和商业策划人：他们将占据文学舞台的中心。整个文学的生产机制，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了。我们过去习惯的各种文学的定义：从“创作”、“作家”、“文学体裁”，到“文学青年”、“审美”、“读者和文学作品的关系”…… 现在都一一在被涂改。可以预料，其中大部分涂改的力度，以后还会更大。老话说，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也这么来看文学，那就不由得要相信，今后的文学的面目，可能会更没意思。倒不一定是鼻子耳朵本身怎么大变，而是鼻耳之间的关系、或者鼻耳与手脚的关系，都大变了，以至鼻耳的轮廓虽还如旧，功能却大不同。譬如 “文学性”[5]，过去一直是被看做文学反抗现实的利器的，可你仔细看看，不说将来，就在现在，情形已经不对头了，还是这个“文学性”，却与“反抗”若即若离，有时候，反倒像是“现实”在握着它，而且挥舞得更为利索！[6]朝着这个方向往将来看，情形是很让人泄气的：不用太长的时间，像今天的莫言、王安忆这样的文学，就会连社会和人生的边缘位置都守不住，而被径直让进博物馆；注目于这种文学的“文学研究”，也会更远地飘离现实，被关进少数大学的研究室。博物馆和研究室门外，则是新的主流文学，一手遮天。它紧随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主流，虽然有时也要发发牢骚，大方向却一定是循规蹈矩、与政治和经济主流利益均沾。它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共认的文学了，但你也很难说，它就一定不是文学。当然，这只是现实的一个方向，而现实不会只有一个方向。越是不能接受上面这乌鸦嘴般的暗淡想象，就越要往相反的方向狠狠地用力。说实话，我是压根儿就不接受那套现代社会文学理当边缘化的说法的，世界这么大，各地的历史和现实都不同，文学的过去和将来，怎么可能都一样？也许在美国那样的社会里，文学可能逐渐式微，但在中国这样的地方，文学势当扮演重要的历史角色，过去如此，将来还当如此！事实上，今天的文学世界里，清新的气象远未绝迹。就拿杂志来说吧，似乎是《最小说》甚嚣尘上，连《收获》都被它占去一块了，斜角里却出来一本《独唱团》，使局势一下子现了转机。[7]因此，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并不是必然如目前大家担心的那样，一路消极和负面下去的。中国的文学，绝不该只是坠着社会往下堕落，一定要有新的文学，像契科夫笔下的夏日草原上的暴风雨那样，猛烈地刺激人心，催人奋起。事情是不容易，但应该赶紧做。1980年代教给我们的那些感应和理解文学的思路，许多已经不够用了，必须要发展新的思路。不用说，这发展的第一步，不是到书架上翻书——哪怕是新出的洋文书，而是推开门窗，直面现实：今天中国的文学世界，究竟是怎么构成的？有哪些新的力量，深刻介入了文学的创造、生产和传布？是不是有新的主流文学正在形成？如果是，那是怎样的东西？在管制机构和文化工业的强力作用下，是不是已经有某种新的“文学性”，正在覆盖文学世界、吸聚文学青年？一句话，今天中国的文学生产机制，正在往什么方向变化？这个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整个社会的支配性文化——当然，不能忘了别的支配性力量——的生产机制，正在形成怎样的新的互动？我们能毫不含糊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富于创造性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能有力地、针锋相对地回敬现实的时候。[8]2010年8月 上海

在此，「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的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着「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

长达十多年的持续思考和研究，经历了一系列的时局动荡和不同地域的游历，使此书得以重新阐明中国历史和文化在长时段里发展的隐秘轨迹，并提供了一个新的叙述方式来突破现存的中国研究范式。在中国，这部著作的出版是一件文化盛事，影响并不限于学界，也波及了广大的普通读者群。哈佛大学出版社已计划把此书翻译和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一旦认真地阅读这部著作，西方读者在无意识深处对中国的误解无疑会被动摇――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中国”。

（六）即将到来的伊朗战争？2012年伊始，美国著名学术期刊《外交》刊发了以"攻击伊朗的时刻到了"为题的长篇论文，斩钉截铁地认为"要么现在发动进攻，要么以后遭殃"。这篇文章引起了随后一个多月欧美学术界、媒体界的跟风，后者纷纷断定2012年是伊朗问题决定性的一年。欧美对外发动战争向来遵循"粮草未动，舆论先行"规律，伊朗战争似乎真的要开始了。但笔者在伊朗却丝毫没有大战来临的紧迫感。在德黑兰市北的厄尔布尔士山，许多当地人在滑雪嬉戏，山顶欣赏城市全貌的茶餐厅里人满为患；上下班高峰街道拥堵程度比北京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加油的车辆一字排开上百米但没有加塞；各个博物馆里游客熙熙攘攘，偶尔还能见到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电影院外常看排队进场的观众。在伊朗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傍晚的闹市区摩肩接踵，不少商店的生意都还不错。曾在2003年战争前夕呆在伊拉克的朋友告诉我，如果要备战，特征至少有：三步一岗，两步一哨，空中不断有战机驶过，街上常会有装甲兵团调来调去，警报有时也会响起。享受长期和平的中国人对备战已经没有记忆了，正如我们在德黑兰感受到的一样。在德黑兰，我问一位生于美国但在伊朗工作的电视主持人，战争发生了，你会怎么办？她笑着说，你这是FBI的问题啊。然后慢条斯理地解释，美国不会那么做，那样做不符合常理。伊朗的位置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战争会让整个世界陷入灾难，美国不会这么愚蠢。不只一位德黑兰民众也都这么想，美国对战争的口头呼喊大大高于实际行动，所谓"战争阴云"只是舆论战。目前美国人伊朗划了两条红线，一是伊朗拥有核武器，二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现在远没有到那个时候。伊朗不会寻求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连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那么困难时，伊朗都没有封锁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更不会主动封锁。内贾德反复宣称，伊朗不会寻求拥有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的。一位在伊朗多年的中国企业家也承认，伊朗缺少发展核武器的决心。所以，美国远没有找到突袭、进攻或发动一场大规模对伊朗战争的理由与准备。反美主义者会认为，伊朗有没有核武器，不是伊朗而是美国说了算。美国想打，谁都挡不住？但美国真想打吗？五六年前，伊拉克战争刚偃旗息鼓，就传闻会有伊朗战争，当时中国驻伊朗人员一度都准备撤退了。但伊朗战争始终就像"狼来了"一样，喊得越多，反而更不会让人相信。道理很简单，伊朗是"狼"。如果灭了伊朗，阿拉伯世界就不需要美国及其军火，就会赶走美国。美国只是"驯狼"，而非"杀狼"，美国想扩大伊朗威胁，制造阿拉伯人的恐惧，永远保持中东世界的平衡。只有失衡时，美国才会动手，比如1991年萨达姆的疯狂。由此看，美国的伊朗政策只是全球"离岸平衡手" (off-shore balance)战略的一个浓缩。就像平衡中国与日本、印度与巴基斯坦、北约与俄罗斯。平衡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将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长期核心。当然，它现在对伊朗做的，无非只是以压促变，通过制裁强迫伊朗屈服，让它变乖一些，变老实一些。接下来的疑问在于，这些对伊朗的制裁有用吗？英国《独立报》在年初刊发过一篇题为《制裁只能深化伊朗危机》的文章，其中指出："将伊朗妖魔化只能说明，以色列及其右翼美国盟友对伊朗政权更迭而不是德黑兰核计划更感兴趣。"文章还提到，"制裁令伊朗人陷入穷困，50万儿童死于制裁"。事实上，制裁引起的非人道主义后果还很多，比如，伊朗30年来无法更新航空设备，导致机型老旧，25年来15架民运飞机坠毁，1700多人丧生。就像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古诗，在德黑兰，我看着该有钱的照样有豪车名牌，而街上走的不少貌美姑娘黑袍里露出的裤、鞋又显得陈旧、过时，一种辛酸感不觉而生。美国的制裁，到底是制裁谁呢？美国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在反对伊朗的"独裁"。伊朗是否独裁，权且不论。但"独裁"不会利于平民的福祉，"制裁"同样不会。国外的强权与国内的强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真是困惑思想者的政治学悖论啊。（七）以色列与伊朗的涟漪在伊朗的第五天，我碰上了以色列驻格鲁吉亚、印度使馆的爆炸案。以色列第一时间指责是伊朗所为，伊朗则反咬是以色列自己人干的。在伊朗外交部，一位参赞气愤地说，这就是以色列"苦肉计"，他们以前常这么做，为的是打造悲情，制造伊朗与中东国家的紧张关系，强化西方对伊朗的政治压力。但这种计策太"拙劣"，现场没有以色列人伤亡。以色列想以这种方式与伊朗斗，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那种咬牙切齿的劲儿，就像伊朗与以色列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但这又是一个错觉，正如误以为伊朗是邪恶的国家一样。在亚马逊网站，几个月前出版的《在狮子的阴影下》（In the Lion's Shadow）一书非常畅销，讲的是二战中伊朗辛德勒的真实故事。一位叫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的伊朗驻法国外交官，在1941年冒着巨大风险躲过盖世太保的眼线，签发了1000多本犹太人护照，大概救出了2000到3000名伊朗犹太人。撰写这本书的是伊朗裔美国人法里博尔兹•穆赫塔里。他估计是受了伊朗电视剧《零度转向》的启发。2007年，这部电视剧在伊朗电视台热播，讲的就是原型来自于萨尔达里的故事。当时国际上一阵热议，因为总统内贾德不久前刚说完"要从世界地图里抹去以色列"。一位记者追问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内贾德疯狂言论与《零度转向》的关系。内贾德的回答是："我们热爱所有的人民，我们是犹太人的朋友，今天有许多犹太人在伊朗活得很自在。"《零度转变》编剧兼导演法特希也公开表示："伊朗人民一直客观地将普通犹太人和以色列政权区分开来。"在我这样的第三国人看来，那些话恐怕不能视为谎言。阿拉伯国家常常指责什叶派的伊朗不包容，很褊狭，但事实是，伊朗是世界上犹太人数量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在伊朗，波斯人仅占66%，阿塞拜疆人占25%，库尔德人占5%，除了犹太人外，还有阿拉伯人、巴克台里人、洛雷人、俾路支人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很明显，这是一个"多民族成色"很足的国家，超过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常识告诉我，伊朗对待其国内犹太人的态度，不会低于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平均值。而史料也记载，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时，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就下令遣返了4.9万犹太人。伊以关系真正变坏，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后，伊朗认为，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走狗"与工具，以色列是"毒瘤"，于是才有了两国交往"冰河期"。换句话说，波斯人与犹太人交往了2700多年，真正交恶的无非就是最近的30多年。他们彼此间没有战争与其他武力冲突，历史上更多的是文化与宗教往来。我有点怀疑，这些年，伊朗与以色列除了双方高层过把嘴瘾的狠话之外，相互之间的民族隔阂，是否比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更深？这两天，就是为了名古屋市长的一句否认南京大屠杀，中日邦交40周岁的生日都大有不过的趋势。换句话说，即使中日的"婚姻"已接近于"金婚"，但双方过得并不开心；而以色列与伊朗连恋爱都不是，双方都放了要对方死的狠话，但内心却常有涟漪之波。毕竟，有多少人知道，包括以色列前总统卡察夫、前国防部长莫法兹等许多以色列精英，都是来自伊朗的移民。伊朗可是不少犹太人高层的祖国啊。对于伊朗人来说，以色列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了解以色列，远甚远其他阿拉伯国家。一位外交官跟我说，2006年、2008年以色列曾与黎巴嫩、巴勒斯坦两次冲突，都被"打败了"，以色列的军力根本不行！过去半个世纪，阿拉伯人屡屡败给以色列，但伊朗人不信这个邪。伊朗人的自信或许是有理由的，虽然以色列有核武器，但以色列国土面积小，没有战略纵深，对于伊朗的导弹打击，以色列没有还手之力。那么，为何以色列有一些"喊战"的声音，一位伊朗学者说，那是他们的政治表演，他们像向欧美施压，制造"如果欧美不动手，以色列将会出手"的假象。但以色列远未到灾难临头的地步，为何要引火烧身呢？他说，据我可靠消息，以色列是否进攻伊朗，远还没有进入议事日程。（八）德黑兰的屋顶宁静的屋顶，柔和的月光，朦胧的人影，懵懂的恋情，在小说《德黑兰的屋顶》中，伊朗裔美国作家马赫布•萨拉杰用清新笔触，讲述了1970年代德黑兰青年在夜幕降临后站在屋顶大喊，表达反对政权、向往自由的故事。2009年，这部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让全世界的反伊朗者心有戚戚。我在德黑兰，看到的市貌与小说里的差不多，有欧式的咖啡馆、西式的着装、西方来的电器与汽车、美国的音乐，但从没有听到屋顶上的呐喊，这多少让我有一些茫然。一些欧洲人读了高行健小说后再来中国，同样会发现一些相似之处，但肯定也会有找不到"灵山"的茫然。不过，有一次，在伊斯法罕闹市区，两位衣着时尚的年轻情侣走近作为外国人的我，悄声用英文说了两遍："这里没有自由！这里没有自由！"然后暗暗挥舞V字手势快速离开。我问一位伊朗学者，伊朗到底有多少反对派？他回答，大概1%－2%，其他都是政权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两者主要差异是对西方的态度，共识则都是维护伊朗体制。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提出与美国的"文明对话"，一度缓和了伊美关系。但"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迅速将伊朗划为"邪恶轴心"，否认伊朗选举的合法性，指责伊朗庇护"基地组织"支持巴基斯坦"恐怖主义行为"，这等于煽了以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一个耳光，伊朗国内保守派趁机上台，伊美关系急转直下，恶化至今。在伊朗革命日天，巴列维王宫门票免费，许多当地人前来瞻仰1979年霍梅尼革命时推翻的老国王的故居。有当地人说，伊朗人多多少少有点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全盛时期。不过，当问及是否愿意回到巴列维王朝那样西化、与欧美国家亲密无间时，三位德黑兰人都迅速回答："不！"怀念巴列维的思潮在流行，主要是因为2011年底以来西方的新一轮制裁，多少让伊朗人感觉到水漫脖颈。2月中旬，美元兑伊朗货币里亚尔的官方比率是1：12100，但在购物时，商场通常都以1：17000来折合商品的美元价格。伊朗实际失业率已高达20%，通胀率达成40%，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在德黑兰，1公斤羊肉的价格是25美元，干巴巴的馕每个1美元，稍像样点的餐馆人均消费至少20美元，但德黑兰普通人的月薪不过300－500美元。这样的经济状况多少让城市居民有对内贾德的抱怨声，所以才会出现内贾德革命日演讲一半左右听众退场的现象。不过，对于西方的制裁，我们在德黑兰的司机是乐观的："制裁下的生活虽然很难受，但我们伊朗人早就习惯了。"的确，被西方制裁了30多年，德黑兰隔几百米就有烂尾楼；离机场不远的霍梅尼墓修了10多年，仍只完成了一半；马路多是双车道；高楼、新楼不多；没有像北京王府井、上海淮海路那样的购物中心，最繁华商业区多数是百余平米左右的商铺，商品种类也不多；大多街道两旁都有明沟，淌着山上雪水或污水；路上跑的汽车基本都相当于中国国内10万元左右的中低档车。对习惯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街景很容易让人想起15年前的中国。但一个事实是，人口1600万的德黑兰，仍是西亚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在伊朗的每一个小时，我都能小本子记下观察到的细节，各种关联式也在脑海中生成：引进西方文化≠向往西方体制，对政府表达不满≠反对现存体制，反对体制者≠伊朗主流。这些复杂的不等号，美国人似乎并不懂。30多年来，他们对待伊朗的方式是简单而粗糙的，植下的只能是伊朗人心中的西方仇恨，就像1960年代中国人内心的"打倒美帝"一样。很少有美国人相信，让"美帝"变成"美丽帝国主义"的路径，从来不是靠强硬或制裁。欧美想以制裁、战争威胁、依靠一些反对派的方式让伊朗"变天"，就像当前想颠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结果应是可以想象的。"西方主义"的思维局限，很难让欧美人辨识"体制依赖"、"民族复兴"、"生活抱怨"、"自由主义"等内容在伊朗民众心中的成色。至少我看到的许多伊朗裔美国人的作品中，呈现的仍是那种迎合西方逻辑的后殖民主义语径。想一想居住美国的那些中国异见者写的小说、杂文与中国观察，就可以明白，它们内容只是观察的一个角度，但不足以让西方人全面了解真实的中国。所以，《德黑兰的屋顶》也只是其中观察伊朗的一部分，西方人了解伊朗恐怕需要更多的视角。（九）唯一信得过中国？不得不感慨，伊朗第一次让我有种明星的感觉。15年前，一位在本国从事机械修理的美国朋友志愿到兰州教英语，受到了市政府、大学老师与学生的热烈欢迎，他受宠若惊与我说了同样的话。一国国民对于外国人的情感与偏好，整体上会与该国的财富与发达水平相关。虽然中国一些知识精英不一定认同此判断，但我在伊朗的确享受到了15年前这位普通美国人在中国的礼遇。在革命现场，乌泱泱人群的前排伊朗年轻人看到我们这些新鲜的外国面孔进来，都兴奋起来，狂叫、蹦跳，振臂高呼，眼神里闪烁着光彩，有的还喊"中国！中国！"走在伊朗大街上，常会有许多伊朗人来搭讪，知道我们来自中国后，都伸出大拇指，希望合影。在伊斯法罕四十柱皇宫，一个学生旅游团在合影后，用鼓掌演绎了一段感谢辞；一位头巾店老板知道我老家是浙江义乌，激动得想拥抱。他指着自己店里的头巾说，至少1/3都是从义乌进的货，每半年去一次。一位德黑兰商人用"商品民主"一词高度评价中国，没有"中国制造"，全世界哪有那么多人能平等享受物美价廉的商品呢？在航班上，空姐放下工作想与我聊中国话题；在大巴扎，商户们走出商铺招呼着"你好！"中国人在伊朗的名声的确不错。随团年龄大一些学者也感慨，过去被人问国籍的顺序一般是，日本人？新加坡人？台湾人？香港人？然后才有可能是中国人。现在则变成倒装模式。看着东方面孔，对方首先会问"是中国人吧？"不出国，真的很难知道中国崛起的显性效应。在那些发展中的、经济仍然有困难的国家，这种效应会更明显。我问一位伊朗官员，谁是伊朗的朋友？他答，中国、土耳其。"俄罗斯呢？"他答，俄国曾入侵过伊朗，不可信！"那委内瑞拉呢？"答：委内瑞拉一国寄托于一人，不确定性太强！但中国与伊朗从没有历史过节，是可交的朋友！这算是给我的经历安了个官方说法。但有意思的是，有些中国人对伊朗缺乏必要尊重。在德黑兰入关处，我听到有中国人抱怨入关慢，"难道还怀疑中国人想移民伊朗不行？谁会愿意呢？"嫌穷爱富的中国人有时情不自禁地会把坏毛病带到国外，就像随地吐痰、显摆炫耀等毛病常被外国人诟病一样。其实大可不必，中国与伊朗有太多相似性，中国不必觉得比伊朗高明多少。从历史进程上看，中国与伊朗都是文明古国，2700年前波斯文明兴起并扎根于伊朗高原。中国与伊朗是全世界仅有的、其文明在本土延绵不断的两个国家。2000多年前的波斯文与古汉语，同样会被当下的伊朗人与中国人识别。这一点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印度文明都无法做到。中国人与伊朗人有必要为两国文明的伟大生命力而干杯。从民族情感上看，中国与伊朗都有沉重的历史悲情。历史上，两国的东、南、西、北都受过外族的入侵，尤其是近代以来，两国觉醒的民族意识更放大了内心的历史怨恨，强化了自我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体现在独立自主、民族复兴的梦想追求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两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精英层，对欧美双重标准人权指责的不满，以及对所谓的"普世价值"带有浓重怀疑意识。从地缘政治看，中国与伊朗都陷入了复杂的、天生的地缘宿命中。两国都没有美国那么幸运，美国只有两个邻国且都是相对弱国，但中国与伊朗却有两位数的邻国，且大都有制衡力量，地缘环境极其复杂，对两国政治家的纵横捭阖能力是极大的挑战。稍有不慎，国家就会面临被肢解的危险。我数次听到德黑兰人说，巴林、阿塞拜疆原来都是伊朗国土，这种耿耿于怀很像不少中国人说外蒙古、外兴安岭以前都是中国国土一样。民族的危机意识，中国与伊朗应当有心理共振。从西方战略看，中国与伊朗是被锁定在一起西方尤其是美国战略视野的对立面的。比如，2012年1月刚刚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唯独将伊朗、中国视为在中东地区、东亚地区的战略对手。对于改变中伊两国的体制，西方国家也有相当的战略共识。中国与伊朗的精英层也有战略共识。当然，中伊两国的矛盾同样存在。伊朗实行全面与美对抗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和谐世界的战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方针，是格格不入的。伊朗对华的石油出口常常存在着苛刻的要求，这些要求远高于其对希腊、土耳其、叙利亚等国的优惠。伊朗战略逻辑中仍认为，中国对伊朗的需求，远高于伊朗对中国的需求。中国迄今有几十个"战略伙伴关系"，但至近还没有与伊朗商讨过类似关系，这些都是限制中伊关系进一步走近的深层矛盾。在伊朗期间，曾一度曝出伊朗总统内贾德将于3月访华。第二天，副外长拉明•麦赫曼帕拉斯特向笔者透露，内贾德总统如果能成行，那将是中国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支持与鼓励。目前是中伊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国际体系正在迅速转型，如果中国与俄罗斯能够团结起来发挥更多作用，世界将是另外一种模样。中国肯定不会与伊朗联合反美。那么，伊朗希望中国未来的发挥怎样的作用？或许伊朗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穆罕默德•卡马尼的话有一些代表性：伊朗希望能与中国寻求更大的战略和政治合作。虽然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为了伊朗而反美，但伊朗希望中国能够扮演更重要的政治角色，毕竟中国的经济已羽翼丰满，只有政治的全球崛起才能真正插上腾飞的双翼。（十）观察伊朗的另三种视角"被妖魔化的伊朗"，这是笔者所在访问团结束伊朗之行后的一致感受。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有不少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议员、学者、记者在短暂游历后也会发出"被妖魔化的中国"的感慨。我承认，访问肯定是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入了解，但类似的巧合恰恰说明，欧美媒体在报道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的国度时存在着偏差，甚至是误导。许多时候，这些误导成为主宰全球的霸权信息。我们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一趟伊朗，就像不可能所有西方人都来一次中国。于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情感偏好，便会造成令人担忧的负面现象。根据皮尤的调查，中国人越来越不喜欢伊朗了，不喜欢的比率从2006年48%上升到2010年的60%。西方媒体对伊朗的"妖魔化"报道，被国内媒体大量转引，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跟随西方逻辑，认为伊朗是一个专制、封闭、混乱、非理性甚至是流氓、邪恶的国家。比如，近月来，我几次听到个别学者、媒体人在思考"伊朗如果攻击美国本土，该怎么办"的问题。仔细研究发现，这几位朋友可能都看了一篇被中国互联网广为转载的、标题为"伊朗想袭击美国本土"的文章。实际上，那只是美国情报高官的一定揣测与炒作，中国媒体却将其作为事实来报道。为什么不用常识想一想，伊朗怎么可能会采取这种"自杀"行为呢？在强大的西方传播力面前，中国一些知识界人士可能忘记了基本常识。现在看来，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中国学者，以其相关政策研究人员，都需要超越西方视角，寻求于更独立的思考、更谨慎的判断。在此，笔者简要提供除西方逻辑外的另三个视角，以供参考。一是伊朗视角：综合伊朗官方的看法，伊朗是一个自由、民主、独立、有尊严的国家，政教合一的体制相对完善。目前的全面反美战略是被美国压迫所为，得到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中东许多国家的支持。伊朗意味着伊斯兰复兴的标榜性力量，其发展模式对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周边一些长期受美国压迫的穆斯林国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伊朗人看来，伊朗是一个和平国家，追求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基本权利与尊严。伊朗不仅是一个区域大国，且在全球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伊朗的价值观是有别于西方的独立存在。诚如伊朗著名学者扎比胡拉•萨法在《伊朗文明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一书所说，自古以来，伊朗就为世界做出诸多贡献，比如基督教礼拜日的仪式、耶稣诞辰，都可能来源于古波斯的光明神；伊朗是最早主张思想自由的国家；善待犹太人；发明了象棋；创造了中东最早的灌溉系统；打造了沟通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丝绸之路最关键的一段；发明的税法至今影响世界，等等。在这个视角中，伊朗完全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国家存在。二是世界视角：美国研究文明史的知名教授詹姆斯•库尔思曾说，世界文明正在从现代全球文明向轴心文明时代转化，这些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轴心文明，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逊尼派中。这些文明的共同特点就是，对以美国主导下的现代全球文明进行抵制。从这个角度看，伊朗什叶派抵制美国，只是世界新文明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而已。在这个特征中，美国有时被认为是普世文明，有时反而也被认为是只有实力、没有文明的大国，甚至有时被视为反文明的国家、真正文明的大敌。从当前形势看，2011年"阿拉伯之春"推翻过去许多亲美政权，多少有这些成分。无论如何，伊朗仍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最稳定的区域之一，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视角上看，伊朗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加之伊朗是中东的心脏，可以算是一个转型中的新兴国家。三是中国视角：伊朗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是牵制美国及西方国家制衡中国的重要外部力量。但伊朗核问题也会使中国陷入困境，激化中国与西方在世界观、价值观上的差异，对中俄关系的作用也非常微妙。总体而言，伊朗是西方完全主导世界的"全面不服从力量"。就目前局势而言，如果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这一轮博弈中不幸被"征服"，那么，伊朗势必会成为西方国家下一个征服目标。如果伊朗的石油定价权被西方控制，全球油价上涨，中国将会受到巨大冲击，中俄形成的战略"准同盟"关系也将受到分化，那时俄罗斯有可能将在石油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更激烈的博弈。从这个视角看，如果说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更多地局限在东北亚，那么伊朗对中国的意义则是全球性的。因此，如何利用好伊朗，既坚持伊核问题上一贯立场，又保持与伊朗的合作关系；既坚守对和谐世界的构建，又能够与欧美国家合作竞争，是中国未来急需要破题的重要内容。（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环球时报》记者王文在伊朗访问期间做的笔记

一个典型的维吾尔人一生的大半时间可以说都是在巴扎以及去巴扎的路上度过的。维吾尔人的巴扎文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时间的文化，一种在巴扎日上可以用时间对诸多行为进行铭写、修订的模式和系统。

若你是一位游客，慕名前往南疆的乡村巴扎（集市），在逛完巴扎后，脑海中是否能准确地浮现出这个巴扎的地图？若你是当地的乡亲，当被问及你所熟悉的乡村巴扎时，你会如何加以描述？若被要求绘出你所熟悉的乡村巴扎的地图时，你会先画什么？

本文结合笔者在新疆维吾尔族乡村巴扎（集市）田野调查的实例，分析了南疆维吾尔族乡村巴扎日里的时间规制，指出巴扎日里的时间规制分别由时间频率、时间节奏、以及时间受控与否的观念等三种差异性的规制内容所构成，这三部分规制内容将划分巴扎上不同的群体，并足以解释"赶巴扎"群体间差异性的时间观念与时间认识。

近十年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学术译著相当走俏。该书封面装帧颇具特色——左下角是四个留着辫子的小人物，或虔诚肃立，或惶恐仰视苍穹。书的右上角，以橙色点明“叫魂”二字，在笼罩于周遭令人窒息的一片深紫色中，极具勾魂摄魄之效。这部由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孔飞力（Philip A. Kuhn）所著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一次就印了二万五千册，2002年第二次印刷又改换封面装帧，虽然印数不详，但作为学术著作一版再版（还不包括台湾的2000年版），这应是相当不俗的畅销业绩。 《叫魂》一书说的是清朝乾隆年间让全社会卷入的一桩割辫案——1768年，浙江省湖州府德清县东面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亟待重修。知县从毗邻的杭州府仁和县雇佣了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后者和他的木匠班子随即开始了打木桩入河的繁重劳作。其间，有位叫沈士良的农夫因睚眦小忿找他帮忙，前者深信：石匠们可以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据说这样会给大锤添加某种精神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而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亡。藉此，沈农夫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惩罚两个暴戾的侄子……由此，邪语谣生，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十二个省份的社会大恐慌。当时的许多人都相信，术士们通过对受害者的姓名、毛发或衣物作法，便可使之发病乃至死亡，并窃取其人的灵魂精气为己服务。这就是《叫魂》一书讲述的基本故事情节。孔飞力教授以“叫魂”为中心，向我们展示了清朝统治者如何“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 对于这一学术著作，国内学界好评如潮。平心而论，西方学者的学术视角，常能让“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中国学者，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不少书评都说此书以讲故事的方式展开学术研究，较中国学者习故如常的著述高明几多云云，其实并没有真正搔到痒处。须知——此书原本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他只有以此种方式展开，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网上有一个帖子说，如果让中国学者研究这样一个事件，一文了之足矣，而绝不会花费如此大力铺展成书。此话虽剑走偏锋颇嫌极端，但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西遥隔中外学人治学著述之旨趣不同。现在国内有不少人都爱说自己喜欢《万历十五年》，也很想摹仿黄仁宇的写法，其实，在我看来，要么是史学爱好者对古代“那些事儿”毫无学理的胡扯乱诌，要么是专业史家缺乏应有矜持的逢迎媚俗，总之，在这方面，除了《万历十五年》，没有一部著作是成功的。 闲话少叙，就《叫魂》而言，其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通过认真阅读清宫原始档案，力图勾勒出“叫魂”事件的整个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尤其擅长于对事件背景的诠释，详搜博考，缕析条分，从而展现了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不过，与诸多西方学者相似，作者精于意义的“诠释”，但在“求真”方面仍有待推敲。 该书书名叫“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因此，书中对于此次妖术大恐慌的所有背景诠释，都围绕着乾隆时代展开。但“叫魂”一案的产生，恰恰不自乾隆时代开始。而促使我重读《叫魂》一书的，是我在皖南偶然收集到的一些与“叫魂”事件有关的文书。 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最核心的一份是“治割辫符方”。此份文书中除了一些咒符外，主要有： 查雍正十三年治割辫符方 / 如有割去辫者，用黄纸硃砂写三字，照写二张 / 以一张贴在割辫之处，以一张烧灰用水冲服，写符时念语三遍 / “割符割和尚，祸害自己当；疾速归家去，独自守桥梁” / 药方：硃砂，藁本、盐花、诃丁、独蒜、雄黄（各等分）。右方吃一半，洗一半，外符一张，用黄纸硃砂诚心写就，做红布口袋一个，带在身上以防割辫。 雍正十三年为1735年，较孔飞力所说的1768年要早三十多年。该份徽州文书是张印刷品，这说明它曾在徽州一带广泛散发。一般来说，对于此类文书，时过境迁之后往往会随手丢弃或焚毁，故而能够保留迄今还真不容易！孔飞力引用了《硃批奏折》中一首防范妖术的符咒：“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早早归家去，自家顶桥梁。”这与上述的文书相近，但字句略有不同。“据说用朱砂、雄黄、鸡血（硃砂鸡血的颜色都是象征好运的红色，在丧葬时可以用来抵御秽气）来清洗割剩的头发就可以避害”。这也与上揭徽州文书中开具的“药方”颇为类似。譬如，硃砂也叫“丹砂”，是水银硫磺之天然化合物，主要功效为“镇心安神，止惊悸，辟邪，治中恶蛊毒”。又如藁本，为一年山野生草，其根主治恶风、鬼疰、癫疾等。再如雄黄，主治惊痫鬼疰，卒中邪魔。据《本草纲目》记载：“雄黄能杀百毒，辟百邪，杀蛊毒，人佩之，鬼神不敢近，入山林，虎狼伏，涉川水，毒物不敢伤。”李时珍在“附方”中引证了雄黄的多种用法：如“卒中邪魔”，则用雄黄末吹鼻中；如“鬼击成病”，腹中烦满欲绝，雄黄粉酒服一刀圭，日三服，化血为水；如要“辟禳魇魔”，则以雄黄带头上，或以枣许系左腋下，终身不魇；家有邪气，用真雄黄三钱，水一盎，以东南桃枝咒洒满屋，则绝迹，勿令妇女见知……之所以要用上揭的这些中药，显然是因为“叫魂”案的核心情节是以咒语迷药割人发辫，受害者的症状通常是头晕发抖，而各药的功用主要都是养神安魄，治疗“卒中邪魔”。 另外，孔飞力还引述《字林西报》的一位记者在1876年亲眼目睹的由割辫引发的恐慌，当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衣领上挂有一个装有符咒的红袋，或者将符咒写在一块黄布上，再系在头发上”。可见，类似的割辫事件在清代曾一再发生，民众的反应亦颇为固定。前引的徽州文书不仅是沿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治割辫符方”，而且以黄纸硃砂写就符咒，做红布口袋佩带身上以防割辫的情形，与《字林西报》反映的光绪二年（1876年）“叫魂”案也颇为相似。对于光绪二年的割辫案，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中也有反映，其内容是说当年的五月间，“有妖法剪辫之事”。书中抄录有“张天师禁止切发符三道”，写咒语时须斋戒焚香，念七遍然后画符。其文字左侧随有两道符，其中的符箓与前述的“治割辫符方”颇相类似。此次剪辫事件在徽州持续的时间似乎很长，据民国《黟县四志》记载：“光绪四年戊寅，有邪术剪人发者。先是，大江南北及浙江地方，风传有邪术剪发之奇闻，兹乃蔓延至黟。窃谓此种袤邪，必系愚民受奸人利用，或暗剪人辫，或自行剪之，以神其术耳。” 明清以还，徽州的道教极为发达，休宁县境内的齐云山（白岳）即为道教名山。齐云山道教原为武当山全真派的一个门派（俗有“江南小武当”之说），嘉靖年间，江西龙虎山正一教真人奏令道众诣齐云山为明世宗朱厚熜建醮祈嗣，据说果获灵应，赐建玄天太素宫于齐云岩，天师道正一派遂得以立足于齐云山。正一派以符箓科教为主，主张祛魔祈福，徽州民众遇到像“叫魂”案这样的社会危机，自然要乞灵于以符箓科教见长的张天师。这表现在徽州民间文书方面，就反映为不少符箓以及相关的文字。而前引文书不仅是首次发现的一张“治割辫符方”的实物，而且它还表明，“叫魂”案产生的年代，应当早在孔飞力等学者所了解的乾隆时代以前。 我作上述的推断，自信有着相当确切的根据。此前，日本学者谷井俊仁和孔飞力等人在谈及有关“叫魂”案的社会背景时，曾为我们描绘了十八世纪人口持续流动的画面：“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其实，这种画面的出现，应当更早一些。早在康熙年间的徽州文书中，就有不少针对乞丐及游方僧的措施：“凡有面生可疑、异言异服之人，驱逐境外，不许容留在住，所以防奸止盗，安靖地方也。”（抄本《目录十六条·约保禁帖》）证之以清人詹元相《畏斋日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六月二十一日条，当时，徽州府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詹氏宗祠就曾“出帖驱逐一切闲游僧、道，及面生可疑人，以耳闻邻邑有儿童辈被其阴害故也”。这条记载与乾隆朝的叫魂案极为相似，这就像孔飞力在描述在萧山发生的“叫魂”事件时提及的那样：“……焦虑不安的村民们很快便围了上来。他们中有些人早就听说，这些天从外地来了一批叫魂的术士，四处游荡，在孩子们身上施展法术，使他们或者生病或者死去。”由此看来，前引“治割辫符方”透露的雍正十三年曾经出现的割辫事件，应当不是空穴来风。据此推断，割辫引发的危机，早在清初的康熙年间就已出现，并在有清一代时隐时现。 孔飞力曾指出：“四处飘泊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还是平民），由于在社区内缺乏联系纽带，便很自然地成为可疑分子。他们固然不会有个人恩怨之类的犯案动机，但他们也同样缺乏社会的制约以及对于社区的责任感。除此之外，农夫村民在见到任何外来人时的那种排外情绪也会起作用。害怕他们会施行妖术就是一种很合理的情绪了。”为了祛除此类的“社会紧张”，对于流丐等外来“社会闲杂”的驱逐，也就成了始终困扰农村基层社会的重要难题。不过，随着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人口压力的进一步增大，类似于乞丐、游方僧这样无根无底飘泊异乡的“社会边缘人”愈来愈多，单纯的驱逐显然难以奏效，于是，我们在反映徽州基层组织的文书中，就看到清末民国时期打发外来乞丐的专门开支。看来，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大批的流动人口，使得整个社会均处于极度脆弱之中。以致一有风吹草动，流言即广为传播，从而引发大范围的恐慌——这大概就是从古至今“叫魂”以及类似事件在中国社会一再重演的原因所在。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